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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错觉
查尔斯·麦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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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
建立起许多公司，
发行新股票牟取暴利；
他们用虚名欺骗国民，
先募集新的信贷，
然后将其贬值，
把虚夸的资产分成股份，
引得众人争来夺去。
--笛福
为金钱疯狂
--密西西比计划始末
1719年到1720年，在法国发生了一件被后人称为“密西西比大疯狂”的历史事件，无数的法国民众被卷入这场购买股票的狂潮中。在开始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凭借股票一夜暴富，但随后，更多的人收获的是破产的结局，国家也一度陷入动荡之中。
说起这个事件，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密西西比大疯狂”的始作俑者--约翰·劳。由于约翰·劳倡导的“密西西比计划”的严重后果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因此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他不是骗子就是疯子。但是，后世的历史学家发现，如此对待他是不公平的。众所周知，约翰·劳既不是骗子，也不是疯子。与其说他骗人，不如说他是受骗；与其说他是罪犯，不如说他是受害者。他是那个时代的金融专家，他对信用的原理和原则了如指掌；他所建立的系统虽然最终轰然崩溃，但这并不主要是他的过失，而是因为他建立这个系统的基础--法国民众--出了问题。他做梦也没有料到整个国家贪婪的狂潮成就了他的计划，也最终毁灭了他的系统；他也不知道，自信，像怀疑一样无限制地增长；并且，希望，也可以像恐惧一样四处泛滥。他怎么会预见到法国人会像寓言中的那样，在他们发疯般的渴望中，杀掉给他们下了那么多金蛋的鹅呢？
约翰·劳，他一生的命运就像第一个从伊利湖向安大略湖漂流的水手一样。他出发时，河面上波澜不兴，视野开阔。河水载着春风得意的他迅疾愉快地前行，此时来看，没有人能阻挡住他前航的轻舟。可是……天哪！眼前就是大瀑布。当他明白过来时，已经太迟了。刚才还载着他快乐前行的水流如今竟成了把他推向深渊的死神之手。湍急的水流让他试图调头返回的一切努力都成为徒劳，此刻，他再拼命地划水，也根本不足以对抗水流的强大力道，水流逐渐将他推向那势如雷霆的瀑布。最终，他与水流一起飞越嶙峋的岩石，连人带船一道落入谷底，撞个粉碎；这个猛烈的冲击使水面溅起了一些水花，但也只是翻滚了几下，冒出几个泡沫就平静下来，像往常一样，继续向前流去。约翰·劳和法国人就是这样。劳是水手，法国人是河水。
1671年，约翰·劳生于爱丁堡。他的父亲老约翰生于法夫郡的一个古老家庭，其职业是金匠和银行家。老约翰做买卖积攒了一大笔财富，他用这笔钱在罗西安西部和中部交界的佛斯福斯买下了劳里斯顿和兰德尔斯顿两处地产，因此，他被称为劳里斯顿的劳--在自己的名字前能拥有一个领地的称号，这不仅是老约翰的一个愿望，也是他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梦想。
约翰·劳是他的大儿子，刚满14岁的时候就被带到会计室中艰苦工作了三年，因为老约翰想让儿子早早理解苏格兰这个地方的银行操作原则，以便日后接替自己的事业。约翰·劳没有让父亲失望，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在算术上显示了超乎同龄人的才能，并对数字充满了热情。17岁时，约翰·劳长得又高又壮，身材健美。虽然他的脸上因出天花而疤痕累累，却非常讨人喜欢，一看就是个充满聪明智慧的青年。这时，他开始变得不务正业，自负虚夸，一味痴迷于奢华的服饰。在女人丛中，约翰·劳是个宠儿，女人们都叫他“漂亮的劳”。而男人们却十分鄙夷他这个纨绔子弟，把他称作“浪荡的约翰”。他的父亲在1688年去世，他也乐得没有烦琐事务缠身以及父亲的约束，带着继承来的劳里斯顿地产的收入，来到伦敦闯荡世界。
他当时非常年轻帅气，性格桀骜不驯，加上又刚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因此，可以想象，他刚到伦敦的时候出手相当大方。很快，他就成了赌场的常客。他把数学天赋用在了赌桌上，靠着对输赢几率精心的计算，他竟然屡屡赢钱，俨然成了赌场里的常胜将军。每个赌徒都对他的好运十分嫉妒，更多的人则是对他崇敬得无以复加，赌徒们每天目不转睛地看他赌钱，看他压在什么位置，大家也纷纷跟着压，以图沾点光。
在讨女人欢心方面，他也同样是个行家里手。伦敦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都亲切地、微笑着看待这位潇洒英俊的苏格兰男子--这个年轻、富裕、聪明又富有魄力的小伙子。可是所有这些成功却为他未来的不幸命运埋下了伏笔。放荡地生活了九年之后，他最终成了一名无可救药的赌棍。他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地下注，而是疯狂地追逐大笔押注带来的刺激，他的赌注越押越大。终于，有一天，他在一场豪赌中失败，输掉了很大一笔钱，他不得不抵押了他的地产才脱了干系。祸不单行，偏偏在这时候，他与一位名叫维莉尔丝的女士的暧昧关系败露了--这招致了该女子的丈夫威尔逊先生的仇恨，后者要求与他进行一场殊死决斗。他接受了挑战，并当场把对手射死。这使他锒铛入狱，并被判处谋杀罪名，应处以死刑。但由于是过失杀人，判决最后被减成罚款。但死者的兄弟不服，提出了上诉。他被押到最高法院受审，可是他后来不知道用什么办法逃脱了法网，并逃到了欧洲大陆。
事后，法官们还在《加威特报》上刊登了通缉令，悬赏捉拿劳。在通缉文告中，他被描绘成“约翰·劳上尉，苏格兰人，26岁。个子高大，肤色黑，瘦削身材。体型适中，大约有六英尺高，大麻坑脸，大鼻子，嗓音响亮”。但这并没有阻碍他的成功逃亡，他到达欧洲大陆后，在那里旅行了三年。这三年来，他一边周游各国，一边详细地钻研各国的货币和金融事务，还身体力行地从事了一些金融生意，比如他在阿姆斯特丹呆了几个月，就做了几笔金融投机买卖，这让他赚到一些钱。他每天早上研究金融和贸易的规律，傍晚则沉溺于赌场之中，赚到的钱也在赌场中被挥霍得所剩无几。
大约在1700年，风头过去以后，他返回爱丁堡。就在这个城市，他出版了一本名叫《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的提议和理由》的小册子，不过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
不久以后，他又提出了一个关于建立所谓的“土地银行”的主张。他主张，“土地银行”发行的纸币，按一般利率，永远不得大于或等于该国所有土地的价值。谁拥有此种钞票，谁在特定时间内就拥有对该土地的使用权。这个宏伟计划一经提出，就引起了苏格兰议会的极大兴趣，议员们对这个主张进行了长久的讨论。一个中立党派还提出动议要求建立这样一个银行。不过，议会最后通过决议认为，这种通过强迫的方式建立的任何纸币的信用，会使整个国家陷入风险之中。因此否决了这个计划。
劳的计划失败了，同时，他提出的对误杀威尔逊一案的赦免请求也被法院驳回。无奈，他只好再度流亡欧洲大陆，重操赌博旧业。他继续在佛兰德斯、荷兰、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和法国游荡了十四年。流亡期间，他所到一国，便研究该国的贸易和资源，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没有纸币，国家的经济也不会繁荣。在这十四年中，他成了赌博专家，凭借精心的计算和对下注时机的把握，从赌场中套取了大量的财富，也因此成为赌场经营者的噩梦。据《世界传记》（Biographie niverselle）记载，他首先被逐出威尼斯，又被热那亚封杀，因为当地的法官都认为他的到来给当地的年轻人带了个坏头。在居留巴黎期间，连警察总长达让松都勒令他卷铺盖走人。但幸好约翰·劳与巴黎的旺多姆公爵、孔蒂王子和奥尔良公爵等诸多社会名流私交不错，尤其是奥尔良公爵，十分赞赏约翰·劳的潇洒从容和翩然风度，他放出话来要做劳的保护者。有了这些名人的力挺，劳也自然能心安理得地在巴黎居住下来了。
劳深知奥尔良公爵与皇帝十分亲近，并且深深地感受到，公爵今后注定将成为法国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此劳很注意和公爵保持良好关系，他们经常互访，劳则趁机向公爵灌输他的金融主张。
在这期间，劳曾向法国的审计长德斯马莱提出了一个财政计划。据说当这个计划上报给当时的法国皇帝路易十四的时候，皇帝得知计划的提出者--劳不是天主教徒，就拒绝与劳进行任何接触。就这样，劳又一次吃了闭门羹。
劳对自己的财政计划不死心，他来到意大利拜谒萨伏伊公爵维克多·阿马迪斯，请求他在自己的领地建立土地银行。公爵的婉拒让劳的希望再一次破灭，但是公爵建议他再回到法国国王那里试试看，因为他对法国人的性格很了解，法国人肯定会对这样一个新颖而又动听的计划热烈赞同。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原来否决他的计划的法国皇帝路易十四刚刚去世了，年仅7岁的继承人登上了王位，前文提到的奥尔良公爵摇身一变成了摄政王，总揽朝政--劳的机会来了！
摄政王奥尔良公爵是他的朋友，对他的理论和假设十分熟悉，劳面前的道路再无障碍。更重要的是，由于前任皇帝路易十四漫长执政期间的奢侈腐化，法国的财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劳和他的计划，恰恰也让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看到了希望。
当时，摄政王奥尔良公爵接手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烂摊子--全国的对外债务高达30亿里弗赫，而每年的税收总共才有14.5亿里弗赫，政府支出花去14.2亿里弗赫。也就是说，每年只有300万里弗赫来支付30亿外债的利息，整个经济秩序一片混乱。经济上的混乱引发了社会的动荡，路易十四刚刚死去，国民的积怨终于爆发了，愤怒的群众走上街头，用石块砸坏他的塑像，撕毁他的肖像，他的名字已成了“自私”和“压迫”的同义词，人们的记忆中只留下了他的倒行逆施、奢侈和残暴。
为了迅速平息国民的怨恨，维护政权的稳定，摄政王专门召集了一个会议来商讨解决方案。会上，圣西蒙公爵建议摄政王召开议会，宣布整个国家的破产，尽管这个方案非常冒险，一旦成功，将有效地把国家从暴乱的危险中挽救出来。而处事圆滑的诺阿耶公爵担心此举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则运用自己全部的影响反对圣西蒙的提议，辩称这个冒险的举动既会降低法国的诚信度，又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摄政王同意了后者的意见，于是，这个孤注一掷的计划被终止了。
摄政王最终采纳了后者的计划，尽管打着维护国家诚信度的旗号，许诺要公正无私，结果出台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一个不诚实的措施：国家下令重铸货币，但货币的重量比原来减少五分之一；那些拿1000个金币或银币到造币厂的人领回了面值相同的货币，可金属的重量只有原来的五分之四。这样一来，通过空手套白狼，国库凭空就获得了7200万里弗赫的收入。可结果却使国家的整个商业运行变得一团糟。政府又轻微地减少了税赋，此举果然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民众愤怒的呼声，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人们忘记了未来会出现巨大的不幸。
计划的另一个方面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裁决委员会，审查那些贷款承包商和赋税承包人的不法行为。这个裁决委员会是由议会的各个议长、各委员会援助和咨询法庭的法官们以及审计委员会的诸位官员组成，其主席是财政大臣，具有相当大的权力。他们鼓励民众对税收员的不法行为进行告密揭发，并许诺：告密者可以拿到罚金和没收款项的五分之一作为报酬。另外，谁要能协助找到犯罪者隐匿的款项，那么款项的十分之一将作为赏金。在那个时代，税收员在任何国家的名声都不太好，但在法国尤为严重，因为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税收员广收苛捐杂税，民愤极大。因此，当这些赋税承包巨头以及手下的各级承包人受到法办，全国民众一片欢腾。
委员会一成立，法国顿时出现了告密狂潮。犯罪或有嫌疑的人纷纷锒铛入狱，上到巴士底监狱，下至边远县城的小监狱统统人满为患。委员会还下令：凡是帮助犯罪嫌疑人逃跑的人都将被处以很重的罚款。这场裁决风暴使得大量贷款承包商和赋税承包人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有的人被罚戴枷示众，有的人被罚做苦役，罪行较轻的人则被处以罚款和监禁。只有一个名叫赛缪尔·贝尔纳的人被处死了，他是一个偏远省份的银行家和赋税承包人。这个号称当地一霸的家伙非法收入如此之巨--竟提出愿意拿出600万里弗赫，即25万英镑买条生路。不过裁决委员会拒绝了他的贿赂--他被立即处死。
不过，在这场运动中仍然有不少漏网之鱼。一些贷款承包商和赋税承包人比赛缪尔·贝尔纳狡猾得多，他们把财产都藏在隐秘之处，政府即使抄了他们全家也所得无几。无奈，政府做出了妥协--改以罚款的方式代替刑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各个行政部门贪污腐败，大部分罚款反倒被朝臣以及他们的妻子、情人们据为己有，国家并没得到更多实惠。当时有这样一件事：一个承包人依照法令本应被罚款1200万里弗赫。一位在政府中很有影响力的伯爵告诉他如果给自己10万克朗的话，他的罚款就可以免除。“朋友，你来得太晚了，”这位承包人说，“我已和你的妻子讨价还价过了，她只要5万。”
这次反贪风暴持续了几个月，罪行严重的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由于告密有利可图，一些正直的商人也受到诬告，被牵涉进来，为洗刷清白，他们不得不公开其经营状况。社会各界怨声载道。一年之后，政府觉得该收手了，于是解散了裁决委员会，同时宣布对那些蒙冤的人实行大赦。
就这样，在这场运动中，政府最终征收到了1.8亿里弗赫的收入，其中的8000万被用来还外债，余下的钱被大臣们贪污了。曼特侬女士撰文回忆说：“那时候摄政王出手很大方，经常给手下巨额赏赐，其实这些钱都是罚没的公款。人民对这种假公济私的行为十分不满，议论纷纷。”人们这时候才明白，税收员其实是小角色，大臣、官员们才是巨贪首恶！这造成了“劫夺一群骗子的财产去中饱另一群恶棍的私囊”的结局，真正两手空空的还是国家和人民。
其实，造成今天的结局，摄政王难辞其咎。尽管他胸有大志，却缺乏做事的干劲。他不愿过问国事，不加细察就签发官方文件，还经常把自己分内的事让别人去办。一句话，他是个空有强国愿望，却不愿意劳心劳力、办点实事的人。所以，劳的“强国速成计划”正对了摄政王脾胃。
劳向摄政王提交了两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提出：当前欧洲诸国中，最不景气的货币就数法国货币了。他说，金属货币已经远不能满足一个商业国家的要求，必须有纸币的辅助，英国和荷兰在这方面就是榜样。他建议成立一个银行，这个银行掌管国家的税收，并以税收和不动产为基础发行纸币。并提议该银行名义上归国王管理，但实际上由议会指定的委员会掌控。
为了扩大影响，劳还把自己撰写的关于金融和贸易的文章译成法文，在法国传播，倾力打造自己“财经学家”的形象。很快，他的名字传遍了法国的每一个角落，同时，摄政王的心腹大臣们也在各种公众场合对他宣传吹捧。这下子，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着他，盼望在这位拉斯先生（Monsieur Lass）身上出现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1716年5月5日，劳与他的兄弟得到授权，一起建立一个名为“劳氏公司”（Lawand Comlmny）的银行，它发行的纸币可以用来缴税。该银行的资本为600万里弗赫，每500里弗赫一股，共1.2万股。其中四分之一可以用金属货币购买，其余的可以用国库券的形式购买。
约翰·劳对金融事务三十年的研究经验终于在此时派上了巨大用场。“劳氏公司”发行的纸币可以随意购买或兑换，并且发行后价值不变。这立即使他的纸币变得比金银还值钱。因为金银经常会受到政府的干预而贬值。比如1000里弗赫的银币，今天还与它们的面值相符，第二天就会缩水六分之一，而劳氏银行发行的纸币的价值始终坚挺。另外，劳还说服摄政王下令，银行家在发行纸币时必须有足够的基金来支持，否则应该被判死罪。结果，“劳氏公司”发行的纸币在公众中的口碑越来越好，有调查显示，其受欢迎度比金属货币高1%。不久，其效果显现出来了，法国萎缩的商业开始复苏，民众的纳税积极性提高了，抱怨的声音也减弱了，人们逐渐建立起对纸币的信心。一年之中，劳发行的纸币升值了15%，而相比之下，政府发行的来偿还奢侈的路易十四所欠债务的国库券，其价值则下滑了21.5%。相比之下，形势对劳简直太有利了，目前整个国家的注意力都聚焦到了他身上，劳的信誉也如日中天。几乎在同时，劳的银行分行也遍地开花，出现在里昂、罗谢尔、图尔、亚眠和奥尔良这些重要城市。
摄政王也很惊讶于这样优异的业绩。于是劳趁热打铁，对摄政王提议说：“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垄断着与密西西比河广阔流域和河西岸路易斯安那州做贸易的权力。人们都认为这两个地区盛产贵金属，如果垄断这里的贸易，就可以成为唯一的税赋承包人和钱币铸造者。”
摄政王对劳言听计从，新公司很快就获批了。公司资本分为20万股，每股500里弗赫，这些股票可以用国库券按票面价值购买，尽管在市场上，面值500里弗赫的国库券在市场上只能换来160里弗赫。然而，投机的狂潮席卷了整个法兰西，民众仍然一窝蜂地前去购买，哪还管什么值得不值得！
劳氏银行首战告捷，民众也对他许下的任何承诺都坚信不移。再加上摄政王从政策上予以相当力度的支持--每天都赋予这位幸运的策划者以新的特权。逐渐地，劳的银行垄断了烟草的销售，独揽了改铸金币、银币的权力。最后，皇室甚至批注劳氏银行升格为法兰西皇家银行。
在如潮的赞扬声中，劳和摄政王有点忘乎所以，他们忘记了摄政王曾经宣布过的准则，即：如果一个银行家没有必要的资金储备，贸然、大量地发行纸币，他就只有死路一条。法兰西皇家银行甫一成立，摄政王就意气用事，授意它发行了面值10亿里弗赫的纸币--这是他们的计划迈向错误的第一步。在后世看来，这一过失的责任并不在劳，因为，当银行事务在劳的控制之下时，他发行的纸币从来没超过6000万里弗赫。因此，可以肯定，这完全是摄政王一手策划的。
银行信贷是个复杂微妙的系统，摄政王的意气用事会对它产生致命的影响，但当时，劳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另外，劳生活在专制政府的高压之下，即使他能看出摄政王的错误之举，他也无力纠正。就这样，10亿里弗赫的纸币从印刷厂进入流通领域，充斥了整个国家。由于缺乏稳固的基金支持，这些纸币的价值命中注定迟早会一落千丈。但是，眼前的巨大利益映花了他的眼睛，使他预见不到在未来的某一天，他和他的计划将遭受的灭顶之灾，甚至会把法国带进无尽的灾难中。
议会对劳的计划的安全性提出了疑问，法官达格索对大幅度增加纸币发行量，以及国内金银货币的持续贬值提出旗帜鲜明的反对意见。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劳有摄政王做靠山，最后达格索被摄政王无理撤职，取而代之的是摄政王的心腹达让松，达让松还兼任财政大臣。新上任的财政大臣达让松在金融方面是个彻头彻尾的门外汉，他上任后，为了能尽快偿清国债，采取了一个愚蠢的措施--以旧换新。但凡送4000里弗赫硬币和1000里弗赫国库券到造币厂去，就可以换得5000里弗赫的新硬币。造币厂也开足马力，忙于将4000个旧的大硬币改铸成5000个新的小硬币。这么做的结果是使金银货币的价值更加低落，最终会对贸易和信用造成巨大的伤害。而达让松不但浑然不觉，反倒沉浸在沾沾自喜之中。
达让松的失策和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被议会察觉到了，议会认为这都是劳出的馊主意，有些议员甚至深恶痛绝地提议将劳押到法庭受审，如果认定有罪，应就地正法。
议会再三向摄政王请愿。摄政王对他们的请求则置若罔闻。无奈，议会只好走了一步险棋--宣布一道法令：规定人民在支付时只能用旧币，以对抗达让松的政令。摄政王立即召集御前会议，宣告该法令无效。随即议会又发布了一个法令。摄政王再一次运用他的特权废除了法令。议会不屈不挠，于1718年8月12日又通过一个法令，严禁劳氏银行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征税。禁止所有的外国人（劳是英国人）以任何名义介入国家财政管理，违者将给予重罚。
劳一看，矛头是冲着自己来的，就如惊弓之鸟一般逃到皇宫中，向摄政王寻求庇护，请求摄政王动用特权来逼迫议会就范。此时正赶上先王的两个儿子曼因公爵和杜鲁斯伯爵因为立嫡闹纠纷，摄政王被烦扰得心中完全没了主见，就依劳的请求，下令逮捕议会的议长和两名带头持反对意见的议员，将他们关押到远方的监狱，这才最终降伏了议会的抗争。
横在劳面前的绊脚石终于在摄政王的权势下被搬开了。没有了后顾之忧，劳将全部心力都倾注到他那著名的密西西比计划之中。他不顾议会的反对，持续增加公司的股份。1719年初，密西西比公司甚至获得了在东印度群岛、中国、南太平洋诸岛以及卡尔伯特建立的法国东印度公司所属各地的独家贸易权。随着业务的快速增长，这个公司改名为印度群岛公司，并新增5万份新股。劳向法国人民展现了一幅异常辉煌的前景--他保证每份500里弗赫的股票每年可以分红200里弗赫。由于这些股票是被用国库券以面值购买的，而国库券一直在贬值，实际上人们只要花100里弗赫，就能买到面值500里弗赫的股票--每一股的利润竟达到200%。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顿时，5万份新股，引来了30万人申请购买；从早到晚，急切的申请人挤满了劳在甘康普瓦大街的住宅。由于申请人太多，具体能不能买到还不一定，名单需要几周后才能揭晓。在这段时间内，公众的焦急心情达到了疯狂的顶点。为了知道结果，公爵、侯爵、伯爵以及他们的夫人们每天都要在大街上等几个小时。最后，等待的人数达到数千，并充斥了整条大街，他们甚至就近租了房子打持久战。同时，旧股的价格节节上扬；整个国家陷入了追逐金钱的狂潮，新的申请人源源而至。最后，公司又以每股5000里弗赫的价格发行了30万新股，总金额15亿里弗赫，很快又被法国民众抢购一空。其实，人们的这种狂热劲儿，不要说15亿，就是定价45亿，老百姓也会很开心地购买。
摄政王也很开心，15亿里弗赫巨款入手，他利用这笔钱把法国的国债还清了。
现在的劳正处在事业的巅峰，法国人也在迅速地接近痴迷的顶点。上到豪门显贵，下至贩夫走卒，人人都幻想获得无尽的财富。在贵族之中，除了圣西蒙公爵和马尔沙勒·威拉尔斯之外都在忙于炒买股票。无论男女老少，无论何种身份地位的人，都想从密西西比债券的涨落中淘到一桶金。最后，劳所在的甘康普瓦大街成了股票经纪人的集散地。由于街道狭窄，再加上人群密集，经常有人被踩死挤伤。
临街房子的主人乐开了花，以前这里的房租是1000里弗赫/年，现在涨到了1.2万到1.6万里弗赫/年！一个鞋匠把补鞋摊租了出去，并且向经纪人和顾客提供纸笔，靠这些他每天就能赚200里弗赫。还有一个驼背站在街头，急于找撰写材料的投机商租他的背当书桌，就这样他也发了财！当然，巴黎的小偷和恶棍也闻风而至，于是暴力和骚乱的发案率大大提高了。因此，政府不得不派出一队士兵在夜晚维持秩序。
劳为了图个清静，搬到了旺多姆广场附近居住，可那些投机商们也接踵而至。宽阔的旺多姆广场很快成了第二个甘康普瓦大街。从早到晚，它就像是个嘈杂的市场。摆货摊的、卖股票的、卖点心饮料的，甚至赌徒们在广场中心支上了赌桌，他们从来往的人流中赚钱。旺多姆广场除了是生意人的约会之地外，还成了时髦的休闲之地，人们在夏天的晚上来这里散步、吃夜宵。广场附近有一个法庭，法官连连抱怨广场太吵闹了，都听不清律师辩护的声音了。解铃还需系铃人，劳联系了加里格南亲王，打算购买亲王的苏瓦松官邸。因为在该官邸后面有一个面积达几英亩的大花园，用来作股票交易场所正合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劳花了天价买下这个官邸，而亲王把大花园保留了。生财有道的亲王命人在花园内搭了大约500个小帐篷和摊位，出租给交易股票的人，按每顶帐篷500里弗赫/月的租金，亲王的月收入仅此一项就达到25万里弗赫，或者说超过1万英镑。
时任陆军元帅的维拉尔斯是一个正直的人，每看到自己的同胞陷入这种愚蠢的投机生意中不能自拔，他就感到非常气愤。有一次，他坐在马车里驶过旺多姆广场，看到人们醉心于买卖股票之中，这位性格暴躁的绅士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命令车夫停住马车，然后他把头伸出车窗，对着人群大声疾呼，要求他们停止这种“招人厌恶的贪婪行为”。这个举动不但没有奏效，反倒引来了人们的阵阵嘘声和嘲弄声，甚至有的人开始向他的头上投掷垃圾，这位元帅悻悻地驾车狼狈而逃。此后他再也没在这里露过面。
当时有一件非常富有讽刺意义的事，有两位以清醒、安静和富于思辨思维的学者，分别是拉·莫特先生和提哈松神父。他们经常相互吹捧，赞扬对方在这场狂热行为中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没有随大流。但几天后，这位德高望重的神父就跑去苏瓦松官邸买股票了，当他出来时，正好碰见同样来买股票的拉·莫特。神父说：“哈！那是你吗？”“是我，”拉·莫特回答说，“怎么你在这儿？”这两位学者第二次聚首时，两位学者尽管还在对哲学、科学和宗教高谈阔论，但谁也没有底气对密西西比计划发一句微词了。最后，当这件事终于被提起时，他们一致同意：一个人永远也不应发誓拒绝做某件事，还有，聪明人设法赚钱，去享受豪华与奢侈是可以理解的。
一时之间，劳这位财神突然成为国内最重要的人物，达官显贵都以和他交往为荣。无论是贵族、法官还是主教们都涌进了他的官邸。陆军、海军的将领，地位尊贵和时髦的女士们，以及每个世袭有爵位或身居要职的人也都坐在劳的会客室，希望得到印度公司的股票的优先购买权。而事实上，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申请者才能见到劳一面。所以申请者们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策略以接近他。要在平时，那些贵族们即使在受到摄政王接见的时候，让他们等半个小时也会火冒三丈，此时他们为了能一睹劳先生的尊容，不要说半小时，就是等上六个钟头也心甘情愿。仆人们只要优先通报，就能获得客人不菲的小费。平日里高贵惯了的女士们此时也不再矜持，抛媚眼、献笑容，无所不用其极。蹲点蹲了两个星期才得到接见的也大有人在。当劳先生接见宾客时，女人们簇拥着他，她们都要求他记下名字，允许她们购买新发行的股票。有时候，劳实在招架不住，也顾不上维护自己风流潇洒的形象了，就分开人群夺路而走。为了争取与他谈话的机会，一些人想出了种种滑稽可笑的办法。布莎夫人得知劳在某处吃饭，就驱车前往，她一进门就惊呼：“房子失火啦！”吓得在场的食客纷纷夺门而逃。当所有的人往外跑时，布莎夫人却直奔劳而去。不过，劳觉察到其中必定有诈，就向另外一个方向跑了，布莎夫人的计策最终未能如愿。
一个成功的例子是：一位努力几天仍不能如愿的女士，想出了一个奇招--让车夫驾驶马车在城中的街道上乱转。她命令车夫，一旦看到劳先生过来，就让马车撞到灯柱上，把她摔在劳的面前。就这样，这位女士在城中连转了三天，心中一再祈求上帝赐给她被摔下的机会。到了第三天傍晚，她终于看到劳先生出现了。她马上抓住缰绳，对车夫大声叫道：“马上让车翻倒！看在上帝的分上，让马车翻倒！”车夫很听话，驾车径直向柱子撞去，车子翻了，这位女士尖叫着摔了下来。具有绅士风度的劳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向女士献殷勤的机会，马上跑过来救起了这位狡猾的女士，并把她带到了他的官邸。在那里，女士向劳先生道歉之后坦白了自己的计谋，并提出希望购买一定数量的股票，最后，她如愿以偿了。
还有一次，摄政王在和达让松、杜布瓦神父及其他几个人聊天的时候，提到希望找一位身份高贵的公爵夫人代替他到摩德纳陪伴他的女儿。他说：“可是……上哪儿去找呢？”这时旁边一个人回答说：“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法国所有的公爵夫人，您只需到劳先生家的会客室，她们全在那儿。”
希拉克先生是个名医，他刚买下一些股票就被套牢。这些股票跌了又跌，他非常急于把它们卖掉。可是，还没出手，股票又持续跌了两个星期。这弄得他茶饭不思，满脑子想的全是股票。这时，一个女士突然派人请他为自己看病。他到病人家里为她把脉。半晌，他沉思着说：“天啊！它落了，一直在落！”“噢，希拉克先生！”病人吓得够呛，拉铃叫仆人进来扶住她，“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它一直在落！一直在落！”医生回过神来，惊讶地问：“什么在落？”“我的脉搏！我的脉搏！”那位女士回答。医生说：“请安静，我亲爱的夫人，我说的是股票。事情是这样的：我赔了很多，刚才我在想股票的事儿，我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瞬息万变这个词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股票的价格有时在几个小时内就可以上扬10到20个百分点，许多地位卑贱的人早上醒来时还是个穷光蛋，晚上睡觉时已经成为腰缠万贯的大富豪了。有一次，一位手握大宗股票的大户生病了，他让自己的仆人代替自己前往劳的官邸花园的股票交易市场，以每股8000里弗赫的报价卖掉250股。可当仆人走到那儿后，发现股票价格正上涨到每股1万里弗赫。他二话没说就卖掉了那250股，每股赚得2000里弗赫，共赚50万里弗赫，合2万英镑。然后他毫不手软地将这笔差价私吞了，回去将剩余的钱给主人一交，当晚就动身逃到了外国。甚至连劳的车夫都迅速发了财，购买了属于自己的马车，然后向劳辞职。劳很尊重他，就请求他在离开前再找一个同样好的车夫来顶替。车夫答应了，当天傍晚就带来两位他以前的同行，告诉劳先生：“您先挑一个，另一个给我当车夫。”发财如此容易，甚至连厨娘和脚夫之流也会在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虽然他们物质上富裕了，但举止礼仪方面还停留在原来的阶段，于是经常犯滑稽可笑的错误，成为众人的笑柄。
在这次发财狂潮中，社会上流阶层人们表现出的愚蠢和卑鄙则更令人厌恶。有一个叫安德列的人，要地位没地位，要教养没教养，但就凭投机印度公司股票积聚了巨额财富。圣西蒙公爵也评价说：“他已堆起了一座金山。”安德列暴富后，对自己低微的出身耿耿于怀，一心想与贵族联姻。他有一个女儿，才3岁。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以自己的女儿作为筹码，前去与高贵而又贪婪的杜瓦斯侯爵谈判。声称如果他的女儿能嫁入侯门，他将提供许多好处。当时33岁的杜瓦斯侯爵竟然恬不知耻地一口答应了下来，声称：待到这个女孩子长到12岁，他将亲自把她迎娶过来。但条件是：安德列必须一次支付给他10万克朗，并且每年给他2万里弗赫，直到女孩长到12岁为止。安德列还答应在女儿结婚时陪送一份价值几百万里弗赫的嫁妆。这份丑恶的协议被双方一本正经地签了字，还盖了印章。圣西蒙公爵认为这件轻率的事是个绝好的笑料。他说：“人们对此事的谴责声不绝于耳，劳倒台之后，野心勃勃的安德列先生也随之破产，这个计划也成为泡影。”但不得不说明的一点是：那个贵族家庭在协议中止后一直没有归还那10万克朗，可见其虚伪奸诈。
上述讲的这些故事尽管不光彩，却还只是荒唐可笑而已，对社会并没什么危害。但是另外一些谋财害命的事，却令人难以容忍了。由于当时人们为了交易方便，到处携带大量纸币，于是就很容易被歹徒盯上。每天大街上都发生抢劫案，杀人越货的案件屡见不鲜。其中有个案子，案情之大，罪犯的社会地位之高，案件影响之坏，令整个法国都为之震动。
德·霍恩伯爵是德·霍恩亲王的弟弟，他与高贵的艾伦伯格家族、利涅家族和蒙莫朗西家族渊源颇深。这个伯爵是个有名的浪荡公子，一向桀骜不驯。他有两个狐朋狗友，一个叫米勒，另一叫莱斯坦。有一次，他们三人盯上了一个非常富有的经纪人，这个经纪人据说经常随身携带大量的现金和股票。德·霍恩与他的两个朋友商议，决定先由伯爵出面，假装购买一定数量的印度群岛公司股票，把那个经纪人诱骗到旺多姆广场附近的一个歌舞酒吧内见面，然后伺机下手抢劫。
那位经纪人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陷阱，如期而至，德·霍恩伯爵也带着两个同伙到了那里。他们坐下来谈了几分钟后，德·霍恩伯爵突然跳起来用短剑在那个经纪人的胸口上连刺三剑，把他刺倒在地。伯爵转过身来，打开受害人的公文包，将其中价值10万克朗的密西西比和印度公司债券洗劫一空。伯爵的同伙米勒又向那个已经失去反抗能力的经纪人连刺了几下，确定已将他杀死，两人就夺路而逃。打斗和呼救声引来了酒馆内的其他顾客，米勒和德·霍恩伯爵当场被擒，被派在楼梯口放风的莱斯坦跳窗逃跑。
由于这起命案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又是在酒馆这种公共场所，全巴黎都震惊了。第二天，法庭就开始审理这起刺杀案，由于证据确凿、后果恶劣，他们二人都被判以车裂之刑处死。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德·霍恩家族慌了神，家庭成员纷纷请求摄政王对这个迷途的年轻人法外施恩，还声称是因为他的神经不正常才犯下命案。摄政王决心由法律来对这桩残忍的案子作出公正的惩处，对上门求情者一直避而不见。但是架不住那些颇有势力的求情者一而再，再而三地烦扰，他们最后终于见到了摄政王。他们请求不要公开处决德·霍恩伯爵，否则将使他们整个家族以及亲戚们蒙羞。他们暗示，德·霍恩亲王与显赫的奥尔良家族有姻亲关系，这样算来，德·霍恩伯爵与摄政王也算是有亲戚关系，那么，前者当众死在一个卑贱的刽子手的手里，摄政王本人的面子往哪儿搁？不过，摄政王义正辞严地回绝了他们的要求，他引用了高乃依的一句话来反驳他们：“罪恶已成耻辱，死法只是一种形式。”摄政王还说，尽管罪犯被当众行刑时会给亲属带来巨大的羞辱，但他也甘愿与其他亲戚一道来承受。虽然那些说情人不死心，日复一日地求情，但摄政王就是不松口。最后，他们找圣西蒙公爵帮忙求情。圣西蒙公爵也希望摄政王能答应德·霍恩家族的请求，因为没有必要得罪这样一个人数众多、家资雄厚并且权倾朝野的家族。由于被判处死刑的德·霍恩伯爵的家族财产主要集中在德国，因此，圣西蒙公爵分析说，据德国法律规定，要是用车裂方式处死，犯人的同辈亲属将不得担任任何公职或受雇于任何部门，那就等于把他们家族给连累了。因此，他认为对德·霍恩伯爵的处罚应改为砍头，至少这不会那么令罪犯亲属感到羞耻。
听了圣西蒙公爵的一番劝说，摄政王心软了，正要同意，就在这时，劳出现了，他帮助摄政王坚定了自己以前的决定，即由法律作出公正的处罚。
就这样，德·霍恩的亲属们的如意算盘完全被劳打破了。绝望之下，赫贝克·蒙莫朗西亲王决定用最后一种办法来减轻家族的耻辱。他设法潜入地牢，给德·霍恩伯爵一杯毒药，祈求他服毒自尽，这样就不必走上刑场，也就能使整个家族免受羞辱了。可德·霍恩伯爵根本不听他这一套。蒙莫朗西再次强迫他，他再次拒绝。最后，蒙莫朗西也失去了耐心，转过身去大声叫骂道：“那你就去死吧！你这个贱骨头！你只配死在绞刑架上！”然后愤然离去。
行刑的日子快到了，德·霍恩伯爵自己也向摄政王上奏，请求用砍头的办法来对自己实施死刑，但劳坚持认为摄政王占据的是公理正义，不能向自私的德·霍恩家族做让步。摄政王最终还是听取了劳的意见。于是，宣判六天后，德·霍恩伯爵与米勒在格莱弗广场上被车裂处死。另外一个杀人犯莱斯坦则一直逍遥法外，未能逮捕归案。
巴黎市民对这个严厉而迅速的判决拍手称快。他们对劳在这次事件中所起的公正作用高度赞扬。但是，尽管这起案件的凶手已伏法，巴黎抢劫杀人案的数目却仍然高居不下，那些富裕的经纪人被抢后得不到人们的同情。虽说以前公共道德也缺乏约束力，但以前的邪恶之事主要集中在公开作恶的上层阶级与隐蔽犯罪的下层阶级上，而现在，原来相对比较纯洁的中产阶级暴富之后变得物欲横流起来，赌博之风日盛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有一段时间，由于人们对经济有信心，贸易也变得更加发达，做任何生意都绝不会亏本。这一点在巴黎尤为明显。外地人从四面八方涌进首都，他们来此淘金，也要消费。摄政王的母亲奥尔良公爵夫人，曾粗略地计算过这一时期巴黎人口增加的数目达30.5万。临时人口的增加带来的结果是住房的紧张，主妇们宁愿睡在阁楼、厨房甚至马厩中，也要腾出卧室来出租给不断增加的房客，就是为了赚取丰厚的房租。各式各样的马车和其他交通工具拥塞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以至于在宽广的主干道上它们也不比步行快多少。全国的织布机都在开足马力，生产华丽的缎带、丝绸、宽幅细布和天鹅绒。由于纸币发行量太大，这些东西的价格涨到了原来的四倍。食物的价格也步步攀升。面包、鲜肉和蔬菜的价格高得让人望而却步；劳动的报酬也以同样的比例上涨。以前每天赚15苏的工匠现在能拿到60苏。房地产业发达，到处都在建新房子……一种虚幻的繁荣映花了全国人民的眼睛，谁也没有看到，预示风暴很快就要来临的乌云正笼罩在地平线上。
在本轮造富运动中，作为主要策划人的劳，他本人自然也受益良多。法国最尊贵的贵族抢着向他的妻子、女儿大献殷勤，公爵和亲王的后裔们也争先恐后希望与他结成儿女亲家。他在法国各地购买豪华的地产，还与苏利公爵家族谈判要求购买后者在罗奈的领地。由于劳本人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宗教信仰，因此这妨碍了他在仕途上进一步高升。摄政王保证，只要劳公开宣布皈依天主教，国家财政总审计官的位子便是他的。劳立刻答应了。随后，汤仙神父在默伦教堂里大群围观者面前为劳施了坚信礼。施行坚信礼后的第二天，劳就被选举成为圣罗奇教区名誉教会委员，并向教会慷慨捐赠了50万里弗赫。其实这就是真正的劳--只要有人因为真正的苦难而求助于他，他总是有求必应。
这时劳已是全国最有影响的人物，连摄政王奥尔良公爵遇到大事小情都经常征求他的意见。但劳还保持着从前在生活困顿窘迫时表现出的朴素、和蔼和善解人意的本色。他具有超乎常人的绅士风度，善良、优雅，令人肃然起敬，无论何时也不会冒犯他人。当然，他对待那些在他面前卑躬屈膝、谄媚奉承得令人作呕的贵族们还是有点傲慢，他时常带着取笑的眼光看那些贵族围着他献殷勤。
对登门拜访的同乡，劳的态度则非常热情，招待十分周到。坎贝尔公爵是劳的同乡。有一次，公爵到旺多姆广场看望劳。在劳的会客厅里坐满了想一睹这位伟大财政学家尊容的社会各界名流，他们都希望得到股票优先购买权。当公爵来到书房时，竟发现劳正静静地坐在书桌前对门外的趋炎附势之徒视而不见，他正给住在劳里斯顿的园丁写信，谈种白菜的事。见到伯爵到访，劳热情地起身相迎，随后，伯爵与劳玩了会儿纸牌，劳平易近人和极有教养的风度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这个时期，有许多贵族赚了钱，重振了破败倾圮的家业。比如波旁公爵、吉尚公爵、拉福尔斯公爵、绍讷公爵和汀丹公爵、埃斯特雷元帅、罗昂亲王、普瓦亲王和莱昂亲王。波旁公爵是路易十四和蒙苔丝邦夫人所生的儿子，原本家道破落，但后来，他参与了密西西比股票的投机买卖，并非常幸运地赚了一大笔钱。现在，他重新在尚蒂伊建起了富丽堂皇的行宫。热衷赛马的他还建起了许多全欧洲都闻名的马厩，为改进法国赛马的品种，他还专门从英格兰进口了150匹最好的赛马。他在皮卡第购买了大片的土地，成了大地主，拥有瓦兹省和索姆省之间几乎全部良田。
正是由于劳推行的政策，才使得波旁公爵这样的破落家族恢复了往日的荣光，难怪势利之徒把劳当做顶礼膜拜的偶像。连当今的皇帝也没有受到过如此多的赞誉。当时，在赞美劳的形象方面，所有的小诗人和三流文学家都毫不吝惜自己华丽的词藻。在他们的诗歌和文学作品中，劳成了法国的救世主、守护神。劳的每句话都闪耀着机敏，每个表情都代表着一种美德，每个行为都充满了智慧。人们对他的崇拜之情无以复加，以至于每当他出门时，都有大群大群的人跟在马车后面。为了能及时为他的马车开道，摄政王不得不派一队骑兵作他永久的护卫队……
据说，那时的巴黎的豪华、奢侈程度史无前例。商人们从外国进口了大批雕像、油画、挂毯，它们一运到市场上立即成了畅销货。像家具、装饰品之类漂亮的玩艺儿，从前是王公贵族专用的玩物，而现在，在普通的商人和中产阶级家里随处都能看到。最璀灿夺目的珠宝被运到了巴黎这个最具购买力的商业中心。其中有一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如一颗青梅大小，通体纯白，毫无瑕疵，重约500多格令，吸引了所有法国人的目光，连摄政王也不例外，当他第一次见到那颗钻石时，就对它爱不释手。尽管摄政王一心想拥有，但他还是理智地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这样一件奢侈品对他个人来说也实在是够昂贵的，况且，他作为一个国家的守护者，更没有资格去动用公款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因为法国没有一个人拥有足够的钱买下它，这颗异常稀有的宝石将被带到别的国家出售，这种情况真令人遗憾。宫廷中所有的女士们都连连叹息，一连几天内，她们都在谈论这个问题。摄政王为了留住这颗钻石处心积虑地想了许多办法，但都没有成功。最后，圣西蒙公爵说服了劳，让劳运用自己的智慧找一个能付得起钱的办法。最后，劳出了一个主意：在商定的年限内支付给宝石商人200万里弗赫，同时给他5%的利息以及在打磨宝石时切割下的碎块，就这样，劳帮助摄政王买下了那颗名贵的钻石。后来，这颗钻石以摄政王的名字命名，并且被装饰在法国王冠上。
1720年，法国社会仍然不断走向繁荣。但是清醒的议会却一再发出警告：纸币发行量过大，国家经济迟早会崩溃。但人们对这些警告充耳不闻。摄政王对财政基本原理一窍不通，他认为，既然发行纸币能带来这么大的好作用，那就应该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发行了5亿里弗赫的纸币就能得到如此多的利益，那么，再发行5亿，一定能获得更大的好处。可惜的是，劳当时并没有反对摄政王这个巨大的谬误。印度群岛股票和密西西比股票的价格越高，银行就同步发行越多的钞票。人们贪婪的本性支撑着这个海市蜃楼。这让人们不由得联想起波将金为取悦沙俄女皇而建造的富丽堂皇的冰宫殿--巨大的冰块一个叠着一个，顶部打凿成涡卷形的装饰，殿柱采用爱奥尼亚式样，凸显了工匠炉火纯青的技艺，这些冰柱形成了一道高贵典雅的门廊；冰做的穹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太阳的光芒只能使它镀上一层金色，丝毫不能融化它。它金光闪烁，像用水晶和钻石建成的。但一旦从南方吹来温暖的轻风，这座雄伟壮丽的建筑物就融化了，根本不可挽回。劳费尽力气建立的纸币系统也是如此。一旦公众的不信任之风不断地吹向它，它就会轰然坍塌，谁也无法使它重振雄风。
在1720年的早期发生的一件事，对劳的体系和计划敲起了警钟。孔蒂亲王找到劳，要求以他自己定的价格购买新上市的印度股票，被劳一口回绝。盛怒的孔蒂亲王为了给劳出难题，就用三辆马车拉着数额惊人的纸币到劳的银行，要求将纸币兑换成硬币。由于纸币的超量发行，早就超过了金属货币的量，而银行里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硬币，经多方筹措，好容易才兑换完毕。事后，劳到摄政王那里告状，说孔蒂亲王的举动如果被别人争相效仿，国家将受到很大的危害。摄政王也清楚这一点，就派人把孔蒂亲王召来，训斥了他一番，并命令他把兑换来的硬币的三分之二重新存回银行。迫于摄政王的压力，孔蒂亲王只得照办。而且，周围的人也都站在劳的一边，遣责孔蒂亲王的吝啬和贪婪，都认为劳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这次事件暴露出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劳和摄政王的警惕，从而紧缩银根，避免类似情况的再度发生。于是，在以后的一段时间以内，此类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个别头脑清醒的股票投机者正确地预见到：股票价格不可能永远攀升。布尔东和拉·理查德就是其中的两位行家，他们悄悄地、每次一小部分地将他们的纸币兑换成硬币，并将硬币偷偷运到国外。他们还用纸币购买了许多便于携带的金银器皿和昂贵珠宝，然后秘密运到英格兰或荷兰。还有一个名叫沃马莱特的投机商，他也预感到危机迫在眉睫，就连忙购买了价值超过100万里弗赫的金币和银币，并将其装到一辆马车上，用干草和牛粪覆盖在上面。然后，他穿上破烂的衣衫，把自己装扮成一名浑身肮脏的农夫，将一车贵重的金银安全运到比利时，又从那里设法运到了阿姆斯特丹。
很多人开始用纸币兑换硬币。时间一长，人们感觉到流通的硬币出现了严重的匮乏。市民们怨声四起。经过调查，原因很快找到了。议会对如何采取补救措施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并去征求劳的意见。在劳的建议下，议会发布了一个命令：把硬币的价值贬为比同面值纸币的价值低5%。命令发布之后，收效甚微；随即又发布了一个命令，将硬币的价值贬值为原来的10%。同时，银行还规定限量兑换硬币--每次最多只能兑换100里弗赫的金币和10里弗赫的银币。除了限量兑付现金的措施勉勉强强保住了银行的信誉，其他的政策都没能重树人们对纸币的信心。
虽然采取了种种措施，贵重金属依然源源不断地流向英格兰和荷兰。留在国内的少量硬币也被人们小心翼翼地保存或隐藏起来。最后，国内硬币到了极度匮乏的程度，连正常的贸易都无法维持下去了。见情势紧急，劳不得不走了一招险棋：完全禁止硬币的流通。1720年2月，法令出台：禁止任何人拥有超过500里弗赫的硬币，违者除没收所有硬币外还要被处以数额很大的罚款。它还严禁任何人收购金银首饰、器皿和珍贵的宝石，鼓励人们寻找违犯规定之人，它保证告密者可以得到他发现违法金钱的一半作为报酬。
自法令一出，在法国各地，每天都上演着告密和迫害。仆人出卖主人，市民揭发邻居，最忠厚老实的人由于被人指控拥有一枚金路易而受到传讯。每天都有许多人被逮捕入狱，他们的财产被强行没收，连法庭都忙得不可开交。家庭的隐私权在告密者面前荡然无存，告密者只需说他怀疑某人家里藏有硬币，搜查者马上就找上门去。英国大使斯泰尔爵士说，这时看来，劳皈依天主教是诚心诚意的，因为他通过把大量金子变成纸已表示他完全相信圣餐变体，并且已经懂得如何像宗教裁判所那样迫害平民了。
这个法令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它不仅没能恢复纸币的信誉，还进一步将其摧毁得不可挽回，使整个国家走到了发生暴乱的边缘。
硬币一超过500里弗赫就成了非法货币，人们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接受纸币。谁也不知道今天的钞票到第二天还能值多少。人们对摄政王和劳极度憎恨，人们在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咒骂和威胁他们。那些身居要职的官员也未能幸免，他们经常收到恐吓性的传单。《摄政期间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份传单的内容：“先生及夫人，此信的目的是给你们提个醒儿，如果事态再不改观的话，圣巴托罗缪节（St.
Bartholomew's
Day）庆祝活动的时候，你们以及仆人们最好不要出门。上帝将保佑你们平安无事！顺便把此信转给你们的邻居。”
为了压制人们的反抗行为，摄政王在城市里散布了许多暗探，监控市民的一举一动，若是发现有集会活动便立即驱散。因此，首都的和平没有受到太大损害。杜可劳斯在他的《摄政时期秘闻》一书中说：“世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变化无常、朝令夕改的政府，也从没有过如此根基不稳的暴政。对亲眼目睹当时恐怖气氛的见证人和现在重温如梦魇般历史的人来讲，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发生暴动让劳和摄政王结束生命真是便宜他们了。人们受到剥削却只是抱怨一番。一种忧郁而胆怯的绝望，一种愚蠢的恐怖紧紧抓住了所有人的心，人们的心思如此卑微，以至没有勇气揭竿而起。”
现在密西西比股票的价格一泻千里，因为没人再相信这个地区蕴藏巨大财富的神话了。为重树公众对密西西比计划的信心，政府宣布了强制征兵计划--巴黎所有贫穷的流浪汉都被强制入伍。政府拘留了大约6000多名街头的地痞流氓，为他们配备了衣服和工具，让他们排着队，肩上扛着镐和锹，日复一日地通过巴黎街头，然后分成小队来到各个港口。政府对外宣称：这些工人将前往新奥尔良，在那里的金矿上干活。这个策略果然起了一些作用，密西西比股票状况稍微好转了。许多容易上当受骗的人认为公司又积极地开辟了新的财源，不久以后，金锭、银锭又会潮水般涌进法国。其实，这些临时组织起来的地痞流氓只不过是政府拿来做做样子的工具，他们有三分之二没有上船，而是被政府遣散到了法国各地。这帮人把工具卖掉，继续游手好闲，不到三个星期，他们中的一半人又现身在巴黎。
在君主立宪制度下，会有更切实的措施重建公众的信心，比如英国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骗局，但是它却采取了与法国完全不同的办法来弥补邪恶带来的损害！不幸的是，在法国，弥补损害的人和造成损害的人恰恰是同一个人。摄政王努力想让法国从灾难中解脱出来，可他专横的作风反而使它陷得更深。他规定：一切交易只能用纸币进行。从2月1日到5月底，发行了15亿里弗赫，合6000万英镑的纸币。可是，人们对这种不能兑换成硬币的钞票再也没有信心了。巴黎议会议长朗贝尔特就曾经当面告诉摄政王，说他宁愿要10万里弗赫的金币或银币，也不愿要500万银行发行的钞票。因为当时人们普遍不信任纸币，超大量发行纸币只能使流通中的硬币和纸币数量相差更大，使事情变得更糟。摄政王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想让硬币贬值，但硬币的价值反而节节上升。2月，人们认为应当让皇家银行与印度群岛公司合并，于是议会公布法案同意了。银行依然可以发行纸币，但是不经议会批准银行不能擅自增加发行量。自从银行脱离劳的控制成为国家机构后，其全部利润由摄政王转给印度群岛公司。虽然在短时间内，此举使密西西比股票及印度群岛公司的其他股票的价格有所上升，但是它并没有使国家的信誉建立在任何坚固持久的基础之上。
5月初，所有大臣们出席了一次国务会议，劳和达让松也参加了。在会议上，据他们估算，当时流通中的纸币有26亿里弗赫之多，而全国的硬币加起来还不到这个数目的一半。为了平衡两种货币的数量，人们提出了种种建议，最后，通过决议，让纸币贬值50%。5月21日，根据该项决议，印度群岛公司的股票和银行发行的钞票将逐渐贬值，到年底为止，它们将按面值的一半价值在社会上流通。但是议会坚决抵制这项决议，因为它使人们怨声四起，整个国家的状况已到了紧急关头；为了平息人们的怒火，该法令只推行了几天，摄政会议只好将它废除，同时又颁布另一项法令，使纸币恢复了原来的价值。
5月27日，银行停止了兑付硬币业务。但人们对劳和达让松还是不依不饶，最后，他们二人被开除出了内阁。人们将所有责难和非议都加在了劳的头上，以至于他进皇宫时竟被拒之门外。然而，到了晚上，摄政王却又派人邀请劳，让他从一个秘道进入皇宫，对他进行好言安抚，说严肃处置劳都是出于无奈。几天后，摄政王又公开带劳去看歌剧，他们不但坐在同一个包厢里，摄政王还对劳关心备至。但是，人们对劳已经恨之入骨。一次，当他外出返家，刚走到宅邸的门口时，突然从四周冲出一群暴徒，用石块袭击他的马车。好在他的车夫反应敏捷，驾车冲入院子，院中的仆人也赶紧关闭大门。否则他很可能被愤怒的人群撕碎了。第二天，他的妻子和女儿也遭受到了类似的围攻。此事被摄政王听说后，急忙派一支剽悍的瑞士骑兵队，对他进行日夜保护。后来，劳发现自己的住处即使有警卫恐怕也难保平安，于是他索性就来到皇宫，与摄政王住在一起。
为解燃眉之急，摄政王想到了赋闲在家的法官达格索。1718年，达格索因反对劳的计划而被摄政王解职，自从被解职后他一直住在自己在弗来尼斯乡村的住所研究哲学，虽然清苦，却身心愉快，慢慢远离了朝廷那个是非之地。摄政王认为，只有达格索才能帮助自己的政府重建信誉。于是摄政王向达格索衷心道歉，还派一名家臣和劳一起把这位前法官请回巴黎。达格索一回到巴黎，就会同劳及五名议员进行了商议；6月1日，政府发布命令，废除“任何人收存的硬币数目不得超过500里弗赫，否则以犯罪论处”的旧法令。新法令允许每个人拥有数目不限的硬币。为了回笼旧钞票，政府以巴黎市的税赋为担保，以2.5%的比例发行了2500万新钞票，新钞主币每张价值10里弗赫。官员们在市政府大厦前点起火堆，将回笼的钞票公开烧毁。6月10日，银行重新开张，这次它已拥有足够的银币来兑换纸币。
这些措施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巴黎市民们闻讯都赶到银行，高兴地将他们的小面额钞票换成硬币。换不到银币，就换成铜币。铜币的分量很重，他们背着硕大的包裹，汗流浃背地穿行在大街小巷，包裹中可能只是50里弗赫铜币。但即使这样，也没有人抱怨说铜币太重。换币的人趋之若鹜，以至于每天都有人被挤死。7月9日这天，聚集在马萨林花园的人群尤其密集，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卫队关上了大门，不再放任何人进去。人群变得更加拥挤，他们用石块攻击士兵。就在这时，一名士兵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向人群中开了一枪，结果造成民众一死一伤。眼看民众即将失控，暴动顷刻之间就要发生，这时，增援部队赶到了，一群全副武装的土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拦住了人群。吵吵嚷嚷的人群顿时噤若寒蝉，不敢再有所举动，只能用嘘声和叹息来发泄自己的愤怒。
八天后，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这天有十五人在银行的门前被挤死。人们的怒火一下子被点燃了，七八千人抬尸游行，一路浩浩荡荡来到皇宫花园示威。他们要让摄政王知道，他和劳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多么严重的恶果。恰好，劳的车夫正好坐在停在皇宫院子里的马车上，忠诚的他听到人们在咒骂他的主人，就站出来大声替主人辩护。人们由此认为劳一定也坐在马车上，随即一拥而上，把马车砸成了碎片，马车夫也差一点丢了性命。
此时议会正在议事，听到大门外的吵嚷声后，议长走出去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一会儿，议长欣喜若狂地冲了回来，浑身有节奏地颤动，向议员们大叫：“先生们！好消息！快来看！劳的马车被砸成了碎片！”于是，所有议员同时站起来大声欢呼，其中一个人甚至大声叫道：“劳本人呢？他也被撕碎了吗？”议会对劳的憎恶程度可见一斑！
为了平息动乱，摄政王派出代表与游行的人群进行交涉，保证将抬来的尸体厚葬，人群这才散去。
毫无疑问，全国范围内纸币的信誉和印度群岛公司的信誉是密切相关的。于是，内阁提议，如果赋予印度群岛公司一些特权，帮助它渡过难关，那也许能有助于树立纸币的信誉。于是政府颁布了相应的法令：将海上贸易的特权赋予印度群岛公司。可是，谁能料到，这项法令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使全国的商人全部破产。无数人反对这项法令，一些议员上书议会，希望不要通过这项法令，但是此举惹火了摄政王。摄政王以煽动叛乱的罪名把议员们放逐到布鲁瓦兹。经达格索说情，放逐地改为旁杜瓦兹。议员们没有屈服于摄政王的淫威，他们决心与摄政王对抗到底。在荒凉的放逐地，每天都举行典雅、豪华的晚餐宴会，每天晚上都有为女士们举办的音乐会和舞会，这些法官和议员们一改往日的严肃冷峻，在这里玩起了纸牌和其他娱乐活动。他们连续几周过着歌舞升平的奢华生活，目的是为了向摄政王表示：他们根本不把放逐当回事，他们甚至可以把旁杜瓦兹变得比巴黎更加舒适和豪华。
人们还通过音乐和歌谣对劳和摄政王进行讽刺和嘲弄。其中有一首歌谣劝人们把他的钞票放在厕所里当卫生纸。当时最好、最流行的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
劳一来到
我们美丽的城市
摄政王先生就宣布
劳很有帮助
能重振法国。
拉法利咚丹！拉法利咚咚！
他让能让我们发财，
赌一场
以野蛮的方式，
我的伙计！
这个新教徒，为吸收
法国所有人的钱财
就首先博得
我们的信任。
他本来不信教，
拉法利咚丹！拉法利咚咚！
可这个骗子皈依了天主教，
赌一场
以野蛮的方式，
我的伙计！
劳，撒旦之子
使我们都只能当乞丐
他拿走我们所有钱财
一个子儿也不留给我们。
可是仁慈宽厚的摄政王，
拉法利咚丹！拉法利咚咚！
归还给我们被占用的财产，
赌一场，
以野蛮的方式，
我的伙计！
下面这首讽刺诗也出自同一时期：
星期一，我买了股票，
星期二，我赚了几百万，
星期三，我装修房子，
星期四，我购买衣服，
星期五，我去了舞会，
星期六呢，我进了精神病院。
除了歌谣，当时社会上还散布着大量的漫画像。《摄政时期回忆录》中收录了当时的一幅漫画。作者这样描述道：“愚蠢女神驾着一辆彩车，股票女神坐在彩车上。前边拉车的是几匹动物，最前边的长着四条木腿的动物代表密西西比公司，后边还有代表南海公司、英格兰银行、西塞内加尔公司以及其他不同保险公司的奇怪动物。这些动物长着狐狸尾巴和狡猾的面容。车轮的周围写着几种股票的名字和价值，它们随着轮子的滚动不断上升下降。地上散落着破碎的合法商业的商品、流水账和分类账--这些都是被马车碾碎的。云端坐着一个恶魔，向人群吹起了肥皂泡。马车后边跟着一大群男女老少，他们都追随在财富女神的后面，吵吵嚷嚷，互相推推搡搡，都想得到一部分她大把大把撒在人群中的股票。彩车的正前方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物，这座建筑有三道门，第一道门上方写着‘精神病院’，第二道门上方写着‘重症医院’，第三道上写着‘贫民窟’。这意味着人们将必须通过这三道门中的一道。”
还有一幅漫画，上面画着劳坐在一口大锅上，大把地向四周播撒纸片。锅下的公众疯狂拾取劳扔出的纸片，同时把自己所有的金银都扔进大锅。
由于公众对劳充满愤恨，劳在摄政王的皇宫中深居简出，害怕受到任何攻击。即使迫不得已要出门，要么乔装改扮，要么带大批武装护卫。有一个名叫布尔赛的绅士坐着马车出门办事，当他通过圣安杜瓦纳大街时，一辆马车挡住了去路。布尔赛的仆人桀骜不驯地叫对方让路，被对方拒绝了。他就一拳打在对方脸上。一群人围在四周看热闹。布尔赛走出马车想调解一下，可那位马车的车夫认为他是敌人的帮手，就放声大叫起来：“救命啊！救命啊！杀人啦！杀人啦！劳和他的仆人想杀死我！救命啊！救命啊！”这下可好，那些恨劳恨得牙根痒痒的人从四面八方冲了出来，人们手持武器和石块，准备痛打眼前的这个“劳”。幸好，耶稣会的教堂大门正大开着，布尔赛和他的仆人飞快地逃了进去，他们逃进圣器室，将自己反锁在里面，这才得救。不过他们的马车却未能幸免，被暴徒们砸成了碎片。
前面提到，政府以巴黎市的税赋为担保，发行的那2500万里弗赫新钞，由于其利息只有2.5%，因此受到密西西比股票大户的冷落。许多人宁愿保留劳的公司下跌的股票，希望有一天它的价值会反弹，因此兑换变得困难重重。为加快兑换，政府于8月15日下令，宣布所有面值在1千到1万里弗赫的钞票，除了购买年金保险和银行账单，以及为买公司的股票而进行的分期付款之外将不能流通。
10月份，政府又发布了一个命令。它规定，第二年9月以后所有面值的此类钞票都将被废除，同时剥夺了印度群岛和密西西比公司的造币权、代收赋税权以及其他所有的优势和特权。现在，这个公司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私人公司。这项措施给整个纸币系统一个致命的打击。劳再也不能对法国议会施加任何影响，公司也被剥夺了豁免权，再也无力回天。那些曾经牟取非法利润的人都被搜寻出来，并课以重罚。有人提出，应该列出一个最原始股票持有人的名单，这些人如果仍然保留着股票，就应把其存在公司名下。那些已预订了要购买股票的人应该履约付款，每股500里弗赫的股票现在应付1.35万里弗赫。这谁愿意啊？那些持股人开始收拾细软，准备逃亡国外。政府立即下令封闭所有港口和边界，严查并逮捕那些试图离开法国的人。其中一些人甚至被判了死刑。
在法国已经呆不下去了，绝望的劳决定离开法国，从巴黎隐退到他的乡间宅第。临行之前，他前去拜会给了他莫大支持的摄政王。在劳与摄政王的最后一次会见中，摄政王说：“我承认我犯了不少错误。我犯错误是因为我是一个人，而所有人都会犯错误。但是我可以郑重地告诉你，我这些错误没有一个是出于邪恶或虚伪的动机，我一生中没有一件事是出于这种动机。”可见，摄政王也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他余下的几年生命历程中他时常渴望有机会再次把劳的财政体系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但是他再也没能如愿。
劳回到乡下后，收到来自摄政王的一封措辞非常诚恳的信，信上说劳随时都可以离开法国，并为劳准备好了护照。摄政王同时还送给劳一大笔钱。不过劳婉拒了摄政王的钱，坐着一辆邮递马车，在6名骑兵的护卫下来到布鲁塞尔。他后来又到威尼斯住了几个月。在威尼斯，当地人都认为他是个家财万贯的富豪。但他们都想错了。尽管劳曾经有无数机会可以让自己暴富，但是他的良知告诉他，不能以毁灭一个国家为代价使自己变成富人。因此，他只是将自己的所得购买了法国的地产，没有积聚一件金银器皿或珠宝，也没有像不诚实的投机者那样把钱运往国外。最后，当他充满无限遗憾地告别法国的时候，除了一颗价值约五六千英镑的钻石外，其所有投资都留在了法国，没有带走一分一毫。当他离开法国的土地时，他几乎一贫如洗。仅这个事实就可以洗刷掉经常不公正地加在他头上的欺诈的罪名。
他出走的消息一传开，政府没收了他所有的地产以及珍藏的书籍。另外，他妻子、女儿的20万里弗赫（8000英镑）的年金也被剥夺了。当年在劳的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政府曾发布特别命令宣布这份年金是永远也不会被剥夺的，但现在，一切都没了。即使这样，人们仍然不肯放过劳，他们和议会都认为应该把劳绞死。那些没有牵连进这场商业动荡的少数人听说劳这个大骗子离开法国后十分高兴，但是所有那些财产被卷入的人（他们无疑是最大多数）则非常懊恼，他们认为作为始作俑者的劳，应该利用自己的知识，找到一种挽救国家财政经济的措施。
在一次财政委员会和摄政理事会联合召开的会议上，公布了一份文件，据这份文件显示，当前社会上流通的纸币数量有27亿里弗赫。委员们纷纷要求摄政王解释，为什么货币发行日期与授权发行货币的命令的日期之间不一致？摄政王本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但他也想把劳拉进来做垫背，于是，他就辩称说，是劳自作主张，在不同时间发行了12亿里弗赫的纸币，当他（摄政王）发现时，事情已不可挽回了，他也只好把议会授权加大发行量的法令的日期改得靠前了一些。这样苍白无力的辩解让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更加低落，因为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正是摄政王的贪得无厌和急躁冒险促使劳逾越了安全投机的界限。有资料显示，至1721年1月1日为止，法国国家债务已超过31亿里弗赫，合1.24亿英镑，利息为319.6万英镑。于是，政府下令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国债持有人的债券。对于那些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购买行为真实有效的人，他们的债券被强令销毁；那些真正用自己的财产购买债券的人则受到更加严厉和挑剔的审查。经过一番调查，他们发现了许多挪用公款和敲诈勒索的事件。他们还建议政府将这些债券的利息减到5600万里弗赫，由此，政府发布了一项相应的法令，并得到了王国议会的注册。
后来，政府又以军火审判的名义成立了一个法庭，这个法庭专门负责审理政府财政部门的营私舞弊行为。一个名叫法洛奈的部门长官、克莱芒神父以及他们雇佣的两名职员都因涉嫌投机而被逮捕入狱，他们犯罪的金额达到100万里弗赫。结果，长官和神父被判处砍头，那两名职员则被判绞刑。但后来，他们都被减刑为在巴士底监狱终身监禁。无数的其他欺诈案也被曝光，当事人被罚款和监禁。由于达让松在密西西比股票的狂热行为中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因此他像劳和摄政王一样受到了人们的痛恨。他不得不辞职，他的位置让给了达格索，但他保留了掌玺的职位，并保留随时出席会议的权利。经过这场打击之后，达让松一蹶不振。他本来就一直患病，这下子病情更加恶化，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去世了。在他的葬礼那天，他的送葬队伍在经过圣尼古拉教堂--他们家族的墓地时，仍然受到了对他恨之入骨的暴乱的人群的围攻。他的两个儿子被迫拼命驾车跑到一条偏僻的小路上来躲避暴力。
至于劳，一度还希望有朝一日能重新得到摄政王的起用，以便在更坚实的基础上重建法国的信誉。1723年冬天，摄政王和帕莱莉公爵夫人谈话时猝死，这个消息使劳完全绝望了。他再度沉湎在赌场之中，那块巨额财富的唯一幸存物--钻石被他一次又一次地典当掉，但后来又靠赌博一次接一次地赎了回来。由于在罗马受到债主的逼迫，他又前往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在那里，他得到一个好消息：英国已于1719年赦免了他谋杀威尔逊先生的案子，准许他回祖国定居。于是，他搭乘舰队司令的船返回英国。他的回归引起了不少人的反对，柯宁斯比伯爵说，“像劳这样抛弃自己国家和宗教信仰的人根本不值得受到这样的优待”，并表示劳在英国出现可能会给英国的经济带来危机。因此他主张把劳拒之门外，但是其他上议院议员并没有同感，因此柯宁斯比伯爵的主张没有被采纳，劳如愿返回了自己的祖国。
劳在英国生活了四年后，又前往威尼斯，最后于1729年在那里去世，去世时他的处境非常悲惨。
他的墓志铭是这样写的：
这里长眠的是
一个有名的苏格兰人，
他的算计无人匹敌，
只用简单的代数规则，
就把法国变成了穷光蛋。
他的兄弟威廉·劳因为与他一道经营银行和密西西比公司，最后被指控合谋营私舞弊罪，而被关押在巴士底狱，但后来由于证据不足，关押了15个月后获释，并成为一个至今仍在法国以劳里斯顿侯爵为称号而闻名的家族的缔造者。
在“南海泡沫”一章中我们将看到一段描写，叙述了与此同时期，在非常相似的情况下影响了英国人民的疯狂。但是，多亏了君主立宪政府的能力和理智，使发生在英国的灾难造成的后果远远小于我们在本文中看到的法国的弥天大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