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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论国学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公元1893年12月26日，是中国农历癸巳年的十一月十九，毛泽东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的家庭。
当年的韶山冲还是一个交通不便、风气闭塞的山村。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曾当过兵，识字不多，但由于精明能干，克勤克俭，亦农亦商，终于成为一个在乡间有资格发行小额钱票的“小财东”。由于在一次打官司中败诉，毛顺生愿意让儿子念一点书，“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也可以帮他记账。所以，毛泽东8岁时就被送进了附近的私塾。
对于在私塾里的学习经历，毛泽东后来形象地概括为“六年孔夫子”。1964年，他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谈哲学问题时说：
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早在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演讲时说：
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
此时，他认为在私塾里读国学经典对他的最大益处，是让他识字。
事实上，从毛泽东的一生来看，“六年孔夫子”远不只是起到识字的作用，这些书对幼年的毛泽东来说也许很枯燥，但由于熟读熟记，所以在以后用起来就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了。这显然有助于他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古为今用”。
1911年，毛泽东“立志出乡关”，到湖南省的大都会长沙“见世面，经风雨”。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了半年后，于1913年春，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春季，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毛泽东在一师刻苦求学，直到1918年夏季毕业。
从现在保存的信件、文章、读书笔记等来看，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前期，较多的时间在读中国古典经籍，即在潜心研究“国学”。这同康有为、梁启超，尤其是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有关。当然，从毛泽东自身来说，四书五经自幼多能背诵，此时也便于进一步钻研。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致同学湘生的信中说：
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足下幸毋暴弃。
青年毛泽东有明确的主张：只有“奇杰”才能救中国，而这种“奇杰”，必学通中西，首先要通国学。
1917年《新青年》在北京出版之后，毛泽东读书的兴趣就被该刊所倡导的新思潮吸引去了。但他并没有完全排斥古老的国学，仍认为要“略通国学大要”。
1917年8月23日，在致老师兼挚友黎锦熙先生的一封长信中，毛泽东说：
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便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
显然，在青年毛泽东的眼里，“西学”和“国学”是同等重要的，但国学应为基础。
其实，在毛泽东求学的那个时代，并非西方学说和思想一统天下的时代，国学在经历了清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在清末民初，便有复兴之势，涌现出了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
“国学”即“中国学术”，是有别于西方学术的中国特有之学术系统的简称。“国学”之名，始见于清末。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此时毛泽东年方十四，还未走出韶山，刘师培、章太炎、邓实等创办了《国粹学报》，在其二十七期，邓实发表了《国学精论》一文。1910年，章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刊印以后，一纸风行海内外，成为莘莘学子的必读之书。所以，国学又被称为“国故”、“国粹”、“国故学”，西方学者则称之为“汉学”。
在如此浓厚的研究国学的氛围中，毛泽东下定“略通国学大要”的决心是很自然的事了。
国学的分类，有人按清朝的四库全书，分为四部，即“经、史、子、集”。
清朝的学者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则认为可以分三门：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备受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崇拜的清代“中兴之臣”曾国藩于此三门之外，又增加“经世”一门。
毛泽东很推崇曾国藩的四分法。1915年9月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说：
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
虽然青年毛泽东主张“略通国学大要”，但他对国学中所包含的糟粕是有着清醒认识，并深恶痛绝的。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
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推陷廓清。
主张大力“推陷廓清”，这其实是当毛泽东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主张对包括国学在内的旧思想、旧文化，采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批判地继承”的思想之端倪。
在经历一番艰难的“上下求索”之后，毛泽东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犀利而深邃的目光，重新审视自己所熟悉的国学。
一方面，毛泽东主张要继承以国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
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认为要学习中国的历史遗产：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
在著名政论文《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批判地继承”是毛泽东对待以国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以贯之的原则和态度。正因为持此态度，使他能够古为今用，使古老的国学在他的“丹青妙手”上与时俱进，焕发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智慧光芒和勃勃生机。
毛泽东治国学之法
毛泽东不仅重视国学的学习和研究，而且对如何事半功倍地提高学习国学的效率，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独特的方法。概括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首贵择书
我国的经、史、子、集，浩如烟海，收入四库全书的即达3460种，毛泽东在和萧子升的书信探讨中说：
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
一个人毕其一生，恐怕也不能尽读四库全书。目光如炬的毛泽东主张：
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
毛泽东很推崇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中所选择和确定的治国学的书目，认为该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英。”
1916年2月29日致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毛泽东开列了应阅览的经、史、子、集77种书目：
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不难想见，毛泽东这77种书目，必定是综合了前人和师友的各种意见，根据自己的经验而严格筛选过的，足以代表他对“国学大要”的见解。可惜的是，此信已经残缺，他所开列的书目没有保存下来。
其二，通其常识
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
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
且主张：
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
如何才能尽快地获得国学的常识呢？毛泽东说：
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吾读此篇而及于，乃加详究焉出于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
他将这种办法称为“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称为“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其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
其三，潜心致志
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的本领，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有时只身到学校后山的妙高峰上自习，叫做“静中求学”。有时他又故意到人声嘈杂、车水马龙的长沙城门口去看书，叫做“闹中求静”，排除干扰，潜心读书。
其四，三复四温
毛泽东不仅在青年时期就熟读《资治通鉴》、《史记》、《汉书》等史籍名著，到了老年仍不断地重温。就是到了晚年，对他喜爱的同一本史书，也是读了一遍又一遍，常读常新。
毛泽东有读过一遍书在封面上画一个圈做记号的习惯。如今保留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不少史书封面上，留下他读过两遍、三遍的圈记。有的书上还明确写着阅读的时间，如“某年某月阅，某年某月再阅”等。打开这些史书，红、蓝、黑各色笔迹的圈画批注纷呈，这是他在不同时期多次阅读后留下的鲜明印记。
毛泽东读国学不是浅尝辄止，而是反复阅读，深入思考，从而获得真知灼见。
其五，勤动笔墨
毛泽东读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动笔墨不读书”。凡他读过的书，总要在空白处注上自己的看法和思考所得。
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加上浓密的圈点，批上“此论甚精”、“言之成理”或“此论甚合吾意”等。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则划杠打叉，批上“不通”、“荒谬”或“陋儒之说也”等语，反映出他读书时独立思考、分析批判的精神。
翻阅毛泽东读过的古籍，可以看到其中许多篇章，毛泽东都做了标点、断句，加了着重线和各种不同的读书标记，写着批注。有的还改正了书中的错别字。
其六，争分夺秒
毛泽东身负党和国家重任，日理万机，但他和人们一样，一天只有24小时，他读那么多的书，时间是从哪里来的呢？
据他读书留下的种种迹象和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就是“挤”和“钻”两个字。
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提倡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之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读书的机会。
毛泽东曾经与旧日的同窗老友萧三说：
大家总推忙得很，学习不可能……我自己过去也总是这样推诿，但近几年把这种理论推倒了。忙，就要挤，比之木匠在木板上钉钉子，就可以挤进去的。
毛泽东最不喜欢有些人在业余时间把精力用在打麻将、打扑克、跳舞这些方面。他说：
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
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夜幕沉沉，工作了一天的人们都已入睡，而毛泽东却在通宵工作之后，把读书作为一种休息，迟迟不肯入睡，有时工作人员不得不强行关灯。但是人一走，他往往又把灯打开，继续阅读。毛泽东吃饭，经常是要工作人员一催再催，饭端上来了，他放不下正在读的书籍，饭凉了，只得端下去重热，往返数次是常有的事。
为晚年毛泽东治过病的一位医生回忆说：“我看到毛主席在病中依旧日日夜夜地工作和学习，常常持续10几个小时，有时竟连吃饭或量血压时，也要抓紧时间做些事。我每次给毛主席治疗，他老人家靠在沙发上或躺在床上，总是手不释卷……”
其七，点滴积累
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把读书、做学问比喻成修筑百丈之台。他说：
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尔！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也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
毛泽东主张积微起纤，日积月累，才能构筑学问的殿堂；否则眼高手低，好高骛远，会一无所树。
其八，虚心好问
毛泽东说：“学问学问，学与问是不可分的。真正好学的人，一定是虚心好问的人。”
黎锦熙1915年4月至8月的日记中，就有20余处记载如“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和毛泽东“久谈改造社会事”等等。
毛泽东还通过杨昌济等介绍，和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的一些学士、名人、老师书信交往，质疑问难，拜学求教，受益匪浅。他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
弟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者多。苟舍谭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虽至今昏懵如前，未可知也！
当时，长沙城里有学问的人，或从外地来长沙讲学的名流学者，毛泽东探知消息和住址后，总是千方百计去拜访，当面聆教。
其九，读“无字书”
毛泽东十分赞赏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之道。
1917年盛夏，他和朋友萧子升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漫游了宁乡等5个县，进行了农村调查，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及社会世态、风俗人情，获得了丰富的社会知识。
毛泽东将这种通过游历考察以增长见识和智慧的学习途径，称为“读无字书”，认为与读有字的书同等重要。
1946年初，毛泽东对刚从苏联回到延安的儿子毛岸英说：
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但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一个大学，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这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事实上，通过深入实地的考察和体验，读懂中国国情现状这部“无字天书”，是至关重要的“国学”，由于毛泽东对这门“国学”的造诣无人能及，所以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领袖。
当然，上面所概括的九条治学途径，不但是毛泽东学习国学的基本方法，也是他学习西方科学，特别是研读马列主义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式的古为今用
毛泽东读国学的最大特点是同现实生活相联系，同中国社会现状相联系，为现实的革命斗争而服务。毛泽东很鄙视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堆里出不来的“书呆子”；当然也嘲笑那些“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一点也不懂或者懂得甚少的“书生”。
1954年冬，有一天，毛泽东与历史学家吴晗谈起整理、标点《资治通鉴》的问题时说：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此语很具有代表性，毛泽东反复阅读包括《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在内的国学典籍，根本的着眼点就是“古为今用”。
早在1917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长文《体育之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当时热衷于国学的研读和对国学运用的得心应手。这篇文章涉及《论语》、《礼记》、《中庸》、《孟子》、《庄子》、《史记》、韩愈文等，共引用典故、成语和诗文约20条，提到中国古代人物16位。
对国学的别出新意的运用，在《毛泽东选集》中有更充分的反映。
通观《毛泽东选集》，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仅限于哲学，引用斯大林著作有稍多几处。而对国学典籍则信手拈来，触目即是，出处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古典小说、各家笔记等，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
有学者曾对《毛泽东选集》的前四卷作过一个粗略统计，其中的成语典故，有40条左右来自《左传》，有20至30条来自《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他的则来自《尚书》、《易经》、《诗经》、《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老子》、《孙子兵法》、《晋书》、《国语》等。
在毛泽东的许多讲话和谈话中，引用的古籍就更多了。毛泽东能够随时自如地引用古书中的文章、诗句和典故，或者说明一个政治思想原则，或者阐述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或者论证一个军事策略，或者借鉴一个历史经验，给人以隽永丰富的启迪，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多谋善断”……
这些言简意赅的古语，被毛泽东发掘出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有的成为共产党所遵循的思想路线，有些成为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有些则是党的某一方面的工作方针或者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
以上所举，足以领略毛泽东式的古为今用的独特魅力之一斑。当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还将分别专题做深入的探讨。
应当明确，如果没有毛泽东那样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要做到挥洒自如、恰如其分地运用国学是难以想像的。当然，无可讳言，毛泽东晚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引用典故或者古诗、古语，为推行某些“左”的政策提供历史论据，这当然是失之偏颇的，伤害了自己的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在今日是应当引以为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