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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位圣人曾说，如果每个人的生活故事都被真实地叙述出来，那一定是非常有趣的。我那些坚持让我写出自己传记的亲戚和挚友也许不会对这一结果感到过度失望了。我想至少那些了解我的人会喜爱这个故事，我以此自我安慰，激励自己坚持下去。
我的朋友，匹兹堡的梅隆法官，在几年前写过这样一本自传，它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乐趣。正因为如此，我乐于认同我在上文中所引述的那位智者的观点。的确，法官讲述的故事为他的朋友带来了无穷乐趣，并且对他的家族后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使得他们能过上一份美满的生活。并且出乎他意料的是，这部自传被列为了最受欢迎的作品，它包含有一个本质的价值特征——它展示了人。他的写作并非为了引起公众的注意，而仅仅只是为了他的家人而设计。因此我也将这样讲述我的故事：没必要在公众面前摆出某种姿态，但是对于我那些真实可靠的朋友，那些我可以与之无拘无束地畅谈的人，即便是些须小事也不让他们觉得索然乏味。
让我们开始我的故事吧。
1835年的11月25日，我出生在丹佛姆林一栋平房的阁楼里。房子坐落在摩迪街和修道院巷的一个角落中，只有一层，正如谚语所说，我“拥有贫穷却诚实的父母、良善的亲戚和朋友”。作为苏格兰绸缎交易的中心，丹佛姆林在很久以前就引起了重视。我的父亲，威廉·卡内基，安德鲁·卡内基的儿子，是一个纺织工人，他用我爷爷的名字为我命名。我的祖父卡内基凭着他的机智幽默、他亲切的天性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在这一地区享有盛名。他是他们那个时期活跃分子们的领袖，作为他们的欢快俱乐部——“帕提尔姆学院”（Patiemuir college）的首领，他远近闻名。在阔别了十四年后，当我再次回到丹佛姆林时，我记得一个老头向我走来，有人告诉我他是我的“教授”祖父，那是他在其密友中的头衔。
那是一幅中风颤抖的老人的肖像：“他的下巴和鼻子都透着龙钟的老态。”
他蹒跚着穿过房间向我走来，将他那颤抖的双手放在我的头上说：“你是安德鲁·卡内基的孙子！嗯，星期一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这一天：你的外祖父和我原本可以朝那个他认为是通情达理的人高喊‘哈鲁’。”
在一个新年夜里，一个乡村老妇人吃惊地看到了一张从窗户中突然伸进来的经过乔装的脸孔。一阵的迟疑之后，她终于明查到了，于是大喊着说：“噢，原来是愚蠢的青年安德鲁·卡内基呀。”她说的没错，我的祖父在57岁的时候还乔装成一个嬉笑的年轻人，出来惊吓他年老的女性朋友。
正如我的朋友们所说，我想我乐观的天性、我能化解烦恼并且始终愉快生活的能力、我能使“所有的丑小鸭变成美丽的白天鹅”的能力很可能是从我那喜欢乔装打扮嬉笑逗乐的老祖父处继承而来。我以拥有他的名字而自豪。
充满着阳光的心情和意志要比财富更有价值。年轻人必须认识到这是可以被耕耘而获得的，心智也像身体一样可以从阴暗处转移到阳光中来。那么，就让我们行动吧，如果可能，请让笑声将烦恼赶开。如果人人都有点哲学家的精神，那么他们就能做到这一点。该死的污点不会被淘汰清洗干净，端坐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不会受到欺骗的。因此，伯恩斯所给出的那条重要的生活的准则说：
“使你畏惧的不过是你自己的责备。”
这条座右铭很早以前在生活中就是被认可了的，它比我所听说过的任何训诫都更加有用。我已经听过远远不止一点点的训诫，尽管我可以承认在我已经成熟了的年岁里，我和我的老朋友贝利·沃尔克有类同之处。他总是被他的医生询问睡眠状况，而他总是答复说很不能让人满意。他常常不能入睡，并且眼睛里有金星闪烁：“但是我能很好地打个盹儿。”
在我母亲的家族这一边，我的外祖父就更加有特点而值得讲述，因为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是威廉·古伯特的朋友，他为古伯特的记录和作品做出过贡献，并且与他一直保持着通信。甚至正如我所写的，在丹佛姆林，凡是认识我外祖父莫里森的老人都说他是最好的演讲家之一，而且还是他们所见过的最能干的人。他是古伯特《记录》的小型版本《先驱》的出版发行人，这在苏格兰被认为是第一篇激进的论文。我读过他写的一些东西，考虑到在今天它们对技能教育的重要性，我想其中最显著的是七十多年前出版的一个冠名为“Head—ication versus Hand—ication”的小册子。他坚持其后来在某种意义上的重要性将反映出对今天极力提倡的技能技术教育的信任。它以这样的词句结尾：“感谢上帝，我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制作并且修补鞋子。”古伯特在1833年把它刊发在《记录》一书中，以编辑身份作出评论：“与此主题有关的刊发在《记录》中最有价值的通信之一，是来自于我们可敬的朋友和通信者，苏格兰的托马斯·莫里森，这份通信就出现在这一期中。”所以看起来，我“信笔涂鸦”的天性来自双方面的遗传，因为卡内基家族同样也热爱读书并且善于思考。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一个聪敏的政客，同时也是该地区激进政党的左翼领袖——这一职务后来被他的儿子，我的舅舅所继承。我在美国期间，曾有多位在苏格兰享有声望的人前来拜访过我，以期与“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握手。克利夫兰和匹兹堡铁路公司的负责人法默先生有一次对我说：“我所拥有的一切学识和文化都得益于你外祖父的影响。”《丹佛姆林重大事件史》的作者埃比尼泽·亨德森也这样说，他生命中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件：当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曾受到我外祖父的影响。
在我的一生中总是能够得到一些恭维，但是格拉斯哥报一位记者的恭维让我感到无上的快乐。这位记者曾经在美国听过我在圣·安德鲁大厅所作的关于地方资质的演讲，他撰文说，当时苏格兰大部分的言论都和我、我的家庭，尤其是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森相关。他继续写道：“想象一下我见到讲台上这位外孙的时候有多么的惊讶吧，他在仪态、手势和外貌上都是对老莫里森的一个完美的摹写。”
我记不清我的外祖父长什么样了，但是我和他之间惊人的相像却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在27岁那年，我第一次回到丹佛姆林，当我在沙发上和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坐在一起时，我看到他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他一时语塞，随后冲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才回来，他解释说我身上的某些东西会让他的父亲不时地在他跟前闪现。这个影像会立即消失，但过不了多久便又重新出现了。我的一些手势，也会使他不能很好地将我和他的父亲区分开来。我的母亲不停地在我身上找到我外祖父所特有的一些怪癖。遗传学说时刻都在被得到证明，这一法则如此灵验，甚至一个手势也可以在代际之间传递，还有某些超越了肉体的东西。我为之深深地震惊了。
我的外祖父莫里森娶的是爱丁堡的霍奇女士，她是一位身份高贵，举止优雅，富有学识涵养的妇人。很可惜的是，在这个家庭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她便过早地去世了。当时，外祖父过着一份安稳的小康生活，作为一个皮革商人在丹佛姆林管理着自己的生意和一小份产业。但是如同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他在滑铁卢战后的和平中破产了。他的大儿子，我的舅舅贝利是在这个家庭的繁荣时期成长起来的，在儿时他自己拥有一匹小马可供骑乘，而在他之后出生的那些家庭成员则经历了艰苦的生活。
他的第二个女儿，玛格丽特，就是我的母亲。对她，我没有自信谈论太多。她继承了她母亲高贵精致和有涵养的风度气质。也许某一天我可以向全世界讲述这个女主人公的一些东西，但对此我依然心存疑虑。对我来说，她如女神一般圣洁，这是其他人体会不到的。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可以说真正了解她。在我父亲去世后，她便是我的全部了。我在我第一本书的献辞中这样写道：“献给我最爱的英雄——我的母亲。”
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祖先的缘故，我的出生地对我来说有着无上的意义。对一个人来说，在那里出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同的环境和传统会促成小孩不同的潜在趋向。罗斯金如实叙述说，在爱丁堡，每一个聪明的孩子都受到他们视界中城堡的影响。丹佛姆林的儿童也是如此，他们肯定受到了苏格兰威斯敏斯特庄严的修道院的影响，它是在11世纪（1070年）由保护圣徒马尔科姆和他的皇后玛格丽特修建的。这座伟大修道院的遗迹以及国王出生时所在的宫殿至今依然还保存着，另外还有皮特克利夫峡谷、祭奉皇后玛格丽特的神殿，国王马尔科姆城堡的遗迹。就像老民谣《帕特里克·斯彭斯先生》的开头一样：
“国王坐在丹佛姆林城堡之中，喝着血红的葡萄酒。”
布鲁斯的坟墓就在修道院的中心，在玛格丽特的坟墓旁边，在他周围则埋葬着许多皇室成员。当孩童第一次看到这座充满了罗曼蒂克情调的城镇时，那的确是一件幸事。这座镇子地处港湾往北三英里处的高地上，正前方可以俯瞰到大海，南面是爱丁堡，向北远眺又可清晰地看到奥契尔山的峰顶。这一切都让人联想到在丹佛姆林还同为苏格兰的宗教和政治首都时代的那些逝去的权贵们。
这样的环境能给予儿童优越的成长条件。他所呼吸的空气带给他诗情和浪漫气息，他四周的氛围又给予他历史和传统的熏陶。这些演化为儿童的真实世界——理想总是真实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他在工作中遭遇严酷现实的时候，真实才开始到来。但即便是在那时，甚至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他早期的这些印象依然保存着，尽管它们偶尔会短暂地消失，但只不过是表面上被赶走或者受到了压制。这些印象会在他内心一次又一次地升起并给他以影响，提升他的思想，妆扮他的生活。在丹佛姆林，没有哪个聪慧的孩童能够逃脱出修道院、宫殿和峡谷所带来的影响。这些东西轻触着他们，点燃他们内心深处潜在的火苗，使得他们超越它将要成为的样子并且与此有些不一样。我的父母也出生在这种让人振奋鼓舞的环境中，因此，我毫不怀疑，浪漫和诗歌的影响一定也触及他们两个。
在我父亲的纺织生意获得成功后，我们便从摩迪街搬到里德公园一所宽敞得多的房子里。一层放置了四五台纺纱机，楼上用于日常起居，外边人行道上有楼梯直接与之相通，勉强可以说它具有老式的苏格兰民居风格。这里是我的早期记忆开始的地方，然而奇怪的是，我对这些记忆的第一次回溯就让我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一幅小型美国地图的情景。它被贴在滚轴上，大概有两英尺那么宽。我的父亲、母亲、威廉姨父和艾特肯姨妈正在上面查找匹兹堡，并且指出了伊利湖和尼亚加拉河。不久之后，姨父和艾特肯姨妈便去了他们的那块“应许之地”。
我记得那时堂兄乔治·多德和我自己都被悬挂在头顶的巨大危险所震惊，那是一面隐藏在顶楼上的非法旗帜。我记得在那次反对玉米法的游行之中，扛着它的是我的父亲、叔叔，或我家族中其他善良的激进分子。他们被包围在一座小镇里，在同业公会所和骑兵部队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的外公、诸位舅舅以及我父亲是在会议中发言的重要人物，我的整个家庭圈子都激动并骚乱起来了。
我对那个夜晚仍然记忆犹新，我被后窗上一阵急促的敲打声所惊醒。有人跑来通知我父母说贝利舅舅因为召集已经被禁止召开的会议而被关进了监狱。通过兵士的帮助，治安郡长在召开会议城镇的几英里远处抓住了他，并连夜将他带回了镇子，他的身后跟着一大群人。
我们担心会发生更加严重的麻烦，因为百姓们群情激奋地要去救他出来，不久我们又得知，监狱看守劝他走到窗前俯看身下的大街，以请求人们撤离。他这样做了，并说：“如果哪位朋友是因为正当的理由在今晚来到这里，那么请收起你们的武器。”他们如是做了，在短暂的停顿之后，他又说：“现在，请大家平静地离开这里。”
像我所有的家庭成员一样，我舅舅的内心有一种道德和精神驱动力，对法律有一种强烈的顺从，而他内心深处却是一个激进分子，对美国怀有热切的向往。
人们可以想象，当所有的这一切都公开地进行，那些人们私下流传的话语将会有多么苦闷。对一切君主、贵族政府和特权的谴责，伟大的共和国政体，美国的优越，一个居住着与我们同属一个种族的人的土地，自由人的家乡，在那里没有特权，人们平等地享有权利——这是我所接受到的激动人心的旋律，我便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作为一个孩童，我已经杀死了国王、公爵和封建领主，并且认为他们的死亡是为了国家服务的，因此便也是一种英雄行为。
这就是我在孩童时期最早的联想给我所带来的影响，当时我远不能够谦恭地去谈论那些特权阶级或者享有特权者，因为他们并非通过某种高尚的方式使自己变得卓著以赢得被公众所尊重的权利，而只是因为他们的血统。在他们的身后依然有人在冷笑：“他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做，只不过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出生便穿着借来的羽毛昂首阔步并开始招摇撞骗。他的家族中最具成果的部分已经像土豆一样，深埋地底。”有的人生来就具有特权，尽管他并非具有天生的聪明才智，在这里，一个有才能的人能得以生活下来让我为之感到惊讶。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引用仅有的那几个能够准确地表达出我义愤的语句：
“曾经有个布鲁图斯，他也不能够容忍，魔鬼要做罗马的君主，千秋万代地把有国家。”
但是，国王依然是国王，并不只是一个影像。当然，这一切都是继承得来，我只是对我在家里所听到的东西作出回应。
丹佛姆林或许是王国中最为激进的一个城镇，它也因此久享盛誉。从产生激进主义的根源来说，这也是更为可信的。在我所谈论的那个时期，丹佛姆林大部分的人口都是小手工业者，他们都有自己的纺纱机，一台或者好几台。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他们所干的都是计件工作，从更大的制造者那里获取材料，然后在家里进行加工。
这是一个充满着强烈政治骚动的时代，从整个小镇的氛围中，我们也可以频繁地感受得到。吃完午饭后的那一小段时间里，围着围裙的人们便会聚拢来，开始讨论与国家相关的事情。休谟、科布登和布莱特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会在谈话中不时地迸出来。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常被这一圈圈的人所吸引，是他们谈话的忠实听众，但也只是纯粹的倾听而已。人们已普遍接受这样的结论，即变革才是大势所趋。俱乐部在市民中组织起来，人们也开始订阅伦敦的新闻报纸。非常奇怪的是，每天晚上，镇上的一个讲道坛都会把最主要的社论读给人们听。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常常就是那个朗读者，在读完后，他和其他人都要对文章作出评论，会议场面十分令人激动。
这样的政治会议频繁地举行，也许这也正满足了人们的期望，我对此怀有浓厚的兴趣并参加了不少。我的父亲或者某个舅舅总是拥有很多的听众。记得某个晚上，我的父亲在一个大型的户外会议上发表演讲，听者众多，我只能从他们的腿下钻进去。那时候，我再也不能压抑我的兴奋和热情，比其他所有人都大声地欢呼起来。我趴在一个人的腿下，抬起头来看他，我感到了某种安全。我告诉他说演讲者是我的父亲，于是他把我举起来，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
父亲还带我参加了另外一个会议，主讲者是约翰·布莱特，他发表演讲支持史密斯成为斯特林堡的自由党候选人。回家后我对他说得不准确的地方做出了批评，比如当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一个人（man），而他说出来的却是众多人（men），他不像我们所习惯的那样在man前面加上一个a，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必为此感到惊奇，也没有人会像护士照顾病人一样来关注他说话的语法错误。我后来又听了一个年轻共和党人的演讲，其风格犀利猛烈，演讲题目是“特权的死亡”，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特权的具体含义，可是我的父亲明白。
我从姨父劳德那里听来的最好的故事也是与约翰·布莱特的朋友史密斯有关的，因为他支持在丹佛姆林建立议会。姨父是他所在委员会的成员，一切都运行良好，直到有一天史密斯被称为是“由尼塔沃人”。于是，在这一地区，遍地都出现了布告，上面是一个疑问句：“你会投票支持一个由尼塔沃人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凯尼山村史密斯所在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个铁匠，他声称自己绝对不会。姨父赶过去抗议，他们约好在乡村的酒馆里见面。
“先生，我不会给他投票的。”主席说得很绝对。
“但是，”姨父说，“梅特兰（史密斯的竞争对手）却是一个崔尼塔沃人。”
“该死，那，哇唔。”这是其反应。
铁匠最后投了赞成票，史密斯以微弱优势获胜。
手摇纺纱机到蒸汽纺纱机的变革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灾难。父亲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革命，依然在旧的体系下努力奋斗着。他的纺纱机大幅度地贬值，一种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不会减弱失败的经济来源开始变得必需。母亲在这时站了出来，她为了家里的经济而开始努力奔波。她在摩迪街开了一家小店铺以增加收入，但这仍然不足以维持我们先前舒适而体面的生活。
在这以后不久我开始明白了贫穷意味着什么。可怕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当父亲将最后的织成品送到大工厂去的时候，母亲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他回来，期待着能够获得新的原料，否则就得赋闲在家了。尽管不是“卑鄙吝啬也并非可耻卑劣”，但当我的父亲如伯恩斯坦所说的，“恳求同在地球上的兄弟让他得以去干苦力”的时候，我心里的烈焰腾腾地燃烧了起来。
那时，我下定决心在我长大成人之后要改变这一状况。和我们许多的邻居相比，我们不会沦落到贫穷的境地。我不知道妈妈对这样的贫困生活还能忍受多久，在她的有生之年是不是还能看到自己的两个孩子穿上雪白整洁的衣服。
在一个不审慎的时刻，我的父母许诺说，除非我自己要求离家去学校，否则他们不作要求。我是后来才知道他们之间这一许诺的，可随着我的长大，他们变得越来越不安，因为我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意向想要主动要求。于是在他们的劝说下，校长罗伯特先生对我注意起来。之后有一天，他带我去远足，一起去的还有我的玩伴，他们都已经上学了。此后不久，我就向父母要求进入马丁的学校就读，此时他们才大感宽慰。毫无疑问，我很快就得到了他们的许可。在8岁那年，我开始进入学校，而后来的经验告诉我，这个年龄对任何孩子来说，上学都还太早。
学校带给了我无穷乐趣，因此对任何阻止我上学的东西我都会不高兴。而现在此类事情时常发生，因为从摩迪街头取水回家是我每天必做的早课。水的供给太少而且毫无规则，有时候直到很晚我仍然不能出发去学校。二十几个老太太坐成一圈，他们在前一天晚上便拿一个不值一钱的破罐子摆成一线，这样便确定了她们各自的取水顺序。可以意料，这一方式引起了无数的争论，即便是镇上受人尊敬的老夫人也无力平息这些争论。在此我容膺“可怕的小老弟”称号，于是，我的劝阻也许加剧了她们之间的紧张，或者更加激发了她们好斗的一面，这一切又反过来归咎于我。
因为早上的这一任务，我总是迟到，但校长知道原委，便原谅了我的过失。同样地，放学之后店铺里还常常有差事等着我去做。所以回顾我的生活，我早在十岁时，对父母，我已经是一个有用的人了，每每想到此，我就会感到一种成就感。很快地，他们便放心地把那些与不同人打交道的账目交予我处理，于是，在一个很小的方面，我变得有学问起来，甚至在孩童时期就开始处理商业事务。
在学校里，有一件事情引起了我的苦恼。男孩子们给我取了个绰号叫“马丁的狗”，有时候我过马路，他们便会冲我叫那个讨厌的外号。我不能够完全明白这外号的含义，但它看起来是对我的一个极大的羞辱，也使我不能由衷地向这位老师表达尊敬。他是我唯一的校长，对他，我亏欠了太多的感激。除此之外，在他的有生之年我也没能有机会为他多做些事，对此，我追悔莫及。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个人，他对我的影响也是不可抹杀的，他就是我的姨父劳德，乔治·劳德的父亲。我的父亲必须在纺纱店里整天不懈地工作，极少有闲暇顾及我。姨父在大街上经营着一家店铺，不似他这样要整个地将自己拴在店中。在我入学不久姨父便溘然长逝了，他的死给了我深深的打击，因为他把我和儿子乔治的陪伴看作为最大的安慰。对于怎样教育儿童，他有着非凡的天赋，他教给了我们很多东西。我记得他是怎样给我们教授英国历史的：想象每一个君主都在房间墙上的某个地方活动，做着他所熟知的那些动作。因此，在我看来国王至今还坐在壁炉前书写着马格纳纸剂，而维多利亚皇后坐在门后边，把她的孩子们抱在膝上。
这是值得嘉许的，他非常完整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君主名单。甚至几年后我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牧师会礼堂里还能找出它上面有所遗漏。从威斯敏斯特教堂一个小礼拜堂的某块石片上，我读到了一段话，说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肉身已经不在这里了。我坐在姨父膝盖上学到的历史知识告诉我，这个伟大的共和国的君主曾写信给罗马教皇，跟他说：“如果他继续迫害新教徒的话，那么梵蒂冈将会听到如雷鸣般响起的大不列颠的炮声。”我们估计克伦威尔是一个无神论者，这已无需我在此多着笔墨了。
我所知道的关于苏格兰早期历史的所有知识都是姨父教给我的：关于华莱士、布鲁斯、伯恩斯，还有失明的海瑞的历史，斯科特、拉姆齐、唐纳希尔、霍格和福格森。可以说，在那时，伯恩斯的话语在我的身上创造形成了一条对苏格兰的偏见（或者是爱国心）的血脉，热血奔腾不止，它将随我生命的终止而停息。当然，华莱士是我们的英雄。他的身上凝聚了一切英雄的特质。一天在学校里，一个大男孩告诉我说英格兰比苏格兰要大得多的时候，我便开始郁郁不乐。于是我跑去姨父那里，他的话对我总是富有疗效。
“不完全如此，如果苏格兰像英格兰一样平坦地铺开的话，苏格兰的面积会更加大些的。但是你能把高地丘陵削低并铺开去吗？”
噢，不可以的，对一颗受伤的小小爱国者的心灵来说，基烈山上充满了甜蜜的乳香。接着，英格兰更大的人口数目又引起了我的不快，同样地，我又去了姨父那里。
“是啊，七比一，但是在班诺克本一战中，那个比例还要大得多。于是我的心里再一次充满了喜悦——这样的话，英格兰的人越多，那么我们的荣誉也就越大。”
这是对事实的某种注解：战争繁殖战争，每一场战役都为将来的某次战斗播下种子，于是，交战过的民族或国家便成了传统的敌人。美国人和苏格兰人有相同的经历。他们阅读着华盛顿和瓦尔的故事成长，他们还读到黑森人受雇来屠杀美国人，于是他们开始痛恨英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我和我的美国侄子们的经历。苏格兰的一切都是正义和良善的，但和他作战的英格兰却恶毒非常。这种偏见只有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才会消失，有些甚至还会一直逗留不散。
劳德姨父告诉我说，从那时候起，在他把人们带到房间里来的时候，就会常常向他们保证说他可以将“多德”（乔治·劳德的昵称）和我弄哭，但只要他愿意，又可以让我们哈哈大笑；他既可以使坏让我们握紧小拳头扭打在一起，但马上又可以让我们在诗情和歌唱的影响下尽情玩耍。“出卖华莱士”是他促使我们两颗幼小心灵呜咽哭泣的王牌，屡试不爽，每一次尝试的结果必定是我们彻底的失落，他讲的故事往往不会脱离他的把握，毫无疑问他会一次又一次地对之进行新的润色。姨父的故事从来不需要斯科特给他的“帽子和拐杖”。一个英雄对小孩子的影响是多么神奇啊。
姨父、我还有多德一起在那条大街上度过了许多夜晚的时光，我和多德之间的兄弟同盟至死不渝。“多德”和“奈格”，我们总是在一个家庭之中。年幼的时候我从来不叫他乔治，而他，也更喜欢称我奈格甚于卡内基。因此人们便总在我们之间听到“多德”、“奈格”，任何其他的名字都代替不了它们的含义。
姨父家在镇子的主街道上，要回到摩迪街我自己的家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沿着修道院可怕的墓地伸展，那里一片黑暗，没有光，似乎在死亡中穿行。而另外的一条路则沿着灯火通明的街道，并且路过梅门（May Gate）。当我需要回家时，姨父便会故意使坏问我将走哪一条路。只要我想一想如果是华莱士会怎样选择时，我总是回答说要借道修道院那边。对于要走那条可以顺着梅门的灯光而行的路的诱惑，我从未向他屈服过，每想及此，我心里便会升起一种成就感。我常常沿着墓地回家，并且总是提心吊胆地穿过修道院的拱门，一路上吹着口哨壮胆。一想到华莱士在遇到自然的或是超自然的危险时会怎样做，我便可以在黑暗中迈着沉稳的步子。
在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我和我的表兄都认为罗伯特国王是非正义的。因为罗伯特是国王，而华莱士只不过是一个平民，这已经足以说明问题。在我们看来，格雷厄姆先生是紧继罗伯特国王之后的第二个非正义人物。苏格兰男孩强烈的爱国心在他的生命中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力量，直到死亡。如果有人来研究我的勇气——我所拥有的最主要的东西，我肯定那最终的分析会发现它来自于华莱士——苏格兰的英雄，英雄永远是男孩的力量之源。
一个真正的苏格兰人在很多年以后也找不到理由来减弱他所形成的对自己国家的估价，甚至是它在地球上那些更大的国家中的地位。他可以找到充足的理由来提升他对其他国家的看法，因为它们都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这足以激励他们的子女像他们一样决不玷污自己的出生地。
我真正认识到这个地方绝不只是一个居住地也只不过是几年前的事情。我的心是留在苏格兰的。正像彼得斯堡首长的小儿子一样，当他在加拿大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说他很喜欢加拿大，因为那里很适合旅游，但他不会居住在距离布鲁斯和华莱士的遗迹如此遥远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