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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万世师表的一代文圣
孔子（约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编撰的《春秋》开私人修史先例，他的学说成为中国2000多年封建文化正统思想的本源。在中国，2000多年来因孔子的思想影响深远，他被人们尊为“圣人”。
大约公元前551年，孔子诞生在鲁国陬邑（现在山东曲阜）。鲁国东南有一座昌平山，山下即古昌平乡，昌平乡东有一座不太高的小山，名叫尼丘山。父母认为他是尼丘山赐予他们的，便给他起名为丘，字仲尼。孔子3岁时，72岁的父亲不幸去世了，孀居的母亲只好与年幼的孔子相依为命，在贫困中度日。
当时的鲁国都城曲阜是鲁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典籍丰富，名师众多。因此，孔子自幼就生活在曲阜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接触到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周王朝的典章文献、礼仪制度。孔子的母亲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光宗耀祖，继承先圣商汤的业绩，长大后成为有出息的人，教他学习周王朝的《诗》、《礼》、《乐》。因此，他在父亡母寡、家道中落的情况下，仍然发愤学习周礼。
小时候的孔子是个听话又好静的孩子。当他一个人游戏的时候，常爱摆设“三宝”，学祭神的动作。“这孩子与众不同，竟然能做敬神的游戏，真难得。”他的母亲看着幼小的孔子做游戏，常这么想着。尽管他们吃穿都不如别人，母亲还是常给孔子讲孔家历代祖先的辉煌故事。不知不觉中，孔子幼小的心灵中产生了“我要努力，不辱没祖先的荣誉”的信念。
孔子的母亲因终日操劳变得体弱多病。每次母亲病倒，孔子都尽心地服侍左右。当母亲病情严重时，他便衣不解带地陪伴在她左右。母亲有时看他太辛苦了，便劝他去睡一会儿，可是他一直不肯，并说：“我睡不睡没关系，您的身体要紧！”母亲常为他的孝顺懂事掉下辛酸而幸福的眼泪。
13岁的孔子开始上学，教师都是由村落中的长老担任，当然，他们只是将《诗》、《书》、《礼》、《乐》简单地介绍一番。一开始，孔子所学的主要是敬神祭祀的礼节、对待长辈的礼貌和一些修身做人的道理。孔子刚开始只是默默地听老师讲解，从不发问，后来，他常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每一个疑问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他的老师和母亲经常被他问得不知如何作答才好。
孔子后来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也就是说他从15岁开始对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孔子好学不倦，博学多识，主张“学而优则仕”。他盼望有朝一日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可仕途的大门却迟迟没向他打开。孔子认为人应该“三十而立”，于是，他30岁时办起了私学，招收了很多学生，据说前后大概有三千多人。孔子招收学生不分贵贱，贵族子弟、平民子弟，甚至鲁国以外的青年都慕名而来。孔子培养学生有一套独特的方法，他善于循循善诱，教学成效显著，弟子中精通六艺的得意门生就有72人之多。
孔子在教育上是成功的，但在仕途上却屡屡碰壁，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孔子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他渴望得到一位贤明君主的重用，出仕从政，以实现自己的“仁政德治”，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救民于水火之中”。
50岁时，孔子终于有机会升任鲁国的司寇。孔子做得很出色，除了取得外交胜利，打击了割据势力，其他方面的政绩也为人称道：商人不敢胡乱涨价，社会秩序大有改善。但邻国齐国担心鲁国强大起来对己不利，就设法从内部进行破坏。齐国君知道鲁定公是好色且喜欢犬马之乐的人，便投其所好，给他送来美女、华丽马车。鲁定公果然陷于其中，难以自拔，不再理会朝政，自然也不再找孔子商议政事了。孔子感到自己已经不能继续施展政治抱负，于是，带领弟子们离开了鲁国。
公元前497年，孔子开始了为期14年的周游列国的漫长旅程。他盼望着从中寻到一块能实现自己抱负的乐土，可当时各国诸侯争战不休，纵使他有满腔的学问和治国主张，也没有人对此感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犹如丧家之犬，受到驱逐。他周游各国，历尽磨难，最终未被重用。最后，孔子只得返回家乡，这时，他已经68岁了。
孔子为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施展而伤心失望。最后，他决定为后世留点有价值的东西，也希望借此警告天下的乱臣贼子，能使天下恢复先王之道，于是他决意编写《春秋》。
孔子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文化教育事业并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大力提倡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认为“仁”即爱人，还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论点。孔子以为做到“仁”就能很好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也会安定。他说“克己复礼为仁”、“刚毅木讷，近仁”，意思是真正做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的，必须刚强、果敢、朴实、谨慎才行；要使天下归仁，就更不容易，首先要厚道，要有敏感的同情心。所以，他主张治国要减税、宽刑，主张以德服人。孔子说，一个人要做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才真正是个仁厚之人。这些话看似容易，要实现它，才知道这其实是至高至难的境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孔子重视“礼”，反对统治者滥施刑罚、草菅人命，以杀戮来威慑人民。他强调教化的作用，主张用礼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达到统治的目的。他特别赞美周礼。齐景公曾问孔子：“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呢？”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说，无论是君主、臣子、还是父亲、儿子，各人有各人的职守与本分。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总结积累了许多有益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比如他提倡“有教无类”；注重“因材施教”；主张“温故而知新”，“多闻阙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等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他对保存古代文献也作出了巨大贡献：《春秋》的编撰，开创了私人修史的先例，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创造性贡献。孔子办教育，成六艺，在中国古代是空前绝后的伟业。孔子对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教育史所作的卓越贡献，奠定了他的“万世师表”的“文圣”地位。
老子：道家学派的始祖
老子（约前580—前500）生活在春秋时期，原名李耳，字伯阳，又称老聃，河南周口鹿邑人，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是道家学派创始人。
相传老子的母亲因食下杏子怀了九九八十一年的身孕，从腋下产出老子。他一生下来就是白眉毛、白胡子，所以被称为老子。老子曾在周国都洛邑任藏室史（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晚年乘青牛西去。在函谷关（今河南灵宝）点化函谷关总兵伊喜，一路西行至盩厔（今陕西省周至县），观此处依山傍水（终南山田峪河）、峰峦起伏，遂在此驻足，并结草为楼修行说经，写成了五千言的《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或《老子》、《老子五千文》）沿传至今。老子曾写经文的地方，现称楼观台，内存历代文人骚客墨迹碑石300余座，史称道教发源地。老子羽化后葬于距此8公里的西楼观，现存老子墓。老子博学多才，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到洛邑向老子问礼。在道教中，老子是太上老君的第十八个化身。
关于老子的姓名，历来说法不一。《庄子》称他为老聃，书中的内篇《德充符》，外篇《天地》、《天运》、《田子方》、《知北游》等都把老子视为前辈，这是战国中晚期道家学派笔下的老子。秦汉之际成书的《礼记》，其中的《曾子问》篇也把老子视为与孔子同时代的知礼守礼的长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大体上把老子描写为道家，其中掺入老莱子和太史儋两个名字。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解释说，“于周则老子”，“于楚老莱子”。可见老子和老莱子是两人。至于太史儋，司马迁说，自老子死后百二十九年，有周太史儋见秦献公云云。清代到近代学者汪中、梁启超等把老子世系同太史儋联系起来研究，认为老子就是太史儋，战国时人，是《道德经》的作者。也有学者认为可能“老”是老子的姓或氏，其名为聃，故称老聃。他们提出，《庄子·天下》曾综述关于老聃的学说，《吕氏春秋·不二》也称“老聃贵柔”，名字与思想一致，故老聃就是老子。但是《道德经》书中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与传说中孔子问礼于老聃有矛盾。《道德经》中有些词句不可能出现在春秋时期，如“万乘之主”，当时并没有万乘的大国，也不见于战国以前的著作；另有一些文字也存在类似情况。所以，《道德经》一书是否为老聃所作也有疑问。当今学术界不少人认为老子其人可能生活于春秋末年，《道德经》一书却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但探讨老子哲学，只能以《道德经》一书为依据。
《道德经》成书于战国前期，有人认为它基本上是春秋时期老聃思想的记述，然后经过后人的加工和补充。关于《道德经》一书的作者，学术界争论较大。韩非认为是老聃，司马迁指出也可能是太史儋，但后来很少有人从后说。还有人认为李耳与老聃并非一人，老子是李耳而不是老聃。学术界一般认为老子就是老聃。近人高亨考证，老聃亦即《左传》中的老阳子，可备一说。从汉初崇尚黄老以来，历代对《道德经》一书的研究和注释之多，仅次于儒家的《论语》，其注本就有六七百种。
关于《道德经》的性质，有人说是“兵书”，也有人说是讲“南面之术”，即政治统治理论的书。这正表明该书是一部哲学著作，能被应用于各个方面。《道德经》一书中最高的哲学范畴是“道”。“道”本来是具体的道路，但在老子后，已成为表示客观规律和人们处事原则的哲学概念。当时思想家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弄清自然界和社会的规律性，广泛谈论“天道”、“人道”、“治国之道”、“用兵之道”等等。《道德经》的巨大功绩就是把这些具体领域中的“道”概括为普遍的、不带具体规定的“道”，并且对“道”的性质和内容作了多方面的阐释。
长沙马王堆帛书《道德经》甲本（部分）老子说，道无形无象，看不见摸不着，是和具体物根本不同的东西。他认为，具体物是有对立的，有美就有丑，有善就有恶，“长短相形，高下相倾”；而道是无对立的，它“混而为一”。万物都有生有灭，“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因而是“不常”；而道是“常”，是永恒存在的。他反对人们争胜斗强，有所追求。他还认为具体的事物都要向其反面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只有得道才能使人长生久视。得道的人要像无知的婴儿那样减少欲望的追求，“不言”、“无为”，这样不仅能保全自己，使大家免于斗争，也能把天下治理好。但是人们被具体事物所迷惑由来已久，不知“物壮则老”，这是不合乎道的。不合乎道就会很快灭亡，所以人们应像水那样，甘心处于柔弱、卑下的地位，无所追求，也不和人争执。汉初的统治者采取“与民生息”的政策，曾一度把老子的“无为”思想作为信条；魏晋时期政治混乱，战争频繁，玄学家们感到人生无常，也从《道德经》中寻找安慰。《道德经》对后世也影响深远，以它为主，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和儒家对立的道家学派。
《道德经》的传本颇多，较著名者有河上公注本、王弼注本及唐傅奕的《老子古本篇》。现今通行的是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其顺序为《道篇》在前，《德篇》在后。1973年马王堆汉墓发现帛书本，则是《德篇》在前，与《韩非子》所引文句顺序一致。《史记》称道家为“道德家”，并有“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的记载，似乎司马迁所见《老子》传本仍是《道篇》在前，可能该书当时就有两种顺序不同的传本。
老子的思想主张是“无为”，其内容主要见于《道德经》这本书。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德经》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老子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哲学的两个源头，老子也因其深邃的哲学思想而被尊为“中国哲学之父”。老子的思想被庄子所传承，并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核。道教出现后，老子被尊为“太上老君”；从《列仙传》开始，老子就被尊为“神仙”。《道德经》一书在国际上影响也相当深远，其国外版本有1000多种，是被翻译语言种类最多的中国书籍。
庄子：返璞归真的道学逍遥王
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战国时期宋国人。他崇拜自然、蔑视权威、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他的文章想象丰富、气势恢宏、机智辛辣，是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的瑰宝，他是战国中期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庄子生于战国时期宋国蒙地（今河南商丘顺河清凉寺），曾在蒙地做过漆园小吏，但不知是因他不善管理而被罢免，还是他不愿做官，他很快就不做了。为了维持生计，他以打草鞋为业，经常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有时不得不靠借贷度日。但是，贫困的生活并没有使他颓废，相反，他自寻其乐，以追求身心的解脱。
庄子为人清高孤傲，对人世间的功名利禄非常淡泊。他忘情山水之间，逍遥遨游，怡情乐性。在肉体上逃避现实，免受动乱的残害；在精神上则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超凡脱俗，翱翔于幻想的精神世界之中。庄子每每从他的遨游山水中感悟人生。
庄子学识渊博，对当时各派学术都有研究，他尤其深入地探索了宇宙本源和万物产生的问题。他认为，世间万物皆出于“道”，“道”能生化万物，它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和变化，并有着自己的运动规律。“道”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能自动产生并且永不会毁灭的东西。他认为“道”不但无形，还“无为”。他还认为，天道自然，主张人也应该顺应自然，否则就会违逆万物的本性。
庄子的妻子去世的时候，惠施前去吊唁，看到庄子坐在地上边敲瓦盆边唱歌，就说：“你的妻子跟你过了一辈子，为你生儿育女辛苦一生，现在她死了，你不哭就够可以了，还唱歌，这恐怕太过分了。”庄子说：“并非如此。当她刚死的时候，我怎能不哀伤呢？可是后来一想，她起初本来是没有生命的；不仅没有生命，而且也没有形体，没有气息。在若有若无之间，变而成气，气变而成形，形变而成生命，现在又变而为死。这样的生来死往的变化就好像春夏秋冬四季运行一样。当她静静地安息在天地之间的时候，而我却还哭哭啼啼，我以为这样做是不通达生命的道理啊！所以才不哭了。”
这些故事都反映了庄子的世界观，即视人的生死为自然规律，生不足乐，死不足悲；蔑视权贵，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庄子生活的时代，各诸侯国为了兼并对方互相混战不休，战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都超过以往的时代，因此庄子的超脱厌世思想也更趋极端。他甚至认为人兽杂处的时代是至德之世。
《逍遥游》、《齐物论》是庄子留给后人的哲学巨著和文学杰作，是珍贵的古代文献。
庄子用奇妙的寓言和生动的词语描述自己的思想。《逍遥游》中有一则寓言讲：北海有条大鱼，名鲲，个子大得不知有几千里，它一变而成鸟叫鹏，鹏的背不知有几千里长。鹏奋起飞翔，翅膀像从天上垂下来的云彩。鹏趁着海水震荡飞往南海，激起三千里海浪，掀起旋风，盘旋而上，飞到九万里高空。小雀们听说后嘲笑大鹏说：“它何必飞那么远呢？我向上飞还不过几丈高就落下来，在蓬草香蒿中翱翔，已经是飞的顶点，还要飞哪里去呢？”小雀不理解大鹏而嘲笑它。庄子认为，不论是大鹏雄飞万里，还是小雀腾跃蓬蒿之间，只是大小差别，其实它们都要受到时空的限制。只有想不受时空局限而任意遨游的人才能进入“无所待”的绝对自由境界——逍遥游。
庄子塑造了一个最典型最美好的人物。他描述道：在藐姑山上住着一位女子，她的皮肤像冰雪一般洁白，丰姿像处女一般秀美，不吃五谷，只吸风饮露，平日乘着云气，驾着飞龙，在四海之外遨游。她的精神凝聚专一，能使万物免受病害。她同万物融为一体，洪水涨到天一样高也淹不着她，大旱时山石都烤焦了，她也不感觉热。这就是庄子所追求的绝对自由境界。人们平时的是非之争、唇枪舌剑，在庄子看来都是劳心骨而无谓的。
庄子认为天地万物和人浑为一体，都是“道”派生出来的，本质是一样的，于是就有了《齐物论》中庄周化蝶的寓言。一次，庄周做梦时，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翩翩起舞，感到很惬意，竟忘了自己是庄周。过了一会他醒了，惊疑不定，不知怎么又变成庄周了。于是，他弄不清自己到底是庄周做梦或是蝴蝶做梦了。这则寓言其实意在说明庄周也罢，蝴蝶也罢，外形虽变，其实质“道”没变。
庄子还说，天下没有比鸟兽新生的羽毛尖端再大的东西了，而泰山是最小的，没有比夭折的孩子更长寿的，而寿至800岁的彭祖则是短命鬼。这种说法恰恰与人们的常识相反。庄子认为，虽然事物千变万化给人以万物各异的感觉，如果能认识到事物本质都是“道”，万事万物就便齐同了。这就是他的齐物论。
庄子生活的年代，正值百家争鸣的繁荣时期，与世无争的庄子却没有置身事外。为了维护自己的学说，他也不怕劳累身心，不遗余力地对以儒家为首的各家各派都进行了批评。他说：“古代的圣人品德真是太完备了。他们可以与神明比美，他们把天地当做准则，使天下得到和平与安宁，恩泽施及百姓！不仅通晓大经大法，而且也了解大经大法所包含的细枝末节。无论政务有多少头绪，大的也罢，小的也罢，精的也罢，粗的也罢，道的运行无处不在。”
庄子快要离开人世的时候，他的学生想把他的丧事办得排场一些。一向甘于淡泊，只求与天地合为一体的庄子不同意这样的安排。他幽默地对学生说：“我死以后，以天地作为棺木，以太阳和月亮作为连城之璧，以星星为珠玑，以天地万物作为陪葬之品。难道我用这样的葬具还不齐全吗？为什么还要增加我的丧葬费呢？”学生也被逗笑了，回答说：“我们担心乌鸦和老鹰把老师吃掉了啊！”庄子说：“天葬被乌鸦和老鹰吃掉，土葬被蚂蚁吃掉，你们把我从这个嘴里夺来给那个，不也太偏袒着另一方了吗？”
庄子当时已经接触了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问题，他把道家哲学思想用妙趣横生的寓言来阐述，含义深刻且想象力惊人。比如他说过这样一则寓言：任公子钓大鱼，用巨大的鱼具和50头牛的肉作为钓饵，坐在会稽山顶，钓东海的鱼。钓了一年，钓起大鱼后，任公子将鱼分给浙江以东至湖南嶷山的人吃，到最后人们都吃够了鱼的肉。这则寓言构思奇特，启示人们只有那些有远大理想、才识过人而又不急于求成的人，才可大有作为。
庄子才华横溢，行文汪洋恣肆，所用词汇如万斛珠泉随地涌出。他创造的众多词汇丰富了祖国的语言宝库，比如：“鹏程万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等，至今还常常为人们引用。
韩非子：法家思想集大成者
韩非子（约前280—前233），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人，韩王室诸公子之一，法家的创立者，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国古代一位卓越的思想家。
《史记》记载，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因为口吃而不擅言语，但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
《韩非子》是韩非主要著作的辑录，共有文章55篇，10余万字。里面的文章风格严峻峭刻，干脆犀利，保存了丰富的寓言故事，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
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洋洋10万余言。韩非的书流传到秦国，为秦王嬴政所赏识，秦王以派兵攻打韩国相威胁，迫使韩王让韩非到秦国为其效力。韩非在秦国倍受重用，引起了秦朝李斯的妒忌，李斯、姚贾在秦王面前诬陷韩非，终因他是韩国宗室，未得秦王信任，被投入监狱，最后被逼自杀，终年47岁。有记载说，韩非尸体运回韩国，葬在故土。
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在秦始皇、李斯手上得到了实施。韩非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被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定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重罚”。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韩非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作保证。“势”，即权势、政权。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的论点。
韩非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韩非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韩非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极其难得的。韩非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寡的关系，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韩非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万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宇内之物，恃之以成。”韩非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韩非的认识论继承了先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所谓“前识”，就是先验论。韩非主张“虚以静后”，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的概念，他所讲的矛与盾的故事，对人们分析问题表达思想至今仍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韩非是一个君权至上论者，他提倡尊君，主张君主集权、专制。他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他认为君权集中的指导思想是法家思想，要求定法家于一尊。他激烈地批判和攻击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特别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儒家和墨家。他主张严格统治言论与思想，禁止私人著作流传和私人讲学，只准学习国家颁布的法令，只准以官吏为师，即所谓“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在他看来，封建统治者不需要什么诸子争鸣，只需要人民成为“无二心私学，听吏从教”的顺民。韩非的这种君主专制和文化专制思想，是战国末年各国间走向统一、各国内部趋向君权集中的反映。
韩非积极倡导的专制主义理论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为秦的统一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的思想指导作用，对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玄奘：西天取经的佛经翻译家
玄奘（602—664），俗姓陈，名袆，河南洛阳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南境）人。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师，佛教唯识宗创始人，他是中国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心人物唐僧的原型，是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之一。
玄奘生长于隋唐时代。他的父亲陈惠，平时潜心学问，一生不做官，很为当时人所景仰。玄奘法师是他的第四个儿子。玄奘自幼聪明绝顶，悟性特高，深得父亲的钟爱，八九岁就开始攻读古代的经典。
中国在南北朝时代佛教大为流行，当时，出家做和尚的人很多，玄奘的二哥陈素，法名长捷，就是在东都洛阳净土寺出家。当时洛阳有四个道场，其中有不少佛学名家。玄奘的二哥对玄奘的学业极为关切，常约他到道场学习佛经。
隋炀帝大业十年，朝廷决定要度27个和尚，特举行公开考试。那时玄奘才十多岁，又因读经时间太短，没有被录取。他惆怅徘徊在公门旁边，被主考官大理寺卿郑善果看见，郑善果问他为什么要出家，他说：“我要远绍如来、近光遗法。”郑善果听到他要继承释迦的事业，弘扬世尊的遗教，又惊佩他的浩壮志气，就破例把他录取了，并向同僚表示：“我这次要度这个孩子成和尚，是因为想到诵业易成，风骨难得。我看他很有成佛的风骨，将来必能成为佛门伟大的人才。”就这样，玄奘在净土寺出家了。
玄奘在净土寺跟严法师学《摄大乘唯识论》（综合大乘要义的典型著作），兴趣极为浓厚。由于他一听就懂，再看一遍就全部记得，很使大家惊奇，于是就请他担任复述。这时他虽然还是一个小孩子，可是已经引起大家的注意了。
四年后，玄奘同哥哥离开洛阳到四川。玄奘是个求知欲极强的人，他精通佛教经典，在四川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因而又想东归访求高人，不料哥哥坚决拦阻，不肯放行。不得已，玄奘只好私自和商人结伴乘船东下，路过荆州天皇寺，讲学半年；再向北走到相州（汤阴县），向休法师质疑问难；到赵州，跟深法师学《成实论》（佛教小乘“经部”的要典）；入长安大觉寺，跟岳法师学《俱舍论》（小乘“一切有部”的要典）。这些佛教经典的学习，玄奘不但耳听一遍就能完全懂得其中旨趣，目过一次就能记在心，并且还能深入钻研，领会到大家所见不到的道理。当时长安有常、辩两大德，号为佛学权威，声驰海外，从学如云，都对玄奘特加称赏，赞为佛门“千里驹”。
玄奘法师在国内遍向佛学名家学习，已精通了不少重要的经典。但他觉得这些人各擅宗派，义旨有殊，考验经典，亦不尽同。使他意识到过去的翻译，词不达意处一定很多。他认为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要解决这些疑问、求得正确理解，不到印度研究，便难达到目的。
这年秋天，陕甘一带发生霜灾，灾民四出逃荒，玄奘就乘机夹在灾民群里向西出发，决定由现在的甘肃，经新疆至印度求学。他由秦州（天水县）过兰州，到了中外通商要地的凉州（武威县）。在这里，玄奘曾接受邀请，讲经月余，西域各国的商人来听讲的很多。商人归国后多向国王称赞，所以玄奘法师的西行求法，在西域早已到处流传了。
玄奘法师进入北印度后，到处观礼圣迹、学习经典，曾在迦湿弥罗国，跟七十余岁的著名的法称法师学《俱会论》、《正理论》（都是小乘重要著作）及《因明》（印度的逻辑学）、《声明》（印度的文字文典学）。迦湿弥罗国延续着重视学术的传统，有96万字的佛教经典论文刻在赤铜上保存下来，玄奘法师为学这些经论，在那里停留了两年。
中印度是释迦牟尼佛出生的地方，佛教学术最盛，玄奘法师在这里前后游历了三十余国，停留时间也最长。
中印度的恒河两岸，有个摩揭提国，原为古代佛教的著名地方，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所在。还有弥勒、迦叶波等许多菩萨的遗迹。摩揭提国有个那烂陀寺，是全印度最大的寺院，也是全印度最高的学府。寺内有许多精通各项学术的学者，常驻一万左右的人。该寺主持戒贤法师年已一百余岁，他的道德学问为众景仰，大家不呼其名，称他为“正法藏”。寺内学者听说玄奘法师求法而来，极为感动，当即派人迎入，引见戒贤法师。
那烂陀寺内讲座每天有百余所，学习风气浓厚。国王为了表示钦重，拨出百余城邑负担供养，学人得以无忧衣食，安心向学。玄奘法师先到南部游学了一个时期，然后回寺，听戒贤法师谈《瑜伽论》三遍、《正理论》一遍、《显扬》及《对法》（即《俱舍论》）各一遍。并随时提出对其他经典的疑问，请为解释。同时他也学习婆罗门书及印度各派学说。玄奘法师在此钻研了五年，最后都能洞达词意。
但是，玄奘法师并不以此为止，五年以后，他又向南行，继续四处寻师。他在伊烂等国，从但他揭多和羼底僧诃二大德学《毗婆沙》、《顺正理》等论一年。又在南萨罗国跟一个婆罗门读《集量论》（印度因明大师陈那的代表作）月余。在驮那羯磔迦国，跟苏部底、苏利耶学《小乘大众部根本阿毗达磨》等论。游历了南印度许多国家后，玄奘才重回那烂陀寺。当他参见戒贤法师后，又听说寺西有个出家大德名般若跋陀罗的，学问很好，乃又从学两月，咨询所疑。然后特赴杖林山胜军居士处，学《唯识决择论》、《成无畏论》、《庄严经论》以及问瑜伽、因明等疑问二年，才再度回到那烂陀寺。
玄奘法师久游思归，寺内诸大德苦留不许，经向戒贤法师说明归国译经、宏扬佛学的志愿后，得到戒贤法师允许。
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玄奘法师经过长途跋涉，回到长安。从他出发到归来，已整整十八年了。带回来的东西计有：如来肉舍利（就是佛骨）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二，一高三尺三寸，一高三寸；檀佛像四，各高二三寸不等；银佛像一，高四尺；佛教经典，共计520夹657部。由20匹马驮来。这时，唐太宗李世民将要用兵辽东，他赶到洛阳相见，太宗亲自出迎，赐坐畅谈，殷勤慰劳，并一再劝他还俗做官，他都坚决地拒绝，表示决心从事翻译事业。
玄奘法师西行目的本在搞通佛教教义。回来后，除奉命口述，由辩机笔录了一部《大唐西域记》（本书已成研究古代西域及印度唯一重要著作），详细叙述西域和印度各国的政治、社会、风土、人情等。玄奘摆脱了一切俗务，专心于翻译事业。他先后住在长安弘福寺和大慈恩寺从事翻译工作。唐朝为提倡这件大事，曾命各地举荐通达经典的人，做他的助手。当时被荐译经的大德有沙门灵涧、道深、道因等12人；长于文辞的大德有沙门道宣、慧立等9人；长于字学的大德有沙门玄应；精通梵语梵文的大德有沙门玄谟。此外还有担任抄写事务等，共计50余人。后来唐太宗又派于志宁、许敬宗、薛元超等润色译文，范义硕、郭瑜、高若思等帮助翻译，由玄奘法师主持这一规模宏大的翻译机构。
玄奘法师先后用了19年时间（645~664）致力于翻译工作，直到去世前不久才停止，共译出菩萨藏经及《瑜伽师地论》等经典75部，计1330卷。
玄奘法师精通梵文和中文，此项工作创造了他翻译事业上空前伟大的成就。在他以前，中国对于佛经的翻译最初是“口授”，后来是“笔授”不附原文，或懂得原文而译得不成熟，自玄奘法师翻译佛经始，才是中国佛经翻译事业真正的开始。
玄奘法师的翻译态度极为谨严，当翻译《大般若经》时，梵文有20万颂，文字过于冗长，同事屡请删略，他本有接受之意，后因想到像鸠摩罗什法师那样的除繁去重，总不妥帖，还是一字不遗地把它译出来了。当时正流行晦涩难懂的骈文体，玄奘法师却毅然采用了朴素的通俗文体，因此，他的翻译不仅真实传达了佛教的内容，同时也影响到唐代文体的改革。
玄奘法师不仅把佛经译成中文，据说还曾把中国老子的著作部分译成了梵文。所以，玄奘法师不仅是古代中国最优秀的翻译家，更是古代中国第一个把中文著作介绍到外国去的文学家。
唐高宗麟德元年，玄奘法师圆寂于长安的西明寺，享年69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因劳苦过甚，身体已十分衰弱，但他不肯休息，仍然努力译经，终致积劳不起。
玄奘法师的一生，恭谨好学，专心学术，不骄不谄，行藏合时，深受佛教徒和非佛教徒的崇敬。
玄奘不仅是我国佛教学界负有崇高声望的大家，而且是中国古代最优秀的翻译家，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于冒险的且勇于克服困难的、在沟通中印文化上最有贡献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