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全球气候问题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是更大的问题。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到达富裕国家之前，首先强烈地冲击到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哪个国家，如果不应对气候变化，都可能面临巨大的损失。
2009年底，100多个国家的元首或首脑，以及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齐聚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在过去两年的谈判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些重要议题明显成熟，比如对采伐森林的限制、如何在技术方面实现减排等。目前，我们仍在减排的份额、资金等少数关键性政治议题上受阻，需要各国的领导层拿出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案，气候大会的议题才会得以“开锁”。
在《全球气候》这部分，读者将看到拉梅什、斯特恩、田中伸男、叶普、布劳恩、赫泽高、卡斯坦森等七位外国政要围绕本次峰会答记者问的内容。峰会之前，有人认为，谈判若失败了，责任在发达国家；国际能源署官员则就低碳经济做出了大胆预测，并希望哥本哈根会议能够给投资者一个明确的信号；在气候变化的讨论中，农业应该占什么样的地位？……
拉梅什：谈判若失败，责任在发达国家（2009年12月16日）
当地时间15日23时（北京时间16日6时）许，此次哥本哈根大会的一部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之下的长期合作行动工作组（LCA）举行了又一次会议。
此前，LCA为陆续抵达哥本哈根的各国部长和元首们准备的主席文本（Chair’s text ）也已拟定。
此时，印度代表团团长、环境部长拉梅什准备结束一天的工作。印度代表团办公室的气氛也算轻松了一些，代表们有说有笑。
印度是此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谈判中的关键角色，与中国、南非、巴西同为“基础四国”。在离开会场前，拉梅什接受了CBN记者的独家专访。
CBN：你认为此次大会的谈判现在是否还能继续下去？
拉梅什：我不知道。整个16日的进程很关键。我们明天看吧。
CBN：两条轨道（2007年巴厘路线图规定的《公约》与《京都议定书》双轨谈判）能否得到维持？
拉梅什：谈判必须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下进行。
（这时，有一位身着类似外星人的服装、模仿外星人语气的示威者打断了采访。
示威者：你是气候领导吗？
拉梅什：这要取决于什么气候了。
示威者：我们希望印度站出来！
拉梅什：……）
CBN：目前似乎应该有人站出来，作出让步了？
拉梅什：显然应该是（《京都议定书》之下的）附件1国家（编者注：即签署《京都议定书》并承诺量化减排的发达国家）。
CBN：你是否认为现在发达国家承诺的减排目标不够？
拉梅什：太不够了。他们有历史责任，也有现实责任。他们正试图将他们的责任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头上，比如印度、巴西。当然还有中国。
CBN：在一些核心问题上，印度是否还能作出让步？
拉梅什：哪些核心问题？印度不会接受强制减排，不会设定一个排放上限，不会接受对印度国内资金资助的自主减缓（气候变化）行动的核查。印度不会妥协。当然，得到（发达国家）资金援助是另外一回事。
CBN：基础四国现在能否得到非洲国家的完全支持？
拉梅什：我们正在努力。
CBN：我们（基础四国）会和非洲国家达成妥协吗？
拉梅什：我们要把非洲国家拉进来。我们也必须与小岛屿国家弥合分歧。
CBN：澳大利亚代表此前发言说，非洲国家14日声称退出谈判之举只会阻碍谈判。
拉梅什：谁说的？伞形国家（编者注：伞形国家指欧盟之外的发达国家，澳大利亚是其一）？无聊的说辞。
CBN：如果哥本哈根大会只能谈出一项政治宣言，你认为责任在谁？
拉梅什：你的意思是说遭遇失败？发达国家，毫无疑问，附件1国家应为失败负责。
CBN：为什么？
拉梅什：他们（附件1国家）没有尽到他们本应负起的责任，还（从原先的立场上）退后了。他们没有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作出可信的承诺。而且，他们以前说要在2020年停止（增长排放量），但他们现在反悔了。没有这个，那还谈什么？
CBN：目前谈判主要僵持在这一点上吗？
拉梅什：不仅如此。美国等伞形国家与欧盟的分歧也很大。欧盟希望美国继续保持LCA成员的身份，而现在美国做得很不够。
斯特恩：气候变化--中国与哥本哈根全球协议（2009年9月14日）
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是世界上最忙的经济学家之一。自2006年出版《斯特恩报告》后，他成为聚光灯下的公众人物：会见不同国家的首相、主席、部长、经济学家和评论员，并多次公开讲演，人们希望当面聆听他所创新的气候变化经济学以及全球协议的政治经济学。“这的确意味着在时间方面的巨大压力，但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这是我们这个世界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远在伦敦的斯特恩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2005-2007年，斯特恩担任英国政府气候变化问题顾问。之前，他在世界银行任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离开英国政府后，斯特恩就职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我目前不再代表任何政府，所以我也不为任何国家或组织游说，我是英国国会上议院的一个独立成员，没有加入任何政党。我现在说的话只代表我自己而不代表任何机构”，他特别对记者强调。
9月11日，斯特恩开始他的中国之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是他的老朋友，也是接待方。“我的主要日程是会见学者和经济学家”，他们包括：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当然也有刘鹤，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楼继伟，与相关高层见面也在安排之中。
除此之外，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荣誉教授，访问中国的第一天他将在人民大学做公开讲演；9月12、13日将参加两个会议，届时斯特恩将和中国经济学家、能源与气候专家会面，与这两大领域的关键公共政策制定者面对面地讨论。9月12日的会议还将公布中国经济50人论坛《国际碳减排公约》倡议，斯特恩与会并做题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中国与哥本哈根》的讲演。
斯特恩中国之行期待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共识，“我希望通过他们对问题日益深入的了解，仔细研究具体目标值和详细的气候变化成本与政策措施，最终形成能支撑哥本哈根会议的想法”。显然，他希望得到中国同行的支持。
谈判难点：美国减排程度
赵忆宁：国际社会围绕“温室气体减排”正在进行艰苦的谈判。气候谈判中的三股力量-发达国家、发展中大国和发展中小国在减排问题上的激励与动机有巨大差异，如何从机制设计角度寻求解决问题的灵感？您如何预测12月哥本哈根的谈判的结果？是否可以达成一个能够付诸实践的国际协议？如果不能达成一致，障碍将会在哪里？
斯特恩：通向哥本哈根（全球共识）的一系列谈判是非常艰难的。不同国家能做什么和所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情况各不相同，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第一个要点是，如果各国声称他们将要往前走，就需要有相互谅解。第二个要点就是需要明确采取行动尺度的大小。现在全世界的排放量在5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我们必须在2050年下降到200亿吨，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在2030年实现350亿吨的中期目标。同时，我们还希望经济发展以及减少贫困人口（包括气候贫困人口）。我们必须考虑清楚：达成什么样的全球共识才能得到所希望的结果？共同理解立场的不同是非常重要的，共同认可对于行动大小尺度的理解也非常重要。所以机制设计的第一点就是对我刚刚描述的全球减排尺度的协议：从1990年到2050年减排50%，即从1990年的3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下降到2050年的2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我倾向于使用绝对数字，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稳定全球气候的目的。这就是我们需要的集体理解。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得到发达国家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与技术援助，以帮助减排并适应气候变化的途径。我认为到2020年，需要的资金支持应该远远超过每年1000亿美元。我不认为允许并促进对如此减排和适应水平的支持的机制结构已经存在。非洲穷国会受到很大冲击，所以对非洲的支持就非常重要。中国和印度既是经济大国也是排放大国，而且经济增长十分迅速，除非中国和印度大力减排，否则全球不可能实现2050年减排目标。这正是讨论的中心：富裕国家如何支持中国和印度的减排协议。
我认为，难点在于美国减排的程度。美国的排放非常高，且政治结构复杂，所以会很困难。虽然已经取得了进展，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人们必须考虑清楚一个问题，来自富裕国家的资金支持到达发展中国家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达成如我所描述的全球（哥本哈根）协议，但是也很有可能我们未能保护地球并且错过机会窗口，对未来的世界造成更大的破坏。
赵忆宁：您谈到需要的资金支持应该远远超过每年1000亿美元，这好像是英国首相布朗所谈到的数额。如您所说，1000亿美元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目前要求的资金资助额度。联合国最新的建议是征收全球碳税，每吨50美元，全球每年征收5000-6000亿美元，中国为300亿美元，占GDP的0.69%。您如何评价？
斯特恩：布朗首相的确在今年6月发表演说，我们必须保证从富国到穷国可观的-至少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用来帮助减缓与适应融资。这的确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表明的必需的金额有差距。到2020年，很可能必须有200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流。
鉴于我们会不断学习如何做这些事，所以这样的资金流会足够的。我们可以从1000-2000亿美元开始做起，然后我们会学到什么是必须的。我认为很有可能我们会发现许多新技术比我们所想象的价廉，还有可能比老技术更经济。
联合国所提出每吨50美元碳税将在全球筹集5000亿美元的建议，我怀疑很难达成这样征收碳税的全球协议。就算达成了协议，谁能用到这5000亿美元也会成问题。我来告诉你是为什么：在一个特定国家，一些人会考虑穷人会因为能源问题而挨饿，并由此假设这些穷人应该得到补偿。所以这些国家的减排活动都应该一一得到资金。此外还有研发方面的核心费用。
所以我认为，筹集到5000亿美元的税收，而且全世界都对此款项有同样的使用权不太可能。我猜想每年1000-2000亿美元可能是合适的开端，我们看一看能不能从这里到达实现2020年的目标。我们会在今后10年中学到很多东西，然后看我们是否强烈认为应该朝某个方向去。
谁为中国碳排放增长负责？
赵忆宁：关于减排，目前中国人最为关注三个问题：第一、发达国家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40%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是否可以兑现？第二、发达国家以什么样的形式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转移”；第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减排费用如何补偿？补偿多少？
斯特恩：发达国家在2020年完成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40%温室气体排放目标，鉴于我们在2010年所处的情形，那会是非常困难的。美国现在的排放量比1990年高出17%，要在10年内从高出17%变成减少40%，对美国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但是，日本最近声明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5%的目标；欧洲也已经承诺到2020年实现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30%。我们将在下一个十年朝着正确的方向尝试正确的举措。我相信我们会有2030年的有力目标，到2050年富裕国家必须至少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80%。
因此我们必须明白，如果在既定时间内美国无法达到目标，那么应该看看可否可通过其它途径提供有力的帮助。比如美国可以在为停止毁林提供资金上起到重要作用。这将是一项重要贡献。美国还可以在新技术上也起到重要作用。对于无法实现在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5-40%的富裕国家来讲，我相信他们仍然可以以其它形式作出更多的减排贡献。
对技术转移我更愿意说是技术共享。对发展中和发达国家来说，都面临重要的新技术机遇。我举一个印度的例子，印度现在正在讨论20GW太阳能的建设（记者注：9月7日，中国与美国第一太阳能签署在鄂尔多斯建立20GW太阳能工厂协议。见本报9月7日报道）。这极其重要，也是富国应该支持的抱负和机遇，双方应该分享技术。我认为要确保知识产权和专利不会成为阻碍，更重要的是合作。中国的中外合资企业的历史可以作为分享专有技术非常重要的成功例子。
赵忆宁：中国是“世界工厂”，正是因为中国为丹麦人生产消费品，丹麦才能够在1990年-2005年实现能源消费零增长，GDP增长75%。以2004年数据计算，大约1.11Gt的二氧化碳排放是中国的净出口导致的，占中国当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23%（总量4.73Gt），是德国、澳大利亚排放总量之和，是英国排放总量的2倍多。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界定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谁该为中国的碳排放增长负责？
斯特恩：我认为这个问题背后的假设是正确的。换句话说，必须要打破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世界上还有很多极端贫困地区，我们不仅需要用增长打破贫困的瓶颈，也需要打破排放与增长之间的纽带，这是完全可能的。你所谈到丹麦和瑞典就是很好的例子。而且我相信在未来5到10年内，我们会做得更好。
你的问题点出了中国是在为全世界的消费而生产，所以单单关注生产排放是具有误导性的，我们既需要关注生产排放，也需要关注消费排放。当然，一个国家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因此增加排放，所以生产转移对中国也许会有好处。生产排放与消费排放，到底该多如何计算？应当考虑到许多对此不同的国际理解。
所以，当说到中国的排放增长，或者说对应制造业的增长，或工业的增长，我认为这一部分是中国的责任，但从某种重要的意义来说，从中国进口的一方也有部分责任。生产排放和消费排放两者相关，因为两方国家都获得利益，贸易双方都在世界贸易变化的一部分中间形成生产转移。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气候问题不是阴谋
赵忆宁：您这次的中国之行可能会听到“西方阴谋论”的声音。目前中国有不少人从心里认为“欧美利用气候问题设局”，极少数主张“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的人被视为“上当”者。低碳经济是发展的机遇还是“圈套”，您如何看？
斯特恩：我不代表任何组织，当然也不代表阴谋者。我不认为提出这种理论的人仔细研究和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毫不怀疑这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是更大的问题。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到达富裕国家之前，首先强烈地冲击到发展中国家，这正是我对气候变化感兴趣的根本原因：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援助、减贫和促进经济繁荣这些领域中度过的，到现在已经40年，而我认识到气候变化正是对发展的一个极大威胁。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完全不是西方国家的阴谋。
中国如果不应对气候变化，可能面临巨大的损失，同时我也认为中国拥有巨大的机会。因为未来的二三十年，中国将见证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经济发展，将会有创新、新技术、大量投资和大大提高能效的低碳新方法。
我相信中国会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占据世界市场比大多数国家都占据优势，中国的制造业占据的市场份额还会增长，只要中国转向这些市场。中国在国内、海外都将有巨大的现实机会，中国正在占据全球的低碳高能效技术市场的有利位置。许多中国的专家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相信中国正在为抓住这些机会做准备。所谓西方“圈套”论在我看来，本质就是对问题视而不见，这将会摧毁发展，真正的大“圈套”是不应对气候变化，因为高碳增长的结果就是自我崩溃。
赵忆宁：不确定性是政策设计中的核心问题。《京都议定书》后，为达到议定书强加给发达国家企业极高的成本，迫使他们向海外大量转移生产，原本旨在减少环境污染，实际上却从发展中国国家带来更多的污染。这是当初制定政策所没有想到的“南辕北辙”效应。当我们制定对应气候变化政策时，如何在整个市场或者全球经济背景中考察政策的作用，而避免某些政策导致不想要或者不利的结果？碳税是一个好的选择吗？
斯特恩：不确定性总是存在的。我的观点是，由《京都议定书》的实施引起的污染转移事实上是非常小的。我还没有见到任何证据说明碳排放引起的转移很重要。世界生产格局的确发生了重大改变，但这和《京都议定书》没有多大关系。有关系的因素比如中国制造业的兴起，是长期变化因素。
关于阻止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碳税如果没有已经成为解决方案之一，也终将会成为解决方法之一。我认为，碳税具有实际的价值，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些也会包括价格因素，比如碳税和与碳贸易相关的价格因素，所以这些市场机制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源自巨大的市场失灵。我的确认为我们需要减排政策，我们需要调控，我们还需要新技术的支持-这些都需要在全球协议的范畴之内。
赵忆宁：《斯特恩报告》其结论基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结论作出-地球变暖，有90%以上的可能性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如果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1.4~6.4°C。有个问题您是否考虑过：万一这些研究结果错了怎么办？在形成共识的今天，我们已经听不到少数能大胆公开地提出异议的温室科学家的声音了。这正常吗？
期特恩：我无法理解那些现在还在质疑基本科学事实的人。早在19世纪末英国和瑞典科学家都已经证明温室气体在捕获热能和导致全球变暖上不可替代的作用。对这些定律提出异议就像对热动力学和地球引力提出质疑一样。每个人都有权说“热动力学和地球引力错了”，但他们会被认为很愚蠢。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强而有力，在这方面不应该再有争论了。温室效应的大小，也已经有大量的证据了。
虽然我们永远也无法确定地说出温室效应到底有多大，但我们必须使用风险和概率的语言。80万年前的冰核给出的温度和二氧化碳的指示性指标强烈表明，在历史长河中，我们现在的二氧化碳浓度和温度有多高。
每个科学家都有话语权，每个非科学家同样都有向科学家提问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做出愚蠢论断的人们应该得到重视。而我们还是能听到如此许多愚蠢的论断，他们差不多都在试图否认基本科学事实。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又无话语权。
当下，我们需要关注新技术的研究，需要大大提高能效，最终获得“零碳”的技术，需要研究把二氧化碳从空气中提走的方法，这些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知道更多才能保护自己。在我看来，浪费时间证明已经充分了解的基本的科学关系和科学现象是十分愚蠢的，那些否认气候变化存在或气候变化重要性的人实在浪费人们的时间。
赵忆宁：最后一个问题，您是否可以告知在《斯特恩报告》出版后，相关学术讨论和事实验证方面有了什么进展？
斯特恩：《斯特恩报告》出版后，我在今年4月份出版了一本书，在英国的书名是《星球的安全蓝图》（Blueprint for a Safer Planet），在美国的书名则是《全球协议》（Global Deal）。我在书中讨论了年底在哥本哈根有望达成的全球协议，我从全球协议的角度延伸了我的观点，核心是探讨应对气候变化并创造一个增长和走向繁荣的新时代的问题。书中我也反驳了持有否认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的荒谬观点的人。他们的观点既不明确也不清晰，所以，一般我们现在不再听他们说什么了。
我在《斯特恩报告》中所做的估算很可能低估了气候变化潜在的损害，低估的主要原因是排放增长已经超过了原来的预期，而调控力度却比想象的要弱。这也进一步支持了要立即采取行动以及不采取行动的成本高于采取行动的成本的论断。
在政治方面，过去的3年中已经有了一些有力的举措。世界许多国家都已经开始编制气候变化应对方案。中国已经编制气候变化应对行动方案，正在准备中的《十二五规划》将包括减排在内的相关内容；奥巴马总统对承诺气候变化行动方面与他的前任非常不同。
所以我相信，如果你看到过去3年里，欧洲承诺要在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至少20%、中国的国家行动方案、奥巴马的新政策、日本上周的公告将在2020年之前在1990年水平上减排25%，你可以看到全世界的有力承诺。现在的挑战是如何在哥本哈根达成一项为全世界大部分人认同的高效且公平的全球协议。
田中伸男：需足够高的碳价吸引10万亿的投资（2009年12月14日）
12月14日，国际能源署（IEA）总干事田中伸男（NobuoTanaka）在哥本哈根接受本报专访。田中伸男就投资界关注的“碳价格”问题做出了预测，并希望哥本哈根会议能够给投资者一个明确的信号。
田中伸男预测，从现在到2030年，能源领域私人投资的总需求将达到10万亿美元，“必须有足够高的二氧化碳价格保证，才能吸引这样投资的规模”。
这些投资中，将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田中伸男认为，特别是中国的市场包含着巨大的机会，“中国政府的政策将会改变世界经济增长”。
商界需要明确信号
《21世纪》：最近两天，谈判中的焦点问题就是应该奉行单轨制还是双轨制，从国际能源署的角度看，这将对会议进程有何影响？
田中伸男：我们并不是直接参与谈判的组织，我只能说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清晰的框架，通过减排将碳价格提升至足够高的水平，向私人投资者传递明确的信号。根据我们的预测，从现在到2030年，能源领域私人投资的需求总量会达到10万亿美元。例如，2020年一年，我们需要4000亿美元投资，其中一半都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对于这样的投资规模来讲，清洁发展机制（CDM）、各国减排承诺、碳价格的信息都非常重要，是对于商业投资的一颗定心丸。
从这个角度讲，与一个框架性的东西相比，我们更需要的是领导人传达清晰的信号，指明方向，如果延迟或无所作为，带来的损失将是每年5000亿美元。
今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今年的排放量与去年比有了大幅下降，需要在2020年达成的减排目标要比去年更加容易完成。为什么我们不利用这个机会，达成一些协议呢？
《21世纪》：你知道现在会场上的争论很激烈，你还相信能够达成商界需要的明确信号么？
田中伸男：我们还要继续观察。美国总统、中国总理等100多名政府首脑都将来到哥本哈根，如果没有达成一个重要的协议，他们怎么回去跟民众交待？所以总会有一些成果的。
最后的协议不会是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但我希望是一个很强的政治信号，全球的政治领袖能告诉大家，我们将要向哪个方向走，这对于投资者已经够了。
碳价至关重要
《21世纪》：你刚才说希望这次会议能将碳价推到足够高，你是否计算过，要达到什么水平，能吸引足够的私人投资？
田中伸男：如果想得到足够的私人投资，那么到2020年OECD国家二氧化碳价格要达到50美元/吨，到2030年，应该升至110美元。
但我们要将CDM和其他碳交易市场的价格分开，对于CDM来说，到2020年，价格应该是30美元/吨，到2030年达到50美元/吨。
《21世纪》：说到碳市场，目前美国反对建立一个全球性碳市场，这会如何影响碳价格？田中伸男：我们希望在2020年之前，能够建立起在OECD国家内的碳市场。之后在2020年到2030年期间，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俄罗斯、南非、巴西、中东国家也应该加入全球碳市场。
但是印度除外，印度仍然很贫穷，而且其二氧化碳排放增长也没有那么快，我们仍然可以等待。
中国需要CCS
《21世纪》：能源价格对于商业投资来说非常重要，你认为这次大会对于能源价格会有什么影响？
田中伸男：总体来说，能源价格肯定会增长，石油、电、天然气的价格都会上涨。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廉价能源价格时代已经结束了。不论是政府政策还是商业模式，都应该为此做准备，两者应该互相合作应对变化，所以能源效率、节能项目都非常重要，其回报率将非常好。
《21世纪》：你如何看中国的减排目标对中国市场的影响？
田中伸男：我认为中国还需要巨额的投资，不管是来自国内，还是来自国外公司。这些投资应该主要集中在新能源、能效以及煤炭领域。我认为二氧化碳的捕获与封存技术（CCS）对中国非常重要，因为即使在未来，中国能源使用对煤炭的依赖仍然会很高。这个领域还非常昂贵，所以需要有技术转移，而且还应该增加对中国这个领域的投资。中国将在CCS上扮演领导角色。
叶普：哥本哈根峰会将取得富有雄心的成果（2009年12月9日）
丹麦驻华大使叶普12月9日在接受经济之声独家专访时说，本次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将取得全球性的、富有雄心的成果，而且这种可能性相当之大。
冬日的午后，北京的天有点灰蒙蒙的。下午2点半，丹麦王国驻华大使叶普，准时回到了他在北京的家里。摆放着很多中国书籍的客厅里，一杯茶，一杯咖啡，开始了我们共同关心的哥本哈根话题。
叶普：这次气候大会我们需要达成一个全球性的、有雄心的新协议，这能让我们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也就是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让全球温度下降2摄氏度。而且应该是全面性的协议，要涉及所有的问题，让每个成员国都知道自己承担的义务。
叶普大使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10多个国家的元首或首脑，以及192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作为大会的主办国，丹麦对达成最终的协议表示乐观。
叶普：目前我们对在哥本哈根达成一项协议还是很乐观的。而且作为主办国，我们和许多国家也在进行双边的协商，其中也包括了中国。我们认为谈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但是最后是需要192国家一起说YES的。
记者：中国提出了到2020年比2005减排40%-45%，美国也同日宣布减排17%，有人评论美国只相当于1990年减4%，认为它缺少诚意，您怎么看待中美的减排目标。
叶普：首先我认为各个国家吧自己的数据提出来，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数据的不同反应了各国处于不同的现状和减排不同的阶段。中国的数据反应出，中国虽然在相关领域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会议主办国，我们不便于去赞扬一个国家或者批评另一个国家的减排目标。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我是替听众问的，我们听说这次大会有几百家的私人专机和世界各地的政要、专家云集，一下子多了几万人。大家会担心哥本哈根的这两天压力会很大，碳排放会飞速向上，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叶普：正如您所说，这么大一个会议是会带来很大的碳排放量。但考虑到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重大性，那么排放是很小的。另外丹麦政府也会在其他国家进行相关援助和投资，能使这次峰会的碳排放量达到中和。
在愉快的谈话面前，一个钟头是非常短暂的。临别之时，今年47岁的叶普大使告诉记者，在他幼年的时候，丹麦经历过两次石油危机，每个周末家里汽车都不准开出去。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渐渐体会到了，地球和环境对于我们每个人的重要意义。大家都期盼着这次哥本哈根峰会取得成功。
布劳恩：哥本哈根绝不能忘记农业（2009年12月9日）
“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系统在面对气候变化之时，显得如此脆弱。最新研究显示，到2050年，全球小麦的产量可能会因为气候变化而降低40%，稻米降低20%。人类粮食安全问题或将更加严峻。
为此，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CBN就气候变化与农业的相关问题，专访了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FPRI）所长约阿希姆·冯·布劳恩（Joachim Von Braum）。
CBN：在气候变化的讨论中，农业应该占什么样的地位？
布劳恩：农业问题必须被包括在哥本哈根会议的讨论和以后签订的协议中，因为农业是缓和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农业可以帮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比如种植稻米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有很多贫困地区的农民，他们的生活依靠农业技术的创新和市场来出售自己的产品，所以如果把农业排除在气候变化讨论之外，贫困农民也就被排除在一个好的协议之外。
CBN：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造成的直接影响有哪些？
布劳恩：气候变化会造成水资源稀缺，此外，气温升高就会对亚洲国家的稻米生产造成破坏。最新调查显示，到2050年，全球小麦的产量可能会因为气候变化而降低40%，稻米降低20%。并且，海平面上升还将影响一些亚洲国家的良田。
CBN：在你看来，气候变化主要威胁的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哪些地区和国家受威胁最严重？
布劳恩：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不仅那些气候状况本来就糟糕的国家会受到更严重的影响，我们要知道，受影响最严重的还包括很多偏远的非洲国家和中东国家，亚洲的越南受影响也比较严重，这些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能力比较薄弱。需要注意的是，很多地方还没有对气候变化问题形成正确和全面的认识。
CBN：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在协助发展中国家农民应对气候变化、公平贸易，农产品定价等方面工作是否已经到位？
布劳恩：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中的粮食项目在保证粮食安全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存在的问题是，他们现存资源有限，而且需要更多的改革，他们需要加强同私人企业，研究机构的合作。
CBN：全球农业应该采取哪些主要的步骤应对挑战？
布劳恩：三个步骤。首先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同农业有关的协议，同时要在增加对农业资金投入的问题上达成共识，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加强粮食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二是应该鼓励各个国家在应对减少气候变化方面增加投入。三是有必要建立国际公共研究系统，促进对应对气候变化和农业发展方面的科技信息的共享与交流。
CBN：气候变化可能对中国农业造成什么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能得到保证吗？
布劳恩：在我们研究所做的“气候变化造成的未来粮食减产的地区”分布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南方的未来粮食产量会有所减少，但北方的产量会有所增加。而且，除非出现重大突破，小麦的产量会下降。中国未来粮食产量的情况，我们还要进行研究。
在过去的30年来，中国向世界证明了，其粮食生产在大体上是可以养活自己的。只要继续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中国是可以生产自己所需的粮食的。同时，如果中国增加同其他的国家在农业知识和技术上的共享和交流，中国还会对养活世界其他的人口作出贡献。
对中国来说，水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应该注重对水的管理和资源的合理利用。但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可以养活自己。
赫泽高：应对气候变化的钱由谁来出？（2009年11月26日）
距离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召开只有不到20天了。为促进各方达成有关协议，大会主席和主持人、丹麦气候和能源部长康妮·赫泽高正利用最后的机会向各国游说。回答《世界博览》杂志的问题时，她正搭乘飞机从埃及飞回哥本哈根。
世界博览：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联合国已经召开五次气候变化谈判，谈判各方并未在减排目标和资金等关键问题上取得实质进展。您认为各方在哥本哈根能达成协议吗？
康妮·赫泽高：我们目前的确面临严峻形势。但是我对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还抱有希望，我们看到，各国领导层已经表现出良好的政治意愿--在哥本哈根达成一份雄心勃勃、非常明确的全球性协议。
在过去两年的谈判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些重要议题明显成熟，比如对采伐森林的限制、如何在技术方面实现减排等。目前，我们仍在减排的份额、资金等少数关键性政治议题上受阻，需要各国的领导层拿出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案，气候大会的议题才会得以“开锁”。
世界博览：美国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其态度决定了整个气候大会的结果。之前的布什政府曾退出《京都议定书》，根据您的估测，奥巴马政府是否会支持并签署新协议？
康妮·赫泽高：首先，我相信奥巴马总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态度积极，并且有抱负成为未来全球气候领袖。丹麦政府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美国一些内阁成员和州长也表达了他们参会的愿望，认为各方在哥本哈根能达成一份全新的、内容更为广泛的协议。
世界博览：《京都议定书》并未被严格执行。在你看来，我们该如何提升一份新协议的执行能力？
康妮·赫泽高：目前来看，一些国家的减排执行力度的确落后于预定计划。但是也有执行非常好的地区，以欧盟为例，欧洲环境局最新的报告显示，欧盟近期将实现《京都议定书》中2012年的既定目标。
从国际法的角度，议定书的条款必须更为合理和牢靠。解决问题的方式，在于如何最好地实现我们想要的成果，即各缔约方遵守承诺。此外，所有缔约方在协议下的行动与承诺必须是公平和透明的。缔约方的参与、协商和检讨可以更有效地促进对协议的遵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行动比协议书本身更重要。
世界博览：在减排问题上各方的争议集中在，如何界定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对于现在的和历史的责任，如何协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保护。您对此有什么建议？
康妮·赫泽高：即使是“巴厘岛路线图”也没有对你的问题给出清晰、明确的解决方法。我们需要一种更有远见的思维方式，所有的减排努力必须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完成，尊重公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与自身的实际能力相符”原则。
具体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减排行动，目前大多还是国家自筹经费，但是有些确实需要外部支持。谁来出资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提出，发达国家应提供占其GDP中0.5%~1%的资金，即每年总计达40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欧盟只愿意提供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并建议所需资金中，高达40%的交由市场解决，40%由发展中国家自己解决。
是否利用现有的机构和机制，如世界银行就能达到效果，还需要进一步讨论。考虑到公平、透明的原则，我们希望各国可以事先公布行动计划和达到的效果。
世界博览：《京都议定书》允许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进行温室气体排放配额的自由买卖。目前，这方面的国际合作并不十分有效。新协议中会推出新机制吗？
康妮·赫泽高：现在国际上常用的三种机制为“排放权交易”、“清洁发展”、“联合履约”，运转都很灵活。尤其是“清洁发展”的成绩已超出预期。事实上，我们有3000多个项目正在酝酿讨论中，这比当时签署议定书的协商者想象的要多多了。这表明：发展中国家气候项目存在巨大潜能，这能促使私营企业调动资源。温室气体商品化和“定价”是“排放权交易”的首要问题，我们需要完善市场，了解市场什么行得通，什么行不通。
目前，各方要求增加决策的透明度，提高机制的效率。其中韩国、澳大利亚和欧盟要求，提高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规模和作用范围。它们希望扩大现有碳市场的次级机构，在机构或经济领域内引入诚信或交易机制，同时要确保商业层面的活动正常进行。
不过，我相信，私营企业强有力的介入将会推动全球绿色经济的蓬勃发展。
斯特朗：“世界环保教父”（2009年10月27日）
编者按：
他，筹办联合国第一届“地球峰会”；
他，参与制订了著名的《地球宪章》；
他，曾8次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他，是联合国环境署创始人及首任署长；
他，跨越于经济、环保、政府、国际组织等多个领域；
他，被授予了54个荣誉博士学位；
他，任多所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
他，是中国环保意识的启蒙者；
他，就是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地球工作者”的联合国前常务副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先生。
他用毕生的经历改变人们的环境意识，为人类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而工作着。在北京初秋的九月，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到来前夕，斯特朗先生在他的北京办公室接受了本刊常务副社长桂振华博士的独家专访。怀着对老先生的崇仰之情，本刊一行三人荣幸地与老先生进行面对面对的交流。年近八十高龄的斯特朗先生依然神采奕奕，目光睿智，风趣幽默，言谈举止间充满着年轻人般的思维和活力。
“I am not a pretty girl，you should find a pretty girl to do cover.（我不是漂亮女孩，你应该找漂亮女孩做封面人物）”
桂振华：很高兴您接受《中国绿色画报》的采访，我是中国绿色画报社的常务副社长，这是我的名片。
莫里斯·斯特朗：我知道你们的画报，你们是中国第一家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会员画报，在世界非常有影响力。你在国际环保界非常活跃，因为你的英文名是“Dr.David Gui”，所以大家都称你为“David Green”。
桂振华：本刊以倡导绿色生活，传播绿色文明，推动绿色经济为办刊宗旨。您为中国环保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我邀请您作为本期《中国绿色画报》的封面人物。
莫里斯·斯特朗：I am not a pretty girl，you should find a pretty girl to do cover.（我不是漂亮女孩，你应该找漂亮女孩做封面人物）
桂振华：您作为世界级环保教父，完全有资格成为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绿色画报的封面人物。法国总统希拉克、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等中外领导人都非常关注《中国绿色画报》的发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哈萨克斯坦前总理捷烈先科等政要都曾是《中国绿色画报》的封面人物。
莫里斯·斯特朗：谢谢！
桂振华：1972年，您作为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的秘书长，在您的努力下，联合国第一次环境大会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成功召开，将全球环境问题第一次正式提到国际议事日程上来。请您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
莫里斯·斯特朗：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共有113个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的1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人类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这是个良好的开始。当时中国刚刚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邀请中国参加第一届世界级环保大会。虽然当时中国有很多困难，但是周恩来总理还是组织了高级别的团队出席会议。周恩来总理对待环保问题的超前眼光令我钦佩。团队中有一位年轻人叫曲格平，此次环保大会以后，周恩来总理决定在中国成立一个环保机构。1973年成立国家建委下设的环境保护办公室，后来改为由国务院直属的部级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周恩来总理任命曲格平为第一任局长，同一时间内中国加入联合国环保机构，成为联合国环境保护大军中的一员，我当时任联合国环境署的署长，所以曲格平是我们重要会员的首脑，也是我的“老板”之一。2008年，中国政府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30多年来，从最初的环境保护办公室发展到环保部，表明中国政府对环保工作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的地位在不断上升，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强化环境管理职能控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桂振华：除了设立环保部外，中国政府为了加强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于1992年成立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是国合会的智囊支持机构。国合会年会每年都设立一个环保主题，温家宝总理出席了2008年国合会年会，目前国合会的主席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齐姆·施泰纳作为国合会委员将出席今年的国合会年会。去年首届绿色论坛也得到了国合会及国合会秘书长祝光耀的大力支持。可见，中国政府领导人对环保问题越来越重视。刚才您提到了中国出席1972年首届地球峰会，那么，您和中国的友谊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吗？
莫里斯·斯特朗：我和中国有非常久远的关系，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已和中国建立了联系，哥本哈根会议之后曲格平成为我的朋友。曲格平是受世人尊重的环保专家。我的环保生涯与中国有很大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把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留在中国。中国的所有行为对世界都有深远影响，世界的任何变动对中国也会有重要影响。
桂振华：曲老从事环保近40年，是中国环保界的泰斗，为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去年在首届中国绿色发展高层论坛上他获得了“中国十佳绿色新闻人物”及“中国绿色贡献终身成就奖”，中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厉无畏为他颁奖。
莫里斯·斯特朗：我从很多媒体上看到了关于绿色论坛的报道，得知我的朋友曲格平获得这个奖项，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十佳绿色新闻人物”。
桂振华：众所周知，您的亲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国际友人。她曾多次访华，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请问您的中国情结是否与安娜有很深的关系？
莫里斯·斯特朗：我与中国的渊源，的确是来自于她，小时候，我与世界联系的纽带是远在中国的姑姑安娜的来信。每次收到她的来信，我都会仔细阅读。因为她的影响，我最初对中国的了解与一般西方人不同。她曾称赞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是“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我通过筹办联合国第一届“地球峰会”，深刻体会到周恩来在环保问题上同样具有“世界眼光”。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我不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曾经是非常发达的国家，曾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叫“复-发展国家”，即再次发展的国家。
桂振华：您说的对，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华民族已经实现了伟大的复兴之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此，在喜迎中国六十华诞之际，我们将在人民大会堂上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接下来，请您谈谈中国的环保发展之路吧。
莫里斯·斯特朗：中国已经从发展中取得了经验，中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付出了环境及健康的代价。中国领导人非常睿智，提出和谐发展，以人为本，中国不仅是谈论科学发展观，中国正在做的也是以科学发展为主。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环保，我可以理解，为什么领导人要非常重视环保。北京的天气今天看起来不错，但不是每天都很好，空气污染对人们健康的影响非常的大，但我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在努力改变这种状况。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挑战，中国顺应世界的发展趋势，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拉动内需推出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有3500亿元用于环境和生态保护建设，这是个很好的政策。
桂振华：是的，中国政府为绿色奥运做了很多工作，北京的空气质量有了明显改善，绿色北京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体现在绿地、花园的建设和市民的绿色生活方式中。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绿色经济时代已经来临，中国顺应了时代潮流。在刚刚结束的匹斯堡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中国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加强绿色技术领域合作，并将继续坚定不移地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切实努力。应对气候变化不能仅靠一国之力，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我们知道继1972年第一届地球峰会之后，您又组织了1992年第二次地球峰会，下面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莫里斯·斯特朗：1972年第一届地球峰会后，各国采取了很多行动，但是，行动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决定于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第二次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以及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签暑了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两个公约。这是联合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级别最高、影响深远的一次盛会。当时公众已经对环保越来越了解，但是政府还没有给与足够重视。这次地球集会使得公众和政府更加关注环保，最重要的是这次大会使人们开始注意到气候变化。此后，为了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1997年149个国家和地区通过了《京都议定书》。
桂振华：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已经开始倒计时，届时各国将就削减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达成新的协议。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莫里斯·斯特朗：我最近刚刚完成关于哥本哈根的文章，你可以在《中国绿色画报》里使用这篇文章。
桂振华：非常感谢，我们中国绿色画报会按规定付您稿费。
莫里斯·斯特朗：你可以免费使用。
桂振华：谢谢。第二届绿色发展高层国际论坛将于11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本届论坛得到联合国环境署精心指导，届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哈萨克斯坦前总理捷烈先科及大会主席、中国生态学泰斗、中美生态系统研究中心主席李文华院士等中外政要、专家将出席。我们也正在和联合国总部联系，争取邀请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施泰纳先生出席开幕式。在此，我特别邀请您以大会联合主席身份出席论坛开幕式并为大会做精彩致辞。
莫里斯·斯特朗：如果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很乐意出席您的绿色论坛。
桂振华：您众多身份中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是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主席，您能介绍一下世界及中国的碳汇交易情况吗？下一步怎样做的更好？
莫里斯·斯特朗：中国是最大的碳排放出口国，中国做了很多减少碳排放的项目，虽然还没有做到完美，但是已经很不错了。碳排放交易很有用，是目前唯一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碳排放的方法，CDM 是一个新的概念，需要更多的时间推广，中国通过碳排放交易得到很多资金的资助以减少中国境内的碳排放。中国已经开始自主的处理碳排放交易，去年9月，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正式挂牌成立，由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三方出资设立。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刚刚开始，是第一步，中国政府还没有决定是否在其他地区成立更多的排放权交易所，所以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只是一小步。
气候变化对中国很重要，中国会被气候变化所影响。虽然中国是最大的碳交易资源国，但谈贸易还是最近的事情。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低于美国和欧美等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过于依赖工业化导致了气候变化问题。所以，发达国家应该在防止气候变化上负更主要的责任，他们应该把科技和资金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所以需要国际合作。中国也有责任，中国不是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人，但是中国在这方面确实做得很好，中国领导人也意识到气候变化对中国未来的影响会非常大。
我相信气候变化会影响经济，但是现在一些经济做法不是很科学。中国已经发展出自己的新的模式--社会责任或者说绿色责任。传统的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方式已不合时宜，中国领先于世界去改变这种落后的方式，虽不成熟，但中国正在往合理的方向前进。
桂振华：除了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外，我们还有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武汉排污权交易所、长沙环境资源交易所、昆明环境能源交易所等。
我觉得有必要通过第二届绿色发展高层国际论坛向其他省长市长推广CDM和碳交所的概念，在中国其他地方成立更多的碳交所。
中国是有责任的，第二届绿色论坛主题是绿色经济与绿色责任，首届绿色论坛主题是绿色责任与低碳经济，宗旨是“绿色·和谐·发展”。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发来贺信，联合国环境署驻华代表张世钢等联合国官员出席并致辞。同时，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粮农组织不仅是《中国绿色画报》的智力支持单位，也是绿色论坛的支持单位。首届论坛是国内外绿色权威机构履行绿色责任首次联合打造的“零排放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助理代表张忠军等领导参加“碳补偿纪念林”揭碑仪式并发布了《2008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报告》。深圳、丽江等获得中国十佳绿色城市奖、中远、华润等获得中国十佳绿色责任企业奖、曲格平、袁隆平等获得中国十佳绿色新闻人物奖。
莫里斯·斯特朗：祝贺绿色论坛的成功举办，我也希望我们共同的绿色论坛持续办下去，为中国及世界的环保事业做出贡献。
桂振华：谢谢。我们期待您出席第二届论坛开幕式。
莫里斯·斯特朗：谢谢你的邀请。
桂振华：请您为《中国绿色画报》的读者说些什么。
莫里斯·斯特朗：气候变化是每个人的责任，气候变化会影响未来的每个人。每个人的方式不同，即使联合国议定书也说发达国家应承担主要责任，发展中国家承担一部分责任。而领导人指引大家方向，领导人不能要求每个人去做具体的事情。所以每个社区每个团体和个人都要负起气候变化的责任。不可能有绿色经济，除非大家形成绿色生活方式。贵刊能够引导大家进入中国绿色的生活方式。希望你们的工作和成绩得到世界的认可。
桂振华：最后，我代表《中国绿色画报》全体同仁，送您一份礼物。这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陶瓷笔筒，上面的主题是绿色北京，有天安门、华表和天坛。
莫里斯·斯特朗：非常精致，我很喜欢，谢谢。我不用它来放笔，我用它来放“green”。
桂振华：对，环境保护也是一种赚钱手段。希望这个笔筒能带给您更多的绿色财运。目前，《中国绿色画报》的三位总顾问都是中国生态环保领域有权威的原国家领导人，他们分别是：原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布赫、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赵南起。借此机会，我诚挚的邀请您做《中国绿色画报》的总顾问。
莫里斯·斯特朗：谢谢。我很高兴接受你的邀请。
桂振华：最后，请您为《中国绿色画报》题词，并希望您有机会到《中国绿色画报》社参观指导，很高兴您接受我的采访，谢谢。
编后：斯特朗先生的绿色环保激情是出了名的，没想到能有幸亲身感受他的绿色人生和绿色魅力。访谈期间，他精神饱满，思维活跃，极具亲和力和感染力，言语中不乏幽默，整个谈话的氛围非常愉快，原定一个小时的访谈进行了两个小时。可见，老先生对中国和中国的环保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中国的工作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也是他晚年经常来往北京的原因。这次访谈很成功，老先生对《中国绿色画报》的肯定必将鼓舞我们更加努力的向世界介绍中国环保变革，同时把世界的先进理念引进中国，并尽我们所能的去引导读者承担自己的绿色责任，养成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