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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志向很大，这一箱钱岂能满足我的欲望！』这是王石在轻狂年代说过的不太为舆论所关注的一句话。说这句话时，王石的面前正摆放着满满一箱钞票，就等着他决定拿还是不拿了。二十年后，舍掉了一箱10万元钱的王石，竟真的神奇般地收获了1000亿的万科……
一、阳光灿烂的日子
2012年8月，王石曾做客新浪微访谈。期间他面对众多青年粉丝的提问时说，人生是一个过程，是由不同阶段构成的，足够的经历、挫折，不断的反思、学习，这是一个慢慢成熟的过程。“对我而言，我始终处于一种自我不满足，怀着好奇心在探索的过程。如果一个年轻人就释怀和淡泊是没有希望的。”
这似乎回应了王石在下海创业之初的诤言：我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1.野性和浪漫的血液
如今有消息认为王石是有背景的，对此本书无从考究，但王石确实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王石的母亲是锡伯族人，父亲从军队转业后在郑州铁路局工作。“王石”之名的得来也有些渊源，其中“王”属于父亲的姓，而“石”则是母亲的姓，将父母的姓氏放在一起，便有了今天的“王石”之名。
功成名就之后的王石有着对生命行走的强烈渴求，舆论就此几乎一致地认为，这得益于王石延续了母亲锡伯族的野性精神和性格。
王石的这种性格在小时候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他处处争强好胜。用王石自己的话说，在学生时代他不是一个守纪律的学生，除了数学成绩优异，其他功课都很一般。
在王石的成长经历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一次在外婆家，王石和山里的孩子趁着瓜棚里的看瓜人午睡的工夫，“猫”进瓜地摘香瓜。不巧看瓜人醒来，他们被发现了。当其他的孩子因害怕纷纷逃跑时，王石却借着瓜秧隐蔽，一动不动。直到看瓜人返回继续酣睡，王石用圆领衫扎成一个口袋，背了整整一口袋香瓜得意洋洋地回到了小伙伴们中间。自此，王石在小伙伴们的心目中仿佛获得了某种资本，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孩子王”。
“文革”浩劫降临时，尚在年少时期的王石没有像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奔赴农村，他沿袭了父亲的军人之路，成为了一名年轻的战士。
军队的生活似乎没有带给王石多少快乐，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血液里好胜的本性，使他更喜欢个人的成就感和野性的张扬，而这些显然不符合强调集中统一的部队生活。很快，王石就感到了自己的不适应，但他并没有当逃兵，而是坚持了下来，耐着性子经受住了军队的洗礼。
从军队复员后，王石回到河南郑州。1974年，他被选送进入兰州铁路学院给排水专业学习。由于内心里并不太喜欢这个专业，王石就把自己的课余时间都放在了自学英语和政治经济学上。
毕业后的王石被分配到了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司职技术员岗位。如今来看，虽然这份工作并没有让王石满意，却意外地让他靠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深圳，一个给了王石人生重要支点的地方。
然而，深圳给王石的首次印象却非常糟糕。他在自己的传记中有一段话如此记录：“路轨旁抛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气。”
那时候的深圳与香港虽然只有一河之隔，但还仅仅是内地各省市通过铁路出口给香港鲜活品的最后集散地。在这里，运输途中变质的水果蔬菜、发病或死亡的牲畜等，都得被检验并清除。
首次到深圳是因为一个工程。王石本人就在深圳笋岗北站检疫消毒库现场指导给排水工程施工，临时宿舍就搭建在铁路边，条件很是简陋。王石曾调侃地回忆说，不仅身体上承受着与蚊蝇为伍的煎熬，思想上更要随时提醒自己边境禁区的明文规定--“不准收看香港电视台，他们宣扬的都是资产阶级腐朽、颓废、堕落生活方式。”
“当时只想任务早日结束，好快些离开这个小地方。”那时的王石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又脏又乱的小地方，后来却在共和国的发展进程中抹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成就了他自己的那份野心。
那时的王石，就像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一样不喜欢当时的职业。在内心里，他“向往的是理想主义色彩浓郁、浪漫刺激、充满悬念的生涯”。王石曾梦想过成为漂洋过海的航海者，无线电工程师，悬壶济世的医生，福尔摩斯式的神探，甚至战争风云中的巴顿。然而，梦想只能是梦想，当时处于被选择状态的他，一时无力去改变。
当时的广州，有一点还是迎合了王石内心涌动的激情，那就是早于中国其他城市的现代气息。这份气息给了王石某种动力，在潜意识里推动着他为人生机遇的降临做着某种准备。
如同后来王石所说，那时的自己有一点是清楚的：在机会来临之前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学习。
王石一直没有放下的就是对英语的学习，英语书也成为他日常生活中最离不开的一件用品。就是在学习英语期间，王石结识了他人生中的首个重要人物--暨南大学的英语老师曾昭科。
至于为什么重要，本书后文将会详述。
2.90%与10%的关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全面拉开，长期被压抑的社会在平静中正酝酿着巨大的创造激情。
198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一年。这年的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成立了深圳经济特区。也是在这一年，王石参加招聘，成功进入当时的广东省外经委，正式脱离了他并不喜欢的铁路系统。正是这一次的跳动，使得1980年在王石的个人生命中具有了极为特殊的色彩。
进入外经委的王石履职招商引资工作。从铁路系统转行外经贸行业，工作和生活都是那么新鲜刺激，天性张扬的王石仿佛找到了一些人生的感觉，用他自己的话说，生活方式“有点鸟枪换炮”的味道。
心境的巨大变化也带给了王石从没有过的工作劲头。那段日子里，他全心全意地工作着，有时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在外人看来，简直像换了一个人。王石后来也说，他是想把以前浪费的青春补回来。
当时的广东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安排，成为整个中国最开放的省份。这其中的外经委，无疑又是这个最开放省份里面最开放的单位，被赋予的公共权力让其他单位垂涎不已。
能够进入这样的政府单位，让一心渴望追求个人成就感的王石，在内心深处犹如获得了久违的个性舞台。此后不久，他更是亲身体验到了从前单位不曾有过的激情与快乐。
1981年是王石进入广东外经委的第二年。凭着5年汽车驾驶经验，王石获得了由单位配发的一辆铃木牌125CC摩托车。车是由王石所在的处室购买，这即使是在当时中国最为开放的广州，也属于第一批次的。
王石如获至宝，兴奋之情充溢于胸。“我头顶安全盔，驾驶着红色铃木，在广州新建成的环市路上兜风，阵阵颤动的快感袭上心头。”王石后来如此形容自己当时的兴奋之情。
受此待遇的王石在工作中更加卖力，而当时中国最为国际化的春秋两季“广交会”上，他的身影也常常显现。春风得意之际，王石眼里的世界仿佛都变得美好了，连每天都会看到的太阳也似乎变得与以往不同了。
然而，这种激情状态并没能保持多久，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似乎又在提醒着好胜的王石，他的人生好感来得似乎早了些。
进入外经委的第三年，适逢1982年广州春季交易会。王石与当时的科长共同接待一位重要的外商。在外经委主任设下的宴会上，生性活跃的王石为了活跃气氛，未经领导允许便一时兴起，讲了一些题外的轻松话题。讲完后，这位外商兴致也被调动了起来，顺口对王石夸赞道：“王先生真干练！”
一旁的外经委主任和外商也边吃边谈，显得轻松自在，心情愉快。而虚荣心获得极大满足的王石，一时并没有多想。
然而，宴会结束之后，王石的得意之情突遭晴天霹雳，天性张扬的他一时获得的虚荣满足感也荡然无存。
一起去的科长把他拉到了旁边，皱着眉头严肃地提醒道：“你怎么能把主任的风头都抢去了呢？席上还有处长、科长，哪轮得到你表现？你仔细回想一下平时的情况，心里是不是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枪打出头鸟’没听说过吗？以后要注意啊！”
仿佛被临头浇了一盆冷水，王石的热情瞬间全无，从心底里涌出来的压抑和困惑之感不可抑制。用王石后来的话说，“在论资排辈的传统氛围中，我的自我实现、自我追求的工作表现欲受到了强烈的抑制。”
人之所以不同于普通的动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情感是丰富多彩的，这其中自然包括天性中的脆弱。
此后，王石的心境完全改变了，之前的激情四溢变成了按部就班。“自此，我上班不早到一分钟，下班到点前就收拾好办公桌上的文件。只分配10%的精力用在工作上，90%的精力用在业余爱好上，如越野摩托车、乒乓球和象棋。”更让王石意外的是，年终总结时领导对他却有了这样的评价：“这样的人不培养，培养什么人呢？”
面对这样的评价，换个人或许会心存感激，但王石就是王石，天性中的倔强让他没有半点兴奋和激动。他甚至觉得，如果用90%的精力去工作得到的是批评和提醒，10%的精力用于工作却换来了表扬和赏识，这不是愚弄人就是对上进者莫大的讽刺。
王石又一次想到了离开。这也使得他在外人眼中又多了一份另类。
3.幸事--人生两知己！
时光犹如白驹过隙。
很快，在广州6年的光阴过去了，王石不仅有了自己的家庭，还成为一个准爸爸。除此之外，王石在这6年里的重要收获，就是结识了两个对自己未来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人：一个便是前文提到的曾昭科，另一个是深谙资本市场的刘元生。
读过王石个人传记的人，或许会记得这样一段话：“学习外语期间，我结识了暨南大学外语系的主任曾昭科先生。曾先生有在港英政府警署任高级督察的生涯，对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环境了如指掌。跟他学习，无意打开了一扇了解香港社会的大门。”
王石的这段话显然不只是简单地交代曾昭科的背景，他有意地在暗示着自己的内心。
根据公开资料，曾昭科一向以知识渊博、智慧超群著称。毕业于暨南大学后，曾昭科曾到牛津大学进修过，后在港英政府警署出任过高级督察，是当时港英政府里做到最高职位的华人之一。得益于独特的个人经历，曾昭科非常了解和熟悉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制度，对于香港社会的组织结构、港英政府治理香港的方方面面，更是了然于胸。
后来，曾昭科因故从港英政府卸职，回到母校暨南大学成为一个英语教员。
一直没有放下英语学习的王石在结识曾昭科后，尤其是了解到曾昭科的上述经历，内心里除了景仰，还多了一份兴奋。此后，王石便成为曾昭科家里的常客。尤其是在外经委工作的最后阶段，内心又陷入苦闷的王石，很是享受每一次与曾昭科交流畅谈的机会。用他自己的话说，“每次交流都觉得获益匪浅。”
英雄或许真的是惺惺相惜。
随着接触和交往的增多，曾昭科也觉得王石聪明绝伦，这个年轻人所说的话每每让他听得津津有味。于是，他个人对王石也有了判断--“能成事”。
对这段忘年之交的友谊，王石后来有着这样的评价：正是和曾昭科先生的充分交流，为自己后来打拼深圳、较快适应市场经济，奠定了无形的坚实基础。也正是因为对曾昭科心怀感激，成功之后的王石还常常不忘去看望这位“形同自己人生镜子的曾老师”。
关于和刘元生的结识，过程则显得有些戏剧性。
还是在外经委“宴会事件”之后的一个周末，广州乐团在友谊剧院演奏《梁祝》协奏曲。酷爱这一曲目的王石在听完演出后，竟抑制不住自己的冲动和张扬，跑到后台向演奏该曲子的小提琴手祝贺。这一无意中的举动，便为王石和刘元生今后的人生相知拉开了序幕。因为王石祝贺的小提琴手，正是当时香港小提琴演奏家刘元生。
出生在香港的刘元生，本人主要从事商业，但自小学习小提琴，并在伦敦深造过。凭着自己超卓的天赋，刘元生后来竟成了香港交响乐团首席兼职小提琴手。
年龄稍长于王石的刘元生有着奇特的人生经历，这使得他在遭遇性格张扬的王石之后，很快便有了知己的感觉，两人一起缔结了随后的人生盟约。
当智者相碰时，决不仅仅只有火花。两个智者如若再携起手来，共同进退，必将会演绎出“1+1>2”的好戏。刘元生和王石的相遇，便是智者的碰撞。如王石刚开始创业做录像机生意的时候，就是刘元生拥有的香港公司向他提供的日本货源；而当王石后来力推万科股改时，也是刘元生主动帮助王石搜集香港上市公司的年报和规章，并向他介绍香港上市公司的运作要领。
若干年后，刘元生曾面对媒体回忆：“那几年，王石经常来香港，但和其他内地人不一样，他从来不要求去观光，而是要我带他去逛书店，买了很多企业管理和财务方面的书。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是个有抱负的人。”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刘元生竟同曾昭科一样，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对王石说：“你能成事！”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4.猛增的肾上腺素
“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一股脑涌了出来，手心汗涔涔的，肾上腺素猛增。”这话是王石再次踏上深圳土地之后说的。此时的他，完全没有了第一次来深圳时“想跑”的感觉，他甚至想到了要在这里扎下根来。
为什么又要再次来到深圳呢？这还得从王石经历的那场“宴会事件”说起。
“宴会事件”发生后，王石深刻地懂得了政府机关内部某种“秩序”的重要性。热情遭到打击之后，他由从前的“90%精力投入工作”转变为“90%精力放在生活”，尽管心里十万分的不情愿，甚至是违心，但王石无力改变，只能深感无奈。
于是，为了迎合政府机关内部的“秩序”，王石明显地多了沉默，少了张扬。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似乎成了广州城里少数乐于享受悠闲生活的人之一，喜欢在周末等休息时间到广州友谊剧院看话剧或听音乐会。也正是在这里，他结识了前文提到的人生知己--刘元生。
表面上看似平淡而悠闲的生活，却让骨子里流淌着野性血液的王石，感到了慢性自杀一样的难以忍受。此时的王石已步入而立之年，内心深处不时涌出来的家庭责任感日益强烈，一种要寻找出路的紧迫感使他一天比一天显得躁动。
还是第一次到深圳施工时，王石曾结识了一个朋友。1983年春节期间，这名朋友携妻到广州探望岳父母，王石见到时为他有巨大变化惊叹不已。这位昔日的穷朋友不仅携带了许多那个年代市面上还不常见的物品，而且自身也与从前判若两人。好奇心被挑动起来的王石，一时非要弄个明白，这位深圳朋友短短三年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旧友告诉王石，深圳正以“深圳速度”高速开发着。建设的场面热火朝天，“整个深圳成了大工地，罗湖区的两座山头都被铲平了”。
受过部队洗礼的王石，最感兴趣的还是旧友关于驻扎在深圳皇岗村附近的一支基建工程兵部队的描述：“大部队的突然进驻，使得吃住和水电供应都成了问题；村里腾出的土地很有限，施工机械堆放不下，我找到卢胜海团长，一个很爽快的北方人协调。看到住在简陋工棚中的战士没有蔬菜吃，我就亲自到香港采购去慰问……”
这位旧友提到的“深圳速度”其实开始于之前的1980年，这一年王石也刚好由铁路系统进入广东外经委。而在此之前的1979年夏，距离广州市区130公里、位于深圳西部的蛇口，就已经在香港招商局的主持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口号的召唤下，一大批长时间被压抑的创业精英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短时间内便汇聚起了惊人的建设激情。
于是，几乎一夜之间，深圳变成了一个世界瞩目的建筑大工地。随后又过了短短一年多的时间，这个从前的小渔村，便蜕变成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化海滨新城。在这里，人们感受着生机勃勃，映入眼帘的是环境幽美、交通便利的崭新城区。用王石后来的话说，“一切简直快得像神话”。
后来，社会学者们曾将深圳的建设归结为一种模式。在这种所谓的模式里，包含着如下一些主要特色：工业区机构精简，减少层次，因事设人，不搞上下对口；实行严格的经理负责制，企业定岗位、定成本、定利润；干部不划级别，被招聘者原职位只能存档，根据需要和能力重新聘用；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各级干部每年接受一次群众信任投票，票数不够者，自然淘汰；允许员工和人才合理流动，工厂可以解雇工人，工人也可以辞职等。
在今天看来，这些所谓的特色或许显得有些滑稽，但在30年前刚刚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中国社会，却是敢为人先的创举。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也便有了这样的名词--深圳模式。
朋友绘声绘色的讲述仿佛重新唤醒了王石，内心里不甘于平庸、一心想要出人头地的野心，驱动着他一扫平日的郁郁寡欢，一个大胆的决定产生了：去深圳特区闯一闯。
机会不要太多，抓住一次就好。
1983年5月7日，有着倔强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王石，乘火车来到了深圳。再一次踏上深圳土地，王石感受到的便是“肾上腺猛增”。
这一年，他刚好33岁。
二、空手道掘金
武学上有种拳术叫“空手道”，主要强调的是打击技术。随着商业社会的发展，商场上的“空手道”之说也越来越常见，但多为负面词汇，常用来形容虚假承诺、无中生有或无本买卖的商业行为。立志于深圳实现自我抱负的王石，竟一度用“空手道”来形容自己。
1.一个奇特的特区公司
深圳原本只是中国南方一个平凡的小渔村，地处广东省南部沿海，位于北回归线以南，人口大约只有2~3万，但其名字的由来则早至明朝永乐年间。1931年，深圳被设为镇。1979年8月，在合并其他部分区域后正式成为深圳市。
1979年春天，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不平凡的战略设想。
这一年的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在深圳市境内划出327.5平方公里地域设置经济特区。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地域包括今罗湖、福田、南山、盐田四个区。
自此，一个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试验田在中国南海边上出现了，它被中国高层赋予了极不寻常的历史大任：作为全国的试验场，为全国发展探索道路。
按照规划，深圳经济特区东起大鹏湾背仔角，西连珠江口之安乐村，南与香港新界接壤，被设计为当时中国主要进出口岸之一。
伟大的构想很快便产生了奇迹，一个原来简陋的小渔村几乎就在瞬间脱胎换骨，成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镇。随后，就是在深圳的带领下，“经济特区”这种特殊的改革产物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1981年底，中国最小的经济特区、面积仅52.6平方公里的汕头经济特区成立；七年之后，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也正式设立。
受到旧友诱惑的王石，在决心勇闯深圳之前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他结合自己原来的外经委工作经历，暗自打定主意--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当时深圳最具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经济发展公司”，尽可能地为自己未来发展找个较好的起点。因为精明的王石明白，可以审批进出口业务的深特发，其独特之处在当时绝对是个天然的利器。
对此，王石本人后来也曾有过这样的解释：深圳市特区经济发展公司（以下简称特发）很特别，前身是深圳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在深圳初期的引资开发过程中，众多项目的谈判和实施都出自其手。不仅如此，特发在早期还行使着特区政府的一般职能。直到深圳特区政府正式成立，其原班人马才组建成了后来的特区经济发展公司，但继续行使着深圳市政府审批进出口业务的权力。
在当时，特发公司还是深圳最大的国营企业，却又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成分。后来，特发因摊子铺得太大、经营不善等原因出现了问题，直至2005年才最终完成债转股，由国有独资转为产权多元化。
2008年，功成名就之后的王石针对万科早前的“红帽子”话题，面向媒体曾有过这样一段话：
改革开放之初，对民营经济，对市场经济是逐步依次展开的，先建立经济特区，杀出一条血路，再扩展到沿海城市，进而铺展到全国。当时的民营经济发展十分艰难，大多数企业是挂靠在国有或集体企业下面的，这就相当于有了一道红色的保护伞。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深圳企业，几乎都有一顶红帽子，万科也不例外。
王石甚至用两点结论概括说：“没有红帽子，发展就没那么快；没有红帽子，发展大了更麻烦。”
话题再回到1983年。
再次来到深圳之后，王石怀里揣着省外经委的介绍信，他找到特发的主管孙凯峰。双方协商的结果，便是王石作为广东省外经委派出人员，同特发合作做生意，深特发负责提供营业许可、银行账号，但不提供资金（广东省外经委也不提供资金），赢利部分则由省外经委和特发五五分成。
很快，王石被分配到了特发贸易一科。自此，已步入而立之年的王石，终于开始了自我人生的主动转折。
2.王氏“空手套白狼”
进入特发公司后，尽管一时无从下手，王石还是像换了一个人。这时，他结识了自己创业生涯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张西甫。
“刚进入特发的时候，全凭个人的关系或送上门的机会做进出口买卖，贸易部并没有现成的业务。其中，有来自北京医药局的在跑北京的进口医疗器械，有来自七机部的在给七机部研究院进口计算机需要的CPU，而张西甫一上班就把电话打到了广州钢厂基建处，试图开门红。”王石如此回忆当时的场景。
面对此情此景，王石反倒平静了许多，他觉得自己应该先从了解和熟悉整体情况开始。
想到此，王石开始积极走访深圳主要进出口公司。之后，他似乎发现了某种商机--台湾地区产的折叠伞和日本制造的味之素（味精）在深圳最畅销。用王石的话说，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中，只要能弄上几千打折叠伞或半吨味精的批文，就会有需求方打钱过来，“转手赚几万、十几万块钱没有问题。”
然而，王石并没有利用自己发现的这一商机。潜意识里，他认为还应该有着更加诱人的商机在等着自己。
王石无疑是个有心的人。
一天，王石乘小巴去蛇口。在路上，他看见一侧耸立着几个高大的白铁皮金属罐。到了蛇口码头，又见到三座类似的金属罐。有些好奇的王石开始向周围人打听，原来那些都是饲料厂的玉米储藏仓。其中，他见过的一处便是饲料生产企业--正大康地。这是当时由泰国正大集团、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与深圳养鸡公司合资设立的企业。细问之后王石得知，这些玉米来自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
为什么厂家不直接从东北采购呢？王石心里随即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很快，王石便了解到了答案：正大康地公司也想降低原料成本，从东北直接采购，可是运输问题无法解决。
在野心的驱动下，王石几乎没有经过考虑，他向对方提出了一种设想：如果自己解决运输问题组织来玉米，正大康地能不能收购呢？
说这话时，王石对如何解决运输问题还没有认真想过。
王石提出的设想对方不仅一口答应，还主动提出了签约的邀请，王石可以每个月为正大康地组织玉米1.7万吨。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大大出乎王石的心理预料。“乖乖，这一开始就是大生意！”王石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
凭着自己在省外经委的工作历练，王石接着向对方提出了开信用证，并支付外汇的要求，也都得到了肯定的回应。至此，向来受人嗤之以鼻的“空手套白狼”一幕又要上演，只是这一次的导演者是刚刚踏上深圳特区的王石。
王石首先找到了赤湾码头的经理，详细询问了航线情况，并确认了能够接受万吨载重的货轮。随后，他又找到广州远洋公司，用自己的热情和真诚申请开通了“大连-赤湾”航线。
完成这些之后，王石的信心倍增。
回到特发之后，王石向领导建议成立“饲料贸易组”。经过一番讨论商议，“饲料贸易组”也得到了特发公司领导的批准，独立于贸易一科，实行独立核算，由王石自任组长。
一切的设想都很顺利，可王石只是一个光杆司令，他需要人帮助。于是，在王石创业生涯中有着“首席员工”之称的邓奕权出现了。这其中的过程，后文将有所交代。
然而，与当初的设想又完全不一样的，是王石首单玉米业务却是与深圳养鸡公司进行的。正是这一次的处女秀，让王石体验到了自己在商业活动中的外行。
王石组织了30吨玉米，装了一个车皮送到了深圳养鸡公司。当王石去结账的时候，对方索要发票，王石竟然凭主观想象，回到特发公司从会计那里开出了“卖了30吨玉米给深圳养鸡公司，每吨人民币1300元，共计3.9万元，特此证明”的证明。其实当时的他并不知道发票是何物。当对方看到王石拿来的“发票”时，再看看王石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不禁大笑起来。
不仅如此，当王石解决了发票问题，拿着深圳养鸡公司财务给他的一式二联的银行转账单时，他又一次露了怯：他不相信“这样的两张东西”就可以抵玉米的货款。真是不知者不惧，王石理直气壮地又找到对方的经理要钱。这一次，连养鸡公司的经理也忍不住大笑了起来。而得到肯定答复的王石还是将信将疑，直到他回到自己的特发公司，才从财务那里得到了验证。
首战告捷，王石收获了个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虽然数目并不大，但就像后来的评论所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数字”。而其间的尴尬经历也没能羞涩到王石，反而提醒了他的商业知识该有多么贫乏。天性好胜的王石开始了恶补财会知识，他要在深圳这块绽放生机的土地上，继续释放自己已被撩起的创业激情。
3.底线--绝不行贿
成功后的王石在回忆创业之初的情节时，总会补充说：到深圳的第一年是最艰难的时候。
而在当时周围的人看来，王石在顺利完成首单业务之后，他的玉米生意就仿佛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圈，一单接着一单，拓展的速度很快。不久，王石还买了一辆丰田小卡车，自己从组长、推销员、货场搬运、司机等一人全兼了，忙得不可开交。但不知不觉中，他的饲料贸易组人员就增加到了7人。
不过，王石也坦言，那时招聘的员工大多来自农村，虽然都吃苦肯干，但文化素质普遍较低。为此，王石主动给了自己又一个身份--员工辅导老师。他每周用三个晚上的时间为员工上数学和语文课，下课后则自学财务课。
在王石的个人传记中有过这样的一段回忆：仗着年轻，可以来回十几趟扛着150斤的玉米包。一次中间休息，一位民工不解地问：“你一个城里人，随便做什么不成，不用和我们一起扛麻袋啊。”王石只是淡淡一笑，燕雀焉知鸿鹄之志！
对于智者来说，磨难是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此时的王石尽管紧张又忙碌，但他冲劲十足，而每天最轻松的事情就是睡前听音乐。他自己后来解释，这一习惯还是受到前文所说的刘元生影响。
王石的饲料贸易组开始运营几个月后，王石在外经委的一位同事到深圳办事，顺便来看他。时逢午餐，同事看到王石顺手撕开了一袋方便面，就着一杯温开水便嚼咽起来，几分钟后午饭就算解决了。
好心的同事问：“你就这样对付，胃受得了吗？是不是艰苦了点？”
而王石似乎一点也不觉得苦。他后来将自己当时超强的适应性归功于5年的军旅生涯。他说，当兵那时候自己太年轻，并不能品味其中的滋味。等到了深圳创业才发现，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部队磨炼出的吃苦精神、坚韧不拔的耐性，是多么弥足珍贵的财富。
当然，驱动着王石的，还有充满激情的深圳节奏。这种特区才有的火热激情不断地燃烧着王石骨子里对成功的渴望。他像每一个有志向的人一样，都坚信着自己美好的天堂和心中的那份信仰。
懂得付出必然收获回报。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向特发公司饲料组专项账户上的资金越滚越多，王石领导的饲料贸易组业务开展得风生水起。
此时的饲料组除了玉米生意外，王石带领员工也开始拓展成品鸡、猪饲料的销售业务。在开拓这些业务时，交通问题一度成了瓶颈。由于饲料组的贸易对象大多分散在珠三角和湖南、江西、广西等华南地区，出于成本考虑，铁路运输是比较科学的方式。但当时特区内的饲料产品并没有纳入铁路部门的货运计划，王石等人要想顺利发展自己的业务，就只有申请到计划外指标才行。
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何况又是关于“铁老大”。但王石也明白，再难也得试上一试。
当时的深圳笋岗北站有个主管货运的姚主任，王石便采用起了那个年代业务人员常用的方式，安排员工买了两条“555”牌香烟，去拜访姚主任。员工碰了壁，王石无奈，只能自己再去，心里却一点儿底也没有。
骑着自行车的王石来到了姚主任的宿舍，进屋之后便再次将两条烟放到了主任家的桌子上。或许是因为第一次求人送礼，王石一时竟显得极不自然。
货运主任似乎早就明白了王石的来意，反而一脸笑容地问王石：“要车皮的吧？”王石只能硬着头皮说是。
姚主任将两条烟又递到王石手上：“烟你拿回去，明天你或小伙计直接去货运办公室找我吧。别说两个车皮，就是10个也批给你。”王石一时愣住了，他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这时候姚主任又说：“其实我早就注意到你了，你不知道吧？在货场，常看到一个城市模样的年轻人同民工一起卸玉米，不像包工头，更不像是因为犯了错误受惩罚。我就觉得这样的年轻人一定是想干一番事业，所以一直很想帮帮忙。但我能帮什么呢？我是搞铁路货运的，能提供的帮助就是计划外车皮。没想到你还真找上门来了。”
王石感动之余，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
若干年后，已功成名就的王石在自己的传记里写下了如下文字：
这件事使我悟出一个道理：在商业社会里，金钱并不是万能的，金钱也买不来尊重和荣誉。货运主任对我所诉求的正是后者。货运主任的精神需求很简单：他欣赏这位城市年轻人的做事态度和吃苦精神，愿意无偿伸出援助之手，从支持行为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感。既然是在做令人敬佩的事业，为什么还要通过物质的诉求，直白地讲，还需要用行贿手法去获取计划外车皮呢？
既然人有两面性，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行为引发他人精神层面的共鸣呢？想想送烟的动机，不禁让我汗颜，自此之后，王石便给自己立下了一道规矩：绝不行贿！
4.玉米染上鲜血颜色
就在王石领导的饲料贸易组业务日新月异的时候，或明或暗的传统体制色彩也让他再次感受到了伤害。
一次，特发总办的李主任把王石叫进了办公室。当他看到总办主任从抽屉里掏出一沓撕开的信封时，精明的王石立即猜出了七八分。其实关于他的一些负面举报消息，王石也早有耳闻，如“王石自成体系”，“借用特发名义，背着特发贸易部赚大钱”等等。尽管都是空穴来风，但经历过外经委历练之后，王石明白，即便是在深圳这个特区，因长期计划体制而形成的某些狭隘思想，依旧会不时地发挥着它的作用。
幸运的是，总办主任并没有听信这些传言，他微笑地对王石说：“你干得很好，总办也很清楚。这些信的内容就没有必要再告诉你了。”在王石起身离开的时候，总办主任的一句话让王石感受到了无限的温暖：“不要有后顾之忧，放心去闯吧！”
然而，来自业务上的打击则差点让王石的贸易小组陷入破产。
1983年8~9月间，香港某媒体在一篇新闻报道中说，在鸡饲料中发现了致癌物质。这个消息犹如空中掉下来的炸弹，瞬间就在注重养生的港人中间引爆，原本人人爱吃的鸡肉一夜间便无人问津了。
而对于主做饲料生意的王石和他的贸易小组来说，更是一场措手不及的巨大冲击。
当珠三角出口香港的肉鸡无人问津之后，饲养主们当然不再购买饲料养鸡，饲料厂纷纷停产。令王石无限触动的一幕多年后依然在目：正大康地无奈之下，不得不把成千上万只刚孵化出来的种鸡苗推进焚化炉烧掉！
市场已今昔两重天。这种突发的状况，很快就让王石饲料组一度畅销的玉米变成了滞销货。更令王石坐立不安的，通知到货的车皮数量还在不可阻挡地增加着，近千吨玉米仍在铁路途中源源不断地运来。一时间，笋岗北站的仓库塞满了玉米包，站台上的玉米堆也越码越高，甚至连铁路边上都不得不放着成堆的玉米……
屋漏偏逢连阴雨。不识人间冷暖的台风又开始肆虐深圳。这使得堆放在仓库里的大量玉米受潮，闷热发酵。
王石们面临的情势愈发危急。用他后来的话说，简直就是“破产边缘的困兽犹斗”。
怎么办呢？
好在珠江三角洲的人们对鸡肉还照吃不误，迫不得已的王石便将玉米调整为内销，目标对准了珠江三角洲的养鸡场。
然而，王石面临的不利局面还在进一步恶化。不久，深圳市政府交通指挥部给特发的饲料贸易组下发了通知：“鉴于货主的积压货已妨碍全特区人民的粮食和煤炭的正常卸载，如不能三日内清理货站的玉米，将视货主藐视管理部门，对其货物没收并重罚。”几经交涉无果，困境中的王石似乎真的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危局之下，血液里流着锡伯族野性的王石敢于再出险招。
王石召集起了周围的鱼塘老板，他高调地宣布，自己的玉米准备“大出血”，以2万元/吨的起价进行拍卖。即便如此，渔老板们最后还是拍低至1.2万元/吨才愿意成交。每次回忆起那时的场景，王石都心痛不已，因为“那似乎是鲜血的颜色”。
处理完占地的玉米之后，创业刚有起色的王石不仅搭进去了辛苦攒下来的40万元不说，还背上了70万元的负债。这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王石实际上已等同于破产。
然而，王石随后采取的举动，更是让周围的人瞠目结舌。他再次北上，要继续收购玉米。
在大连粮油进出口公司，王石收了对方1.5万吨的库存玉米，只不过要求“到达目的地深圳蛇口100天再付款”。
据王石回忆，那时自己在心里下赌：香港人一定会继续吃鸡，只要吃鸡就得养鸡，养鸡就得消耗大量的玉米。而当时市场上的玉米已没人敢要，价格跌到了最低，当时也许就只有自己手中才有现货了。
不过，王石也曾坦言：如果玉米果真运到深圳，香港人还没有唤起吃鸡的热情，玉米必然会更大量地积压；如果玉米到了深圳100天后香港人仍然固执地“以鸽代鸡”，那自己只有彻底认输，而且会输得很惨。所以，在那段日子里，王石在心里无数遍地祈祷着：“香港人啊，你们吃鸡啊吃鸡啊……”
这一次，胆大而精明的王石赢得了命运的眷顾。
重新装满玉米的货船还没到达深圳，又是香港报纸刊登了一条消息：“经查证，饲料中不存在致癌物质。之前的报道有误。”
真是败也媒体，成也消息。又几乎是在一瞬间，一度无人敢买的玉米变成了金豆子。王石不仅赌赢了，他还再次绝处逢生。他不禁双手叉腰，感叹着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境界：“天空是那么的蓝，云朵是那么的白……”
这一仗对于王石来说，无疑是翻身之役。事后结算，王石的饲料小组不仅补回了赔掉的钱，还净赚300多万元。
王石用自己的战果证明了自己，当特发贸易部升格为贸易公司时，他的饲料组与其他业务组一样，“也跟着水涨船高升格为饲料科了”。
此时的王石并没有一味地陶醉，因为他发现，随着饲料市场的彻底好转，深圳做玉米业务的企业越来越多，码头上堆放的玉米到处都是。虽然手握有正大康地这样的坚定买家，看似没有什么风险，但王石开始感觉到了某种乏味。
缺少了新鲜和刺激，又怎么能让王石释放自己的无限激情呢？
于是，在按部就班地保持着玉米业务的同时，王石开始将兴趣转移到科学仪器领域，协助起前文中提到的重要人物--张西甫--做电脑和复印机的进口业务。
就像王石后来回忆中说的那样，那段时间他已经逐渐地将兴趣转向了别处，他甚至已经在考虑急流勇退。因为他“不认为饲料行业能够成为一个有前途的行业”，希望见好就收。
三、要结果也享受过程
深圳特发公司的全新生活，使王石逐渐改变了当初从省外经委前往深圳的目的。在此之前，外经委工作的王石经常会因为外商那种完全不同与国人的生活品质受到触动，多赚钱并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便成为他来到深圳的最原始目的。然而，随着自己创业激情的释放，贸易小组业务的不断发展，王石内心里越来越享受着创造财富的过程，一种全新的欲望又由心升起。
1.只想要一个婆婆
深圳特发公司在当时属于深圳重点国有企业，其业务广泛。当王石的饲料贸易小组迅速成长的时候，与他同一天上岗的张西甫也把自己的电子业务开展得有声有色。
随着对市场了解的不断深入，王石在忙于自己的饲料贸易时，也开始关注起了张西甫的电子业务。
1984年5月，也就是王石到特发公司一周年的时候，他受命参与“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筹建。该中心以展销进口办公设备、视频器材等为主要业务。
在此期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
中心经理是“文革”前一个姓陈的女大学生，外贸业务能力很强但性格倔强。一次因为展厅的装修风格意见不太一致，便与王石发生了争执，两人互不相让。随后，脾气倔强的女经理从椅子上站起来，将一串钥匙往桌子上一扔说，“经理我不当了！”随后推门走了。于是，有心的王石再次得到了机会，经理的位置暂时由他接管。
尽管若干年后王石回忆说，发生争执的原因只是二人的看法不一致，但由此却很能表现出王石性格中那份不服输的个性。
然而，意外获得中心经理位置的王石又将面临着自己人生中的一次选择。因为他依然归属在省外经委的编制身份，此时成了他必须面对的障碍。王石要么与外经委解除行政关系，要么回到省里上班。
短时间的考虑后，王石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者。他回忆说：“我无意走回头路。与外经委解除行政关系前，外经委同特发合作的饲料业务必须要有个了断。”换句话，如果就任中心经理，王石就得“一仆二主”。很快，随着一张85万元的支票汇给广东省外经委指定的账号后，王石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也正式成为深圳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新经理。
几个月后的9月21日，由王石筹建的“展销中心”正式开张。对于王石的创业人生来说这是个不平常的日子。当天，很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物都到场祝贺，其中就有香港仁达公司的刘元生。更让王石没有想到的是，时任深圳市常务副市长的周鼎也亲临开业现场。
这一天对于王石的创业人生来说，无疑是个极不平常的日子。
展销中心开张时，王石的员工已有七十余人。成员构成可谓五花八门，几乎各行各业的都有，只是员工的平均文化水平依然不高。这些由不同血液构成的新团队中，既有王石的老部下，如第一位员工邓奕权，也有更多新加入的成员。
而随着新业务的快速发展，到这一年的年底，王石的早期团队成员就达到了120余人。这些人员为后来的万科团队成长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成为展销中心的经理后，王石延用了自己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经营套路--空手道手法。在此期间，王石的展销中心像当时所有外贸企业一样，充分利用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外汇的杠杆效用。
据王石回忆，具体经营过程中，展销中心首先向内地需求货物的企业收取货款的25%作为定金。然后，展销中心利用自己的独特渠道向港商寻求订货，并按同样的比例付款给港商。货物到达深圳后，展销中心便向买方索取全额货款并发货，同时结清供货商的欠款。
在这种交易过程中，展销中心几乎没有什么风险可言，唯一需要费些周折的便是那个年代炙手可热的外汇。
就此，王石曾有过这样的回忆：“关键是收取买家人民币，而付给香港的则通常是美金或者港币。把人民币兑换为外汇是展销中心的业务之一，其开展业务量的大小完全取决于换取外币的能力。开张的头两个月，平均每个月换取港币500万元。”
2.天上掉下来大馅饼
为了尽可能地扩大业务规模，王石率领展销中心的团队积极为外汇奔走。在他的潜意识里，也开始有了原始的资本积累。
1984年的秋天，王石领导的展销中心意外地获得了一笔在当时看来称得上巨额的外汇。这对于当时的展销中心来说，无异于“天上掉个大馅饼”。而王石也充分地把这笔外汇的功效发挥到了极致。
这笔外汇高达1000万美元，是从北京的一家公司低价调入的。随着这1000万美元到账，展销中心的经营态势立即高涨。在新老供货商的配合下，特别是王石知己刘元生的仁达公司大力支持下，大量的复印机、放大机、录像机和电脑进口入境，展销中心的业务一时忙得不可开交。
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王石领导的展销中心赢利也持续增加。不久，为了追求更大的发展，王石的展销中心在广州和北京分别设立了业务代表处。
1985年，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规范进出口贸易秩序，国家对计划外调汇和机电产品进口开始了全面清理。当时出现的重要信号是，国家对外汇的管制，对违规调汇行为和对责任人侦察处置已不断增多。这期间，王石领导的展销中心也未能幸免。根据相关资料，与展销中心相关的一起“4000万美金调汇案”甚至被立为全国几大逃汇案之一。
好在王石是幸运的。然而，随着银行间开始收紧银根，一度繁荣无比的进口电子器材、影视器材市场迅速降温，萎缩的苗头也开始出现。紧接着，作为中国外贸重要窗口的深圳特区开始了连锁反应，各大集团的贸易业务降速明显，王石主持的展销中心未能例外。
为了应对局势的变化，王石开始发挥自己的人脉关系，调整展销中心的销售对象。
调整之后的展销中心业务模式，被王石称为“三点一线”。换句话说，就是展销中心在深圳本部调汇、进货，广州储运，再将货物销往北京如下三点--“北京中央部委机关的电教部门、各地方省台的设备科、教委南方采购中心”。
在此期间，名为“北京华远贸易公司”的市场对手进入了王石的视线。而当年的贸易竞争情形，也让王石几乎与任志强直面对接了。
王石后来回忆说，在自己展销中心的办公设备源源不断销往中国北方时，“北京华远贸易公司”也南下珠三角，与当地公司“抢”起了货源，且势头甚为强劲。更让王石惊诧的是，该公司甚至租用军队货机来提高自己的运输交货速度。这种态势短时间内便把相当部分的市场对手甩在了后面，王石领导的展销中心也越来越感受到了竞争压力。
推动北京华远贸易公司强势竞争力的，正是后来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呼风唤雨的大佬人物--任志强。如今，尽管他也像王石一样，从华远地产退至二线，但“任大炮”的雅号依然在中国地产界铮铮有声。
不知是不是巧合，还是命运的故意捉弄，当年中国进出口领域的一对竞争对手，若干年后竟再次相聚于中国地产界，并一路成长为两类个性鲜明的大佬级人物。
事实上，那个时候的王石似乎已经开始注意到了一个全新的业务领域，因为这个领域一片热闹且风光无限。
就像王石在回忆中说：“在展销中心热衷于以贸易实现原始资本积累的时候，深圳特区的几大集团公司的兴趣已经开始聚焦在罗湖区建造高楼大厦上。物业大厦、友谊大厦、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渣打大厦、亚洲大厦、特区大厦，一座座大厦工地灯火通明，打桩机铿锵。”
王石所说的这种兴趣，便是后来万科公司一心专营的住宅地产。
3.想进口就找王石
再回到王石领导的展销中心。
随着宏观政策调整带来的市场趋冷态势，一度力求业务规模扩张的王石，头脑开始清醒起来。不过，与王石这一敏感变化不同的，珠三角仍有许多商家还沉浸在昨日无限繁荣的市场假象之中。
在这一微妙时刻，善于抓住机会的王石又一次向市场证明了自己的精明。他利用当时国务院机电办公室还没有限制进口放像机的政策，以极高的效率新签了2万台放像机合同。但让王石感到有些紧张的，是还有其他公司也如法炮制，这使得最终签订的放像机数量超过了7万台。
市场能容得下吗？
王石开始了主动出击，他要再一次对市场进行导演。正是这一次的王氏谋划，一句关于王石的话在当时也流行开来：“想进口就找王石，千万别同他较劲。”
王石找来了广告部经理，口述了一则声明：“由于台风原因，本展销中心的放像机无法按预订时间送达客户，为保证履行合同急购2万台放像机。”随后，他要求不明其理的广告部经理把这则声明刊登在第二天的《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上。
这则声明一经登出，王石领导的展销中心便接到了大量的售卖放像机电报，精明的王石则继续着自己设计的下一步。他要求技术维修部出面，组织了四个验货小组到珠三角求售的公司验货。不久，放像机的市场零售价微妙地从2700元稳定在了2900元。而此时，作为导演者的王石，还没有进一台放像机。
布置完这些，王石在自己的展销中心内部要求：“溜得越快损失会越少，必须迅速走货，不惜亏本；资金回笼可以用来做新的生意，将亏的赚回来。”
此时，王石心目中已锁定了一个人物--陈宇光。
陈宇光可以说是王石创业路上的又一个重要伙伴。用王石的话说，此人同样擅长“空手道”之法，并因此得意于商场。但王石更看重的，还是陈宇光做生意时的可靠“信誉”。
顶着一些人的风险质疑，王石开始了对陈宇光做思想工作。他用赊销的方式，希望陈宇光能够完成15000台放像机的销售任务，每台价格还低于成本价400元，仅为1500元。
听完王石的话，陈宇光不禁开起了他的玩笑：“你想开溜啊！”
随后，同样视王石为伙伴的陈宇光主动将价格提高到了1900元。
达成协议之后，王石对陈宇光一再强调：“快出货。我的要求就是迅速回笼资金，绝不允许你用回笼款滚动做其他生意。我预计这担买卖银码大，你或许不会赚到太多钱，但在西南市场你将是大销售商了。”
果然，市场很快就回应了王石的预计。
刚开始，放像机的零售价还在2500~2650元浮动着，进口批发价则缓慢地下滑到2100元。时间不长，已经醒悟过来的商家们便开始了无情的抛售，放像机市场价格随即跌落至2000元，并继续不可抑制地从1900元、1700元、1600元、1300元、1100元一路下滑，直至900元每台。
多年后回想起那时的情景，王石仍不无得意地说：“当许多商家还在幻想王老板大订单的时候，展销中心的放像机已经开始通过陈氏兄弟的渠道消化了，资金一笔一笔地回笼回来了。”
然而，那时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王石对放像机市场的导演仍未结束，只懂得放手似乎也不符合他的性格。
当放像机的市场批发价格跌至1000元以下时，王石用直觉告诉自己：“补回损失的时机到了”。而这一次，他仍然想到了之前帮助自己“开溜”的陈宇光。
王石首先对自己的人发出了指示：“只要不超过1000元，市场的存货全收。”
随后，王石打电话给陈宇光：“我继续向你供货，价格1100~1200元。”
陈宇光似乎也没有顾虑地说：“我可以买到低于1000块的，为什么要进1100块的？”
“我要弥补前期削价的损失。目前零售价可以卖到1300左右，给你留有利润空间。你不许直接进货，你的回款现金必须流进我这儿。”王石用自信和真诚打动了陈宇光，这一对相互欣赏的“空手道”选手又一次牵起手来。
此役结束，王石的展销中心用数字说明了一切：中心除了补回之前亏损的600万元外，还实现赢利400万元。
4.做中国最规范的企业
纵然是狮子，也有被猎物咬的时候。市场上一度得意的王石，也不能处处执市场的牛耳。
虽然放像机的先亏后盈解决了展销中心存货积压的问题，投入的资金也得到了迅速回笼，然而，摆在王石面前的一个问题却日益严峻。1985年后，随着全国进出口市场环境的变化，王石领导的展销中心业务不可避免地出现萎缩，业务模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不久，为了减缓越来越不利的被动局面，王石不得不开始自己创业路上的首次裁员。尽管他内心里十分的不愿意，但为了保存展销中心必要的生命力，最终还是有20%的员工被裁减。这次裁员让王石首次体会到了当老板的无奈，他说：“这是我创业以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除了必须面对中心业务发展的严峻压力，王石还必须随时准备化解来自展销中心内部的体制性压力。这一外一内的压力，让王石感受到了某种似曾相识的困惑。
1984年夏天，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决定兴建165.3平方米的特区发展大厦，投资贷款来自日本北海道拓殖银行。一年后还款期到了，但特发总部财务上的外汇远远不足。百般无奈的特发公司领导把目光盯上了王石的展销中心。
一天，特发公司领导找到了王石谈话。谈话中，王石被许诺一个总公司副总的位置，前提是特发公司可以动用王石展销中心所有的800万美元外汇额度。一心希望打造自己事业天下的王石明白，如此操作之后，自己亲手打造起来的事业底盘--展销中心就将名存实亡了。一番考虑之后，王石拒绝了领导的好意，并坚定地表示：“只要我一天是法人代表，就一天不同意调拨外汇”。
与特发高层爆发面对面的冲突，是王石没有预料到的。以他过往的工作体会，他明白随即到来的局面，必然是他所不愿看到的，甚至是令他痛苦的。
果然，王石随即得到了参加深圳党校处级培训班的通知，展销中心经理的职务也被撤销。
然而，这一次王石的执着个性让他有了更大的勇气，他决定按兵不动。最终，展销中心新认命的经理连头都没有露，王石继续主持着中心的全局工作。王石后来回忆说：“我没有回党校学习，而是继续主持工作，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不过，王石始料未及的，展销中心8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虽未被动用，但中国银行已接获特发公司的通知：不经特发公司同意，下属展销中心不得动用800万美元外汇额度。王石一时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受制于人的被动。
一不做二不休。好胜的王石摆出了决战的架势，他要暗地里变被动为主动。
这时，给予王石鼓励和支持的，便是前文提到过的张西甫，一个与王石同样有着事业抱负的人。经过仔细考虑和认真谋划，王石与铁杆搭挡张西甫一致决定，在科学仪器科的基础上创建“新一代企业有限公司”，目的就是从行政上使展销中心归属于新一代公司。如此安排，王石希望能从人事制度上规避特发公司不必要的干扰，让自己可以专心于展销中心的业务发展。
时间又过去了一年。根据需要，王石主持的“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更名为“深圳现代科仪中心”。此时在行政体系上，中心与特发公司已隔开了两个层次。然而，有过前车之鉴的王石还是觉得不够踏实，先前的中心人事变故时刻都在提醒着他，中心行政上的人事风险要大过经营风险。
越来越觉得“防火墙的作用还是相当有限”的王石，突然想到了一个尚方宝剑--《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
那还是在1986年10月，深圳市政府为鼓励深圳大型国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然而，政府下属的几家大企业（深圳特区发展公司、贸易进出口公司、贸易发展公司、物资总公司）却没有一家响应。
一个偶然的机会，忙碌之余的王石获得了这个《暂行规定》的影印件。这个影印件给了王石一种从未有过的心跳，冥冥之中他仿佛听到了某种召唤。
何不响应这一规定，让自己的中心走股份制改造的新路子呢？
尽管那时连王石在内，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去进行股份制改造，但经过动员之后，中心决策层竟取得了一致。王石回忆说，“分离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防范企业人事风险的最佳选择。公司的决策层很快统一了思想，要把科仪中心改造成一家符合现代企业规范的股份公司。”
随后，在王石的带领下，中心的主要人员开始全力以赴进行股份化筹备的推进。紧接着，“深圳现代科仪中心”更名为“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其英文字母缩写为“MEC”。
在这期间，习惯了国营公司特点的一些员工，也对股份制改造提出了质疑，有的还进行了抵制。但是，王石决意已定。下面这段话便是他当时内心最好的写照：
“我们最初靠贸易起家，在开放之初的深圳，搞贸易往往需要搞关系、倒批文，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想要成就一番事业，公司的发展就不能再走老路，从现在开始就要规范。我们力图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惯例来做。中国要进入市场经济，规范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从谋求股份制改造开始，我们就需要把规范化放在核心的地位。要做中国最规范的企业。”
于是，在与管理层商讨后，王石组建了股份化筹备小组，签订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为顾问，把招股通函反复修改并最终确定。而在股改申请报告中，王石将公司1300万净资产按照5∶5划分，国家和企业职工各一半。之所以这样安排，王石有自己的理由。他认为：“从法律上看，公司持国营牌照，风险由国家承担，但从资金投入的角度看，国家却没投一分钱，说全是国家的也不合适，因为资产是我和员工们赤手空拳做起来的。”
“兴奋的大脑里飘荡着一面旗帜，一面创新企业的旗帜，领跑在创新改革的大路上，飘啊，飘啊……”完成这些后，王石好像已经获得了新生。
然而，王石的股改方案在政府主管部门那里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当时深圳主管体制改革的一位副市长提出了“四六”的意见，即企业占四成、国家占六成。要求看似有些过分，但王石最看重的并不是这个。在他看来，只要能达到“产权界定清楚”这个目标，“二八，甚至一九都能接受。”
事情的进展远不像王石想象得那样顺利。股改报告调整后第二天，特发公司的一位副总带领一些人来到市府办公厅请愿，强烈要求办公厅撤回批准现代企业公司股份制改造的文件。因为在特发看来，政府似乎在越权干涉企业内部的正常管理，是无视基层领导的越级行为。王石和公司的管理层还必须向特发集团总部做出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已同意的现代企业股份公司股份改造的文件只好被暂停下发。王石得到的答复是，现代企业公司须与上级公司协调好后，再另行上报审批。此时的王石已经明白，现代企业公司的股改申请要想首先获得特发集团管理层的同意，几乎已不可能。
多年之后，王石在回忆当时与特发高层对话的场景时，还依然有着这样的记忆：“听完我的解释，没有表现出喜怒的袁总开腔：‘你王石一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现在感觉到了吧，你跳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如果特发下属的企业都像你王石的企业那样越权，管理不乱了套？’”
妇孺皆知的孙行者或许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但王石决不想做孙悟空，处在中国改革前沿的特发也不可能再做如来佛。
不愿就此屈服的王石，骨子里激荡着一种野性。他按照股份化筹备小组应急方案的建议，与搭挡张西甫一起直接求见了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虽然没能得到直接的支持，但主掌中国首个经济特区的党政一把手却给了王石们及时的鼓励：“年轻人，要沉住气。……你们的股改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操之过急。”
果然，一段时间过后，当时的另一位深圳市主管领导给出了王石内心期待的答案：支持基层企业的股份制改革。
事情进展到了这一步，作为仍属于国有企业的特发高层，也不好再执意阻挠了。当王石带着自己的决策层再与特发高层就股改方案进行交涉时，原有的人为干涉不见了，如来佛的手掌心也没再出现。
四、狂野的地产欲望
人的一生可以分为几个阶段，那些致力于成功的人，无论身处何种境地，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集野性和梦想于一身的王石，正是用内心的勇气不断抗争着自己。即使阴霾来临，他也用自己的执着时刻为机遇准备着。这种准备，最终成就了王石自己，也成就了中国地产界的一个奇迹。
1.从“现代”到万科股份
现代经济活动中，企业跟人一样，拥有一个响亮且难忘的名字很重要。此时已经拿到股改尚方宝剑的王石和自己的管理层，在立志通过股份制改革，打造一个产权清晰、符合现代市场竞争的新企业之前，也把确定股改后的公司名称放在了第一步。尽管此前从中心到现代公司已经换过了几次名称。
在此期间，王石一度确定下“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这一名称，但似乎总是无法真正让自己满意。时间进入1988年后，王石发动公司的管理层又开始了新一轮更为慎重的改名过程。
据王石回忆说，为了能尽快想出一个特别钟意的企业名称，公司管理层人员还一度搭乘海船，“唯一做的就是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插上想象的翅膀，畅想公司的名字和寓意。”
有一天，一个从深圳大学英文专业毕业的员工灵光一现，由“Marlboro”的中文译名“万宝路”想到了“万科”这一名称。众人一番讨论后，“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便最后确定了下来。新名称尘埃落定，感觉犹如重生的王石，潜意识里尽是无法抑制的创业激情。踌躇满志的他已经有了要将企业打出名牌、标出身份的意识。
这一年的11月21日，无论是对于王石，还是对于中国后来的地产行业来说，都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日子。
经过深圳市政府审核批准，王石原来领导的现代企业公司股份化改造方案正式通过。原现代企业公司以净资产1324万元折合1324万股入股，国家占60%，职员占40%，公开募集社会资金2800万元。其中，1000万元为特别人民币股，由境外投资者购买。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则由原来的上级主管公司变身为持股30%的第一大股东。
根据方案安排，股改后新的公司名称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由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批准发行万科股票。
随后，王石和决策层参照香港资金市场公开招募资金的规定2，选择了深圳头号报纸《深圳特区报》为万科的主要宣传阵地，开始了在舆论上对新生的万科公司精心布局。
回想起那段时间，用王石的话说：“我带着万科的孙路、冯佳，经常和编辑们聚在一起，通宵讨论宣传策略，度过了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
关于股改的详细过程，后文将单独讲述，这里不再赘述。
1988年末，万科开始发行A股，公开募集社会股金2800万元，公司资产及经营规模迅速扩大。在王石的全盘布局下，1989年万科招股工作顺利完成，所募集的股金主要投向工业生产、进出口贸易和房地产开发。1989年，深圳万科地产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也是在这一年，受到走私市场的冲击，公司原来的摄录像器材销售业务渐趋萎缩。而与之相反，公司新涉入的工业和房地产业务则发展良好，便很快成为股改后万科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
随后，万科开始进入了“综合商社”3式的扩张时期。
根据王石后来的回忆，万科能实现第一轮扩张，与1993年以前发行A、B股以及增资扩股密切相关。
当时，王石和万科管理层采用的便是后来业界所说的“0.4投资法”，即参股40%、不控股的投资策略。很快，在募集资金的强有力支持下，万科的业务迅速发展到5大行业、12个城市，拥有55家控股与参股企业。到1990年的时候，万科已初步形成了商贸、工业、房地产和文化传播四大业务的经营架构。
1991年初，王石和万科管理层正式确定了集信息、交易、融资、制造于一体的“综合商社”发展模式，并于当年6月进行增资扩股，使万科的总股本增加到了7796万股。随后的1992年，万科的业务经营便进入了“遍地开花”的局面。
贸易方面，万科成立了贸易经营本部，所属的万佳公司在武汉和乌鲁木齐开办商场，并增设大连公司、珠海公司、武汉公司、新疆公司和北海公司等。而在地产方面，香港银都置业、天津万兴和万华、上海万科房地产、北海万达房地产等分公司相继成立。尤其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国务院随后发布《关于发展房地产业若干问题的通知》，王石决定带领万科乘势而上，加速实施跨地域发展战略。于是，万科开始加速在华南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进行股权和房地产项目投资。
与此同时，万科进行股权投资的国内公司也达到了13家，并成立了万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按王石原来的设想，万科也应该在电影、广告、影碟制作和发行领域找到自己的位置。
然而，令人眼花缭乱的规模扩张，使四面出击的万科不久便陷入了很多国内企业初期成长时都会出现的不利局面，王石很快也感觉到了战线过长带来的苦恼。根据他本人的回忆，公司管理开始出现混乱，甚至是失控；边际效益递减；人力、财力逐渐捉襟见肘。更令王石不安的，是此时中央发出了明确信号--“防止经济过热”。
果然，自上而下的宏观经济调控开始了，银根随之紧缩。王石和自己的管理团队不得不加快了万科业务调整的步伐。
在对万科业务架构进行大力调整的过程中，王石及其管理团队逐渐显现出了比其他同行高明的地方。当时，万科除房地产开发和股权投资外，其他业务的利润率明显降低。如进出口业务的营业额虽然占到公司总量的70%以上，但实现的利润却不足利润总额的1/4。与此相反，万科的房地产业务却势头良好，实现的利润也较高。
于是，在1993年1月召开的万科“上海务虚会”上，王石力主万科管理层果断决定，放弃“综合商社”式的发展模式，确定了以城市居民住宅开发为主导业务，加速资本积累，形成专业化和规模化经营的新战略方针。
正是王石及其管理团队的这种及时主动决断，万科才得以走上专业化和规模化的发展道路，并在其后几年内就迅速成长为中国地产板块的龙头企业。
不过，在实施精简战略期间，也就是新一轮的银根紧缩开始之际，王石和万科得以成为资本市场的幸运者。1993年4月，万科成功发行B股，又一次筹资了4.5亿港元。这一次的成功发行，不仅解决了万科资金紧张的危险局面，更让王石和万科的管理层有机会从风险基金的角度，从国际成熟投资人的角度认真审视起万科的业务架构来。
所以，成功后的王石也坦言，万科B股的成功发行，对于万科渡过银根紧缩的难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直到1998年，王石主导下的万科业务收缩才算告一段落。此时，房地产业务的净利润已然占到了万科利润总额的近九成，而实行专业化发展的万科地产也开始露出了行业领跑者的模样。
当然，这其中的过程可谓是惊心动魄，后文将专门讲述。
2.疯狂的地产首秀
几年前，王石出版了一部个人自传，名叫《道路与梦想》。上市后，迅速引来了众多读者的青睐。在这部自传中，王石多次强调，万科是从贸易起家，并成功于地产的。
时至今日，万科从“综合商社”模式到地产专营的转变，仍为业界和理论学界津津乐道。这其中，发生在1988年11月的一幕，则是万科与地产接缘的开端。
事情还得从1987年12月1日说起。
这一天，在深圳会堂成功拍卖了一块面积为8588平方米、50年使用权的土地。由于拍卖土地在当时还是新生事物，各路媒体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如有媒体即写道：“这场拍卖，破天荒地将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是对传统的国有土地管理体制的重大突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观看了这次拍卖会。”
拍卖会结束之后不到一个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在这个《条例》中，首次规定了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出让、转让。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窗口的深圳，它的每一次探索都会在全国形成示范效应。于是，中国的许多城市便相继跟进，形成了当时中国土地改革的首轮高潮。
紧跟其后，便是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草案》。在这个修正案中，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受到这种大形势变革的影响，早就默默关注地产业的王石感觉到了内心的冲动，就像他后来所说：“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石就此奠定。”
几个月后，在王石的亲自率领下，万科正式参与了深圳一块土地的拍卖，并由此揭开了万科深耕地产行业的序幕。
1988年11月，名号为“威登别墅”的地块在深圳拍卖。这是当时的深圳，同时也是整个中国进行的第二次土地公开拍卖，引来了国内外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
参加竞拍的公司众多，使得土地价格一路飙升。在参加竞拍的队伍中，就有王石亲自代表的万科公司。虽然是首次参与地产领域，但王石却志在必得。在这种意念的支持下，虽然价格已经高得惊人，但万科仍然坚持到了最后一轮，与另外一家单位轮流叫价。对方也不示弱，于是双方互不相让，竞拍进入白热化。
在这种形势之下，作为地产界新生儿的万科能不能坚持到最后，在场的人似乎并没看好。这时进入竞拍的最后一轮。当对方叫出新的价码，拍卖官连续追问两次并准备举槌的一瞬间，王石本能地抓过了自己伙伴手中的牌子，喊出了一个令现场所有人都心跳的价格。
拍卖官开始了三次唱价，然而再也无人能应。随着一锤定音，代表万科的王石最终以2000万元的天价如愿以偿。
然而，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王石太冒进了，万科成功竞标的背后是“昂贵的地产行业入场券”。这是因为，按照当时拍得的土地成本计算，楼面地价已经高于这块土地周边的住宅产品的平均售价。换句话来说，按市场价把该地块附近的住宅楼买下来，拆掉再重新建的土地成本价也要低于万科获得的“威登别墅”地块的价格。
拍卖会后的第二天，王石便来到深圳市国土局开发处。他的一番解释，让当时的有关官员根本没有想到。
原来，对“威登别墅”地块的志在必得，是王石主导下的一个精明商业策划。因为当时的万科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造，但“万科”之名却默默无闻。王石想到深圳进行首次土地拍卖所引发的大众效应，王石意识中“作秀”的天分被激发了出来。更何况早就有意地产业的王石，此时已然读懂了国家对地产业的有力支持。经过一番思考之后，王石及其决策层决定，要利用天然环境叫响万科之名。
果然不出所料，成功竞得威登地块后第二天，“万科”就成了国内和香港等主要媒体报道的焦点，仿佛一颗地产业的新星。这时似乎才有内行人明白，王石报出的“瞎胡闹”价格看似外行，实则一石多鸟。
当然，王石也深知众人的疑虑。尽管是个地产行业的门外汉，但他并不是不明白基本的算法。王石懂得，竞拍得来的地块摆在自己面前，必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
就在威登地块操作最为艰难的时期，万科内部开始有人建议毁约，“不执行同国土局签订的合同，大不了交些罚金，否则高地价的经营压力太大。”但王石却坚持说，不仅不能毁约，万科还要继续竞标拿第二块地。
一个月之后，高调竞拍“威登地块”余热未了，万科又再次夺下了名为“天景”的地块。随即，王石和万科掀起的“黑马”效应开始在整个产经界发酵。
然而，尽管表露着某种野性，但王石决不盲目，他有时甚至会给人不可思议的感性一面。
为了有效化解首个地产项目的考验，王石安排秘书上街搜罗有关风水的书籍，自己通宵阅读。随后，他面对媒体记者，俨然一个风水大师一般大谈威登地块的风水龙脉。有一段话至今还令人们忍俊不禁：“你们看到了，地块芦苇茂盛，知道为什么吗？从风水的角度看，聚水，水为财。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
成功历来属于有心而精明的强者。
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和组织实施，万科首个地产项目威登别墅终于竣工。在发售时，适值中国房地产业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使得威登项目价格也一路攀升至每平方米4500元。如此结果，使得万科地产首秀不但没亏，还小赚了一笔。王石和万科由此受到了中国地产行业的一致关注。
随后的第二块土地，王石的团队再告捷报，天景花园的开发和销售都十分成功。自此，王石领导下的万科犹如一股新生的激流，在中国地产业内开始畅游不止。
感性的王石为了纪念万科地产的处女之作，在威登别墅区内专门修了一口井。用他自己的话说，主要是纪念当初施工时不停上涌的地下水。而在王石的研究者们看来，这或许正是他后来居住理想化思想的初现。
3.地产之最的神话
从拿下第一块天价地，到1991年正式上市，再到“综合商社”式的扩张，然后进入专业化调整，王石带领着全新的万科在中国地产业内开始驰骋。
1991年，王石意识到深圳特区外的地产发展机会良好，便以雷厉风行的态势通过同外商合作，参与到了上海古北新区的国际投标，契入上海房地产市场。1992年后，大众住宅项目的开发被确定为万科的业务核心。在王石的统筹布局之下，万科管理层开始实施东南沿海开发计划，陆续在上海、青岛、天津、北海、广州等地取得了多块土地的开发权，并顺利完成。
此后，在王石的率领下，万科业务发展一发不可阻挡。到2000年前后，万科的房地产业务已陆续覆盖到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城市经济圈为重点的二十多个城市。
此时的万科，已开始逐渐确立在住宅行业的竞争优势。
四年之后，万科的营业收入已从介入地产初期的6000万元增长到了76.67亿元，增长了132倍；净利润从几百万元增长到8.78亿元，增长了176倍。一年后的2005年，万科业绩继续增长。全年实现销售收入139.5亿元，同比增长52.3%；实现营业收入105.6亿元，同比增长37.7%；净利润达到13.5亿元，同比增长53.8%。
2007年，在全国房地产业开始进入调控的状态下，万科再次创造了中国地产业内的神话。这一年，万科的销售额继2006年率先超过200亿元后，再度大幅增长，成为国内首家突破500亿的住宅开发企业。万科全年实现销售面积613.7万平方米，销售金额523.6亿元，实现营业收入355.3亿元。不仅如此，凭借全年销售住宅4.8万套的业绩，万科跻身全球最大住宅企业行列。
而在地产企业命脉的资本市场上，王石领导的万科表现同样极为抢眼。作为中国首批上市的企业之一，到2006年末，万科的总市值达到了672.3亿元，排名深交所上市公司第一位。与此同时，万科主营业务收入复合增长率为28.3%，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为34.1%，是上市后持续盈利增长年限最长的中国企业。
特别是在2007年8月中国股市上演牛市期间，万科创造了绝无仅有的2022亿元市值，不仅一举超过了自己的学习榜样--美国帕尔迪（Pulte Homes）公司，还一举超过了同期美国前四大房地产公司市值之和。
美国房地产开发商帕尔迪公司（Pulte Homes）是王石公开认可的学习榜样。在王石看来，帕尔迪不仅是那个时期美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而且其业务涉及地域辽阔，市场高度分散，很多方面都与中国内地市场特点贴近。同时，帕尔迪在跨地域经营、土地储备方式、持续盈利能力、市场占有率、客户细分及关系维护等诸多方面都表现优异。如帕尔迪坚持走专业化的道路，坚决不涉足房地产以外的行业；充满变革精神，实现了一系列的“首创”；高度重视“土地”战略；精密的市场细分战略等。
鉴于此，致力于创造中国伟大企业的王石，便将帕尔迪作为了万科学习和追赶的目标。即使到了2012年，已主动隐退二线的王石，依然会时不时地强调，专业化仍是万科的核心竞争力。这似乎体现了帕尔迪模式在王石内心深处的影响。
而在社会认可度方面，万科此时也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地位。如“万科”是中国地产行业第一个全国驰名商标，万科研发的“情景花园洋房”是中国住宅行业第一个专利产品和第一项发明专利，万科物业服务通过了全国首批ISO9002质量体系认证，万科创立的“万客会”是中国住宅行业第一个客户关系组织等。
至此，中国地产业内不得不公开承认：万科不仅完全确立了自己在中国地产业的强者地位，更是远远地甩开了它的竞争者们。于是，在中国地产界，“学习万科好榜样”之风迅速掀起。
两年后的2010年，已进入深度调整状态的中国地产行业寒凝大地。然而，行业领导者万科的业绩却再次惊诧业界。这一年，万科的销售额首次跨过了千亿元历史关口，达到了1081.6亿元。这一数字不仅超过了美国最大公司在鼎盛时期的纪录，还刷新了住宅企业在全世界的历史纪录。
当年正式宣布这一漂亮业绩的时候，已是2011年的3月。在众多媒体见面会上，王石的得意传棒人郁亮感性地说出了下面一段话：
王石主席在万科的地位和他的角色没有任何改变，主席跟我的分工也没有任何的变化。主席以前经常登山，登山经常好几天没有信号，现在在哈佛，联系其实更方便了。王石主席喜欢不断地挑战自己，很少有人60岁的时候留学。主席前几天还用英文发表了演讲，仅仅通过3个月的应急口语训练，就可以有勇气用英文发表演讲，这种毅力和精神值得年轻人学习……
王石主席一直是非常讲原则的人，但不是用数字要求你的人。
那么，王石的既原则又不教条，究竟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