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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分士、农、工、商四民，“学以居位（做官）曰士”。要做官，非通经籍、应科举考试不可。朱熹注的四书，从元朝以后即定为科举用书，成了法定的教科书。农工商子弟读书，一般不是为了应科举，而是为了略识之无，便于记账之类。于是，他们另求简便之路，便有蒙学--儿童的启蒙用书。旧时村塾蒙学最普通的是“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此外还有《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这类书，用简短的骈俪句式，且多押韵，儿童读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既能识字，又长知识，以至终生不忘。其中贯注的自然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等，活泼鲜明，通俗易懂，因之能在民间广泛流传。所谓“读了《增广》会涉骂，读了《幼学》会讲话”。因为《增广贤文》多谈世态人情，《幼学琼林》多词汇典故吧。这些书的内容虽同属封建文化的范围，不免宣扬封建思想意识，甚至还有庸俗无聊和迷信荒诞的东西，但在传授基本知识，进行生活教育和端正道德规范方面，还包含不少有益的成分，是不可一笔抹杀的。这种蒙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价值。
《三字经》相传为南宋王应麟（朱熹弟子）编纂，明清两代续有增补，全书共376句，包括天文、地理、典籍、历史、人物以及社会人生种种，简要赅博，便利记诵。作为封建社会的儿童启蒙教材，《三字经》确是编得很高明的。书中故事，贯穿孔孟儒家思想，但也有许多奖勤教俭、鼓励读书、传授学习方法的内容。如关于儿童教育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关于读书方法的：“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讲圣贤宰辅勤学的：“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赵中令，读鲁论，彼既仕，学且勤。”赞家贫而苦读者：“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三字经》中的许多句子，即使没有读过的人，也耳熟易解，可以顺口背出几句。尽管一开头的“人之初，性本善”，提出的是一个哲学上争论不已的问题，这句话至今也仍是家喻户晓的。由于句子短又押韵，好记易背，过去湖南农村中的儿童都把这两句编为儿歌唱：“人之初，抓泥鳅；性本善，抓黄鳝。”
《幼学琼林》成书于明代，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简明通俗小百科，也可说是民间常用的成语典故小词典。天文地理、古往今来、朝廷制度、名臣武将、文事科第、人情世故、家庭婚姻、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制作技艺，以至鸟兽花木、神话传说，无所不包。人们生活中惯用的词汇格言，习闻常见的成语典故，不论下里巴人还是阳春白雪，在书中大都可以找到，所有这些都以对仗联语表之，其中释文尤为简练恰当。短者才几个字（无言曰缄默，息怒曰霁威），长者也不过20多字（苻坚自夸将广，投鞭可以断流；毛遂自荐才奇，处囊便当脱颖）。全书联语不下一二千条，加上注解约20多万字。
比如：
沧海桑田，谓世事之多变；河清海晏，兆天下之升平。问舍求田，原无大志；掀天揭地，方是奇才。平空起事，谓之平地风波；独立不移，谓之中流砥柱。
彼此不合曰龃龉，欲进不前曰趑趄。事有大利，曰奇货可居；事宜鉴前，曰覆车当戒。小过必察，谓之吹毛求疵；乘患相攻，谓之落井下石。管中窥豹，所见不多；坐井观天，知识不广。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此魏征之对太宗；众怒难犯，专欲难成，此子产之讽子孔。刎颈交相如与廉颇；总角交孙策与周瑜。范仲淹胸中具数万甲兵，楚项羽江东有八千子弟。李义府阴柔害物，笑里藏刀；李林甫奸诡谄人，口蜜腹剑。
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当知器满则倾，须知物极必反。为善则流芳百世，为恶则遗臭万年。彼此不合，谓之参商；尔我相仇，如同冰炭。
这里面，有词语的解释，有典故的介绍，有成语的运用，又蕴涵着封建社会为人处世的道理。采用对仗的联语形式，不仅有助于记忆，也有助于学诗作赋。上面引述的一些成语典故，如中流砥柱、前车之鉴、坐井观天、兼听则明、口蜜腹剑、物极必反，等等，在《毛选》中都可以找到。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有过“耕三余一”的口号，这在《幼学琼林》中为：“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庶几遇荒有备。”“泥丸可以封函关”，“吴刚伐月中之桂”，这些典故、神话则出现在毛泽东的诗词中。
在私塾时，相信毛泽东也是熟悉《增广贤文》的。“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等等，这些《增广贤文》中的话，后来或见于文章，或常用于口头。
“四书五经”这个词儿，在旧社会略识之无的人都知道。五经是《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前两种是《礼记》中的两篇，实算不得两种书。这两篇和《论语》、《孟子》同样普及，受世人重视，是由于南宋大儒朱熹将四书编在一起，并以毕生精力作注解，以之构成自己理学体系之故。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起，规定为科举用书，一直沿用到清末。
根据朱熹自己和所接受的北宋程颢、程颐兄弟的见解，《大学》是孔门遗书（相传为曾子追述孔子的言谈），其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初学者入德的门径，说明做学问应循序渐进，乃“垂世立教之大典”。《中庸》书名的由来：“不偏”和“无过无不及”谓之“中”，“不易”和“平常”谓之“庸”；“中者天下之大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为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的，也是宋儒谈天命、性、道这种理学的重要根据。旧时一般认为书中所述人生哲理，意味深长，如心领神会，终身受用不尽。
《论语》是专门记载孔子及其若干弟子言行的书。《孟子》相传为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共同编订，“序诗书，述仲尼之意”。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说，《论语》“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孟子》“书中说‘仁’兼说‘义’，分辨‘义’‘利’甚严；而辨‘性善’，教人求‘放心’，影响更大。又说到‘养浩然之气’，那‘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这是修养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相通的哲理”。朱熹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育。”
《春秋》是鲁国的一部编年史，据说是孔子亲自编订的。后来孔子的地位愈来愈高，《春秋》也就成了五经之一。其实，读五经是很少有人读《春秋》的，因为那记述实在过于简略，还有许多缺佚，后人讥它为“断烂朝报”，不是没有道理的。一般人都是读它的“传”，即对《春秋》内容所作的解释或详述。《春秋》有三传，即《公羊传》、《榖梁传》和《左传》。两汉之前，《春秋》之学还只有“公羊”、“榖梁”两家。《春秋左氏传》是新莽时的刘歆弄出来的。据学者们讲，是刘歆依据宫廷所藏的《国语》（春秋诸国的史书），加工改造而成，托名于左丘明。《左传》以叙述史事为主，大大丰富了《春秋》的内容，而且写得十分生动。此后，《春秋》“三传”中，以《左传》最受历代的重视，讲微言大义的《公羊传》倒较少有人去读了。康有为托古改制，用上了《公羊传》。于是“公羊”之学在晚清又热闹过一阵，这恐怕就是毛氏家塾兼读《公羊传》的原因。
《左传》长于记事，所记又是春秋时期的国政和军旅大事，特别是关于战争的描写生动翔实，许多人物栩栩如生。对于《左传》的这些部分，看来毛泽东是十分喜爱的。他在第一师范读书前期，再读这些经书时，理解自然就更深了。后来在革命战争岁月，他的言谈、撰述，每每举出《左传》中的例子；有关军事战略、战术的思想，由《左传》得益颇多。《毛泽东选集》4卷中引用的成语典故和史事，属于《左传》的约有40条。从他对《左传》内容的熟悉、分析的详尽，以及引证次数的频繁，可以看出，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确实对《左传》下过一番苦工夫。
旧时私塾先生教四书这类经书，只照本念而不讲解，只让学生背诵，不但得背正文，而且还要背朱熹的注解。囫囵吞枣，消化不了，学生当然没有兴趣。四书中的这些所谓心法哲理，学童们（其实也包括老师们）是无从领会理解的。不过背诵之法，自幼记在脑中，有如软件存储在电脑里，成年后理解力强了，警句名言，精彩段落，信手拈来，是大有好处的。所以，背书--把书读得烂熟，不能一概反对，我们只是反对死背书、背死书而已。理解和记忆是学习过程中两个相连的有机环节：不理解的东西，死记硬背无益；但只满足于理解，而不重视记忆，则难以巩固所学。因此，我们不能反对应有的“死记”，它是知识的化身，能提高思维的能力。严复致熊纯如的一封信中说：“寒家子女，少时皆在家塾，先治中文经传，古文亦无不读。非不知辞奥义深，非小学生所能了解，然如祖父容颜，总须令其见过。至其人之性情学识，自然须俟其年长乃能相喻。四书五经亦然。以皆上流人不可不读之书，此时不妨先教讽诵，能解则解，不能解置之，俟年长学问深时再行理会，有何不可。且幼年讽诵，亦时研练记性；研练记性，亦教育中最要事也。若少时不肯盲读一过，则终身与之枘凿，徐而理之殆无其事。”（《严复集》第3册《书信》第697页。此处所引，标点断句未全依原书。）严复给不懂而熟读取了一个名词，叫做“盲读”，并且认为少年时代的“盲读”，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程序，细想起来，此说也是言之成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