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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
巴尔扎克

第一卷 第一章 索缪城的房区(1)

某些省外的城区,总有一些看上去就会让人感觉凄凉的房子,看到它们就像看到了最阴森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或者最凋敝的废墟。或许也可以这样说,修道院的沉寂、旷野的肃杀和废墟的破败,这些特点那些房子都兼而有之。那样的房子特别地安静,在外人看来像是一些无人居住的空宅,里面的生活悄无声息,不过当真有外地的陌生人走过时,破败的房子上漆黑的窗口便会有一张毫无表情的面孔突然探出,像僧侣一般,朝窗外冷漠而阴沉地瞥上一眼。

具有以上那些凄凉特点的住宅在索缪城里就有一所。它坐落在直通高处古堡的街道尽头,那是一条崎岖不平的街道。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来往。虽然一年四季冬天冷夏天热的,并且还有几处阴暗不堪的地方,可它却自有它自己的特点:路面是石头子铺的,始终清洁干爽,而且走在上面回声清脆;街面比较狭窄,路线蜿蜒曲折,路两旁一排属于老城区的房屋,仿佛一条巨蟒安静地蜷伏在城墙脚下。有些房屋有着三百多年的历史,古宅都是木结构的,别看年头多倒也还结实。房屋的样式各异,各具特色,那些热心访古的游客和艺术家们走到这儿的时候不禁都要驻足观看,欣赏着这独具情调的索缪老城区,不得不赞叹那一片老城区的房屋上雕刻着的各式各样的图案,那纵横于大多数屋顶下面的粗大梁木,两头都雕着古怪的图案,构成一溜黑色的浮雕。

有的人家横木上覆盖着青石板,仿佛给单薄的外墙勾出一条条蓝色的线条,增加一份情趣。几百年来,被岁月压弯的屋顶,经过多年日晒雨淋,也都扭曲走形了;有的人家的窗台黑得十分醒目,本来在上面精心雕刻的花纹如今也已经辨别不出来了,仿佛已脆弱不堪的朽木,在岁月的洗礼中已经承受不住贫苦女工放在上面的棕红色的陶土花盆,只能够勉强地支托着盆里瘦长的石竹和月季。一路往前看去,有的人家大门上凸出粗壮的钉头,并且钉头上镌刻着家传的象形文字,这些象形文字是它们的祖先勾画上去的,现在那具体的含义已无人知晓;可能是哪位新教徒表明自己信仰的记号,也可能是反新教联盟的成员用来诅咒亨利四世的咒符;有几户市民阶级的人家,他们的大门上刻有乡绅的家徽,表示自己的祖辈曾经辉煌的事迹或享有的光荣,免得后人忘记。总之,这里的门上记载了整部法国的历史。这里有一处破旧的摇摇欲坠的房屋,仿佛风雨一来就要倒下,不过在外墙的泥灰上,却留下当年能工巧匠的高超手艺;破旧的房屋旁是一所贵族宅邸,石头砌的拱形门楣上,祖传的纹章现在还可以辨认,但是经受过自一七八九年以来一次次席卷整个国家的革命风浪的吹打后,现在只剩下灾难过后的一点儿残余的痕迹。

这条街上房屋的底层都是做买卖的,热衷寻访中世纪文物的人会发现这里的环境跟上一代的女工习艺工场一样简陋朴实,既不是小店也不是货栈。街上铺面低矮的店堂既无货摊也无货架,更不会有玻璃橱窗了,里面很阴暗,内外都没有一点儿装潢。大门被分成上下两截,草草地钉着铁箍、铁锔;大门的上半截往里开着,空气和阳光从门的上半截往里灌,或者通过气窗、天花板和矮墙之间的空当进入店堂,下半截装有弹簧门铃,不断地被人推进推出。还有半人高的矮墙是用来陈列商品的,矮墙上面有便于装卸护窗板的滑槽,结实的护窗板清早卸下,傍晚装上,之后再用铁闩锁得严严实实。当然这并没有为招徕顾客而精心布置的商品,陈列的商品按经营对象的不同,无非是两三桶食盐和鳕鱼,或者几捆缆绳和帆布。楼板的横梁上挂几束闪闪发亮的黄铜丝,靠墙放一溜金属的酒桶箍,或者在几个架子上摆出一些布匹。

走进去瞧瞧,一位有着青春朝气的白净姑娘,身上裹着一条洁白的围巾,通红的手臂露在外面,听到有人进来的声音,忙放下手中正在编织的活计,叫她的父母。这时店里的东家就会出来听你吩咐,态度或冷淡或热情,全凭店东的脾性。也许成交的不过是两个铜板的小生意,也可能是高达两三万法郎的大生意。

还有专门做橡木板材生意的老板坐在门口,唾沫横飞地与邻居聊天,看上去,他也就做些劣质的酒桶板条生意,实际上在码头那边的木工厂里,有足以供应安茹地区一切箍桶作坊全部用料的货源。如果天气好,他就能发财,他能算出箍桶匠们一年总共需要多少板材,而且非常准确,不超过一两块板材的误差。在这里,气候的阴晴决定市场的盛衰。一天阳光能教他发财,一场恶雨也能让他亏本。半天之内板材市价能跳到十一法郎或跌到六法郎。种葡萄的、有田产的、木材商、箍桶匠、客栈老板、船行老大,都眼巴巴地盼望晴天。他们怕刮风,怕下雨,也怕天旱,晚上睡觉时生怕天一亮就听说夜里上了冻。他们巴不得雨水、云彩和晴暖的气候随他们支配。天气让人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愁;一会儿使人眉头紧锁,一会儿又让人笑逐颜开。

这条街是索缪城里的大马路。“一个金子般的天气!”促动整条街上家家户户的人都扳着手指算账。人见了人就说:“老天爷下金雨了!”他们都知道:一道阳光,一场及时雨,会给他们带来多少金子的收获。这里的生意人都有自己的葡萄园、自己的田地,他们需要趁着好天气到乡下去忙上几天。买东西和卖东西,收支和盈亏,他们早都算计周全。晴朗的季节,每到中午,你就别想买到一文钱的东西。虽然平日里他们可以花十多个小时的时间聊天说笑,没完没了地发表高见,唾沫横飞地传递闲话,窥探别人的隐私。像哪家的妇女买了一只鸡,马上就有人要问她的丈夫:那只鸡炖的火候是否恰到好处?像谁家的小姑娘在窗口上探一下脑袋,肯定躲不过那些闲人的眼睛。

总之,不管谁的内心都几乎袒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像黑乎乎、静悄悄、让人无法看透的深宅大院,其实也没有半点秘密。每个人都像永远生活在露天里。每户人家都在自家大门外吃午饭,用晚餐,拌嘴斗气。只要是从这里路过的外乡人肯定会被他们品头论足,挨个儿分析。以前,到这儿来的外乡人都不会躲掉被挨家挨户取笑的命运,通过这样的形式产生一段段的故事。安茹居民的“大嘴巴”的美名,就是人们按照这样的故事编纂笑料得来的。

二、葛朗台老爹

城里像样的旧宅都坐落在这老城区街道的高处,原先这些旧宅都是些当地头面人物的府邸。我们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一所凄凉旧宅中。在法兰西淳朴民风日益衰微的今天,这些房屋只成了人们心中还朴实的旧时遗物。在一路古色古香的曲折街道上走去,就连最小的玩意、角落都能唤起你对古老过去的思念,一路的气氛使你不得不遐想联翩。你会看见有一处拐角相当阴暗,故事里葛朗台先生府邸的大门就龟缩在这凹处的中间。我若不跟你说说葛朗台先生的身世,你就不会明白为什么把他家称做府邸。葛朗台先生在索缪城里颇有声望,正所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没有住过这儿或只待几天的人根本不会明白这种声望的前因后果。

在这里有少数的年事已高的人叫他葛朗台老爹,他在一七八九年的时候,是一位非常出色且有实力的箍桶匠,能读能写,精通算账。当时共和政府在索缪地区拍卖教会产业的时候,箍桶匠才四十岁左右,正同一位有钱的橡木板材商的女儿结婚不久。葛朗台用手里现有的所有钱款再加上妻子的陪嫁,凑成一笔两千金路易的资金作为资本,带着所有的钱直接来到县政府。他用岳父大人给的二百枚面值可以加倍升值的金路易,从卖国有地产的凶狠的共和政府官员手中,廉价买到这里最好的几片葡萄园、一座修道院和几块按收成交租的分成制租地。这种交易虽然不合理但也算是合法的。在索缪城居住的人,本来就没有什么革命思想,他们把葛朗台老爹这种行为看成勇敢的共和党,支持、热衷于新潮流的爱国派人士。其实葛朗台老爹只是看中了这几片最好的葡萄园。他也因此被任命为索缪地区行政机构的委员。

他的处世态度对当地的政治和商业都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在政治上他保护贵族的利益,想尽一切办法阻挠当局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在商业上他个人承包供应共和军一两千桶白葡萄酒,于是共和政府把原来打算留做最后一批拍卖的地产——一个女修道院和几片属于修道院的肥沃的草场——给了他,算是付给他的酒钱。拿破仑执政上台之后,葛朗台老爹被委任为市长。这个市长治理有方、非常能干,葡萄园的收成更是越来越好。但是拿破仑称帝之后,葛朗台一下成了无职无权的普通人。因为当时的皇帝不喜欢共和党,一位有贵族头衔的大地主接替有“红帽子”嫌疑的葛朗台的职务。那人后来在第二帝国时期被晋封为男爵。

葛朗台被免职发生于一八○六年,不当官了,葛朗台先生并没有感到不好,因为他当政时曾经以为当地人民造福为由,修了好几条质量较高的公路,连接他从城里到乡下的产业。他的产业在登记时多了很多,占了不少便宜,只须缴纳一点儿税金。官方登记了他在各处的庄园之后,他持久而精心的耕作,使自己成了享誉一方的“尖子”,这称号是专门给那些能生产最好佳酿的葡萄园主的。为此,他都有资格申请荣誉团的勋章。

大约是上天怜恤他丢官,想给他一点儿安慰吧,当时葛朗台先生五十七岁,他的妻子三十六岁,他们的宝贝女儿才十来岁。那一年他前后得到三笔遗产:先是他的岳母谷迪尼埃太太的,然后是他妻子的外公拉倍特里埃先生的,最后是葛朗台自己的外婆让蒂叶太太的。三笔遗产到底有多少钱,谁都不知道。三位老人活着的时候都爱财如命,私下里攒了不少金银,甚至把玩金银当消遣。拉倍特里埃把放高利贷叫做挥霍,总觉得守着金钱比放高利贷踏实。所以索缪城的居民只能根据他们账面上的收入估算他们究竟有多少钱。之后葛朗台先生得到新贵的头衔,那是我们拼命干也赶不上的殊荣,他成了当地最举足轻重的纳税人。他经营的葡萄园总共有七十公顷,赶上好的年头,可以生产七八百桶的好酒;有十三处按年交租的田地和一座老修道院。为了省钱,他把修道院的门窗和彩绘玻璃全部用砖砌死,既可以免交税,还便于保存。他同时拥有八九十公顷草场,一七九三年,他在那上面种了三千株白杨,此时它们正在茁长成长。他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他买下的产业。这些都是面上的财产。

关于他手里的资金,也只有两个人知道大概的数目:他们是替葛朗台先生放债的公证人克吕旭先生和索缪城里最有钱的银行家格拉珊先生。葛朗台认为在这里,如果想得到别人的信任,或者想发财,就得像克吕旭先生和格拉珊先生那样守口如瓶,一个字也不说。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会私下里同格拉珊做点赚钱的交易。虽然他们一句话也不多说,但是他们在公开场合对葛朗台先生毕恭毕敬的态度,也让人们在背后琢磨葛朗台先生的雄厚财产。

索缪城里人人都认为葛朗台家有个装满金银的秘密金库,并且有人说他每天深夜都要去察看成堆的金银,从中得到无比的快乐。爱财如命的人更相信这事不是捕风捉影,因为他们从葛朗台的眼睛里看到一股仿佛已被染上金色的黄澄澄的目光。一些习惯于靠钱生钱赚大钱的人,摆脱不了跟色鬼、赌徒或马屁精一样的特点,眼神中自有一些无法捉摸的习性。这种心心相通的暗语好比是着迷于酒、色、财、气的人们之间通用的行话。躲躲闪闪、贪得无厌、吝啬的表情,跟他们有相同癖好的人看一眼就能识别。

葛朗台先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因为他从不让自己欠别人的人情,他还是一个种葡萄的老手。为了他自己的葡萄收成,老箍桶匠要制作一千只酒桶还是五百只酒桶,计算起来精确得好比天文学家。他从来不曾打错算盘,当酒桶的价格比酒的价格还高的时候,他总会有酒桶卖,而且设法把自己的酒放入地窖,等酒价涨到高价时他再抛出,而一般小地主早在几路易一桶时,就把酒售空了。一八一一年的收成并不是很好,那年他非常明智地把货一点一点卖出去,就是这种紧收慢放的方法,最后一次收成就给他赚了二十四万法郎。说到理财的本领,葛朗台先生就像猛虎、大蟒一样。他懂得什么时候躺着,什么时候蹲着,耐着性子看着自己的猎物,然后猛扑上去,张开血盆大口,成堆的金币被他倒进钱袋,然后又会安静地躺下,像刚吃饱的蛇,不动声色地、冷静地、按部就班地消化吞下的食物。无论他走到哪儿,都有人发自内心地钦佩,对他非常地敬重,又怀有几分恐惧。在索缪城里谁没有尝过他利爪的滋味?抓一下让你疼得入骨三分。别人为了买地,找克吕旭贷款,利率是百分之十一。有人用期票到格拉珊那里去贴现,先得扣除一笔大得惊人的利息。哪怕在市面上,每天都有人提及葛朗台先生的大名;晚上街头闲着聊天,他也总是被人提及。当地人都以他为骄傲,所有做生意的或开客栈的索缪人,都会得意扬扬地在外地的来客面前吹嘘:“先生,我们这不是仅有百万元户,像葛朗台先生,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金银!”

一八一六年,索缪城里最擅长计算的人给他作过估算:这位老先生的地产大约值四百万法郎;在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七年之间,若以每年平均收入十万法郎来推算,他手头积攒的现金应该跟他的不动产的价值不相上下。每当人们打纸牌,或者谈论葡萄种收时,最后都会提到葛朗台,自作聪明的人们就会说:“葛朗台老爹?……总该有五六百万吧。”说这些话时如果赶上克吕旭先生或格拉珊先生在场,他们会说:“你比我都在行,我可是没有办法知道葛朗台先生有多少钱。”要是巴黎来的客人提到罗启尔德或拉菲特等银行巨头,在索缪城的居民就赶紧打听,问他们有多少钱,是否跟葛朗台先生一样有钱。如果有客人不屑地答道:“是的,和葛朗台一样有钱。”索缪人就会面面相觑,摇摇脑袋不会相信。

这么大的家产仿佛金丝编织的外衣一样披在这位富翁的身上。人们曾经拿他的特殊的生活起居为笑柄,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提这陈旧的话柄了。葛朗台先生的一言一行如今成为人们辨别是非的规范。人人都像自然学家研究动物本能的作用那样研究葛朗台,他说什么话,穿什么衣裳,他的一举一动,乃至于眨眨眼睛,都成为当地的金科玉律;并能从他最细微的动作表情中发现深邃而无言的智慧。

葛朗台老爹戴皮手套了。人们说:“今年冬天一定很冷”“赶紧摘葡萄吧”。葛朗台老爹又买进大批板材,今年酒的产量一定可观。葛朗台先生家里从来不买肉和面包。他的佃户每星期给他送来足够的食品:阉鸡、母鸡、鸡蛋、黄油和小麦,都是用来抵租的。他有一所磨坊,租用磨坊的人不但亲自登门拿小麦去磨,然后给他送回麸皮和面粉,而且缴纳租金。

有个大高个娜农,是他们家的一个老妈子,尽管她上了年纪,每逢周末还亲自做一家人吃用的面包。租他菜园的菜农,要给他们供应蔬菜。至于水果,他的果园收获之多,以致很多水果要到市场去出售。田园四周作为篱垣的矮树或烂掉一半的老树上锯下来的木材,是给家里取暖的。佃户们把乱枝截成一段一段,用小车运进城,给他在柴房里堆好,只讨他说声谢谢。他的开支,众所周知,就是一家人的餐费,教堂座位的租金及妻子和女儿的衣着花销,还有大高个娜农的工钱,买灯烛、给锅子镀锡、纳税、房屋修缮和作物种植等方面的费用。

最近有一片三百六十多公顷的树林被他买下来了,他答应付代管费,要一位临近的居民代管。他之所以能吃上野味也是因为购置了这片树林,老先生平日生活不是很讲究,话不多,表达自己的想法,通常只用一些简短的句子。每逢必须长篇大论或探讨什么问题的时候,他马上会结结巴巴、含糊其辞,弄得听的人很吃力,最后还是听不懂。这种口齿不清、前言不搭后语、思路凌乱的废话连篇,缺乏起码的逻辑,人家以为是他缺乏教育所致,其实他是装出来的。从大革命时代他出头露面的时候起,他就这样假装。在我们下面的故事中,有些情节足以说明这一点。

每遇到生活难题和商业难题要他应对,要他解决时,他惯于搬出四句像代数公式一样准确的口诀,说:“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我不愿意,等着瞧吧。”他从来不说“是”或“不是”,他从来也不会白纸黑字写什么。有人跟他说话,他只是右手托住下巴颏儿,肘弯支在左手背上冷冷地听着;无论什么事,他拿准主意之后就决不反悔。哪怕一笔微不足道的生意,他都要盘算半天。当他的对手经过一番钩心斗角的谈判,自以为没有露出半点口风,而其实已经被他摸清底细,他却回答说:“这事我得跟内人商量商量,现在不能作出决定。”他的妻子在生意上是他最合适的挡箭牌,也早已给他压迫得成了百依百顺的奴隶。

他从不上别人家去做客,也从不请客吃饭。他从不大声喧哗,仿佛什么都节俭,连动作都力求省劲儿。他决不乱动别人的东西。尽管他说起话来细声细气,举止稳重,箍桶匠的谈吐和习惯仍不免有所流露,尤其是在家里,不像在别的地方那样因顾忌而克制自己。

体格方面,他身高五尺,胖且结实,腿肚子的围长足有一尺,膝盖骨鼓溜溜地像个大结,肩膀宽阔;圆脸,皮色乌亮,布满了小麻点,下巴笔直,嘴唇没有一点儿曲线,牙齿雪白,长着一双透出阴险冷酷的眼睛,像是要吃人,老百姓称之为蛇眼;脑门上被密布的皱纹堆起一道道颇具奥妙的横肉,他发黄变灰的头发被不知深浅的青年人称做“雪里藏金”;他的鼻尖肥大,顶着一颗布满血丝的肉瘤,有人非常有道理地说这里面包藏着“一团刁钻的主意”。这副长相显示出他的阴险的精细、从不感情用事的清正和自私自利。他的感情只专注于吝啬的乐趣和对女儿欧也妮的爱怜,她是他唯一的继承人,是他心目中真正疼爱的宝贝。

他的言谈举止,甚至于走路的步态,总之,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出一种自信,由于事业上始终一帆风顺而养成的一种自信的习惯。尽管表面平易近人,葛朗台先生却有一股铁石般的硬脾气深入骨髓。

他的衣着始终如一,一七九一年是什么装束,今天还是什么装束。结实的鞋子,鞋带也是皮的;一双毛料袜子可以穿一年四季,一条栗壳色粗呢短裤,在膝盖下面扣上银箍,黄褐两色交替的条绒背心,纽扣一直扣到下巴颏;外面套一件衣襟宽大的栗壳色上衣,脖子上系一条黑色的领带,头上戴一顶宽边教士帽。他的手套跟警察的手套一样结实,要用到一年零八个月之后才更换,为了保持干净。他总以一种形成定规的动作,把手套放在帽檐的同一个部位。

索缪城里的人对这位人物的底细,也就知道这些了。

三、小姐的婚事

在这个城里只有六位居民有资格出入葛朗台的府邸。克吕旭先生的侄子是前三位中最起眼的人物。这位青年是索缪初级法庭的庭长。当上庭长之后,他在克吕旭的姓名之后,又加上了蓬丰这一名称,而且想让蓬丰的名声超过克吕旭,从那以后克·特·蓬丰成了他的签名。辩护律师一旦冒失地照旧叫他克吕旭先生,出庭时马上就会后悔自己不该那么叫。凡是称他庭长先生的人都能得到他的庇护,他喜欢别人叫他特·蓬丰先生。这位庭长先生三十二岁,有一处年收入七千法郎,名叫蓬丰的地产;他还有两位叔叔,一位是克吕旭公证人,另一位是克吕旭神父,据说这两人都相当有钱,他在等着继承他们的遗产。这三位克吕旭跟从前佛罗伦萨的梅迪契家族一样,靠许多本家弟兄撑腰,外加同城里沾亲带故的二十来家,俨然结成一个私党;而且同梅迪契家族有帕齐家族这个宿敌一样,克吕旭叔侄也有自己的对头。

特·格拉珊太太的儿子——阿道尔夫,今年二十三岁,常热心地来陪葛朗台太太打牌,走动很勤。特·格拉珊太太希望自己心爱的儿子能同欧也妮小姐结亲。银行家特·格拉珊先生暗中不断地给老财迷一些好处,竭力促成妻子的远谋,决战的关头总能及时赶到前线。这三位格拉珊也有自己的同伙、本家弟兄和忠实的盟友。在克吕旭这一方,智囊是神父,由当公证人的兄弟全力支持,激烈地同银行家的太太争地盘,力图把葛朗台的大笔遗产留给自己的侄儿庭长。克吕旭和格拉珊两家明争暗头的目标,就是欧也妮·葛朗台小姐的嫁妆。这事在索缪城里谁都知道。

葛朗台小姐会嫁给谁呢?是庭长先生呢,还是阿道尔夫·特·格拉珊?各有各的说法。有些人的答案是:葛朗台先生既不会把女儿许配给庭长,也不会把女儿许配给特·格拉珊少爷。他们说,老箍桶匠野心大得很,要找个贵族院的议员当女婿,凭着一年三十万法郎的收入当陪嫁,谁还计较葛朗台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酒桶生意?另一些人则反驳说,特·格拉珊本来就是贵族世家,有钱有势,阿道尔夫又是一表人才,除非葛朗台身边有教皇的侄儿在向他求亲,跟这样的人家联姻他一定心满意足。他毕竟是个白丁,索缪城里谁没有见过他拿着削木刀做酒桶?况且他还戴过“红帽子”,更有心计的人提醒说。克吕旭·特·蓬丰先生随时都能出入葛朗台家,而他的对头只有星期天才能上门。一派人认为特·格拉珊太太同葛朗台家的女眷关系密切,胜过克吕旭叔侄,时间久了她会说服葛朗台母女,把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派却回答说,克吕旭神父是天下最巧于辞令的人,女人和僧侣斗法,正好势均力敌,用索缪城里一位出言俏皮的人的话来说:“他们是旗鼓相当。”

据当地更谙内情的老人们的看法,像葛朗台老爹那样精明的人,绝不会让家产落到外人的手里,葛朗台先生有个兄弟在巴黎做葡萄酒批发生意,做得很成功。索缪的欧也妮·葛朗台小姐只可能嫁给在巴黎的葛朗台先生的儿子。对于这一看法,克吕旭派和格拉珊派异口同声地反对:“首先,葛朗台老哥儿俩三十年来不怎么见面。其次,巴黎的葛朗台先生对儿子抱有很高的期望。他本人是巴黎城里的一区之长兼议员,又是国民卫队的上校,商务法庭的法官。他不承认索缪的葛朗台同他是本家,只妄想同拿破仑宠信的哪个公侯之家联姻结亲。”方圆七八十里,甚至在从安茹到布卢瓦的驿车里,人们七嘴八舌,谈论起这位富家独生女的亲事来,什么样的说法都有。一八一八年初,克吕旭派一度明显地占了格拉珊派的上风。

年轻的特·弗洛瓦丰侯爵由于急需现款,计划卖掉价值三百万法郎的地产,包括花园、豪宅、田庄、河流、池塘、森林。在党羽的帮助下,克吕旭公证人、克吕旭庭长和克吕旭神父,想尽了办法不让侯爵分段出售地产。公证人劝说侯爵:如果分段出售,一定得同买地产的人打很多次官司才能收齐他们应付的款项;还不如卖给葛朗台先生一个人,他买得起,而且还能付现钱。最后,公证人同侯爵做成这笔皆大欢喜的生意。于是好一片风光美丽的侯爵封地,被吞进葛朗台先生的血盆大口。索缪城的居民看到葛朗台先生办完手续,就一次性付清了钱款,没有人不感到惊讶。这件事一直传播到南特和奥尔良。葛朗台先生以主人的身份,到弗洛瓦丰察看新置的产业。他看了一遍之后,返回索缪城,认为这一笔投资等于放了一笔利息五厘的贷款,并立刻萌生一个宏伟的设想,扩展这片侯爵领地,打算把他的全部家当都归并到这片地产上来。把几乎已经掏空的金库重新填满,然后他决定把他的树木森林全都砍平,把草场上种植的白杨也都当木材卖掉。

四、葛朗台府邸

别人称葛朗台先生的家叫府邸,现在你总该知道为什么这样叫了吧。这房屋坐落在城区的上部,坍塌的城墙脚下,惨淡无光,阴森森、静悄悄、黑漆漆的。大门的支柱和支柱间的拱顶,跟房屋一样,是用凝灰岩砌成的。那是卢瓦尔河边特产的一种白石,质地松软,一般用不到二百年就不行了。春夏秋冬、严寒酷暑给门洞的拱楣、侧壁凿出无数大小不一、形状古怪的洞眼,表面看去就像法兰西建筑常见的那种蛀蚀斑斑的石料,又有几分监狱大门的模样。在门楣的上方,有一长条硬石浮雕,通体发黑。图案代表一年四季,形象已经剥蚀,浮雕上面有一条接缝的石板,突出在外,上面凌乱地长着些野草,黄色的苦菊,野牵牛花,旋复花,车前草,还有一株小小的樱桃树,已经相当高了。大门是用整块橡木板做的,褐色的,现在已经有很多干裂的缝隙,表面上看单薄,实际上很结实,上面有几个图案,是由一排排对称的钉子组成的。有一个独扇大门,在大门的中央,被装上一个像铁栅栏一样的四方门眼,铁条排得很密,不但生锈,而且发红。像是为门锤提供装置的理由,这门锤由一个铁环吊在门上,锤头正好敲在一颗大钉的头上,那上面刻着一张扮鬼脸的面孔。锤头是长圆形的,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锤头跟我们老祖宗称之为傻瓜脑袋的钟锤差不多;好稽古的人倘若仔细打量,或许会发现这锤头上还留有当初的丑角形象的痕迹,只是月久年深,花纹早已磨平。装上铁栅的门眼在内乱不止的年月本来是用来张望访客的;如今爱东张西望的人可以从中看到,在幽暗发绿的拱顶的尽头,有几级七零八落的台阶,通往一个厚墙围住的花园。潮湿的墙面到处是淋漓的水迹和一簇簇野生的小树,倒也别有情致。这墙原先是城墙,邻近几家的花园就筑在城墙上面。

这排房子中最好的房间是客厅,客厅的进口就对着大门。在安茹、都兰、贝里等地的小城中,客厅是非常重要的,外地人是不会明白的。它有很多用途,是穿堂、沙龙、书房、上房和饭厅,是家庭生活的中心,公用的起居室。当地的理发师一年到葛朗台先生家给他理发两次;佃户、本堂神父、县长、磨坊伙计登门的时候,也是在这里受到接待。这间屋子靠街边那侧有两扇窗户,地上铺着地板,四壁有从上到下铺满整个墙壁的灰色护墙板,而且镶嵌着一条条老式的分割线;顶上的梁木露在外面,也漆成灰色,梁木间的楼板填上白色的棉垫,现在早已经发黄了。壁炉架是用刻工粗糙的白石面料点缀的,一座镶嵌了螺钿花纹的老式黄铜时钟立在上面,一面发出绿光的镜子被挂在壁炉架的上方,边缘削成显示厚度的斜面,把镜子的反光射到哥特式的镂花钢框的四周。在壁炉两边各有一座金光闪闪的黄铜烛台,底座是铜花黯淡的大理石,托盘是玫瑰花瓣的形状,这只有节日使用。平时,把玫瑰花瓣的托盘拿掉,就可以当做烛台居家使用。

老式的座椅包着花布,图案内容是拉封丹的寓言,不过不知底细的人看不出上面的主题,原来,因为颜色褪尽,而且补丁缀着补丁,图案已很难看清。房间的四角放着酒柜之类的角橱,角橱上面还有几层油腻的隔板。放在两扇窗户之间的空当里的是一张旧的细木镶嵌的牌桌,桌面上画有棋盘。一只椭圆形的晴雨表被摆在桌子上方的墙上,黑框四周点缀着金漆的木刻花边,只是时间长了苍蝇肆无忌惮地落在上面,金漆被蹭得几乎没有了。壁炉对面的墙上挂着两幅水粉肖像,一个是葛朗台太太的外公特·拉倍特里埃先生,身穿法兰西卫队中尉衔军官制服,另一个是已故的让蒂叶夫人,装扮成古装的牧女。两扇窗户都挂着窗帘,用的是图尔出产的红色绸缎,两边由大坠子的黄丝带吊起。这种奢华的装潢同葛朗台家的习惯很不协调,原来这些都是买进这所房屋时就有的;还有镜框、座钟、软垫家具和粉红色的角柜,也都是连房屋一起买下的。

离门最近的那个窗户跟前,放着一把草垫椅子,椅腿下面加了垫板,好让葛朗台太太坐着能看见街上的行人。窗下的空间放了一张桃木针线桌,在针线桌边上就放着欧也妮·葛朗台坐的小椅子。从四月春暖时起,到十一月冬季降临时止,母女俩天天就在这里安静地做着活计,母女俩缝制全家的内衣和被服,整天像女工一样操劳;即使欧也妮想替母亲绣一条挑花领子,也只能利用自己的睡眠时间,而且还得设法骗取父亲的蜡烛。多年来,老财迷总是亲自分发蜡烛给女儿和娜农使用,同样,日常消费的面包和其他物品,也都由他在早晨分发。十五年来,年年如此。直到十一月初,她们才可以坐到壁炉前做活。葛朗台先生规定只有在十一月初一到三月三十日之间才允许客厅里生火,只要一到三月三十一日就得熄火,他根本不考虑春寒和秋凉。所以大高个娜农只有设法从厨房炉膛里掏出她有意保留下来的木炭,放进烤火炉,让太太小姐抵御初春和深秋时节早晚的寒意。 ORmcZpJq5jwTHVBPcUDmOMFGmWB4PV70oe+wy/T6ng7iqugcZIIiyic/Mw5VTt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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