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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新官“三把火”的时候有个共同特点，即引起了上级的注意。也就是说他们释放出的信息、打造的自身形象直接影响到了日后的仕途。新官上任头三年磨勘中，除了学习官场规则和建立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如何打造自己的形象，若能引起上级的注意，那便安好。进入仕途并不代表一劳永逸，每年有退休的，亦有新官加入，形成了一个新陈代谢的循环机制，造成竞争不断地加剧。
1.“三把火”与“泼冷水”
翰林学士的政治身份很高，没有正俸使得这一职位的光环与实惠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发放的津贴不够买酒吃，每个月部门公使钱平摊到个人头上也没几吊。清水职位该如何豪夺巧取？陶谷有办法。
陶谷，宋初名士，原与赵匡胤共仕后周，他的著作《清异录》是研究宋代历史的重要笔记资料，保存中国文化史和社会史等方面诸多重要史料，该书中一半以上的条目被《辞源》和《汉语大词典》采录。
翰林院刚来的权学士有匹日驰数百里的好马，陶谷相中了。宋代大臣卿相上班骑马，明清时期才坐八抬大轿。《涑水纪闻》载，仁宗时参知政事石中立性格幽默，当了副宰相依旧诙谐不改。一日下朝马惊了，石参政从马上摔了下来，左右大惊失色，忙上前扶起来问是否需要就医。石中立戏曰，幸亏是“石参政”啊，这要是“瓦参政”，非得摔成齑粉不可。宋代官员骑的马等于今天的私家车，是交通工具的一种。权学士的明显是宝马车，坐着上下班有面子。陶谷直接向他索要，宝马良驹谁能舍得给你？权学士就说，陶学士想要，诚当拜献，但因我岁数大腿脚不利索，再等两年也就致仕了，到时候当礼物献给你。陶谷话锋一转，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了，这番话本学士甚为感动。
权学士的拒绝在情理之中，在感情因素上陶谷是可以理解的，两人关系一般，凭什么把昂贵的宝马车给你？你又不是皇帝，说的话又不是圣旨。理解归理解，见到权学士的宝马陶谷心痒难耐，叵耐翰林学士毫无实权，没什么拿得住人家的。能够担当翰林学士，其学问是公认最深的，对经史子集有所研究，譬如与陶谷同在翰林的《宋刑统》主编窦仪。然而，学问做深了的人容易掉进去，权学士眼瞅要退休的年纪才混到翰林学士的位置，可见一辈子死读书，不谙官场之道，不识官场规矩。陶谷很快发现了他的弱点，起而攻之。
一次起草密诏，陶谷崇拜地看着权学士说，我非常喜欢你的破体字（古代简体字），你来写吧！新来的权学士想到自己的书法有机会展示在皇帝面前，跟打了鸡血似的，没多想提笔草拟完成。陶谷拿起奏本扫了眼，方才对他书法的欣赏转瞬变作笑里藏刀。陶谷说，帝王密诏乃国家机密大事，必须要先经过皇帝批准。如今你未经批准擅自写诏，你想干什么？如果密旨泄露，罪将不赦。
权学士吓得浑身冷汗，陶谷轻描淡写地说的这两句话着实瘆得慌。泄密和疑似造反两种罪名，哪一样都是他不能承受之重。权学士哭天抹泪地辩驳自己刚来的不知道规矩云云，请求陶学士大人不记小人过放他一马。陶谷说，放过你可以，把你的马给我。权学士这才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只得献出宝马。
《国老谈苑》中的这则陶谷轶事，并非是简单的索贿故事。姑且不论陶谷人品如何，通过这则故事能够看到官场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狭义上指刚刚入仕的官员热血沸腾，然后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大捞政绩。在故事中不难发现，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其实是个陷阱。官员燃烧“三把火”的同时政敌早已准备好了冷水，等利益机会出现会毫不犹豫地泼洒。权学士刚刚调入翰林学士院，如同刚上任的新瓜蛋子，对该部门的各种规矩不熟悉。老同事陶谷游宦多年，从后周到大宋，政治经验颇为丰富，看准了他这一点，所以敢公然索要良马。陶谷也料到权学士定会拒绝，略施一计，从被动想要变为主动索取。
刚刚入仕或晋升其他部门等，严格意义上来说属于“新官”，平调则不算在内。宋代新官入仕的头三年磨勘，很少有一鸣惊人的。即便有经天纬地的才能，也不具备施展的平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前三年旨在学习各种官场规则和建立关系。如若碰壁，上面的权学士即是活生生的例子。所以可见，“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广义概念是指一位官员在仕途晋升的各个阶段的把控。
陶谷仕后周的时候受到世宗柴荣的重视，经常派他出使南唐、吴越等割据政权。其时的政治形势，后周独霸中原，北拒契丹，南欺诸侯，占据着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中心，那是不折不扣的强国。正所谓弱国无外交，南唐大使来朝见后周世宗谨小慎微，相反天朝使者去弱国等于京官下地方，一路神气得不行。鉴于国际关系，谁出使江南下国那都是一次发财的良机，陶谷充分地利用“天朝来使”的身份公然索贿，连吃带喝带拿带骂。
《国老谈苑》载陶谷出使吴越期间，当地官员热情招待，好酒好肉准备着。很不凑巧陶谷闹眼病，在驿馆里面不出来。天朝使者这是啥意思？吴越众位官员一合计，很快明白了，大家虽不在一国为官，但本质一样。官员派人去驿馆探望陶天使，直截了当地问：“何所欲？”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陶谷毫不客气地说，给拿十个金钟吧！金钟要么是蟋蟀要么是紫砂壶，总之是吴越的土特产，很昂贵的东西。吴越方面满足了“陶天使”的要求。陶谷当即出席宴会，并写诗表达谢意“乞与金钟病眼明”，意思是说只要到手钱不少，啥病保准都能好。陶谷带着吴越的礼物回京复命，临行时答应人家等我好消息，给你们在吾皇面前美言几句云云。哪承想陶谷到了本国境内赋诗于邮亭（当时的信息传达网点）：“井蛙休恃重溟险，泽马曾嘶九曲滨。”令人全国传诵。诗句意思平白直叙，井底之蛙依仗江南河流纵横之险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国早晚灭了你们。与后世京官出差的意义大致相同，因为有东西可拿，很多京官愿意下地方出差。并非所有出差皆能拿到好处，如陶谷后来出使南唐时闹出笑话，直接影响到了他的仕途晋升。
陶谷出使吴越大长后周志气，于是柴荣又派他出使南唐，又一次连吃带喝带拿带骂人的机会来了。陶谷一展天朝来使的威严，仗着本国强大专门侮辱下国。招待会上，陶谷对中主李璟出言不逊，挖苦讽刺，以太子李煜为首的诸大臣敢怒不敢言。
南唐方面招待得不错，然而长达两个月的出使令陶谷百无聊赖，遂在驿馆墙上写道：“西川犬、百姓眼、虎扑儿、公厨饭”。韩熙载看过后弄不明白什么意思，拿给宰相宋齐丘，宋说：“这是字谜。‘西川’即是‘蜀’，‘蜀’加上犬是‘独’字；‘百姓’为民，‘眼’为目，合起来是‘眠’字；‘虎扑儿’是指爪子，‘爪’、‘子’两个字合并是‘孤’字；‘公厨饭’是官家的食物，‘官’字加上食字旁是‘馆’字。连起来就是‘独眠孤馆’。”韩市长恍然大悟，原来天使寂寞在唱歌，这事好办了！
某天，陶谷眼前一亮，驿馆来了一绝色美女，自称驿吏之女秦弱兰，弊衣竹钗，美得那叫一种原生态。陶眼珠子差点儿没掉下来，顿时抓了狂。秦姑娘经常在驿馆里晃悠，擦擦扫扫的，举止端庄，陶谷情不自禁春心荡漾，按捺不住激动的内心，遂写了首《风光好》，词曰：“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没必要去理解词的意思，完全是情书求爱信。
情书发出后没了音讯，秦姑娘不见了。陶谷郁闷之下，选择了回国。太子李煜设宴送行，陶谷又拿盛气凌人的样子，把被甩的气撒到了南唐公卿大臣身上。这时，李煜让歌姬出来献歌缓解下尴尬气氛。陶谷一看那不是朝思暮想的秦弱兰嘛！更令他气愤的是秦弱兰开口唱的竟是他那首《风光好》。陶谷羞愧难当，当天回了国。秦弱兰不是驿吏之女，她是江南名妓，韩熙载和李煜下了套给陶谷设美人计，成心让他出丑。
事儿还没完。陶谷从南唐灰溜溜回到开封，本以为没事了，没想到《风光好》如同一夜爆红的流行歌曲，竟在开封城里传唱开来。世宗柴荣想以这次出使南唐大长天朝颜面为由给陶谷加官晋爵，当提出要给陶谷升官时，遭到了时任宰相的范质的强烈反对，理由是陶谷看着道貌岸然，实则品行不端。虽无人告诉柴荣，但他也听到了些风声，想着提拔下你，瞧你这把火放的。陶谷被冷落到了一边，仕途晋升遭遇了冬眠期。
不久，政治性大逆转，大宋建立。陶谷见风使舵，依附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赵普。在宰相赵普的帮助下，陶谷任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才有了前面要宝马的事儿。这把火陶谷原以为烧出了热量，没想到再次被泼了冷水，这回泼他冷水的人是赵匡胤。
入宋后，赵普一家独大触碰了皇权。官场，最大的沉浮无外乎“平衡”二字，皇帝与大臣之间保持着某种平衡关系，一旦平衡关系被打破就会出现斗争。《宋史》载熙宁变法的时候，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答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宋代政治敦厚，重文抑武，形成了皇帝与文臣共和的政治形态。帝国好比是家股份制公司，皇帝是大股东，占一半股份，其他臣子占另外的一半。如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院使、三司使、知开封府事等宰执阶层的官员占的股份比例比其他大臣要多些。赵普为相之际大权独揽，到了有政务独自处理、不向最高领导请示汇报的地步。他所占的股份一下子多了起来，打破了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平衡关系，是以赵匡胤出手对他进行了打击。
赵匡胤找到与赵普有隙的窦仪。一因窦仪与陶谷同为翰林学士，同行是冤家，两人动不动就在学术上掐架。陶谷背后有赵普挺着，排挤窦仪。宋初时，赵匡胤想选个从未使用过的年号--乾德，来自《易经》“木大哉乾元”，象征北宋初年欣欣向荣之意。宰相赵普拍马屁说这个年号非常好，没多久宋灭后蜀，发现一面后蜀铜镜上写着“乾德四年铸”字样。赵匡胤把镜子扔给赵普，我宋朝还未到乾德四年，怎么有了这个镜子？赵普文化水平不高，支吾半晌，答不上来。赵匡胤忙召见翰林学士陶谷、窦仪。窦仪就说，此物不是后蜀的，必为前蜀之物，前蜀王衍用过“乾德”年号。赵匡胤瞪了一眼赵普，感叹“为相还得是读书人”。
有这么一次小过节，赵匡胤对窦仪面授机宜，希望窦仪出面揭发赵普的各种罪行，然后罢其相，由窦仪担任。窦仪不是书呆子，他明白在他眼前出现了一个机会或者说陷阱。机会是若肯配合皇帝揭发赵普定能加官晋爵，领导答应的，保准儿君无戏言。然而，赵普不是普通人，年轻时一直跟着太祖打天下，与赵匡胤、赵光义关系密切，宋初各种政治活动均出其手，无论感情、政绩、根基，谁敢动他都得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如果罢了赵普相位，哪天太祖有事想起他重新启用，当年揭发他那人就傻了。窦仪急忙扑灭星星之火，说赵普为开国功臣，公忠亮直，臣不知他有什么不法之事。赵匡胤见他不答应，找到赵普另一位仇人卢多逊，同样面授机宜，卢多逊心领神会，弄掉了赵普登上了相位。赵普被罢相，陶谷仕途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陶谷觉得曾与赵匡胤共仕后周，算是同事关系差得不远，再者说经常作为帝国外交官出使南方下国，自觉对大宋颇有贡献。他乃一文士，想升官又不好意思开口，就托内侍试探领导口风。赵匡胤说，翰林们起草文书皆翻阅前人旧作，改换一下词语罢了。正所谓“依样画葫芦”而已，有什么贡献？陶谷听后顿感无望，心怀怨气地在翰林院墙上题诗一首：“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国老谈苑》）赵匡胤没理他，陶谷只好继续做他的翰林。
前文所叙的权学士被陶谷灼伤，同样陶谷又被赵匡胤灭火，无论权学士、陶谷还是窦仪，他们在面临仕途“三把火”的时候各显其能，取舍不同，仕途结果亦不相同。“三把火”是机会还是陷阱，完全由当事人的政治觉悟决定。此是为官最基本的素质，政治眼光决定了一个人仕途的长久。就好像瓜熟蒂落，“瓜熟”与“蒂落”是质的两个不同阶段，先有了“瓜熟”，而后方能有“蒂落”。官员手中的“三把火”运用得好必然星火燎原，运用得差很可能引火自焚，譬如卢多逊。
窦仪回到家与兄弟们讲了赵匡胤要罢赵普这件事，他由衷感叹道，我是当不了宰相了，但也不会被发配到崖州，老窦家可保全性命。果然如他所料，太宗时赵普复位，卢多逊被贬崖州（今海南省三亚市）。卢多逊罢相贬谪，所有门客一哄而散，送他上路的只有两个，一曰苏冠，二曰种英。苏冠改名为苏易简，于太平兴国五年高中状元。种英改名为种放，通过“以隐求名”的方式入仕，新官“三把火”烧得那叫一个面目全非。
2.秩序与圈子--仕途内的橄榄枝
宋初建，对人才极度渴求，一面通过科举考试招揽人才，一面把民间名士笼络过来。宋初有三位名士，陈抟、种放、魏野，一个道家，一个儒家，一个诗人。
种放年轻时参加过科举考试，但没考中，心灰意冷隐居去了，投奔宋初第一隐士陈抟学道。陈抟来头不小，赵匡胤年轻时听过他讲课，父母告诉他要重用陈抟。赵匡胤对他却不感冒，感觉那套东西华而不实，远没有书记官赵普的战略实用，遂拿些钱财打发了他。陈抟命够苦的，半路上被山贼打劫了。种放找到他学道，大侃官禄非我所愿。陈抟一言戳穿了他的面具：“君首相当尔，虽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异日自知之”（《邵氏闻见录》）。陈抟好预言，说种放日后是当宰相的料，但这一次他预言错了。
陈抟拒绝了他，于是种放与母亲来到终南山隐居，聚众讲学，呼朋引类。种放能喝酒，常与朋友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吃酒。用他自己的话说喝酒不叫喝酒，叫“空山清寂，聊以养和”。种放的朋友们多是当地名流、地方官，所以这种隐居的动机有待商榷了。种放隐着隐着隐出了名气，如《北山移文》描写的以隐求名的假隐士一副嘴脸。陕西转运使宋维翰举荐了他，宋太宗责令当地政府给种放三万钱（三十贯）充当盘缠来京授官。
种放的隐居收到了效果，朝廷向他伸出了橄榄枝。种放刚要接受，他的朋友说话了，地方官有个叫张贺善的与他关系不错，提醒他今天你若赴召，最大的官也就是做个监丞之类的科级职员。种放就问，以你的意思我该怎么办？张贺善支招，你不如称病不去，日后再召怎么也得是个厅局级干部。种放听从了朋友的规劝，以“恪守隐节”为由，拒绝了朝廷的召试。太宗大怒：“此山野之人，亦安用之？”不复召。种放傻眼了，组织无情地抛弃了他，以隐入仕的梦想破灭。种母对他一顿痛骂，你已经打算隐居，讲学何用？要么你就去做官，要么就消停待着，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种放这次听了母亲的话，搬一处穷乡僻壤，过着清贫生活。转眼间三十年过去了，老板换了宋真宗，机会再次降临。宰相张齐贤举荐了他，有了上一次吃亏的教训，种放老老实实赴召，授官左司谏，年过半百的种放欣然接受了（《事实类苑》）。
入仕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有才能的去科举，没能力的走关系。显然种放是想通过“以隐求名”的方式进入体制内，太宗时他失去了一次入仕的机会，换来了三十年的清贫生活，代价太过沉重。如今真宗朝一个小小的九品官，种放竟然接受了，忘却了当初“恪守隐节”的崇高理想。支招的张贺善也是一文盲，若不然怎会在地方工作，与种放结交的人竟然史上无名，足见其觉悟低下。纵观种放入仕的艰难过程，他不谙官场之道，梦想着一步到位，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加官晋爵人所愿也，前提是需要进入仕途体系。科举落第，又不是打江山的功臣，凭什么上来给个中高层干？那让全国的中高层情何以堪。
进入仕途体系内的种放学聪明了，官路青云直上，历任给事中、工部侍郎，做到了朝廷建设部“二把手”，对他这个毫无根基的人来说算是到顶了。宋太宗说他是“山野之人”一点没说错，当上了高官的种放飘飘然，老毛病又犯了。澶渊之盟后，宋真宗迷上祥瑞，全国各地找。一次西祀，路过种放家，其时种放大哥去世，种放居丧在家。走到半路上宋真宗犹豫去不去西祀呢？召种放来给参谋参谋。种放接到圣旨急忙赶去见官家。真宗大喜，拉着种放的手登上鹳雀楼，邀请他同去长安西祀，敢情是宋真宗想他了。
种放建议，此去长安有三件事不便，扈清跸（道路戒严）、行旷典（制定前所未有之典制）、文颂声（作文歌功颂德），请官家免了吧！真宗同意。西祀结束后，真宗又邀请他一起回京城，种放因为居丧没去。临走时真宗把话撂下了，不用等多久，必召你回京。把大臣们气得眼睛血红血红的，遂有高手出现杀其气焰。大臣先派人对种放说，官家召你回京也就那么一说，你定要恪守隐节。种放深以为然。真宗回到京城果然下了诏书召种放回京。大臣就说，现在召种放他必然辞勉，久而不召，他一定会将自动乞觐，不信打赌试试。真宗不信，下诏，果然种放没来，写了一封问安信。半年之后，报告称种放乞见皇帝。真宗大骇，当时召你你不来，现在不召你居然自动送上了门。忙召见当初那位大臣问道，为何你如此料事如神？大臣斩钉截铁地说，官家没看明白吗？种放为人强持隐节，岂是隐遁之人，无非沽名钓誉而已。他知道现在朝廷宰相位置空缺，才乞觐的，目的不单纯。于是，真宗批示种放所请宜不允。赐银一百两，给你个面子。种放悲愤交加，当年就去世了（《玉壶清话》）。
种放的“三把火”玩火自焚，他的仕途失败，是因为破坏了官场的政治秩序和精神秩序。
宋代重文轻武，文官位置显耀，有不成文的秩序规则。最显耀的当属科举中的进士科，其次是科举诸科，再次是恩荫，最次是特召，大致有这么一个划分区间。北宋仁宗朝国家科举制度已然完备，对于人才的选拔更加严格，宰执多为科举进士科前三等出身、如韩琦榜眼出身、王安石进士第四名、王圭榜眼出身等等。特召为宰执的，要么才华盖世，要么政绩斐然，如晏殊、富弼等。太宗时宰相吕端恩荫入仕，处在他下面的寇准科举入仕，吕端虽是老臣，因两人出身不同，自觉得矮人家一截儿，所以极力推荐寇准。宋太宗选择了两人轮流执政的方式，以此来保持科举与恩荫的平衡秩序。诚然在武官方面同样存在这一秩序，以武举进士科出身为荣，靠真刀真枪打仗上来的毫无优势，譬如仁宗时枢密使狄青，干了不到四年被排挤下野。
有本事的去科举，没本事的靠恩荫走关系，从入仕途径来看特召是最疏远的一种，不算正规军。特召入仕的官员是朝廷的需要，可能并不希望你有所作为，只是花钱供养用来装点门面。特召官员的仕途如履薄冰，加官晋爵容易引起士大夫的诟病。论才华、论政绩、论觉悟必然超出其他官员，达到服众的程度，你的路才会走得坦荡，很明显种放不具备这个素质。再因曾经有一次入仕“污点”事件，让所有士大夫看清楚了他假道学的面目。民间一隐士，年岁不小了，再加上皇帝亲善他，做到工部侍郎，大家都可以理解。再想往上进阶，士大夫们必然群起攻之。种放的根基薄弱，不像特召入仕的晏殊、富弼，在朝经营多年，老人仅剩他们几个了，登堂入室无可厚非。种放的根基薄弱直接导致了他不可能再进一步，其他大臣混迹半辈子有很多未能坐上侍郎职位，才华不盖世，政绩不斐然，凭什么你一上来就给你这个位置？而后故技重施，以隐求晋升，精神方面士大夫对此等官员表示强烈排斥，因为种放是不属于自己圈子里的人。官场是由若干个圈子组成的帝国九连环，文官一大圈、武官一大圈、吏员一大圈。文官里又有进士圈、恩荫圈、特召圈、皇室圈、太子党圈、学术圈、文坛圈等等，圈外的种放被士大夫打击也就可以理解了。
3.形象与印象--混也需要智慧
陶谷公然索贿、种放以隐求名，无论成功与否，他们在新官“三把火”的时候有个共同特点，即引起了上级的注意。也就是说他们释放出的信息、打造的自身形象直接影响到了日后的仕途。新官上任头三年磨勘的日子中，除了学习官场规则和建立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学习打造自己的形象，若能引起上级的注意，那便安好。进入仕途内并不代表一劳永逸，每年有致仕的，亦有新官加入，形成了一个新陈代谢的循环机制，造成竞争不断地加剧。磨勘形象与印象大不相同，恰因外在的或内在的形象支撑了他人对你的印象。主官聚会谈论起新来的进士们，某某内敛、某某稳重、某某嘴上没把门的云云，他们根据什么评价这些新科进士？无疑是新人们各自展示出的形象给了领导们一种印象的表述。宋神宗时皇家歌舞团里有个叫王迥的，人品轻狎，能力一般，但长得帅气逼人，有首歌唱的“奇俊王家郎”就是他。宰相蔡确举荐他为监司（纪检官员），神宗急忙问，你举荐的人是“奇俊王家郎”吧？是的话，朕准了。宋神宗很快地答应了蔡确，因为他对王迥的印象很好，花瓶的作用就是用来装点门面。无独有偶，到了哲宗时，蔡确举荐了当时博学有名的袁应中。这人学问没得说，只是长得太难看，肩胛畸形，面多黑子，给人的感觉是他除了好事之外什么都干得出来。哲宗一瞅，太寒碜了，下去吧！袁应中愕然而退（《萍洲可谈》）。同样是举荐，王迥与袁应中仕途相去甚远，一个在仕途游刃有余，另一个可能一辈子难以入仕，原因是表现于外在的形象给了皇帝不同的印象。
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甲子科，福建晋江人曾公亮考中了进士甲科。这一届的科举状元本该是宋祁的，代替宋仁宗执政的彰献太后以“不欲以弟先兄”为由，乃擢宋庠为第一名，宋祁居第十名，因此兄弟两人有了“双状元”之称。叶清臣考中榜眼，他是宋代著名史料《石林燕语》笔记作者叶梦得的曾叔祖。探花是苏州人郑戬。其他进士有曾公亮、余靖、胡宿、苏涣（苏轼伯父）、程浚（苏轼舅父）等人，其中官位做到宰相的大有人在，福建晋江人曾公亮值得一说。
时年二十六岁的曾公亮下了地方磨勘，做两浙路越州会稽县的知事（今浙江省绍兴市）。上任伊始曾公亮表现出了要大干一场的政治决心，“初试吏，即能听决狱讼”。刚一上来曾公亮就能独立断案，这对新科进士诚然不易，要知道圣贤书有“隐恶扬善”的缺点，教学生们的那套理论与实际相去甚远。年纪轻轻的县太爷对民间案情的逻辑、是非、利益看得颇为透彻，这点值得称道。诸多县太爷喜欢坐在大堂，周围接触的不过三五衙吏，久而久之与民间现实脱了节，从而有了那些哭笑不得的故事。对现实能有清醒的认识难能可贵，何况独立断案。譬如《鹤林玉露》载，国子监将士余曩经常行走于王侯将相之门，对市井一点儿不了解，于是闹出了笑话。有次余曩买了一担柴，花了个天价，六百贯，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贵的一担柴了，吏员们大感震惊。故事的结尾，作者罗大经发表了感慨，“窃叹士大夫所见不如此卒多矣”，像这种士大夫，除了咬文嚼字，不事生产，不如寻常衙役的委实是太多了。
曾公亮独立断案的政治才能达到了“吏莫能欺”的程度，树立了精明能干的县长形象。不仅如此，曾公亮勤政爱民的一面尤为突出。当地农民依靠鉴湖灌溉农田，然而鉴湖经常水满则溢，淹没大量禾田，给老百姓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针对这一现象，曾公亮着手治理，组织人力物力在鉴湖附近的曹娥江堤修筑了“斗门”，其作用是“泄湖水入江”，由江引入东海。如此一来，水患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民受其利。
曾公亮不断表现着积极向上的热忱，尽了地方官的责任，按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平步青云只是时间问题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节骨眼上曾公亮犯事了，成了他一生的政治污点。《宋史》载曾公亮做会稽知县时，“坐父买田境中”，发生了“强买民田”的事情。曾肇（曾巩异母弟）著《曾太师公亮行状》对此事的记载与《宋史》大致相同，会稽任内强买民田铁证如山。《宋史》说是曾公亮的父亲干的，《曾太师公亮行状》说是曾公亮的亲戚干的，说明强买民田的并非曾公亮本人，属于官员家属犯错误。不管谁干的，总之曾公亮受到了牵连，“谪监湖州酒”，贬谪到了湖州监湖州酒务，未免令人扼腕叹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界新星，转瞬即逝。组织上有心提拔，碍于此事的影响，只能等待了。数年后曾公亮才进入京城，入中央任国子监直将，皇三年（1051年）升翰林学士，距离强买民田案已过了二十四五年，可谓影响深远。
仕途“开门红”阶段突如其来地发生了强买民田案，对曾公亮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让他付出了二十多年的代价。如果没有这件事，以他的政绩应该很快晋升成为州、府的主管，而后调入朝廷再混几年，复制寇准三十三岁为相的神话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后院失火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朝廷官员，很多人身正不怕影儿斜，叵耐祸起萧墙，被人抓到把柄，那么仅剩下两条路可走了，要么死得憋屈，要么死得壮烈。再多的政绩与道德的污点在中国官场难以达到平衡。就好像一个坏人干了一辈子恶事临死前做了件好事，人们会说良心发现浪子回头，反之，一个好人干了一辈子善事临死前做了件恶事，我们说他晚节不保，与“贞女失节不如老妓从良”的道理相同。
后院起火是极为严重而且难以解决的政治荆棘，有太多的官员败在了这点上。官员本人清正廉洁，保不齐家属不拿钱，教育好了家属，保证不了门客幕僚不犯错。期望所有官员都像包拯遗言中说的“后世子孙有当官的，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后不得葬于祖坟中。不从吾志，非我子孙”，那也不现实，更不可能。家属问题值得每位官员重视，本人可以抵御糖衣炮弹的进攻，难保家属、门客、幕僚也可以，到时候他们所作所为的恶劣影响，朝廷及民间会一并算在你头上，由你的仕途埋单。
曾公亮任翰林学士后仕途晋升明显加快，宋仁宗嘉元年（1056年）为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韩琦共同主持朝政。宋神宗时期以仁宗朝老宰相的身份鼎力支持王安石变法。宋神宗召王安石犹豫不决时问他，王安石历经两朝，今以有病为由累召不起，是真有病在身还是有所要求？曾公亮说，一定有病在身，要不然不能不来京城。另一位宰相吴奎说得更直接，王安石与韩琦有隙，所以才不肯入朝。我与王安石在群牧司共事过，王安石刚愎自用，所论阔迂。万一用之，必紊乱纲纪。曾公亮力挺道，王安石宰相之才，吴奎所言纯属子虚乌有。考察王安石新官入仕的前几年，所作所为确实比曾公亮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