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分士、农、工、商四民,“学以居位(做官)曰士”。要做官,非通经籍、应科举考试不可。朱熹注的四书,从元朝以后即定为科举用书,成了法定的教科书。农工商子弟读书,一般不是为了应科举,而是为了略识之无,便于记账之类。于是,他们另求简便之路,便有蒙学--儿童的启蒙用书。旧时村塾蒙学最普通的是“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此外还有《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这类书,用简短的骈俪句式,且多押韵,儿童读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既能识字,又长知识,以至终生不忘。其中贯注的自然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等,活泼鲜明,通俗易懂,因之能在民间广泛流传。所谓“读了《增广》会涉骂,读了《幼学》会讲话”。因为《增广贤文》多谈世态人情,《幼学琼林》多词汇典故吧。这些书的内容虽同属封建文化的范围,不免宣扬封建思想意识,甚至还有庸俗无聊和迷信荒诞的东西,但在传授基本知识,进行生活教育和端正道德规范方面,还包含不少有益的成分,是不可一笔抹杀的。这种蒙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价值。
《三字经》相传为南宋王应麟(朱熹弟子)编纂,明清两代续有增补,全书共376句,包括天文、地理、典籍、历史、人物以及社会人生种种,简要赅博,便利记诵。作为封建社会的儿童启蒙教材,《三字经》确是编得很高明的。书中故事,贯穿孔孟儒家思想,但也有许多奖勤教俭、鼓励读书、传授学习方法的内容。如关于儿童教育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关于读书方法的:“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讲圣贤宰辅勤学的:“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赵中令,读鲁论,彼既仕,学且勤。”赞家贫而苦读者:“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三字经》中的许多句子,即使没有读过的人,也耳熟易解,可以顺口背出几句。尽管一开头的“人之初,性本善”,提出的是一个哲学上争论不已的问题,这句话至今也仍是家喻户晓的。由于句子短又押韵,好记易背,过去湖南农村中的儿童都把这两句编为儿歌唱:“人之初,抓泥鳅;性本善,抓黄鳝。”
《幼学琼林》成书于明代,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简明通俗小百科,也可说是民间常用的成语典故小词典。天文地理、古往今来、朝廷制度、名臣武将、文事科第、人情世故、家庭婚姻、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制作技艺,以至鸟兽花木、神话传说,无所不包。人们生活中惯用的词汇格言,习闻常见的成语典故,不论下里巴人还是阳春白雪,在书中大都可以找到,所有这些都以对仗联语表之,其中释文尤为简练恰当。短者才几个字(无言曰缄默,息怒曰霁威),长者也不过20多字(苻坚自夸将广,投鞭可以断流;毛遂自荐才奇,处囊便当脱颖)。全书联语不下一二千条,加上注解约20多万字。
比如:
沧海桑田,谓世事之多变;河清海晏,兆天下之升平。问舍求田,原无大志;掀天揭地,方是奇才。平空起事,谓之平地风波;独立不移,谓之中流砥柱。
彼此不合曰龃龉,欲进不前曰趑趄。事有大利,曰奇货可居;事宜鉴前,曰覆车当戒。小过必察,谓之吹毛求疵;乘患相攻,谓之落井下石。管中窥豹,所见不多;坐井观天,知识不广。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此魏征之对太宗;众怒难犯,专欲难成,此子产之讽子孔。刎颈交相如与廉颇;总角交孙策与周瑜。范仲淹胸中具数万甲兵,楚项羽江东有八千子弟。李义府阴柔害物,笑里藏刀;李林甫奸诡谄人,口蜜腹剑。
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当知器满则倾,须知物极必反。为善则流芳百世,为恶则遗臭万年。彼此不合,谓之参商;尔我相仇,如同冰炭。
这里面,有词语的解释,有典故的介绍,有成语的运用,又蕴涵着封建社会为人处世的道理。采用对仗的联语形式,不仅有助于记忆,也有助于学诗作赋。上面引述的一些成语典故,如中流砥柱、前车之鉴、坐井观天、兼听则明、口蜜腹剑、物极必反,等等,在《毛选》中都可以找到。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有过“耕三余一”的口号,这在《幼学琼林》中为:“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庶几遇荒有备。”“泥丸可以封函关”,“吴刚伐月中之桂”,这些典故、神话则出现在毛泽东的诗词中。
在私塾时,相信毛泽东也是熟悉《增广贤文》的。“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等等,这些《增广贤文》中的话,后来或见于文章,或常用于口头。
“四书五经”这个词儿,在旧社会略识之无的人都知道。五经是《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前两种是《礼记》中的两篇,实算不得两种书。这两篇和《论语》、《孟子》同样普及,受世人重视,是由于南宋大儒朱熹将四书编在一起,并以毕生精力作注解,以之构成自己理学体系之故。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起,规定为科举用书,一直沿用到清末。
根据朱熹自己和所接受的北宋程颢、程颐兄弟的见解,《大学》是孔门遗书(相传为曾子追述孔子的言谈),其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初学者入德的门径,说明做学问应循序渐进,乃“垂世立教之大典”。《中庸》书名的由来:“不偏”和“无过无不及”谓之“中”,“不易”和“平常”谓之“庸”;“中者天下之大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为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的,也是宋儒谈天命、性、道这种理学的重要根据。旧时一般认为书中所述人生哲理,意味深长,如心领神会,终身受用不尽。
《论语》是专门记载孔子及其若干弟子言行的书。《孟子》相传为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共同编订,“序诗书,述仲尼之意”。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说,《论语》“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孟子》“书中说‘仁’兼说‘义’,分辨‘义’‘利’甚严;而辨‘性善’,教人求‘放心’,影响更大。又说到‘养浩然之气’,那‘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这是修养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相通的哲理”。朱熹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育。”
《春秋》是鲁国的一部编年史,据说是孔子亲自编订的。后来孔子的地位愈来愈高,《春秋》也就成了五经之一。其实,读五经是很少有人读《春秋》的,因为那记述实在过于简略,还有许多缺佚,后人讥它为“断烂朝报”,不是没有道理的。一般人都是读它的“传”,即对《春秋》内容所作的解释或详述。《春秋》有三传,即《公羊传》、《榖梁传》和《左传》。两汉之前,《春秋》之学还只有“公羊”、“榖梁”两家。《春秋左氏传》是新莽时的刘歆弄出来的。据学者们讲,是刘歆依据宫廷所藏的《国语》(春秋诸国的史书),加工改造而成,托名于左丘明。《左传》以叙述史事为主,大大丰富了《春秋》的内容,而且写得十分生动。此后,《春秋》“三传”中,以《左传》最受历代的重视,讲微言大义的《公羊传》倒较少有人去读了。康有为托古改制,用上了《公羊传》。于是“公羊”之学在晚清又热闹过一阵,这恐怕就是毛氏家塾兼读《公羊传》的原因。
《左传》长于记事,所记又是春秋时期的国政和军旅大事,特别是关于战争的描写生动翔实,许多人物栩栩如生。对于《左传》的这些部分,看来毛泽东是十分喜爱的。他在第一师范读书前期,再读这些经书时,理解自然就更深了。后来在革命战争岁月,他的言谈、撰述,每每举出《左传》中的例子;有关军事战略、战术的思想,由《左传》得益颇多。《毛泽东选集》4卷中引用的成语典故和史事,属于《左传》的约有40条。从他对《左传》内容的熟悉、分析的详尽,以及引证次数的频繁,可以看出,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确实对《左传》下过一番苦工夫。
旧时私塾先生教四书这类经书,只照本念而不讲解,只让学生背诵,不但得背正文,而且还要背朱熹的注解。囫囵吞枣,消化不了,学生当然没有兴趣。四书中的这些所谓心法哲理,学童们(其实也包括老师们)是无从领会理解的。不过背诵之法,自幼记在脑中,有如软件存储在电脑里,成年后理解力强了,警句名言,精彩段落,信手拈来,是大有好处的。所以,背书--把书读得烂熟,不能一概反对,我们只是反对死背书、背死书而已。理解和记忆是学习过程中两个相连的有机环节:不理解的东西,死记硬背无益;但只满足于理解,而不重视记忆,则难以巩固所学。因此,我们不能反对应有的“死记”,它是知识的化身,能提高思维的能力。严复致熊纯如的一封信中说:“寒家子女,少时皆在家塾,先治中文经传,古文亦无不读。非不知辞奥义深,非小学生所能了解,然如祖父容颜,总须令其见过。至其人之性情学识,自然须俟其年长乃能相喻。四书五经亦然。以皆上流人不可不读之书,此时不妨先教讽诵,能解则解,不能解置之,俟年长学问深时再行理会,有何不可。且幼年讽诵,亦时研练记性;研练记性,亦教育中最要事也。若少时不肯盲读一过,则终身与之枘凿,徐而理之殆无其事。”(《严复集》第3册《书信》第697页。此处所引,标点断句未全依原书。)严复给不懂而熟读取了一个名词,叫做“盲读”,并且认为少年时代的“盲读”,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程序,细想起来,此说也是言之成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