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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胡雪岩的那个时代
时势造英雄。回归历史的现实，一个最适合英雄大展身手的平台已经搭设完毕。
如果我们撇开胡雪岩个人的经营谋划，看一看胡雪岩不得不置身其中的时代背景，或许更有助于我们欣赏胡雪岩所独有的经商能力。
胡雪岩所处的时代，客观地讲是一个老朽的秩序突然断裂、世人忽然堕入一片混沌、茫然不知所措的时代。胡雪岩之所以特殊、引人注目，就在于对混乱的时代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坚信帮助官府维持秩序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一信念最终证明是正确的。
那么，混乱的秩序是怎样混乱呢？别人都做了些什么呢？为什么相比之下，胡雪岩的信念和手段是正确的呢？
1.纵看历史：经济发展势不可挡
明代晚期，中国江南经济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自发地反对管制、要求更多的商业自由权（包括自由择业、自由流动、减少赋税、减少关卡）的斗争已经出现。管理体制的王朝和官僚阶层能对这种要求作出妥善之安排，一种较新的社会生存方式极有可能自然出现。
正是在这个时候，满洲人铁蹄入关，整个社会的资本萌芽突然受到阻遏。北方游牧的生活方式，一下子打乱了南方的商业活动。
清朝初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圈地，圈地的目的不是用做放牧、养畜、交换，而是用做休闲、娱乐，这一现象一直延伸到清朝中叶。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皇家狩猎场承德就是其代表。
这种圈地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新兴的商业不可能有自己舒适的发展条件，一切都必须服务于一个新的帝国，而不是服务于一般市民。
上述现象，就是史学界公认的清军入关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清军入关后，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发展被迅速切断。为了加强其统治，清政府又祭起了黄老之治，并不时佐以大棒。
但是，商业的生机总是不可阻挡的，只是这一时期中央集权也对其无孔不入地加以干涉。因此，所有的商人都必须面对同一个问题：如何保证自己赢利的活动不被这个官僚机制所限制。
要想保证自己的商业活动正常地进行下去，有两种办法：一是时时提防，二是打通关节。
总的来讲，纯粹用第一种办法，生意一定做不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集权干预和官僚腐败的坏处。所谓的提防，无非是提防能够管辖你的人不要影响你做生意，不要瓜分你的利润。集权干预体制却恰恰保证了几乎所有相关的当权者（哪怕最小的哨卡营官）都有权来干预你。
第二种办法意味着，介入到集权体制中，以一定的利益换取保护，保证你在一定范围内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只有这种办法，才是集权时代唯一可能行得通的办法。
说它是可能，那是因为，必须保证这种集权不至于因为非常状态而使你的投靠者无力保护你。也就是说，必须保证，一个商人以利益所换取的保护能够有效。
当然，我们会很明白，只要一个商人投靠的保护者管辖的范围、能力足够大，在其管辖范围内，商人的赢利活动就足够自由。
这其实是经济学中的问题，不过，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近代的大商人中，大部分是官商、买办商人或两者兼而有之。
而同一时代的西方，因为近代商人自治运动的兴起和长期的斗争，已经使商人和权力掌握者、权力执行者的关系有了一个大致妥当的安排。当商人从事经营活动时，可以依据王国的法律保证其财产、经营活动不受干扰。也就是说，你身边的小哨官没有权力随便剥夺你的财产，占你的便宜，牟取你的利润。
这是近代中国商人所不得不面临的体制问题，不得不为之寻求解决的办法。
另一方面，清朝对工商业的阻遏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增强。整个帝国处于农业耕作自给自足的状态，因为没有战事，国家的开支仅限于皇宫、官僚和镇压叛乱，而且大部分官僚的开支也不用中央政府划拨，而是在其任内从当地老百姓的上贡和赋税中直接抽取，国家并没有储备足够的财力。
2.横看世界：西方势力蛮横入侵
相形之下，西方近代的发展已经使其国家具备了一种崭新的面目。
首先，他们通过发展，有了相对有效的法律体系，基本划定了各行业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使得商业活动可以除法律外基本不受其他因素干扰。
其次，商业的发展使其国家有了相对稳定的赋税收入，国家也开始有意进行国防、教育建设，整个国家有了雄厚的财政实力。
再次，国家也丝毫不拘泥于在西方体制内的相互尊重。当西方的商人入侵非西方的不发达地区时，西方政府一向采取强硬的武力姿态保证他们的商人能有效地在该地区从事商业活动。对于一个不懂法律和平等为何物，也没有能力去维护自己应有权利的民族，西方从来都毫不客气地以大棒牟利益。
自18世纪中后期起，从英国开始，各西方主要国家纷纷进行了工业革命，钢铁机器制造、军械、纺织等工业迅速发展。
进入19世纪，轮船业已下水，蒸汽火车已经出现。从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短短20年的时间，这两样东西已经取代了所有传统的水陆交通运输工具，成为西方争霸世界的两件利器。
西方之迅速发展，与清王朝之缓慢发展的经济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不过，西方人漂洋过海，初来中国时，他们并不是一下子就以一种赤裸裸侵略的姿态出现的。
首先在贸易上，中国的丝、茶、瓷器深受西方人欢迎，成为中国与西洋贸易的大宗货物。西方商人大获其利，因而对公平贸易并无异议。
至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顺逆差问题，一开始并不突出。西方既然喜欢中国的货物，也就不在意付出一点钱来购买。
只是随着交往的增多，西方商人逐渐发觉中国是个理想的商品倾销市场，尤其是对于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而言。当西方商人满载货物回国，又空着船来中国时，他们总觉得这样空着是不合适的，于是就开始携带鸦片。
一开始，这种携带是少量的。随后，中国商人也发现这种商品很容易脱手。而且，许多地方官吏也逐渐喜欢上了这种商品，他们自然也就很容易为从事这种贸易的中国商人提供方便。
很快，这样的贸易扩展至全国。大清的银两迅速外流，大清的官吏和军队也都染上了这种能够让人沉迷的毒瘾。整个国家都陷于鸦片的烟雾之中。
当清朝政府听从大臣的劝告，正视这种商品的危险时，他们就派出官吏，对此采取严厉的措施。
这就是林则徐主持的著名的虎门销烟。
到了这个时代，西方人对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官僚机制、国家体制都有了了解。根据他们的经验，只要用武力威吓，清朝政府就必然放弃强硬的禁烟政策。
事实证明，他们的经验是正确的。当轮船开近帝国的港口，炮轰帝国的城市时，西方人遇到的抵抗是微不足道的。清兵此时还在使用大刀和长矛，土制的大炮只能瞄准静物轰击，抵挡不住西洋大炮的进攻。当帝国的信使五百里日夜兼程地传递消息时，洋人坐着轮船，和它们几乎同时由帝国的南方到达北方。
这样的实力悬殊，使清政府受尽耻辱，不得不答应西方的各项要求，开放港口，并使鸦片贸易合法化。
中西之间的这种接触，只能进一步暴露清帝国的弱点。一开始，帝国视其为“夷人”、“性如牛羊”，后来却发现西方人手持神物，无可抵御。再往后，西方人已可大胆地进入帝国的首都，让帝国的皇帝闻风丧胆，落荒而逃。西方人可以烧杀抢掠，对此，清帝国毫无办法，既无力还击，也不能抗议。
3.审视大清：羸弱之躯高烧不退
清朝从嘉庆帝开始，君主的才能都比较平庸。既缺乏康熙、雍正、乾隆的雄才大略，又无作为守成。乾隆盛世暴露出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清朝已经危机四伏。正如一个不会保养的老人，身体本就羸弱，以致患上一点小病也会高烧不止，更何况，这次它患上的是来势汹汹的“流感”--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从其后来施行的政策来看，仍是不折不扣的农民起义。但是，由于它已经置身于一个东、西方思想激烈对抗的大背景下，其起事过程显得有些特殊。那就是，它祭起了西方“拜上帝”的旗帜，却又行农民起义之要求。结果，它两边都没有讨好，注定成为一个死局。
作为起义领袖的洪秀全，家庭为中农，略有几亩薄田。年轻时不甚得志，屡试不第。这可能对他影响很大，因为他后来的行为稍显异常，流露出欲望太强、志向破灭后不能自持的轻度变态心理。这一点本身也没有什么，大多数人都有可能经历这个时期，随后平平安安地过去。但这时，他遇到了几个非常虔诚和热心的传教士，在听了传教士的几次宣讲，阅读了几本他们的小册子后，他忽然认为自己开悟了，领略到了上帝的真谛。
于是，他就回到广东老家，组织几位志同道合者创立了拜上帝会，并且砸毁了中国人的偶像--孔子--的塑像。随后，他的几位跟随者在两广活动，借传教之名，秘密收罗会众。
洪秀全的经历非常特殊，他自认是上帝之子。这一点绝非基督教所愿意承认的。而且为了真实起见，他还乐意接受中国民间普遍相信的方式--显灵。而正是后一点，差一点害了他。
洪秀全起事后，大举北上，起先颇有直捣黄龙之势。随后，在攻下武昌后，他改变主意，挥师东进，沿长江顺流而下，夺取了六朝古都金陵。
洪秀全起事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影响不是表现在经济和制度方面，而是表现在人力资源方面。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对社会经济和整个社会制度的架构毫无建树。但是，太平天国使整个帝国的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这一方面。为扶大厦于将倾，应时事之激而出现了一批风云人物。这批人物的典型代表就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旧有的天道性命空谈已不实用，必须以新眼光、新手段解决整个社会的困顿，以维持一个民族在内困（农民起义）外扰（洋人攘扰）之时的最基本的秩序。其目的，直接是为了朝廷，间接是为了民生。
洪秀全的困难一开始尚不明显。但随后，曾国藩以护孔教的名义征伐，逐渐使所有的地主、知识分子意识到太平天国所奉行的东西，是一个与五千年传统所截然不同的异教。
地主、知识分子的这种意识，事实上把洪秀全置于一种不利地位。历来的农民起义，凡最终成事者，必须有地主、知识分子的参与。因为单纯的农民没有对国家建制的认识，也就不可能最终完成一个新国家的建设。地主、知识分子不参与，洪秀全的农民起义就只有陷入无序状态。
另外一种不利是在洪秀全集团内部。洪秀全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严格以基督教的等级制度治军。整个军队不许结婚，不许男女同营。一旦发现通奸者，必处以极刑。而洪秀全一进入天京，就以封建帝王之制，搜罗天下美女，供己享用。为了表示宽容，他还允许按官阶与妻。管理者的这种特权和兵士阶层的受压迫反差甚大，最终导致下层对天王的怀疑和不满。
同样是在天国内部，洪秀全本来为了显示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就默许了东王杨秀清以上帝显灵的方式迷惑众人。但到了后来，杨秀清不仅自己不再相信上帝这种骗人的鬼话，而且公开向洪秀全的地位发起挑战。其结果，天京内部发生大的变乱，洪秀全的上帝说受到怀疑。影响所及，整个天国的运动从此走了下坡路。
到了天国后期，洪秀全又面临另一种尴尬。各西方国家与清政府再次签订条约后，东南各省成为其势力范围。为了防止东南各省被洪秀全割据，对西方列强的利益构成危害，各西方国家纷纷与清政府合作，出兵出枪，镇压太平天国。同为上帝的子民，却相互厮杀，这使洪秀全的教义再次受到冲击。西方国家的参与，使太平天国面临更强劲的敌手。常州失守，太平天国的将领就曾经轻蔑地对李鸿章说：“要不是戈登洋枪队参与，你休想从我手中夺下常州。”西方参与对太平天国的威胁可见一斑。
以上所述，是胡雪岩所处时代的大形势。影响所及，整个国家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夹击中。胡雪岩因为身处沿海，上海又是近代洋人之集散地，对这种夹击，从一开始就感受得十分强烈，而且其事业的各个方面，也无不与这些夹击的处理有关。最显赫的人物都是在这时涌现出来的，平定内乱和抵御外患，也就是在这时进入胡雪岩的视野。胡雪岩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他理解了这个大背景，在这两只灾难的巨轮间奔走，对消弭这两只灾难巨轮的大人物提供了帮助。同时，借这些大人物的影响力所及，扩展了自己的商业活动空间。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一看胡雪岩所处的地域。
胡雪岩老家是安徽绩溪，绩溪属徽州管辖。自古以来，徽州因为地瘠人多，不得不向外迁移，以商养农，以商业闻名。明清以来，淮扬商业，尤其是盐业发达。而淮扬商人的主体，就是迁移出来的徽州人。
徽州人经营最多的是钱业和当铺。而其他各业，凡可赢利的，徽州人也从来不吝参与。
胡雪岩因为祖上经营沙船事业，小有成就，全家就从绩溪老家迁到杭州。后来，沙船失利，破了产，胡雪岩一家经济陷于困顿中。
但是，杭州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既指它的风景，也指它的物产。杭州背靠杭嘉湖地区，自古农田肥沃，丝蚕业发达。而向南向西，整个山区种植茶叶，是我国近代以来著名的对外供应地。
杭州以北，是新近发展起来的上海和历史同样悠久的苏州、扬州、常州及太湖地区。自两晋以来，上述整个地区就成为我国著名的产粮区。宋以来，又是我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明朝末年，正是以这一带丝织业的发展为核心，出现了近代资本主义商业的萌芽。
由于商业的需求，这一带的地产转卖、钱业汇兑等制度性建设发展迅速，整个地区的商业气氛非常浓厚。封建时代重农抑商，这一带虽然受大的环境影响，商人的地位仍然不是特别高，但是，人们对商业的看法却远比北方人的看法要客观、中肯。
三 胡雪岩对时事的特殊驾驭
敢揽瓷器活，必有金刚钻。
特殊的时事变化，并非所有人都能看得很准，也并非所有人都能有合适的对策。至于驾轻就熟、运筹帷幄，就更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
我们说胡雪岩特异独出，就是因为胡雪岩对时事有着特殊的敏感性，其应对也正合乎时势之理，从而能为他的商业活动拓展新的领域。
这里倒不是说胡雪岩有异于常人的眼光，事先就有了一个特殊的筹划。和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样，胡雪岩对各种纷乱局势的认识也是逐步加深。他刚接触洋人时，他心目中的洋人同样非常神秘、新奇。
但是，随着交往的增多，他逐渐领悟到洋人也不过是利之所趋，所以只可使由之，不可放纵之，最后发展到互惠互利。
但胡雪岩的确有一天然优势，就是对整个时事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能先于别人筹划出应对措施。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
胡雪岩对时事有特殊驾驭能力，因为他关注时事，抢占先机，故能够先人一着，从容应对。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1.时势剧变，官老爷们焦头烂额
清朝发展到道、咸年间，旧的格局突然受到激荡。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一个自以为至尊无上的帝国突然大吃苦头，随之而来的是长达十几年的内乱。
这一突然变故，在封建官僚阶层中引起分化。面对西方的冲击，官僚阶层起初均采取强硬措施，一致要维护帝国之尊严。随后，由于与西方接触层次的不同，引起看法上的分歧，有一部分人看到了西方在势力上的强大，主张对外一律以安抚为主，务使处处讨好，让洋人找不到生事的借口。这一想法固然可爱，但又可怜可悲。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为一味地安抚就可笼络西方人，这无非是隔了一层的主观愿望。当然，这些人也有的是用心良苦，不愿以卵击石，避免一般平民遭受更大损伤。
另一部分人坚持以理持家，对洋人采取强势态度。认为一个国家断不可有退缩怯让之心，以免洋人得寸进尺。这一派人很有气节，但在实际事情上却行不通，因为中西实力差别太大，凡逢交战，吃亏的尽是老百姓。
这两部分人都是站在帝国的立场上看洋人，可以说都是“隔”了一层的做法。
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和洋人打交道时日多了，逐渐与洋人融为一家，一方面借了洋人实现一己私利，另一方面也借洋人为中国做上一点好事。这一部分人就是早期的通事、买办商人以及与洋人交涉较多的沿海地区官僚。
对于洋人的不同理解，必然产生政治见解上的不同。在早期，薛焕、何桂清、王有龄见解接近，持利用洋人的态度，这与曾国藩等的反感态度相对，两派在许多问题上多有摩擦。利用洋人，这是薛、何、王的态度；表示担忧和反对，这是曾国藩的态度。胡雪岩因为投身王有龄门下，也深知洋人之船坚炮利，所以一直是薛、何、王立场的策划者、参与者，也是受惠者。
到了中期，曾国藩、左宗棠观点开始变化。左宗棠由开始的不理解到理解和欣赏，进而积极地要开风气之先，胡雪岩的洋人观有了依托。但这时，由于对洋人势力之分析、见解不同及集团和个人的利益所在，左宗棠和李鸿章之间产生分歧，最终，胡雪岩成为了牺牲品。
对于洋人的冲击，下层百姓的反应大多是被动的。真正与洋人打交道者，均是从谋私财入手的，因而对大局影响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下层的代表，在经过长期的打交道后，逐渐形成了一股稳固的力量，为中西交流起到了桥梁作用。
清廷旧格局转变的另一冲击力量是太平天国运动。不过，由于太平天国信奉变了种的基督教，自身过于封闭，因而其感召力基本上限于下层之老百姓。大多数的地主知识分子，既未感到清朝政府有何需要变动之处，也感受不到太平天国运动的感召力量。
相反，由于曾国藩等一批有识之士应势而出，地主知识分子阶层很快就聚拢在其周围，最终形成一支维系旧制的中坚力量。
太平天国运动对下层商人来讲，冲击较大。因为商人的本性在逐利而不在建制，太平军一起，许多商人便趁乱世为所欲为。
以上是旧格局受到冲击后不同层次人物的一般反应。
2.助剿内乱，胡雪岩建立大秩序
时势的剧变让清政府不知所措，然而，胡雪岩的反应却大有不同，可作如下之分析，以见其对时事把握的特殊之处。
清廷旧制受到冲击，朝廷自身惶惑，一般老百姓更是不安。胡雪岩从商业经验出发，认为一个社会必然需要一个秩序的核心。这一核心起作用与否，全看我们普通人的态度。假如我们投注力量，加以维护，这个核心必然是有效的，它必然能生发出一种秩序，使我们每一个人受益。假如我们人人自危，对这个核心也采取瓦解之态度，这个核心必然无效，社会也自然而然堕入一种无序状态。而一个无序的社会，对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利的。如果说有利，也只是对江洋大盗、野心家、流氓无赖有利。
基于这一认识，当太平天国运动起来时，胡雪岩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乘机捞一把的好机会。在他看来，浑水摸鱼只是因为鱼是混乱的，才让人侥幸有所获。胡雪岩认为，首先应该替官府维持秩序，秩序建立起来了，你自己才有一个从事商业的好环境，官府领你的情，也会给你提供很多便利。
胡雪岩认定，他的当务之急是帮助官府打太平军，而不是今天从太平军那里捞一把，明天从官府那里捞一把。胡雪岩很清楚，如果不这样的话，他在两面都面临信任危机，太平军会怀疑他与官府有勾结，官府会怀疑他替太平军着想。商业最重要的是信用，信用丢了，生意就做不大。因为老主顾知道他并不是一心为别人的，他们可以和他打一两次交道，但绝对不会三次、四次地长久下去，那他就只好不断地换主顾。这样就无异于每一次都要重新搭房建屋，成本大大提高，机会就大大减少。
出于同样考虑，当清政府发行官钞时，胡雪岩作出了与钱业同行不同的选择。同行们都认为，太平军动乱在眼前，政府是否可信大成问题。如果今天接了这官钞，明天没有人要，兑换不出去，那就会烂在手上。胡雪岩的看法不同。按他的分析，朝廷毕竟大势还在，尽管朝廷遇到了许多麻烦，但社会要想运转，还非得靠现在这个朝廷不可。况且朝廷的信用是大家做出来的，人人出来维护，它的信用自然就好。所以，别人不理这官钞，胡雪岩却要接。不但自己接，还动员别人接，并且以自己的信用作保证。
替官府打太平军，这既是一种风险，也是一种投资，得到的会是巨大的利益。胡雪岩这种看法，符合商业的一般原则。任何一种商业都要求稳定，商人可以面临纷乱的局面不顾生死去求取利润，但这种纷乱局面却不是商人的愿望。任何一个商人都希望在一种平静的气氛下进行风险最小的投资，以求得利润最大。除非发生特殊变故，使得混乱比平安更能节省成本。更何况当时的清廷，基本结构依旧，所受的只是猛然一击，并非致命一击。
基于这种考虑，胡雪岩紧紧依靠官府。从王有龄开始，运漕粮、办团练、收厘金、购军火，到薛焕、何桂清，筹划中外联合剿杀太平军，最后还说动左宗棠设置上海转运局，帮助左成功平叛西北。由于帮助官府有功，胡雪岩得以把自己的生意从南方做到北方，从钱庄做到药行，从杭州做到外国。官府承认了胡雪岩的选择和功绩，也为胡雪岩提供了从事商业必须具有的自由选择权。假如没有官府的层层便利和保护，在这样一个封建帝国，胡雪岩必然处处受阻，他的商业投入也必然要加大。如果投入过大和损耗太大，他的商业也不可能形成那么大的规模。
对于清廷旧制，胡雪岩还有另外一层看法。许多商人只是畏惧官府，没有想到驾驭官府。胡雪岩一开始并没有驾驭官府之想，但在他所帮助的王有龄升官之后，他逐渐发现自己借王有龄获得的便利甚多。首先，资金周转便利，因为有了官府之流转金作为依托。其次，他发现官府的好多事自己能够以商业活动完成，既减少了官僚办事的低效，自己也赚取了利润。最后，自己借了官府之名，能做到许多以商人身份很难涉足之事。
所以，后来胡雪岩对于利用旧制有了信心。一开始，他并不愿捐官，认为生意人和做官的人在一起别扭。后来，他想法变了，既然官府与生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不妨捐官，涉入官场。这样做其实也是以最小投入完成最大产出。
胡雪岩在人们心目中，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也就是人们说的“红顶商人”。这“红顶”极具象征意义，因为它是朝廷赏发的，戴上它就表示胡雪岩受到皇帝的恩宠。事实上，它意味着皇帝肯定了胡雪岩所从事商业活动的合法性。既然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保护的人自然也不应受到掣肘。另一方面，皇帝的至高无上也保证了被保护人的信誉。所以，王公大臣才能很放心地把大把银子存入阜康钱庄。
胡雪岩一方面获得了信誉，另一方面也消除了在封建时代无所不在的对商人的干预，因此能够如鱼得水。
对于太平天国运动，胡雪岩的应对又有不同。
前边讲到，有许多商人，在太平军刚起事时，抱了投机的心理想捞上一把。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准则、理念，只知一时的利润。这样做无异于自毁信用。到头来，太平军不信任他们，因为他们是依顺官府的；官府也不信任他们了，因为他们曾暗通太平军。
胡雪岩的原则很明确，太平军的口号不得人心，肯定是长久不了的。所以，必须帮助官府打太平军，以维持一个大秩序。
不过，胡雪岩对于因为太平军起事而纷扰不安的一般人却有另一层同情的看法。
在胡雪岩看来，太平军起事，有好多老百姓是被迫卷入这场纷乱之中的。比如周八俊，不堪别人的欺侮而犯了事，只得投靠了太平军。又比如蒋营官，太平军打到家门口，男耕女织的平安日子过不下去了，只好投了军，出来与太平军作战。
他们都是不得已而卷入，他们对大时局并无太多看法。他们只希望老老实实在其中一边做事，并以为只要勤勉，不论在哪一边都会越过越好的。就是投奔太平军做了小头目的，或者投顺太平军的富户，也大多有难言之隐。我们可以说他们糊涂，不过大凡老百姓，没有几个能保持头脑清醒的。
有了这种同情的认识，胡雪岩对他们也就不那么苛刻。尤其是遇到像周八俊这样的人存银子时，他能以同情之心对待，愿意以自己的商业活动，给他们一个再生的希望。
当然，也可以说胡雪岩在这里边有商业的动机。不过，如果没有这种同情和了解，胡雪岩就不会看得那么透彻，他对这些人手头的银子就会避之唯恐不及。很显然，这些人是与太平军有染的。
胡雪岩是这么看的：与太平军有染，没错，不过要看是什么原因、什么姿态。这些人都是些老实的小民。如果不吸收他们的存款，他们就不得不把存款给太平军用，或者被无理的官差劫掠。这样于秩序无益，反倒有害。
而且这还牵涉商人和官府的关系。是商人都得从官府的角度看问题，还是商人有商人的原则，官府有官府的目标。假如商人都从官府角度看事情，效果会好吗？肯定不好。士农工商各有各的位置，应各遵从各的原则。
照胡雪岩的看法，就是商人对客户讲信用，官府对朝廷讲良心。商人说话算数，是对着自己的服务对象--客户--来讲的。官府只管自己做事是否对得起朝廷。两者对象不同、原则不同，假如各行其是、各司其职，整个社会便井然有序，否则就只会增加混乱，于事无补。
这是胡雪岩颇为超前的想法。因为封建化的社会是各业不分，各业的职业原则也不独立。士处于社会的最核心层，一旦做官，便有了凌驾于农工商之上的特权。这个时候，士便经常以其特权来强制要求其他阶层。社会表面上有了秩序，但这种秩序是一种服从性的秩序，而不是一种平衡性的秩序。农工商在这种秩序下必然陷于士的管制中，不能有一个客观的地位。商人在这种秩序下，也就极为费力，极为提心吊胆。
各业分工意味着各业遵从原则的相互独立。各业在一种更抽象的原则之下平安相处，相安无事。若依这种原则，官府就无权干预商人的正常活动，上述吸纳存款也就有了一个客观的依据和保证。
胡雪岩的这种思路，保证了他对所有可能不受官府严格控制的私人财产的吸纳。大清权臣文煜愿意存款于阜康，除了信用好之外，就是看中了胡雪岩在经营钱庄时，坚持钱庄只管吸纳存款，不问款项来源的原则。款项来源的正当与否是款项持有人和官府间的事。在现代，是财产持有人和法院间的事，而不是财产持有人和银行之间的事。胡雪岩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不因惧怕官府而不敢按自己的思路经营，而是理清思路，放手去做。
3.利用洋人，胡雪岩纵横捭阖
对于洋人和洋务，我们在前文已经有所交代。胡雪岩因为身处沿海，最先看到洋人的船坚炮利，最先与洋人打交道，一开始就主张用洋人、洋枪打太平军。当然，这里边也有利益的考虑。而且自始至终，胡雪岩商业利润中很大的一部分，都来源于他购买军火、购买外国机器、筹借洋款的活动。对洋人之态度还成了他依附官府，维持社会大秩序，最终开拓出一个好的经营环境的资本。
与洋人打交道，他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洋人的政府与清朝的政府不一样。清朝的政府，商人稍有赢利，他就想来分沾你的好处，巴不得一口把你吞下去。一旦得不到好处，他便让你不得安宁，甚至让你破产。
洋人的政府，则尽力帮洋人做生意。你没钱，他放款给你。你出洋做生意，他派军舰保护你。一旦中国人欠了钱，他就把枪炮对准中国的城市，甚至自己的商人无理，他也处处袒护。
因为有了这种对比，胡雪岩对封建官僚体制压制商业活动，就有了更切身的体会。清朝的商人费了好大劲儿，才能创造一个好的经营氛围。因为整个体制所限，他们还只能单独地开拓商业领域。稍有不慎，经营特权就会被收回，多年的苦心经营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至于洋人自身，在胡雪岩看来，也有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好处就是讲道理、讲信用。你认认真真去和他做生意，他也就认认真真和你谈，不会想到生意之外的歪点子。中国的商人就不同，他在商场上赢不了你，逮着机会就会在其他方面报复你。比如利用地方流氓势力，比如利用官府。所以，胡雪岩觉得，很多时候，和中国自己的商人打交道很吃力，和洋人打交道就很省劲儿。洋人的整个体制，已经大大减少了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中国的商人，办成同样的一件事，付出的心血要更多。这样看，胡雪岩的成功就更显得来之不易。
以上所述，就是胡雪岩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他的特殊应对。并不是说胡雪岩起初就有过人的眼光，而是胡雪岩在其商业活动中锻炼出了一颗敏锐的心。他善于利用自己的商业经验，用心体会各方发生的巨大变动，及时找出自己认为合适的应对方法。其实，在商业活动中，绝对的先见之明是没有的。在绝对的意义上，每一个商人都是宿命论者，他们被一双（胡雪岩时代还有另外几双）无形的手所掌控，在似乎是人力又似乎是天意这种说不清的情况下或者成功或者失利。但是，一个有经验的生意人总是能从自己的见闻中寻出蛛丝马迹，作出自己认为最合适的选择。一个人积累的经验越多，他遇到事情时对事情的处理就越有信心。这一点不用多说，每个生意场上的人都深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