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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道，在于一个人要自觉地提高自己的修养、改善自身的不足，把自己修炼成一个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内外相合的理想人物。作为古代官场中人，他们更为注重中庸之道在官场上的实际运用，比如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等。尤其是明朝的王阳明，遍读经书的他，穷其一生都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官场上实践着中庸之道的思想，不但修炼了自身，并且恰到好处地与同僚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事实也证明，王阳明运用中庸之道的确很好地处理好了朝廷、大臣、百姓和自己的关系，不但上对得起君王，而且下对得起百姓。
1.才倾于国，众必非之
一个人的才能过于出众了，必然会受到那些心胸狭窄之人的忌妒，尤其是那些官场上的人，本来就有很多怀有不同政见的敌人，如果才能过于出众，就等于是把自己完全置于大庭广众之下。如此一来，人们在看到你好的一面的同时，也必然会发现你自身所存在的哪怕是一点点的瑕疵。因为世上本来就没有十分完美的人，过于出众反而会在不知不觉间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非议，甚至是根本无法预料到的麻烦。
这种情况，王阳明在还没有步入仕途时，就曾遭遇过。那是在他22岁参加完科举考试后，内阁首辅李东阳见他未曾上榜，便安慰他不要气馁，来年必中状元，何不在此先作一首状元赋？没想到一句话激起了王阳明的斗志，他一挥而就，其运笔之势及才思之敏捷，顿时震惊了很多人。不料，当时王阳明愤而为之的一件小事却最终为自己埋下了祸根--忌妒之人私下议论，这个人他朝一旦及第，必定会目中无人。结果因为小人从中作梗，王阳明这一等，就等了六年才考中进士。由此可见，才华出众有时会给自己带来祸患。在这六年里，王阳明也从一直被他视为偶像的诸葛亮身上学到了很多，尤其是在与诸葛亮处于同一时期的徐庶身上，王阳明更是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当年刘备委身于刘表门下时，徐庶是刘备手下，曹军来犯时刘表不肯出兵，而曹军人多，在双方实力相距甚大的情况之下，徐庶用计放火烧寨，在佯退中令刘备将曹仁引至刘军事先埋伏的地方，结果一举令曹仁损失惨重。徐庶也在出山之后所打响的第一例以少胜多的战斗中名声大振，本想着继续跟随刘备一展宏图，却不料曹操手下的谋士用计将徐庶母亲诱至许昌，并仿其笔迹给徐庶写了一封信，称母亲身体不适，召徐庶速往许昌。徐庶是个孝子，听闻此消息后心中大乱，等辞别刘备赶到母亲身边后才发现，原来一切都是曹操所为。因为徐庶帮着刘备以微弱的兵力打败了曹仁的大军，曹操在惊讶与忌妒之余便使出了这一奸计。
王阳明知道，徐庶的才华虽然不及诸葛亮，但也是三国时期数一数二的奇人异士，只因为其才华过于出众，便被曹操诱至了许昌，终其一生再也没有施展过自己的才华。从徐庶的身上，王阳明看到了此时的自己，所以当他在考中进士之后便一直低调行事，再也不锋芒毕露。但很多时候，对于那些才华出众的人来说，并不是你想低调便能低调得了的，即使自己的才华可以隐而不发，但和你接触过的人也可以在彼此的思想交流中很轻易地发现你身上那挡也挡不住的光芒。
在经历了被贬贵州龙场后，回到京城的王阳明收敛了许多，但是因为受到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湛若水宣讲理学的影响，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经论道，之后吕、王崇等人也相继加入。虽然他们终日辩来辩去并没有辩出任何结果，但王阳明的思想认识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就连比王阳明大六岁的湛若水都逢人便夸赞王阳明的心学，还当众表示：“王阳明和我所说的‘心’并不是一个意思，他所说的‘心’是指人的方寸之心，而我所说的‘心’是万物之心。”文人学者之间的交往，都是因其思想和才华才会聚在一起，本来只是几个文官和京城的文人学者之间在学术上的相互学习和探讨的事，可你说我说他说，传的人多了，王阳明的名气就渐渐变大了。当这些人再聚在一起听王阳明讲学时，心里更是佩服起来。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王阳明的名字在京城“走俏”起来，加上他的弟子黄绾等人的极力拥戴，王阳明竟然又像在贵阳书院时一样讲起了学，一时之间从者甚多。
作为王阳明的得意门生，黄绾在这件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为黄绾可以说是王阳明最为忠实的追随者，在他的大力宣传下，王阳明在这一时期收了很多弟子。但在天子脚下，王阳明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很多朝中的大臣。虽然“朱陆学说之争”曾让王阳明在这些人的心中落下了一个口是心非的不好名声，但这些忌妒之人无法凭此来扳倒王阳明，因为这毕竟是学术上的事情，与朝政无关。在得到几位好友的好心提醒后，王阳明也渐渐收敛了一些，可最终还是有人以王阳明门下的弟子中有很多人是朝中官员为由参了他一本。于是，朝廷为了避免官员结党营私，将其调往了南京任职。
经此变故，王阳明来到南京后便有意采取了一些尽量低调的做法，但在他的好友南京礼部尚书乔宇的支持下，很快又有很多江浙一带的文人学子聚拢在了王阳明的周围。很多时候，为了避免过于频繁地聚在一起探讨心学，他们往往选择在晚上聚会。当时，王阳明一位叫王艮的弟子从泰州赶到了南京，而时值盛夏，天气闷热难当，于是王艮便提议：“如此炎热的天气，我们躲在屋子里做什么，此时秦淮河上的风正爽然，我们何不包下一艘大船到河上沐浴晚风，边观秦淮河的夜景，边听先生讲学呢？”王艮的这一提议就像是在一堆干柴上点了把火，这些江南才子激情顿起，很快便包下了一艘船上了秦淮河。事情往往是这样，有了一就会有二，接下来的日子不用王艮提议，往往王阳明还没到，他们就已经早早租下了船。一来二去，这反倒成了南京城里一道独特的风景。而泛舟秦淮河聆听王阳明讲学，对于那些学子来说，更是一件雅事之中的“雅事”。
正当王阳明和他的弟子们在秦淮河的湖光潋滟中醉心于心学的探讨时，远在京城的崔子钟和汪抑之给他写了封信，看到信后，王阳明淡淡一笑，他并没有把这两位好友的好心提醒当回事，可是他的父亲王华却有些坐不住了。王华知道，他这个儿子的才华之光芒是挡也挡不住的，他只是希望王阳明能够好好反思一下为人与做官上的中庸之道，不要过于张扬了，以免导致与贵州龙场事件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王华把王阳明叫到了跟前，从当初在京城的大张旗鼓讲学开始，到后来的聚众对朱熹和陆九渊学说的公然点评，再到如今的秦淮河泛舟讲学，这位老状元不急不躁地对王阳明进行了说教，而这也无非是在告诉他一个他自己早就深知于心的道理：以中庸之道为人处世。
让王阳明的父亲揪心的是，王阳明京城的朋友崔子钟和汪抑之在信中所提的事情。因为自王阳明开始了夜游秦淮河的讲学后，这件事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之前他们之所以要选择在晚上讲学，不就是想避开众人的耳目吗？可如今虽然是避开了众人之目，却没避开众人之耳。王阳明与学子们夜游秦淮河的事情不知被哪个多事之人传到了京城，又传到了御史杨典耳中，杨典当即跳了起来，说：“这简直是有伤风化，丢尽了天下读书人的脸。”因为御史杨典听说王阳明为了发展他创立的心学，每晚都和几位弟子包下一艘花船，一边在秦淮河上泛舟，一边和那些个红粉女子讲他的心学。一气之下，御史杨典向吏部提交了一份举荐书，建议将王阳明调至国子监做祭酒。
经过父亲的一番教导后，王阳明仔细想了想，便不再和弟子们去夜游秦淮河了，依然像在京城时一样，每至晚间，便找个众所周知的地方去讲学论道。他知道，虽然人言可畏，但是只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就足够了。
王阳明的这种中庸思想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但他过人的才华无法让他实现这一目的。在这一思想的支持及父亲王华的千叮万嘱之下，王阳明在接到吏部让他就任南赣巡抚的任命书后，并没有即刻去上任，而是向上递交了一份辞呈。王华对儿子的这一做法很赞同，但是兵部尚书王琼没有让他们父子俩如意。因为在这位王尚书眼里，此刻南方起义正炽，怀有不世之才的王阳明不去就任，又让谁去平叛呢？
王阳明用他出类拔萃的才华，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很多的荣誉，成为拥有三百年历史的明朝中无一人能出其右的奇才，但也让他的一生因此而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然而幸运的是，过人的才华也让他在仕途上走得更远。
2.“初涉江湖”，最好沿着别人的脚印走
对于初入仕途的王阳明来说，虽然这仅仅是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所迈出的第一步，但足以让当时年轻的王阳明兴奋不已。因为虽然当年的落榜让他遭遇了挫折，明白了收敛，但毕竟那时的王阳明还没有步入仕途，并不知道官场上的那些是是非非。虽然他的父亲王华当时也在朝为官，并在言传身教中给了王阳明很多的启示，但对于年轻的王阳明来说，这些无法阻挡他完成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的热情。
28岁的王阳明在被赐予二甲进士第七人后，被暂时留在了工部当差，这一安排的用意是朝廷想对一些新中的进士进行一番观察。对于那些初入仕途的人来说，如果朝中没有善于弄权者做后台，朝廷也不可能一上来就给这些进士一个实缺。因为通常即便是考中了前三甲的状元、榜眼、探花，也只是在翰林院做修撰、编修，但不同的是，一旦进入了翰林院这个看似清闲做学问的部门，日后进入内阁参与辅政的机会将会变得很大。当时的王阳明哪里知晓这些，而即便知晓了他也不会放在心上，因为王阳明的志向并不仅仅是做学问，如果是那样的话还不如待在家里修圣人之道。
“初涉江湖”的王阳明在工部很快就找到了目标，因为工部在六部的排位虽然被列在了最后，但还是有着相当的实权的--它掌管着整个大明王朝尤其是皇家园林等方面的建设。也就是说，只要是在京城这个地方有个什么破土动工的事情，就全都在工部的管辖范围之内。其中，还包括屯田、水利、交通等方面的事宜。可以说，任职工部是个肥差，而王阳明之所以会一入仕途就被安排到了这样一个既轻闲油水又大的部门，多少也有些他父亲的原因和当时的内阁首辅李东阳的关系。但王阳明对这些并不在意，只要是有事做，他就会以自己十倍的精力去做好这份差事，竟浑然忘记了当初科举考试时因才气迸发而受人忌妒致使自己在六年后才金榜题名的事，以为既然一只脚已经迈进了朝堂，那就可以去大展宏图了。
实际上，不要说明朝的官场，历朝历代皆是如此，没进官场时期盼当官，真的穿上了这身官衣却不是那么回事了。事实上，王阳明当时的想法就是，只要尽心尽力地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了，就是个好官。他当年所学的中庸之道此刻早已被抛至一旁，就像他在日后所提出的“知行合一”思想一样，在工部任职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他所想到的。
上任不久，王阳明便根据自己的观察写了一份上疏，尖锐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奏折中直言不讳地提到，如今朝廷最大的忧患是，一些大臣仗着皇帝对他们的信任，一边拿着朝廷发给他们的俸禄，一边还要借为皇家修建园林宫殿的机会从中捞取一些好处，就像蛀虫一样，长此以往就会让朝中渐渐滋生一种浮华、享乐之风，令有识之士痛心、贪官污吏欢心，其结果必定是令朝廷的纲纪不振，国库空虚。将这些现状一一指出后，王阳明又向皇帝提出了一个更大的忧患，说现在边疆地区出现的一些战事，就是对皇上的一种提醒：这种腐败行为不仅仅是那些贪官贪污一些银两的事情，受害的直接是老百姓，一旦民怨积沉，日后就不只是边疆出点小小的匪患那么简单的事情了。所以，要改变现状，就必须改掉那些陈年陋习，采取新的政策。
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仅仅是提出了问题这么简单，而是还就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更为详细的改革措施，以供皇帝参考，这也就是为后人称道的王阳明的“八项措施”，可谓字字珠玑，一语中的。如果站在朝廷的立场上看，王阳明提出的这些措施针对性很强，他首先从经济和吏治上列出了很多革新的措施，然后又从军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按照王阳明的这些举措来实行的话，对内可以肃清朝廷里的贪污风气、重整朝纲，对外可保大明边疆的稳定。
奏折是呈上去了，王阳明也期待弘治皇帝能够按此实行，但是他等了很久，却没有丝毫的音讯。事实上王阳明所提出的这些，“恭仁俭朴、虚心纳谏”的明孝宗朱祐樘都看过了。虽然他心里对年轻的王阳明也很欣赏，但这些情况朱祐樘在做太子时就很清楚，继承帝位后，他也一直在做着一些改革，其大刀阔斧地肃清后宫及朝堂之举，曾得到了很多人的赞成。然而在明孝宗统治后期，由于身体多病，他犯了和他父皇明宪宗一样的错误，信起了佛教，如此一来，很多奸佞之人再次混入了朝中。在这种背景之下，王阳明的奏折自然就如石沉大海了。
当时的王阳明哪里知道这些，奏折呈上去久久不见音讯，一时间王阳明有些心灰意冷，觉得自己毕竟是刚刚步入仕途，一个小小的官员，在朝中自然是人微言轻了。虽然他和朝中首辅李东阳熟悉，但毕竟自己的上疏是公事，他不愿将公事掺到私事中去，于是一气之下就接手了一个督造威宁伯王越坟墓的差事，躲到荒无人烟的地方研究起兵法来。在督造期间，王阳明竟然突发奇想，干活累了就教那些民工练起了“八卦阵”，这样一来，枯燥的生活一下子多了很多乐趣，也让他在行军布阵上的想法得到了真实的预演。
就在王阳明醉心于自己的“军事演习”之际，京城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给王阳明的心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王阳明的一位朋友，也是他在上一次科举考试落榜中结识的一名学子，当时他的这位朋友是以三甲第五人的成绩考中进士的，可以说从两届科举考试中的成绩来看，他们的排名是不相上下的。考中进士后，他的这位朋友进了吏部，三年后王阳明进的是工部，比较起来，两个人在仕途上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可是就在这三年里，王阳明的这位朋友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家在吏部做了一年多后被提升为了礼科的给事中。给事中虽是五品官职，做的事却有些繁杂，比如记录和编纂一些诏旨题奏，或者是在乡试和会试中充当一下考官，再或者是册封宗室或在与他国往来中充当使者等，还有就是像弹劾百官、监察六部诸司之类的事情，给御史们做一些互补性的工作。就在他的朋友做了将近两年的给事中之后，突然就被提升为了京兆尹。而京兆尹位列当朝三辅之首，朝廷的这一举措让王阳明再一次看到了希望。因为这位朋友的提升，在王阳明眼里是一个好的兆头，说明朝廷有着欲让言官来出任三辅的尝试。也就是说，朝廷要在朝堂之上广开言路。
在督造坟墓期间，王阳明也进一步体会到了权力对于一名官员的重要性。为了向更高的权力冲刺，王阳明又针对当朝的军事方面向朝廷递交了一份奏折，没多久，他又就工部的具体制度做了一些更为完善的修订。在这期间，无论是国家的经济、军事还是吏治，王阳明一直在不断地向朝廷反映着其中的不足，并且还针对这些情况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改良措施与建议。这些奏折呈上去之后，王阳明便不再像第一次上疏那样去苦苦等待结果了，因为他从那位朋友被提升的经历中明白了，在官场上冲锋与在战场上拼杀不同，这既要懂得进身之法，也要明白退身之道。尤其是对于初涉官场的自己来说，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既然是不明白，何不沿着那些成功者的足迹去走呢？
就这样，王阳明沿着他那位做了京兆尹的朋友的路一直走了下去。果然，他的梦想也在一点点地实现着--督造完威宁伯王越的坟墓后，王阳明就被调升为刑部的云南司主事。在这期间，他又针对案件的处理，向朝廷提出了一些法与礼、情与理的不同见解。
对于“初涉江湖”的王阳明来说，在遭遇了一次失意后，朋友的一次提升触动了他，并让他很快从失落中重新振作了起来，不再因为自己的一次上疏未得到批复而耿耿于怀，并将那位朋友作为自己的仕途之镜。而在这面镜子的照耀之下，王阳明最终沿着别人的足迹一路朝着明朝的权力中枢走了下去。
3.不论青春几许，一概“耳顺”
作为儒家的一种思想，很多人会把中庸误解为掐头去尾取中间的意思，其实中庸之道在于让人在面对万事万物时，一定要抛弃两个极端的做法，处理事情时不要去走极端，也就是所谓的执两用中，“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同时，中庸之道还有一个容易被人们所忽略的“天人合一”的含义，而“天人合一”讲求的就是至诚至善，这样才能够达到“致中和”的最高境界。
对于从小就博览群书的王阳明来说，他早就明白中庸之道的深层含义，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他的仕途越走越宽。可以说，很多时候都是这种中庸思想让他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仕途危机，无论是在他早年略带几分张扬的为官之路上，还是在他人到中年甚至年近花甲之际，很多场合他都会表现出一种看似“耳顺”的情形。王阳明这种看似“逆来顺受”的表现，再加上他至诚至善的神态，往往给人一种不卑不亢的感觉，这让很多原本和他处于敌对立场的人最后都被他所打动，甚至成为王阳明仕途上的“贵人”。
大太监张永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当年王阳明擒获宁王朱宸濠后，正德皇帝朱厚照为了彰显自己的威武做出了让王阳明放掉宁王而由自己再活捉朱宸濠一次的决定。率军南征的王阳明感到事关重大，他担心张永会利用皇帝的宠信而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所以决定带上宁王亲自赶赴杭州去见一见张永。因为张永虽然和张忠一样同属于当政的宦官，但一来张永当年曾杀过刘瑾，自己曾受到过刘瑾的迫害，从这一点上来看张永或许会明晓大义；另一方面，张永表面上和张忠等人是一伙，但经常会受到张忠等人的排挤，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正德皇帝朱厚照十分宠信张永。
在到达杭州之前，在险些被张忠派来的锦衣卫掠走宁王之后，王阳明一刻也不敢再停留，径直赶到了浙江镇守太监的衙门。此时的张永早已今非昔比，不要说是王阳明一个二品的巡抚，即便是朝廷的一品大员想要见他都不容易，而且刚好这几天张永一直是闭门概不待客。无奈之下，王阳明便和当差的小太监聊了起来，言语间很是客气。这个小太监早就听说过王阳明这个人，尤其是他们陪同皇上的这次南行，就是来找王阳明从其手中带走宁王朱宸濠的。动了恻隐之心的小太监进去帮王阳明通报了一声，结果还是被张永给挡了回来，小太监传话给王阳明说：“王大人，张公公吩咐了，请你回南昌去吧。”王阳明听后有些急了，因为他此行可以说是关乎整个江西省的老百姓的安危，于是再次向小太监恳求起来。小太监因为张公公已经有了回话，他也不好擅自做主，只好规劝王阳明回去。就在小太监打算关上门的一瞬间，王阳明一旋身越过小太监冲了进去。等小太监回过神来时，王阳明早已冲进了院子里。小太监冲王阳明喊了一句，王阳明答道：“请公公海涵，我找张公公的确有重要的事情。”然后他双手抱拳，冲这个小太监深深鞠了一躬。此时，闻讯赶来了几个小太监。见此情形，那个小太监朝其他的几个小太监一挥手，然后对王阳明说：“张公公在后院。”几个小太监听到他这么一说，还真以为王阳明是被张公公所召见的，便散开了。王阳明因此而逃过了一劫，因为在当时，无论你是多大的官职，私闯皇帝身边的太监红人张永办公的衙门，那无疑是在公然向皇上挑衅，而张永此时不仅是钦差大臣，而且还是正德皇帝钦点的讨伐宁王的先锋。
王阳明来到了后院的大厅，却还是不见张永的影子，于是他又像对待那个看门的小太监一样，双手抱拳，对着里屋一揖到地，说道：“张公公，在下王阳明，仓促间来见公公，实属无奈之举，还望公公原谅阳明的唐突。不过，阳明确实有关乎社稷的大事要与公公商议。”
当时是正德十四年，如果按照岁数来说，王阳明47岁，张永54岁，王阳明比张永小了七岁，对张永行如此之大礼并不为过；再者，当时张永是钦差大臣、开路先锋，手中更是大权在握。但是如果站在张永的立场上看，事情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张永一直敬重王阳明的学识，还有此次在平定南方宁王叛乱时所表现出来的有勇有谋，但是如果要让张永为了王阳明去得罪张忠，他显然还做不到这一点。可是张永明白一点，自古以来，宦官弄权者并不少见，尤其是在明王朝，更是司空见惯。但作为一名太监，无论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有多大，都无法得到朝中大臣们的由衷认可，因为宦官与那些科举考试出身的大臣根本无法相比。这在当年协助杨一清除掉刘瑾时他就深切地感受到了，自己不过是被他们利用了而已，但无论怎么说自己和刘瑾确实是仇人。如今王阳明来访，张永不去理睬他，也正是这个原因。目前王阳明有困难了，找到自己了，明日没事了，两眼一瞥又骂自己是宦官乱政了。可是隔着纱帘，张永这一次看得十分清楚，王阳明虽然硬是闯了进来，却表现得十分谦恭，这让张永出乎意料，于是他便走了出来。
王阳明脸上没有表现出那种大多数人求人时的模样，而是右手一撩前襟，欲向张永行大礼，不料却被张永拦住了。王阳明恳切地说：“请公公救救大明江山吧！”接下来，王阳明便将心中的顾虑讲了出来。自到南赣平定农民起义以来，他发现江西、福建这一带的民力可以说早已疲惫不堪，而之所以会造成如此的状况，正是当年刘瑾弄权时，南赣地区的官员为了讨好刘瑾四处敛财所致，再加上近几年山贼和土匪的频繁出没，当地的老百姓已经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如果再任由京军在这一地区折腾，那么江西、福建这一带的局面将很难收拾。另外，皇帝久离京都，如果朝中有奸党伺机觊觎皇位，煽动奸人作乱，那么天下一定会大乱，届时如果南方的匪寇与之相呼应，到时更是难以收拾。再者，如果依照皇上所言放了宁王，万一不小心让宁王逃脱，那么势必会再次掀起一场政治浩劫。
王阳明言辞恳切，况且张永也不是一个不识大体之人，尤其是刘瑾当年的祸乱之害，更是勾起了他的回忆。而且遍观王阳明的表现，张永相信，王阳明的确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他对自己的那份信任是发自内心的。这一刻，张永做出了决定--支持王阳明。随后，张永又向王阳明提出了几点要求：一、王阳明刚才所谈之事，他会即刻写密信给皇上，然后面见皇上说明；二、即刻将宁王交给自己；三、王阳明马上回到南昌，如果有什么事，会立刻通知他。王阳明没有犹豫，张永说什么，他就点一下头，那样子就像是一个言听计从的后学之辈在面对自己的师长。就这样，事情在仓促之间敲定下来。后来，张永果真一连给皇上写了几封密信，当知道皇上因贪恋女色而不愿离去时，张永亲自跑到皇上面前，替王阳明说了一堆好话，正德皇帝这才答应了班师回朝。
王阳明的这一次经历，可以说是充满了危险的。在求见张永时，面对一个小太监，如果不是他放下从二品的官架来好言相求，小太监根本不会去帮他通报，后来，当他趁小太监不备溜进去后，如果不是他以自己已过不惑之躯对那个不过二十岁的小太监施以鞠躬之礼，小太监就更不会帮他打发走另外几个太监，还告知张永所在何地。在后来求见张永时，如果不是他向对方施以至诚至善的大礼，张永也不会轻易从张忠等人的立场上突然转变到他这一方来。而后王阳明对张永所提之事，一概遵从，这再一次打动了张永。在一封接一封的密信之后，张永终于前去面圣，不但及时消除了江山社稷的隐患，同时也因皇帝对自己的信任而解除了张忠等人给王阳明带来的危机。
4.锋芒太过，会将晋升之道一一堵死
如果一个人的锋芒太过突出，那么就很容易遭到别人的忌妒，身为官员更是如此，很多怀有忌妒之心的人会从中作梗，让原本可以得到升迁的人不但得不到升迁，反而会将自己本应顺畅的晋升之路一一堵死。
锋芒太过，在很多时候表现为一个人的才华过高，或者功高盖主，有时却是太过聪明所致，三国时期的杨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辅佐曹操第三子曹植的门人，杨修过人的聪明才智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他的恃才傲物让自己的锋芒显露得太过突出了，以致最终被心性本就多疑的曹操所杀害。比如，有一次曹操命人修建了一座花园，并在竣工后邀众人前去观赏，但看过之后曹操并没有表示修建得如何，只是命人拿过笔来在一个月亮门的门上挥笔写下一个“活”字，然后扭头而去。负责修建花园之人立刻傻了眼，不知曹操究竟是什么意思，于是前去问众门人，但众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唯有杨修笑吟吟地对这个工头说：“你看，丞相在这个门里面写了一个活字，不就是阔嘛，这说明丞相认为这个门太过宽阔了，你可命人将此门改建一番。”工头抱着试试的心理将门改了，不料果真过了曹操这一关。但曹操一听这主意是杨修出的，心立刻沉了下去。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当时塞北送来一盒麻酥，曹操尝过之后感觉味道不错，兴奋之余便提起笔来在包装盒上写了三个大字--“一合酥”，并将其放在了桌案上。等门人都来了之后，杨修见到桌案上的一盒麻酥，又发现了上面的三个字，不由心里一笑，便命人拿来一些小勺分给众人，还说是丞相让大家吃的。很快，众门人就将这盒麻酥吃完了，曹操回来后便故意责问大家。此时，杨修站出来说：“我们是遵照丞相的吩咐把它吃了的。”然后，又用手指着盒子上的三个字对曹操说：“丞相明明在盒子写上了‘一人一口酥’，不就是让我们每人吃一口吗？”曹操虽没说什么，但心里很是不快，对杨修更是不满。
按照常理来说，杨修聪明过人，曹操早就应该升他为谋士了，可是因为他能够屡屡猜中曹操的心思，于是升迁与他无缘。在一次与西凉马超的作战中，杨修只被任命为了一个行军主簿，也就是文书之类的小吏。事实上，杨修只要安安心心地做自己的主簿就万事大吉了，尤其是在曹操战事不利久久无法战胜马超的时候。曹操由于战事失利，在用餐时看着饭菜就是吃不下，恰巧夏侯惇来问当晚的口令，曹操看着碗中的菜脱口而出“鸡肋”。口令传下去后不久，忽然有人来报，说军中很多人都在收拾行装好像打算要走。夏侯惇心里大惊，赶忙去找杨修，不想杨修也在帐内收拾行装，便问其中缘由。不料，杨修笑着说道：“从今晚的口令来看，丞相很快就会退兵了。”夏侯惇不解。杨修继续解释道：“鸡肋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就像现在的这场战争，继续战吧无法取胜，但是如果不战退兵吧，又怕遭众人笑话。所以我看，很快就会退兵了。”事情很快就传到了曹操耳中，他即刻命人将杨修叫到帐中，曹操听到杨修的解释后不禁勃然大怒，随即命令卫兵将杨修推出去斩了。
毋庸置疑，杨修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当年杨修的死与曹丕有关，因为当时曹操是想立三子曹植为世子的，也就是百年之后的继承人。曹丕自然不甘心，经常从中作梗，借杨修之事向曹操进谗言，因为杨修是曹植的支持者。但归根结底，杨修还是被自己过人的聪明害了。而同样是聪明过人的荀攸，不但没有遭到曹操的忌妒，反而一直被其视为心腹，最后被封为了陵树亭侯。这是因为熟读兵法的荀攸深知中庸之道，做什么事都不喜欢过于出头，而杨修的聪明经常用在了一些小事之上，结果被小人忌妒，这不仅将他的晋升之道一一堵死了，还最终被卷进了这场曹氏家族的权位之争，白白牺牲了性命。
一向以诸葛亮自喻的明朝大儒王阳明，不仅对诸葛亮的兵法深有研究，对三国时期杨修的死更是了然于胸。为官处世上的中庸之道更是很早便在他心里扎下了根，尤其是科举考试失败那年在众人面前才情迸发挥笔成赋后的经历，更让他明白了锋芒毕露很容易遭人嫉恨的道理。所以，在为官之后的处世上，王阳明都恪守着中庸之道的思想，无论是做什么事情，都避免显露出太过的锋芒。然而在动荡不安的明王朝，尤其是在正德皇帝朱厚照执政的这十六年间，作为一名官员，很多时候，并不是他不想显露锋芒便可以做到的。很多事情就像是冥冥之中注定好了似的，尽管王阳明是小心再小心，但结果还是让他显露出了自己的锋芒。
经历了贵州龙场的难忘经历之后，在几位昔日同僚的帮助下，王阳明仕途的春天终于来了，他先是到吉安府庐陵县做了一名知县，而在大太监刘瑾死后，王阳明则被提升为了南京刑部四川司的主事。虽然这看起来是个闲职，但毕竟王阳明是走在了一条慢慢升迁的为官之路上。果然，在王阳明还未去南京赴任时，新的任命就来了--王阳明被任命为吏部验封司的主事。上任后还不足一年，王阳明就又被提升为了吏部文选司的员外郎。惨遭刘瑾迫害后的王阳明终于得到了他本来早就应该得到的一切，但是此刻的王阳明不但没有因为在短时间的一步步提升而欣喜若狂，反而平静得像一潭水。但这种平静只是暂时的，很快王阳明的心便被激活了。
第一个找到王阳明的人是湛若水，几年前王阳明还在贵州龙场时，他们之间就一直保持着通信，如今王阳明回来了，他们自然更是有探讨不完的学理要交流。湛若水之后，黄绾、汪抑之和崔子钟等相继而来，就连王阳明在吏部的上司方献夫也来了。随着好友以及求学之人的陆续到来，他们开始兴致勃勃地探讨心学。为此，湛若水还在大兴隆寺安排了一个道场，为人们讲学。王阳明和湛若水各立门户，虽然他们讲的同为心学，但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起初他们的构想不过是文人学者在一起交流一下各自的学问而已，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些人的身份与纯粹的文人不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当朝的大臣，同时又是学问极深的学者。结果没多久，前来大兴隆寺听他们讲学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后来竟然成了京城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而，事事都有变数，就在他们进行讲学的过程中，一名朝廷的监察御史参与了进来，结果王阳明想不露锋芒也不行了。
监察御史郑一凡因操劳国事，身体一直欠佳，不知经哪位同僚一提，也去了大兴隆寺，并对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很是认同，因此经常去听王阳明的讲学。不料经一些痴迷于心学的学子一传，事情就完全变了。再传到外面，就更神了。人们都在纷纷议论，御史郑一凡本卧病在床多日，已经到了将死的时刻，可是在仆人的陪伴下去听了王阳明的一次讲学，结果当场就从竹椅上站了起来，原本枯黄的脸上也泛出了红润的光泽，而且回家也不再吃药了。也就是说，一个即将死去的人在听了王阳明的一次讲学后，又奇迹般地好了起来。事情被传开之后，王阳明就像当初在龙冈书院讲学时一样，再次被京城的人传得神乎其神起来，再加上当年王阳明被刘瑾派去的锦衣卫追杀的事情，他俨然成了一位红遍京城的传奇人物。
事情就是在不经意之间发生的，由于锋芒毕露，王阳明自然成为那些忌妒之人的眼中钉。原本王阳明从庐陵县的一个小知县一跃成为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就让当时很多朝廷的官员忌妒，再加上王阳明因讲学而至的名声，朝中有些官员再也坐不住了。他们通过当时还只是小太监的张忠向皇帝进言，说王阳明在京城的风头盖过了皇上，好胜的正德皇帝自然发了怒，王阳明仕途上的晋升之路也不得不在此告一段落。在兵部尚书王琼的力保下，王阳明此次虽然没有被贬，而且还由从四品升为了正四品，但被任命到了南京，做了个太仆寺少卿的无权闲官。
5.太极之道，为官者的必修课
太极与道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思想性更有着高度的统一。事实上，王阳明很早便和许多道教人士有着往来，加上自身所患的疾病，他对道家的思想包括武学都有着自己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至于他是否修炼过道家的太极功夫，历史上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但王阳明在他一生为官的过程中，却时时闪现出了挥洒太极的优美动作。在很多时候，王阳明在官场上的太极功夫简直可以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王阳明在官场上的太极之道，其实和他所学的兵法有着很深的渊源，往往在紧要关头，王阳明都会做出一些表面上看似十分不合常理，却又恰恰是最为有效的做法。换句话说，就是在常人看来最不可能发力的时候，王阳明却发力了。这既符合了兵法上所说的“诡道”，又暗合了太极之阴阳两仪的自然转换之理，可以说是达到了以柔克刚的效果。尤其是王阳明作为一名大臣，竟然多次运用他纯熟的太极之功和朝廷讨价还价起来，而奇怪的是当朝的文武百官，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将其识破。
事实上，王阳明的太极之道早在他最初做官的几年间，就已经露出端倪了。比如在孝宗弘治年间，发生了一起斗争激烈的政治主张之争，一边是以户部尚书李东阳为首的老臣，如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等，这些人大多是两朝元老，做事干练而老成，同时又有着积极的开拓和进取精神；另一帮人是以“前七子”之一的李梦阳为首的文人，这些人大多不满朝廷的一些腐败官员，以及李东阳等在朝中说一不二的权贵，因此主张朝廷“复古”。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复古才能够振作士气，达到革新朝政的目的。这两派“势力”在当时斗得异常激烈，最初，王阳明站在了李梦阳一边，王阳明当时提出的理念更为深刻，他提倡要从思想认识上去改变，这样才能够达到彻底的改变。但斗到后来，性质就有些变了，两班人马几乎是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似乎是双方各自的主张倒成了其次，把对手打败才是目的。王阳明见此情况，便抽身出来，因为一边是以李梦阳为首的明朝政坛的后起之秀，一边是于自己有恩的户部尚书李东阳。在这种无法出牌的情况之下，王阳明只好给皇帝写了一份上疏，以养病为由暂时离开京城回到了绍兴，同时告别了他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会稽山上搭建了一所房子，过起了修炼养生之道的生活。
而王阳明的这一次远离朝堂，固然有着他身体上的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那种政治旋涡压得他根本无法呼吸，索性在众人面前“云手”一挥借病回了老家，还在会稽山上耍起了太极。可以说，王阳明的这一次轻挥“云手”的太极功夫，不仅很好地避开了那场政治争斗，而且因为在山中的修炼让很多人都以为他是真的修成了神仙，消息传到京城，他即刻被召回了刑部，没多久便被派往山东主持乡试去了。
从此以后，在斗争激烈、宦官弄权的政治王朝中，王阳明便开始耍起了他的太极。尤其是在正德十年，朝廷对两京在职官员进行了一番考核，而说起这种官员的考核简直犹如儿戏。因为朝廷规定，只要是四品以上的官员，其政绩评定均以自述的方式，也就是说，是好是坏自己看着办。但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官员的这种评定还要通过都察院和吏部的最后审核。这两个部门也是朝中最为难缠的部门，一来部门人员都比较年轻，二来官阶都很低，再者大多敢言。然而，平时很少有人会把这些官员当回事，因为只要一言不合这些人没准就会上个奏折参你一本，所以有不少地方官就是平时想给他们送点什么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炭敬”都不敢。而长期如此的后果是，都察院和吏部就真的成了清水衙门，这也就更加导致了这些官员的愤愤不平。
就在王阳明接到朝廷的考核通知时，他的好友汪抑之等人就已经写信告诉了他一件关于都察院御史杨典的事。王阳明当时任职南京鸿胪寺卿，只是闲时和几位学者文人讲讲学，可不知哪一处得罪了这位御史，他竟然把一份报告打到了吏部，说王阳明既然那么喜欢讲学，还讲到了秦淮河的花船上去了，那就不妨将他调至国子监去当祭酒吧。所以，王阳明此刻更加深知这些言官的尖酸刻薄，对自我评定的述职报告就不得不引起重视了。很快，他就将述职报告写好了。
当王阳明将自己的述职报告送到吏部和都察院时，这些鸡蛋里挑骨头的官员一个个都傻了眼，因为王阳明在述职报告里一点都没有谈他在南京鸿胪寺卿任上做出的成绩和不足，而是谈起了自己早年是如何遭到刘瑾的迫害，身心如何备受煎熬，以致身体一直多病，所以想就此辞去官职告老还乡休养身体。俗话说：“杀人不过头点地。”人家既然是连官都不想做了，还怎么挑毛病？尤其是那位曾变相挤对过王阳明的御史，更是被王阳明的遭遇所触动，于是都察院和吏部就将王阳明的报告呈送到了内阁。在朝廷对两京官员进行考核的当口，王阳明想要辞官的消息很快在京城传开了。兵部尚书王琼得知后立刻急了，他即刻上奏皇上，说王阳明刚刚43岁正是大展宏图之时，而且此人精通兵法，加上近几年南方农民起义不断，朝廷怎可让其舍国家的大义而视自己的小情。在王琼的极力推荐之下，那些原本想借王阳明在南京讲学的事而大做文章的言官听了，也都附和起来，说王阳明既然能讲学，就说明他能干。经过一番讨论，朝廷得出了一个统一的意见。正德十一年，一纸任命就这样从京城发至了南京，王阳明从南京鸿胪寺卿提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负责巡抚南赣地区。
闻听此讯后，南京的官员无不为之震动，同样的述职报告，别人都没被提升，怎么偏偏王阳明就被提升了呢？事实上，不要说是那些精于算计的两京官员，就是跟在王阳明身边的弟子们和他的好友--时任南京礼部尚书的乔宇等人，也都感到十分震惊。而接到新的任命的王阳明又一次向朝廷上疏，目的还是一个：我要辞官。如果说王阳明当时是为了应付那些都察院和吏部的官员，利用这种奇特的述职报告跟他们耍了耍太极，这还好说。如今他在仕途上得到了晋升，为什么还要辞官？当时很多官员都不明白王阳明究竟是怎么想的，包括推荐他的兵部尚书王琼。然而，王琼虽然不明白王阳明要做什么，但是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认为自己并没有看错人。因为，王阳明的这前后两番要求辞官回乡的举动，虽然看似是没按照常理来出牌，但这恰恰是跳出了读书人的迂腐，也符合了兵道即为诡道的用兵之法。王阳明自然没有辞成官，因为他的弟子们和朋友们劝住了他。其实当时，王阳明只是想再向朝廷要一个“便宜行事”的权力，一来可以动用地方的军队，二来也可以因地制宜地给当地老百姓制定出一些相应的惠民政策。因为，在得到任命后，王阳明便了解到，南赣地区十分贫穷落后。
王阳明这前后三次的辞官之举，很明显都是在和朝廷打太极，第一次是以退为进，既避开了自己无法化解的政治斗争矛盾，又以修身养性的方式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在一松一弛间既躲过了政治争斗的旋涡，又让自己得到了升迁。第二次和第三次，王阳明都是以辞官为借口，但如果前后对比一下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王阳明是在和朝廷打太极。因为这两次王阳明辞官的理由不同，一次是以身体差为由，一次是以那些起来占据山头为王的起义军以前都是自己的同胞，如今去攻打他们于心不忍。虽然这两个辞官上疏，王阳明都写得很坦诚，但短时间内前后略显不一的言辞还是透出了兵法上的诡异，只不过很多人都没有读出来而已。但处于险恶的明朝官场之上，王阳明运用他娴熟的太极功夫在一动一静的自由转换间，不仅借力打力地完成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同时也为后来者在为官之道方面上了一堂生动的必修课。
6.过于低调，反而会让自己在沉默中被忽略
中庸之道，讲求的就是“执两用中”，避免在处理问题时出现极端化。而众所周知，极端化往往有两种表现：过于张扬而锋芒毕露是一种高调的极端化；而为人行事上过于低调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极端化。在中庸思想的主张之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极端化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因为，过于高调行事会让自己成为万绿丛中的一点红，突出的颜色会引起众人的注意，极易让自己成为射击场上的标靶；过于低调则会因为行事的不够积极而很容易被人淡忘，甚至会让人认为，这个人心态太过消沉，没有动力。作为官场之人，如果过于低调了，久而久之也就会淡出本来就争斗得十分激烈的政治舞台。
对于深谙中庸之道的王阳明而言，在初入仕途的那些年，他虽然深明其理，但同样也因为在官场上的一时失意而萌生了退隐的念头。只不过，他很快就从这种过度低调的失意中解脱了出来。因为熟读兵法的王阳明心里十分明白，过度萎靡不振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让自己在消极的懈怠情绪影响之下，变得意志更加薄弱，在仕途上就会像一株被遗弃的草芥般慢慢枯萎而死。
一直将诸葛亮作为榜样的王阳明，在早年读书时就对中庸之道有着很深的理解，尤其是因对诸葛亮的崇拜而对三国那一时期历史的研读，更让他心有所感。当年，曹操做了魏王之后，一直在为世子的选择而观察着自己的儿子们，而在这之中，有两个人显得尤为突出，一个是曹植，另一个就是曹丕。从心里而言，曹操是十分喜欢曹植的，这主要是源于曹植的聪明，以及他出口成章的才华。所以，曹操原本打算立曹植为世子，只是心里总是有一些顾虑，因为曹植毕竟不是自己的长子。于是，他便适当地给曹植安排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差事让他去处理，一方面是想磨炼一下这个从小只知道读书的儿子，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他对国家大事的参与而在满朝文武面前树立一个形象，为他日后继承自己的霸业做准备。
客观上讲，曹操对于曹植的过分喜爱以及有意栽培，其实是有着几分偏袒与爱护的。而对另一个儿子曹丕，曹操总是觉得他过于老实忠厚。但是因曹昂早亡，实际上此时的长子应该是次子曹丕了。废长立幼向来就是易生祸乱之举，当初荆州牧刘表死前，在蔡瑁等人的胁迫之下，立了次子为荆州牧，结果使得兵精粮足的荆州最终落入了曹操之手。作为一代军事家的曹操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只不过曹丕在众子之中的表现的确太过平庸了。而实际上，不要说是曹丕，曹操的每个儿子都有着承袭魏王爵位的梦想，只不过每个人的反应有所不同罢了。作为曹丕，他本以为兄长曹昂的过早去世，让自己无形之中成为长子，只要自己在父亲面前能够表现得更为忠厚、老实、孝顺一些，世子之位是跑不了的。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曹丕发现，父亲似乎将目光对准了自己的一母胞弟曹植。表面平静的曹丕实际上内心非常焦虑，只是他无法言说罢了。而弟弟曹植一再得到了父亲的恩宠，还被封为了平原侯。无奈之下的曹丕只好找到了吴质，并以君臣之礼相待。对此，吴质大为感动，且指出曹丕表现得太过平庸，这显然会被魏王所忽略。对于吴质，曹丕可谓是言听计从，成功挑起了曹操对一直支持曹植的杨修的反感，最终将其处死，并因此而迁怒于曹植。此时在吴质的有意安排与斡旋中，曹丕一改往日过于低调的作风，恰到好处地参与了几起朝廷事件，并展露出了自己的才华，最终战胜了其他几个兄弟，继承了魏王的爵位。
熟读兵书与历史的王阳明可谓深谙做人不能太低调的道理，而在经过龙场悟道之后，他更是明白了很多东西--既然自己选择了科举考试作为实现人生目标的方式，那么就应该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一味地消沉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让自己变得更加低调，慢慢就会像当初的曹丕从曹操的心里淡出去一样淡出官场。
于是，他凭借自身的学问再次站了起来。他先是对当地的几名学子讲起了自己的心学，继而又给他远在京城的昔日同僚崔子钟和汪抑之等人写了信，在信中除了对他们表达出了几分思念的情怀之外，还向他们讲起了自己近来在心学上的所思与所得。这种学术上的交流，加上彼此以往的同僚之情，使得王阳明虽然身处偏远的贵州龙场，可是经由这些同僚的宣讲，他的事迹和遭遇再次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在贵州，原本一直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小的驿站，竟然因为王阳明的到来而成为他讲学的龙冈书院。在京城，王阳明的情况也感动着三个人，那就是乔宇以及当时翰林院的两位编修。正是这些人的出现，才让原本被刘瑾一棍子打到底的王阳明有了一个翻身的机会。
如果王阳明不是很快从低沉中醒悟过来，以讲学和与远在京城的昔日同僚和好友们不断书信往来来表现自己，那么，也许他就会真的变成一个默默无闻一心只想躲在龙场的小驿站里研究学问的小驿丞了。可以说，王阳明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中庸思想，而他的仕途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越来越坦荡，从一个普通的进士出身的小吏慢慢成为得到朝廷赏识和重用的一代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