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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下面看山樱成功者很少中途改变方向，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坚持到最后的人多能成功。
--松下幸之助追随多数必然迷失自己。只能不怕孤独，继续自己想做的。
--安藤忠雄如果一个人获得了幸福、健康、才能、财富、快乐、权势等一切，但放弃了对真、善、美的追求，那么他就会堕落成为动物。
--今道友信一、武士道：日本民族的精神食粮伤痕下武士的影子武士道的要求最主要有几个方面：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
“义”是武士准则中最严格的教诲，要求武士必须遵守义理和道德。
“勇”要求武士具备敢作敢为、坚忍不拔的精神，同时要有高强的武艺。
“仁”使武士不至成为黩武主义的武夫，而要具有宽容、爱心、同情、怜悯的美德。
“礼”不仅仅是风度，更是对他人的情感和关怀的外在表现。
“诚”要求武士保持诚实，同时要摆脱来自诸如商人阶层之类的诱惑。
“名誉”的意识包含着人格的尊严及对价值明确的自觉，它要求武士为了名誉而愿意付出一切，又要具有分清是非以及保持忍耐和坚忍的品行。
“忠义”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它是存在于各种境遇中的人们关系的纽带，忠于自己的主人是武士必须恪守的信条。
有人说，西方人心里有一个上帝，日本人心中有一个武士。
也有人说，剥开俄罗斯人的皮肤，里面就是鞑靼人；剥开英国人的皮肤，里面就是海盗。那么，剥开日本人的皮肤，里边就是武士道。如果神道教构成了日本人的灵魂，武士道则构成了日本人的性格。
《武士道》一书的作者新渡户稻造说：“即使是具有最先进思想的日本人，如果在他的皮肤上划上一道伤痕的话，伤痕下就会出现一个武士的影子。”历史悠久的日本武士道既为日本民族带来了卓越的创造力，也赋予了日本民族嗜血好战的本性。
周作人指出：“武士的行为，无论在小说与戏剧里如何壮烈，如何华丽，总掩盖不住一个事实--武士是卖命的奴隶，所以，对日本人来说，成功是因为武士道，失败也是因为武士道。”武士道似乎成了日本的象征，和日本民族如影随形，它神秘而又无处不在，永远激发着人们的好奇心。
下面是个日本武士的小故事。
16世纪60年代的某个深夜，在江户郊外的一片树林中，两个武士进行了一场悄无声息的决斗。
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决斗，也没有人知道决斗的激烈程度，传说只是寒光一闪，其中的一个人便倒下了。没有人知道死者是谁。更奇怪的是，没有人。
知道胜者是谁，人们只知道他的儿子后来声名显赫--儿子名叫木曾义昌，那年他才6岁。正是这次决斗给木曾义昌提供了训练勇气的机会。第二天深夜，木曾义昌被父亲带到离死者两里远的地方。父亲用刀抵着他稚嫩的脊背说：“到树林里去，那里有个死人，旁边有块石头，你要用他的血在石头上印上你的手印，做不到，我就杀死你。”6岁的木曾义昌战战兢兢地走进阴森恐怖的树林，接受了严酷的武士道训练，连续三个夜晚，他虽然都成功地印上了血手印，但是比起印在心灵上的残忍来说，这血手印又算得了什么。血手印可以被雨水冲走，残忍却永驻心间。木曾义昌靠着残忍的刀法，后来成为武田信玄旗下的一名战将。传说，他在第四天深夜曾遭到野狗的袭击，被咬掉了半边屁股。包扎伤口时，父亲用刀指着他的鼻尖说：
“不准哭，哭就杀死你。”他的确没有哭，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其实，几乎所有的武士都得接受类似的魔鬼训练。
这就是日本武士，这就是日本的民族精神武士道。它并不是一种成文的法则，它是通过历代的武士口耳相传传下来的，或者是由知名的人士记录下来的，后来逐渐在流传过程中成为武士们的人生格言。
武士道是一个阴翳的民族精神，在褊狭的岛屿中产生出来的一种复杂、极端的生存意识，以及情感倾向。在狭隘的生存空间中，它能够既保留品格又附庸风雅，但是当它的发展受到限制后，就又会表现出极其残忍的一面，从而导致世界性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所作所为就是极端的典型。
总之，要想了解日本，了解日本人，了解日本的过去和现在，就不得不去深入了解和研究日本人的民族精神--武士道。
用樱花比喻武士日本人为什么用樱花比喻武士呢？这是由于他们认为樱花的几个特性很符合武士的特点。
首先，看过樱花的人都知道，单个的樱花并不美丽，但成片的樱花聚在一起就很漂亮。这和日本武士的集团精神是很相似的。
武士道是注重共性的，而非如欧洲武士那样注重个性。但前者的这种共性实际上比欧洲武士的游侠精神还要狭隘，这种集团精神和团结精神是不同的，也绝非爱国精神，他们既不忠君也不爱国，他们爱的是自己所在的武士集团。
日本人评价武士也不是以是否忠君爱国来评价的，而是看他是否忠诚于自己的武士集团，比如战国时期的真田勇士，明治时期反天皇势力的武士集团，日本人都给予很正面的评价，评判的标准不是他们的行为是否对日本有利，而是因为他们是终于自己的集团的武士群体，贯彻了武士道精神。
二是日本人认为樱花最美的时候并非是盛开的时候，而是凋谢的时候。樱花花期不长，但凋谢有个特点，就是一夜之间满山的樱花全部凋谢，没有一朵花留恋枝头。这是日本武士崇尚的精神境界，在片刻的耀眼的美丽中达到自己人生的顶峰，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之后毫无留恋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武士自杀并非因为输不起，也不是因为失败而感到羞耻才因屈辱而自杀，武士并没有这么脆弱，自杀是因为感到自己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自己的心愿已经了结，自己的一生已经不可能有更大的辉煌了。这时候就应该像樱花一样毫无留恋地凋谢。
所以武士的“切腹”并非如我们所想的是要洗刷耻辱，或是输不起，正相反这是源于其自己对自己生命的一种觉悟，一种对自己已经达到顶峰的一种判断，是一种满足，是对樱花凋谢的凄美的一种向往。
武士道来自遥远的过去，迄今为止已有千年的历史，它是日本民族的“基因”，融在每一个日本人的血液里，并为他们代代相传。它对日本人而言就像氧气对生物那般重要，它是一条看不见的脉络，贯穿着日本历史，渗透至日本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
武士道的目的与西方中世纪的骑士规章很相近：为战士设定生存的理念，将他们由受雇的杀手的地位加以升华。真正信奉武士道的武士崇尚正直、坚毅、简朴、有胆识、讲礼节、诚实、忠诚等种种美德。只要武士忠于天职，就能得到荣誉。这种不计代价维护个人荣誉的信念，使得武士不会避开堪称无谓的自我牺牲。被敌人团团围住，仍然英勇厮杀的武士，以武士道的标准看，并非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样的行为乃是武士由衷忠诚的具体表现。关于这一点，以现代的观点来看，不免有些奇怪，甚至会认为它是自杀的行为。事实上并非如此。比起欧洲的骑士精神来说，它一点也不逊色。
受到武士道深深影响的武士，在考虑自己下一步的行动时，根本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生死对一切结果说，还在其次，让自己行动发挥效果才是正道。奋力一试，在这个过程中即使得一死，也比毫不尝试来得好，因为武士完全不用考虑自己的得失，只管奋勇向前。
不过，这种精神仍然无法阻止部分武士自阵中逃走（毕竟他们也是血肉之躯），武士道并非要人一味死战，不管胜算多寡，将自己陷入困境。武士必须智勇双全，无谓地丢命是错误而愚不可及的行为。像是经常出现的那城内守军开城迎击敌人的自杀行为，就得用武士道重新审视一番。出城迎击围攻城堡的敌军，不啻自杀行为，但要是能牵制敌军，让领主有时间击退敌军，就是忠义和英勇的表现，而不是自我毁灭的冲动。
1600年伏见城最后两百名德川家守军，开城不断迎击西军，正是此类的英勇行为！当然，这种精神也能用来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有太平洋小岛上的日本守军高呼万岁的自杀式攻击。武士道仍长存于21世纪的日本陆军及日本海军心中。武士道，和其他行为规范一样，也有负面的地方。武士经常残酷地对待俘虏，因为俘虏放弃了武士道。许多武士的敌人在作战后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而遭处决。不像中世纪的欧洲，贵族和骑士被俘（通常会被监禁数年）可以用赎金赎回，日本人的作战方式从未采取用金钱换回俘虏的类似作法。武士或大名在战场上被生擒，通常都会不光彩地死在俘虏者的手下。
武士道也有残忍的一面。《叶隐》的著述者山本常朝一家的典故，就令人发指。
山本常朝的异母兄山本吉左卫门，依父亲山本神右卫门的指示，5岁时就得斩杀狗，{5岁时斩杀罪者。武士大众，十四五岁开始实习斩首。如此武士从小带刀成长。养成斩杀人不在乎的精神。
武士道的本义，如日本战前教育敕语所教谕，以“义勇奉公”为最高原则，这是武士为“奉公人”的心理准备，说来非常残酷不入道。举例说，佐贺锅岛藩第四代吉茂，年轻时非常粗暴，他的家臣中有不讨其喜欢的，即将关于此人之妻的坏话写在扇上，交给近侍说：“你把此扇让他看，再将那家伙作何反应呈报。”此家臣看了扇之后，并不知道是谁写的，即把此扇撕破。近侍即将此呈报。吉茂公日：“将主人书写的东西撕裂，乃是无礼者。令他切腹。”在武士道的世界，“切腹是武士道最忠义的表现”。山本常朝也说，武士应尽的忠义，是以殉死为最高。
关于令人震撼的武士道精神，大家都看过反映“二战”的电影中日本人集体自杀的场面，而事实上也是如此，是什么促使他们宁死也不可投降呢，答案只有一个--武士道精神。相比之下，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却出现了无数的汉奸与几百万日伪军，这也是中国当时挨打的原因之一。
有一个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故事。
江户屋敷的看守仓库者堀江三右卫门，偷了库存的金银，被逮捕逼出口供之后，上面即下令“大罪人，折磨死”。于是先将他身体中的体毛烧光，剥他的指甲，切断他的脚筋，用锥磨等工具给他种种折磨，但他不哀声大叫，连脸色都不改变。最后就斩开他的脊背，用热烫的酱油浇洒其上，他即躯体折弯而死。
武士道虽然讲究义、忍、勇、礼、诚、名誉、忠义等德目，但实际上是残酷无情，惨不忍睹。中世纪的镰仓时代，源氏家族亲兄弟（源义朝、源为义、源为朝），骨肉相互杀戮，而断了源氏的正嗣。又如因北条氏的策谋，功臣们也就断了命脉。
日本战国时代的无情，都有血淋淋的杀戮史为佐证。有杀主君的，松永弹正叛逆弑君即将军义辉；有杀父亲的，斋藤义龙杀其父斋藤道三；有杀兄长的，今川义元为了继承家主地位，在长兄死后，杀戮次兄以及其一切支持家臣；有杀亲子的，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听织田信长的话，命其亲生长子德川信康自害死亡。日本武士的残酷不入道，比比皆是，从此也可以看出武士道精神的另一真实面。
武士道精神溯源当前的形势是，日本人自傲于经济强国的身份，正在努力把一切成功归因于日本的传统。而日本的传统，最强盛的就是武士道。所以，了解日本，从武士道人手是一条捷径。
1200年左右，日本出了一个名满天下的法师。他的一生是奔波劳碌的，因为他是说艺人，而且也是一名武师，他生活的全部就是刀和文学。他的刀如同他的文章一样有名，他到处讲述武士的故事，讲故事时身旁总有一把琵琶，于是人们就叫他“琵琶法师”。
无论刮风下雨，他都在道路上奔波，足迹遍及日本各地。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他的刀锈了，但笔却更加锋利。
他的文法如同他手中的刀刃，华丽、任性、痛快淋漓，他可以惊人地不顾事实，但他的满怀豪情和个人行为的确成了武士最初的形象。
传说，琵琶法师在晚年，为了磨炼自己的刀，砍断了上百棵白桦。而在他有生之年，却未曾找到对手。
那时的琵琶法师未曾找到对手，绝不是因为武士太少，而是他的刀术太高。在他那个年代，武士已成为一个阶层，在民间已广为流行，到处可见腰别长刀、头挽发髻的武士浪人。这标志着日本进入武家政治时代。
武士道兴起于藤原氏专权政治背景下的日本，武士的形成是与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的瓦解和庄园制的发展相关联的。
大化革新以后实行的征兵制随着中央集权制的衰落也日趋松弛。9世纪初改行“健儿制”，而导致服兵役成为贵族的专制，以至军队素质一落千丈。正于此时日本各地庄园兴起，庄园主为了领土和安全，而慢慢分离一些农民去训练，后来干脆成立了专门负责保卫工作的武士团。
一些寺庙、神社也组织了“僧兵”。但庄园武装的建立，对地方构成威胁，于是地方势力也组织了武装力量，一般由当地的富豪组成，称为“郎党”、“郎众”。
随着武士势力的出现和加强，从11世纪初期开始逐渐形成了超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装集团。无数分散的武士聚集在一地，被统一指挥，组成了武士团。武士团的首领称“物领”，下属称“庶子”。
武士团有着极强的宗族观念，坚决实行首领的命令，实行主从关系。
武士在战场上武勇和对主人的献身精神，是武士个人和武士团的基本要求，形成了“武家习气”、“弓矢之道”等新观念，成为维持武士团组织的重要思想支柱。
武士兴起的年代，正是日本从律令社会转变为贵族社会的时期。也正是封建社会开始占据优势的时代。所谓武士的兴起，决不仅仅是贵族与武士之间争夺权利的过程，而且包含了武士从地方富农中产生所意谓着的新兴力量。那时，作为地方地主的武士，把根扎在土地之中。他们被任命为捕头、押司等，并且拥戴出身名门的武将为靠山。
直到1221年，幕府通过平息承久之乱，取得了决定性优势，日本的公家和武家二元统治朝武士一元统治发展，其历史潮流势不可挡，由于对土地的支配使得武士成为统治的核心。
武士通过主仆关系维持地位。武士对上司尽力效忠，主人则赐予下属恩惠。通过主仆关系，武士终于超过了贵族，成为日本文化的主流。
但武士最关心的是保家，所以，对主人的效忠也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发展壮大本家族。由于这种心态的存在，导致了日本人特别善于竞争。
一种文化的兴起必然有其精神支柱。那武士道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
首先从佛教说起，佛教对武士道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武士认同命运的安排，对于无法避免的事情选择平静的服从，即便是死亡。
一流的剑术宗师柳生宗矩，觉得弟子已经学会了自己所有剑术的技巧，就对那弟子说：“我能教的到此为止，接下来你该去学禅了。”
禅指的是“凭借沉默思考，领悟言语所不能表达的思想”。学习禅就是要冥思，但在冥思的背后可是包罗万象，原理就在于悟出“相对”。再将此“相对”与自己调和。
从这一方面来看，禅的修养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在神社的灵庙当中既无悦神的器物，亦无任何祭祀的用具，只是一面镜子。简单地解释，镜子是人类心灵的表象；当一个人的心境完全地安定下来而保持澄明时，便可以看见神的存在。
中国的儒家思想也对武士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国民而言国土是可供采掘金矿、收获谷物的土地。这国土就是众神，亦即祖先之灵的神圣住所。对一般平民而言天皇不仅是国家权威的象征，更是精神文化的支柱。武士道认为，天皇本身是带有上天使命，而以肉体存在于地上的天神代言人。
严格来讲，在道德约束方面，孔孟之道才是精神最丰富的源泉。孔孟所主张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成为武士最常规也是最重要的约束力量，成为武士的经典之一。这种思想深深地埋在有一定知识的武士的心灵深处。佛教不能给武士道的部分，则有神道补充；尤其是其他教养未提及的部分，如对君主的忠诚，对祖先的崇敬和孝心等，都可以由神道提供。
不论是佛教还是神道，认清自己并非指向肉体方面的知识或精神物理学的知识，而是指向道德方面的意义，即“自我反省”。但由于武士往往热衷于武功，对内省表现出极大的不耐烦。
但我们可以发现，武士道其实是一种很简单的思想。只不过武士道所起源的动乱年代，在不安的环境因素下，如何保持镇定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武士阶级保留了祖先们残暴而洗练的气质。这些武士终于创造了一种独特男子的典范。
但这种思想是“只感化自己民族”的思想，对外则是残暴的一面，套用尼采的一句话：“如果把亚洲人的性格状况比喻成平原，日本就是一座突起的山丘。”
刀与武士说起武士，定让你想像出一个手拿大刀的人物形象来。不错，刀是武士的象征，没有刀的武士也就不叫武士了。
在武士道里，刀是力量和武勇的象征。
身为武士之家的子弟，必定是自幼开始学习舞刀弄剑，到了5岁的时候，才开始身着武士服装，这个时候，他们所使的是真正的刀，这样才表示有资格成为一个真正的武士。而这一天对一个武士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经过了“武士入门”仪式后，就象征着已经具备了武士的身份，不需要家长为其行为负责。通常，在孩提时代，会以涂上银漆的木刀代替真刀；不久之后，便以比较钝的真刀训练。等到成为一个使用锋利真刀的新手时，年轻武士往往会带着喜悦的心情以身边的木石试刀，到了15岁时，就等于是已经成年，可以自由行动。但带着危险武器的同时，自尊心和责任感也随之而来。
腰上佩带着刀就象征了此人心中已有武士道精神。武士刀共有大小两把，大的称“刀”，小的称“肋差”，这两把刀是武士寸步不离的。
如果在室内，定要放在书房或起居室里明显易见的地方；夜间，就放在随手可取之处，通常是枕头边。
但由于武士对刀的热爱，有的到最后演化为收藏好刀的虚荣心，武士刀成了艺术品。渐渐地刀变成了身份高低的象征，刀也失去了原来的杀气。多了一份亲和力。
武士对刀的感情是一种拜物教的情感。正是对刀的无限崇拜，催生了许多以刀剑鉴赏、研制作为家业的武士世家，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本阿弥家族。
现在的日本人已经在西方意义上放下了刀。但在日本意义上，他们仍将继续努力关注如何才能使心中的那把易被腐蚀的刀保持清洁。从武士道角度而言，刀是一种在任何时代都能保存的东西。
如果刀是武士的灵魂，那么，勇敢就是包裹刀的表面的表示武士身份的刀鞘，刀和勇是密不可分的。
武士虽然喜欢用刀，但谴责不正当的用刀，甚至嫌弃之。任意地乱挥刀剑的武士，大多不是卑怯者即是虚张声势者；一个沉着冷静的人物知道什么时候才是用刀剑的最佳时机，但是，真正恰当的时机是很难把握的。
武士不能逞“匹夫之勇”，就像手中的刀剑，是时机时才出鞘。但不是说遇事就退缩。相反，武士道注重“勇气”的培养。威猛、忍耐、勇敢、豪迈、勇气，这些是最容易打动年轻人的心弦的，只要再加上实践要领，便可以很容易地训练年轻人。所以，这些武士从年少时便开始竞技比赛，以君子之争来培养勇气。
但武士道认为，不是一味地向前，一味地牺牲，就是勇气。武士若不重视自己的生命而任意地牺牲性命，这种血气之勇与盗贼有何区别？
武士之所以为武士，就在于他知道退一步以成全忠节；武士之所以为武士，就在于他知道战死沙场以成全忠节。应死时决不偷生，应活时决不轻生。
勇气的另一面就是沉着。也就是说，勇气必须借稳定的心情冷静地表现出来。所谓冷静就是指静止状态的勇气。果敢的行为是勇气的动态表现，冷静就是勇气的静态表现。一个真正的武士一定会常保持稳定的心情，决不惊慌失措，不论遇到什么事都能保持冷静。
11世纪后半期，在衣川堤上发生了一场日本最典型的战役。东国军战败溃逃，统帅安倍贞任也随军逃亡。但敌将欲将他俘虏，于是对他大叫：“下马免死！”但安倍贞任掉转马头，与敌将说道：“忠义乃武士天职，岂可背弃？”
此时，敌方大将义家示意放贞任离去，别人问义家为何放走敌方大将，他说道：“在我军强攻溃败的情况下，仍能如此沉静，我实在不忍心让这样的武士受辱！”
尼采说：“能以敌人而自豪者，便能视敌人的成功为自己的成功。”这正表现出武士的矛盾心情。身为武士者，平日就重视与有勇气、重名誉的人为友，战时也要求与这样的人为敌。勇气表现到极至时，便近乎“仁”。
二、樱花：力求向上的民族精神樱花树下的民族中国著名作家王东满曾在其《岛国行》一书中惊叹日本的美丽：“长空鸟瞰，日本列岛虽然小得可怜，但却美得令人惊叹，牵魂诱魄，浮想联翩。即使用美丽的文词，也想像不出该怎么形容她娇小而雍容华贵的身姿，描摹她飘然而生动的体态。我贪婪地贴窗望着想着，脑海里蓦然冒出两个奇妙的字眼：盆景。”的确，和泱泱中华相比，日本的确像一个精致的盆景。而在这个硕大的“盆景”里，最美丽的当数樱花绘就的云霞。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也是日本列岛分布最广泛的花木。樱花之美其实是有双重含义的，一是指樱花的自然美。樱花属于蔷薇科落叶乔木，具体细分下来有一百多种。其中，既有春分时节和迎春花一起绽放的彼岸樱，还有清纯典雅的大山樱、妩媚动人的染井吉野樱、烂漫无邪的深山樱以及牡丹樱、大岛樱、八重樱、茶碗樱等“樱界大腕儿”。
在诸多樱花品种中，染井吉野樱以其绚丽大气最为人们所青睐，被称为“樱女王”，成为日本樱花的代表。这些樱花或淡或浓，或清或艳，先是一枝独秀写尽春寒清寂，后来万花齐放，开起来千娇百媚，云蒸霞蔚，凋零时一夜之间飘然落地，如“桃花雪”，似落泪人。周总理曾在《雨后岚山》一诗中赞美樱花：“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樱花之美由此可见一斑。
二是指赏樱之美，也就是日本人的樱花意识、樱花文化。早在一千多年前，樱花就开始在日本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日本民间关于樱花的神话传说很多，该国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也有不少关于樱花的和歌。漫山遍野的樱花如岛国的芸芸众生，折射出大和民族特有的人性之美；“樱雪”弥漫中又产生一种美丽的“距离”，使人在扑朔迷离之间，对日本人拥有的樱花情结产生难以言表的“艳羡”，透过赏樱之“表”我们能窥见日本人人性“里”的美。
樱花之所以成为日本的国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特点：花瓣体小而相同，若将一瓣采下来实在微不足道，但千万朵樱花连成一片就能汇成花的海洋，就可形成蔚为壮观的场面，这正是日本民族的形象写照。
对樱花的热爱反映了日本人对感性的偏爱和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国人审美时喜欢抽象和理性，主观色彩很浓，所谓“胸中有山水”。因此，我们的国画常常把山水人物抽象化，比如画山水重在写意。重在反映画者的哲学思考和情趣；画人物则着眼于描绘人的神态精神，以及人物背后所折射的社会文化心理。
总之，中国人所描绘的自然大多已非其本来的存在状态，掺进了太多的主观意识。因而不了解中国社会以及文化哲学的人，不容易读懂中国人眼中的美。而日本人把自己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就像是樱花与樱树，相互天然地融为一体，不存在任何隔膜。
翻开日本的一些文学家的随笔，就会发现在他们的文学思维里，人的主观世界恰似一个在山野中没有篱笆的院落，鸟的歌唱、花的芬芳、风的低吟都可以毫无遮拦地徜徉于院落的里和外。作为“院落”的主人--日本人似乎并不想从自然中悟出什么大道理，只是关注于自然界一草一木的变化，埋情于感官触摸自然时产生的直接的、切切实实的感受。
因此，他们对自然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感和融会感。所以在饮食时他们喜欢吃生鱼片等没有经过煎炒烹炸的食品；在插花中喜欢用“生花”（真花）；在文学欣赏中沉醉于“青蛙跳古井”时的“扑通”声；在绘画及欣赏中，画家所画的也就是他所直接感受到的，绝没有半点抽象的演绎；甚至在看电视时还喜欢看没有经过剪辑修饰的“生放送”。所以，日本人之于樱花犹如手足般的亲友。
在日语中描绘樱花的词汇非常丰富，诸如“朝樱”、“夕樱”、“家樱”、“樱吹雪”等，数量有上百个，可以说樱花似人，一颦一笑、举首投足，都被日本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咏唱在口中，描绘在笔端。樱花因此成为众花中的魁首、代表，在日语中单讲一个“花”字一般都指樱花。
日本政府还把樱花定为日本的“国花”，每年的3月15日到4月15日定为“樱花节”。每年3月末，很多人家和店铺都在门前插上粉红色的纸樱花，似乎在为樱花开道引路。进入4月后，日本的报纸电视会不厌其烦向国民报告樱花的讯息，电视台还会煞费苦心拍出本地区第一束绽放的樱花。
樱花由南向北，由“表日本（日本东海岸）”向“里日本（日本西海岸）”像春潮般逐渐漫过日本列岛。樱花每开一处便促醒一处人的精神，放松一处人的神经。当今日本，虽然工业化带来了丰厚的物质享受，但是也无形中拉开了人与自然的距离。人们平时处于快节奏的工作生活状态，只能利用逛酒吧，玩高尔夫球，甚至玩电子鸡、机器狗来暂时排遣劳累和烦恼。走进大自然，以舒缓的心态享受自然美逐渐成为一种“奢侈”。因此，赏樱对于本性热爱自然的当代日本人来说，似乎是通过对自然之美的“暴饮暴食”来弥补几乎被机器文明窒息了的文化意识，可以说它是“日本版”的狂欢节。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笑看樱花树下那些醉醺醺狂歌乱舞的日本男人，才能弄明白为什么有些平时乱穿一气的日本少女此时反而会规规矩矩穿上艳丽的和服。
“性相近”是日本人爱樱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日本是一个多灾害国家，常年不是地震、海啸，就是台风乃至火山爆发。在古代，这些难以预报、抗御的灾害经常会突然地夺取人的生命，但是灾害频繁也使日本人逐渐“习惯死亡”，更加注重今世人生。
日本古代文学巨著《徒然草》的作者--兼好法师就歌唱日本人这种无常观和趣味观，称“世间万物无常，唯此方为妙事儿”，“世无定数，遂见其美”。久而久之，赞赏美好伤逝的物哀情调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特点。
樱花的生命特征正好和大和民族的文化心灵相契合并产生共振。樱花开也匆匆，开得尽情灿烂；去也匆匆，去得凄然寂然，开去之间不过半个来月。在日本人看来人生犹如花期一样短暂而美丽，樱花的凋零和它的开放同样具有诱人的魅力，令人感慨万千。
日本古籍《新古今集》中曾有和歌道：“人生如梦幻，光阴似水奈何去，怅然度流年。赏花痛感良辰短，春去悠然。”戏剧中悲剧的妙处在于把最珍贵最美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20世纪70年代风靡日本的电视剧《血疑》中幸子的不幸命运，折射出日本依然浓厚的物哀情结，而樱花的盛开和凋零则是自然界给日本人每年必演的悲喜剧，樱花的花期长短不定正如人生之无常，春风一到即千树万树竞开的努力劲儿和干什么都喜欢拼命的日本人又何其相似。所以，日本人爱花似乎又有几分自爱的成分，樱花--花鉴也。
今天，痴爱樱花的日本人仍然喜欢以独有的感性观察世界。日本教育界还曾掀起一个“生活作文运动”，要求学生摆脱既定观念的束缚，追求所谓“实感主义”，从自己的生活中汲取作文的素材，以自己的真实感觉和体验来判断问题，并原原本本地写出来。这种感性还被日本的文学家充分运用，用以反映大和民族特有的自然之美和人性之美，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迄今已有两位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川端康成的获奖作品《雪国》以日本人敏锐的感性和巧妙的笔触，挖掘出日本民族的自然和人性之美。
这种美或许其他国家或民族的身上也有，他们的作家可能也有类似美的经历，但是却往往被太强的主观理念所干扰而被忽视掉了。记得有句名言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看来的确不虚。
爱情与希望的象征樱花热烈、纯洁、高尚，所代表命运的法则就是循环。严冬过后是它最先把春天的气息带给日本人民。日本人认为人生短暂，活着就要像樱花一样灿烂，即使死，也该果断离去。樱花凋落时，不污不染，很干脆，被尊为日本精神的象征。把樱花定为国花，因为它是爱情与希望的象征。
相传在很久以前，日本有位名叫“木花开耶姬”（意为樱花）的仙女。有一年十一月，仙女从冲绳出发，途经九州、关西、关东等地，在第二年五月到达北海道。沿途，她将一种象征爱情与希望的花朵撒遍每一个角落。为了纪念这位仙女，当地人将这种花命名为“樱花”，日本也因此成为“樱花之国”。
樱花在日本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奈良时代（710-784年），说到花，就是指梅花；到了平安时代（794-1192年），樱花成了主角，咏樱花的歌比咏梅花的歌要多五倍，而且日本很早就有了赏樱花的活动。7世纪，持统天皇特别喜爱樱花，多次到奈良的吉野山观赏樱花。
另外，据说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赏樱大会是9世纪嵯峨天皇主持举行的。当初，赏樱只是在权贵间盛行，到江户时代（1603-1867年）才普及到平民百姓中，形成传统的民间风俗。
樱花的生命很短暂。在日本有一民谚说：“樱花七日。”就是说一朵樱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为7天，整棵樱花树从开花到全谢大约16天左右，形成樱花边开边落的特点。也正是这一特点才使樱花有这么大的魅力。被尊为国花，不仅是因为它的妩媚娇艳，更重要的是，它经历短暂的灿烂后随即凋谢的“壮烈”。
“欲问大和魂，朝阳下面看山樱。”白雪似的樱花，象征日本武士道绚烂而短暂的美学。日本语中，“樱时”就是指樱花盛开的时节，也就是春天。在春天樱花盛开的时候，到樱花开得最灿烂的地方，一边吃着寿司，喝着日本酒，一边陶醉在漫天飞舞的“花吹雪”中，是日本人一年里最重要的事情。
赏樱花，日语写作“花见”。“花见”是日本独特的赏花方式，每当春天樱花季节展开之际，群聚于各地赏樱名所，席坐粉白花树下，大家举杯高歌，谈笑春日，尽情捕捉烂漫春光。“花见”一词甚至被纳为英文专有名词，意为日人赏樱盛宴。
日本人赏樱花的历史悠久，一般认为源于平安时代在宫中举行的樱花宴。庆长三年（1598年）3月15日，丰臣秀吉在京都醍醐寺举行的赏花会（历史上称“醍醐花见”），以其豪侈华丽而名标史册。而“花见”成为日本平民百姓的年中行事，则是江户时代以后的事情。
四月的日本充满了樱花的味道，无论是公园或是街道，都遍布盛开的樱花树，使得如盆景般精致的日本越发显得娇美了。
樱花绽放时，在公园及街道的赏花处，便可闻到淡淡的花香和欣赏到红色、粉红色和白色的樱花。每当这时，日本各地都会举行大大小小的“樱花祭”。赏花的人群无论是认识或是不认识的，都会不时点头打招呼，甚至交换食品。与其说是赏花，不如说是赏花让大家有了一个真正的“家庭日”和“友谊日”，难怪日本人乐此不疲，甚至有些公司将赏樱花列为公司的“指定项目”。
在日本赏樱花最有特色的地方当属箱根了。箱根位于东京西南面九十公里处，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旅游胜地之一，周围群峰环绕。而箱根本身早在四十万年前就曾有过几次火山爆发，形成一座与富士山相似的圆锥形火山--箱根山，后由于中央部分沉降，形成了一个大火山喷口，在火山口积存的水就形成了明眸皓齿的芦之湖。现在在箱根山的中央，游客仍可望到冒出蒸汽和硫烟的景色。而箱根作为日本指定的国立公园，还有不少的名胜古迹。
四月，当春色降临箱根的时候，樱花由箱根山脚、山腰及山顶相继开放。由于花期较长，游客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可以观赏樱花，加上箱根随处可见的热气腾腾、烟雾弥漫的日式露天温泉和小巧玲珑、古色古香的日式旅馆，在这个风光明媚的旅游胜地里，不但可以一边泡温泉一边赏樱花，还可以远眺沉静优美的富士山。
春季的日本，从三月初的九州开始，直到五月中旬的北海道为止，一路由南而北，这一条“樱花前线”推进到哪里，樱花就轮番张扬到哪里，热闹的樱花宴也由南而北蔓延。樱花由全绽到花谢，只有数天，一旦遇到下雨，灿烂樱花可能翌日就划下句点，虽然花期短暂，日本人还是热热闹闹地设宴庆祝，宛如一场快乐的樱花嘉年华会。
樱花的传说相传，以前樱花只有白色的，英勇的武士选择了在心爱的樱花树下剖腹。因为当一个武士认为自己达到了人生的辉煌，就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樱花树下血流成河，从此樱花开出了红色。樱花的花瓣越红，说明树下的亡魂就越多。
樱花在樱花城中，静静地绽放，每天都看到很多情侣在樱花树下聊天，谈心，樱花的花瓣渐渐地飘落下来，美极了。所以，樱花就成为了爱情的象征。但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得到爱情，得到幸福，樱花树上的妖精（樱花）也一样，她看到别人是那么的幸福，自己也想得到，就独自离开了樱花树。
樱花在人群中，寻找着自己的另一半，她找了好久好久，当她想放弃而回到樱花树上时，他出现了，他开始为她带来快乐，他开始照顾她，他们一起聊天到深夜。这才得知他是从遥远的国家，因船迷失了方向而来到了这里，樱花听了，知道他一定会走的，一定会回到自己的国家。樱花为了珍惜这段时光，她每天都和他相遇在樱花树下，天天聊天……但是，好时光总是短暂的，他要离开了，他来和樱花道别了。樱花虽然早有准备，可还是禁不起这个打击，她背对着他，只说了一个字“哦”。他走了，从茫茫的海上，走了。樱花一个人在樱花树下哭泣着，樱花的花瓣为了安慰她而飘落下来，微风吹过，满地的花瓣飘了起来，樱花的心碎了，她哭了几天几夜，最终决定，是该回去的时候了。她看着樱花树，想道：我是樱花的妖精，我最终是樱花树上的一片花瓣，最终是只能看着别人有情人终成眷属，自己是不会得到幸福的……就这样，她消失了。有入说，她回到了树上；有人说，她因为过度的失落，而化为花瓣，随着风一起去寻找他了……几年后，他回来了，他竟然回来了，他来到当初约定的地方，寻找着她，一直都没有找到，他失落了。原来，他回来是为了告诉她，他已经爱上了她。当他听到村里人在流传的传说时，他知道一切都晚了，他在樱花树下发誓，希望所有有情人能终成眷属，不要再有谁像自己一样错过了……这次，他再也没离开樱花城了，他还在不断地寻找着她的身影，直到死去……几百年过去了，樱花仍然在绽放着，许多的情侣为了这个传说而来到这里，见证自己的幸福。不知道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樱花转世投胎成为了世人，她来到樱花树下，总觉得这里似曾相识。风突然刮了起来，花瓣瞬间吹过，她的帽子被吹走了，被一名男子接到了，是他，他也来了，这一次，他们一定不会再错过了……瞬间中的永恒单看一朵樱花它不够丰满，也不够多彩。简单的花瓣注定了它永远不能与玫瑰、牡丹比美，朴素的淡粉色，预示了它在姹紫嫣红的春天里成不了主角。没有香气去招蜂引蝶，没有妩媚去惹心醉人，所以樱花的确要比别的花逊色得多。但是日本人都爱樱花，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一种团结的花。
樱花总爱一树一树地开，一城一城乃至一国一国地开，它们会占据整个春天，像是有人施了魔法。一棵树在一夜之间被装点成粉色的一团，甚是美丽；人们爱樱也总是爱那整树的粉色童话，的确，它真是太美了！
有人说樱花太过娇弱，选择三月这种暖洋洋的天气开花；它的生命太过短暂，十天宛如昙花一现。是啊，人们也为它感到惋惜。可是它却开得那么灿烂，那么动人，没有抱怨自己的种种不幸，无视死亡的存在，就是凋零时也带着凄楚的美，迈着轻盈的步伐在空中划出一道亮丽的线条，好似粉衣舞女翩翩起舞，很难想像它是在面对死亡，它依然是微笑，直到它落地的那一刻……它从未悲伤过。它的心灵就像它的花瓣一样纯洁，动人。樱的花开花落也许只是一瞬间，但在日本人心中却成了永恒。
日本人对樱的感情已超越了人对花的感情，没有哪国人像他们那样痴迷自己的国花，他们认为醉死在樱雨中也是幸福。也许别的花可以开得够长、够美，但却没有樱之团结，樱之气质。
生命就像这樱花般短暂，但并不是所有生命都如樱花般灿烂，日本人像樱花一样笑着面对一切，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跳出最美的一支舞。
瞬间即是永恒……二、拿来智慧：一股脑儿吃进，选择性吸收生吞活剥海洋中鲸鱼在进食时，常常先张大嘴巴连海水、藻类、鱼类一并吞入，然后吐出海水、藻类，用牙齿做筛子，篦下鱼虾果腹。作为海洋国家，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鲸鱼具有同样的智慧。
当日本人需要某种文化时，就几乎不加选择地大量吞入。文化输入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几乎有“生吞活剥”之势。日语中的外来语可以说是反映日本人吸收外来文化情况的窗口。由于短时间内引入的“舶来品”太多，来不及按照日语词法造词，就干脆采用音译。时至今日，这些外来语数量已经占到日语词汇的三分之一，经常让日语学习者烦恼不已。一些外来语仅仅来自广告演员的台词或电影明星的一句俏皮话，结果成为流行语进入日语辞典。随着社会发展、世事变化，一些外来语可能不会变成日本人的常用词流传下来，但更多的词汇却源源不断地增加进来。
因此，日本人虽然受中国文化熏陶了一千多年，但当近代华夏文明低谷徘徊时，日本很快就“脱亚入欧”，把脸朝向西方，拜倒在西洋门下。从欧美学习近代科学技术，那种奉西洋为师的态度之虔诚丝毫不亚于当年向中国学习的态度。以至于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一些日本人还在以“香蕉”自诩。香蕉者，黄皮而白芯也，似乎学西方学到现在，日本人和西方白种人的区别就差一张皮了。为了证明这一点，与西方攀上“亲戚”，个别日本人甚至不惜编造历史，煞有介事地证明马可·波罗曾到过日本，所罗门的宝剑就埋藏在日本的剑山，连耶稣也曾隐居日本，在青森县活到106岁。
日本的宝达山顶则被一些日本人看成基督教的另一重要人物--摩西的传教终止地。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而且奇怪的是这些根本经不起推敲的谬传竟然使一些日本人信以为真。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已不屑于做学生，开始强调本国文化的主体性，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疲软时，还曾以老师的口吻教训过美国人。但是，在日本人的心灵深处，与西方的师生名分并没有根本改变，在日本国会的很多政治辩论中，政客们仍然言必称西方，把欧美的一些政治规则、习惯视为典范，作为判定日本政治是非的标准。
在学习内容的选择上，虽然是“拿来主义”，一股脑儿“吃进”，但在吸收消化上还是根据本国需要有所选择。对于现实有用的东西，不管是非、正义，用得着就学，如在近代时期学习西方的枪炮技术、殖民主义，在工业时期盯住欧美的先进技术。对于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抛弃时也很干脆。
在古代，日本虽然对唐帝国的人文风化艳羡无比，日本天皇多次向中国请求传人佛教，并数次邀请鉴真大师东渡，但同时却礼貌地拒绝了唐明皇向日本传播道教的要求。近代以来，日本虽然接受了大量引入的西方文化，但是西方人一向推崇的个人主义理念却始终没有在日本文化中扎下根。
在学习方法上，注重活学活用，不搞教条主义。如引进中国儒学，却没有受到儒教中礼数的束缚；接受中国的佛教，其和尚仍然可娶妻生子。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日本吸收外来文化时不仅善于“拿来”，而且善于将“拿来”的东西消化、保存、升华。
日本仿造中国的古长安、洛阳建造的皇宫街道，至今仍保存甚好；日本的茶道、插花艺术均来自中国，现在却变为名闻世界的大和文化。
现在的日本人还以注重礼节闻名于世，受到他国的称赞，其实这也是从礼仪之邦--中国学来的。
日本在大化革新之际，曾引进唐朝礼仪并奉为圭臬，朝廷上下如有人不行唐礼就要受到重罚，这种良风美俗经过一千多年之后竟然保存得很好。而作为“礼学鼻祖”的中国，这些东西早已荡然无存；如今国人待人接物时往往手足无措，鞠躬若点头，握手又抱拳。对比之下，不能不发人深思。
日本人这种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拿来主义”，实行起来往往不遗余力甚至不择手段。为了得到有用的技术，甚至不惜委曲求全，出卖名节。
1543年的一天清晨，日本南部种子岛附近海面出现了一艘大帆船，上面竖着高大的桅杆，正渐渐靠近海岸。驻守该岛的日军将领经过笔交谈得知这些入属于“南蛮人”（实际是荷兰入），有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武器--火枪，制作精巧，威力很大。日军将领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费尽心机从船长手中搞到两把。枪到手后，日将并不满足于把玩，命令一个名叫金兵卫的刀匠把枪拆开研究仿造。但是，在仿造时却遇到枪栓后坐脱落的问题，一时间无法解决。为得到这一关键技术，金兵卫不惜向葡萄牙人献出自己的女儿。枪支仿造成功后，金兵卫无法忍受卖女求技的耻辱，和妻子一起自杀。
为了一点造枪技术，付出少女的贞操和两条生命，代价可谓沉重。
但是，日本却因此迈入火器时代，此后数百年造枪技术迅速传播，火药枪被日本各政治势力视为先进武器，并称之为“种子岛枪”。面对外来文化，不但一个民间工匠如此，整个日本民族都有一种向往新知未知的心态。
1853年，几艘漆着黑漆的美国军舰在佩里准将的带领下闯入日本江户湾，要求日本开国。面对这种不靠风力能自由航行的“古怪”船只及其威力强大的武器，日本民众经过短暂的恐惧之后，很快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黑船”靠岸后的第二天，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涌向码头一睹其风采。正是在这种士民风气的感应下，日本上层也表现出强烈的学习热情。翌年，佩里准将带领“黑船”再次来到日本，迫使幕府签订了不平等的《神奈川条约》。条约签字之后，美国人在军舰上宴请日本官员，向“太君”赠送了火车、电话等模型以表示“善意”。对此，刚刚蒙受签约耻辱的日本幕府不仅没有拒绝，而且视若珍宝，兴高采烈地收下礼物，拿回去研究仿制。此后不久，对于西方的先进技术文化，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旗帜下一直是主动地学，认真地学，而且学得像模像样。为了得到西方的“赐教”，日本人不惜重金，从欧美聘请大量的外国专家。
和日本人一心向学的热情劲儿相比，近代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则消极得多，被动得多。即使不得已要学，也是三心二意，浅尝辄止。
早在1844年，中国面对美国的坚船利炮，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条约签定之后，美方提出向中国赠送一些军事技术书籍和几座火炮模型以表示“善意”。对此，清政府的谈判大臣耆英却表示他“相信和平已得到保障”，对美国的这些“利器”不感兴趣。正是这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心态，使得中日两国虽同为亚洲国家，同受西方压迫，国运却此消彼长，演出两幕反差极大的近代悲喜剧。
回想唐朝时期，华夏文明也曾显示出极强的兼容性，广收周边民族之长而创造出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当时留学中国的日本空海法师曾说道：“唐朝像一只老虎，不论怎样硬的东西，它都能把它嚼碎，吞下去，消化掉。”
但是，后来由于诸多原因，这只“老虎”变得“厌食”、“挑食”，目光只盯着眼前的一小片山林，不愿意尝试任何新的食物，结果逐渐积弱，以致险些成为其他民族的“盘中餐”。而日本却眼睛向外，不断探索新的世界、新的“食物”，结果由“猫”变“虎”，成为世界大国，个中教训难道还不值得国人深思吗？
求知识于世界戊辰战争结束之时，日本可谓百废待兴。尽管一系列破除旧制度的改革都相继展开，使政府对于国家政权的掌控能力逐渐恢复，但日本对如何实现强国梦想的问题，一时却难以回答。关键时刻，“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的誓文解决了人们心中的迷惑，学习西方迅速成为日本精英阶层的共识。在他们的全力推动之下，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上下一致学习西方的热潮。
经过精心准备之后，1871年12月23日，以太政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的日本使节团登上了美国公司的轮船，从横滨出发奔赴美国和欧洲。使节团成员共有48人，几乎涉及政府机构中的每个重要部门，其中包括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口尚芳这样的重量级人物。
此外，随使节团出行的还有一支由近六十人组成的留学生团队。临行前，明确规定了使节团出访的目的：一是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二是考察各国情况，学习治国经验和各种优长。当轮船在礼炮声中渐渐离开海岸的时候，出访的人们伫立在甲板上，远眺着美丽的富士山，心中充满了对获取知识的渴望和对日本未来的美好憧憬。
岩仓使节团先后访问了美、英、法、比、荷、奥、德、俄、丹、意、瑞士、瑞典等十二个国家，历时二十二个月。每到一国，团员们都本着认真学习的态度，对该国的情况进行细致的研究，并把搜集的信息和心得感受通过书信及时发回国内。岩仓使节团的规模之大、周期之长、考察之详细的确世所罕见。使节团回国之后，根据他们的日记、书信和整理的资料，编辑了长达一百卷、两千多页的《美欧回览实记》，于1878年出版发行，在日本民众中起到了很好的介绍和宣传作用。
尽管原定的修改条约的设想因阻力巨大而未能实现，但岩仓使节团还是收获丰富：不仅使明治政府的领导层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认识了日本与欧美的差距，从而坚定了全面学习西方的决心，而且通过亲身接触，确实学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具体而实用的经验，寻找到了适合日本自身条件的切实可行的方法。
在考察过程中，使节团对普鲁士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经验尤感兴趣。特别是“铁血宰相”俾斯麦和参谋总长老毛奇所说的“如今世界各国，虽以亲睦礼仪相交，但皆是表面名义，于其阴私之处，则是强弱相凌，大小相欺”，“万国公法，也是系于国力强弱，局外中立而唯守公法者，乃是小国之事，至于大国，则无不以其国力来实现其权力”等言论，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们认为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以实力求强权才是唯一正确的逻辑和法则。
以欧美之行的收获为基础，木户孝允等人提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作为指导国家建设的总方针。
这无疑给日本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一幅精心描绘的宏伟蓝图就此展现在日本的面前。
拉拽智慧再回忆一下“拉拽国土”那则神话：
《出云国风土记》的八束水臣津野命知道自己的国家被建得很小后，便眺望着海那边的朝鲜和北陆地区吟唱道：
“是否存在国土过剩的国家呢？放眼一看，确实存在国土过剩的国家。”于是，他拴上缆绳把与陆地切割开的大地拽了过来，并把它连接到出云国的土地上。
正如这则神话，日本文化也是一种拉拽式文化，即“拿来主义”式文化，这种文化不是从内向外扩张，而是把外部的东西拉至内部，呈现出典型的缩小意识（扇型）。把山水之自然、天上之月亮、仙神都搬至壁龛里的日本人在文化方面的表现也不例外。
如果把文化的扩张看成是“教”，那么缩小就是“学”。所以在历史上，日本把自己的文化教授给外国的很少。日本文化史又被称为外国文化“学习史”，起初从朝鲜的王仁、观勒那里学习汉字和历法；后来又从中国直接学习、接受了诸多文化；到德川时代，向荷兰学习，继之又向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诸国学习；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又被美国文化淹没。
无论中国、韩国都注重教诲他人，在亚洲许多国家流传的中华思想强调的是“教”。欧美文化强调的也是一个“教”字，所以欧美文化中诞生出传教士文化，有了传教士为传播基督教漂洋过海出游世界各地的记录。
想像一下，假如日本为了传播神道，把神官派往欧洲或非洲会怎么样？人们肯定都会回答：想像不出来！而且在行为上日本人也习惯于“学习”。“受益匪浅”这句话几乎是日本人的寒暄用语，走到哪儿说到哪儿。
可笑的是，在商店里讲价时的用语竞也与“学习”二字有关：“不能学习吗？”“那就学习一下吧。”
在取暖方法上，日本也和其他国家不一样。韩国的火炕与西方的壁炉相同，使用后整个房间都感到暧意融融；而日本的小桌“被炉”则完全是种“缩小”式的，只是坐在那儿的一小块地方暖和，坐在小桌被炉处，人像猫似的蜷缩成一团。
日本尽管是岛国，但没成为海洋民族，让我们来看几个证据。属扩张文化的航海文化里最重要的是天空中的繁星，希腊神话中对星星的描写不胜枚举，但日本神话中却寥寥无几；《万叶集》中描写自然事物的篇幅很多，唯独以星星为题材的内容很少。朝鲜“新罗”在7世纪前后建起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台--瞻星台，而日本知道星星运动、发现北极星的存在却是在江户中期以后。
具有“缩小”宇宙观的日本人总是对身边的东西、方便的东西、触摸到的东西细心观察、认真体会，可一旦到了国外的广阔空间，到了广大的文化的范畴中，他们的意识结构、行为模式会突然间发生变化。具体地说，这些以纤细为美，重视礼仪的日本人如果漂洋过海出了国便成了“倭寇”。即便是倭寇也仍然是日本式的，因为他们不能忍受外部世界，他们曾与中国明代官兵“英勇”作战，占领了杭州湾的舟山列岛，但3个月后就弃岛而归。
四、抱团智慧：从众无惧，与强者为伍1加1等于3在日本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很多人要过马路，但人行横道的信号是红灯，马路上没有车，即便过去也没有危险。要过马路的人们互相看看，显露出不耐烦的表情，做出欲动又止的姿势，好像都在互相等待。突然一个人动起来了，紧接着就有第二第三个人跨出去，然后，大家几乎不分先后地迎着红灯到了彼岸。
“从众无惧”是日本常用的俗语。在过马路面对红灯的时候，按交通规则是不能过的，但是“从众无惧”，如果大家都过，大家就不怕。
就这个说法，如果想找合适的中文常用语或成语来对应，意思很贴切的好像是没有，最为相近的恐怕只有“法不责众”了。但是二者有着重要区别，“法不责众”的意思是规矩治不了众人，要破这个规矩得拉着众人一起破。“从众无惧”则跟“法”与“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是跟着大家就无所畏惧。
一则不知出自何处而在各国流传的笑话说：
泰坦尼克号船就要沉了，老幼和妇女都上了救生船走了，剩下的青壮男人们为了不被沉船引起的漩涡卷入海底，趁船沉之前赶紧往海里跳，于是对英国入说：要保持你的绅士风度吗？跳！英国人跳下去了。再对美国人说：你要当英雄吗？跳！美国人跳下去了；又对德国人说：你要守规矩的话，跳！德国人也跳下去了；最后就剩日本人了，于是对着日本人的耳朵小声说：“大家都已经跳下去了，你还不跳？”日本人这才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某位学者初到日本企业里研修的时候，几个同来的中国同事被分散到各个工作地点，所在的办公楼只有他一个外国人，除了讨论工作几乎不说什么话，再加上语言不通，连续几个月，他都默默地编程序或自己学习。对那段时光学者后来回顾道：
那一阵子几乎没有人来理自己，只有一位其他项目组的、曾经学习过一点中文的人，偶尔来这里坐一会儿，说几句中文，或送我点儿小礼物，以示关心。一次，他突然问：
“你在这里不觉得紧张和不安吗？”
“什么？”我一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经那个人一番解释，明白了他问话的意思，但不知他问话的动机，简单地回答：
“我好像没觉得有什么紧张和不安。”
“还是不一样，像你这样日语不太好，这么长时间没有伙伴，一个人孤独寂寞，要是我们日本人早就受不了了，不定怎么紧张和不安呢。”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难怪他时不时地来我这里小示关心。尽管自己在这方面没有那么迫切的需求，可是自己理解、接受并感谢他的友好和“同情”，十几年过去了，一直把他当做好朋友。他的一番言语和一系列表现，表明了日本人还有“个人不安”这样的特点。
日本人的“个人不安”表现在许多方面。一种是上述情况，没有伙伴时孤独寂寞带来的不安，还有在陌生人面前的“对人不安”。
人们学习日语时，多数日语教科书的第一课就教人如何寒暄：“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这个在中文、英文等多数语言中所没有的多余的客套话，日本人广泛而频繁地使用着。“初次见面”，那不是多余的话吗？见到初次见面的人，不是初次见面还能是什么呢？用得着强调吗？日本人用这样的寒暄，以表明相互处于同样的情况和立场，找到一个共同点，以缓解面对陌生人时的不安。“请多多关照”，关照什么，怎么关照？只是“初次见面”，又没有什么有求于对方，为什么一定要让人家给予“关照”？这一暧昧的寒喧词语，被日本人更为广泛频繁地使用。初次见面时当然要用，与人接触时、求人做事时更是要用，以表达寻求对方的好意并且依赖对方的心情。既然有这样的特点，人就自然地寻求某种心理上的安全和安定，那么，依靠他人似乎就是最好的避风港。
爱抱团的日本人日本是一个充满“会”的国度。在日本政界，除了法定的党团之外，党团内部还出现过诸如“青岚会”、“二阶堂帮会”、“经世会”、“创政会”、“木曜会”、“一心会”等几+个团体；在财界、医疗界、体育界等领域除了法定行业团体外，大大小小的“会”也数不胜数。如财界有三菱集团的“金曜会”、三井集团的“二木会”、住友集团的“白水会”、三和集团的“三水会”等上百个大大小小的会团；连居住分散的日本农民除了参加各级农民协会之外，还有诸如“耳朵会”等各种各样的联谊互助组织。
一个日本人在生活工作中参加的团体，少则数个、多则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当今日本虽然号称情报社会，信息收集处理极为发达，但却没有人能统计出本国“会”的准确数字。日本的“会”如此之多，充分反映了日本人“爱抱团”、重集体的心理特征。
美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埃德温·奥·肖赖尔曾在其著作《当今日本人》中说道：“日本人和美国人或西方人的最大差别莫过于日本人那种更强调集体，牺牲个人的倾向了。”一些日本学者把团体的存在视为日本人个体存在的前提，参加集团成为日本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一个日本人进入社会后，不仅参加社会政治经济集团如政党、文教团体、公司等，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且还会参加、组成各种各样的娱乐享受型团体，在这些团体内，每个人可以展示自己在某一方面的特长，通过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可，实现某种精神上的满足。
日本人之所以如此爱“抱团”，存在深厚的历史背景。从地理环境看，日本乃一岛国，“孤悬海上”；从民族成分看，日本人除了极少数阿伊努族（只有两万多人）外，大和民族占全国人口的98%以上，其民族成分纯度之高，为世界仅有；而且由于人多国土狭小，地域文化差异很容易消融，由此日本民族文化的同一性很强。
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日本人的心理内向化，注重以增强岛内的团结来应对外部环境；民族的单一性和文化的同一性又为日本人之间相互协调沟通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从生产方式看，日本民族的生存主要依靠种稻和捕鱼。由于日本是一个多山国家，平原很少，种稻引水在古代是一个复杂工程，仅依靠一家一户的努力很难完成，需要多家相互配合，日本又是一个传统的渔业国家，以“食鱼民族”著称，尤其是捕鲸业历史悠久。由于长期出海捕鱼，就很容易产生“吴越同舟”效应，尤其是捕鲸更需要多艘渔船密切配合。
在日本传统的浮世绘中经常能看到日本人集体捕鲸的场面，几十艘如叶扁舟相互呼号，劈波斩浪，穿梭在巨鲸周围，或投鱼叉或飞缆索，其勇猛团结精神跃然纸上。这种独特的生产环境无疑对增强日本人的协调、团结意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日本的社会和家庭组织方式也有利于增强日本人的群体意识。虽然日本受儒教文化的影响，在家庭方面和中国类似之处颇多，如强调“孝”，尊敬祖先，强调家族利益等，但是在家庭组织方面日本人更强调长子的地位，在长子和兄弟之间有严格的等级关系，无论是民间习惯还是“二战”以前的日本法律都明确规定只有长子才享有财产继承权。
长子婚后和父母住在一起成为“本家”，而其他兄弟长大后要么像雇工一样留在本家，要么就只能离开，另外成立“分家”。由于一般来说非长子的数目总要大大多于长子，因此对大多数日本男子来说，成人之后都必须离开家族另外寻找依托。于是，他们往往倾向于模拟家庭的组织方式建立自己赖以栖身的社会集团，这就是日本社会特有的“家元制度”。因此，缔结集团在古代社会就是多数日本人生存和生活的重要方式，久而久之“喜欢抱团”就成为一种社会习惯。
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到现在，日本政府和社会都大力提倡集团意识，把团结作为一种社会公德，不断对公民进行灌输。在日本，从小学到中学，各种活动大多都以集体合作的方式进行。其间，每个日本学生要学会适应在不同团体内的地位与角色变化以及团体成员的合作规则和技巧，要树立忠于团体的意识等。如果说中国学校的德育教育把个人与集体作为一种对立统一体，既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又注重个体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比如长期推行的评选三好学生、优秀学员制度就明显反映出这种集体和个体的兼顾性，一个三好学生既应对团体间竞争做出较大贡献，又要具备较强的个人竞争能力，能在人与人的竞争中取胜。那么，日本学校则强调培养个人对团体的适应性和归属意识，一个好学生首先必须具备较强的团队精神和合作能力，个人取得的任何成功都被视为团体的努力结果。突出自我、显示个性如果不是为了团体利益和荣誉，必然会受到非议和否定。这种教育的结果使每个日本人在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都树立了很强的团体意识，把自己的团体存在视为个人生存发展的基础。而中国人却在学生时代就处于集体和个人的矛盾之中，走向社会后仍然要受到“为公”还是“为私”的困扰。
据调查，在学生时代，面对清洁卫生等公共事务，“日本学生无须分配任务，几乎人人动手，而中国学生如不分配任务，很少有人动作”。中国社会上集体主义的实行往往要靠规则和公德等外在压力的约束。中国人一般都要在集体和个人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如果个人利益得不到所在团体的充分保障，“跳槽”、“混日子”就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行为。而日本人无论在公司、政府机关还是事业团体，尽职尽责维护所在团体的利益和荣誉成为一种自觉意识。
日本人“爱抱团”的习性是日本摆脱战后困境，走向经济振兴的力量源泉。日本人善于以牺牲个人为代价，来维护集团利益；不论是公司的经营者，还是从业人员，他们都真正把所在的团体视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拼命为公司效劳。这样，日本公司由于内部团结，成员听话肯干，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源方面的潜力。众多日本公司又按行业类别形成各种商会团体。在国际商战中，商团内的日本公司尽管相互间也存在竞争，但总是内外有别，为了对付外国公司，常常听从通产省或商团头目的安排，一致行动，极少出现“吃里爬外”、擅自行动的情况。因此，对外国公司来说，他们的日本对手名义上是一个公司，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公司集团，要在商战中占日本人的便宜非常困难，日本由此也得到“大和民族股份有限公司”的绰号。战后日本发展的历史表明，这种集体意识是日本民族文化力量的核心，是大和民族克服各种困难，取得巨大发展的法宝。
当然，“爱抱团”也并非没有坏处，这就是作为团体的日本人容易“集体闯红灯”，一块做坏事。日本有一位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名叫彼得武志，他之所以出名，并得到日本人的青睐，是因为他总是以调侃的语气，攻击社会上的大道理，说一些国民想说却又不敢说出口的“心里话”。此人有一句日本家喻户晓的名言，就是“集体闯红灯，谁也不害怕”。
彼得武志的这句话能够成为名言，是因为它恰恰顺应了日本人好集体犯规的民族心理。事实正是如此，在现实生活中，当少数日本人在西方旅行的时候，往往循规蹈矩、彬彬有礼，但是一旦较多的日本人聚集在一起，就会无视周围的环境和其他人的存在，容易做坏事。比如玩娼嫖妓，在其他国家多是一种个人行为，而且大都采取悄悄干的方式，但是，日本人竟然能结队成伙集体到东南亚国家搞“性旅游”。
为什么日本人一结伙就容易干坏事，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细细想来，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作为个体的日本人，道德观念淡薄。
在古代日本人虽然属于儒教文化圈，但一直没能建立像中国那样完整系统的社会道德体系。他们对孔孟之道的吸收只限于一个“忠”字，却把孔孟倡导的“仁义”抛在一边；到了近代，日本人学习西洋，很容易地接受了西方政治的权力概念和科学技术，却对西方的道德观不闻不问。“二战”以后，一亿日本人忙着发财赚钱，眼里只有竞争二字，没时间也不愿意在道德修养上下工夫。这样，仁义道德对日本人而言始终是外在的，没有在心里扎下根。因此，日本人的脑子里缺乏固定不变的价值观和是非观，在道德上如“墙头草，随风倒”。作为个体的日本人，其言行举止容易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如果侨居欧洲就会按欧洲人的道德规则行事，如果生活在美国也会很快入乡随俗。由于缺乏固定的价值观标准，日本人判断是非还容易受权力观念和功利意识主导，其结果就是“只要有利的就是正确的”。日本著名学者高桥敷就曾这样描绘自己的同胞：“无论是在战争时还是在工作时，只要有发迹的机会，日本人就会变成忠实的狗或狂暴的狼而勇往直前。”
二是集团的巨大压力严格限制了个人的判断和选择。
在日本集团内部不允许存在自我，作为个体的日本人所要做的只是听从上司的命令，追随团体内的大多数一起行动。迄今为止在日本历史上，只有为团体和国家尽忠的行为才能得到记载和讴歌。一个日本人从儿童时起就被要求服从统治者，侍奉父母，尊重兄长，在社会上按多数派的意见行事，“没有什么余地来解决良心的问题”。这样，团体成员自我观念的普遍丧失，使得“作为团体的日本人缺乏自制能力”，对每个成员来说是非曲直是集团的事情，自己只要服从命令就行了，即使是冒险犯罪也会因“大家一块干”而心安理得。
回顾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是“以个人的自由和完全独立为前提，在充分发挥个人能力的基础上实现了国家的发展，可以说走的是一条个人主义的道路”}日本人则强调集团的重要性，个人与集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其他民族难以形成的巨大合力，推动日本社会跨越式发展。
日本之所以一度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爱抱团”的民族传统。中国则居于集体与个人之间，常受二者矛盾的困扰，难以充分发挥民族潜力，导致国家发展遭遇坎坷；但如果处理得当，则可同时拥有二者的优势，促成中华腾飞。如何博采日本和西方之长，就看我们自己的智慧了。
与强者为伍1924年，孙中山先生曾在日本神户高等女子学校作过题为《大亚洲主义》的讲演，忠告大和民族：“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日本民族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者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日本并没有响应中山先生的呼吁，去做“王道的干城”，而是选择了一条“与强者为伍”，恃强凌弱的发展道路。
一百多年前，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亚洲各国的大门，开始殖民侵略时，日本也和中国、朝鲜一样，面临被列强瓜分豆剖的危险。在列强魔爪下哆嗦发抖的日本人，为了抵御殖民侵略，也一度产生过联合中国，共同“攘夷”的构想。如日本军事思想家会择正志斋就在19世纪40年代鼓吹“日清提携论”，认为“神州（指日本）在满清东，犹燕之蔽于赵”，“与神州相为唇齿者清也”，“只有协助中国共御外侮，日本才能摆脱民族危机。”
但是，“日清提携”、“存华挫夷”是以日本对中国的高度评价为前提的。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列强的侵略屈膝退让，日本政治家、思想家很快就丧失了“日清提携”的信心，转而从西方殖民理论中寻求“救国良策”，提出通过侵略朝鲜、中国以发展国力，摆脱列强侵略。例如，19世纪50年代，日本战略思想家吉田松阴提出了“得失补偿论”。吉田松阴认为，鸦片战争中，地广人多的中国尚难抵御列强的坚船利炮，国小民贫的日本更不是列强的对手。日本不如以欺凌亚洲弱邻，以补偿受西方侵略之害，一方面取信于列强，缓冲列强的侵略压力；另一方面“取朝鲜、挫满洲、压支那、临印度，以取扩张之势”，唯有如此，日本才能“由朝鲜满洲夺取土地，补偿失之英俄贸易之损失”。明治政府成立后，接受了吉田松阴的“得失补偿论”。1869年3月，明治天皇发表《天皇御笔信》，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伟业”，“开拓万里波涛”“使国威布于四方”。这表明依靠欺压弱邻，充实国力，摆脱民族危机，实现日本的发展已成为明治政府的国策。其后，日本政治家相继提出“征台论”、“征朝论”，并逐渐形成以侵略中国、朝鲜等大陆国家为主要目标，称雄亚洲的“大陆政策”。
然而，侵略扩张对于当时发展刚刚起步，国小贫乏的日本来说谈何容易。清政府虽然对列强屈辱忍让，却不会轻易答应“东瀛小邦”日本的侵略要求。因此，最初日本企图效仿列强，向清政府索取在华特权时，当即就碰了一鼻子灰，不得不在平等基础上与中国缔结《日清修好条规》。为了压服中国，实现侵华企图，日本开始谋求与列强勾结挟洋制华。
其实，早在19世纪50年代，日本人就一厢情愿地梦想和当时横跨欧亚的沙皇俄国结好。在1857年，日本改革家桥本左内提出“日俄同盟论”。桥本认为，在列强气势汹汹的侵略面前，“日本只是东海一个小岛，难以维持独立”，只有“迅速向外扩张，发展充实国力，才能避免被列强吞并”，而中国国势衰微，清政府又腐败无能，日本正可趁此良机向大陆扩张。
同时，他又认为“近年来世界上争霸的是英俄两国，从两国的气质特点来看，英国剽悍贪婪，而俄国正直诚恳，（将来）世界之瞩望会集于俄国”，所以日本“应和俄国结盟分割中国”，“不仅要占领朝鲜、满洲，还要在南洋、印度乃至美洲大陆拥有领地”，只有这样，日本“才能具有独立国家的实力”。
但是，当时的日本内战未息，国力虚弱，自身尚处于列强的股掌之间，缺乏付诸实施的内外条件，“日俄同盟论”只能流于空谈。明治政府只好推行“与列强协调外交”，小心翼翼地追随欧美等强国，充当巨兽后面的豺狗，试探着在侵略中捞一点残羹冷炙。
为了得到列强的帮助，实现吞并朝鲜，逐鹿中原的侵略计划，明治政府开展“鹿鸣馆外交”，大肆崇洋媚外。日本仿造西洋格式大造亭台楼阁，邀请洋人在馆中花天酒地，要大臣贵族带妻女陪洋人跳舞玩乐，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
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极力离间列强与中国的关系，再三向俄、美、英、法等国表白：“出兵朝鲜意在保护日领事馆和臣民安全，决无他意。”
“功夫不负有心人”，日本的毕恭毕敬和凶残好斗逐渐得到了英美等国的青睐，觉得这个东亚岛国可以充当其侵略中国的小帮手。尤其是英国，由于海外殖民地太多，难以腾出手来在远东和其他列强角逐，决意拉拢日本对付沙俄等国。因此，英国对日本向中国开战态度最为积极，在开战前夕与日本修订原来的不平等条约。英国外相金伯利在修约祝词中说：“此约之性质，对日本来说，远胜于打败清帝国之大军。”此时的日本看到侵略行为得到列强的嘉许和纵容，信心倍增，很快开动战争机器，挑起甲午战争。战争中，日本犹如恶犬，得到列强的声援支持；中国如龙钟老人，既无力搏击又孤独无助，马关之恨由此铸就。甲午战争使日本人切实尝到了“与强者为伍”的好处。此后，日本先和英国结盟达二十年之久，后又与德意法西斯为伍，“二战”以后又与超级大国美国建立同盟关系。一百年间，日本外交结盟时间近八十年，只有二十年处于“单干”状态。
日本外交之所以喜欢“与强者为伍”，主要出于日本长期奉行扩张型的对外战略。想当年，日本明治政府刚刚建立，国内尚立足未稳，明治天皇和他的大臣们就在酝酿对外侵略。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为得朝鲜发动甲午战争，为侵“满洲”与沙皇俄国开战，为吞山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独占亚洲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以后，受和平宪法的约束，日本虽然改弦更张，放弃战争权力，不再搞军事侵略，却转而大搞经济扩张。日本商人四处并购企业，夺占市场，收购狂潮一度扫荡大洋彼岸的美国。其贪婪和进攻性除了没有硝烟和血腥外，与战前别无二致。
但是，军事侵略也好，经济扩张也罢，日本这种扩张型的对外战略在实施中，始终受到本国国力缺陷的制约。作为一个岛国，日本四面环海，仅限于几个岛屿，面积不过37.8万平方公里，只有美国的1/25、苏联的1/60，缺乏足够的战略安全纵深。而且这些岛屿上还缺乏近现代工业所必需的各种矿产资源，国家生存严重受制于海外。
在近现代，这些先天性缺陷，使日本的对外军事扩张深受制约，常常出现“眼大肚子小”、力不从心的情况。
首先，随着侵略范围的扩大、树敌增多，其国力增长远不能满足扩张野心的需要。平时扩军备战屡屡出现财政危机，为了筹措军费，甚至要求国民“改三餐为两餐”；战时一再陷入国库空竭的险境，导致日本常常要“赌国运”背水一战。
其次，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日本从原料到市场都严重依赖英美等国，其扩大侵略的行为总要受到英美的牵制，难以尽遂其愿。鉴于此，日本统治集团往往把寻求强有力的外援，作为弥补自身国力不足，增加战争实力的重要手段。“二战”以后，日本军事发展受制，国土安全、战略资源的供应安全只有仰仗美国，才能实现经济的发展和扩张。
“与强者为伍”还是日本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综观国际关系发展史，国家之间的竞争方式可以分为领土博弈、财富博弈和科技博弈三种。近现代的国家竞争同时具有领土博弈和财富博弈的双重性质，国家发展不仅靠经济贸易还要靠武力掠夺。
为了在这两种博弈中取胜，日本就得通过对外扩张，占领更多的领土和市场。但是，侵略战争不仅会遭到被侵略国的强烈反抗，还会引发日本与列强的冲突。由于日本发展起步落后于欧美，国力存在缺陷特别是资源供应又受制于他国。所以，只有寻找大国做靠山，借强者之力，才能在侵略中狐假虎威，防止其他列强插手战争，夺取侵略果实；才能尽可能多地争取列强对其侵略行为的支持，孤立和削弱被侵略的国家与民族，为夺取战争胜利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二战”以后，各国的竞争重点开始转向财富和科技博弈，主要依靠投资、科技的竞争实现国家发展。
然而，国际关系权力政治的基调并没有改变。日本要在竞争中取胜，仍然需要政治、军事权力的支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再度发挥了“与强者为伍”的外交本能，与主宰自己命运的世界第一大强国结成同盟关系。通过缔结日美同盟，日本得以利用美国的军事力量维护本国的安全，利用美国对世界各地的控制获取稳定的战略资源，利用美国的支持重返联合国、挤进西方七国首脑会议。
综观一百多年来的日本外交，“与强者为伍”实际上是日本脱亚入欧战略的具体化。由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长期在科技经济文化上占据优势，所以对日本而言，“与强者为伍”就是与英美等国同道。
明治时期，日本外务省内“亲英美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侵略扩张多能得到英美的纵容或支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迅速崛起产生了重大作用，英日同盟可以说是这种亲英美外交的具体体现。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摆脱传统的外交战略取向，与德意联手同英美分庭抗礼，企图“自主”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但结果却一败涂地。
英日同盟和三国同盟的历史经验教训，促使战后日本的对外战略取向再度向美英回归。战后，日本统治者认为太平洋战争失败的“最大教训”就是没有分清“真朋友”、“假朋友”，和国力贫弱而又靠不住的德意形成“弱弱联合”，终难对付英美的强大实力。只有与真正的强者力伍，归顺而不是反叛英美主导的国际秩序，才是日本外交的上策。为此，在“二战”期间就反对同美国交战的吉田茂担任首相后，主动迎合美国的战略需要，再度把日本对外战略的基点放在与英美等国尤其是同美国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上面，建立了日美同盟。
以强国为“轴心”，是日本“与强者为伍”外交的又一特征。由于和日本为伍的国家国力都大于日本，日本和这些国家的关系总是有求于人超过人求于己。所以日本与盟国的相互地位总是不对等的，同盟关系对强国来讲可能只是其外交的一个方面，对日本来讲却是整个外交政策的轴心，如英日同盟时期以“日英关系”为外交轴心，三国同盟时期又宣称以三国同盟为轴心。
“二战”后，以联盟为外交轴心的传统不仅依然保留下来，而且还得到“发扬光大”。在漫长的冷战岁月里，日本始终坚持以日美同盟为外交基轴，唯美国马首是瞻。冷战结束后，随着同盟关系的调整，日本虽然在同盟中的地位与作用得到提升，但日弱美强的力量对比并没有根本改变，因此，日美同盟依然是日本外交的轴心、基础。
“与强者为伍”的对立面是与弱者为敌，远交近攻。回顾日本近现代以来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大和民族是在英美强国的提携下，踩着亚洲国家的头颅，一步步爬到了今天的国际地位。“二战”以前，曾在列强的支持下对亚洲弱国百般欺凌；“二战”后，受美国的庇护，在朝战、越战中大发横财，搞经济渗透；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又强化日美防卫合作，企图干预邻国内政。作为日本的邻居，了解日本外交的这个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