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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世界应该建立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通过沟通和对话达到相互充实共同繁荣的目的。在世界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今天，相互作用日趋复杂，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唯有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对话和磋商、并充分重视公民社会，才能确保证世界的稳定。
中国的国际地位与日俱升，中国的国际影响理也与日俱增，尤其是在这次席卷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更是对中国刮目相看。在《中国议题》这部分，读者们将分别看到海部俊树、鸠山由纪夫、基辛格、施罗德、布朗、施密特、希拉克、布莱尔、撒切尔夫人这些外国政要就“中国议题”面对记者展开的论说。面对记者，海部俊树纵论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以及东亚共同体等问题，基辛格博士客观评价中美建交具有历史性意义，施罗德就大家共同关心的中德经济合作、我国企业发展、中德文化交流、是否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等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海部俊树：在日中关系上中国应更加自信（2009年10月14日）
英文《中国日报》10月29日报道：2009年10月14日，第五届北京--东京论坛前夕，本报记者里戈在日本东京采访了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海部俊树1989到1991年出任日本首相，并从1960年起担任日本国会众议员长达49年。他曾经15次访华，主张日中友好。他是北京大学的名誉教授。海部俊树就日本的战争责任和道歉问题、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以及东亚共同体等问题，回答了里戈的提问。海部的某些观点并不一定为中国读者所认同，但是，他的看法和分析，对于增进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无疑是有帮助的。
问：您在中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从您1991年以首相身份访问中国至今，18年过去了。
答：在中国是否知名我不清楚。但我是第一个去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的日本首相。我想到中国历代的领袖们，他们为了更好的中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努力，我在天安门广场想象着他们所做的事情，这里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发祥地。我是和平主义者，我向所有人献花，祈祷一切都变得更好，不能重复悲剧。
问：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悼念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战中的死难者。你作为日本的首相，献花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
答：大家有不同的立场、意见、信念和心情，我希望所有人的灵魂安息，让这样非常悲惨的事情不再发生。日本国内对我的献花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还是应该去。
问：您1931年出生，1945年您还是14岁的少年。裕仁天皇通过“玉音放送”宣布战败时，您在做什么？
答：你听了不要生气。当时我读中学二年级，是一个受军国主义教育的青年，没去上学，而是在军工厂拼命造战斗机。那天我们被聚在一起，说有天皇的玉音放送，当时没有好的收音机，天皇说的什么听不清楚。校长告诉我们，天皇说，战争结束了，你们不用再来军工厂了，回学校读书吧。我心情中一半是松了一口气，啊，真好，放松了，终于从这种讨厌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了。另一半，我们一直被教育，日本在胜利、胜利，结果没有胜利，反而是失败，成了战败国。我们将如何应对呢？更多地还是松了一口气。
问：当时你家在名古屋？
答：是的，我的家被美军的飞机轰炸烧毁了。我在三菱飞机公司工厂里做战斗机引擎部分的工作，固定发动机，避免飞行时的抖动，用铁丝固定上，是比较单纯的作业。像我这样的孩子参加的是半年的“学童”动员项目。工厂可能会给我们攒些钱，但我们没有拿到。并不是很愉快的青春年代，也不是我喜欢干的事情。
问：你的家被美军飞机炸了，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了广岛和长崎，你有没有对美国的愤恨心结？当你以首相身份见到老布什总统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这是用原子弹轰炸你的国家的领导人？
答：二战时美国是日本可憎的敌人。日本也和中国打仗，这是必须反省的事情。布什是世界的领袖、美国总统，我当首相访问美国和他见面。初次见面，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对美国也不太了解。我不知道说“总统先生，很高兴见到你”是否可以。本来我想对布什说，日本败给美国是一件很懊恼的事情，但我这样说不太体面，因为日本人很难为情。我说，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袖，日本会协助美国发挥领导作用。这一半是恭维，布什听了非常高兴，他说，你叫我乔治，我叫你俊树就行了。在日本，要尊敬地位高者和年长者。我还当过两届文部大臣，对初次见面的人，年长的人，直呼乔治，我还是叫不出口。布什说，此事与教育无关，双方同意就行了。和我同去的日本大使说，这种情况不多见，你直接叫他乔治吧。后来成为皇太子妃的雅子的父亲小和田恒当时是外务省的三号人物，他陪我同去，说这样叫可以拉近双方的关系，我就小心翼翼地叫他乔治。见到美国的总统，我心中完全没有不舒服的情结。应该由对方说不再重复（扔原子弹）这样的事情，日本人没有必要说。广岛的石碑上，写着“安息吧。不再重复这样的错误”。我认为这样说是不对的。我是北京大学名誉教授，演讲时一些懂日语的人都来听。我在北大也说过，受害的一方没有必要说“不要重复错误”这样的话。这样的话要由加害者来说。
问：中日战争，日本是不是加害者？
答：当然是。我第一次去中国，也对中国的首脑很直率地这样说。日本应该对过去所犯的错误深刻反省。这样的精神和想法，在中日建交公报里已经体现了。我们一定要遵守和平条约。
问：你用的是“错误”，田中角荣首相和裕仁天皇用了“麻烦”。中国人认为是罪行。
答：我在谈历史问题时说，毫无疑问，侵略战争是日本人干的，在日本国内，也有人说是在中国国内发生的事情。我说，你们到卢沟桥看一下，那是中国的院子，是在中国院子里发生的事情。这无疑是跑到别人家的院子里犯的错误。某人说的添麻烦，一直被认为程度比较低，但是，以日本式的说法，是一个很大的apology，是非常抱歉，非常对不起。在北京大学我也被问到同样的问题。如果总是围绕这个层次的话，日本就会一直说非常对不起，用最高程度的敬语表示歉意。那么，日中之间是否能真正建立起面向未来的关系？我也有我想说的历史问题，以孙文先生为中心的辛亥革命发生时，以我的母校早稻田大学的创建人大隈重信为首的人说，大亚洲主义对东洋来说是很重要的议题，孙文先生要进行革命，创建新的中国，他来日本了，大家要帮助他。大家尽全力帮了孙文。当时的大财阀梅屋庄吉家族把自己的私财全部捐献出来，请孙文用这些钱，早日使革命成功，大家为他加油。日本在过去确实干过恶劣的坏事，但大家不要只是对那些事情生气，还有孙文这样的历史。我在北大以祈求中日关系发展的心情来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遗憾的是，学生们基本上都不知道这件事。大家很生气的战争历史，日本人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是知道的。双方应该各向前走一步，历史有这样的一面，也有那样的一面。不是说把这两种历史加起来除以2，但我们还是应该立足于提升中日关系。
问：从日本国前总理大臣的角度来看，日本对中国已经道过歉了？
答：按照日本方式说，又要被你们斥责了。中日恢复邦交时，在日中共同宣言中说，我们决不再重复过去的事情，我认为历任总理大臣都有这样谢罪的心情。但在表现方式上，如同你引用田中的例子，有时会导致误解。但是，我认为，日本人心中都有过去做了坏事并加以反省的心情，这没有疑问。没有人想重复过去的历史，可以请你们相信这一点。也必须这样。我们相互间要更加着眼于未来。
问：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事情让中国人觉得日本人对侵略战争没有彻底反省，有点羞羞答答，比如说著名的教科书事件。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通过修改教科书，淡化历史问题。
答：终于说到这件事了。我要说的是，日本写了那样的书、并且通过了文部省审查这样的事情，一次都没有。有一家报社写了这样的报道，他们想取悦中国，但这是违背事实的。说文部省将侵略改为进入，这似乎成为定论，但没有这样的事情，这是误解，请一定消除这个误解。
问：海部先生不赞成把侵略改为进入？
答：当然反对。但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如果有，我一定反对。
问：日本19世纪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说，战争是世界上最大的灾难，西洋各国专门从事战争。日本在100多年前就有有识之士提出这样的观点，但日本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还是走上了军国主义之路。你是否思考过日本走向战争的原因？
答：这方面出版了很多书，我也兴趣很浓地去读。为何走向战争，原因之一是军部走得很快，我不知道这样说合适与否，天皇非常痛心，他明确地说，他并没有意思要进行战争。很清楚的是，天皇研究了各方面的情况，所谓领导战争的甲级战犯被祭入靖国神社之后，天皇就再也不去那里参拜了。那是昭和五十年（1975年）的事情。在终战纪念日，日本全国遗属会代表聚集在武道馆举行追悼仪式，天皇参加这个仪式。天皇以此表明自己的态度。我认为陛下非常清楚那场战争是个错误。
问：一个国家的进步，应该是全体国民心智的进步。战争给日本留下了什么遗产和教训？
答：正如我一直说的，那时候我是家被战火烧掉的少年。之后，我立志成为政治家，在国会度过了49年漫长的生涯。这期间，我绝对没有想过再来一次战争的想法。这样的想法在日本国内也没有出现过。现在年轻的孩子们通过教科书来学习，了解二次大战时日本是什么样的态度。日本人带着这样的自觉，来教育下一代。
问：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其中中曾根康弘在首相任内率领阁员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从官方到民间都气愤。您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看法？
答：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住在东京九段议员宿舍，每天到国会都要经过靖国神社。此时我在车中，虽然我没有停车进去参拜，但我也会很自然地为祭祀在其中的众多英灵轻轻地低一下头。在我任上，有一位日文说得非常好的中国大使杨振亚，他对我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有很高的评价。杨振亚的夫人（韩秋芳）出生在日本（名古屋），日语非常好。而在当时，议员组织了参拜会，我根据自己的判断，没有参加。中国前大使王毅也说，海部先生从来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在中国获得很高评价。历任中国驻日本大使，不论是王毅还是武大伟，日语都非常好，他们经常直接和我用日语交谈。特别是王毅先生，在到任日本的当天，就来到我的办公室，说“前辈让我见海部，我就来了。”我并不是想要中国这样评价才不去的。如果我去的话，国内舆论就会分成两边，一半说应该去，一半说不要去，舆论会不稳定。我为了党内意见的平稳，也为了让靖国神社成为一个人们可以静静祈祷的地方，所以我当了总理之后就没有去参拜过。不过，我的孙子来玩的时候，靖国神社里面有鸽子，我就带他进去参拜，之后给鸽子喂食。七八年前的中国峰会上，杨振亚大使说，海部总理与我交谈了各种情况之后，他一次都没有去靖国神社。会场上热烈鼓掌，我说，鼓掌鼓得早了点，如果我说是因为中国说了不让我去我才不去的话，我回日本之后会被人揪出来，我是因为自发的意志而不去的。我不希望发生大的问题，不希望引起风波。简单地说，海部俊树是一位和平主义者。我得到了大家的鼓掌喝彩。
问：有人提出新修一个地方，以取代靖国神社。
答：不赞成。肯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意见，有人说要建，有人说不要建，舆论又会分裂。这些意见又有它的枝叶，有其历史的纠缠，我不喜欢有任何的骚动。
问：以日本首相的角度，如何看台湾问题？
答：那不是中国的问题吗？我们只能默默地看着中国的台湾政策，如果这样能够和平安定，那就很好。
问：对钓鱼岛问题，周恩来当初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不够，把这个问题留给后人吧。您如何看钓鱼岛问题？
答：尖阁列岛问题，双方各自主张对其拥有主权，并因此而发生争议。经过调查已经基本清楚，那里的海底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对此中国也知道得很清楚。对于在其附近开发的问题，如果中国完全排他性独占这些资源，日本国内肯定会说，怎么可以这样？会出现抗议。我认为既然双方都有专门的部署来谈这个事情，而日本也有开发油田和实际操作方面的先进技术，正如我经常和王毅说得那样，利用这些技术，双方就会创造出很好的双赢的实例。不妨把主权问题放到一边，在石油开发问题上再次思考一下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创造双赢。最终当然开发是理想的结果，我们自民党执政的时候，已经有了这个想法，负责这件事情的大臣二阶俊博也是这个意见。但是目前政权变了，似乎我们以前做的事情都是错的一样，新政权想做新的事情，我没有正面和他们争论，我只是静静关注。万幸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个话题还没有太多进展。发展到今天的中日关系，不应该让它再次后退。
问：1991年您在访华途中，在飞机上看到了中国水灾，决定追加日本政府援助款项，让中国人民深表感激。不过，日本似乎更加重视和美国的关系。作为首相，您如何把握日美和日中关系的平衡？
答：当时上海周边华东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水灾，我和飞行员说，尽可能低空飞行，只要不扰民就行。我希望亲眼确认水灾的情况。我和李鹏先生说，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请告诉我们，我们尽可能提供帮助。飞机上所见，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在第一次的首脑会谈上我就说了这件事。至于和美国的关系，美国和日本打过仗，但是美国的民主有广大的胸怀，美国想要把日本变成一个有经济实力的民主国家，所以战后他们采取了占领政策。我目睹了这个发展过程。和这样的国家搞好关系是一件好事。坦率地说，看到欧洲的实际情况，有很多问题，比如齐奥塞斯库，最后与民主主义背道而驰。日本变成一个类似于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家是很幸福的。大家都会变得好起来。美国也想把伊拉克引导为一个以日本为模式的民主国家，但结果却全然不同。美国占领日本时，日本没有发生恐怖事件。但在伊拉克，美军遭到很多恐怖袭击，美国也提出要注意到伊拉克和日本的不同。日本是在战后建设国家时，以美国为模式，结果实现了经济成长。战后日本的前进方向没有错。我和德国的关系比较密切，东德最后的总理汉斯·莫德罗对我说，日本没有学错教科书。这是很宝贵的一句话。在这个意义上，我现在也坚信，日本建成了一个以美国为样本的自由、民主的国家。战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有时会遭到欧洲的抱怨，在中国看来，中国也作了很多好的事情，而日本却一边倒。我知道有这些批评，对此我们谦虚接受。如果从结论开始说，我们和中国要双赢。
问：你如何评价麦克阿瑟？今天日本国家的格局，乃至日本的宪法，都深深地留下了麦克阿瑟的印记。
答：我印象中的麦克阿瑟，他一直是上汽车、下汽车，没有特别的亲近感。那个人当时是最高司令官，我怀着敬意看他。当时我只是个学生，也不能碰到他，和他说Hello。我相信麦克阿瑟的善意，他希望日本成为美国式的国家，所以才那样去做。虽然他壮志未酬离开日本，但他相信日本一定会成为民主国家。
问：2002您见江泽民主席，江主席说，中日友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您如何看中日关系的未来？
答：江泽民的日语非常流利。在当首相之前，我做过日本海外协力机构（JICA）向海外派遣志愿者的负责人。一开始，我并没有积极地向中国派志愿者，我说要等一等。江泽民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这件事，他和我说，那是个很好、很出色的制度，请多多地向中国派。于是我说，既然阁下如此说，我现在是委员长，我回国后，一定派遣。1984年中日友好医院刚刚建成，1986年向中国派的第一批协力队成员，就是派到中日友好医院的护士，并一直持续到今天。这之后我也和江泽民时有见面，中国的环境保护意识开始觉醒，江泽民建议我去上海见黄菊市长，因为上海在环境方面努力不够，中国受到了世界上的很多批评。他对我说，你去上海，以在环保领域先进国家的身份，督促黄菊在环境方面多努力。是江泽民这样对我说的。我从北京回日本的路上，在上海停留，见了黄菊。我当然不能说江泽民派我来教你，我把话变了一下，说江泽民让我来上海，看浦东开发。他们陪我看浦东。水灾的时候，浦东开发区还没有规划。我和黄菊说，必须好好推动环境保护。在日本和中国之间通常会吹偏西风，原因不在日本，也不在中国，但浦东建成之后，如果随意排放，就会发生（污染）问题。后来黄菊去中央，成了副总理，我再见他的时候说，我当时好像很内行地向你提了很多建议，黄菊说他还记得，他说有过外长经验的黄华，也了解环境问题。如果在中国介绍日本的环境保护，请叫上黄华。当时在南京上海，经常举办环保方面的研讨会。黄菊请我以日本代表的身份参加。这之后我有几次因为环境问题访问了中国。中国还请我去看教育，我去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和吐鲁番，那些地方的义务教育还没有普及，当时中国说上海和北京可以在几年之内百分之百普及义务教育。中国要求我们介绍义务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我也尽力做了。
问：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和韩国总统李明博刚刚访问了北京，三国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概念，对此您有什么评价？
答：如果三方真的齐心协力，对东亚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有一个担心，目前的说法是没有美国，把美国排除在外。以前马哈蒂尔在我当总理的时候也曾对我说，做一个东亚东共同体，EAEC。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奎尔飞到东京，和我说，要在首相官邸之外的地方，不见媒体，有秘密的话要说。他说，如果日本参与，我们会很为难，因为没有美国的参加。当时奎尔查了日程，知道我马上要和马哈蒂尔会谈，美国知道后马上就来了，希望日本不要给出同意的答复，美国对此表示非常担心。当然，最近美国不再那么独断专行了，如果让美国有同样的想法，即使三国好不容易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我担心实际发展中也会发生不顺利不平稳的事情。我和鸠山兄弟关系很好，我希望我的坦率的意见可以传到他那里去，他还没有回复。鸠山君想做这件事情是确定的。
问：海部先生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答：几年前的日中经济关系在世界上排第几位？今天又如何？曾经是日美贸易额排在第一位，三年前日中贸易额已经超过去了。中国是世界第一的生产工厂。希望中国日本韩国一起合作，在亚洲起到领导作用。鸠山君现在也是这样说的。日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有傲慢的心情。我们也把这个内容引入到学校教育，让学生们学习。我也给文部省提各种建议，这些话我也和文部大臣们说过。我和中国的几位教育部长说过同样的话，我和何东昌先生、他的前任李鹏先生，都说过同样的话。总之，在日中关系上，中国应该更加自信。
鸠山由纪夫：就访华和东海等问题答中国记者（2009年8月31日）
在8月25日进行街头演讲时，面对“如果您当选首相，是否打算今年年内访问中国？”的问题，鸠山由纪夫表示，“如果可行的话，我会去（中国）。”
1996年民主党成立后，第一个访华代表团就是由鸠山率领的，这也是鸠山就任党首后访问的第一个国家。鸠山再次担任民主党党首后的第一个出访国家还是中国。
鸠山本人高度重视中日关系，他一直认为日本和亚洲的发展、东亚共同体的实现都离不开中国的帮助，所以更该强化中日关系。
如何强化中日关系？鸠山主张友爱外交，建立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关系，还要加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信，减少两国百姓之间的误解。
至于增进互信的方法，鸠山认为应该关注中国的需求，在两国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加强合作。比如，亚洲和平安全保障领域、全球变暖问题和核裁军等方面。此外，对于两国存在的诸多分歧，他也主张通过诚恳、坦率的对话来解决。
不过当选首相后，鸠山的“中国策”到底怎样，在今后的对华关系中，他的“友爱原则”将发挥何种作用，还有待观察。虽然鸠山所倡导的“友爱外交”是一种均衡外交和不强加于人的外交，但其不可能偏离日整体国家利益需要，也难以忽视党内其他各派意见。在鸠山于8月11日举办的记者会上，本报记者也就相关问题向鸠山本人求证。
《国际先驱导报》：您以前曾经提出过“亚洲不战共同体”的概念。请问，成为首相后是否会推行这一政策？
鸠山由纪夫：中日关系已经进入战略互惠关系，今后如何深化战略互惠的内涵，这是一个关键。构建亚洲不战共同体是我一直以来的信念。在民主党内并不是所有议员都支持，这今后还会在党内进行讨论。我会努力争取党内更多议员对这个提案的支持。不再战争是亚洲各国共同的心愿，我们希望将这个亚洲各国的心愿具体化。
《国际先驱导报》：有一些人认为，您成为首相后可能会在东海油气田开发等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请问您如何回应此种担心？
鸠山由纪夫：我觉得不是这样。中日之间今后要不断构筑相互信赖。在此基础上，来解决这一问题。当然，中日两国在这个问题的主张上还可能有分歧，但我认为双方与其集中在分歧上，不如一起朝着问题的和解而努力。这种努力很有意义。我认为对于中日关系上的很多悬案，双方都可以坐下来好好地讨论、为解决一个个的问题而共同流汗。这正是一个强化两国信赖关系的过程。
基辛格：中美建交具有历史性意义（2009年1月10日）
中美关系三十而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功不可没。他1971年7月对中国的秘密访问，成功结束了中美两国22年没有高层接触和交往的历史。在此后30多年时间里，基辛格博士一直关注和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他的贡献有目共睹。近日，《人民日报》记者在纽约基辛格咨询公司办公室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问（以下简称“问”）：您如何评价您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贡献？
基辛格博士答（以下简称“答”）：美中关系正常化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大事。鲜有政治领导人能幸运地参与如此重大事件。就其持久性影响和对世界的重要性而言，我将打开中国的大门和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列为我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
问：面对21世纪的新挑战，中国和美国应如何提升双边关系？
答：我认为，将美中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面临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和政治体系的共同任务。这需要世界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我们需要立即着手做的事情是，扩大美国和中国之间对话的量与质，以便我们能在双方所能提出的共同课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我们需要为美中关系找到新定义。
问：展望未来，您认为下一个30年中美关系的新重点应是什么？
答：当务之急是帮助世界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因为我们做其他事情的能力受到了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从长期看，美国和中国应在环境、能源以及应对世界危机、为和平做贡献等问题上制定相应政策。
问：两个星期之后，当选总统奥巴马将就任。考虑到他的背景和观念，您如何看待这些新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答：在最近的选举中，我支持麦凯恩参议员。尽管如此，我公开表示，我衷心希望当选总统奥巴马获得成功。我将尽全力支持他。我相信，奥巴马将得出这样的结论：对美国而言，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是核心问题。自1971年以来，美国一直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这是美国30多年来的连续性政策。我为此感到骄傲。我认为，不论当选总统奥巴马以前的背景如何，他都将继续这一传统。
问：如果您今天重新写《大外交》一书，在涉及中国的部分您将增加什么内容？
答：在我写这本书之后10年内，中国发展得比我预想的要快。中国比当时更深地融入了国际经济体系。但是，我不会改变本书的基本方向。我将会增加如下内容：合作的机会增加了；世界发生了这样的变化，美国虽仍是最强大国家，但已不是处于全面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对国家间关系进行某种重新估量，但是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施罗德：山西，一方科学发展的热土（2008年6月7日）
6月7日上午，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先生在并出席了由中央和省、市十几家媒体及香港部分媒体记者参加的媒体见面会，并就大家共同关心的中德经济合作、我国企业发展、中德文化交流、是否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等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山西电视台记者：施罗德先生您好，您首次来山西访问，对山西印象如何？山西作为中国能源和重化工省份，在经济发展方面您有哪些好的建议？
施罗德：我认为我不应给山西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因为我的印象是山西省委、省政府对山西整体工作的领导是非常正确的。山西非常重视煤矿的安全，同时保证在煤矿发展中重视环保，进行更高效的开采，以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我们都认识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并行不悖的，只有经济高速的发展，才能够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而重视自然和生态的保护，不论是从经济意义上来说，还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正确地处理两者的关系，才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未来。现在山西正在进行产业的重组，这种重组也包括发展一些新兴的产业，比如说发展一些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能够创造更多劳动就业岗位的现代服务业，这是山西未来的发展方向。我现在对山西的总体印象是非常积极的。
山西日报记者：山西是中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目前在煤矿安全生产、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正面对许多现实的问题，您对此有何看法？山西和德国是否在这些方面存在广泛合作的前景？
施罗德：我认为中德双方在此方面有巨大的合作潜力，这些合作包括：煤矿的安全建设，开采区生态环境的重建。现在山西的许多煤矿企业管理者认识到，煤矿的经济发展和煤矿的安全是密不可分的。今年4月份的时候，德国知名矿业大学波鸿理工大学和著名的中国矿业大学在柏林签署了两项合作协议，一项是双方计划将来在煤矿安全和环境保护方面进行更好的更紧密的人员培训，另一个合作意向是研究将德国已有的解决方案应用到中国的硬煤开采中。山西省的许多人去过德国的鲁尔区，对德国的煤矿开采地区的了解，也可以在双方未来的合作中发挥作用。
太原日报记者：施罗德先生，您在担任德国总理期间曾经先后六次访问中国，为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您对中国东北传统工业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很感兴趣，还将积极参与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山西作为中国一个重要的能源基地，拥有丰富的煤层气资源，请您谈谈此行的目的，以及是否有在山西寻求合作的意愿？今年9月份将举行2008年中国（太原）国际煤炭与能源新产业博览会，您有兴趣组织一些企业来参加吗？
施罗德：谈到德中之间的发展，不管是经济上的合作，还是其他领域的发展，我都会尽我个人的所能来促进合作关系的发展，我将充分利用一切交流上的可能来推动这方面的发展。当然，任总理的时候推动起来会更有利一些，但是我现在不在位了，我还是会推动的。那么谈到你的第二个问题，我想如果我能够帮得上忙的话，我会尽可能地向我身边的德国企业家来推荐太原国际煤炭与能源新产业博览会。我还想给组委会或者相关的负责人一个建议，就是请他们直接同德国驻华大使馆取得联系。对德国驻华大使和大使馆来说，推动中德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一直就是他们工作的重点，他们也是最了解情况的。他们了解哪些企业愿意参加，或者是推动哪些德国企业来参加这个博览会，以便能够让这个博览会办成一个成功的国际博览会。
新华社记者：施罗德先生，四川汶川遭遇8级地震以后，国际社会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和援助，德国政府也提供了大量援助，下一步还将提供怎样的援助？
施罗德：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们都从媒体上看到了地震后的一些画面，这些画面深深的震撼了德国和德国民众。这次地震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像我这样有孩子的人，是非常了解地震给中国人带来了多么大的伤痛，很多学校已经完全倒塌了，很多孩子被压在了废墟底下，我们是非常能够体会到这种失去家园、失去孩子的伤痛的。地震灾害之后，德国很多慈善协会，包括德国的经济界、德国政府都给予了中国大量的支援。德国联邦政府在地震后迅速作出了很多援助决定，然后向中国迅速提供了大量的援助物资，包括帐篷、被子，还包括一个野战的流动医院。这个流动医院现在已经医治了很多在地震中受伤的群众。德国的外长近期将来中国访问，并会去灾区访问。我想外长一定会同中方有关负责人来进一步探讨中方还需要哪些援助，德国政府还能提供哪些帮助，但是我想德国帮助中国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作为中国的朋友，德国支持中国。
中新社记者：施罗德先生，您觉得中国企业要实现国际化，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施罗德：首先我想谈一点，就是中国企业现在的内在动力已经足以让中国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立足。可以举几个例子，在煤矿产业、在电讯业、在钢铁产业方面，很多中国的企业已经开始活跃在国际市场上。还有一些其他的产业，包括金融业、保险业也都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看到中国企业的身影。我想中国企业走国际化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现在有很多的中国企业也愿意投资到国外的一些市场上去，在德国也有很多中国企业的投资。德国是愿意看到这些来自中国的投资的。现在德国有一些人对中国投资者有一些担忧，但是我认为我们是不需要有担忧的想法的。这个逻辑就是，德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对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说，我们要保持这样的领先地位当然需要开放的市场，而我们需要开放的市场就不能首先对我们自己的市场设门槛儿。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施罗德先生您好，奥运会今年8月8日在北京举行，届时您是否愿意接受邀请参加开幕式？还有就是汶川大地震后中国的青年，特别是“80后”表现出了不一样的动作，国外媒体包括德国媒体对此有很多积极的评论。我想请问施罗德先生，您对中国的青年一代，特别是“80后”又有什么评价？
施罗德：先谈您的第一个问题，去年我就已经拿到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给我参加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邀请。我想，无论这个邀请是从哪个方面来的，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还是中国政府还是北京奥组委，我拿到了邀请就要遵守承诺，我会来参加奥运会的。如果到时候我来参加奥运会的话，我一定会带上我17岁的女儿，因为她现在正在学习中文。
中国“80后”在我的印象中有几个特点：首先，就是他们非常喜欢追赶潮流；第二个是他们的工作效率非常高。同时他们又非常开放，具有很多国际化的品质。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还没有忘记传统。这次地震之后“80后”对地震的积极支持和援助，就体现了一种团结的精神，而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团结，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对年轻的一代感到骄傲。
香港《文汇报》记者：德国有一些非常著名的人士，比如说马克思，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山西也具有丰富的人文历史，我想问一下施罗德先生，对于德国与山西的文化交流您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施罗德：德中文化交流向来就是非常紧密的，我非常高兴您刚才赞扬德国是一个具有文化传统的大国，很多的文化名人。这些话完全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也是一个传统的文化古国。在欧洲包括德国，很多人都是怀着很崇敬的心情来看待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双方文化交流的密切，就是现在德国政府正举办一个文化活动，主要的任务就是在中国的很多城市，主要是中型城市，从文化的角度来展示德国的各个方面。
布朗：纵论英中关系（2008年1月17日）
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邀请，英国首相布朗将于18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布朗15日接受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的联合书面采访。采访全文如下：
问：首相先生，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着强劲势头。请问您如何评价这一关系的发展？
答：简言之，英中关系现在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在贸易、教育和文化交流方面，我们同中国保持着前所未有的紧密合作。在国际问题上，无论是共同解决重大冲突还是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对话磋商都较以往更加密切。但就我们合作的广度与深度而言，仍具有很大的潜力。我期待着与温总理和其他领导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商讨如何进一步深化双方的合作。
问：中英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互利成果，您如何评价这一成果？加强两国双边合作还有哪些潜力？对您即将进行的中国之行有哪些期待？
答：这种互利成果是丰硕的。我昨天欢迎英国华侨华人代表到唐宁街10号做客，他们对英国多元社会的巨大贡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过，经济实例更好地反映了这种互利成果：英国现在是欧盟在华的最大投资国，而中国对欧盟的出口超过对美国的出口，所以中国对英国而言是一个巨大市场。在我访问期间，我们将宣布反映这种状况的新的贸易目标。
中国现在是世界制造业的领军者，英国是世界服务业和高技术产品的佼佼者，因而两国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其次，英中两国都面临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挑战。我对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及不仅注重高增长，而且强调经济发展要与环境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等观点，非常感兴趣。我相信我们与中国在这方面有着很大的合作潜力。因此，在我访问期间，我们将宣布一系列有关学术、商务技能和地方管理的合作计划。
问：首相先生，您认为两国应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进一步扩大和加深经贸、文化、教育、科技及能源领域的双边合作？
答：现在来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空前，去年达到7.5万人。我认为，我们还应全力扩大教育交流。在我访华期间，我们将宣布扩大面向年轻人和研究生的交流计划。
目前在大英博物馆举办的“秦始皇兵马俑展”已成为英国迄今最成功的展览之一，这也体现了英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极大兴趣。让我兴奋的是，英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国文化节--“时代中国”下月将在伦敦拉开帷幕。
关于科技合作问题，中国科研人员与英国科学家合著的科研论文数量要超过中国科研人员同欧洲其他任何国家科学家合著的科研论文数量。世界知名的英国研究理事会目前在北京开设了联合办事处。在我访问期间，我们有许多东西可以进一步探讨。
问：中英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您认为两国应如何进一步协调与合作，为维护全球安全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答：正如你们所说，在这些问题上，英中两国协调立场至关重要。去年，两国在达尔富尔、缅甸和朝鲜等问题上进行了非常密切的合作。当然，这些并非总是在公众的注意下进行，媒体有时认为两国之间的合作还不够。但我认为，中国现在参与国际政治所产生的影响力，正在赶上其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挥的巨大作用。对英国来说，与中国在国际问题上进行建设性合作，是我们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
在经济上，我认为，现在没人怀疑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自1978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与此同时，世界所面临的重大国际挑战也发生了变化：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世界许多地方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等。作为世界舞台重要的参与者，英国和中国都需要一起合作来应对这些挑战。
问：英国作为欧盟大国，在促进中欧关系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答：欧盟在世界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英国希望建立一个面向世界的欧洲，即对全球开放、对贸易开放、对不同理念开放、对投资开放。这就意味着与中国发展伙伴关系有着巨大机遇。确实，欧盟与中国已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英国将继续在欧盟内部坚持主张奉行正确的对华政策，使中国和欧洲都能从全球化中受益，并在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在气候变化方面加深合作。
问：台湾当局极力推进“入联公投”，这极大损害了台海和平与稳定。首相先生，英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如何？
答：自1972年英中互派大使以来，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始终未变。
我们希望看到台海紧张关系得到缓和，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因此，我们反对台湾当局推动的“入联公投”。
罗高寿：中国是俄罗斯主要威胁也是战略伙伴（2007年2月8日）
在1月底于莫斯科举行的亚太议员论坛开幕前夕，阿穆尔州在联邦委员会的常驻代表、中国问题专家、前高级外交官罗高寿回答了俄罗斯《政治杂志》周刊记者的问题。
问：对我们而言，中国目前是主要的地缘政治威胁，还是能将俄罗斯经济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战略伙伴？
答：我从未怀疑过，中国不仅是与俄罗斯有4300公里共同边界的近邻，而且是我们的战略伙伴。两国在2001年签署了关于睦邻、友好、合作的相关文件之后，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得到了确认。随后还签署了一系列继续发展这种关系的文件。因此，我永远都无法理解和同意某些政治家的见解。这些人说，中国对我们构成危险，它觊觎我们的某些领土，这是一种“黄色威胁”等。这实质上都是无稽之谈。我想问问这些政治家，他们看过双边协议没有？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两国关系确实有历时30年的冷淡期。当时，苏共与中共两党之间的分歧导致了国家间的冲突和1969年3月的边境冲突。其原因在于两党都想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然而，最终还是政治智慧占了上风，我们恢复了关系，并且大约从1994年起，两国关系不断得到改善、深化和加强。2006年是中国的俄罗斯年，2007年是俄罗斯的中国年。这是两国元首--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作出的决定。目前，中俄关系处干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问：您说中国威胁论是无稽之谈，但欧洲和美国都切实担忧中国劳动力资源和廉价商品的大量涌入。存在着大量的经济矛盾。一些专家预测说，从战略前景来看，这些经济矛盾可能会转化为地缘政治冲突乃至战争。这些担忧是否有道理？毕竟如果中美之间爆发战争，俄罗斯也不可能置身事外。
答：应当永远从这一点出发：西方某些力量希望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冷下来。他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让我们两国领导人不合。我不想指名道姓地说他们是谁，因为您自己也很了解他们。中国经济确实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增长。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领导人的实际政策了他们承诺将沿袭前辈领导人的方针，即主要解决国内问题，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增进睦邻关系。中国曾保证永远不会侵犯其他国家。在美国确实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认为21世纪将是中美竞争的世纪。但另一方面，中美领导人不久前举行了会晤，双方均高度评价了两国的合作前景。总之，中国现领导人的施政方针极为务实。邓小平曾指出，首要任务是消除中国东西部的发展差距。可以说，这正是令中国领导人感到头疼的问题。
问：看来您批驳了20世纪的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这当然让我们高兴，但是连普京总统都曾警告说，我们可能会失去远东。难道这句话不是在暗示中国人正缓慢地涌入吗？
答：我认为，这句话首先暗示的是，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命运如何取决于我们自己。不断有中国人进入这些地区，这是事实。俄罗斯一些高官称，似乎有2亿中国人打算迁居远东，目的是侵占我们的领土。这种说法让我吃惊。我曾问道：他们给你们打电话了吗？这些数据是从哪里来的？一派胡言。我和远东地区的代表们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我本人就是面积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的阿穆尔州的代表。不久前州长对我说，该州有6000名中国工人。这就是全部数字！而且我们看问题要现实：在当地我们离不开外国劳动力。早在苏联时期，就有朝鲜人在那里伐木。但是，我还没有感觉到我们有美国和加拿大那样的真正的移民政策。在那里，要求移民拥有必要的技能证书以及亲友的担保书。不过请注意，尽管西方的移民政策如此严苛，在美国的华裔由1969年的40万人增加到了现在的700万人，目前在美国有10万中国留学生，但美国当局和民众一点也不为此担忧。相反，他们对华裔参与国民经济感到满意。在我国目前只有1.6万名中国留学生，因此在这方面我们暂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问：围绕着中国改革和中国的民主模式，人们众说纷坛。有一种观点认为，借鉴一下这方面的经验对俄罗斯也不错。您对此怎么看？
答：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借鉴。例如。中国的经济特区。在我任驻华大使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代表团去中国学习经验，但全都是装装样子，通常是讨论两个小时左右，随后就四散娱乐去了。我认为，这些年来有不少于100个代表团访问过中国。然后他们高声宣扬，中国经验对我们不适用。但为什么要全面模仿人家的经验呢？中国经济特区的生活水平已经逼近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首先是法律基础。世界上所有的大公司都在中国设立了代办处，而我们才刚刚起步。
问：在您看来，俄罗斯的前途与其周围的经济力量中心美国和中国有关，是吗？任何人都取消不了这场竞争。不管我们是否有赢得竞争的机会，我们总不能沦落到世界历史的边缘地位吧？
答：我完全同意您的说法。目前我们正在输掉这场竞争。不过，让我高兴的是，我们终于把目光投向了东方。
施密特：从欧洲人的视角分析中国和亚洲局势（2006年12月14日）
中国和印度正在以地区大国的姿态迅速崛起，使亚洲的政治地图发生重大变化。今后，亚洲和日本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应对这种变化？就此，我们特地采访了精通亚洲事务的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先生，请他从一个欧洲人的视角，分析一下中国和亚洲局势。
记者问：现在距9·11恐怖袭击发生已经过去了五年，伊拉克局势依然混乱不堪。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似乎也受到了威胁。您如何看待？
施密特答：伊拉克局势确实如你所言，极其混乱。但这会不会直接导致美国的衰退，尚无法预测。现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已经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国了。今后，再要谈论某个国家的兴衰成败，最重要的就是从人口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我父亲1902年从学校毕业的时候，全世界的人口不过才16亿。而现在，世界人口已经增加到66亿。仅仅一个多世纪，就发生了如此惊人的变化。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将达到16亿，印度人口将达到15亿，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人口也正在迅速膨胀。以拉美为中心的很多年轻移民正前往美国，这也为美国的社会带来了新活力。而人口已经开始趋于减少的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相对来讲国际地位将相应下降。老年人增加，整个社会就更容易被保守思想所支配，而不是积极的变革。
问：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口，军事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美国等国家认为中国会成为东亚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对中国保持警惕。您怎么看待中国崛起？
答：这些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制造的紧张气氛。实际上，我认为这非常愚蠢和无聊。不错，中国的陆军规模庞大，但那大都是二战和国共两党内战时期遗留下来的产物，或是中国国土防卫和国内治安所必需的兵力。而中国海军和空军相对弱小，而且中国也不认为他们需要在国外部署军事力量。日本的安全体制把中国看做假想敌，也是非常愚蠢的。
问：从中国网民数量不断增加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变化。您认为，这种变化会给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统治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仔细而冷静地观察。以大城市的居民为主，中国已经拥有近亿的网民。毋庸置疑，这肯定会给中国的社会结构造成重大影响。其实不光是互联网，外国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似乎都已经超过了本国文化。可口可乐在中国的人气就明显高于国产的青岛啤酒。一种美国式的生活方式，正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席卷中国。
安倍不应回避历史问题
问：由于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与中韩两国的关系曾一度非常紧张，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安倍首相就任后就马不停蹄地访问了中国和韩国，并受到了两个邻国的欢迎，我认为这非常值得肯定和欣慰。如果安倍首相继续以这种姿态与中韩两国相处，我相信关系一定会得到改善。希望诚恳和认真的态度获得邻国的理解和认可，只能通过长时间反复的努力，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正因为前首相小泉纯一郎肆意妄为地数次参拜靖国神社，才让现在的安倍首相如此为难。
问：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为数不少的政治家都认为“应该交由后世的历史学家去评判”。您认为这样对吗？
答：作为政治家，绝对不能回避本国的历史。我认为，安倍首相应该对他的国民们说，我希望你们能够多了解一些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历史。比如说，很少有日本人知道，汉字、儒教、禅宗等很多精神文化都是从古代的中国直接或者通过朝鲜半岛传到日本来的。中国和韩国现在对日本不信任的根源，也在于很多人不了解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前半期日本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在加利福尼亚还是在夏威夷，日本人大都是以组团的形式，集体观光，走马观花式的来访，他们没有机会与当地人交流，倾听当地人的想法。这种以小集团为单位统一行动的方式，在中国人中也非常常见。这与日本江户时代闭关锁国的状态一样，相当于在通往外面的世界的路上，关上了一扇门。
希拉克：第三次访华前夕书面答新华社记者问（2006年2月8日）
以下是法国总统希拉克第三次访华前夕书面答新华社记者问的内容。
新华社记者：总统阁下，您将于10月份访问中国，这是您就任总统以来第三次访华。请问您希望通过此次访问向中国人民传递怎样的信息？据您预计，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见将实现哪些成果？
希拉克：我首先要向中国人民表达敬意、信任和友谊。数百年来，正是这种感情将法中两国人民连在一起。1964年1月27日，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法兰西在西方大国中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次突出了两国人民的深厚感情。正是缘于这种深厚的情谊，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年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我希望即将在中国举办的法国文化年也会因此获得圆满成功。
近2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日益现代化，人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中国正在努力建设法治社会，积极改善人权状况，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姿态雄居世界。我坚信，中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我要向中国人民表达的另一个意愿是，发展法中伙伴关系。我们的伙伴关系首先建立在对世界的共同认识上，即建设一个尊重国际准则、互相支持的多极化世界。今年1月，胡锦涛主席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签署了联合声明，双方表示了要进一步加强政治对话、具体实现两国在经济、工业和科技领域的特殊合作关系的共同愿望，从而促进了法中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我将带着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的愿望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希望此次访问使法中双边关系更上一层楼，造福法中两国人民，并就世界极其未来达成共识。
新华社记者：1997年您与江泽民主席共同确立了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您此次访华前夕，胡锦涛主席刚刚访问了法国，两位元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互访，标志着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您对这种伙伴关系的发展有何评价？在当今世界，法中伙伴关系有何特殊意义？
希拉克：经过七年的努力，我们建立了堪称典范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由于江泽民主席的远见卓识和坚定信念、由于胡锦涛主席的积极推动，法中两国关系正在相互信任、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这一伙伴关系首先基于坚定的信念。新世纪之初，组成多极世界格局的各极应该创立一种和谐、和平与均衡的国际关系。正是这种多极化趋势使法中两国在处理许多重大国际问题的时候走得更近。理所当然，法中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近年来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经常持一致立场。法中两国都愿意致力于世界经济更加均衡发展、进一步改善人类生存条件与保护生态环境。我们联合一致，积极参与消除饥饿、贫困和疾病的国际行动。法中两国都希望世界经济与金融的调整更趋稳定，特别是给予新兴经济力量以足够的地位。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们两国的伙伴关系，今年1月胡锦涛主席和我签署联合声明，表达了进一步加强政治对话、具体实现法中两国在经济、工业和科技领域特殊合作关系的共同愿望。声明特别强调，法中两国决心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特别是能源、航空航天和陆路交通等领域建立企业伙伴关系。这是法中伙伴关系平衡发展的一个新的重要步骤，而法中伙伴关系平衡发展将以联合创办企业和大规模技术转让为基础。法国政府和企业都已全面动员，争取让这一新的重要步骤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记者：最近，有些欧美媒体认为法国正在衰落，您对此有何评价？在扩大后的欧洲，法国能否一如既往地发挥“发动机”作用？在多极化世界，法国的作用又将如何？
希拉克：追求尽善尽美，拿自己的模式、体制和表现与别国相比以使自己日臻完美，欧洲人莫不如此，法国人尤甚。这其实是一个优点。有关法国衰落的讨论，反映出欧洲社会永远在对自身命运进行反思。应该说，这也是社会有活力的表现。实际上，法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和带动欧洲科技事业进步的创新精神，许多法国企业在工业和服务领域都居世界领先地位。值得一提的是，不少由法国带动的欧洲科技项目、如“伽利略”计划和“ITER”等还得到了中国的参与。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法国社会的模式仍有一定借鉴意义。当然，它也有许多方面需要适应新形势，但它确保本国公民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公共服务和医疗条件，为世人所称羡。正因如此，法国始终是世界上吸纳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
在当今世界陷入行为准则危机的情况下，法国的声音备受关注。无论伊拉克、中东还是达尔富尔，法国始终坚持务实、团结和法治的精神，并试图成为这种精神的代言人。法国希望在建立以“集体责任”为基础的国际新体系过程中发挥带头作用。法国在国内外诸多方面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法国坚持与其合作伙伴一道，探索新途径，寻求新办法，发挥促进作用。这是我们推动欧洲建设的本意。欧洲建设使拥有悠久历史的欧洲人民自愿结合在一起，这是前所未有的尝试。也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力主对联合国进行改革，强化它的作用。
50年来，法国在欧洲范围内尽职尽责，从无松懈。在扩大成25国的欧盟，法国仍将自己尽职尽责。在扩大和深化的欧盟，法国还将更进一步努力以推动世界多极化建设。如今，法国积极主张消除中国与欧盟伙伴关系发展进程中的障碍。法国非常重视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主张建立多极化世界，可当今国际事务中超级大国依然不能放弃其单边主义的做法。法国及欧洲的雄心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此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法国推崇文化多样性，力主在国际舞台上行动的多元化。法国认为，文化特性必须受到尊重，还必须承认文化资源不同于其他产品。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法国与中国一道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尊重文化多样性问题通过一项公约。
文化多样性和世界多元化同出一理，即，整个世界应该建立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聚集在普遍价值观的周围，同时又保持其多元性，通过沟通和对话达到相互充实共同繁荣的目的。我们坚信，在世界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今天，相互作用日趋复杂，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唯有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对话和磋商、并充分重视公民社会，才能确保证世界的稳定。法国及欧洲的雄心，与连结欧美伙伴的传统互助关系丝毫不矛盾。相反，我认为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但话又说回来，我们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并不排除有某些分歧。所谓盟友和朋友，并不意味着事事苟同，而是要各抒己见，对方如采取危险战略还要提出警告。伊拉克危机期间我对美国朋友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盟友关系的关键在于，有了分歧还能平心静气地讨论。法国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就是探讨和解决分歧的合适场合。
新华社记者：您访华期间将为在中国举办的“法国文化年”揭幕。法国将向中国公众展示哪些文化瑰宝？人们常说中法文化多有共通之处，您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对此您有何评价？
希拉克：我们希望在中国举办的法国文化年充分体现创新、革新和欢乐的精神，将法国文化的精粹展现给中国人民。中国各大城市将举办200多场活动，向中国各个层面的公众展示法国今天的方方面面。从盛大群众性活动、文化瑰宝展览、电影节、摄影展到音乐会、研讨会、科技活动……法国文化年将通过丰富多彩的节目展现一个勇于革新、善于创新、群英汇萃的法兰西。我们也希望以法国文化年活动为新的契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推动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对话，进而有利于建设一个和平、互助的世界。
新华社记者：在您看来，互办文化年是否有助于推动法中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具体将会表现在哪些方面？
希拉克：这不是法中互办文化年的初衷，这一举措首先是政治和文化。当然，文化活动定将产生全方位的影响，使源远流长的法中关系上升到新的高度，使两国百姓间关系更加紧密，使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伙伴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法国文化年期间，两国将启动一些大型科技合作项目，如同济大学中法科技学院和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也希望法国企业利用法国文化年之机探寻合作空间，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我想，这也是法国和中国企业热情赞助文化年活动的动力。具有世界规模的中国企业TCL与法国两大高科技集团--汤姆森和阿尔卡特的合作就是一例。三大集团一联手，就诞生了世界第一大电视生产商和最主要的电话制造商。
布莱尔：英中合作前景光明（2005年9月5日）
英国首相布莱尔于9月5日至6日访问中国，英国也将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参加即将在北京举行的第八次欧中峰会。9月3日，在出访前夕，布莱尔接受了中国驻英记者的书面采访。
问：关于中欧北京峰会的期望。
答：面对在全球范围出现的问题和挑战，欧盟和中国进行更深入和更广泛的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今年是欧中建立外交关系30周年，我们是在30年成功合作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第八次欧中峰会将加强双方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关系的新的发展议程将致力于应对全球政治与安全问题，也包括增强在人权、贸易、科学与技术、社会事务方面的对话。这种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将在21世纪继续提高。
布莱尔说，我很高兴胡锦涛主席能参加G8峰会讨论。本次欧中峰会上，我们将进一步讨论气候变化问题。同时我们也期待着贸易关系的进展和在移民问题上更为密切的合作。所有这些合作，将使欧盟与中国之间获得更好的理解和信任。在这一进程中，除了政治上的努力外，商界和民间组织也将参与其中。欧中企业峰会将是一个促进商业联系的极有价值的机会。
问：关于进一步加强英国与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答：与中国的关系对英国具有重要意义和优先的地位。我们与中国有着广泛的交流，因为中国对我们的影响巨大，而这种影响力还在不断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为英中双边贸易与投资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伴随着影响力的增长，中国也应更为积极地参与解决全球问题。2004年5月与温家宝总理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指出，我们应该在建立政治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更加广泛、深入的合作。
问：双边关系发展的潜力。
答：双边关系发展的潜力很大。2004年5月以来，我们已经增强了相互的理解，并在贸易、旅游、非法移民、维和部队、环境、科学与技术、人权、法治与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合作。这些进展显示，两国关系前景光明。9月6日的英中峰会将把这种伙伴关系向前推进。我们将围绕全球挑战问题进行更重要的讨论。
问：就中英双方在各领域的进一步合作。
答：从政府、民间协会和基层组织，到商界人士的活动中，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关系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在广泛的领域里分享我们的创造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想考虑与中国合作应对贫困和健康问题。
布莱尔说，英中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是一个关键的领域。我们将在G8峰会的基础上，11月在伦敦与中国建立进一步建设性的对话。要在清洁技术行动计划的许多领域取得进展，中国将是一个关键的伙伴。我们正在与中国、欧盟合作，就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能源需求不断增加过程中如何推进技术合作和使用新的清洁技术进行磋商。
布莱尔说，英国与中国的贸易投资关系有着雄厚的基础。去年双边贸易总额近130亿英镑，英国是欧盟在中国的最大投资国。与此同时，中国在英国的投资也增长很快。我们期待看到中国在另外一些领域与英国进行更大规模的合作，如金融服务、能源、信息和通信技术、保健和水资源等领域。
问：关于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令。
答：我们正在与欧盟伙伴讨论现代化武器出口的控制，包括重估1989年对中国的武器禁令。在对武器禁令做出决定前将需要在欧盟内以及与其他国际伙伴进行更多的磋商。
问：关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答：英中双方正就这一问题进行接触。我们承认它的重要性，希望中国将能够提供更多信息，以使欧盟委员会在此问题上做出一个积极的决定。
问：关于中国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
答：我们欢迎这个决定，相信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