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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这个“荆蛮山国”，维新志士、革命新党的活动与影响，并不亚于沿海的先进省份。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地方，自然会不断产生革命先驱与英雄人物。
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封建古老的中国在清政府腐朽统治之下，被列强进一步侵凌瓜分。新与旧，光明与黑暗，革命与反动，两种势力在东方大地剧烈搏斗。湖南这个“荆蛮山国”，维新志士、革命新党的活动与影响，并不亚于沿海的先进省份。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地方，自然会不断产生革命先驱与英雄人物。
毛泽东（字润之），于1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韶山距县城45公里，位于湘潭、湘乡、宁乡3县交界处，山峰突出于绵延起伏的群山之中，为南岳衡山72峰中之第71峰。相传舜帝南巡至此，被这里的雄伟气象、清秀山水吸引，乃令臣僚奏韶乐（《尚书》曰：“箫韶九成、凤凰来仪”），韶山因此得名。韶山冲起于韶山脚，乃5公里狭长山谷，小溪流水终年不断。这里住有600多户，以毛姓为主，杂有李、钟、周、邹、彭、庞等姓。湘潭是湖南有名的商业城市，为湘、粤、赣3省水陆交通枢纽，已辟为外轮寄靠港地，新的风气容易传入。因此，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就受到湖南新派活动的影响。
毛泽东的祖辈务农。父亲毛顺生（1870-1920）读过两年私塾，勤劳节俭，精明能干，原先是一个贫农，后来兼营粮食和耕牛、生猪的贩运，押进田产，便由中农再上升为富农，并有资格在乡间发行小额钱票。父亲对儿子的管教很严厉。毛泽东排行第三，两个哥哥都在襁褓中夭折。在15岁以前，他的生活是学生兼小长工或小长工兼学生，同时还替父亲管理账务。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谈到父亲时，曾回忆说：“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们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见《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
毛泽东8岁前寄居在四世同堂的外祖父家。他常到蒙馆“旁听”，能信口背诵课文，还能挥手写字。自幼聪颖好学，深得舅父们的欢心。8岁回到韶山，开始读经书。从1902年到1906年之间，一共在韶山附近4个私塾上过学。1902年在韶山南岸，启蒙教师邹春培；1904年在韶山关公桥，塾师毛咏生；1905年至1906年夏，在韶山桥头湾、钟家湾，塾师周少希；1906年秋，在井湾里，塾师毛宇居，因离家较远，读寄宿。1906年末至1909年夏，停学在家，白天同长工一起劳动，晚上帮父亲记账，自己仍坚持自学。1909年秋至1910年夏，说服父亲后，在韶山乌龟井、东茅塘复学，塾师毛简臣、毛麓钟。
对这6年的私塾读书生活，毛泽东后来曾这样概括：“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根据所有这些回忆材料，毛泽东这6年的私塾读书生活，归纳起来有这样一些值得记述的情况：
--毛氏家族认为《百家姓》、《增广贤文》等是俗书，发蒙从《三字经》开始，读过《幼学》；继而点《论语》、《孟子》和《诗经》等；后来读过《春秋公羊传》、《春秋左氏传》（即《左传》）等；在最后一个塾师处，还读过《纲鉴易知录》（几种有关毛泽东早年的出版物，将《纲鉴易知录》错写成《纲鉴》和《日知录》。由于并没有《纲鉴》这部书，有的研究者就写成《纲鉴类纂》或《了凡纲鉴》。《日知录》为顾炎武一生学问心得，是一部高层次的学术巨著，非蒙童读物。《纲鉴易知录》为清康熙年间吴秉权（《古文观止》的编者）和他的朋友合作编纂。根据《通鉴外纪》、《资治通鉴纲目》等众多史书，精选材料，删繁就简而成。）和古文等。
--天分高，记性好，会背书。读书不出声，只见嘴巴动。教师点多少，就能背多少，还能默写出来，并学会了查《康熙字典》。读书很认真，不乱走动。回到家里，除帮杂活外，总是看书。夏天晚上蚊子多，就在床头放盏灯，头伸到帐子外面看书。从小就有“格”，文质彬彬，“十来岁就有大人格”（同学们有这种印象，大概同毛泽东自幼长得较高大有关）。
--写字要自己写，不描红字，学过欧体。根据毛泽东后来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手迹看来，他还学过二王字帖（王羲之、王献之）。
--自幼喜欢游泳。教师外出时，小伙伴们就下池塘玩水。有一次教师回馆看见了，让他们作对子代处罚，对不出来再打手板。出边是“濯足”，毛泽东应声即对以“修身”。对对子，是作律诗作骈文的基本功。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诗人毛泽东最早表现出来的才气。
--并不喜欢读这些经书。旧时私塾，教师只点书，并不讲解，学生只是死记硬背。毛泽东最喜欢看的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说唐》、《说岳》这些杂书。私塾的规矩，认为这都不是正经书，不许学生看。他总是偷着看，甚至在课堂上将正书放在杂书上面。毛宇居发觉后，就故意多点书，让他背，他都背得出来。《水浒传》、《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英雄好汉的行为，他同样记得很熟，常同小伙伴们讲这些故事。
--开始学做“破题”文章，做得快，总是交头卷，还常帮助同学作文。当时已废科举，塾师大概也只会先教学生如何“破题”。“破题”是八股文的首段，要用几句话讲明题旨大意。毛泽东这时文章的水平如何，现在找不到可资证明的资料，但从1912年做的一篇“史论”来看，前此三四年做的文章，想必跟这篇非常出色的文章相去不远。因为1910年在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他写的文章也是得到教师和校长称赞的。“自幼聪颖，很会写文章”，这样的评价对于毛泽东这位将来的文章家、大手笔，看来是恰当的。
--有的塾师喜欢体罚，打学生；父亲也因他不服管教，打过儿子。毛泽东的个性自幼特别倔犟，为此作过英勇反抗。有一次他逃到山中，转了三天三夜才被找回来；有一次以跳塘威胁父亲，从而赢得胜利。这样，使教师和父亲以后不再使用强暴的教育手段了。
在毛泽东少年时代，科举已经废除了，学堂已经开设了。西学东渐已是时代的风气，到东瀛求学也已成了一股潮流。但是在湖南韶山冲这个闭塞的山区，新思潮的冲击力似乎还十分微弱，毛泽东只读了《盛世危言》这样讲西学的书。他是在结束私塾生活，第一次离开家乡，到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才进一步通过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呼吸到新思潮清新的气息的。因此，毛泽东在私塾阶段的读书生活，具有转变期矛盾的特征。虽然科举已废，但所学的内容仍为“四书五经”；虽然学堂已开，但当地的私塾教学方法依旧；虽然毛泽东不喜欢“四书五经”，但他仍旧要按塾师的规矩死记硬背。但也许正因为他处于韶山冲这样一个闭塞的山村，才使他在六年私塾中，为旧学打下了一个较好的根底。这对他此后对国情的认识大有裨益，但也可能因此，使他过分钟情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误解了许多东西。
在私塾里，毛宇居很喜欢他这个学生，向毛顺生称赞他的读书天资，劝毛顺生以后送这个儿子去读书。1959年，毛泽东回到韶山时，曾请这位教师吃饭，敬酒时，毛宇居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学生接着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席间，毛宇居仍极力称赞毛泽东幼年好学、爱看杂书的情况。的确，他当时读这些小说极其用心，他像读“正课”一样，打上圈、点等记号，或写上批语。这是他一直保持的一种优良的读书习惯。他的记忆力和领悟力很高，小说中的许多故事都记得很熟，许多人物事例能够随时用来观察和比喻生活。
从13岁到15岁，由于父亲需要帮手，这个极爱读书的少年不得不辍学在家，被派在田地里担负起一个成年人的劳作。他劳动很认真。他跟随家里雇的长工学做工夫，扶犁、掌耙、下种、插秧、割稻，样样在行，而且总是抢重活干，气力不够，也不撒手，好胜心强。因此他种的田，比一般人的收获要多些。他还在门前塘边种上各种瓜菜，将菜地修整得很好。喂牛、养猪也在行，牛栏、猪栏打扫得干干净净，牛和猪都不容易生病。
少年毛泽东不仅会劳动，而且还会想办法。韶山老农还为我们讲了一个“牛司令”的有趣故事。那时，毛泽东差不多每天清晨都要先放一阵牛，农闲时，常常整天放牛。在南方农村，放牛是农家孩子的专业。附近的放牛伢子都愿意跟着他一起放牛，他待人和气周到，知书识字，能讲会耍，胆子又大，于是自然成了“牛司令”。放牛的地方，是离场屋500米左右的山坡，那里附近没有田土，草长得茂盛。到了那里以后，他就把孩子们分成两班，一班负责放牛，另一班到山上采野果子。快晌午时，采野果子的一班就回来了，一大堆一大堆的野桃子、杨梅子、毛栗子、半春子……有酸的也有甜的，他就按人分摊，每人一份。有时还把剩余的用草绳拴起来吊在树枝上，谁能跳起来抓着就归谁。这样“组织起来”的劳动办法，不仅大家玩得痛快，而且牛也放得好，个个都很尽职。
除了农活和帮助父亲记账，毛泽东仍旧挤出时间读书，把乡下能借到的书几乎读尽了，于是设法到远处借书。他的外祖父家，靠近韶山的湘乡棠佳阁（原名唐家圫）一带，成了他常去借书的地方。棠佳阁，跟韶山隔一座大山，每次往返，要走10来公里崎岖山路，还要经过几座丛林茂密、野兽出没的山冈，涉过几条碎石横陈、水流湍急的小溪。不论春夏秋冬、阴晴雨雪，为了求得新的知识，他每次为了借书，总是起早贪黑，来往于这条路上。现在我们还可看到他当年向棠佳阁的表兄归还《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11本书的一张条子。他常常在晚上读书，用被单挡着窗户，不让父亲看见灯光，书的引诱力实在太大了。后来，他不顾父亲的反对，断然离家，先后到一个毕业于法政学堂的本家家里和老秀才毛麓钟的私塾中，读了半年书。除读了一些经史子集和时论外，他还学会了做文章。由于书读得多了，警句名言记得熟，又善于领悟和思考，他的文章进步很快，极为教师所称赞。（见《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对这6年的私塾读书生活，毛泽东后来概括为“六年孔夫子”。1964年夏，他在北戴河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