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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写下以下这些记录，或者相当一大堆文字的时候，我在森林中孤独地生活着，就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坐落于瓦尔登湖的湖岸上我亲手建筑的木屋里，距离任何邻居都有一英里远，只靠着我双手劳动来养活我自己。我在那里住了两年零两个月。而今，我又是文明生活中的寄居者了。
如果不是镇上的人对我的生活方式如此关注，详细加以询问，我应该不会这般冒昧地讲述自己的经历以引起读者注意的。有些人觉得询问这些事不太恰当，但我根本不觉得有任何不妥，考虑到当时的具体环境，是非常自然而且合情合理的。有人问我拿什么充饥，是否感到孤独，是否感到害怕，等等。另一些人感到好奇的是，想知道我捐献了收入中多大一部分用于慈善目的；还有一些有着一大家子的人，想知道我赡养了多少个穷苦的孩子。因此，特别是那些对我并不十分感兴趣的读者，请原谅我在这本书中尝试对若干诸如此类的问题加以解答。多数书中，第一人称“我”常常被省略，在这本书中将加以保留，这一点，就唯我主义而言，正是最大的不同之处。我们通常忽略的是：归根到底，发言者总是第一人称。如果我能做到知人之深甚于自知，我就不会如此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了。不幸的是，由于我阅历浅薄，只能局限于这一主题了。再者，我要求每一位作家，不仅仅要写他道听途说来的别人的生活，还要能够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朴素而诚恳的描述，这种描述就好像他从远方寄给自己的亲人似的。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若生活得诚实，那一定是生活在离我很遥远的地方。或许这些记录更适合贫寒的学生们去阅读。至于其他的读者，他们会接受适合他们的部分。我相信，没有人会为了穿衣服而撕开缝线，因为只有合乎尺寸的衣服，穿起来才会觉得舒适。
我所乐意谈的事情，并非是关于中国人和三明治岛即美国夏威夷群岛。上的人，而是关于你们--这本书的读者，据说都生活在新英格兰美国东北部六州的总称。英国清教徒最初移民之地。；关于你们的境况，特别是你们在这个世界，这个城镇的外部状况或者环境，我要谈谈它的现状，谈论是否必须要在这样糟糕的环境里度日，是否到了无法改善的地步。我在康科德旅行过许多地区。无论在哪，在店铺，在办公场所，在田野，所有的居民看起来仿佛都在赎罪一样，从事着成千种令人惊异的苦役。我曾经听说过婆罗门教的教徒，坐在四面火焰之中，眼盯着太阳，或者在熊熊的火焰上方倒悬着身体，或者侧转过头仰望太空，直到他们的身体无法恢复到原状。他们的脖子是扭转的，除了液体，别的东西都不能流到胃囊中；或者用锁链终生将自己拴在一棵树下面；或者像毛毛虫一样，用他们的身体来丈量帝国的广袤土地；或者用一条腿站在柱子顶上--然而即便是这类有意识的赎罪行为，比起我每天目睹的景象，也并非难以置信和更加令人惊讶了。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件苦役，跟我的邻居所从事的苦役比较起来，简直微不足道。因为苦役只有十二件，有结束的时候，然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猎杀或者捕获任何怪兽，也没有看到过他们做完过任何苦役。他们也没有朋友像依俄拉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把九头蛇的脖子上烫上疤，蛇头就无法再生。那样，用烧得灼热的烙铁去烙印那九头怪兽的颈，所以被割去了一个头，两个头就长了出来。
我看见有的年轻人--我的同乡，很不幸的是，他们继承了田地、庐舍、谷仓、牛羊和农具，得到这些东西倒是容易，舍弃它们可困难了。如果他们出生在空旷的草原上，由狼哺乳养大，那就好很多，这样他们就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他们所劳作的这片土地是怎么样的。谁使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为什么他们能够享受60英亩田地的供养，而更多人却命中注定要隐忍苟活？为什么他们从一出生就开始自掘坟墓？他们必须要过人的生活，就不得不推着这些东西前进，尽可能地把日子过得好些。我不知碰到多少可怜的、不死的灵魂，被生活的重担压得无法喘息，在生活的道路上匍匐前行，推动着一座75英尺长、40英尺宽的大谷仓，还有一座从未打扫过的奥吉亚斯传说中希腊国王奥吉亚斯有3千头牛，30年没有打扫过牛圈。的牛圈，上百英亩耕地、草场、牧场和小林地。那些没有继承产业的人，虽然不必受这类继承的牵累，但是也不得不拼命地干活，以安抚和养育他们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
可是，人是在错误的笼罩下劳动的。人的健美的躯体很快就被犁入泥土中，化成肥料。正像一本古书中所说的，人们被一种貌似真实通常称作“必然”的命运所支配，他们将积累的财富储藏起来，被飞蛾和铁锈再腐蚀掉，并且招来了盗贼入室行窃。这真是愚蠢的一生，除非他们走到生命的尽头，在生前他们是不会明白的。据说，丢卡利翁和皮拉希腊神话中，大洪水之后，世上只剩下丢卡利翁和皮拉两人。后来成为了人类的祖先。从头顶往后丢石头，从而创造了人类：
“Inde genus durum sumus，experiensque laborum，
Et doeumenta damus qua simus origine nati。”
或者，像雷利雷利（1552-1618），英国航海家、政治家、作家。用洪亮的声调译成的韵诗：
“从此，人变成铁石心肠，任劳任怨，
证明我们的身体，本是岩石结构。”
实在是过于盲目地遵守错误的神谕，以至于把石头从头顶扔到背后去，却不看它们掉落到什么地方。
大多数人即使是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度，也仅仅因为无知和错误被虚无缥缈的忧虑所占据，干的全是忙不完的粗活，导致他们不能够采摘生命的美果。他们的手指，因为操劳过度变得粗笨了，颤抖得厉害，已经不能够采集美果了。确实，一天又一天，劳动的人找不到空暇来让自己真正地完善；他无法维持人与人之间最高尚的关系；他的劳动，一到市场上就会跌价。除了做一台机器之外，他没时间来做别的。他怎能意识到他自己的无知呢--这正是他成长的必须--他难道不经常绞尽脑汁想问题吗？在评说他们之前，我们先要免费地使他吃饱穿暖，并用我们的兴奋剂给他注入活力。我们天性中最美好的品质，如同果实上的粉霜，只有轻拿轻放才能保全。然而，我们对待自己或对待他人都没有如此温柔体贴。
我们都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是穷困的，觉得生活很不易，有的时候，可以说连喘气都十分困难。我毫不怀疑，在本书的读者之中，有人连吃饭的饭钱都无力全部偿付，或者为了迅速磨损或已经破损的衣着付钱。好容易忙里偷了闲，那还是从债主那里借来或偷来的时间，才能读这几页文字。很明显，你们许多人过着地位卑贱的生活，因为我的眼力已经被阅历磨得十分锐利了；你们总是生活在限制中，想要通过一笔一笔生意来偿清债务；你们深陷在一个十分古老的泥沼中，拉丁文称作aes alienum--别人的铜币，古时候有些钱币是用铜来铸成的；在别人的铜钱中，你们生活，死掉，最后被埋葬；总是许诺明天偿还，明天偿还，直到死在今天，债务依然无法偿还；你们求恩、乞怜、请求照顾，只要不是犯罪坐牢；你们撒谎、谄媚、投票，把自己缩进了一个谦虚礼貌的硬壳中，或者自吹自擂，摆出一副稀薄如云雾的慷慨和大度的模样，这样就会使你们的邻人信任你，让你们给他们制作鞋、帽子，或上衣，或马车，或为他们添置杂货。你们把钱藏在一只破箱笼里，或者在灰泥后面的一只袜子里，或者藏在一个用砖头砌成的库房里，那里是更安全了；不管藏在哪里，无论多少，为了应付患病的日子，不料，你们自己却被弄得病倒了。
有时，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何我们会如此轻率，我几乎可以这么说，竟然专注于罪恶昭彰的从外国贩入黑奴来的奴役制度。我们有着这么多精明而且熟练的奴隶主，奴役着北方和南方的奴隶。和一个南方监工打交道很困难，和一个北方的监工相处情况更坏，但最坏的是你成了自己的监工。你在谈论人的神圣吗？看看公路上的赶马人，日夜兼程赶往市场，他们心中有任何神圣的思想在激荡吗？他最高的职责无非就是给马喂草饮水，和运输的赢利比起来，他们的命运算得了什么？他们还不是在给一位繁忙的绅士赶马？他们有何神圣，有何不朽呢？请看他们卑躬屈膝、谨小慎微的样子，一天到晚不知道在担心什么，既不神圣，也不是不朽，他知道自己是属于奴隶或囚徒的称谓，这是他靠自己的行为赢得的名誉。相对于我们的个人观点，公共舆论不过是个微弱无力的暴君。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这决定了--或者确切点说--指明了他的命运。如果在西印度地区谈论心灵与想象力的自我解放，可哪里有一个威尔伯福斯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iforce，1759-1833），英国政治家，主张废除英国殖民地奴隶制。在那边督促呢？再请想一想，这片土地上的妇女们，她们在编织着梳妆用的软垫，等待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对她们自己的命运丝毫也不关心，似乎可以继续消磨时间，又不会损害永恒。
大多数人在过着逆来顺受而绝望的生活。所谓听天由命，正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绝望。你总是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村庄，以水貂和麝鼠的盛装来安慰自己。在人类的所谓游戏与消遣底下，甚至都隐藏着一种凝固的、无意识的绝望。就此而言，根本没有娱乐性，因为工作之后才能娱乐。但是要知道智慧的特征是：不做绝望的事。
当我们应用教义问答的方式，思考人生的宗旨内涵，以及生活的必需品与资料究竟是什么时，仿佛人们特意地选择了这种生活的共同方式，而不要任何别的方式似的。其实他们也知道，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挑选。然而清醒健康的人知道这一点：太阳亘古常新。抛弃我们的偏见，永远都不会嫌太迟。思想与行为不管是如何古老，如果没有经过证实，便不可以轻信。在今天人人同声附和或默认的真理，到明天很可能就变成了虚无缥缈的氤氲，成为虚假的谎言，但是还会有人认为这是一片祥云，可以往大地上抛洒甘霖。老头子们认为办不到的事，你们来试一下，发现往往可以办成功的。老人有旧的一套，新人有新的方法。古人一度不知道，添上燃料便可使火焰不灭，新人却把干柴放在水壶底下。现在的人还可以绕着地球转，迅疾如飞鸟。正如谚语所说的，“气死老头子”。年纪过大并非一定适合做年轻人的导师，因为他们虽有不少收获，却也大有损失。我们可以这样怀疑，即使最聪明的人，活了一世，他又能懂得多少生活的潜在价值呢。实际上，老年人是不会有什么极其重要的忠告可以赠送给年轻人的。他们的经验是这样的残缺不全，他们的生活已经是这样的惨痛和失败，他们应该知道这些错误都是自己铸成的；可能他们心中还保留若干信念与他们的经验不相符合，只可惜他们都已经不再年轻了。我在这星球上生活了30多年，还没有听到过老长辈们哪一个字是有价值的，甚至连热忱的忠告也没有。他们从未告诉过我什么，也许他们是不能告诉我什么中肯的东西了。这里就是生活，对我而言，是一个极大部分都没有体验过的试验，老年人体验过了，但对于我没有用处。如果我得到了我认为有用的任何经验，我一定确信这个经验是我的老师长们所没有提起过的。
有个农夫曾告诉我：“活着不能光吃蔬菜，蔬菜不能供给你骨骼所需要的养料。”这样，他虔诚地每天分出了一部分时间，来获取那种可以提供给他骨骼所需的养料；他一边说话，一边跟在一条耕牛后面，这条靠吃蔬菜供养了它的骨骼的耕牛，拖动着它和它的木犁不顾一切障碍地前进。在某些场合，某些事物确是生活的必需资料，例如，在走投无路的人或病人中；而在另一些场合，同样的东西只变成了奢侈品，再换了别样的场合，就变成了闻所未闻的东西。
00有人认为人生的全部境界，无论在高峰之巅还是低陷之谷，都已被先辈们走遍，所有的一切都已被注意到了。依伊夫林约翰·伊夫林（1620-1706），英国作家。曾说过：“智慧的所罗门曾制定条例，规定树木中间应有的距离；罗马地方官也曾规定，你可以到邻居的地上去拣拾那落下来的橡实多少次而不算乱闯的，并曾规定多少份橡实属于邻居。”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前460-约前359），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著名医生，西方医学奠基人。甚至教导人们如何剪指甲，不要太短或太长，要剪齐手指头。毫无疑问，把丰富多彩的生活和欢乐都销蚀殆尽，那种单调乏味和忧闷跟亚当一样古老。但人的力量还从来没有得到衡量；我们不能根据他之前所完成的事来判断他的力量，因为他做得还不够多。不论你以前经历过何种失败，“别苦恼，我的孩子，谁能指定你去做你未曾做完的事呢？”
我们可以用一千次简单的测试来测定我们的生命。举个例子，同一个太阳，它使我种的豆子成熟，同时也照耀了像我们的地球一样的整个太阳系。如果我记住了这一点，那就能防止一些错误。可是我锄草时并没有这样去想。星星是一个个多么神奇的三角形的尖顶！宇宙深处，有多少相隔甚远的不同的物种在同时思考着同一事实啊！大自然和人生也是变化多端，一如我们的各种体制。谁能预知，别人的生命有着什么样的前途？还有什么比我们一瞬间通过彼此的眼睛来对视更伟大的奇迹吗？我们本应该在一小时之内就经历了这世上的一切时代；是的，所有时代中所有的世界--历史、诗歌、神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像读别人的经验这样的让人吃惊而又增长知识。
凡我的邻居认为好的东西，在我灵魂中却往往认为有一大部分是坏的。就我而言，如果说我忏悔什么事，那大概就是我的循规蹈矩。是什么魔鬼攫住了我，使我品行这样中规中矩呢？老年人啊，你或许会说出那些最聪明的话--你已经活了70年了，而且还有某种荣耀，我却听到一个不可抗拒的声音，要求我不听你说的那一套。新的一代人抛弃另一代人的业绩，好像离开搁浅的船一样。
我认为，我们可以泰然相信的东西，比我们实际上相信的要更多。我们对自己不那么过于关注，便可以诚心诚意地多给别人一些关怀。大自然既能适应我们的长处，也能适应我们的弱点。有些人的忧患焦虑无穷无尽，如同形成了一种不治之症。我们天生就喜爱夸耀我们所做工作的重要性；然而没有做的工作有多少呀！或者，要是我们病倒了，怎么办呢？我们多么谨慎！如果能够避开，就下定决心不依照信仰而生活；我们从早到晚警戒着，到晚上不情愿地做着祈祷，然后把自己交托给未定的运数。我们被迫生活得这样周到和真诚，崇奉自己的生活，而否定变革的可能。我们说，这是生活的唯一方式；可是生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正如从圆心可以画出许多条半径来一样。一切变革都是值得思考的奇迹，不过那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奇迹。孔夫子曾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出自《论语·为政篇》，第十七章。当一个人把他想象的事实提炼为他的理论之时，我预见，所有人最后都要将他们的生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让我们思考一下，我前面所说的那些忧虑和烦恼大部分是些什么，其中有多少是必须让我们陷入麻烦中的，或者至少是小心对待的呢？虽然生活在文明世界中，若能过一过原始性的偏远地方的生活还是有益处的，即使仅仅为了了解生活必需品大致是些什么以及如何才能获取这些必需品，甚至翻一翻商店里的古老的流水账，去看看人们经常在商店里买什么，他们储存哪些货物，就是说，最大宗的杂货究竟是些什么。因为时代的演进对人类生存的基本原则却还没有发生多少影响，比如我们的骨骼，跟我们的祖先的骨骼，很可能没有多大的区别。
按照我的意思，所谓生活必需品，是指一切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那种物品，它一开始就显得很重要，或是在长期的应用中对人的生活变得十分重要，由于其对于人具有了如此的重要性，没有人会尝试着不要它，不管是由于野蛮，还是出于穷困，抑或只是为了一种哲学的缘故，即便有，其人数也是很少的。对于许多人，具有这种的意义的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即食物。对于美洲原野上的牛来说，需要的是几英寸长的丰美青草和可饮用水；除非它们还要寻求森林或山荫的遮蔽。野兽的生存都需要食物和荫蔽之处。在这种气候下，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可以准确地分为几类：食物、住所、衣服和燃料；只有获取这些，否则我们是无法自由地面对真正的人生问题的，更无法展望成功的前景了。人不仅建造出了屋子，还缝制了衣服和煮熟了食物；或许是偶然发现了火的温度，随后利用了它，早先的时候它还是件奢侈品，而现在，烤火取暖也是生活的必需品了。我们注意到猫和狗获得了同样的第二天性。靠着合适的住所和穿着，我们就能合理地保持体内的热度；不过若住得和穿得太热的话，或者燃料的温度过高，也就是说，外边的热度高于体内的热度，岂不是说在烘烤人肉了吗？自然科学家达尔文在谈到火地岛的居民时说，当他自己一伙人穿着衣服坐在火堆旁边，还没有觉得太热，那些裸体的野蛮人则站得很远，他们却惊讶地看到，他们竟然“被火焰烘烤得汗流浃背了”。同样，我们听说新荷兰人大洋洲土著的旧称。赤裸身体地走来走去而泰然自若，而这时欧洲人正穿着衣服发抖呢。是否无法将这些野蛮人的坚强和文明人的睿智相提并论呢？按照李比希尤斯图斯·冯·李比希（1803-1873），德国化学家。的说法，人体是一只火炉，而食物则是保持肺部内燃的燃料。天气冷的时候我们吃得多，热时吃得少。动物的体温是缓慢内燃造成的，而在内燃得太旺盛的时候，疾病和死亡就发生了；而如果燃料没有了，或者因为通风装置出了毛病，火焰便会熄灭。当然，我们不能把生命的体温与火焰相混淆；我们的类比就到此为止吧。所以，上面的列举表明，“动物的生命”这一个词语几乎可以等同于“动物的体温”：食物，可视为我们体内内燃的燃料--煮熟食物的也是燃料，煮熟的食物自外吞入体内，也是为增加我们体内热量的。此外，住所和衣服也只是为了保持这样而产生和吸收热量的。
所以，对我们的躯体而言，最基本的需要就是取暖，保持我们体内的热量。我们如此辛苦索求的，不仅为了食物、穿着、住所，还为了我们的床铺--床铺是我们的睡衣，我们从飞鸟巢里和飞鸟的胸脯上夺取羽毛，营造住所中的住所，就像鼹鼠在地窖最里端用草叶铺就成的床铺一样！穷人常常抱怨，说这是一个冷冰冰的世界；身体上的冰冷同社会上的冰冷一样，我们大都归罪于寒冷。在某些气候区，夏天让人仿佛生活在乐园中。除了煮饭的燃料之外，在那里不需要别的燃料；太阳就是人的火焰，太阳的光线足以让果实成熟；大体说来，食物的种类多种多样，而且容易获得，衣服和住宅是完全用不到的，或者说基本用不到。目前，在我们国家，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只要有少数工具就足够生活了，一把刀，一柄斧头，一把铲子，一辆手推车，如此而已；对于勤奋好学的人，还要灯火和文具，还好有几本书，这些已是次要的必需品，得到它们只要少数费用。然而有些不太聪明的人，跑到地球的另一端，跑到蛮荒的而又不卫生的地区，做了一二十年生意，只是为了谋生--就是说，为了使他们过得舒适而温暖--最后回到新英格兰来，还是死了。那些生活得奢侈得人不单要舒适、温暖，而且要不自然的热；我之前说过，他们是被烘烤的，自然是被烘烤得很时髦。
大部分的奢侈品和许多所谓让生活舒适的东西，不仅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人类进步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在奢侈与舒适方面，最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同一类型的人物，无论外表生活多么贫穷，而内心生活十分富有。我们对他们了解得很少。然而惊奇的是，我们所知道的已经如此丰富。近代那些改革家，各民族的恩人同样都是如此。一个人只有处在我们所谓的安贫乐道这样的高度上，才能成为大公无私或者明智的观察者。不管在农业、商业、文学或艺术领域，奢侈生活结出来的果实都是奢侈的。如今，只有哲学教授，没有哲学家。然而教授是值得羡慕的，因为一度过着哲人的生活。但是，成为一个哲学家不但要有精美的思想，甚至还要建立起一个学派来，要热爱智慧，从而按照智慧的指点，过着一种简单、独立、大度、信任的生活。他要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不但要在理论上，更要在实践中。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的成功，往往并非帝王式的成功，也不是英豪式的，而是朝臣式的成功。他们像他们的父辈一般适应生活，求其与习俗相符合，所以绝对不能成为高贵的人类的祖先。可是，为什么人类总在退化？是什么使得那些家族没落的？那种造成国家衰亡的糜侈，究竟具有什么特征？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能否确定自己并非如此？哲学家甚至在生活的形式上也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他不像同时代人那样地吃喝、居住、穿着、取暖。一个人如果没有比别人更好的保持生命热度的方法，他怎么会被称为一个哲学家呢？
当人们已在我描述的几种方式下获得温暖的生活，接下来他要干什么呢？当然不会是同样的更多的温暖，或者要求更多更富足的食物，更宽敞更豪华的房屋，更精美更丰富的衣服，更能够持久燃烧更灼热的火炉等等了。在得到了这些生命的必需品之后，他们就要有另一些东西而不会要过剩品；那就是说他的假期开始免于做卑微的工作了，现在他要向生命更高层迈进。土壤看来是适宜于种子的，因为种子的胚根在泥土中向下延伸，然后它的枝条可以富有自信地向上茁壮生长。为什么人在土地上扎了根之后，却无法像树枝一样向天空伸展呢？--因为那些更高贵的植物的价值是由远离地面的、最后在空气和阳光中结成的果实来评定的，他们受到的待遇与那低微蔬菜不同。蔬菜即便是两年生的植物，那也只是被培植到生好根为止，而且常被摘去顶枝以便让根茎长大，这样使得许多人在开花的季节都认不得它们。
我无意给那些具有坚强和勇敢性格的人制定什么规章，不论在天堂地狱，他们都会专注于自己的事业，而且相对于最富有的人，他们的建筑甚至更加宏伟，挥霍得更厉害，却不会因此而陷入穷困，没人知道他们是怎样生活的--说实话，这种人的存在也许只是像人们梦想着的；另外，我无意给另一种人定出规章，他们正是从事物的现状中得到灵感与鼓舞，并像情侣一般热烈地珍爱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我自己也属于这种人的；我也不会像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安居乐业的人说的，他们知道自己是否安居乐业。我的话主要是对那些不满足的人说的，在本应该可以改善生活的时候，他们却偏偏只是懒洋洋地哭诉他们的凄苦命运和他们那悲惨的时代。有一些人，对任何事情，都叫苦连天并且没完没了，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是在尽他们的义务。但我心目之中还有一种人，这种人看来阔绰，实际却是所有人中最贫困的，他们虽然有些积蓄，却不知道如何利用它，也不懂得如何摆脱它，因此他们给自己铸造了一副金银镣铐。
如果我试图说一说过去我曾希望如何度日的想法，可能会让那些略微熟悉我实际情况的读者感到奇怪；对我这段经历一无所知的人一定会大为惊讶。我只略述一直挂在我心头的几件事就行了。
在任何天气，在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辰，我都渴望及时抓住关键时刻，并在手杖上刻下记号；站在过去和未来的交叉点上，即现在这一刻准备起跑。请原谅我说话有点晦涩，因为比起大多数人，我的职业有更多的秘密。并非我要故意保密，而是由我的职业特点所导致。我很乐意说出我所知道的一切，在我的门口并没有“不准入内”的招牌。
很久以前我丢失了一头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至今我还在寻找它们的踪迹。我对许多旅客说起它们的情况，描述过它们踪迹以及它们响应时是怎样的叫唤。我遇到过一两人，他们曾听见猎犬吠声，奔马蹄音，甚至还看到斑鸠飞入云层。他们也急于追寻它们回来，好像是他们自己丢失了一样。
不仅仅要看日出和黎明，另外，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欣赏大自然本身！有多少个冬或夏的早晨，还在任何邻居为忙活他们的事务之前，我就出外干我的事了！不用怀疑，许多市民都曾见到我干完事后回来，那些黎明时赶去波士顿的农夫，或正去干活的伐木工人都见过我。真的，在太阳升起的过程中我从未帮助过什么，可是不要怀疑，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正好在场，这才是最重要的。
多少个秋天，唉，还有冬天的日子，我在城外度过，试着听听有何风声，听了并且将它传播开来！我几乎将全部资金投入其中，为消息而四处奔跑，几乎都喘不过气来。如果有关于两党政治的信息，一定最早会在一些党的机关报上发表了。其他时候，在悬崖或树梢的了望台上守望，等待任何新的客人到来，或傍晚时候在山顶等待夜幕降落，好让我抓到一些东西，虽然从未抓到过什么，这不多的东西就好像是天赐的食物一样，太阳一照便消散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在一家报纸做记者，报纸销路不广，报纸编辑从来不觉得我写的一大堆东西是可以刊登的，所以，正像很多作家们碰到的情况，我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却只是做无用功。尽管如此，我的辛劳也有它自身的报酬。
多年以来，我任命自己为暴风雪与暴风雨天气的督察员，并且忠于职守；我又兼检查员，如果不检查公路，就检查森林小径和捷径，并确保它们畅通，我还检查了一年四季都能通行的岩石桥梁，大众的足迹证实它们是便利的。
我也曾照料过城区的野兽，这些野兽常常跳过篱笆，给忠于职守的牧人带来许多的麻烦；我也特别留意人迹罕至的田庄的角落：尽管我不大知道约拿斯或所罗门今天在哪一块田地上工作；那不关我的事。我给红色的越橘，沙地上的樱桃树和荨麻，红松和黑愕，白葡萄藤和黄色的紫罗兰花浇水，在天气干燥的季节，如果不浇水它们可能会枯萎的。
总之，我这样子做了很长时间（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忠心耿耿地做着我的工作，直到后来我渐渐明白了，镇上的人是不愿意把我算在公职人员的名单上，也不愿意让我有个挂名职务，并给我一笔小小的薪俸。我的账簿，我可以发誓一直记得很仔细的，不过从未被查对过，更不用说核准、付款乃至结清账目了。不过，我的心思也并没有放在这上面。
不久以前，一个闲步的印第安人到一位著名律师家中兜卖篮子，这名律师是我的邻居。他说：“你们要买篮子吗？”口答是：“不，我们不要。”“什么！”当印第安人出门时喊道，“你们想要把我们饿死吗？”看到他那些勤劳的白人邻居生活得如此富裕--因为律师只要把辩论之词编织起来，如同魔术一般，财富和地位都随之而来--印第安人自言自语：我也要做生意了，我要编织篮子，这件事是我能做的。他认为编织好篮子后就完成他分内的事，接下来白种人就应该向他购买了。他却不明白，他必须使人感到他的篮子是值得购买的，或者至少得让别人相信，购买这一只篮子是值得的，或者他应该制造一些别的什么东西让人值得购买。我也曾编织了一种精巧的篮子，但我并没有编造得使人感到值得购买。在我这方面，我一点不觉得编织它们有何不值得，没有去研究去如何编织以使人们觉得更值得购买，反而是研究了如何可以避免这买卖的勾当。为人们所称赞而认为成功的生活，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为什么我们要夸耀这一种而贬低其他的生活呢？
发现我的同胞们不大可能在法院、教堂或任何别的地方给我一个糊口的职位了，我只得自己另想办法，于是我比以往更专心地把脸转向森林，我对那里的一切都很熟识。我决定立刻就开业，不必像通常那样等待所谓的经费了，就动用我手上已经有的一点儿微薄的资金吧。我去瓦尔登湖的目的并不是去过节俭的生活，也不是去挥霍，而是去麻烦少的地方去经营一些私事；如果因为缺乏小小的常识，事业又小，又不懂得生意经而不去完成它，似乎显得不仅悲哀，甚至愚蠢。
我总是努力去养成严格的生意习惯；这种习惯对每一个人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你是和天朝帝国做生意的，你得在海滨有个小小的账房，设在某个塞勒姆的港口，确定了这个就够了。你可以把本国纯粹的土产输出，大量的冰、松木和一点儿花岗石，都是本土本乡的地道产品。这是笔不错生意。你要亲自照料一切大小事务；既要做领航员与船长，又兼做业主与保险商；买进卖出兼记账；阅读收到的每一封信件，亲自撰写或审阅发出的每封信件；日夜监督进口货的卸货；你几乎同时出现在海岸上的许多地方--那装货最多的船总是在泽西岸上卸货--兼自己的电报员，不知疲倦地注视着地平线，和所有驰向海岸的船只保持联络；稳稳当当地售出货物，供给远方的一个需求量大的市场；既要消息灵通，还要了解各处的战争与和平的情况，并且预测贸易和文明的趋势--利用所有探险的成果，走最新的航道，运用航海技术上所取得的一切进步；--还要研究海图，确定各个暗礁和新的灯塔、浮标的位置，而航海图表是永远在不断校正，因为计算人员有一点点错误，早该到达了一个友好的码头了的船只就会冲撞在一块岩石上而变得粉碎--这里有拉佩鲁兹康特·德·拉佩鲁兹（1741-1788），法国航海家、探险家。曾远航西伯利亚、澳大利亚，后船只在太平洋上遇难。未知的命运；--还得步步跟上宇宙科学，要研究一切伟大的发现者、航海家、探险家和商人的生活，从汉诺汉诺，迦太基探险家，活动于公元前约5世纪，曾经率领一支舰队和数千名殖民者，一同沿着摩洛哥西海岸和非洲大陆的大西洋岸进行了探险。和腓尼基人直到今天，总之，要时刻记录库房中的货物，你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才会心中有数。这种劳作考验着一个人的全部能力--这些赢利或损失的问题，利息的问题，净重计算法的问题，一切都要确实数字，这需要有相当广泛的知识。
我想到瓦尔登湖会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不仅因为那里的铁路和冰块生意；这里还有许多的便利，不过把它们吐露出来似乎并不明智；这是一个良好港口，有一个好基础。这里没有那些像涅瓦河区的沼泽需要去填充；虽然你必须得到处去打桩奠基。据说，涅瓦河要是涨了水，加上刮起的西风，涅瓦河的冰块可以把圣彼得堡从大地的表面上一扫而空。
鉴于经营这行业缺乏通常拥有的资本，所以很难揣测我从什么地方得到凡是这样的行业都不能缺少的用品。至于衣服，立刻让我们说到实际问题上来，我们采购衣服，常常是由爱好新奇的心理所驱使的，并且重视别人对它的意见，而不大考虑这些衣服的实用性。让一个有工作的人回想下穿衣服的目的吧，第一，保持身体的热量，第二，在这个社会中，有必要把赤身露体遮盖，现在，他据此作出判断，有多少必需或者重要的工作可以完成，而不必在衣橱中增添什么衣服。国王和王后的衣服每件都只穿一次，虽然这是御用裁缝专门做出来的，他们却无法知道穿上合身衣服的那种舒适感。他们不过是挂着干净衣服的木头架。而我们的衣服却一天天地跟我们浑然一体了，打印上了穿衣人的性格特征，直到我们舍不得把它们丢掉，正如抛弃我们的躯体那样，要丢掉它们，总不免感到恋恋不舍，因此要看病吃药作些补救，并且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从来没有人因为穿了有补丁的衣服而在我的眼里降低了身份；但我很确信，通常人们为了衣服有很大的担忧，衣服要穿得入时，至少也要干净并且不能有补丁，而不关心他们有无健全的良心。其实，即使衣服破了没有修补，所暴露的最大缺点也不过是粗心大意。有时我用这样的方法来测定我的熟人--谁肯穿膝盖以上打补丁，或者只是多了两件缝的衣服？多数人相信，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从此一生的前途就会被毁了。他们宁肯跛了一条腿进城，也觉得比穿着破裤子要好。通常，一位绅士因意外腿受伤，这是有办法补救的；可是他的裤脚管如果因同样的意外破了，就无法补救了；因为他所考虑的，并不是真正应该值得敬重的东西，而是哪些东西受人尊敬。我们认识的人不多，认识的衣服和裤子却不少。你给稻草人穿上你最新的一件衣服，你自己什么都不穿站在旁边，谁不马上就向稻草人致敬呢？那天，我经过一片玉米田，就在那头戴帽子、身穿上衣的木桩旁边，我认出了那个农田主人。比起我上一回看见他，只不过风吹日晒让他更显得憔悴了一些。我听说，一条狗冲着所有穿着衣服，靠近它主人的地方来的人吠叫，却很容易被一个光着身子的小偷弄得一声不吭。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没有衣服，人们将能多大程度上保持他们的等级身份？在这种情况下，你能不能在任何一群文明人中间，肯定地指出哪个属于最受尊敬的阶层？法伊弗夫人，在她从东到西周游世界的旅行中，走到了非常接近了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当她要去谒见当地掌权者的时候，她说，她觉得有必要穿上其他服装而不是旅行服装，因为她“现在身在一个文明国家里面，这里……人们是根据穿的衣服来评价人的”。即使在我们民主的新英格兰城中，偶然拥有的财富，就会在衣着和设备上显露出来，财富的拥有者受尽了众人的敬仰。可是，产生这些敬仰着的人，人数真多，却都是异教徒，所以需要给他们派遣一个传教士。另外，衣服是要缝纫的，缝纫可是一种所谓没完没了的工作；至少，一个妇女的衣服是从来做不完的。
一个终于找到工作做的人并不需要穿上新衣服去做事的；对他来说旧衣服就可以了，就是那套在阁楼中放了很长时间，积满了灰尘的旧衣服。一个英雄穿旧鞋子的时间要比他的仆从穿的时间更长--如果英雄也有仆从的话--赤脚的比穿鞋子具有更悠久的历史，而英雄赤脚走路也能适应。只有那些参加宴会和到立法院去的人必须穿上新衣服，他们的衣服经常变换，正如那些地方的人经常变换。但是，如果我的外套和裤子，我的帽子和鞋子，都适合穿着去向上帝做礼拜的话，那么它们便是合适的，难道不是吗？谁曾注意到他的破衣服--他的旧衣服已经穿得破烂不堪了，分解成了原材料，即便是送给一个穷孩子也算不得行善了，说不定那穷孩子还要拿它转送给一个比他更贫穷的人，或者我们说更富有的孩子，因为他能做到什么都不要就可以过活。我说，你得小心那些需要穿新衣服，而不是那些穿新衣服的人的企业。如果这里没有新人，新衣服怎么能做得合身？如果在你面前有任何的工作机会，穿上旧衣服去试试看。人所需要的，并不是要利用什么，而是去做什么，或是说去成为什么。或许我们是永远不必添置新衣服，无论旧衣服是如何破损和肮脏，就这样一路走下去，或经营下去，或者航行下去，我们感觉到这古老的躯壳里新的生机了，那时若还是依然故我，就会有旧瓶装新酒之感了。我们的去旧迎新的季节，就像飞禽换羽毛，必然是我们生命中一个大的转折点。潜鸟退到僻静的池塘边去脱毛。蛇蜕皮的情形也是这样，毛毛虫也是这样出茧，都是内在不断运作和扩张的结果；衣服不过是我们的最表层的防护膜，也是尘世之烦恼。否则我们将发现我们在伪装底下行进，最终必不可免地将我们自己和人类的意见所唾弃。
我们穿上一件又一件衣服，好像我们是靠外加物来生长的外生植物一样。我们外面穿的常常是很薄很花哨的衣服，那是我们的表皮，或者说，假皮肤并不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可能从这里或那里被剥下来而不会对我们造成致命伤害；我们的细胞壁，或者说皮层是我们经常穿的较厚的衣服；而我们的衬衣就是我们的韧皮，或者说真正的树皮，剥下来的话必然会留下伤痕，给身体造成伤害。我相信，所有的种族在某些季节里都穿着有类似衬衣的东西。一个人应该穿得简单，这样即便在黑暗中他都能一伸手摸到自己，同时他最好在各方面都能生活得周密，做到有备无患，这样，即使敌人占领了城市，他也能像古代哲学家，不慌不忙的空手徒步出城。在某些用途上，一件厚衣服大体上可跟三件薄的衣服相同，便宜的衣服可以让顾客用合适的价格买到，五元就可以买到一件厚厚的上衣了，它可以穿上好几年，厚厚的长裤两元钱，牛皮靴一元半，夏天的帽子不过一元的四分之一，而冬天的帽子六毛两分半，或许自己在家里制一顶更好的帽子这样可以花费极少的钱，一个人如果穿上了这样的一套自己辛勤劳动赚来的衣服，哪里还会贫穷，难道会没有聪明人来向他表示敬意吗？
当我定做一件特别式样的衣服时，女裁缝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现在大家不做这个式样了。”说话时并没有强调“大家”两字，好像她引用的是跟命运之神一样的某种非人的权威，我发现很难得到我自己所需要的式样了，因为她不敢相信我说的话就是我的本意，不相信我如此地轻率。而当我听到这神谕般的句子，一时之间我陷入了沉思，暗暗地把我每一个字都给单个地强调了一下，以便我理解它的意思，弄清楚“大家”和我有着怎么样的血缘关系，在一件对我有如此密切影响的事上，他们有什么权威；最后，我决定用同样神秘的方式来答复她，所以也不把“大家”两字强调--“是的，近来对他们而言这个式样并不流行，可是现在他们又开始做了。”她量了我的身材，她没有量我的性格，只量了我肩宽，好像我是一个挂衣服的钉子，这样量法有什么用处？我们崇拜的不是美惠三女神，也不崇拜命运三女神，但是崇拜时髦女神。她权威十足的纺织，编制，剪裁。巴黎的猴王戴上了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都跟着效仿。我有时很失望，这个世界上，通过人们的帮助做几件十分简单而老实的事几乎是不可能办成功的。必须先透过一个强有力的压榨机，把人们的旧观念压榨出来，使他们不再能够马上用两条腿直立，然后那人群中，有的人脑子里是长蛆虫的，没人知道是什么时候从放在那里的卵里开始孵化出来的，这些东西连烈火也烧不完，你的劳力都白费了。总之，我们不要忘记，据说埃及有一种麦子，是通过木乃伊一直传到了我们手里的。
总的来说，我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别的国家的服装已达到了一种艺术上的尊贵地位。目前的人，还是能得到什么就穿什么。像失事的船上的水手，他们找得到什么就穿什么，并且站得隔开一点距离，不管是空间的或时间的距离，嘲笑着彼此的装束。每一代人都对老式样报以嘲笑，虔诚地追求新式样。我们一看到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女王的装束就会感到好笑，因为看起来他们仿佛是食人岛上的岛王和岛后。当衣服没有穿在人身上便会显得可怜和古怪起来。只有穿衣人的眼神严肃，真诚地生活才能抑制住哗笑，并且使任何人的衣服都庄严起来的，如果穿着斑斓衣衫的丑角如果突然腹痛发作，他的衣服也会散发出这种痛楚的情绪。当士兵被炮弹击中，烂衣衫也宛如高贵的紫袍。
男女都喜欢新式样这种稚气而又原始的爱好，多少人转动眼珠和眯起眼睛看着万花筒，期待发现今天这一代人需要什么样的式样。制造商们都知道他们的爱好是反复无常的。两种式样的不同之处只有几条丝线，而颜色多少还是相似的，一件衣服很快卖掉了，另一件却躺在货架上，然而常常发生的是，在过了一个季节之后，后者又成了最时髦的式样。相比之下，文身真还不算是人们所说的丑陋的习气。这并不仅仅因为文身是深入皮肤并且不能移除就变得野蛮。
我不相信我们的工厂体系是让人们得到衣服穿的最好的办法。技工们的情形是每天变得越来越像英国技工的样子了；这是值得惊奇的，因为，据我听到或观察到的，公司主要的目标，并不是为了使人类可以穿得更好更实在。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只是为了让公司赚钱。从长远来看，人们只能击中他们瞄准的目标。因此，尽管他们一时之间是要失败的，最好还是将目标定得高些。
至于住所，我并不否认现在这是一种生活必需品，虽然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很久以来，人们在比这里更为寒冷的国土上没有住所照样生活下来。塞缪尔·莱恩说：“北欧的拉普兰人拉普兰人，居住在挪威、瑞典、芬兰等地的人。穿了皮衣，在他的头上肩上套着皮袋，就可以在雪地上一夜又一夜的睡……那种寒冷的程度可以使穿任何毛衣露宿的人冻死。”他亲眼看到他们这样地睡着。不过他又说，“比起其他人来他们并不十分结实。”不过，大概是人类生活在地球上没过多久就发现了房屋的便利，家庭生活的舒适，这句话的原意，表示对于房屋感到满足而不是家庭的融乐；然而有的地方，房屋总是和冬天和雨季联系在一起，一年里有2/3时间不用的，除了一柄遮阳伞，在这些地方，对房屋满意的说法就极其片面，只是偶尔适用罢了。夏天我们这一带的气候，以前晚上只要有个遮盖就行了。根据印第安人的记录，一间棚屋是一整天行程的标志，在树皮上刻着或画着的一排棚屋，则意味着他们已经露营了多少次。人类没有强壮的肢体和魁梧的身材，所以他得设法缩小他的世界，用墙围成一个适宜于他的空间。最初他赤身裸体居于户外；但是，尽管在白天温和宁静的天气中还非常愉快，可是另外有雨季和冬天，更不用提那炎炎烈日，要不是人类赶快用房屋来作为一个遮蔽之所，或许人类早在抽芽的时候就被摧残掉了。在传说中，亚当和夏娃在穿衣服之前以枝叶蔽体。人类需要有个家，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地方，首先要有身体上的温暖，然后才是感情上的温暖。
我们可以想象，当人类还在摇篮时期，有些富有进取心的人爬进岩穴去寻找荫蔽。每个婴孩都在一定程度上再次重复了对世界的体验，不管雨天和冷天，他们都喜欢在户外。出于本能，他们玩过家家，骑竹马的游戏。谁没有这样的回忆：小时候窥望一个洞穴，或走近一个洞穴时心情感到兴奋？我们最原始时代的祖先的天然情怀至今还保留在我们的体内。我们从洞穴，进步到覆盖棕榈树叶，用树皮树枝建造屋顶，编织亚麻织物的屋顶，又进步到青草和稻草屋顶，木板和盖板屋顶，石头和砖瓦屋顶。最后，我们不知道生活在露天是什么概念，生活家居化的程度比我们自己所想的还要大得多。壁炉距离田地隔了很大一段距离。如果在我们度过日日夜夜时，我们和天体中间没有东西隔开，如果诗人并不是在屋脊下面滔滔不绝，或者圣人也不在房屋内住得那么长久的话，也许事情就好了。鸟儿不会在洞内唱歌，鸽子也不在鸽棚里爱护它们的纯真。
但是，如果有人要打算建造一所住宅，他应该有点新英格兰人的精明，免得到头来发现他自己住的是一座救济院，一座没有出路的迷宫，一所博物院，一所贫民所，一座监狱，或一座华丽的陵墓。首先考虑下，荫蔽并不见得是绝对必需的。我曾看见过佩诺布斯科特河流域的印第安人，就在这镇上，他们住在薄棉布的营帐中，周围的积雪差不多有一英尺厚，我猜想要是雪更厚一点的话他们一定更高兴，因为那样就可以替他们挡风了。如何使我诚实地生活，并自由得从事我的正当追求，这个问题从前比现在更让我烦恼，因为不幸的是我现在变得相当麻木了。我在铁路旁边经常看到一只6英尺长3英尺宽的大木箱，到了夜里，工人们把他们的工具锁在其中，这令我想到，每一个觉得日子艰难的人可以花一元钱买一只这样的箱子，然后在上面钻几个洞孔，至少可以放进空气，下雨时和晚上就可以住到里面，把盖子合上，这样他可以自由地爱他所爱的了，他的灵魂也得到了自由。看起来这并不是件坏事，也并不意味着是让人鄙视的办法。只要你愿意，你可以长夜坐而不寐；起身出外时，也不会有什么大房东二房东拦住你要房租。因为要付一只更大而更华丽的箱子的租金，不知道有多少人被烦恼到老死；而在这样的一只小箱子里他是不会被冻死的。我绝非在讲笑话。经济学这一门科学，曾经受到各种各样的轻视，但并非可以对其置之不理。这里曾盖过一所舒服的房屋，里面住着一些粗壮结实，大部分时间在露天生活的人，这幢房子取用的几乎全部是大自然的现成材料。马萨诸塞州垦区的印第安人的总管古金，曾在1674年写道：“他们的最好的棚屋用树皮盖顶，十分干净，结实而暖和，这些树皮都是在汁液旺盛的季节中，从树身上掉下来的，趁树皮还苍翠的时候，用沉重的木材将它压成大块的薄片……较简陋的棚屋也用灯芯草编成的席子盖顶，也很紧密而温暖，只是没有前者的房屋那么好……我所看到的一些房屋，有的是60英尺，或100英尺长、30英尺宽……我时常住在他们的棚屋留宿，感觉它跟最好的英国式房屋一样暖和。”他接着说，室内通常是把嵌花的席子铺在地上和挂在墙壁上的，并备有各种器皿。印第安人甚至已经先进到能够在屋顶上开一个通风口，在上面悬挂一张席子，用绳子来拉动控制通风效果。首先要说明的是，这样的棚屋最多一两天就可以盖起来，几个小时就可以拆掉，并且重新搭好；每个家族都有一座这样的房子，或者拥有这种棚屋其中的一小间。
在野蛮时期，每个家庭都有一座最好的庇护所，以满足他们粗陋而简单的需要；可是，我想，当我说下面这些话的时候还是很有分寸的，虽然天空中的飞鸟有自己的巢穴，狐狸有它们的洞，野蛮人有自己的棚屋，然而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却只有不到一半的家庭有自己房子。在文明尤为发达的大城市中，拥有房屋的人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需要每年付出一笔租金以使身体有所遮蔽，在夏天和冬天，遮蔽是少不得的，可是这祖金，本已足够他买下一个印第安人的棚屋的，现在却害得他在世上一直贫困下去。这里，我并不想比较租屋与拥有房屋的优劣，不过很明显的是，野蛮人拥有房屋是因为花费是如此之少，而文明人通常租房子住，却是因为他财力负担不起拥有一所房屋。从长远来看，付了租金也不见得轻松。有人可能会说，贫穷的文明人只要付了租金，就有了一个住所；和野蛮人的棚屋相比较，这房屋简直就是宫殿。每年只要付租金25元至100元（这是乡村价格），他就得到了经过多少世纪改进而得来的宽敞房间，清洁的油漆和墙纸、拉姆福德壁炉、内涂泥灰的墙、百叶窗、铜质的抽水机、弹簧锁、宽敞的地窖，还有许多别的东西。但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人们通常称享受着这一切的人为“贫穷”的文明人，而没有这些的野蛮人，却生活得文明人似的富足。如果说，文明乃是人类的生活条件的一种真正改进--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虽然只有智者才能改进他们的有利条件--那它就必须能证明，在不提高价钱的前提下它能提供更好的住所；一件物品的价格，我称之为用于交换物品的那一部分“生命”，无论是立即付出或者以后付出。这一地区的普通房屋价格大概在800元一幢，要节俭地储蓄起这一笔数目的钱，恐怕要花一个劳动者10年至15年的生命，即使他没有家庭的拖累。--这是按照每一个人的劳动的货币价位为1元来计算的，若有人收入多一些，另外的人收入就要少一些--这样，通常他必须要耗费他的大半辈子生命，才能赚得了他的一幢“棚屋”。假定他用租房居住来代替，那他还只是在两件坏事中作了一次可疑的选择。难道野蛮人在这种条件下，会用他的棚屋来换得一座皇宫？
也许有人猜想，拥有这样的多余房屋的全部好处是为了未雨绸缪，其实对我个人而言，这样做的好处主要是为了偿付办丧葬所需的费用。但是一个人不需要埋葬自己。可是，这里指出了文明人和野蛮人中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并且，毫无疑问，他们为了我们的利益而设计了一套制度，目的就是把文明人的生活变成一套制度，可是为了保留和完善种族的生活，个人的生活在最大程度上被其吸收。但是我希望指出，为了得到这好处，我们目前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还要建议，我们本来是可以不作出任何牺牲就得到所有的这种好处的。你说可怜的穷人常与你们同在，父亲吃了酸葡萄，孩子们的牙齿也酸倒了，说这些话有什么意思呢？见《以西结书》18：2。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见《以西结书》18：3。
“看啊，世人都是属于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见《以西结书》18：4。
当我想起我的邻居，康科德的农夫，他们至少同别的阶级一样富有，我发现他们中间大部分人都已工作了20年、30年或40年了，为了可以成为农场的真正主人，这些农场通常是附带了抵押权而传给他们的遗产，或许是他们借钱买下来--我们可以把他们的1/3的劳力视作房屋的代价--但是通常他们还没有付清那一笔借款。真的，那抵押权的价值有时还超过了农场，结果农场本身成了一个大累赘，然而总是发现有人去继承它，正如他自己说的，因为他对农场太熟悉了。我找估税官打听情况，惊诧地发现，他们竟然不能够立马说出12个自由而又完全拥有农场的市民来。如果你要知道这些家宅的底细，你可以到银行去问一问被抵押的情形。真正用劳力能够偿付他的农场债务的人是微乎其微，如果有的话，每一个邻居都能把他指点出来。我怀疑在康科德这一带甚至找不出三个这样的人。说到商人们，则绝大部分商人，甚至100个中间大约有97个是肯定要失败的，对农民来说也是这样。然而说起商人，其中有一位曾经说得很中肯，他们的失败大都不是由于金钱方面的失败，而只是因为没有遵守诺言，因为不方便；也就是说，是由于信用被毁掉了。如此一来，问题显得严重得多了，而且不禁使人想到前述那三个人的灵魂，说不定将来也无法得到拯救，比起那些老老实实地失败的人，他们也许会在更糟的情况下破产。破产和拒付债务是一条条的跳板，我们的文明的一大部分就从这里跳跃翻跟斗的，而野蛮人却站在饥饿这条没有弹性的木板上。然而，米德尔塞克斯耕牛比赛大会每年都会在这里辉煌地举行，好像农业的状况还极好似的。
农夫们一直努力解决生活问题，但是用的方法常比问题本身更复杂。为了获得他的小额资本，他投机在畜牧之中。他有熟练的技术，用细弹簧设置好一个陷阱，企图捉到安逸和独立，然后，当他正要拔脚走开的时候，他自己的一条腿却落进陷阱里去了。这就是他穷的原因；而且由于类似的原因，我们全都是穷困的，尽管我们四周充斥着奢侈品，却还不及野蛮人有着上千种安逸的乐趣。查普曼乔治·查普曼（1559-1634），英国诗人。歌唱道：
“这虚伪的人类社会--
为了人间的伟大
所有天上的欢乐稀薄成空气。”
当农夫得到了他的房屋，他并没有因此就更富，相反变得更穷了，因为房屋占有了他。按照我的理解，这正是莫墨斯反对密涅瓦莫墨斯，希腊神话中的嘲弄与指责之神；密涅瓦，掌管智慧、发明、艺术和武艺的女神。建筑的一座房屋而提出来的精确见解，她说“没有把它造成可以移动的房屋，否则的话就意味着可以避免有一个恶劣的邻居”；这句话现在仍可以提出来，我们的房屋是这样不易利用，我们经常被关在里面而不是居住在里面；至于那应该避开的恶劣的邻居是我们的可鄙的“自我”。我知道有一两个家庭，至少，在这个城里，将近一代人，一直希望要卖掉他们近郊的房屋并搬到乡村去住，可是一直办不到，只有等到死了，他才能获得彻底的自由。
即便大多数人最后终于能够拥有或者租赁那些现代的房屋，里面的东西有了很大改善，可是，文明一直在使我们的房屋得到改进，却没有同时使居住在房屋中的人得到改进。文明创造了宫殿，可是要造出贵族和国王却没那么容易。如果文明人所追求的并不比野蛮人追求的来得更有价值，如果他们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只是用来获得粗鄙的必需品和舒适的生活，那么他何必要比野蛮人住得更好呢？
可是，那贫穷的少数人如何过活呢？也许可以发现一点，正如一些人的外表境况高出野蛮人，另一些人则成比例的低于他们。一个阶级的奢侈全靠另一个阶级的贫苦来维持平衡。一面是宫殿，另一面是贫民所和“默默无言的穷人”。修建那些法老王陵墓的金字塔的百万工人，只能吃些大蒜头，他们将来不能得到像样的埋葬。石工完成了皇宫上的飞檐，晚上回到家中，大约是一个还不如棚屋的小屋子里。如果你认为在一个有一般文明的国家里，大多数居民的情形并没有降低得像野蛮人的那么恶劣，那这种想法就错了。我说的是一些生活得恶劣的贫穷人，现在还没有说到那些变得卑微的富人。要了解这点，不必看得太远，只需要看看遍布铁路旁边的棚屋，这些就是文明改进的最新成果了；我每天散步时，看到那里的人住在肮脏的棚子里面，为的是放进阳光，整个冬天门都是开着的，也看不到什么取火堆，那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中，而老少的躯体，由于长久地怕冷受苦而蜷缩，便永久地变了形，四肢及其官能的发展也因此停顿了。自然应当去看看这个阶级的人：所有这个年代里出色的工程都是他们完成的。在英国这个世界大工厂中，各项企业的技工们，或多或少也是这种状况。或许我可以给你谈一谈爱尔兰的情形，在地图上，那地方是作为一个白种人的开明地区的。将爱尔兰人的身体状况，同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或南海的岛民，或任何没有跟文明人接触过从而没有堕落的野蛮人做一个比较。我一点都不怀疑，这些野蛮人的统治者，跟一般的文明人的统治者同样聪明。他们的状况只能证明文明包含着何等的肮脏、穷困！现在，我甚至不需要提我们的南方诸州的劳动者，这个国家的主要产品是他们生产的，而他们本身就是南方诸州的一种主要产品。我要谈的只限于那些境遇还算中等的人。
大多数人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一座房屋意味着什么，虽然他们不该穷困一辈子，但是因为他们总想有一座跟他们邻人的房屋一样的房屋。正如一个人必须穿上裁缝给他制成的任何衣服，或者，渐渐扔掉了棕榈叶的帽子或土拨鼠皮的软帽，因为买不起一顶皇冠，便抱怨这时代生活的艰难！要发明一座比我们所已经有的更便利、更豪华的房屋是可能的，但是大家承认，我们都付不起这笔钱。是否我们总是要研究怎样得到更多的这类东西，而不能有时满足于少弄一点东西呢？那些可尊敬的公民们，难道要庄严地用他们的言传身教来教育年轻人，要在老死以前就置备好若干双多余的皮鞋和若干把雨伞，以及招待不存在的客人的空房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具不能像阿拉伯人或印第安人那样地简单呢？当我想起民族的恩人，那些被我们尊称为天上的信使，给人类带来神灵礼物的使者，我想象不出会有任何仆役随从跟在他们的足踵后面，有任何满载着时兴家具的车辆。如果我认可下面这种说法：我们的家具也应该比阿拉伯人的更复杂，以使我们在道德和智慧上的优越性更相配！那不是一种奇怪的认可吗？目前，我们的房屋正堆满了家具，弄得很脏，一位好主妇宁愿把大部分时间扫入垃圾坑，也不愿把早上的工作放着不干。早上的工作呵！随着微红色的曙光和门农门农，尼罗河上的巨大雕像，据说日出时会发出乐声。的音乐，世界上的人早上该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我桌上有三块石灰石，让我吃惊的是非得天天拂拭它们不可，我头脑中家具的灰尘还来不及拂拭呢，于是厌恶的赶快把它们扔出窗子去。那么，我怎样拥有一个有家具的房屋呢？我宁可坐在户外，因为草地之上没有灰尘，除非是人类已经破土动工的地方。
骄奢淫逸、放荡挥霍的人创设了新时髦，成群的人亦步亦趋地追随其后。投宿在所谓最漂亮的房间里旅行者会发现这点，因为旅店主人们把他看作萨丹纳帕路斯萨丹纳帕路斯，传说中的古亚述国王，以奢侈的生活方式而出名。来招待了，如果他接受了他们的盛情款待，不多久他就会完全失去男性的精神。我想，在铁路车厢，我们倾向于花更多的钱于布置的奢侈上，而不在乎行车的安全和便捷，结果安全和便捷还没有达到，车厢就变成了一个摩登客厅，里面有长沙发、土耳其式的厚榻、百叶窗，还有另外上百种东方的花样，我们通通把它们搬到西方来了，那些花样，原先是为天朝帝国的六宫粉黛，天子的后妃，后宫中的妻妾而发明的，那是约拿单约拿单，《圣经》中的人物，扫罗之子。听到名称都要感到羞耻的东西。我宁可坐在完全属于我的一只大南瓜上，而不愿意在天鹅绒的垫子上拥挤。我宁可坐一辆牛车，自由自在随意游荡，也不愿意坐什么高级车厢去天堂，一路上呼吸着乌烟瘴气。
原始人非常简单以及赤身裸体的生活至少有这样的好处：它让人类只是大自然之中的一个过客。当他吃饱睡够，恢复活力，便可以再考虑重新上路了。可以说，他居住在苍穹的篷帐下面，不是穿过山谷，便是穿越平原，或是攀登山巅。可是，瞧瞧！人类已经成为他们的工具的工具了。饥饿了就采摘果实充饥的人已经变成一个农夫；而之前在树荫下庇荫的人已经变成一个管家。我们不再在夜间露营，我们安居在地球上，忘记了苍穹。我们接受基督教，仅仅把它当做是一种改良农业的方法。我们已经在尘世造好家宅府邸，而且为来世建造家墓坟地。最杰出的艺术作品都表现着人类如何从这种情形中解脱出来，获得解放，但我们的艺术效果仅仅是把我们这卑微的境遇弄得舒适一点，而那较高的境界却被遗忘了。真的，在这村子里，好的美术作品没有插足之地--就算有些作品流传下来的话。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房屋和街道，都不能为美术作品提供适当的垫座。即没有挂一张画的钉子，也没有陈列英雄或圣者的胸像的架子。当我想起我们的房屋是怎样建筑的，是怎样付款或未付款的，它们家庭的内部经济是怎样管理和保持的，我感到奇怪的是，宾客赞赏壁炉架上那些装饰品的时候，为什么地板不会一下子坍下去，让它掉到地窖中，一直落到坚固的、可靠的地基上。我不能不看到，世人是在向着所谓富有而优雅的生活跳跃、攫取，我对那些点缀生活的美术品一点也不欣赏，我的注意力在人们的跳跃之上，我记得人类肌肉能达到的最高的跳高纪录，是由某些流浪的阿拉伯人保持的，据说他们从平地上跳到离地25英尺的高度。如果没有人造的东西支撑的话，人跳到了这样的高度上也还是要跌到地上来的。因此，我要问那些太不恰当的产业所有者的第一个问题是：是谁在支撑着你？你是在97个失败的人当中呢，还是3个成功的人之一？先回答了我这些问题，然后也许我会去看看你的华而不实的玩物，鉴赏鉴赏它们的装饰风味。套在马前面的车子，既不美观也没有用处。在为我们的房屋装饰上美丽的饰物之前，必须把墙壁剥去一层，我们的生活也得被剥除，还要有美好的家务管理和美好的生活作为底子：要知道，美的品位大多是在户外培育的，在那里既没有房屋，也没有管家。
老约翰逊在他的《神奇的造化》出自爱德华·约翰逊的《新英格兰史》。中，说起他的同时代那些最初移民到这个镇上来的人，他对我们说：“他们在小山坡下面挖掘窑洞作为最早的荫蔽住所，他们把泥土高高地堆在木材上，在最高的一边生了冒浓烟的火烘烤泥土。”他们并不“给自己建造房屋”，他说，“直到上帝赐福，土地上产出了足够的面包养活了他们”，然而第一年的收成却不好，“在漫长的一季中他们不得不减少口粮。”1650年，新尼德兰州新尼德兰州，原荷兰在北美洲的殖民地。州秘书长用荷兰文写过一段话，更加详细地告诉准备往那里移居的人说，“在新尼德兰的人，尤其是在新英格兰的人，起初是无法按他们的愿望建造农舍的，他们先在地上挖个方方的坑，像地窖似的，六七英尺深，长短随便他们觉得合适，然后装上木板，挡住墙壁上泥土，再用树皮或其他一些东西合缝，以免泥土落下来；他们给地窖铺了厚木板，顶部做了天花板，架起了一个斜桁的屋顶，铺上树皮或绿草皮，这样他们全家可以在温暖而干燥的里面住上两年、三年，或者四年，可以想到的是，这些地窖中还被隔出了一些小房间，这要视家里的人口数目而定。新英格兰的富有的重要人物，在开始殖民的时候，也住在这样的屋子里，原因有二：第一，为了不在筑造房屋时浪费时间，并使得下一季不缺少粮食；第二，不希望他们大批地从全国各地招来的贫苦劳工感觉到灰心。在三四年的时间里，当农村已适于经营农业，他们才花上几千元，给自己建造漂亮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