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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时的光明
我怀着不安的心情来记录我这一生的故事。在我的整个童年时期，生活就好像一团笼罩在我身上的金色迷雾。我在懵懵懂懂之中迟疑地揭开生活这个迷帐。每一次在我想要去回忆孩童时期记忆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过去的日子多么自然美好、真实亲切，它如同一条纽带，同此时此刻的我紧紧相连。女人们通常会以富于想象力的方式来描述自己的童年经历。虽然，那些鲜活而生动的记忆来自我生命的最初时光，但是后来，牢房一般的阴暗始终伴随着我渡过余生。此外，童年时代的欢乐和悲伤大都成为前尘往事，它们已然失去了当时的锋芒；在我接受早期教育过程中的那些重大事件，已经随着更加激动人心的伟大发现而被我淡忘。所以这样来讲的话，把我生命中那些非常重要的章节做一个全盘性的总结，并不是一件枯燥的没有意义的事情。
1880年6月27日，我在亚拉巴马州北部的一个叫做图斯康比亚的小镇上降生。
我父亲家的祖先是来自瑞士的卡斯帕·凯勒家族，最初他们是定居在马里兰州的。有意思的是，在我的瑞士祖先中，有一个人是苏黎世聋哑学校的教师，他写过一本有关教学生涯的书，可谁能料想到他竟会有我这样一个又聋又哑的后人。每次一想到这，我心里就不禁感叹，人的命运真是不可预知的啊。
我的祖父，也就是卡斯帕·凯勒家族的后代，来到了亚拉巴马州这片广阔而肥沃的土地上，并最终定居在此。我后来得知，曾经有那么一年，祖父骑马从图斯康比亚前往费城，为的是给种植园添置一些耕作用具。在我姑妈寄来的许多家书中，里面有很多对祖父旅行的生动描写。
我的祖母，是一个名叫亚历山大·穆尔的侍从武官的女儿；祖母的爷爷很有来头，是弗吉尼亚州最早的殖民总督，名叫亚历山大·斯鲍茨伍德。
我的父亲，名叫亚瑟·凯勒，是一个联邦军队中的上尉，而我的母亲凯特·亚当斯是他的第二个妻子，两人年龄相差很多。
我从小就住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一直到疾病令我丧失了视觉和听觉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在当时，我们家由一个巨大的四方形房间和一个小房间构成的，小房子是仆人们休息的地方。这源自南方人的习俗，挨着宅第建一座附属的小房子，以备不时之需。宅第是我父亲在内战结束后建造的，娶了我母亲后，他们就在此定居了。房子的墙壁上全是葡萄藤、蔷薇和金银花，远远看过去，我们的房子就像一个巨大的凉亭。屋子前面的小门廊被满眼的黄玫瑰和南方茯苓花所遮蔽，因此这里是蜂雀和蜜蜂最喜欢的地方。
祖父和祖母所居住的老宅子距我们家的玫瑰小凉亭很近。这座老宅子的周围都是树丛及篱笆，篱笆上还有美丽的英格兰常春藤缠绕覆盖，所以大家这里也被叫做“常春藤绿地”。这是我童年时代的天堂。
在莎立文老师没有来到我家之前，我每天都习惯于沿着正方形的黄杨木树篱摸索前行。我让嗅觉做我的向导，通过嗅觉，我发现了我生命中的第一株紫罗兰花和百合花。每次我发完脾气，就来到这个小花园里，寻找那些能令我感到舒适的东西，我把自己温热的脸埋进凉飕飕的树叶和草丛之中。将自己迷失在花丛中是如此地令人愉悦，从一个地方寻觅到又一个地方也带给我其乐无穷的快感。就在探寻的过程中，我会突然碰到一枝美丽的藤蔓，我会通过它的叶子和花蕾来辨别其形状，而且我知道，这就是那株覆盖着摇摇欲坠的凉亭，远在花园尽头的葡萄藤！铁线莲就在我身边，触手可及，还有垂落于枝叶间的茉莉花，以及一种名叫蝴蝶百合的稀有花卉。蝴蝶百合顾名思义，就是因为它的花瓣很像蝴蝶的翅膀而得名。而花园中最傲人的花魁是玫瑰。我从来没有在北方的温室里见过长势如此繁茂的玫瑰，花朵沿着门廊形成了一道长长的花径，空气中弥漫着沁人的芳香，泥土的浊气丝毫没有沾染这种清醇的味道。每天清晨，在露水的沐浴中，玫瑰娇柔动人，这时我就会禁不住展开联想，这些玫瑰是不是就是上帝花园中的常春花呢？
就像很多毫不起眼的小生命一样，我的生命一开始也是朴素而单纯的，跟很多普通人家中第一个孩子一样。家人为了给我起名字，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煞费了一番周折。我的父亲建议给我取名米尔德莱德·坎贝尔，这个人名来自父亲极为崇敬的一位先祖，父亲对于这个名字很坚持，拒绝做进一步的商榷。而我的母亲则按照她自己的意愿说出了别的见解，她认为我应该随外婆的名字，叫海伦·埃弗里特。没想到的是，就在一家人兴高采烈地带我去教堂洗礼的路上，父亲把起好的名字给忘了，这其实是很能理解的，因为这是一个父亲根本不喜欢的名字，他怎么会往心里去呢。所以，当牧师问他的时候，他慌了神，但因为早就定好了我的名字还是应该随我外祖母的姓氏，于是他给我取名叫海伦·亚当斯。
我的家人告诉我，当我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就显示出了不服输的个性。我会努力模仿别人做的每一件事情。在我六个月大时，我就能咿呀说出“你好”之类简单的词句。还有一次，我十分清晰地说出了“茶，茶，茶”，这让家里的大人都深感惊奇。即便是在我生病之后，我仍然记得在我生命最初几个月里所学到的一个词--“水”。当我的病情日益严重，所有的语言功能丧失殆尽后，我还是可以模糊地发出“水”这个词的发音。
我听家里人讲我一岁时学走路的情景。一次，母亲给我洗完澡把我从澡盆里抱出来，放在她的膝盖上。当时，林木婆娑，光影摇曳，我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于是，我从母亲的腿上挣脱出来，试图追逐地上的阴影。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动让我为之付出了惨烈的代价，我重重的跌倒在地上，又哭喊着扑了进母亲的怀抱。
这样快乐的日子并没有延续很久。我只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春天，知更鸟和嘲鸫的啁啾缭绕的春天；一个繁盛的夏天，鲜花和浆果香气满满的夏天，一个金黄色的秋天，枯叶和败枝堆积的秋天。此后，所有美好就戛然而止。
季节在给一个如饥似渴、欣喜异常的幼儿脚下，留下了它最后的礼物后，在一个阴沉萧索的二月，疾病封闭了我的眼睛和耳朵，重新将我抛进一个新生婴儿般的无意识状态。家人们管这种病叫做胃和脑的急性阻塞症。医生认为我活不了了，然而造化弄人，就在某天早晨，我身上的烧突然退了，就像它到来时那样神秘莫测。那天早晨，家中充满了喜悦祥和的气氛，但连同医生在内，大家全都不知道我已经没有了视觉和听觉。
时至今日，我仍旧能回忆起当时得病时的场景。我特别记得的是母亲对我的精心呵护，她在我一连数小时的焦躁和疼痛之中努力安抚我。我会在睡觉过程中惊悸着醒来，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痛楚和迷惑，我试图转动眼睛，然而它是如此地干涩灼热；我把头扭向墙壁，因为那里曾有迷人的亮光，但是我只能看到暗淡模糊的一片，而且每天都在变暗。除了这些短暂的记忆，也就不曾剩下别样的东西了。
事实上，这些回忆如梦似幻，也不分明。渐渐地，我变得习惯于被寂静和黑暗所围裹，当时的我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生活与别人有什么不同，直到那一天--莎立文老师到来的那一天，她引导我进入了精神自由的境界。
总之，在我生命的最初十九个月中，我曾对这个世界惊鸿一瞥，记忆里那些广袤的田野，明媚的天空，高大的树木和芬香的花丛是在随后而来的黑暗后永远无法抹掉的。就像那句话说的“如果那一天属于我们，那么那一天所展示的一切都属于我们”。
儿时记忆
童年的许多事情都被我牢牢地记在心里，虽然他们零零落落彼此互不相干，但是它们是如此清晰，宛如历历在目，它们加深了我对沉寂、无助而迷惘生活的思考。
在生病的头一个月里发生的事情，我已经记不得了。我只知道我曾坐在母亲的腿上，或者在她做家务的时候紧紧地依附在她的衣服上。我的双手可以感知每一种物体的形状，也可以“观察”每一个移动的物体，这样我了解了许多事情。
后来，我想要跟别人进行交流，就开始做出一些简单的动作。比如用摇头表示“不行”，用点头表示“行”；往回拉的动作表示“回来”，向外推则表示“去”。在我想吃面包的时候，我就会做出切面包片以及涂抹黄油的动作，在我想让母亲在晚饭时做点冰激凌的时候，我就会做出搅动和浑身颤抖的动作，这表示“凉”。
我的母亲也成功地让我领会了很多事情。当她想让我为她拿东西的时候，我马上就能理解，我会跑到楼上取东西或者去她告诉我的其他任何地方。在如同满满黑夜的孤寂生活中，我要感谢母亲，是她用自己充满智慧的无私之爱帮我赶走我生命中的黑暗，让我感受到生活的温暖美妙。
在我渐渐明白自己未来所面临的巨大考验时，我开始适应这种生活。五岁的时候，我学会了把干净的衣服叠好并且收起来，而且，在洗衣房送来的衣物中，我会辨别出哪些是自己的衣服。通过这种方式，我也顺便知道了母亲和姨妈会在什么时候外出。我总是央求她们带我一起去。当客人来家里做客的时候，我会上前打招呼；当客人走的时候，我会朝他们挥手道别。
有一次，一些绅士邀请我母亲外出，我感觉到了大门关闭的震动和他们离去的声音。突然有一个念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快速跑上了楼，穿上了外出时才会穿的礼服，然后站在镜子前，学着其他人的那样往自己的头上抹油，往自己的脸上涂粉。一切“打理”好后，我在头上别了一块面纱，于是我的脸和肩膀全都埋进了面纱的褶皱里。我还不忘在腰间系一个硕大的蝴蝶结，蝴蝶结悬垂在身后，几乎碰到了裙角。带着这身打扮我下楼去，大家看了都哈哈大笑。
我已经回忆不起来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同别人不同时是什么感受和什么时候了，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在莎立文老师到来之前，我已经知道自己与众不同了。我注意到我的母亲和我的朋友们都不像我这样，她们在做事时不会使用手势，而是用嘴交谈就行了。有时候，我会站在两个谈话的大人之间，用手去摸他们的嘴唇。我无法理解，而且懊恼异常。于是，我试着动动自己的嘴唇，并且努力地进行模仿，但都是徒劳。于是我非常愤怒，又踢又叫，直至浑身一点力气也没了，才停止胡闹。
那时候，我也知道自己十分乖戾顽皮，我记得我伤害过我的保姆埃拉，我曾踢过她。狂暴过后，我就会生出几分懊悔，但是我不记得这种歉疚感有没有令我的胡闹收敛一些。
我有两个忠实的伙伴伴随我从小一起长大，一个是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姑娘玛莎·华盛顿，她是我家厨师的孩子；还有一个是贝拉，她是一只非常出色的老猎犬。玛莎·华盛顿可以看懂我的手势，所以同她交流我很少遇到困难，她总是能够听命于我。在她面前发号施令让我感到高兴。在通常情况下，她总是迁就于我的蛮横和专制，而且不会冒险同我作正面冲突。我感受着自己的强大而并不在意后果如何。
我十分清楚自己的念头有多让人操心，但总是一意孤行，我甚至会用牙齿和指甲相胁，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要求。我们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在厨房里，我们揉面团儿，做冰激凌，研磨咖啡豆，烤制蛋糕，以及给聚集在厨房台阶上的母鸡和火鸡喂食。这都是些十分温顺的家禽，它们从我手里吃食，让我感受到他们热烘烘的气息。
有一次，一只硕大的雄火鸡从我手里叼走了一个番茄，然后迅速跑掉了。受到了这只火鸡的启发，我们跑到厨房偷来一个蛋糕，当时厨子刚刚在上面撒了一层糖霜，我们拿着蛋糕躲到柴堆旁，把蛋糕一点一点地全部吃掉了。但没想到却因此吃坏了肚子，生了一场大病，我不知道那只夺走我番茄的火鸡是不是也受到了同样的报应。
珍珠鸡的爱好是把巢藏匿在偏僻角落里，童年时代的我最大的快乐之一就是搜寻草窝里的鸡蛋。当我想要找鸡蛋的时候，因为无法直接对玛莎·华盛顿说，我就会攥起拳头，再把它们放在草地上，这表示有什么东西在草地上滚动，而玛莎总能领会我的意图。运气好的话，我们就会找到一个鸡窝，可是我从来不会让玛莎把鸡蛋带回家，我会让她把鸡蛋扔在地上摔碎。
除此之外，还有像谷仓，马厩以及每天早晚给奶牛挤奶的庭院都是我和玛莎每天最喜欢呆的地方。挤奶工给牛挤奶的时候会让我把两手放在牛身上。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经常对牛又拧又掐，以便让自己有更深的感受。
在为圣诞节做准备的时候，也总会令我非常高兴。虽然我并不知道大人们在准备一个什么样的节庆，但是那些洋溢在我房间里的香味总令我非常陶醉，而花样繁多的美食也会让我和玛莎·华盛顿安静下来。我们俩也会有不顺心的时候，但是这丝毫也不妨碍我们享受节日的快乐。大人们会允许我们俩帮他们研磨香料，挑拣葡萄干，或者用勺子搅拌馅料。我也像其他人那样把自己的长袜挂起来，虽然那时候还没人给我讲过圣诞老人的故事，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可是这种仪式仍令我兴味盎然，因为一觉醒来，我就可以在袜子里找到心爱的礼物。
玛莎·华盛顿跟我有同样的爱好，就是喜欢搞恶作剧。一年7月的炎热午后，有两个小孩儿坐在走廊的台阶上，一个是黑人小姑娘，梳着一束束俏皮的像螺丝锥一样的头发；另一个是白人小姑娘，有着一头长长的金色鬈发。黑人孩子六岁左右，白人孩子只有两三岁大。那个年幼的小孩是个盲童--这个孩子就是我，另一个黑人孩子就是玛莎·华盛顿。当时我们俩正埋头剪纸娃娃玩儿，可是没多久我们就厌倦了这个游戏，于是，我们俩又开始剪树叶，我们把能够到的金银花叶子都剪了下来。接着，我开始把注意力转到玛莎那像螺丝锥的头发上，起初她反对我打她头发的主意，但最终还是屈服了。就这样，我们俩轮流玩起了这个的游戏，我抓过剪刀剪掉她的一根辫子，她抓过剪刀剪掉我的一束鬈发。我想，要不是母亲发现的早及时制止了我们的游戏，我的头发一定都被剪光了。
我的另一个玩伴贝拉，也就要是我们家的那只猎犬，又老又懒，喜欢在壁炉旁睡觉，而不太愿意同我玩耍。于是我努力教她我的“手势语言”，但是它总是反应迟钝，心不在焉。有时候，它也会兴奋得浑身颤抖，变得跃跃欲试，就像狗儿们将目标锁定在一只鸟身上时所做的那样。我并不知道贝拉为什么会有如此表现，但是我知道她肯定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去做。这令我十分懊恼，因此，我的训练课总是以对贝拉一通乱捶作为结束。而贝拉会不以为然，爬起来伸伸懒腰，然后轻蔑地打一两个响鼻儿，再跑到壁炉的另一边就地一躺。为此，我觉得非常的无可奈何，只有放下贝拉，再回去找玛莎玩。
记得有一次，我在玩耍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围裙弄湿了，于是，我把围裙铺在客厅的壁炉边烘烤。为了加快烘烤速度，我就让它离火源近了一些，结果正好碰到了余烬。围裙一下子烧着了，火苗围绕在我身边，甚至连我的衣服都被引燃了。我惊慌失措的吵闹惊动了我的老保姆维妮，她急忙跑过来救我，把一条毯子盖在我身上，我给憋得几近窒息。幸而火势不大，最后她把火给扑灭了，我除了双手和头发被烧了一下之外，并没有严重的烧伤。
也就在同一时期，我发现自己会使用钥匙了。一天清晨，母亲进储藏室拿东西，我就把她锁在了里面，母亲不停地敲打房门，但因为那时仆人们都出去干活了，所以根本没有人能给她开门，母亲被迫在里面待了三个小时。我能感觉到敲击房门的震动声，可我却坐在走廊的台阶上咯咯地笑。这类令人头疼的恶作剧使我的父母意识到，我必须尽快接受教育。
记得在莎立文老师到来后，我还找了一个机会把她锁在了自己房间里。当时母亲领我上楼去见莎立文老师，她想让我明白她要把我交给老师。可是没多久我就砰地一下把门关上，而且还上了锁。然后，我又把钥匙偷偷的藏在了走廊里的衣柜里，但家人并没有让我交出钥匙。我父亲只是搬了一把梯子，把莎立文老师从窗口接了出来。这出恶作剧让兴奋了好长时间。直到几个月之后我才把钥匙交给父亲。
五岁的时候，我们搬家了，从藤萝覆盖的小房子搬到了一个新盖的大房子里。同我们一块住的还有我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以及后来出生的小妹妹米尔德莱德。我最早而且印象最深的有关父亲的记忆，就是我摇摇晃晃地穿过一堆堆的报纸来到他身边，这时我就会发现他总是独自拿着一沓报纸摆在面前。我会感到极其迷惑，很想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也会模仿他的动作，甚至戴上了他的眼镜，因为我想眼镜或许能帮我解开未知的秘密。但是很多年之后，我依旧未解开这个秘密。直到后来我才了解到那些报纸的由来--我的父亲是做文字校对工作的。
我的父亲是很顾家的那种男人，除非到了狩猎的季节，否则他是很少离开我们的。他是一个出色的猎人，练得一手好枪法。除了在家庭之外，他最爱的是他的狗和猎枪。另外，他还是一个极其好客的人，这几乎成了他的一个性格弱点，他很少有不带客人回家的时候。他最引以为豪的地方就是我们家的大花园，据说，他培育的西瓜和草莓是全县最好的，我还记得他总是把最先成熟的葡萄给我吃，还为我精心挑选各类不同的浆果。他用温热的手充满慈爱拉着我在果树和藤萝之间漫步，他的积极乐观让我的童年时代温暖快乐。
父亲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在我掌握了语言以后，他常常会笨拙地在我手上拼写字词，并以此来讲述他的那些奇闻逸事。在“讲完”故事后，他会让我马上“复述”出来，当我“复述”出来之后，他会特别高兴。
1896年，这是我一生中最不能忘怀的一年，当时我住在北方，惬意地享受着夏日最后的时光，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了父亲的死讯。他死于一次突发疾病，经历了短暂的痛苦后，人就这么离去了。父亲的死亡使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悲痛欲绝，也使我第一次对死亡有了了解。
描述完父亲我又该如何来描述我的母亲呢？她离我是那么近，我那么爱她，对我而言，用语言来描述她甚至是近乎失礼的举动。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把我的小妹妹视做一个入侵者。当时，我知道我已经不再是母亲唯一的宝贝，我的心里充满了嫉妒。妹妹总是坐在母亲的膝盖上，那里本是我坐的位置，而现在却成了她的专属，她受到了所有人的关爱。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那件事使我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那时有一个洋娃娃被我成天抱在手里，我还给她起名叫南希。我有会说话的洋娃娃，也有会哭和会眨眼睛的洋娃娃，但是我从来都不会像爱我的破南希那样爱她们。但我对南希也不是一直都那么好，实际上很多时候，这个娃娃会变成我发脾气的牺牲品，所以，她总是一副破衣烂衫的样子。
南希有一个摇篮，我经常花一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把她放在摇篮里摇动。我是无比关切地守护着南希和她的摇篮的。但是有一次，我发现我的小妹妹安静地躺在摇篮里熟睡。现在只能做出这样的推测，那时根本就没有爱和亲情的纽带能束缚住我的愤怒。于是，我冲过去把摇篮翻了个个儿，要不是母亲上前抓住了她，妹妹也许会摔死，更清楚的说，也是会被我杀死。所以说，当我们行走在让我们深感孤独的幽谷之中，我们才会更加深刻的感受到充满关爱的言行以及友情所带给我们的感动。后来，当我重新恢复了人类友爱的本性后，我和米尔德莱德已经成长为彼此交心的姊妹。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辛险阻，我们都愿意拉着手面对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即便她不明白我的手语，我也不明白她那些充满童真童趣的语言。
燃起希望
我越来越长大，就越来越渴望向周遭的人表达自己的意愿，显然我使用的几个简单的手势已经远远不够用了，每当我无法表明自己的意图时，我就会气急败坏。我感到似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正在抓着我，而我则拼命地想挣脱束缚。我努力抗争事实上并不全是为了解决问题，更多的是想为我内心深处强烈的反抗精神寻找出路。我通常会哭闹不止，无论身心都很累很累。如果母亲碰巧在身边，我会悄悄地钻进她的怀里。我伤心至极，乃至于忘记了愤怒的原因。后来，这种坏情绪每天都爆发，甚至每小时都爆发。可见交流于我是多么的迫切。
我的父母因此深深的陷入了痛苦之中。当时，我们家附近没有任何一所盲人或聋哑学校，它们都坐落在很远的地方，而且，似乎也不会有任何人能跑到像图斯康比亚这种偏僻的地方，就为了教一个又聋又瞎的任性小孩。事实上，我的朋友和亲属们一度怀疑我真的能否接受教育。我母亲唯一的希望来自狄更斯的《美国札记》，她曾读过他写的萝拉·布里吉曼的故事，而且她隐约记得那个女孩子也是又聋又瞎，然而却接受了正规教育。不过她也感到希望渺茫，因为豪博士，也就是那个探索传授盲聋人知识的先驱，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而他的教育方法也许会随着他的去世而消亡，如果事实真的是这样，那么像我这样一个住在亚拉巴马偏远小镇的聋哑女孩怎么能受到教育呢？
在我六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听说在巴尔的摩有一个著名的眼科医生成功地医治过许多患有严重眼疾的病人。于是，我的父母决定带我去巴尔的摩碰碰运气。
我依然十分清晰的记着那是一次十分愉快的旅行。在火车上，我接触到许多不同的人，并与他们其中的绝大部分成了朋友。有位女士送给我一盒贝壳。我父亲在上面钻出孔洞，这样我就可以把贝壳串在一起，很长时间我都沉醉其中，乐此不疲。列车长也是个友善的人，当他在车厢里四处走动，为乘客检票打孔的时候，我常会抓着他的衣摆玩。他还让我玩他的打孔器，要知道打孔机对小孩子来说是一件多么神奇有趣的玩具啊。我会蜷缩在座位的一角里一连好几个小时在一片片纸板上打洞玩，玩的不亦说乎。
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一个大布娃娃。这是大布娃娃滑稽而奇怪，可能是因为缝制的时间过于仓促了吧，娃娃没有鼻子、嘴、耳朵和眼睛，凭借一个小孩子的想象力是无法拼凑出娃娃的整张脸孔的。我虽然全然不在乎娃娃头上的其他器官，但觉得眼睛还是应该有的，事实上，是娃娃眼睛的缺失深深触动了我。我固执地向大家指出我的发现，可是似乎没有一个人能够为娃娃添加一双眼睛。然而，由于我的灵机一动，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我翻下座位开始摸索，直到发现了姑妈的披肩，而披肩上面装饰着不少大珠子。我揪下来两颗珠子，示意姑妈帮我把它缝到娃娃身上。姑妈猜测我意思，她把我的手放在了她的眼睛上面，问我是不是这样，我使劲地点头。结果，珠子被姑妈缝到了恰当的位置，我高兴极了，拿着它一直摇晃，可是很快我就失去了对布娃娃的所有兴趣，又把它丢到一边了。这次旅途，是我保持不发脾气的最长时间，因为这期间遇到了太多的事，让我的头脑和手指忙于应付，所以我就“无暇东顾”了。
我们终于到达了巴尔的摩，见到了切斯霍尔姆医生，他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但是他并没有对我做任何治疗。他对父亲说，我现在更应该接受教育而不是做治疗，他建议父亲向华盛顿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进行咨询，因为贝尔博士可以告诉我们关于聋哑和盲童学校的师资情况。按照医生的建议，我们立刻前往华盛顿去见贝尔博士。我的父亲疑虑重重，感到前途未卜。而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痛苦，只是觉得在路途间的往来其乐无穷。当时贝尔博士已经功成名就，深受世人敬仰了。当他一看见我，就把我抱在他的膝盖上，虽然当时我只是个小孩子，但我立刻感受到了贝尔博士的善良以及他对我产生的强烈的同情心，我对他的怀表产生了兴趣，为了让我明白，他不停地敲打怀表。他理解我的手势，就凭这一点，我就立刻就喜欢上了他。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次会晤为我今后的人生打开了一扇门，一扇让我从黑暗走向光明的门，从孤独走向友爱、关心的神秘未知的门。
贝尔博士建议我父亲给波士顿帕金斯盲人学院的院长安纳诺斯先生写封信，他是豪博士伟大事业的继承人。希望安纳诺斯先生可以帮忙请一位能够教我的好老师。我的父亲立即写了信。几个星期后，安纳诺斯先生便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让我们放心，说已经为我们找到了一位老师。当时是1886年的夏天，来年三月莎立文老师就来了。
就这样，我走出埃及，站在了西奈山前。一股神圣的力量触摸着我的灵魂，它不但带给了我光明，还让我“看”到了许多奇迹。我似乎听到了那个来自圣山的声音：“知识就是博爱，就是光明，就是智慧。”
莎立文老师的到来
在我生命里，我的老师，安妮·曼斯菲尔德·莎立文来到我家的那天，是最让我刻骨铭心的。回想此前此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不得不感慨万千。我清晰的记得，那天是1887年3月3日，三个月后我就满七岁了。
那一天的下午，我站在门廊里，似乎冥冥中就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我看到房间里人们忙前忙后，母亲的打着各种忙乱的手势，而我安静走出房门在台阶上坐着。午后的阳光穿透门廊上茂密的金银花藤，暖暖地洒落在我仰起的脸上。我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游移在那些熟悉的叶片和花蕾之间，初生的枝蔓似乎也忙不迭地向南方的春日致意。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将会发生什么，这样懊恼和苦闷的感觉一连折磨了我好几个星期，深深的无助感包围着我。
你有没有梦到过浓雾笼罩的海面？一团白色的雾霭将你的视线彻底封闭起来，而你乘坐的那条大船，则毫无把握地摸索前行，它边走边用铅锤和探深绳寻找着靠岸的航道。那么你呢？就带着怦怦的心跳等待着未知事物的发生？在接受正式教育之前，我就像那艘漂荡在迷雾中的船，只是我没有指南针和探深绳，也无从知晓港口的远近。“光！给我光明！”这是发自我灵魂深处无言的呐喊，每时每刻我都在期盼自己能沐浴在爱的光明之中。
莎立文老师来了，我感觉到了她走近的脚步声，我伸出手，就像迎接母亲那样。有个人抓住了我的手，我被她紧紧地抱在怀中，她就是来向我揭示万事万物的人。但更为重要的是：她用爱紧紧包围住我。
次日早晨，莎立文老师领我来到了她的房间，还给了我一个布娃娃。这个娃娃很有纪念意义，是帕金斯盲人学院的一个名叫萝拉·布里吉曼小盲童送给莎立文老师的，她还给娃娃做了衣服穿，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娃娃的来历的。当时，我玩了一会儿手上的娃娃，莎立文老师则慢慢地在我手上拼写“doll”（娃娃）这个词。我立刻对这种手指游戏产生了兴趣，并且努力模仿。最终，我正确地拼写出了单词，我难以抑制我的快乐和自豪。后来，我跑到楼下母亲身旁，我举起手，然后在上面拼写出“doll”这个单词。当时，我并不知道我所拼写的是一个单词，我甚至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单词这种东西存在，我仅仅是调皮地用手指加以模仿而已。事实上，我是在和老师待了好几星期后，才知道原来每件东西都有一个名字。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懵懵懂懂的学会了很多单词，比如像“pin，bat，cup”（针、球棒、杯子）这样的名词，还有一些像“sit，stand，walk”（坐，站，走）这样的动词。
一天，我正在和我的新布娃娃玩，莎立文老师就把我从前的那个大破娃娃放在了我的膝盖上，她教我拼写“doll”，并试图让我了解，这两个娃娃都叫“doll”。
还有一次，我们在单词“mug”和“water”之间争得不可开交。莎立文老师向我解释“水杯”是“水杯”，“水”是“水”，两种是不同的东西，可我很固执，总是把两样东西混为一谈。莎立文老师感到十分的无奈，但她还是不厌其烦的从头开始教我。我对她翻来覆去的重复干法不耐烦了，于是我一把抓过新娃娃，把它猛地摔在地上。我感觉到了娃娃在我脚下四分五裂，只觉得心里十分痛快。既不悲伤，也不愧疚，我的情绪就那样爆发了，我不再爱那个娃娃了。显然，在我生活的寂静黑暗的世界里，是没有强烈的柔情和关爱的。我感觉到莎立文老师把娃娃的残肢扫到了壁炉旁边。我的不快消除了，感到了心满意足。后来，莎立文老师把帽子拿来给我戴上，我知道我要去外面晒太阳了，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欢欣鼓舞。
我们往大房子方向走，一路上金银花的芬芳令人心旷神怡。路边有人压水，莎立文老师就把我的手放在了水管边上。当一股清冽的水流喷涌到我的一只手上时，她就在我的另一只手上拼写“water”这个词，起初是慢慢地，后来变得飞快。蓦然间，我感觉到了一种沉睡意识的回归和觉醒，这是一种被遗忘了的朦胧意识，那神秘远离我的语言世界展现在我面前。于是我知道了“water”的意思是奇妙而凉爽的东西从我的手上流过。这个具有生命力的词语唤醒了我的灵魂，它带给了我光明、希望、欢乐，将我置于一个无限自由的空间！虽然感官的藩篱依然存在，但是藩篱必将会被及时地清理干净。
我离开了大房子，极其渴望了解更广阔的世界。对我来说，每一样东西都有新的，我开始重新认识它们，开始记住它们的名字，我觉得每一个名字都是一种新思想的诞生。当我们回到家里，我碰到的每一件物体似乎都对我的生命产生了触动。这是因为我以一种陌生而新奇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东西。进门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个被我摔坏的洋娃娃。我摸索墙壁走到壁炉前，蹲在地上捡起了娃娃的碎片。我想把它们拼凑在一起，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错误，我感到既懊悔又伤心，眼里噙满了泪水。
那天，我又学习了很多新的词汇。虽然已经记不全了，但是有几个词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就是母亲，父亲，姐妹，老师，这些词语把我带进了一个缤纷的世界，“就像亚伦的魔杖，一挥之下，遍生花丛”。不妨说，你很难找到一个像我这般快乐的小孩。夜晚，我躺在自己的儿童床里，兴奋不已，我开始迫不及待地期盼着明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