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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胡佛的家庭与联邦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学毕业以后，他的家庭出现了问题，他不得不选择半工半读的生活。但他的亲属帮了他的大忙，使他年纪轻轻就进入了司法部工作。因为聪明、勤奋，他在司法部逐步站稳了脚跟，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
初出茅庐的小伙子
埃德加·胡佛的家庭与联邦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胡佛的父亲和祖父一生都在海岸与大地测量印刷所里工作。他的哥哥在轮船检查公司干到了总检查员的职务。他们家里还有其他亲戚在联邦和特区机构供职，从他母亲方面说，有哥伦比亚特区法官威廉·希兹，他是路易斯·布兰迪斯（1916~1939担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犹太裔大法官）和伍德罗·威尔逊（1912年当选为美国第28任总统并且在后来获得连任）的朋友。
胡佛的家庭属于那种可说是谙知联邦机构世态的家庭。他的家庭，他所居住的地区以及他所受的教育，使他成为这一阶层中羽翼丰满的一员。
对胡佛这样的家庭来说，政府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原则或模糊的象征，也不仅仅是一种压制力量或可以左右和操纵的工具，它是这个家庭就业的骄傲的源泉，也是它的价值观即民族和国家的道德这种意识的源泉。
胡佛1913年从中区高中毕业时已将眼光转向法律。他在他的年鉴照片下题着：“‘神速’打算进大学学法律，并且毫无疑问将会学得同在中区高中一般优秀。”
对于在西沃德广场长大的胡佛来说，他非常明白要想在政府内供职自己应该具备哪些条件。除了他对政府机构的了解和他在中区高中获得的信心外，他还知道对于联邦政府中的一般工作来说，并不需要名牌学校的证书。有个在政府部门供职的华盛顿人，他的学历无非是公立学校毕业，可能是中高、西高，或者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夜校毕业。一个人应很快成为联邦文职机构中高级职位中的一环，越快越好。法律学位可能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参加工作要早而且要连续、不间断。解决这个问题最普遍的办法是上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夜校。这是胡佛走的路，这也曾是他哥哥所走过的路，并将是他侄女以及他在司法部和调查局的许多高级助手所走的路。
乔治·华盛顿大学是走进联邦机构的一个捷径，成立于1821年。开始叫哥伦比亚学院，它期望着能成为哥伦比亚特区“儿童”计划中设想的“全国性”大学。这所大学的校舍多年来一直是华盛顿商业区的麦克珀赫松广场附近的简易楼群。1912年，本科生院搬到在福吉博托姆的现在的校址。当学校的其他部分都搬走时，法学院留了下来，在共济会大厦的二楼，地处由第13街、纽约大街和“H”街西北角形成的三角地区。对一个眼光盯住政府工作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很方便的位置，因为那时司法部就坐落在“K”街和第15街，与学校相距只有几个街区。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是1900年美国法学院协会的创始成员之一。
从学术方面严格地说，在华盛顿地区它比不上乔治城和弗吉尼亚大学，它的真正吸引人之处就是学生可以越过大学本科直接进入三年制的法学学士学位课程，再上一年的实习和诉讼程序课便可得到法学硕土学位，而且它有夜校，这样，就使穷学生可以在白天挣钱糊口。这正是胡佛要走的路。
胡佛为了自谋生计，请时任司法部当高级法官的舅舅威廉·希兹在国会图书馆找了一个当信使的差事，每周挣30美元。图书馆就在离西沃德广场不远的宾夕法尼亚大街。后来，他又到定货部工作，年薪360美元。
他负责送信，这是职员中最低的一级。
1913年，著名的艾尔伯特·普特南正在将国会图书馆改建成全国第一流的研究汇集中心，这是官僚集团建造者们的早期样本，后来在罗伯特·摩西、海曼·内奇奥弗和胡佛的手里成为现实。普特南的专门知识、学术声望，组织才能和操纵国会议员的手腕，让胡佛很是佩服，他仔细研究普特南是怎样通过他的办事效率高的名声和在处理国会议员之要求时所运用的手腕来赢得他个人的安全和官僚政治的独立性的。
胡佛在国会图书馆定货部呆了四年半（1913—1917），其中1915年下半年有一段时间他被派到编目部工作。这段经历对他1919年在情报总部编制档案索引的工作是非常有益的，而且他有机会观察政府机构如何按照健全的行政原则行事。
胡佛在国会图书馆的日常工作是：早9：00~下午4：30为工作时间，然后穿过市区去乔治·华盛顿大学上夜校，夜校上课时间是下午4：50到6：300夏季里，在最热的日子到来前，课改在上午上，从早7：50—8：40，然后，他在图书馆度过一天的其余时间。在这一严格的时间表中规定用来学习的几个小时里，他写了满满26本装订成册的笔记，每本都在100~200页之间，并在他的笔记和阅读材料上加上批注。他参加了法律救助学会的工作，取得了一些实际工作经验。虽然他既要工作又要学习，但他能应付社会生活。
在乔冶·华盛顿大学里，本科生与法学院学生间没有年龄差别，因此，法学院的学生们能够参加大学生联谊会，甚至还能参加大学体育代表队进行比赛。胡佛成了卡帕阿尔法的一员，这是一个由威廉和玛丽发起的主要具有南方特点的联谊会（他毕业后还与此会保持着联系，甚至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还是该联谊会的主席）。
胡佛用了三年时间于1916年完成了学士学位的课程（未获奖），之后他为获法学硕土学位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上了一年的课，这期间，他保留了他在国会图书馆的工作。1917年4月2日，伍德罗·威尔逊向国会发表了他的战争咨文。6月6日这一天，所有21~31岁的男子都必须登记服役。胡佛当时22岁，身体状况极佳，正合军队的需要。因此，6月初，他除获硕土学位和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外，还填写了选征兵役表。1917年7月3日，他被通知已获律师资格，可以在哥伦比亚特区最高法院面前辩护了。
1917年4月17日，胡佛的家庭出现了危机。他久病不愈的60岁的父亲不得不从内政部退休（他患有精神病，胡佛的一个侄女后来将之称为“某种程度上的精神崩溃”），这使胡佛一家的年收入减少了2000美元。于是，生病的双亲（老狄克逊活到1922年，安妮活到1938年）就得依靠埃德加和狄克来赡养了。由于狄克有家小，因此，这付重担就落在埃德加的肩上，他不得不考虑能否谋求一份更高薪水的职位。
1917年4月威尔逊总统代表美国向德国宣战。同年夏，胡佛从乔治·华盛顿大学毕业了，先后获得了法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在完成大学课程基础上再取得一定的学分即可取得硕士学位）。当时的年轻人出于疆场立业、建不朽战功的战争狂热，纷纷加入了迅速膨胀的美国武装部队，但胡佛却弄来了一份“暂缓入伍证明”。对于自己未像同龄人一样入伍，他后来作出了自我解释：“上级认为我担负的反间谍工作比上战场更重要。”
胡佛的舅舅希兹给了他莫大的帮助，把他介绍到司法部工作。胡佛与希兹交往甚密。胡佛与华盛顿的这样一位有成就的法官保持这种联系，这对他在司法部谋职自然非常重要。律师只有在离开法学院投入实际工作时才能说是开始受实际的法律教育，因此，在选择第一份工作时，他们主要考虑能学到多少法律知识，而不是薪水多少（胡佛后来常把他的头一份工作称为职员，在正式的联邦调查局人事档案里也提到他在档案部任职员，这种工作不需要法律知识，也用不上法律知识）。
胡佛最初在司法部的年薪为990美元，比他在国会图书馆的840美元年薪要多，但这仍是一份低薪工作。一年后，他便升为了“律师”，年薪1800美元，较原先多了一倍，这正是他用来替代他父亲那2000美元进项所需的数目。
司法部的年轻人
胡佛的舅舅威廉·希兹不仅认识格雷戈里（司法部长），他还是后来成为胡佛上司的约翰·洛德·奥布莱恩的好朋友，他们是在哈佛认识的。
1917年7月间（埃德加于7月26日进司法部），司法部长托马斯·格雷戈里正在计划成立司法部战时应急局，该局于夏末正式成立。奥布莱恩是纽约州布法罗市的著名律师，是格雷戈里心中领导该局的最佳人选。奥布莱恩刚刚成功地经办了政府的第一件重要的国内安全案件，即德方宣传人员弗朗兹·林特伦的反垄断诉讼案。奥布莱恩接受出任战时应急局局长的任命是1917年秋季，也就是说，胡佛找工作的那个夏天，奥布莱恩正与格雷戈里就此事进行联系。
奥布莱恩按照惯例出席了希兹法官在宇宙俱乐部的星期六午餐会，他们俩都是该俱乐部的成员，希兹在将奥布莱恩介绍给华盛顿法律界要人一事中起了重要作用。直至多年后，奥布莱恩仍一直以感激的心情回忆说，希兹“在形成我的早期生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很可能是奥布莱恩在宇宙俱乐部的一次午餐会上向希兹提起过他在司法部的新单位需要律师，而希兹告诉他，他有个外甥刚从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毕业并正在找工作。舅舅与奥布莱恩的关系也使胡佛坚信他能够从档案室里解脱出来，因为若非有人向奥布莱恩引荐，一个这样靠近司法部上层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注意到一个如此接近底层的职员的，即使像胡佛那般努力也不行。
胡佛初到司法部时令人费解的一点就是他被称为“特工”，这更说明了胡佛最初的任命（或许只是一种行政手续）是被分配在部里的侦探部门——调查局，而非司法部本身。约翰·洛德·奥布莱恩第一次正式提到胡佛时（1917年12月14日）称他为“特工”，但由于调查局的许多侦探都在调查局外做军需工作，与胡佛所干的办公室工作相同，奥布莱恩是很容易将胡佛的职位搞错的，因为他不可能对属下所有职员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另一方面，1919年的华盛顿姓名地址录也将胡佛列为了司法部的“特工”，这一版的姓名地址录可能是1918年早期根据胡佛或其双亲提供给选区争取选票的游说者的情况而编制的。胡佛之所以首先进司法部的调查局当特工是因为调查局当时（1916年7月）有扩招特工的名额，因此，1917年7月司法部的这个局是提供工作机会最多的一个部门。胡佛后来也并不想让他的属下得知这一情况，因为调查局在1924年之前的声名不佳，并且如果他的下属知道他曾在局里接受过命令，就像他给他们发布命令一样，这样会有损他的形象。不管怎样说，如果胡佛曾经做过特工，那么他在以后的生活中肯定对此做了隐瞒。
当J·埃德加·胡佛于7月26日乘电车从西沃德广场穿过城区去N·W·“K”街第一天到司法部上班时，他感觉到了一股将造就他的未来的力量。不过，他一开始并没有参与反间谍活动，而是利用在国会图书馆整理图书卡片的经验，在档案复审处工作。
虽然胸怀大志的胡佛对这样的工作极为不满，但他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来，反而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整天在办公室里忙个不停。因为胡佛相信机遇只会眷顾那些有准备的人。他的忙碌的身影给邮件室主任乔治·迈克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迈克森的一次无意间的闲聊改变了胡佛一生的命运，甚至美国的历史也因为这次闲聊而被改写。
1917年的一个很平常的早晨，乔治·迈克森在电车上遇到了他所熟悉的调查局局长布鲁斯·比拉斯基，闲聊中无意间提到了埃德加·胡佛。迈克森很自然地提到胡佛如何勤勉的工作，并夸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比拉斯基很感兴趣，说道：“这样聪明的年轻人放在你那里不是屈才了吗？”
“如果您需要，尽管把他拿走好了。”
在迈克森推荐胡佛之后，比拉斯基并没有立即把这位聪明的小伙子调过来，因为当时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合适的位置留给胡佛。比拉斯基把他推荐给了战时行动处处长威廉·弗林。1917年12月14日，22岁的胡佛正式加入战时行动处，担负起对付德国间谍可能进行的间谍或破坏行为的重任。
如鱼得水的工作
胡佛进司法部时，美国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四个月了，这四个月是战争歇斯底里的四个月，而司法部又正处在战争歇斯底里的中心。胡佛进入的司法部由于战争的缘故扩大很快，但很守旧。司法部的办公室原先设在佛蒙特和麦克珀赫松广场“K”街的总部从四周围租来的楼群中，直到1934年，司法部搬到现在的宾夕法尼亚和第9街的地址时，它才集中在了自己的一幢楼房里。托马斯·W·格雷戈里，即胡佛服务过的19位司法部长中的第一位，是一个出生在密西西比的得克萨斯人，他是伍德罗·威尔逊的早期支持者之一，被认为能说服豪斯上校这个重要人物支持威尔逊竞选总统。
1914年，在威尔逊把政治上不称职的詹姆士·C·麦克雷诺兹提升到最高法院任职后，格雷戈里就接替了他司法部长的职务。格雷戈里很快就结束了在劳工斗争方面与实业界的传统联盟，并把司法部的精力转向实施反垄断法。作为一个进步时代的改革者，他还指示调查局要将重点放在实施联邦白人奴隶法（曼法案）上，当时此举还被认为是进步的事业。同许多威尔逊总统的早期支持者一样，格雷戈里本能地同情改革与改革者。他敦促威尔逊任命路易斯·希兰迪斯出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说服法官席上的9人中有一个激进派并非坏事。威尔逊对格雷戈里的人品和才能很器重，当查尔斯·伊文斯·休斯大法官1916年退职竞选总统时，威尔逊打算任命格雷戈里出任最高法院法官，但格雷戈里认为自己不合适，因为他几乎是聋子。于是，威尔逊的内阁即将对人民自由权问题展开强烈攻击时，至少有两名主张人民自由的人士参战，防止了一边倒的镇压政策，他们是司法部长格雷戈里和劳工部长威廉·B·威尔逊。
因为舅舅的关系，胡佛很快从普通职员提升为“律师”，并立刻被赋予重任，这种情况对像他这般年龄的人来说是不多见的。在战争期间，他没有介入任何重大的决策，但他清楚地注意到了政府大规模消除异己的运动。他的任务是帮助司法部管理对德国侨民的监督。
胡佛注意到了那些决心捍卫人权的立宪主义者和那些一心要通过使用战争法规压制一切对现状不满的人来促进宗族团结者之间的斗争。司法部1917年夏天最主要的行动就是与德国间谍的斗争，可以说这是一场使全国民众信服政府完全能够对付一个被夸大了的间谍威胁的公共关系之战，格雷戈里的司法部和财政部（秘密情报局）及军事情报局就忠诚和间谍案管辖权问题的官僚政治斗争正与此战有关。格雷戈里和约翰·洛德·奥布莱恩竭力维护应有的诉讼程序和防止使用战争法规发动一场针对不受欢迎的信仰和团体的战斗。司法部副部长华伦是司法部里主张镇压派的头号支持者。华伦的观点虽受到格雷戈里和奥布莱恩的抵制，但得到部内许多下属的支持（战后，当华伦、格雷戈里和奥布莱恩均已离开司法部后，1919年A·米切尔·帕尔默出任司法部长，与华伦相仿的观点成为司法部的政策）。
到1917年4月6日威尔逊总统签
署向德国公开宣战时止，美国已从1914年8月开始差不多过了三年听战争消息和战争宣传的日子，其中多为鼓动美国反对德国的宣传。海洋之战——英国对海洋水面的控制遭到德国潜艇的反击——使得人们认定，凡有美国人伤亡的事，均由德国人造成，如1915年5月沉没的“露西塔尼亚”号邮轮事件和1916年法国客轮“萨西克斯”号的沉没事件。当美国境内的德、英两国特务都忽视美国主权的时候，只有德国特务的行为才会惊动美国人。这种反德偏见由于政府的极端亲英倾向而变得更加激烈，财政部长威廉·麦卡杜命令他的情报局特工人员调查“德国人的阴谋”，他们便大量揭发了德国人的秘密活动，其中之一是德国计划在墨西哥引发革命以反对美国在墨西哥之利益的阴谋。
1917年4月，当威尔逊发表战争咨文时，一篇分析文章认为：“许多美国人认为，宣战会把美国变成战场，百万德侨个个都是德国皇帝的特务，与德国结盟的墨西哥人将会向北进军，夺回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州，把加利福尼亚从美国切开。日本人则会在太平洋海岸登陆入侵加利福尼亚东面，德国潜艇将炮轰纽约。工业发达的东北部所受破坏将最为惨重，间谍将遍布各地。”
胡佛一进司法部的头几个月就亲身领受了这种关于叛徒、间谍和破坏者的歇斯底里情绪。1917年3月，战略部开始守卫公共设施和铁路桥梁，并给工厂主发放武器，在西海岸，公众舆论更难于控制，发电厂主在工厂四周围上了带刺的铁丝网和电网，射击俱乐部的成员被动员起来保护居民区，并已告诫居民武装自己。
在战争开始时，格雷戈里还必须依靠麦尔斯·华伦，向他请教。华伦曾因引用老的1798年外侨法案为伍德罗·威尔逊4月6日的“敌侨”（敌侨一词自1798年外侨法案）声明找到了法律根据，因而在司法部里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华伦对移民怀有刻骨仇恨，在调查侨民中的不忠诚情况时，总带有成见，这也助长了他对外国人的怀疑态度。在胡佛进司法部工作时，华伦的这种态度影响着整个司法部。格雷戈里和奥布莱恩最后不得不于1918年4月19日迫使华伦离开司法部，因为当时他正在国会里暗中活动，希望国会通过法案将间谍侦查和审判移交给军方，尽管他明知道总统和司法部长都会对此持反对态度。
胡佛在司法部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处理因德侨管理规定而导致的大量文书工作。自1914年以来，司法部一直在准备被视为危险分子的外侨名单。
“在1917年4月6日，国会通过联合议案前，”格雷戈里报告说，“对逮捕63名敌侨已做了精心的准备。过去的调查表明，如果让这些人逍遥法外，将对合众国之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到1917年6月30日，已逮捕了295名侨民，到10月30日逮捕了895名侨民，战争结束时，司法部已逮捕4000名敌侨。
1917年4月16日，格雷戈里限令敌侨不得迟于6月离开禁区，但他又指示他的执法官为那些不构成危险并且非常有必要留在这些地区的外侨颁发许可证。合众国律师必须将那些他们认为根据总统文告应迅速逮捕的敌侨名单送与他。格雷戈里警告说，在取得华府同意之前不得逮捕任何外侨，但特别危险分子除外。格雷戈里指示司法部说，他的计划是单独处理每个被捕敌侨案件，然后……根据国家和司法的利益做出决定……他命令外勤特工将有关申请许可证的情况转给“华盛顿特区司法部‘许可证官员’”。甚至在此之前，司法部便已在全力以赴处理敌侨工作。胡佛刚进战时应急处工作时，他同许多其他官员一道，履行“许可证官员”之职。
胡佛1917年进司法部工作的头四个月没有证明文件，他的名字头一次出现是在约翰·洛德·奥布莱恩12月14日写给司法部长格雷戈里的一封信中。奥布莱恩在信中描述了新的战时应急处的组织情况。早在12月4日格雷戈里已正式同意奥布莱恩建议的内容，因此可以设想，早在12月4日之前的某段时间里，奥布莱恩便已批准胡佛在他处里的敌侨司工作了，有可能在奥布莱恩正式任命之前，胡佛已经干了几个月的侨务工作了。
威尔逊还把“执行的任务”（凡年满14周岁和14岁以上的男性在美国居住而实际上未取得美国国籍者，都可能被作为敌侨逮捕、限制、采取安全措施及迁居）交给了司法部长。很快，成千上万份来自德国侨民的请求书如潮水般涌向格雷戈里，他们要求禁区规定能对他们例外，以保证他们的工作和保护他们的家庭，公文数量飞速增长，红十字会要求所有被拘留的敌侨都进行登记，并为他们准备好申请假释的表格，那些在禁区（包括外侨的主要集中区）居住或工作的侨民，必须向司法部登记并申请许可留在原地。对所有男性德侨，后来也包括女性德侨的登记（美国国内共有德侨48万人，奥匈帝国侨民近400万人）由于需要广泛的准备，因此一开始就被拖延了。由于严重缺乏劳动力，因而雇主们不顾一切地设法让他们的那些被拘留的侨工被释放出来，因此司法部几乎是在拘留工作一开始便着手处理假释申请工作，胡佛即被委以此任。
到12月，部内互通的信件表明，胡佛已是处理敌侨司日常事务的基本成员。他负责审查案件，将案件加以总结，然后呈交奥布莱恩，并提出处理意见。奥布莱恩的做法则是把那些被有权力的人怀疑为不可靠的外侨，在战争期间统统拘留起来。胡佛几乎总是驳回要求宽大的抗辩，显然其根据是法律要求对于即便是构成最轻微危险的外侨也应予以拘留。
胡佛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给奥布莱恩转达不加任何评论的美国律师的建议。在许多案件中，胡佛和他的顶头上司——司法部长特别助理查尔斯·W·斯托里不主张实行无限度的拘留，但他们的意见通常都会被驳回。从这些案件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工作态度。1917年12月28日，胡佛就一位德国水手迪德里克斯的问题写信给奥布莱恩，这位水手自敌对情绪开始后便被拒绝在船上或滨水区工作，而这位德国人因签了在一近海船只上当舱面水手的合同而违反了规定。胡佛记录道：“据说这位敌侨愁眉不展，沉默寡言。主管的特工建议在战争期间应将迪德里克斯拘留。”胡佛仍然建议“鉴于此案的情形，可在满30天时假释，条件是这类限制仅限于乡村地区”。但奥布莱恩签署的是“战时拘留”。
在另一案件中，一个德国人沙赫曼因“卖画给穿着制服的土兵并唆使他们找浮荡女人”而被逮捕。胡佛认为“此案中，人可予以假释，条件为沙赫曼保证提供一个合格的监督人并交付一笔不得低于1000美元的保释金”。而奥布莱恩的决定还是战时拘留。
在第三个案例中，胡佛建议假释一名德国火车列车员，他曾说过“将合众国最好的血液送到欧洲去打英战，这是耻辱”的话，但这次胡佛又被驳回了。
在有些案件中，胡佛提出的处理方法要重于他的顶头上司，尽管奥布莱恩对这些案件的最后决定还是战时拘留。如一个名叫奥托·米勒的德国人称威尔逊总统为“傻瓜和贼”。之后，当被问到对美国的看法时，他答道：“去他妈的该死国家。”胡佛将其行为称为是“对总统的各种粗俗、猥亵的评论”及“最明显的亲德表示”，并批注了合众国律师的决定，“他建议将米勒进行战时拘留，对此我表示同意。”他在处理另一件关于一个德国人的案件时写道：“此人在与一黑人的交谈中有亲德言论并诋毁合众国政府。他还向其他人散布不忠言论”。胡佛未加评论便批准了美方律师对此人实行终生监禁的请求。
在这些案件中隐约地可看出一种模式，奥布莱恩做出拘留决定时一定要根据被告的具体行动或是与被告直接接触过的人确认被告是危险人物，而胡佛的做法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他倾向于搞清侨民的观点和态度，以此来决定处理的轻重。胡佛非常愿意为那些本意好而干了错事的侨民开脱罪责，对于那些行为无害但思想不忠的人却毫不留情。
直至1918年4月，胡佛一直是做被拘留侨民之档案的总结工作。在这期间，他还圆满地答复了自1917年11月16日男性德侨登记工作以来产生的行政问题。1918年4月19日，司法部颁布了要求女性德侨登记注册的规定。这似乎是胡佛首次专心一意地从事部里一项行动的实际计划和管理工作，他也许还指挥了这一工作。1918年7月4日，他送给奥布莱恩一份《纽约太阳报》的社论，文章赞扬了司法部“卓有成效的女性外侨的登记工作”。如果说胡佛因这项行动的成功而引起了注意的话，那是因为他对此项工作是负责的。从1918年夏开始，案卷中的信上除了奥布莱恩的签名外还有胡佛的“JEH”三个大写字母，表示胡佛是起草此信的律师，此信的答复应送回到他那儿。这类文件多数是关于女性德侨登记问题的，这表明，胡佛已获准享有相当的个人决定权了，这就他的年龄（1918年23岁）来说，已是大大地走在前面了。
有迹象表明，胡佛在司法部的工作如鱼得水，他的上司开始认为他是一个可靠而办事效率高的人，因为他们开始给他一些正式职责外的工作。
当司法部为生活在靠近纽约港禁区的斯塔滕岛上的德侨数量担心的时候，胡佛根据搜集的数据对斯塔滕岛上德国人的数量进行了估计，他还得知了管理这片德侨的警官的姓名和管区。
到1918年仲夏，胡佛已不再只是给案卷写总结再附上他个人的试探性建议了。他负责从法律角度评估案件然后做出最后决定供上司签名，他已不再只对查尔斯·斯托里负责，而且还为艾尔伯特·贝特曼工作，而后者是为奥布莱恩做负责战争时期之诉讼工作的。这表明，胡佛在司法部的官场上至少又上了一级台阶。
胡佛在应对“敌侨”的经历不仅帮助他在司法部站稳了脚跟，还使他习惯于用行政立法代替不可靠的拖拉的法律程序。胡佛所监督的外侨属于敌人身份，被剥夺了受宪法保护的权利，因此，他第一次尝到了可以不受正常的宪法限制来行使政府权力的滋味。胡佛作为一名见习律师度过了令人兴奋的一年半，他大笔二挥就可决定一个人的自由或监禁。战争时期的非常情况使他在确定敌侨是否忠诚时的个人决断具有法律效力。摆在他面前的档案中的那些人的命运只凭他的责任感和上司的审查来确定。
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
美国在参战时拒绝加盟“协约国”，而是以“共同作战国”身份加入对德作战的行列。战争以“共同作战国”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美国作为“共同作战国”之一，还进行了另一场战争行动，那就是对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武装干涉。威尔逊不仅认可了日本在西伯利亚的登陆，还于1918年6月同意对英、法登陆俄国北部进行支援。但是，干涉行动遭到了失败，到1919年1月，美国军队只好灰溜溜地撤了回去。
美国需要在国内恢复和缔造和平了。然而，在国内整肃“亲俄分子”、共产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正方兴未艾。这样，埃德加·胡佛就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生命像草，需要湿润，使细胞充满水分，所以只能生长在污泥之中。像胡佛这样不甘居于人下的人，没有世界大战的战争狂热、反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深入骨髓的间谍臆想症提供的肥沃土壤，终究是不会脱颖而出的。有道是“时势造英雄”，胡佛这位“美国英雄”的诞生，正是由战后一浪高于一浪的革命危机、愈演愈烈的犯罪活动造就的。
战争结束了，战时行动处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胡佛在司法部的工作暂告一段落，究竟何去何从，他也一时找不准方向。
就在胡佛彷徨无着的时候，报界宣称，有一个国际激进阴谋企图暗杀各国领导人，而这些传言似乎又为下列事实所证实：1919年4月28日，西雅图市长奥利·汉森家收到一枚炸弹（后被发现并拆除了），第二天，另一枚炸弹使在亚特兰大美国前参议员托马斯·哈德威克家中的一个女仆失去了双手。在以后的几天里，又相继发现了34枚炸弹，但都在到达预定目的地之前被截获。成为炸弹之目标的知名人士有弗雷德里克·C·豪（埃利斯岛负责移民事务的官员），参议员李·奥弗曼（他曾主持过轰动一时的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参议员听证会）、最高法院副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赫尔姆斯、邮政部长艾尔伯特·伯森和法官凯纳沙—蒙顿·兰德斯（他曾对维克多·伯杰和大比尔·海伍德判刑）。其他炸弹被送往司法部长A·米切尔·帕尔默、劳工部长威廉·威尔逊、约翰·D·洛克菲勒和J·P·摩根处。
在胡佛战时于司法部供职期间，那种认为激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及社会党人都不是美国人，都不爱国甚至叛国的观点在自认为爱国的美国人中间流传甚广。战争刚一结束，保守派便要求激进党人解释他们在战时的不忠行为。这一过程是由胡佛未来的司法部长，当时的外侨财产管理人A·米切尔·帕尔默在无意中开始的。
1918年，帕尔默指控他的家乡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政敌博伊斯·彭罗斯参议员曾接受过酿造业的政治捐款。帕尔默宣称，由于酿造业是亲德的、不忠的，而彭罗斯接受它的钱，因此彭罗斯也是不忠的。一个由参议员李·斯莱特·奥弗曼领导的法院委员会的小组委员会被任命调查帕尔默的指控。奥弗曼的委员会不久便将调查扩大到了“亲德主义”的普遍现象这一范围。调查局长布鲁斯·比拉斯基告知委员会，他的下属已对该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并根据任何反对威尔逊中立或战争政策的人都是德国的同情者这一假设，作出了亲德主义正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全美国的结论。
1918年8月，布尔什维克使俄国退出战争，从而德国不必在两线作战，那时，许多美国人就坚信布尔什维克是德国人的同盟，即便本无此意，但实际上也是如此。根据战时爱国主义的原始逻辑，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就是同情德国。这对美国激进运动在公众中的形象起了破坏作用，因为在1918年和1919年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热情几乎曾使美国所有左派人物联合起来。尤金·德布斯，这位美国最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宣称：“我是彻头彻尾的布尔什维克，我为此感到自豪。”停战后，政府继续催促惩罚根据战时法令被判刑的激进分子，甚至又发生了新的指控。1919年10月，维克多·伯杰，这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前社会党国会议员，根据间谍法被判罚。1919年8月10日根据同一法案被判决的尤金·德布斯，用尽了所有上诉手段，最终还是被最高法院驳回，于两星期后入狱。这些案件加深了胡佛关于激进分子是罪犯、叛徒的想法。
1919年6月2日傍晚，又一声爆炸摧毁了司法部长帕尔默在华盛顿西北部居所的正面，掷弹者也在这场爆炸中丧生。在可怕的碎片中人们发观了一张威胁要对“资产阶级”施以暴力的传单，署名为“无政府主义战士”。帕尔默和他的家人均未受伤，但据帕尔默的邻居海军部长助理富兰克林·D·罗斯福说，司法部长对这次爆炸惊恐万状。就是这次一直未被侦破的爆炸事件引起了司法部1919年的反激进分子运动，并开始了J·埃德加·胡佛的联邦调查局的生涯。
爆炸的尘土还未完全落下，帕尔默便招募他在外侨财产局的老侦查长弗朗西斯·P.加文及前秘密情报局长兼著名私人侦探威廉·弗林来协助司法部制订对付爆炸的计划。6月4日，他宣布任命加文为司法部副部长，专门处理激进分子的威胁，任命弗林为调查局长，并任命一直负责秘密情报局纽约分局及俄国处的弗兰克·伯克为弗林的副局长，头衔为“长官”（局里高级级别的称号这时已规范化了。局里的头脑在此之前时而被称为“局长”或“长官”，这时被定为“局长”，他的副手被称为“副局长”或“长官”）。有这些人作顾问，帕尔默开始制订计划竭尽全力攻击激进主义。
他请求国会专门拨款以供调查激进分子之需，并宣称，他已获取某种情报，不久将有一个“一举摧毁现政府的企图”出现。
在6月17日的会议上，司法部决定：大举围捕并驱逐外侨激进分子。
胡佛可能参加了6月17日的会议，也许是当时，也许是稍后，帕尔默及其顾问决定让胡佛负责这一运动。7月10日，帕尔默将胡佛提升为司法部长特别助理，直接向加文报告，随着职位增高而来的是加薪，1800美元的薪水升为3000美元（比较起来，调查局长威廉·弗林年薪7500美元，伯克长官的年薪4000美元）。此后，胡佛的名字首次出现在调查局的编制表上。
在帕尔默提升胡佛时，胡佛实际上也正在想凭借约翰·洛德·奥布莱恩向帕尔默的举荐来保持他的工作。据奥布莱恩所言：“战争打完了，停战时胡佛对我说，他愿意留在司法部做文职人员，我私下与新任司法部长A·米切尔·帕尔默谈了此事。”当爆炸事件发生后，帕尔默需要得到了解外侨事务的人的帮助时，奥布莱恩的举荐在他的心中尚记忆犹新。奥布莱恩的举荐能留在帕尔默的印象中可能是出于个人原因。尽管这两个人有许多不同点（帕尔默在民主党内享有权力，而奥布莱恩则是一个有影响的共和党人），但他们却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帕尔默与哈里·戈文顿和爱德华·伯林关系很密切，而后两者是影响很大的华盛顿戈文顿和伯林法律公司的创始人。而这两个人又是胡佛的舅舅威廉·希兹法官的朋友。正是希兹在他的一次宇宙俱乐部午餐会上将朋友奥布莱恩介绍给戈文顿和伯林的，奥布莱恩后来在1944年加入了他们的公司，因此很可能奥布莱恩向帕尔默提起胡佛时，提到过胡佛是戈文顿的朋友希兹法官的亲戚。
胡佛战时与不受欢迎的外侨打交道的经历成了他肩负新任的最宝贵的证书。格雷戈里和奥布莱恩离开后，胡佛便成了司法部内唯一的外侨专家，尽管他当时很年轻。在司法部里只有他曾在劳工部移民局工作过，并利用驱逐法令在法律以外高效率地处理了外侨事务（劳工部移民局及司法部敌侨司在华盛顿的职责实际上在战争期间已经合并），当事态的发展需要与劳工部重建关系以便对外侨进行大规模行动时，胡佛是必然的，也的确是唯一可行的人选。胡佛由于青年时期形成的对外侨的怀疑，更激发了他对追查外国人的狂热情绪，他的这份热情在司法部内尽人皆知。
帕尔默挑选胡佛来指挥反共运动的另一个理由可能是因为胡佛年轻（1919年春他正好24岁）。帕尔默本人信教，公开形象又是个道貌岸然的道德家，但政治上却是腐败不堪。他很欣赏年轻精干的下属的残忍和鲁莽，终生对外国人和激进分子疑心重重。他贪得无厌，热衷于政治投机。
到1919年，帕尔默已无所顾忌，亦无确定的政治信仰。他极想获得19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对此自认为十拿九稳。为达此目的，他不惜一切，或许他已看到胡佛是一个敢作敢为的自信的年轻特工，能够给他提供当选总统所需要的战绩。胡佛极端拘谨的道德观，他的精力、聪明及他的自信，使他成为中产阶级年轻斗士的楷模。他为下层社会的犯罪与缺点所困扰，对姑息它们的上层社会又疑心重重。这种年轻、智慧和精力在一个人身上的高度体现对帕尔默极富有吸引力，因为帕尔默本人艰苦工作的能力和集中考虑的能力都很有限（他紧张时易精神崩溃）。
胡佛不仅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并且由于他在敌侨司的经验和早年在中区高中的成功，使他对自己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干信心十足，他身上还带有一种当地名流的自信感，同时，也许还伴有对低贱的下层社会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上层社会的忿恨，正是由于后者对下层社会的姑息使得中产阶级的志气和体面丧失殆尽。胡佛进政府机构谋职时，恰逢部里有才干的律师都急于离职重操和平时期的法律事务，因此胡佛在部里便没有了竞争对手，而那些自谋职业的人无论如何不会使自己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
或许不管怎样胡佛都会成功。
但是，公众舆论的落潮起伏，激进运动的胜利迫在眉睫的那种难以控制的和不受控制的感觉，以及发生在司法部长和其他重要官员居所的爆炸事件，给胡佛创造了一个对他的背景、阅历与个性来说完全合适的大好时机。也许每个伟大的生涯都要仰仗于千载难逢的好运气，而在这人生的紧要关头，胡佛很走运，碰到了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地点，并具有合适的才干、委任状和信心。
帕尔默上任伊始，面对禁酒法案的令而不行、三K党人的横行不法、罢工事件的风起云涌、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如何选择树立虎威的突破口，不免大费踌躇。而寓所的炸弹事件让帕尔默胆战心惊了。形形色色的“革命”风潮如火如荼，火舌已经伸到了教堂的祭坛，已经伸到了司法部长家的庭院，如果不断然加以遏止，保守的美国上层统治在这种强劲的冲击面前能维持多久！帕尔默断然决定：以这一赤裸裸的挑衅案件为契机，向国人证明白己不是一只病猫。于是，他炮制了有某些团体阴谋推翻联邦政府的超级“发现”，从国会争取到一大笔预算，下令对全国各种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主义者、激进团体进行大规模清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帕尔默袭击（搜捕）”行动（Palmer Raids）。
帕尔默袭击犹如一场大地震一样迅速席卷全美国，而埃德加·胡佛在国会图书馆整理卡片的拿手好戏再次派上了大用场。为了对激进分子进行大清查，帕尔默任命了威廉·弗林、弗兰克·伯克分别担任调查局正、副局长。同时，他授命特工处对胡佛进行了可靠性审查，发现他除了需要负担父亲在精神病院治疗的费用外，没有任何有别于常人之处。于是，胡佛留任于司法部，并成了帕尔默的特别助理。胡佛所担负的任务是，在助理部长弗朗西斯·加文的具体领导下，搜集和汇编“带有革命和激进主义色彩的社会团体”的档案材料。
年方24岁就能在非常时期的非常机构里独当一面，成为左右全国成千上万人命运的司法部长特别助理，胡佛似乎已看到更大的权力在不远处向自己召唤。他决心干出一番事业，给帕尔默一个漂亮的报答。于是，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又成了他每天生活的写照。埃德加·胡佛是一个工作狂，而为了报答帕尔默的知遇之恩，他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带同一帮助手，手工编纂了50万人的索引卡片、6万余人的简历材料，用姓名字母和思想倾向类型的双重方法查找，都只需用几分钟即可找到。1919年11月7日，帕尔默下达了清洗“革命嫌疑人”和“激进分子”的命令。根据胡佛拟就的多达6万人的“黑名单”，司法部“按图索骥”，短短的几天内，就相继逮捕了数百人，并对他们进行了严刑逼供。清洗行动中的逮捕环节是由调查局和各州、县城市警察局联袂实施的，而对一干人犯的“处理”，则交由胡佛全权办理。正如调查局副局长弗兰克·伯克在指示中所说：
“在逮捕过程中，凡遇到重要问题，务必立刻与胡佛先生取得联系。”
胡佛确实不满足于编写和整理索引卡片这种纯粹事务性的工作，他还为如何处理上了“黑名单”的人献计献策：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为了有效、彻底地消除革命危机，对激进分子采取扫地出门、驱逐出境的办法，肯定能取得事半功倍的奇效。于是，他走进了镁光灯照耀下的政治前台，在法院里以公诉人的身份，运用自己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学到的知识，成功地促使法院作出了对埃玛·戈德曼驱逐出境的判决。
戈德曼是一位在年轻人中有很高知名度的无政府主义者，通过电影等形式，散布“杯水主义”的性自由（性就像人渴了需要喝一杯水一样，是一种无可厚非的生理要求）和对宗教的批判。
按照胡佛的“发现”，1901年威廉·麦金利总统的遇刺身亡，凶手就是受了戈德曼的蛊惑宣传。几天后，胡佛会同调查局局长弗林，亲自前往埃利斯岛（欧洲大陆移民进入新大陆的门户），目睹戈德曼及其情人伯克曼等首批247名“激进分子”被押上军舰，递解至俄国。第二天，陶醉在初战告捷的喜悦中的胡佛就向新闻界谈起了自己的思路：“一旦必要，就应该把危险的激进分子和布尔什维主义分子从美国清除出去，把他们统统送到欧洲。”
清洗工作犹如滚雪团一样，动作越来越大。在1920年元旦那一天，“帕尔默袭击”中规模最大的一轮行动在23个城市同时上演了，被拘留审查的人数达1万人之多，尽管大部分人在审讯后被释放了，但需要“统统送到欧洲”的仍大大超过上一轮的戈德曼一行。随着“帕尔默袭击”的步步深入，帕尔默已得到了作为未来总统候选人所需要的广泛的知名度，而埃德加·胡佛也很快成了举国皆知的名人。为了表彰他没有周末、没有“八小时以外”的勤奋工作，帕尔默于1920年初任命他担任了调查局总情报处的主任。
美国一向标榜“言论自由”，由于“帕尔默袭击”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危害和冲击远远大于所谓激进分子，从而招致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主任哈兰·斯通等社会名流的严厉抨击。因此，尽管帕尔默和胡佛逮捕了成千上万的人，但真正流放到欧洲的也只有数百人。显然，帕尔默的清洗行动对美国社会构成的冲击，已经超过了所谓激进分子本身，从而导致了来自国会山的质问和批评。为了“舍车保帅”，帕尔默在国会作证时声称，一切细节、一切指控，都是埃德加·胡佛先生的职权范围。这位司法部长对他一手导演的全国性丑闻的解释，颇能反映出胡佛在司法部里地位和作用的上升。
不论是埃德加·胡佛，还是司法部长帕尔默和他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因对共产党的袭击而受到惩罚。国会的调查拖了很长时间，结果是新总统上台，换了司法部长，当事人不了了之。胡佛取得了难以忘怀的经验教训。首先，他知道了，进行全国性镇压，在美国是行得通的。尽管舆论大哗，对赤色分子的镇压毕竟使美国共产党受到了摧毁性的打击，它的党员人数从袭击以前的8万人下降到1920年底的6000人。
其次，胡佛还发现，可以不根据罪行，而根据政治信仰，对人们进行侦察和迫害。为了不被抓住，必须至少在法律上遵守“适当的程序”。一定不要让公众知道调查者的宝贵财富——秘密档案。在关于袭击赤色分子的听证会上，暴露了许多文件，造成被动局面。他当联邦调查局局长以后，完善了档案制度，局外人是无法看到这些档案的，只有在对埃德加有利的情况下，才会拿出档案。
对于帕尔默这种把功劳尽数揽为己有、把过错尽数委于部下的政治把戏，未来数十年里的胡佛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帕尔默袭击”中，胡佛显示了他过人的精力和才干。因此，尽管帕尔默因为这件事在政治上名声扫地，具体操办此事的胡佛却是声名大噪，更被下一届政府所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