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们的祖先在那采用的做法表明，至少他们是非常小心的，似乎他们的原则首先是要满足最紧迫的需求。但是现在，我们最紧迫的急需满足了没有呢？当我想到要给自己获得一幢奢华的大厦，我就垂头丧气了，因为，这样说吧，这一片国土还没有适应人类文化的种植，我们至今还不得不削减我们精神的口粮，减得比我们的祖先做的全麦粉面包还要薄得多。这倒不是说一切建筑的装饰都完全可以被忽略掉，甚至在最原始的时代；而是说可以把我们房屋里和我们生活有联系的部分搞得美一点，就像贝壳的内壁那样，而不是外在堆砌的美。可是，唉！我曾经走进过一两座房屋，并且知道它们的内部是怎样的。
尽管我们今天还没有退化到住窑洞、住棚屋或穿兽皮的程度，当然，人类的发明与工业的贡献换来的种种好处，虽然付出了高价，也还是应该接受的。在我们这一带地区，木板、木瓦、石灰、砖头比起可以适于住人的洞窟、原根的圆木、大量的树皮、或黏土或平坦的石片更容易得到，也更便宜。这个问题上我说得言之凿凿，因为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中我都熟悉这一些事。只要略微再聪明一点儿，我们便可以应用这些材料，使我们比今天最富有的人还更加富有，使我们的文明成为一种祝福。文明人只不过是一种更有经验、更为聪明的野蛮人，不过，还是让我赶紧来叙述我自己的实验吧。
1845年3月末，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来到我准备建造房屋的地点附近，就开始砍伐一些箭矢般高耸入云的年轻白松来做我的木材。开始时总是很难的，不得不东借西借，但这也许还是唯一的妙法，可以让你的朋友们对你的事业产生兴趣。当斧头的主人借给我斧头的时候说：它是他掌中的珍珠；可是我归还他时，斧头是变得更加锋利了。我干活的地点是一个风景宜人的山坡，四周都是松树，穿过松林我望见了湖水以及林中一块小小空地，上面生长着小松树和山核桃树。湖水中的冰还没有完全融化，只化了几处地方，全是黝黑的颜色，而且渗透着水。我在那里干活的几天时间里，下过几场小雪；但大多数时间内，当我回家去的途中，出来走到铁道上的时候，路边的黄沙地一直延伸过去，在蒙蒙的大气中闪烁，而铁轨也在春天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听见云雀、小鹅和其他的一些鸟雀都到了，和我们一块儿迎接这新的一年。这是愉快的春天，人们感到难熬的冬日正跟冻土一样在解冻，而蛰伏的生命开始苏醒过来。有一天，我的斧头柄掉了，我砍下一段青青的山核桃木来做成一个楔子，用一块石头把楔子敲紧，接着就把整个斧头浸在湖水中，好让那木楔子膨胀。这时，我看到一条赤练蛇窜入水中，躺在湖水底，显然觉得十分舒适，它跟我在待那儿的时间一样长久，大概不止一刻钟；也许它还没有从蛰伏的状态中完全苏醒过来。在我看来，也是同样的原因，人类所以还残留在目前原始的低级状态中；一旦人类被令万物复苏的春天的力量的召唤而苏醒过来，他们必然要上升到更高级、更升华的生活中去。在降霜的清晨我曾经在路上看到过一些蛇，它们的身子还有一部分麻木不灵活，在等待太阳出来晒暖它们。4月1日下起了雨，冰融化了，这天的大清早，四周雾蒙蒙的，我看到一只失群的孤雁在湖上徘徊，似乎因迷途而哀鸣，或者像是雾中的精灵。
在一连几天的时间内，我用那狭小的斧头砍伐树木，砍削木料、门柱和椽木，并没有什么可宣传或者学者式的思想，只有自己的歌唱--
人们自称懂得很多；
但是瞧啊，他们生了翅膀--
艺术和科学，
还有千般技艺；
其实只有吹拂的风，
才是他们全部所知。
我把主要的木材劈成6英寸见方，大部分的间柱只砍两边，椽木和地板只砍一边，其余的几边留下树皮，这样一来，同锯子锯出来的木料相比，它们同样地挺直，而且更加结实。每一根木料都挖了榫眼或在顶上劈出了榫头，这时我又借到一些其他的工具。林中的白天往往很短；然而，我常常带去牛油和面包作为午餐，在正午时坐在我砍伐下来的青松枝上，读读包裹着它们的新闻报纸，它们的芳香染到面包上，因为我手上粘了一层厚厚的树脂。在我收工以前，我成为松树的密友而并非敌人，虽然我砍伐了几枝，却反而和它们越来越亲密了。有时候，在林中散步的人被斧头伐木的声音吸引了过来，我们就面对着碎木片愉快的交谈。
我干活的时候并不急于求成，只是尽力去做而已，所以到4月中旬，我的屋架才建好而且准备立起来了。我买下了詹姆斯·柯林斯的棚屋--一个在菲茨堡铁路上工作的爱尔兰人，使用他的木板。詹姆斯·柯林斯的棚屋被认为是难得的好房子。我拜访他的时候，他不在家。我在外面走走，开始没有给里面注意到，因为那窗子根深而且很高。屋子的面积很小，有一个尖形的屋顶，其他的就没什么可看的，垃圾积在四周大概有5英尺高，像肥料堆。屋顶是最完整的一部分，虽然有一部分被太阳晒得弯弯曲曲，而且很脆。没有门框，门板下有一道供鸡进出的通道。柯林斯夫人来到门口，邀我到室内看看。当我走近时，母鸡们也纷纷被我赶了进去。屋子里很黑，大部分的地板很脏，潮湿，发粘，摇动，只有这里一条，那里一条，都经不起搬动，一搬就裂。她点亮了一盏灯，给我看屋顶的里边和墙，以及一直延伸到床底下的地板，又提醒我不要踏入地窖中去，其实那只是两英尺深的垃圾坑。用她自己的话来说，“顶上是好木板，四周围是好木板，还有一扇好窗户”--原来是两个整齐的方框，近来只有猫在那里进出。那里有一只火炉，一张床，一个可以坐的地方，一个在那里出生的婴孩，一把丝质的女式遮阳伞，还有一面镀金框的镜子，以及一只全新的咖啡豆研磨机，固定在一根小橡木上，这就是全部了。我们当下就谈妥了交易，因为詹姆斯这时候也回来了。当天晚上，我得付4元2角5分，他则要在明天早晨5点搬家，在此期间不得把无论什么东西卖给别人；6点钟，那棚屋就完全属于我了。他说，最好尽早来，以免别人在地租和燃料上提出某种数目不定但是完全不合理的要求。他保证这是唯一的额外开支。到了6点钟，我在路上碰到他和他的一家。一个大包裹，他们的全部家当--床，咖啡豆研磨机，镜子，母鸡--除了那只猫；它奔入树林，成为野猫，后来，我又知道它触上了一只捕捉土拨鼠的机关，最后成了一只死猫。
当天早上，我就把这棚屋拆卸开来，拔出钉子，用小车把木板搬运到湖滨，在草地上铺开，让太阳再把它们晒得发白并且矫正原来的形状。在我推车经过林中小径时，一只早起的画眉给我送来了一两支小曲。年轻人巴特里克却诡异地告诉我：一个叫西利的爱尔兰邻居，在装车的间隙，把一些还可以用的、比较直的、可以钉的钉子、骑马钉和大钉装进了自己的口袋，接着，当我回来和他打招呼时，他就站在那儿，满不在乎，全身春意盎然地看着那一堆废墟；正如他说的：没有多少活可干。他要在那里代表观众，使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看上去像是特洛伊城众神的撤离。
我在一处向南倾斜的小山腰上挖掘我的地窖，一只土拨鼠也曾经在那里挖过它的丘穴。我挖去了漆树和黑莓的根，及植物残留在最下面的痕迹，一直挖到一片良好的沙地，范围大约6英尺见方、7英尺深，即便冬天再冷，土豆也绝不会被冻坏了。地窖内是渐次倾斜的，并没有砌上石块；但太阳从没有照在沙土上面，因此没有沙粒流下来。两小时可以做完这项工作。我对这种破土动工的事特别感兴趣，差不多在所有的纬度上，人们只消向下一直挖掘下去，都能得到同等的温度。在城市中，最豪华的住宅里仍然是可以找到地窖，像古人那样，他们将块根植物埋藏在里面，即使将来上层建筑完全颓毁，很久以后，它留在地皮上的凹痕还是能够被后代人发现。房屋只不过是地洞入口处的一种门廊而已。
最后，在5月初，在我的一些熟人的帮助下，我把屋架立起来了，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必要，我只是借这个机会来增进邻里间和睦的气氛。关于屋架的树立，没有人比我更荣幸。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他们还要一起来建造一个更崇高的大厦。7月4日，当刚刚装上屋顶，钉上木板，这些木板都削成薄边，镶合在一起，防雨毫无问题后，我开始住进了我的屋子。在钉木板之前，我已经在屋子的一端打下了一个烟囱的基础，我用双臂将约有两车之多的石块从湖边抱上山。但直到秋天锄完了地以后，恰在必须生火取暖之前，我才把烟囱完成，而在此期间，我总是一大清早就在户外的地上做饭的：我还认为这种方式是比一般的方式更便利、更惬意。每逢在面包烤好之前下起大雨时，我就在火上挡几块木板，躲在下面照管着面包，便这样度过了若干愉快的时辰。在这些日子里，我手上活特别多，读书很少，但散落在地上的几张破纸，甚至一块端菜用的布垫，或一块桌布都供给我许多的欢乐，实在达到了和《伊利亚特》一样的目的。
要比我更谨慎小心地建筑房屋，也是值得的，比方说，先考虑好一门一窗、一个地窖或一间阁楼在人性中有什么基础，在你找出比一时之需更好的理由以前，永远也不要建立什么上层建筑的。一个人建造他自己的房屋同一只鸟儿筑造巢穴同样合情合理。谁知道呢，如果人们亲手造他们自己住的房子，又十分朴素而诚实地用食物养活自己和全家人，那么他们的诗歌才能会不会得到全面的发展，就像那些鸟儿们在做事的时候歌声唱遍了四方？可是，唉！我们倒像是牛鹂和杜鹃，它们把蛋下到别个鸟禽所筑造的巢中，那唧唧喳喳的不协和乐音并不能使旅行者听了得到欢乐。难道我们要永远把建筑的快乐放弃给木匠去享受？对于大多数的人类经验来说，建筑相当于什么呢？在我的散步的过程中，还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人正从事着像建造自己房屋这样简单而自然的工作。我们是属于社会的。不单只有裁缝是一个人的九分之一，还有传教士，商人，农夫也是如此。这种分工要分到什么程度为止？最后服务于什么样的目标？毫无疑问，别人可以来替我们思考；但不能据此认为别人包办而不让我自行思考也是可取的。
的确，在这个国家里面有一种人叫做建筑师，至少我听说过一个建筑师有一种想法，要使建筑上的装饰具有一种真实性的精髓，一种必然性，因此有一种美，仿佛这是神灵给他的启示。从他的角度来说这是很好的，但是比起凡夫俗子来只是稍微高明一点儿。一个在建筑学上感情用事的改革家，他从飞檐入手，而不是从基础。这无非是在装饰中放一个真理之核心，像糖拌梅子里面嵌进一粒杏仁或者一粒贡蒿籽--虽然我总觉得吃不含糖杏仁更有益于健康--他不想想居民，即住在房屋里面的人，可以把房屋的里里外外构筑得很好，至于装饰则顺其自然。哪个理智的人会认为装饰只是表面的东西，只属于皮肤--认为乌龟获得甲壳上的斑纹，贝类珍珠的光泽，都像百老汇的居民获得三一教堂的承包合同一样得来的？就跟乌龟跟它的甲壳无关一样，一个人跟他自己的房屋建筑的风格无关。当兵的不至于无聊到要把自己勇气的颜色确切地画在旗帜上。敌人会知道的。到了紧急的时刻，他的脸色就会发白。在我看来，这位建筑师仿佛俯身在飞檐上，羞涩而低声地向那粗鲁的住户说着他的半真半假的真理，实际上住户比他还要明白得多。我现在所明白的建筑学的美，我了解它是逐渐由内而外地生长出来的，是从那住在里面的人的性格和需求生长出来的，他们才是唯一的建筑师--美来自他们的无意识的真实感和崇高心灵，从未有过半点装点门面的想法；这类附加的美如果必然产生的话，那他先要有未意识到的生命之美。在我们这国家最有趣味的住宅，画家们都知道，大所是穷困的平民们的那些毫无虚饰的、简陋的木屋和农舍；使房屋显得别致的，是外壳似的房屋里面的居民生活，而非在外表上有的何种特性；同样有趣味的，要算市民们盖在郊外的箱形的木屋，他们的生活像想象中一样简单的，并且他们的住宅就没有追求住所的风格效果。建筑上的大多数装饰确实是虚有其表，一阵九月的风可以把它们吹掉，好比是借来的羽毛一样，而丝毫无损于房屋的主体部分。在地窖中窖藏橄榄和美酒的人，不懂建筑学也可以过得去。在文学作品中如果也这样繁琐地追求风格装饰，如果我们的《圣经》的建筑师，也像教堂的建筑师这样花大量的时间在飞檐上，结果会怎样呢？那些纯文学、那些艺术学和它们的教授们就是这样造出来的。当然，人很关心，这几根木条是斜放在他的头上面呢，还是放在下面，他的箱子应该涂上什么颜色。如果，从任何认真的意义上说，他斜放了木条，箱子涂上颜色了，那还有点意思；可是在精神已经脱离躯壳的前提下，那它的性质就相当于建造他自己的棺材--这就是坟墓的建筑学，而“木匠”只不过是“做棺材的人”的别称罢了。有一个人说，当你在绝望或者对人生采取漠然态度时，抓起脚下的一把泥土来，就用这颜色来粉刷你的房子吧。他是否想到了他那临终的那间狭长的房子？抛一个铜币来做个决定好了。他一定有非常多的空闲时间！为什么你要抓起一把泥土？还是用你的肤色来粉刷你的房屋；让它为你变得颜色苍白或者为羞红。这是一个改进村屋建筑风格的创举！等你准备好我的装饰物，我一定采用它们。
入冬之前，我建了一个烟囱，并且给已经防渗漏的屋侧钉上一些薄片，那些薄片是从木头上砍下来的，不很完善的很苍翠的木片，我不得不用刨子将它们边缘刨平整。
这样我有了一个严严实实、钉上木片、涂上泥灰的房屋，10英尺宽，15英尺长，还有8英尺高的木柱，以及一个阁楼，一个盥洗间，每侧一扇大窗，两个活板门，尾端有一个大门，门对面有个砖砌的火炉。我的房子的准确价格，只是我所用的这些材料的一般价格，但是人工不计算在内，所有这些都是我自己动手做的，总数如下。我抄写得如此的详细，因为很少数人能够精确说出他们的房子终究花了多少钱，而能够把组成这一些房子的各式各样的材料的价格说出来的人--如果有的话--也是更加少了：
木板……8 035美元（多数是棚屋木板）
屋顶及墙壁用的旧木片……4.00美元
条板……1.25美元
两扇旧窗及玻璃……2.43美元
一千块旧砖……4.00美元
两桶石灰……2.40美元（价格高了）
麻刀……0.31美元（买多了）
壁炉架用铁片……0.15美元
钉子……3.90美元
铰链及螺丝钉……0.14美元
门闩……0.10美元
粉笔……0.01美元
搬运费……1.40美元（大多自己背）
共计……28.125美元
这就是所有材料，除了木料、石头和沙子，这些材料我是用在公地上占地盖屋的人应该享受的特权取来的。我另外还搭了一个木料间，主要用造了房子之后剩下来的材料盖成的。
我本想为我自己造一座房子，要比康科德大街上任何一座房子更宏伟与华丽，只要它能够使我感到高兴，而且花费也不高于我目前这幢房屋的话。
这样我发现，想要找个地方住宿的学生完全能够得到一座终身受用的房子，所花的费用还少于他现在每年付的住宿费。如果我所说的看起来有点言过其实，我的解释是：我是为人类炫耀，而非为自己；并且我的缺点和前后不一致之处并不能影响我论述的真实性，尽管有不少虚假和伪善的地方--就好像是从麦子上很难将糠秕打掉，不过，我也跟任何人一样为此感到遗憾--在这件事上，我还是要自由地呼吸并挺直我的腰杆，这对于道德和身心都是一个极大的慰藉；而且我还决定，决不毕恭毕敬地变成魔鬼的代言人。我要试着为真理说一句好话。在剑桥学院，一个学生住的房间比我的屋子稍大一点儿，光住宿费就是每年30美元，而那家公司占尽了便宜，在一个屋顶下建造了毗连的32个房间，住宿者却因邻居众多嘈杂而深感不便，也许还不得不住在四层楼上。我不得不想，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真知灼见，不仅可以减少教育的需要，因为，人们其实已经获得了更多的教育，而且为了教育的花费很大一部分都将不存在了。学生在剑桥或别的学校要求得到的便利，花掉了他或别人的很大的生命代价，如果双方都处理得当，那只消花1/10就够了。学生们花费最大的东西，绝不是最需要的东西。例如，学费在这一学期的账目中是一笔大的账目，而他和同时代人中最有教养的人往来并得到更有价值的教育，却不需要付费。建立一个学院的方式，通常是弄到一批署名捐多少元和多少角的捐款人名册，然后盲目地遵从分工的原则，一分到底，这个原则实在是未经审慎判断不可遵循的原则--于是招揽了将这件事看做投机买卖的承包商，他又雇用了爱尔兰人或别的什么工人，而后果真开始奠基了，然后，那些学生们据说会适应在这里面住；为了这种失策，一代代的学生就得付出代价。我认为，学生或那些想从学校中得益的人，如果能自己来奠基动工，事情就会好得多。学生们根据制度，逃避了人类必需的任何劳动，得到了他贪求的空闲与休息，然而得到的只是可耻的、无益的空闲，却全没有学到能使这种空闲变为丰富收获的那种经验。“可是，”有人说：“难道你主张学生应该用手去学习而不是用脑？”这并非我的确切主张，我的意思是有的东西他应该多想一想；我主张他们不应该游戏生活，或仅仅研究生活，社会花高昂的代价供养他们，他们应该自始至终真诚地生活。青年人如果立刻进行生活的实践，怎能获得更好方法来学习生活呢？在我看来，只有这样做才可以像数学一样训练他们的心智。举例说，如果我希望一个孩子能懂点艺术和科学知识，我就不愿意走老路子，那无非是把他送到附近的某些教授那里，那里什么都教，什么都练习，只是不教生活的艺术--只是从望远镜或显微镜中观察世界，却从不教授他用肉眼来观察；研究了化学，却不懂得他的面包如何做成，或者力学，却不学如何挣来面包；虽然发现了海王星的卫星，却发现不了自己眼睛里的微尘，或者没有发现自己是哪一个流浪汉的卫星；或者在一滴醋里全神贯注地观察怪物，却要被他周围转来转去的怪物吃掉。一个孩子要是自己开掘出铁矿石并且熔炼它们，然后他做成了一把折刀，他从书本上所需要知道的知识都学到了--另一个孩子则一边在冶金学院里听讲冶炼的技术课，一边从他父亲那里拿到一把罗杰斯牌子的折刀，一个月之后，哪一个孩子会有更快的进步？又是哪一个孩子最有可能让折刀割破了手的呢？……让我吃惊的是，我离开大学的时候，被告知我已经学过航海学了！--其实，只要我到港口去兜上一圈，我对这方面的知识肯定知道得更多。甚至贫困的学生也在学习，并且只被教授政治经济学，而作为哲学的同义语的生活经济学，在我们的学院中甚至没有被认真地教授过。这样的后果是，当他正在在研究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国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所著的《国富论》成为第一本试图阐述欧洲产业和商业发展历史的著作；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最有影响力的古典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法国政治经济学家。的时候，正让他的父亲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债务中。
正如我们的学院，拥有一百种“现代化的进步设施”；人们对它们很容易产生幻想；却并不总是取得积极的进步。魔鬼早就投了资，后来又持续不断地加股，为此他一直不断的计算复利直到最后一笔。我们的发明常常是漂亮的玩具，将我们的注意力从严肃的事物分开。它们只是改进了目标，却没有改进方法，其实这目标早就可以很容易地达到了；正如直达波士顿或直达纽约的铁路那样。我们迫不及待地要从缅因州架设一条到得克萨斯州的磁力电报线；可是从缅因州到得克萨斯州，也许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交流。或者正像一个人热切地要和一个耳聋的著名妇人交谈，可是他被介绍给她了，助听器的听筒也放在他手里了，他却不知道说什么。仿佛主要的问题只是要说得快而不是要说得有意义。我们如此急切地要在大西洋底下开凿隧道，使旧世界能缩短几个星期到达新世界，可是说不定传入美国人的宽阔下垂的大耳朵里的第一个消息，是阿德莱德公主害了百日咳。总之，那个骑着马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决不会携带最重要的消息；他不是一个福音教徒，跑来跑去也不是为了吃蝗虫和野蜜。我看飞童18世纪英国一匹著名的赛马。未必载过一粒谷子到磨坊去。
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很奇怪为什么你不积攒几个钱；你很爱旅行；你应该坐上车，今天就上菲茨堡去见见世面。”可是我比这更聪明些。我已经知道最快的旅行者是靠着步行。我对我的朋友说，假定我们试一试谁先到那里。距离是3英里，车票是90分。这几乎是一天的工资。我还记得，过去在这条路上做工的人一天的工资是60分钱。好了，我现在步行出发，晚上之前我就能到了；一星期来，我都是以这样的速度旅行。与此同时，你是在挣路费，并在明天的什么时候到达那里，也可能今晚上就能到达，假如足够幸运及时找到工作的话。然而，你不是上菲茨堡，而是花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在这儿工作。如此一来，即便铁路线绕全世界一圈，我想我总还是赶在你的前头；至于见见世面，获得那一类的经验，那我就该和你完全断交了。
这便是普遍的规律，没有人能胜过它，铁路也一样，即使我们说它是很广而且很长。建造一条供人类使用的绕全球一圈的铁路，相当于挖平地球的整个表面一样。人们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认为只要他们继续用合股经营的办法，加上铲子这样子铲下去，最终人们能乘火车到达某个地方，几乎不要花多少时间，也无须花钱；可是拥挤的人群奔往火车站，收票员喊着：“全部上车！”当烟开始在空中吹散，蒸气喷发凝结的时候，可以看到少数人上了车，而其余的人却被车压过去了--这将被称为，也的确是“一件可悲的事故”。毫无疑问，挣到了路费的人，最后还是赶得上车子的，就是说，只要他们还活着，可是说不定那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开朗的心情和旅行的欲望了。这种花了一个人的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时间来赚钱，目的是在最没有价值的一段时间里享受一点很成问题的自由，这让我想起了那个英国人，他首先跑到印度去发财，目的是可以回到英国去过一个诗人般的生活。其实他应该立即爬上阁楼去才对。“什么！”一百万个爱尔兰人从土地上的所有的棚屋里大喊，“我们修建的这条铁路难道不是一个好东西吗？”是的，我回答，比较起来是好的，就是说，你们很可能搞得更糟；可是，因为你们是我的兄弟，我希望你们能够比挖掘土方更好地打发你们的时间。
在我的房屋完工之前，我就想用诚实又令人愉快的方式来赚到10美元或者12美元，以满足我的额外花销。我在屋边的大约两英亩半的沙地上种了点东西，主要是蚕豆，也种了一小块土豆、玉米、豌豆和萝卜。我总共占了11英亩地，大部分都长着松树和山核桃树，上个季度每英亩卖到8美元零8分。有个农夫说这块地“除了养一些叽叽叫的松鼠，毫无用处”。我没有在这片地上施肥，我不是它的所有者，不过是一个占有者，不希望以后再种那么多的地，就没有一次性地把全部的地都锄好。锄地时，我挖出了几“考德”木柴堆的体积单位。1考得大约相当于128立方英尺。的树根来，很长一段时间给我提供了燃料，这就留下了几小圈未耕作过的沃土，夏天的时候蚕豆在那里长得异常茂盛，所以是很容易区别它们的。我屋后那些枯死和大多卖不掉的木材，以及湖上漂浮而来的木头也供给了我其余一部分的燃料。我不得不租一组犁地的马和雇一个短工，但掌犁的还是我自己。我第一季度在农场支出，工具、种子和工资等方面，一总14美元72分5。玉米种子是人家送给我的。种子实在不值多少钱，除非你种得比需要量更多。我收获蚕豆12蒲式耳，土豆18蒲式耳，此外还有一些豌豆和玉米。黄玉米和萝卜种晚了，没有收成。农场的全部收入是：
23.44美元
扣除支出……4.725美元
结余……8.715美元
除了我消费掉的和此时手头还存着一些的产品之外，估计约值450美元--手上的存款已超出了我自己不能生产的少量蔬菜的费用。通盘考虑，这是说，我考虑到人的灵魂和今日的重要性，我虽然为了这个实验花去了我很短的一些时间，不，一部分也因为这项实验的短暂性，我就确信我所做的比康科德任何一个农民所做得更好。
第二年，我做得还要更好，因为我铲平了我所需要的土地，大概一英亩的1/3。我从这两年的经验中学到，不要被那些农业巨著吓倒，包括阿瑟·扬阿瑟·杨（1741-1820），英国经济学家和作家。的著作在内。一个人只要生活得简单，只吃他自己种植的粮食，而且种的不超过他的需要，也不拿这些庄稼无餍足地交换更奢侈、更昂贵的物品，那么他只要耕几平方杆的地就够了：铲平那块地的费用比用牛耕便宜得多；不时挑选一块新地，也比给旧地不断地施肥要便宜，而一切农场上的必要劳动，只要在夏天有空闲的时候略略做一做就够了；这样，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和一头牛，或马，或母牛，或猪猡，捆绑在一起。在这一点上，作为一个对目前社会经济措施的成败都不关心的人，我希望说一句中肯的话。我比康科德的任何一个农夫都更具独立性，因为我没有固定在一座房屋或农场上，并且我能按照我自己的意向行事，那意向是每每时每刻都飘忽不定的。我的境况已经比他们的好很多，如果我的房子被烧掉，或者庄稼歉收了，我还能跟以前一样，过得很好。
我时常在想，与其说人是牛群的管理者，不如说牛群是人的管理者，因为牛群更自由自在。人与牛是在交换劳动，如果我们只考虑必要的劳动的话，那么看来牛的优势要大得多，它们的农场也大得多。人割上6个星期的干草，作为交换劳动的一部分，这可不是儿戏。当然没有一个在各方面都生活得很简单的国家，就是说，没有一个哲学家的国土，会愿意犯如此重大的错误，比如用畜生来劳动。确实，世上从未有过，也不太可能很快就有那么个哲学家的国土，就算有了，我也不敢确定它一定是称心如意的。然而，我绝对不愿意去驯一匹马或一头牛，束缚了它，叫它替我干活，因为我害怕自己变成了一个马夫或牛倌；如果说这样做了，社会看起来似乎有所得，那么我们能否肯定一个人的所得就不是另一个人的损失，难道能够肯定马倌跟他的主人是因为同样原因而满足的吗？就算有些公共工程没有牛马的帮助就不能被建立起来的，从而就让人类来和牛马一起分享这种光荣；是否能推理说，那种情况下，人类就不可能完成与他能力相当的工作呢？人们在牛马帮助下，开始做了许多不仅是不需要的和艺术的，而且是奢侈和无用的工作时，不可避免地，要有少数人得和牛马做交换工作，或者换句话说，这些人成了最强者的奴隶。所以，人不仅为他内心的畜生而工作，而且，作为这样一个象征，他还为他身外的牲畜而劳动。虽然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砖瓦或石头砌成的房屋，可是一个农夫是否殷实，还得看看他的牲口棚盖过了他的住屋的程度。据说这个城镇给这儿的耕牛、奶牛和马匹提供最大的房屋居住；在公共建筑方面也毫不落后；但是在这个县里，却只有很少的大厅可供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用。国家不应该用高楼大厦来给它们自己树立起丰碑，为什么不用抽象的思维力来纪念呢？一部《薄伽梵歌》印度教经典，收录于古印度史诗《摩柯婆罗多》中。比东方的全部废墟更值得赞叹！高塔与寺院是帝王的奢侈品。一个具有纯朴而独立的思想的人决不会遵照帝王的吩咐去奔走卖力的。天才绝不是任何帝王的仆从，也不为金子、银子和大理石而卖力，它们最多只能保留极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请告诉我，锤打这么多石头，到底目的何在？当我在世外桃源阿卡迪亚古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一高原地区。居民主要从事游猎和畜牧。后世西方某些文艺作品中，常以“阿卡狄亚”一词形容田园牧歌宽适的生活。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在锤打石头。许多国家怀着疯狂的野心，想要靠留下大量雕琢过的石头来纪念自己，使他们永垂不朽。如果他们用同样的力气来打磨雕琢自己的风度会怎么样呢？一份明智的理性要比像月球一样高的纪念碑还更加值得纪念。我更喜欢让石头放在适当的地方。底比斯埃及尼罗河边上的古城，被古希腊大诗人荷马称为“百门之都”。那样的宏伟是庸俗的宏伟。围绕着诚实人田园的一平方杆的石墙，要比一座有一百个城门，早就远离了人生的真正目标的底比斯城更加合理。那些野蛮的异教徒宗教和文化倒建造了辉煌的寺院；但是你们称之为基督教的却没有这样做。一个国家锤击下来的石头大部分都落在它的坟墓上。它活埋了自己。至于金字塔，与这个事实相比而言本没有什么可惊奇：有那么多人，竟能屈辱到如此地步，花费他们一生的精力，为某些笨蛋的野心家造坟墓，其实这个野心家要是更聪明些，就该跳尼罗河淹死，然后把身体喂给野狗。我或许可以给他们或他找一些借口，可是我才没有时间。至于建筑家所信的宗教和他们对于艺术的爱好，倒是全世界一样的，不管建筑物是埃及的神庙还是美国的银行。它花费的要比得到的多。虚荣心是根源，爱大蒜、面包和牛油是帮手。一个年轻有为的建筑师叫巴尔科姆先生，他追随在维特鲁威马可·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古罗马建筑师，著有《建筑十书》。的后面，用硬铅笔和直尺设计了一个图样，然后交到多布森父子采石公司的手上。当30个世纪开始俯视着它时，人类却开始抬头仰望它。至于你们的那些高塔和纪念碑，城里曾经有过一个疯子，要挖掘一条通到中国去的隧道，并且已经掘得相当深，据他说，他已经听到中国茶壶和烧开水的响声了；可是，我想我决不会为之倾倒而去赞美他挖的那个洞的。许多人关心着东方和西方的那些纪念碑--想知道是谁建造的。对我来说，我更希望知道是谁当时不肯造这些东西--谁能够超越这些琐事之上。可是让我继续做我的统计工作吧。
当时我在村中做着测量、木工和各种别的日工，我会的行当同我手指数一样多，我一共挣了13美元34分。从7月4日到3月1日，这8个月的伙食费结算出下列账目，尽管我在那里一共住了两年多--不包括自己种植的土豆、一点儿玉米和若干豌豆，也不算结账时留在手头的存货市价--计开：
米……1.735美元
糖浆……1.73美元（最便宜的一种糖精）
黑麦……1.0475美元
印第安玉米粉……0.9975美元（比黑麦便宜）
猪肉……0.22美元
全告失败的试验：
面粉……0.88（价钱比印第安玉米粉贵，而且麻烦）
糖……0.80
猪油……0.65
苹果……0.25
苹果干……0.22
甘薯……0.10元
一只南瓜……0.06
一只西瓜……0.02
盐……0.03
是的，我总共吃掉了8美元74分；可是，如果我不知道我的读者之中，大多数人跟我有同样的罪过，他们的清单如果公开出来恐怕还不如我的好，那我是不会这样不害臊地公开我的罪过。第二年，有时我捕鱼来下饭，有一次我还屠宰了一条毁坏我的蚕豆田的土拨鼠--按照鞑靼人的说法，执行它的灵魂转世--我吃了它，多少也是试验目的；虽然有股近乎麝香的香味，我暂时得到了一番享受，不过我知道长期享受这口福是没有好处的，即使你请乡下名厨加工你的土拨鼠。
在同一时期，衣服及其他零用这个项目，虽然不多，但合计达：
8.4075美元
油及若干家庭用具……2.00美元
这就是金钱方面的所有支出，洗衣和补衣大都是拿到外面去的，这些账单还没有收到--这一些是世界上这个部分必需花的全部的钱，可能还要多一些：
房子……28.125美元
农场的一年开支……14.725美元
8个月的食物……8.74美元
8个月的衣服等……8.4075美元
8个月的油等……2.00美元
共计……61.9975美元
我现在是向那些要谋生的读者而说的。为了支付这一笔开销，我卖掉了农场的产品，计开：
农产品……23.44美元
日工挣到的……13.34美元
共计……36.78美元
从支出上减去此数，差额25元21分又3/4--非常接近是我开始时所有的资金，以及原先就预备的花费--而另一方面呢，我除得到了闲暇、独立和健康之外，还有一座舒适的房屋，并且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这些统计资料，虽然偶然性很强，因此不足以作为指导，但因相当完备，所以也就有一定的价值。凡我所得到了我无一不记在账簿上。从上面列的表看来，仅仅是食物一项，每星期要花掉我27分。在后来的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的食物总是黑麦和不发酵的印第安玉米粉、土豆、米、少量的腌肉、糖浆和盐；以及我的饮用水。对我这样爱好印度哲学的人，以米饭为主食是合适的。为了对付一些习惯于吹毛求疵的人的反对，我还要声明一下：如果我有时跑到外面去吃饭，（我以前是这样做的，相信将来到外面吃饭的机会还是有的），这样做经常有损于我的家务安排。但是我已经说了，到外面吃饭是经常的事，这样丝毫不会影响这份比较性的报告。
从两年的经验中我学到，即使在这个纬度上，要得到一个人所必需的食粮也极少困难，少到难以置信；而且一个人可以像动物那样吃简单的食物，仍然可以保持健康和强壮。我曾经从玉米田里采了一些马齿苋（学名Portulaca oleracea），煮熟加盐做成。我之所以写下它的拉丁文的学名，是因为虽然它的俗名不是很好，但这一餐饭在好些方面让我吃得心满意足。请说说看，在和平的年代，在日常的中午时分，一个讲究理性的人吃一些甜的嫩玉米，加上盐煮，除此之外，还希望什么更多的菜肴呢？即使我稍稍变点小花样，也只是为了满足口味上的需要，并不是为了健康。人们常常挨饿，不是因为缺少必需品，而是因为缺乏了奢侈品；我还认识一个善良的妇女，她以为她的儿子因为只喝清水，结果送了命。
读者当然明白，我是从经济学的观点来处理这问题，而不是从美食的观点，他不会冒险把我这种节食来做试验，除非他是一个有丰厚脂肪的人。
刚开始我用纯粹的印第安玉米粉和盐来焙制面包，这是纯正的玉米饼，我在户外把它们放在一片薄木片上去烤，或者放在建造房屋时从木料上锯下来的木头的一端；可是时常被熏黑，还有一股松树味儿。我也试过面粉；可是最后发现混合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粉最方便、最可口。在冷天，连续不断地这样烘焙小面包是很有趣的事，小心翼翼地照看和翻转它们，就像埃及人孵蛋一样。他们是我烤熟真正的米粮的果实，我闻到它们的芳香，就像其他的鲜美的果实一样，为了要把这种芳香保持尽量长久，我用布把它们包了起来。我研读了历史悠久、不可缺少的制作面包的制作工艺，向那些权威人物讨教，一直回溯到远古时期，第一次发明不发酵的面包，那时从吃野果子、啖生肉进展到人类第一次进步到文雅优美地吃这一种食物的程度，我慢慢地又在我的读物中读到了面团突然间发酸的事，据说就这样，人们掌握了发酵的技术，我阅读了各种各样的发酵法，直到我读到“良好的、甘美的、有益健康的面包”，即这生命的支撑者。有人视发酵剂为面包的灵魂，是充填细胞组织的精神，它像圣灶上的火焰被虔诚地保留下来--我想，一定有很珍贵的几瓶是最初由“五月花”英国第一艘载运清教徒移民驶往北美殖民地的船只。带来，为美国完成了这项任务的，而它的影响还在这片土地上升腾、膨胀、扩大，似粮食的巨浪一样拍击着这片国土--我也经常从中虔诚地端出酵母，直到有一天早晨，我却忘记了规则，用滚水烫坏了我的酵母；这次意外让我发现甚至酵母也并非必不可少--我发现这个不是用了综合法，而是用了分析法--从此我痛痛快快取消了酵母，虽然大多数的家庭主妇曾经热忱地劝告我，没有发酵粉，就不可能得到安全而有益健康的面包，上了年纪的人还预言我的体力会很快就衰退的。可是，我发现这酵母并不是必需的原料，一年的时间不用它我还是活生生地生活在土地上；让我高兴的是总算可以不用在袋子里带一只小瓶子了，有时砰的一声瓶子破碎，里面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弄得我很狼狈。不用这东西反而更简单、更像样了。同别的动物相比，人这种动物更能够适应各种气候和各种环境。我也没有在面包里放什么盐、苏打，或别的酸、碱。看来我似乎是按照公元前2世纪的马尔库斯·鲍尔修斯·加图马尔库斯·鲍尔修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前234-前149），罗马农业家，著有《农书》流传至今。的方法做面包的。“Panem depstieium sic facito Manus mortariumque bene lavato Farinam in mortarium indito，aquae paulatim addito，subigitoque pulchre，Ubi bene subegeris，defillgito，coquitoquesub testu。”这段话我是这样理解的，--“按照此种方法揉你的面包。把你的手和长槽洗净。把粗粉放进长槽，慢慢加水，将面粉揉透彻。等你揉好了，使其成形，而后盖上盖子烘烤，”也就是说，在一只烤炉中烘烤。这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发酵。可是我还不能常常用这种生活的必需品。有一个时期，因囊空如洗，我整整一个月都没有看到过面包。
在这块适宜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生长的土地上，每个新英格兰人都可以很容易地生产出他自己所需的面包原料，而不必依靠那远方和价格起伏不定的市场。然而我们离朴素而独立的生活太远了，以致我们在康科德的店里已经很难买到新鲜甜美的玉米粉了，更没人吃玉米片和更粗糙的玉米。农夫们把自己生产的一大部分谷物喂了牛和猪，而花了更高的价钱到铺子里去买了未必更有益健康的面粉回来。我知道，我可以很容易地栽种出一两蒲式耳的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粉，前者能够生长在最贫瘠的土地上，后者也不需要最好的土地，并且可以用手磨机把它们磨碎，没有米没有猪肉也能够过好日子；如果我一定要有一些糖精，我凭实验发现能从南瓜或甜菜根里做出一种很好的糖浆，而且我还知道只需种点槭树就更容易地做出糖浆来；如果当这些还正在生长着，我也可以用许多代用品代替我已经提到过的几种东西。因为，正如我们的祖先所唱的：
“我们可以用南瓜、萝卜，还有胡桃木的叶子，制成美酒，来甜蜜我们的嘴唇。”出自约翰·沃纳·巴伯（J·W·Barber）著的《历史诗选》（1839年版）。
最后，说起盐，杂货中之基本的食品，找盐本可以成为一个到海边去的合适机会，或者，如果完全不用它，我可能会少喝一点水。我不知道印第安人有没有为了得到食盐而烦恼过。
这样一来，至少在食物这一点上，我避免了所有的经营与物物交换，而且已经有了遮蔽之所，所以剩下来的只是衣服和燃料。我现在所穿的一条裤子是在一个农民的家里织成的--感谢老天，人身上还保存着这么多的美德；我认为一个农民降为技工，同一个人降为农民一样伟大而值得纪念；在一个新的乡村，燃料可是一个大累赘。至于住处，如果不让我在这个无人居住的地方居住了，我会用我耕耘过的土地的售价来买下一英亩地--也就是，8美元80分。但是事实上，我认为因为我居住在这里，已经使地价为之大增。
有一部分怀疑论者有时问我这样的问题，我是否认为自己只吃蔬菜就可以过活；为了一下击中这个问题的根本--因为根本就是信心--我习惯于这样回答：我能靠吃木板上的钉子生活下去。如果他们不能理解这一点，那我说得再多，他们也不会了解的。就我而言，我倒很乐意听说有人在做类似的实验；好像有一个青年曾尝试过半个月，光吃连皮带壳的硬玉米来生活，用他的牙齿来做石臼。松鼠群曾试过同样的事并且成功了。人类对这样的试验是有兴趣的，虽然有少数几个丧失能力的，或者在面粉厂里拥有亡夫的1/3遗产的老妇人，对此也许要吓一跳了。
我的家具，一部分是我自己做的--其余的也没花我多少钱，所以我没有记账--包括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张书桌，三把椅子，一面直径三英寸的镜子，一把火钳和柴架，一只水壶，一只长柄平底锅，一个煎锅，一只勺子，一只洗脸盆，两副刀叉，三个盘子，一只杯子，一把调羹，一只油罐，和一只糖浆缸，还有一只涂漆的灯。没有人会穷得非得坐在南瓜上的。那是得过且过的无能表现。在村中的阁楼里，有许多我最喜欢的椅子；只要想要就可以拿走。家具！谢谢老天爷。无需家具公司来帮忙，我可以坐，可以站。如果一个人看到自己的家具装在车上，在光天化日之下、睽睽众目之前被拉往乡村，而且只是一些寒碜的空箱子，除了哲学家之外，谁会不害臊呢？这是斯波尔丁斯波尔丁（S Spaulding，1761-1816），美国传教士，被认为是《摩门经》的最早作者。的家具。打量这些家具，我无法知道是属于一个所谓的富人还是穷人所有；家具的主人似乎总是穷相十足。真的，这些东西你拥有得越多你越穷。每一车看起来都好像包含了一打棚屋里的东西；一座棚屋意味着穷困，那么这就是12倍地穷困。请问，我们为什么经常搬家，而不把我们的家具丢掉；最后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有新家具的世界去，把老家具付之一炬呢？这正如一个人把所有陷阱的机关都缚在他的腰带上，只要他一搬家，经过崎岖不平的荒野时，那些绳子也必然会被拖动，拖动他的陷阱--他是那只把断尾巴留在陷阱中的幸运的狐狸。麝鼠会把它的第三条腿咬断以便于逃命。难怪人已失去了灵活性。多少次他站在绝境的边缘！“先生，请恕我冒昧，你所谓的绝境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任何时候你遇见谁，你都能知道他拥有一些什么东西，唉，还有好些东西他假装没有，你甚至能知道他的厨房中的用具以及一切华而不实的东西，他要保留着这些东西而不愿意烧掉，看起来他好像是被套在家具上面，拼命拖着它们往前走。我认为走上绝境的人，就是这个人钻过了一个绳套或过了一道门坎，而他背后的一车子家具却过不去。当我听到一个衣冠楚楚、身体结实的人，似乎没有琐事缠身，一切都安排得很得当，说起了他的“家具”，比如是否保了险，我不仅对他产生怜悯。“我的家具怎么办呢？”--我的欢乐的蝴蝶这时被一只蜘蛛网给缠住了。即使那些长时间看起来没有什么家具的人，但是，如果你仔细地询问他，你就发现在别人家的棚子底下还储藏着他的几件家具呢。我看今天的英国就像是一个年老的绅士，带着一大堆包裹在旅行，全是安家度日时间久了以后积起来的许多华而不实的东西，他没有勇气将它们烧掉：大箱子、小箱子、手提箱，还有包裹。至少要把前三种扔掉。现在，就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要带着他的床铺上路也是力所不及的。我当然要劝告一些害病的人：扔掉你们的铺盖然后跑起来吧。当我碰到一个带着他的全部家当蹒跚而行的移民--那包裹就像是他脖子后头长出来的一个大瘤--我真可怜他，并不因为他的家当只有这么一丁点儿，而是因为他得带着所有的东西。如果我必须带着陷阱，我可以带一个比较轻便的陷阱，不让它咬住我最关键的部分。但是，也许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手掌放进去。
我还要顺便提一下，我没有为窗帘花任何钱，因为没有别的偷窥的人需要关在外面，除了太阳月亮，而我十分乐意它们来看看我。月亮不会让我的牛奶变酸，也不会让我的肉变腐臭，太阳也不会损害我的家具或让我的地毯褪色；如果我有时发现这位朋友热情过度了，我就退避到那些大自然所提供的窗帘后面去避一避，在经济上更加节约，没必要在我的家具之中又添上一项窗帘。有一位夫人曾经要送我一张地席，可是我屋内找不到地方放置，也没有时间在屋内屋外将它抖干净，我谢绝了，我宁可在我门前的草地上揩拭我的脚底。最好是在罪恶开始之初就扼杀它。
此后不久我出席了一个教会执事的动产拍卖会，他的一生并不是劳而无获--
“人作的恶在他死后还会流传。”出自莎士比亚《尤利西斯·恺撒》第三幕第二场。
通常，大部分的东西是没用的摆设，这些还是从他父亲时代就开始积攒了。其中，还有着一条干绦虫。现在，这些东西在他家的阁楼和其他尘封的洞中已经堆了半个世纪之久，还没有被烧掉；非但不是一把火烧了它们，或者火化消毒，反而举办了一场拍卖，要增加它们的寿命了。邻居们热切地聚集在一起观看，将它们全部买下，小心翼翼地搬进他们的阁楼和尘封的洞窟中，就堆在那里，直到这一份家产又需要清理，到那时它们又得被搬出门。人死方休。
有些野蛮民族的风俗，如果我们加以仿效的话大有益处，至少他们仿佛每年都要蜕一次皮；不管是否能够做到，他们却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如果我们也这样举行庆祝，也举行“迎新节”或“新果节”，就像巴川姆威廉·巴川姆（W Bartram，1739-1823），著有《南北卡罗来纳旅行记》。描写摩克拉斯印第安人的风俗一样，难道这不是很好吗？“当一个城镇举行庆祝迎新节时，”他说，“人们预先给自己预备了新衣服、新罐子、新盘子，新器具和其他家具，他们收集了所有的穿破了的衣服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旧东西，打扫了他们的房子、广场和整个城镇，把垃圾连带存下来的陈谷子和其他的陈年存食，一起倒在一个公共的堆上，点把火烧毁。吃了药之后，再绝食三天，城镇中所有的火全部燃尽了。在绝食期间，他们戒除了食欲和其他欲念的满足。大赦令宣布了，所有的罪人可以返回他们的城镇来。”
“在第四天的早晨，大祭司就把干燥的木头聚拢在一起，在广场上生起了新的火焰。城镇的每户居民都从这里得到了这新生的、纯洁的火焰了。”
“于是他们享用起新的谷物和水果，在三天时间里又唱又跳，而接下来的四天时间里，他们接受邻近部落来访友人们的庆贺，他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净化，准备就绪了。”
墨西哥人每52年也要举行一次类似的净化典礼，他们相信世界52年就会终结一次。
我没有听说过比这个更真诚的圣礼了，也就是说，就像字典上所下的定义，是“内心灵性美德的外在表现”，我一点也不怀疑，他们的风俗是直接由天意传授下来这样做的，虽然他们并没有一部圣经来记录这种启示。
在5年多的时间里，我仅仅依靠双手劳动养活了我自己，我发现，一年之内我只需工作大约6个星期，就足够满足我生活的所有开销了。整个冬天和大部分夏天，我自由而无所事事地学习。我曾经全心全意办过学校，我发现我的收入和支出相抵，甚至还抵不上，因为我必须穿衣、训练，更不用说思考和信仰，结果在这笔交易中我损失了不少时间。因为我教书不是为了同胞们的利益，而只是为了生计，这就是失败了。我曾尝试过做生意，可是我发现要花上10年的时间才能走上这条路，也许那时我正投到魔鬼那边去了。我倒是真正担心那个时候我正在做某种所谓的好生意。从前，我曾到处寻找一个谋生之道的时候，由于曾经想按照几个朋友的希望行事而有过一些可悲的经验，这些经验逼得我另外想些办法，所以我常常严肃地想到还不如去拣点浆果；这我自然能胜任，那薄利对我来说也够了--因为我的最大的能耐是需要极少--我这样愚蠢地想着，它只要很少的资金，对我惯常的情绪又极少干扰。当我的熟人们毫不犹豫地去做生意或就业时，我认为我的职业最近于他们的职业；整个暑天我漫山遍野地来回跑，将一路上的浆果捡起来，然后随意处置了它们；就这样，看守着阿德墨托斯的羊群。我有时也梦想，不妨采集些闲花野草，或用运干草的车辆给一些爱好树林的村民们运送常青树，甚至运到城里去。可是从那时起我明白了，商业诅咒它经营的一切事物；即使你经营天堂的福音，商业的全部诅咒也会随之而来。
因为我对某些事物有所偏爱，而特别重视自由的价值，因为我能吃苦而且又能取得成功，我并不希望浪费我的时间用于购买贵重的地毡或其他一些优雅的家具，或可口的食物，或希腊式、哥特式的房屋。如果有人能毫无困难地得到这些东西，而且在得到之后更懂得如何利用它们，我还是放手让他们去追求。有些人很“勤恳”，好像天生就喜欢劳动，或者劳动可以使他们无暇去胡作非为；对于这种人，暂时我还不想说什么。至于那些比现在有更多的闲暇，而不知如何处理的人，那我要劝他们加倍勤恳地工作--工作到直至他们能养活自己，取得他们的自由证明书。至于我自己，我发现在任何职业中，打短工最具有独立性，尤其一年之内只要三四十天就可以养活自己。太阳落山的时候，短工结束了一天的劳动，这之后他就可以自由地专心于他自己选择的劳动之外的某种活动；但是他的雇主，一月接着一个月地做着投机取巧的营生，一年到头不得休息。
总之，我确信，根据信念和经验，在世上维持一个人的生计并不是苦差，而是娱乐，如果生活得比较单纯而且聪明的话；正如一些比较简朴的民族，人们从事的工作不过是一些更复杂的民族的体育运动。一个人要养活自己没必要干得汗流满面，除非他比我更容易流汗。
我熟识的人中有一个年轻人，继承了几英亩地，他告诉我如果他有办法的话，他愿意像我一样生活。我却不愿意任何人因为任何理由而采用我的生活方式；因为，在他还未学会我的这种生活方式之前，我可能已经为自己找到了另一种方式，我希望世界上有尽可能多的不同的人；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小心地找出并追求他自己的道路，而不要采用他父亲的，或母亲的，或邻居的道路。年轻人可以从事建筑，或耕种，或航海，只要不阻挠他说他喜欢做的事就好了。我们的明智只体现在抽象的数学意义上，正如水手和逃亡的奴隶眼睛盯住北极星；不过这些足以指导我们的一生了。也许我们不能够在一个预定的日期内到达目的港口，但我们总会保持走在一条正确的航线上。
不用怀疑，在这里，对一个人来说正确的事，对一千个人来说更加正确，正像一幢大房子，按比例算起来并不比一座小房子更贵，因为几个房间可以共用一个屋顶，共用一个地窖，一堵墙更可以分隔出许多房间来。但是就我自己而言，我更喜欢独居。再说，由你自己来建造一幢房屋比别人建造一道公墙更便宜；如果你说服了别家跟你合用一道墙，这道墙必定很薄，而且隔壁住的也许不是一个好邻居，而且他也不修理他那一面的墙。一般能够行得通的合作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而且流于表面；要有点儿真正的合作心意，表面上反而看不出来，却有着一种无声的和谐。如果一个人有信心，他可以怀有同样的信心到处与人合作；如果他没有信心，他就会继续像世界上的多余人一样生活，不管他跟什么人做伴。无论是从最高意义还是从最低意义来说，合作的意义在于让我们一起生活。最近我听有建议说有两个年轻人应该一起作环球旅行，一个人没有钱，一路上要在桅杆前头或跟在犁锄后干活挣取路费，另一个袋里携带着一笔旅行支票。这是很容易明白的，他们两人不可能长时间地做伴或合作，因为其中有一人根本什么都不做。在他们行程中出现第一个有趣的危机之时，他们就要分手。首先，正像我已经说过的，一个单独旅行的人想今天出发就可以出发；但是结伴而行的人却得等同行的准备就绪，在他们出发之前可能要费很长的时间。
我已经听到一些市民们说，可是这一切是很自私啊。我承认，直至目前我很少从事慈善事业。一种责任感让我做出了一些牺牲，其中也包括牺牲掉慈善给我带来的喜悦。还有人使出浑身解数，要劝导我承担去援助城镇里的一些穷苦人家的工作：如果我没有事情做--而魔鬼是专找没有事做的人的--也许我要动手试做这一类消遣的事。然而，每当我想在这方面尝试一下，把让他们过上天堂般生活作为一个义务，维持一些穷人的生活，使他们各方面都能生活得跟我一样舒适，甚至已经主动提出为他们提供帮助，可是他们却全体一致并且毫不犹豫地都愿意继续贫穷下去。我们城镇里的那些男男女女正在想方设法为他们的同胞谋取福利，我相信这至少有一个人可以空出来去做别的不那么高尚的事业。像办其他的任何事业一样，办慈善必须要有天赋。“做好事”是一个人满为患的行当。况且，我做过尝试。看起来奇怪得很，我确信这不符合我的胃口。社会要求我承担这种使宇宙不至于毁灭的“做好事”的特殊职责，也许我不应该有意而谨慎小心地逃避；而且我相信，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的确有着一种类乎慈善的事业，而且类似于此而又不知坚定了多少倍的力量，使我们现在的这个宇宙得以保全。可是我不会阻拦一个人去发挥他的天赋的；这种工作，我自己是不做的，而对于全心全意做着的人，我将说，即使全世界说这是在干坏事（很可能有这种看法），你们还是要坚持下去。
我一点都不是说我的情况是个例外；无疑，我众多的读者也会做类似的辩护。在做某些事的时候--我不会从事邻居们所宣称的好事--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我可是一个很出色的雇工；可是做什么事我才出色呢，这需要让我的雇主来发现。我做什么好（属于通常意义上的所谓好），一定在我的主要轨道之外，而且大部分都是我无意做的。人们很实际地说，从你的脚下开始，就照本性去做，不要把成为更有价值的人作为你的主要目标，而要抱着好心肠去行善。要是说话时也用这种语调，我就干脆这样说：去吧，做个好人。他们仿佛认为太阳用它的光芒照亮了月亮或一颗六等星亮度的星以后就应该停下来，像好小子罗宾英国民间传说中一个顽皮的妖精。那样跑来跑去，在每所村屋的窗外偷看，叫人发疯，叫肉变质，使黑暗的地方可见，而不是持续不断地增强它的和煦的热量和恩惠，直到它变得如此的明亮，没人能够直视它，同时，它在自己的轨道上绕着世界行走，施恩行善，或者说，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所发现的，地球会因绕着太阳运转而得到好处。当法厄同希腊神话中太阳神的儿子。想要通过施恩行善证明他出身于上天，驾驶太阳车只不过一天的时间，便越出轨道，把天堂下面的几条街上的房子给烧掉了，还烧焦了地球表面，烘干了泉水，而且创造了一个撒哈拉大沙漠，直到朱庇特一个霹雳把他打到地上，太阳为悲悼他的丧命，一年暗淡无光。
没有什么气味比善良走了味更坏。这就像人腐烂的气味，就像神腐朽的气味一样。如果我确切知道有人抱着做好事的目的来到我家里，我就要逃命了，就好像逃避非洲沙漠中的所谓西蒙风的狂风，这种风刮起来的时候，它的沙粒会塞满了你的嘴巴、耳朵、鼻子和眼睛，直到把你闷死为止，因为害怕他做的某些好事会做到了我身上--怕他的毒素混合到我的血液中。不行，要是这样的话，我倒宁可顺其自然地忍受人家在我身上干的坏事。如果当我饥饿时他给我食物，我寒冷时他给我提供温暖，或者当我掉在沟中，而他把我拉了起来，这个人不算好人。我可以给你找一条纽芬兰的狗，这些它都做得到。慈善并不是广义上的那种对同胞的爱。霍华德约翰·霍华德（1726-1790），英国监狱改革家。按照他本人的方式无疑是个极为善良和值得尊敬的人，且已善有善报了；可是，就比较而言，如果霍华德们的慈善事业，不能帮助我们拥有最好的产业，在我们最值得接受帮助的时候来帮我们，那么一百个霍华德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处？我从未听到过任何一个慈善大会曾诚恳提议，要向我或者像我这样的一些人来行善做好事。
耶稣会会友也被印第安人弄得不知所措，印第安人在被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的时候，却给折磨他们的人提出新奇的折磨方法。他们是超越了肉体的痛苦，有时可能更超越了传教士所能提供的任何灵魂的慰藉；你应该奉行的原则就是杀害他们时少在他们的耳边罗唆，就他们而言，根本就不关心他们如何被对待，他们用一种新奇的方式来爱他们的仇敌，几乎已经宽赦了他们所做的一切。
你一定要确定你给穷人们的帮助是他们最需要的，虽然正是以你为榜样让他们远远地落在后面。如果你施舍钱给他们，你得自己陪同他们花掉这笔钱，而不仅仅是扔给他们就算了。我们有时候犯一些很奇怪的错误。虽然穷人们邋遢、褴褛又粗野，通常却并没有挨冻受饿。这其中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乐此不疲，而并非由于他们的不幸。你要是给了他钱，他也许就去买更多的破烂衣服。我常常对那些穷相十足的爱尔兰工人产生同情，他们在湖上挖冰，穿着如此褴褛贫贱的衣服，而我穿的是干净的甚至是比较时髦的衣服却还冷得发抖呢，直到有一个严寒的冷天，一个掉进了冰里的人来到我的屋中取暖，我看他脱下了三条裤子和两双袜子，这才露出皮肤，虽然裤子袜子破敝不堪，这是真的，可是他却拒绝了我将要送给他的额外衣服，因为他有着许多的里面衣服。看来他需要的是全身浸一次水。然后，我开始可怜我自己，要是给我一件法兰绒衬衫，那就比送给他一座旧衣铺子更慈善。一千人在胡乱砍着罪恶的树枝，只有一个人在砍伐罪恶之根，很有这样一种可能：那个把时间和金钱花在穷人身上最多的人，正是在用他的生活方式引起最多的贫困与不幸的人，现在他努力消除贫困，却是徒然无功。正是那个道貌岸然的蓄奴主，把奴隶生产的十分之一的利益拿出来，为其余的奴隶购买星期日的自由。有人通过雇佣穷人到厨房去工作表示对穷人的慈善。如果他们雇佣自己下厨房工作，这不是更慈善了吗？你吹嘘将你的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给慈善事业，也许你应该捐出十分之九，这才算数。否则，社会收回的只是十分之一的财富。这是归于财产占有者的慷慨，还是由于主持正义者的疏忽呢？
慈善几乎是受到人类充分赞许的唯一美德。不，它受到了过高的评价；正是因为我们的自私，所以对慈善评价过高。有一个强壮的穷人，在康科德这里阳光灿烂的一天，对我称赞他的一个同乡，因为，他说，那人对待穷人很善良；意思是，像他这样的，人类慈善的伯父伯母，反而比真正灵魂上的父母更值得尊敬。有一次我听一个神父在讲英国，这位神父是一个有学问和才智兼具的人，历数着英国在科学、文艺和政治方面的杰出人物：莎士比亚、培根、克伦威尔、弥尔顿、牛顿等人，接下来就说起英国的基督教英雄，好像出于他的职业需要一定要求他这样说似的，他把这些英雄捧高到所有其他人物之上，称之为伟大人物中的尤伟大者。他说的是潘恩、霍华德、福莱夫人。任何人都会觉察出其中的虚假谬误。最后三人并不是最好的英国男子或妇女；也许仅仅可以算作英国最好的慈善家。
我并不要从任何对慈善的赞美中减去什么，我只要求公平对待一切造福于人类的生命与工作的人。我并不以一个人的正直和慈善为主要的价值，它们不过是他的枝枝叶叶。那种枝叶，等到一枯萎，做成了药茶给病人喝，他们就有了一些低级的用处，而且使用者多数是走四方的江湖郎中。我要的是一个人的花朵和果实；他的芬芳会传送给我，他的成熟则熏陶了我们交往的风味。他的良善不能是局部的、短暂的行为，而是持续稳定的施与，他的施与于他无损，于他自己也无所感觉。这是一种隐藏了许多罪恶的慈善。慈善家们经常用自己散发出来的那种颓唐悲戚的气氛环绕人类，并且称其为同情心。我们应该传播给人类的是我们的勇气而不是我们的失望，是我们的健康与舒适，而不是我们的疾病，并且小心别让疾病传染开来。从南方的哪个平原上传来了一片哀号声？在哪个地区的纬度上，住着我们应该传播光明的异教徒？谁是我们应该去解救的放纵残暴之徒？如果有人感到不适，以致不能完成他的任务，如果他肠痛了--那是同情心所在之处--他就要致力于改良这个世界了。他作为大千世界里的一个缩影，他发现--这是一个真正的发现，而且正是他所发现的--世界都在吃青苹果；在他的眼中，事实上，地球本身便是一只巨大的青苹果，人类的孩子如果在苹果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去噬食它，那是很危险的，想起来就很可怕；可是他那激进的慈善事业使他径直去寻找爱斯基摩人、巴塔哥尼亚人南美南端巴塔哥尼亚印第安人，主要包括特维尔切人﹑亨纳肯人和阿劳坎人，属蒙古人种美洲支。还拥抱了人口众多的印度和中国的乡村；就这样通过他几年的慈善活动，有权有势者还利用了他来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无疑的，他治好了自己的消化不良症，地球的一颊或双颊也泛出了红晕，好像它开始成熟了，而生命也失去了它的天然粗野，再度变得甜美又健康，更值得生活了。我从未想过有一种比我自己所犯之罪更大的罪过。我从来没有见过，将来也绝不会见到一个比我自己更坏的人了。
我相信，使一个改革家心生悲伤的，不是对于苦难同胞的同情，而是他私人的烦恼，虽然他是上帝的最神圣的子孙。让这一点被纠正过来，让春天来到他身边，让黎明在他的卧榻上升起，他就会一句道歉的话都不说便抛弃他那些慷慨的同伴了。我之所以不反对抽烟，是因为是我自己从来不抽烟；那是戒除烟瘾的人自己要偿付的税金；虽然我自己尝试过许多事物，我也能够反对它们。如果你曾经误导去做过慈善的事，别让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干了什么，因为这本不值得知道的。救起淹在水里的人，就系上你的鞋带。你还是从容地去着手做一些自由的劳动吧。
我们的风俗因为和圣者交往因而被败坏了。我们的赞美诗中响起了诅咒上帝的优美旋律并且永远是在忍受他。可以说，便是先知和救世主，也只能安慰人的恐惧而不能增强人的希望。任何地方都没有对生命表示朴素和无法抑制满足的记载，也找不到任何对上帝的令人难忘的赞美，一切健康、成就都给我好处，尽管它看上去十分遥远、不可触及；一切疾病、失败使我悲伤，让我陷入灾难，不管它对我，或我对它抱有多大的同情心。所以，如果我们要真的用印第安式的、植物的、磁力的或自然的方式来恢复人类的天性，首先让我们如同大自然一样简单而安宁，驱散挂在我们眉头上的乌云，在我们的身心中注入一点儿小小的精气。不要充当一个穷苦人的先知，而要努力成为一个值得生活在世界上的人。
我在设拉子诗人希克·萨迪萨迪（1184-1291），波斯诗人。的《蔷薇园》中，读道：“他们问一个智者说：在至尊之神种植的许多著名的高大华盖美树中，没有一种被称为Azad，或自由的，只除了柏树，柏树却不结果，这里面有什么奥妙？他回答道：每种树都有它适当的生产，特定的季节，这段时间它们则茂郁而开花，过了这段时间它们便干枯而萎谢；柏树不属于这种情况，它永远苍翠，具有这种本性的得称为Azad，或宗教的独立者。--不要把你的心固定在转瞬即逝的事物上面；因为底格里斯河在哈里发绝种以后还是奔流不息经过巴格达；如果你手上很富裕，要像枣树那样慷慨自由；但是如果你没有东西可给，就做一个Azad，或自由的人，像柏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