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上帝与前辈同在
培养一个人才需要十年，可培养一种信念却需要几十年甚至更久。默多克能有今天的传媒王朝，其个人才智与拼搏当然是必需的，但家族信念的支撑与影响绝不可少。
第一章祖父的上帝之光
如果要激励人们，你必须进入到他们的头脑和心灵之中。
——鲁伯特·默多克
曾祖父：苏格兰教会的“反叛者”
当年过古稀的鲁伯特·默多克仍然不知疲倦地飞行于世界各地，兢兢业业地维护着自己覆盖全球的庞大的传媒帝国时，人们心中的一个疑问也因为他永无休止的传奇般的进军征途而不断地神秘化：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梦想在支持他在传媒之路上奋斗不已？
鲁伯特·默多克，这位传媒产业巨头，以他独特的执拗强硬和精明圆滑、赌徒般的冒险精神和不服输的辛勤耕耘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让人们陷入了巨大的争议：在他被尊称为全球性媒体新闻集团首领的同时，更是许多人心中恶魔的化身。众说纷纭的背后是，人们想了解他，但同时人们又非常缺乏对他的了解，或许是默多克身上存在的多种因子，有偏执、有理性，还富于冒险精神，多方面的性格让默多克成为一个复杂的个体，默多克是多层次的，无法评价。于是，为默多克写传记的作家威廉·肖克罗斯也只能用这么一句话评价，“他是地球上最强大的人之一”。
在鲁伯特·默多克的性格里，既有超乎寻常的赌博本能，又有某种执拗的清教主义。他的外祖父鲁伯特·格林是一个八面威风、迷人并有一半爱尔兰人血统的赌徒。他的祖父帕特里克·默多克是苏格兰自由教会坚定的顶梁柱。鲁伯特·默多克矛盾的本性里不难找到二位先祖遗传的痕迹。从苏格兰自由教会的祖先那里，他似乎继承了对英国统治集团及其传统深刻的、始终不渝的反感。
提起默多克，人们马上联想的肯定是传媒帝国。可在三代以前，他的家族还是一个传教士家族。他的曾祖父詹姆斯·默多克和祖父帕特里克·默多克都是牧师。
1843年5月，苏格兰教会的450名牧师和一些神学院的学生，因不满英国国王对教会的控制，在一个名叫托马斯·查尔默（1780—1847年，苏格兰福音派的领袖。在他的领导下，福音派的势力迅速增长。到1841年，由群众捐款修建的新教堂达220座，能够接纳更多的信徒，满足他们的宗教需要）的牧师的率领下，宣布同苏格兰教会断绝关系，并组织成立了自由苏格兰教会，从而震惊了整个基督教世界。
在这些激进的“反叛者”中，有一位名叫詹姆斯·默多克的牧师，他就是当今国际传媒业巨头、世界报业大王鲁伯特·默多克的曾祖父。
詹姆斯生于1817年，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反叛”运动达到高潮时，他才26岁，正值英气勃勃之年。与其他的牧师一样，他也是自愿放弃了薪金和教堂，住到了临时搭起来的简陋住所里。在1843年那个寒冷难挨的冬天，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许多同伴先后死于贫困。
所幸的是，新成立的自由苏格兰教会很快便得到了世界各地众多信徒们的支持。在当地原苏格兰教会的信徒中，有1/3以上追随新教会。
此外，新教会还得到了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各国的“长老会”教派的大量捐助。从1843年到1846年几年间，自由苏格兰教会筹集到的资金超过了100万英镑，这在19世纪40年代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
到1847年底，新教会已经建立了700多所教堂，并在爱丁堡新建了一所神学院，作为自己的总部。这也宣告了他们挑战原苏格兰教会和伦敦政府的胜利。詹姆斯于1846年被任命为苏格兰的一个小渔港匹茨里格的教士，并于两年后与一位名叫海伦·纳姆斯的姑娘结了婚。
祖父：福音洒向墨尔本
1850年，海伦生下了当今报业大王的祖父帕特里克·约翰·默多克。
帕特里克从小就生活在母亲的膝旁，并在父亲的布道坛前接受着反英、反正统势力的教育。到了十几岁时，他进入了自由教会所建的神学院。
自由教会的教士们使他在那里不仅学习了神学，还学会了从内心深处厌恶英国的所谓“绅士”，仇视英国保守党人，痛恨英国教会的等级制度。
尽管他对英国正统势力的痛恨带有某些偏执和狂热的成分，但他本人绝不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野蛮人。与自由教会其他的“福音传播者”一样，帕特里克也坚决否认自己是一个“异端分子”，而是把自己看做是老苏格兰教会真正的遗产继承人。
帕特里克成长的文化是加尔文主义的，非常民主，社会开明，自力更生，讲究实际和充满活力。他成为伦敦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传道士的助手。1878年，帕特里克本人也终于成为一名教士，被委任为阿伯丁郡二个小渔村克鲁登的牧师。1882年，当了四年牧师之后，帕特里克与安妮·布朗成婚。又过了两年，即1884年，他收到了一封来自遥远的澳大利亚墨尔本自由教会的邀请信。当时，苏格兰向南方大陆的移民活动方兴未艾。1884年10月，帕特里克举家到达墨尔本，距英国的第一批囚犯被流放到新南威尔士差不多刚好100年。
澳大利亚，这块南半球古老的大陆，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几乎一直沉睡着。在15世纪之时，中国航海家们的足迹已遍布锡兰（今斯里兰卡）、爪哇、东非等地。明朝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期间，曾经派人去澳大利亚，并在现今达尔文港附近雕刻了石像，埋藏于地下。这个石像现今已被挖掘出来，并保存于该市博物馆里。
欧洲人发现澳大利亚的存在已经是17世纪的事了。1606年，荷兰探险家威廉·詹斯绘制了昆士兰州约克角西部的海岸图，这是欧洲人接触澳洲的最早记录。同年晚些时候，西班牙探险家路易·凡，托雷斯航海经过了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的海峡。1642年，又有一位名叫阿贝尔·塔斯曼的荷兰船长进入了南澳大利亚水域，他将所看到的这一大片陆地称为“新荷兰”。此后，占领着印尼的荷兰人经常因偏离航线而驶入澳大利亚水域，但他们当时认为这一地区没有什么商业价值，因而一直没有进行认真的考察，更没有正式占领。
1688年，威廉·丹皮尔成为在澳洲海岸登陆的第一位英国探险家。
但直到1770年，才有另一位英国人——詹姆斯，库克船长——乘“恩德沃尔”来到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博塔尼湾，将科学考察之行扩展到南太平洋，以进一步绘制澳洲大陆东海岸图。他在一个小岛上升起一面英国国旗，正式宣布把他所发现的地区统统划为英国领士，并把这一地区称为新南威尔士。
1783年美洲殖民地发生革命后，英国人失去了来自美洲的原料和粮食供应，出现严重的食品短缺。时值工业革命初期，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流落于城中，犯罪现象急剧增多，以致如何处理犯罪人成了困扰英国政府的一大难题。当时的社会改良者向政府提出了一项“伟大的”建议——消除犯罪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罪犯驱逐出这个社会，流放到另一块大陆去。
1787年5月13日，由阿瑟·菲利浦船长率领的英国皇家海军第一舰队，浩浩荡荡地从普茨茅斯港起航，前往澳大利亚的博塔尼湾。这只由11艘船只组成的舰队，押载着586名男犯，191名女犯。这些船还搭载着13个犯人的孩子、211名水手和英国政府官员以及46位随行家属。
此外，还有一位总督和9名随员。1788年1月18日，船队到达了库克船长所发现的博塔尼湾。
但是，菲利浦船长认为这个地方不甚理想，于是带领船队继续向北航行，从而发现了一处世界上少有的天然良港杰克逊湾。1月26日，他们开始在这里采石造屋，建成三层石楼，作为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总督府，建立起了澳洲大陆第一个永久性的殖民点，并以当时负责殖民事务的英国住房部长洛德·悉尼的名字来命名这块地区。从此以后，澳大利亚就成为英国政府流放罪犯的固定地区。
直到1850年，也就是帕特里克·默多克出生那年，英国政府才取消了这一做法。到19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整个社会的文化和经济生活都还非常落后，在欧洲人的眼里，那里依然是一块“蛮荒之地”。
澳大利亚的繁荣始于1851年。这年4月，有一个名叫爱德华·哈格拉维斯的人在新南威尔士的一个山谷里发现了黄金。很快，在维多利亚和昆士兰也发现了黄金。这一消息迅速传遍整个世界，无数的欧洲人、美洲人和中国人蜂拥而至。到1861年，澳大利亚人口总数从1850年的40万增加到120万。
这股“淘金潮”自然也波及苏格兰，许多苏格兰人带着“发财梦”移民到了澳洲。而刚刚从苏格兰教会分离出来的“自由苏格兰教会”也随着这股移民浪潮在澳大利亚落了脚，先后在悉尼和墨尔本建立了分部。墨尔本是在1835年才建立起来的一个小镇，起初叫菲利浦港。1837年，为纪念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廉·墨尔本，才起了现在这个名字。
1851年，在维多利亚发现黄金以后，墨尔本成了维多利亚的首府并迅速繁荣兴旺起来，从一个小港口变成了一个商业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与当地淘金者云集于此，进行黄金和其他商品交易。到1880年左右，“墨尔本，美妙的墨尔本”已经拥有约50万人口，不仅成为澳洲大陆上最大的城市，而且也跨人世界大城市的行列。由于教区人口的迅速增多，墨尔本自由教会倍感力不从心，要求苏格兰的“总部”给予支持，派遣最好的牧师前来工作。
然而，当帕特里克·默多克来到墨尔本以后，发现这个城市的情况并不那么“美妙”。整个城市拥挤不堪，大街小巷吵闹、肮脏。
“淘金潮”已经过去，经济萧条和干旱折磨着这个城市。每天的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很低，几乎没有什么法律保护工人，电灯也只是刚刚出现，用水仍然以贮存在蓄水池中的雨水为主。
帕特里克·默多克的蓝砂岩石教堂位于威廉大街和朗斯代尔夫街的街角处，后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这里建起了无线播音室。帕特里克个头很高，宽肩膀，腰板很直。他喜欢高尔夫球和保龄球。他是一位热情洋溢的布道者，不喜欢冗长的布道。他的布道充满了基督徒式的风趣，无论男女老幼都能够感受到他的个性的魅力。一个牧师同事说：“他和其他几个人塑造了澳大利亚的精神，形成了当今澳大利亚长老派教会的方针。据说，男女老幼都被他巨大的人格力量深深地吸引住了。”到墨尔本三年后，他又转到了墨尔本郊区坎伯韦尔的三一教堂做主教，在那里一直待到1928年12月退休。
帕特里克·默多克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他卷入了教会和国家的政治斗争。1898年，他被选为维多利亚教会的司会。1905年，他又当选为澳大利亚教会最高机构——澳大利亚总会的司会。他还在国家中学宗教教育皇家委员会任职。他也是参与制定今天澳大利亚长老派教会宗教政策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帕特里克还是新闻自由坚定的支持者。他把它称之为“暴政可能最强大的敌人”，并说：“没有哪一个独裁者能够容忍他的人民对他的行为进行自由的议论和广泛的宣传。”
1890年，帕特里克离开人世，此时的鲁伯特仅仅9岁。在鲁伯特的记忆里，老年的帕特里克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喜欢一个人独自坐在花园的一个柳条编织的椅子上，晒着太阳，读着书报，对自己和其他几个兄妹和蔼可亲。
外祖父的冒险本性
鲁伯特·默多克的外祖父鲁伯特·格林，孩子们一致称他为“受欢迎的格林”。他与帕特里克·默多克的“独来独往”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
外祖父总爱带着孩子们在附近四处闲荡，从不拒绝孩子的要求，给他们买冰激凌。当他们不听父母的话时，外祖父也不予以纠正，有时还鼓励他们。每当孩子们做了坏事，他总是积极为他们辩解，帮他们开脱。他让他们开他的汽车到那些骑自行车难以到达的地方，甚至有一次海伦开汽车径直穿过一个邻居家的围栏。他是那种每一个孩子都梦想拥有的老人。鲁伯特·默多克的母亲伊丽莎白后来说到她的儿子：“从他父亲凯恩这方面说，他是个完全的苏格兰人，这对鲁伯特有好处；但他可能从我家这方面继承了多动和风趣，可能鲁伯特从我父亲那里继承了冒险的本性。”
默多克本人也说，父亲凯恩·默多克很担心外祖父格林对他的影响：“我父亲认为，外祖父粗野无理，又是酒鬼加赌徒。为了家庭生活幸福，他都容忍了外祖父的行为。我父亲的一个噩梦就是我将变得像我的外祖父。我可能确实是这样。”
鲁伯特·格林的父亲，也就是伊丽莎白的祖父威廉·亨利·格林，是一位爱尔兰铁路工程师。他后来到了英格兰，然后于1860年左右移民来到澳大利亚，被任命为铁路助理督察员。他与芳妮·格沃特结婚。芳妮的父亲叫乔治，生于1798年。由于乔治的身体不好，被父亲送到了澳大利亚。10年后，他结了婚并有了4个孩子，他们住在墨尔本附近。在这里，他的女儿芳妮遇见了威廉·亨利·格林，并同他结婚，于1870年生下了鲁伯特·格林。
鲁伯特·格林小时候营养不良。他在学校里没有学到什么。长大后，他成为一名羊毛专家，为一家新西兰公司服务。他的同事们都非常喜欢他。他花钱没有节制，嗜好赌博，不是赌马就是赌牌，总是背着一屁股债。他与兰西·福思结婚。伊丽莎白是他的第三个女儿，鲁伯特·格林非常疼爱她。
鲁伯特·格林的赌博瘾头太大，以致他的妻子不得不把房子出租出去，而将全家搬到公寓里去住。生活来源从来就没有保障。伊丽莎白从小就老是提心吊胆，为生活担心。后来，鲁伯特·格林在墨尔本最大的赛马俱乐部当发令员，这才限制了他的赌博，但他仍然是一个很粗鲁的人物。无论是在哪一个方面，他都与帕特里克·默多克和凯恩·默多克格格不入。
但我们不能不认为，默多克继承了祖父与外祖父的各种特质：执着、勤奋、崇尚自由，再加上赌徒般的冒险精神，让他站在这个世界的最巅峰。
默多克喜欢通过兼并不断拓展自己王国的疆界，不过他总是在看好之后才出手。对此，他有着独到的见解：“动手最快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成功。”这似乎与当前网络业流行的法则有些矛盾。因为默多克不是一个喜欢泡沫的人，他像澳大利亚最淳朴的农民一样要求实实在在的成就。
第二章在父亲的指引下
任何社会或机构，若期望辉煌的过去仍能保障他们不受科技演进逼迫，其命运只有失败并遭淘汰。
——鲁伯特·默多克
牧师家庭里走出的记者
与帕特里克的移民经历不同，鲁伯特的父亲凯恩·默多克是个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凯恩·默多克出生于1885年8月12日，此时的帕特里克来到澳大利亚还不足一年。帕特里克和安妮·默多克育有7个孩子。
凯恩是第二个儿子，排行第三。他从小就有口吃的毛病，情急时甚至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在学校，同学们常常嘲笑他，拿他开玩笑，害得他经常流着泪跑回家，这使得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很不幸福。
与帕特里克的传教士经历不同，凯恩·默多克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记者，并终其一生从事传媒事业，这为鲁伯特的传媒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学毕业后，凯恩·默多克决定不上大学，并告诉父亲他的愿望是从事新闻业。帕特里克对此并不感兴趣，但还是给他的一个朋友，墨尔本《时代报》的老板西姆讲了。西姆给凯恩安排了一份工作，让他负责市郊一个叫马尔文的小区的新闻报道工作。
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第一家报纸是《悉尼新闻与新南威尔士广告报》，于1803年正式发行。它是由当时英国派出的殖民总督提议创办的一家官方报纸。每周出版一期，每期四版，每份6便士。其主编为澳大利亚报业之父乔治·豪。乔治·豪原为英国《泰晤士报》的排字工。因为一次在布店的偷摸行为而被判流放，随库克船长的“囚犯船”来到澳大利亚。
由于当地无人懂得印刷技术，他的一技之长又使他当上了印刷工，为殖民当局印刷命令和通告，随后又启用他创办了这份官方周报。该报除刊载官方公告外，还报道当地新闻和欧洲消息。
1824年，澳大利亚又出现了第一家不受政府检查的报纸《澳大利亚人报》。其创立者为威廉·温特沃思和罗伯特·沃德尔。它的宗旨是为前流放人犯呼吁，争取正当的权利。不久，较开明的殖民总督布里斯班回国，接替他的是同情地主的达林。为了讨好地主富豪，达林加强了对报业的控制，规定报纸开业须经官方批准。凡被认为犯有亵渎罪和煽动罪的报人将被驱逐出澳大利亚境内，而且所有报纸都必须交纳印花税。报业的生存环境开始恶化。然而，尽管殖民当局控制严厉，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洗礼，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的报业还是有了较大的发展。1848年，澳大利亚有日报11家。
在澳大利亚新兴的近代报纸中，影响最大的有《悉尼先驱报》和墨尔本的《时代报》。《悉尼先驱报》创办于1831年，最初是周报，每份报纸卖7便士，比其他报纸都便宜。其内容和形式受英国报纸的影响很深，比较注重金融、商业新闻，以分类方式处理广告，在中产阶级中有一定的影响。到1836年，它已经从开始时的750份增加到1600份，而且增加到每周两期。1840年，该报从德国引进了一种新的半旋转式的印刷机，从而使它变成了日报，每天印刷3000份，价格也降到了6便士一份。
1938年，正值悉尼庆祝它建城50周年时，英格兰瓦尔维克郡的一个小出版商费尔法克斯仅揣着10英镑移民来到悉尼，他曾在《悉尼论坛报》工作，并自己出版了一份副刊。1844年，他买下了这份报纸，扩大了版面，并将名字改为《悉尼论坛晨报》。同时，他还引进了当时刚发明不久的科佩尔式印刷机。1856年的最后一天，他成立了约翰·费尔法克斯父子公司。这家公司垄断了悉尼报业许多年，一直到默多克的出现。
该报自创刊以来，有一百几十年的历史，是澳大利亚迄今仍在出版的最老报纸之一。
凯恩·默多克供职的《时代报》创刊时间则晚得多，它由约翰·库克兄弟于1854年创刊于墨尔本。两年后，其所有权转入西姆家族手中。该报从创办之日起，就几乎成了革命的喉舌，其主要的攻击目标就是澳大利亚的殖民总督，它宣称是“一份政治、商业和慈善性的报纸”，政治态度为“自由派，目的在于扩大自由公民权和发展代议制”。在内容上，《时代报》创刊之初，就显示出其维护贫苦工人利益，抨击殖民当局暴力行径的正义本质，结果导致广告商的联合抵制，被迫低价出卖。之后的《时代报》靠工人捐款，继续出版，仍不断指责政府和地方当局，批评腐朽昏庸的总督。1856年，西姆和戴维兄弟二人买下该报，增添了新设备，仍然不惜代价地反抗传统的权势集团。19世纪60年代，广告人有组织的抵制使它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该报以增加订阅量来弥补广告收入的损失。该报是坚定的自由派支持者，其权威与日俱增，逐步发展成为澳大利亚的首要报纸。值得一提的是，该报还是历史上第一批发起环境保护运动的报纸之一。它甚至宣称：“谁毫无道理地砍下一棵树，谁就在犯罪。”它还支持土著民族的权利，要求当局把强占的土地归还给他们。到20世纪初期，该报又为澳大利亚的独立而战。1966年，该报所属的戴维，西姆公司和约翰·费尔法克斯公司结成合伙关系，西姆家族对该报仍有巨大影响。该报注重对独家新闻、各种运动、新闻专栏的深入报道，该报被誉为“现代新闻事业中能作出最为简洁陈述的最后一个堡垒”。
在《时代报》期间，凯恩·默多克工作很努力，而且他发现，他的口吃往往还能够引起他所采访的人的同情。他生活得很节俭，甚至可以说是吝啬。他将每一分钱都存起来，为的是能够有一天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并且想办法医治他的口吃。到1908年，也就是23岁时，他已经攒了500英镑。这笔钱已足够他买一张去伦敦的船票，以及一年的生活费用。
但是，仰慕已久的伦敦却使他大失所望，他的理想很快就破灭了。
在伦敦，他既没有找到能够医治他口吃的办法，也没有寻求到他理想中的事业，甚至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住房，交上一个诚实的朋友。远离亲人和家庭的凯恩·默多克感到孤独和压抑。他特别想家，别人给他写的引荐信毫无帮助，而且他发现根本无法跻身英国新闻界或治愈他的口吃。他孤身一人生活，自己在环形轻便煤气炉上用袖珍折刀烤面包吃。
他越来越想念他的家人。于是，他在伦敦痛苦地生活了一年多后，于1910年途经美国返回了墨尔本。
墨尔本的《时代报》重新给了他一份工作，到1911年年底，他的工资已经从以前每周4英镑涨到了7英镑。1912年，他又成了悉尼一份很活跃的晚报——《太阳报》驻墨尔本的特约通讯员和记者，他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最仰慕的是两位工党领导人安德鲁·费舍尔和威廉—莫里斯·休斯。费舍尔也是他父亲帕特里克的朋友，在1908年—1915年担任澳大利亚总理。而休斯在1915年—1923年接任总理。他们对澳大利亚命运的信念鼓舞了年轻的凯恩·默多克，使他成为他们的思想观点忠实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凯恩·默多克不再将自己看作为一个苏格兰移民的后裔，而是一个“澳大利亚人”。
一封改变历史的信
1915年4月25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的两个师在达达尼尔海峡加利波利的一个荒凉的岩岸登陆。他们遭到了由穆斯塔法·凯末尔指挥的土耳其军队的沉重打击，死伤达16万多人。谁应当为此血腥的屠杀负责？许多澳大利亚人认为是英国将军们的责任。这是传说的第一部分。而第二部分是，只有凯恩·默多克准备说出事实真相。
这个故事基本上是这么说的：年轻的凯恩·默多克一位勇敢的战地记者，因为对英国人的命令感到不安，奋不顾身地来到加利波利海滩，不禁被士兵们的痛苦和英国人的指挥无能惊呆了。他不顾英国人的“军事审查”，记录下了真实情况。结果，正如英国司令官所回忆的，对土耳其的战争被迫放弃了，英国的总指挥官被撤职，并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此次战争。有时候人们甚至说，默多克导致了英国政府的垮台。这个故事需要研究，不仅它本身很有价值，而且凯恩，默多克对他唯一的儿子鲁伯特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派出了人数多达33万的志愿者，参加了一些激烈的战斗，伤亡率甚至高于许多欧洲参战国家。
1915年4月25日，协约国军队在奥斯曼土耳其的加利波利半岛登陆。协约国登陆部队主力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还有一个法国师和英印部队，共约七万八千人。协约国军登陆后遭到土耳其军的猛烈抵抗，加上登陆地形不利，损失非常惨重。经过旷日持久的战斗，协约国一直无法突破土军防线，被迫于1916年1月9日全军从加利波利半岛撤退。
协约国先后投入近50万部队，伤亡达26万余人。土耳其军亦投入50万部队，伤亡约25万余人。战役中共有七千六百名澳大利亚士兵和两千五百名新西兰士兵阵亡，两国因此将4月25日定为澳新军团纪念日。
1915年，凯恩·默多克被任命为澳大利亚一家新闻机构驻伦敦的记者和编辑，他父亲的老朋友、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安德鲁·费舍尔授权他在去伦敦的途中，在埃及停留一下，以便调查澳军关于他们的信件延误的抱怨。
在开罗，凯恩给达达尼尔远征军司令官汉密尔顿将军写信，要求允许他采访加里波利前线。他向司令官保证，将遵守新闻检查规定。汉密尔顿同意了。
1915年9月2日，凯恩到达了汉密尔顿将军的司令部，这是联军登陆后约4个月。汉密尔顿后来回忆时说：“一位眼珠黑黑的、思维敏锐、很会讲话的年轻人，他说他对士兵和战斗一无所知。”他还对汉密尔顿解释，他对澳大利亚的责任，以及为什么用笔比用来福枪做得更好。这些使这位英国将军感到有些不舒服。
凯恩在那个地区呆了不到一周，大部分时间呆在记者站里。在那里，他与伦敦《电讯报》的记者埃里斯·巴菜特混得很熟，成了好朋友。巴莱特同样也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战地记者，消息灵通，他将自己听到的所有重要消息都记录下来，并透露给凯恩。
一天，巴莱特告诉凯恩，他准备给英国首相赫怕特·艾思奎斯写封信，抗议这场战争的指挥情况，并将此信的副本给了凯恩一份。但是，不幸的是，汉密尔顿知道了该计划，他驱逐了巴莱特。此时，凯恩已经离开了前线。于是，汉密尔顿又给伦敦的战争办公室打电话。当凯恩到达法国马赛港时，他遇到了一位英国情报官员，这位官员迫使凯恩交出了那封信和记者证。
在紧急情况下，凯恩给自己的总理费舍尔写了一封长信，这是一份非常有力的文件。这封信的语言尖刻，夸大其辞，有许多不实之处，将伤亡夸大了40%。他在信中还没有根据地指责英国军官，说如果士兵掉队，他们就“朝自己人开枪”，说他们把年轻人投入了战争游戏，这些士兵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我不应评价汉密尔顿，但事实是明摆着的，有无数的事例可以证明他的无能，他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以无能来谋杀。”与此相反，他赞扬了澳大利亚人，“我可以告诉你许多关于澳大利亚军队的真实情况。”
凯恩原打算只把他的信给澳大利亚总理，但在伦敦，他将他的故事告诉了《泰晤士报》的一个编辑。该报的老板是洛德·诺斯克利弗，他于1908年买下了《泰晤士报》，成为最早的报业大王之一。他一直反对英国政府在达达尼尔的角逐，而这位记者的信，成为诺斯克利弗用来向政府施加压力的工具。
在诺斯克利弗的鼓动下，凯恩将他给费舍尔的信的副本寄来了，成为一份内阁文件。经过英国内阁的讨论，认为凯恩的信虽然有一些错误，但必须采取某些行动以改善达达尼尔的情况。
尽管汉密尔顿将军力图证明这封信里所说的许多情况都是不真实的，但他还是被撤换了，取代他的是查尔斯·蒙罗将军。不到3个月的时间，澳大利亚军队从这个半岛撤出了。很难估价凯恩这封信的影响。这一系列事件使凯恩在伦敦和澳大利亚都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
幸运的是，直到凯恩去世15年后，这封信才被公开发表。他后来也承认，他犯了一些错误，夸大了事实，并为此感到遗憾。从他第一次访问英国时，他就对英国人非常痛恨。当时，他在伦敦没有找到医治他口吃的办法，又没有工作，他把罪责推到了英国人身上，而澳大利亚士兵在距离海滩三英里远的地方“遭受屠杀”也加深了他的这种仇恨。
1989年，当鲁伯特被问及他父亲的那封信时，他回答说：“这看上去也许不公平，但那封信，确实改变了历史。”
1990年3月3日，伦敦的《泰晤士报》刊载了两篇长文，纪念加里波利登陆战役75周年。第二篇文章的标题是《终止了一场战争的记者》，颂扬凯恩·默多克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称他“几乎是一手停止了战争”。
由于他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凯恩在澳大利亚成了一个著名人物，一座纪念碑。他的儿子鲁伯特·默多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了不起的英雄。
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最有名的作家西德尼·诺兰曾描述过加里波利的故事，“作为现代澳大利亚伟大的里程碑，是当时澳大利亚人都经历过的感人至深的事件”。20世纪80年代，鲁伯特资助拍摄了一部爱国主义影片《加里波利》。凯恩在伦敦度过了战争其余的时间，他对他的“杰作”自鸣得意。
国玎成
在比利—休斯接替安德鲁·费舍尔担任澳大利亚总理之后，他任命凯恩—默多克为澳大利亚驻伦敦首席非官方通讯员。当休斯来到伦敦时，凯恩举行了超级私人晚会，有劳埃德·乔治和诺斯克利弗参加，凯恩的感觉简直是妙极了。诺斯克利弗勋爵将那些难以抵抗的通俗的诱惑元素引进了他的报纸，这些元素在各伦敦小报，甚至今天的福克斯电视网和《纽约邮报》都随处可见。那种典型的标题就像这样：“狗会犯谋杀罪吗？”“为什么犹太人不踩脚踏车？”他认为：“办报的目的就是要赚钱，让它讨论大众关心的事情，让它满足公众的需要。”从诺斯克利弗那里，凯恩学到了许多报业知识，例如大规模办报的发行技巧。他后来将这些知识用于自己的事业，并传授给了他的儿子鲁伯特。
凯恩·默多克在第一次访问伦敦时，曾在1909年的帝国新闻联盟会议上见过诺斯克利弗，但当时他还没有机会认识诺斯克利弗。他给父亲写信说，原因是他“没有一件像样的礼服”。
诺斯克利弗成了凯恩·默多克的好朋友，他对凯恩的生活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朋友，又如同父子。诺斯克利弗让凯恩担任了联合电报公司的伦敦分部的编辑，年薪1200英镑，合同是三年。凯恩的工作非常出色，并且将新闻业务扩展到了印度和南非。同事们都认为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热情奔放的澳大利亚人。
到了1920年，凯恩引起了墨尔本《先驱报》和《泰晤士周报》公司总裁的注意。公司总裁给他提供了《先驱报》编辑职位，年薪为2000英镑。诺斯克利弗敦促他的门徒接受了这一职位。
《先驱报》最初是一份早报。1869年，戴维·西姆买下了它。将其改为晚报后又卖掉了，因为他自己有一份早报，即《时代报》，这样就等于消灭了一个竞争对手。当凯恩接手时，《先驱报》的发行量达到约10万份，它的第一版是下午两点半开印。第二版是四点开印，城市外面的故事通过电话传人电话间，记者迅速将稿子念完，以节省电话费，再由电话间打印下来，然后送到编辑部，进行必要的加工、润色，甚至重写，最后才能交给印刷车间，排成铅字，印刷出版。
这份报纸没有竞争力，它的版面设计很差劲，文章缺乏特有的风格，很乏味，内容枯燥，不充实，并且不重视新闻版。有时，印刷负责人会出现在编辑部里，告诉编辑：“文章似乎没有结束”。管理着报纸的是印刷者，而不是记者。
在凯恩·默多克到来之前，记者们被报纸行业的老板认为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几乎是吃闲饭的人。凯恩改变了这些。他认为，记者应当是绅士，而且他自己也试图这样对待他们。很快，他开始张贴公告，每天或是批评某人，或是表扬某人，让记者们知道，他是注意他们的。
当他担任主编后，他开始加强《先驱报》商业方面的管理，并按照诺斯克利弗的建议，开设了一个妇女专栏，建立了竞争机制。他压缩了评论的篇幅，使文章灵活、明快。出于对墨尔本正统势力的蔑视，他甚至进行了一次漂亮的进攻。在他就任编辑的几个月后，在墨尔本的小科林斯大街，发现有一个年轻姑娘遭强奸后，被残忍地杀害了。《先驱报》用很大的篇幅报道这一事件，用大标题，甚至悬赏，要求人们提供破案的线索，这一系列举动使其发行量大增。
在凯恩·默多克的手里，《先驱报》的发行量一年内从10万份增加到约14万份，就连一个批评者都写道：“确实，他干得很漂亮。”但并非每一个人都承认这一点。有人指控凯恩·默多克是一个“黄色记者”，说他把英国《每日邮报》那种方式的新闻带进了澳大利亚。默多克对此不以为然。他在给诺斯克利弗的信中说：“我希望我做到了。”
澳大利亚新闻界的竞争一直是相当野蛮的，他使《先驱报》成为更积极地进行竞争的一份报纸。诺斯克利弗到墨尔本访问了凯恩，在《先驱报》的董事会的成员面前，‘高度地称赞他“为该报纸找到了赚钱的唯一途径”。他说：“你们必须支持他，这个年轻的默多克是值得你们支持的。”
20年代末，凯恩·默多克开始扩大《先驱报》集团帝国。这个集团发行或收购了许多杂志，包括《全球体育》、《澳大利亚住房建筑》、《飞机》、《美丽的澳大利亚》和《野外生活》，等等。1925年，该集团又买下了《先驱报》的对手《太阳新闻画报》，这份报纸也成了《先驱报》集团中最盈利的报纸。
《先驱报》集团的董事们非常高兴。1926年，他们让凯恩成为董事会成员。两年后，他又成了执行董事长。
1929年，他让《先驱报》集团收购了SBD电台，因而也使《先驱报》集团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家进入广播事业的报纸出版商。他还引进了新式的印刷机械，出版了第一份广播画报。
凯恩注意到在美国已经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报纸“连锁店”，他也决心在澳大利亚建立起这样的网络。在他的领导下，以《先驱报》为基础的一个辛迪加，先是“接管”了西澳大利亚，然后又在阿德莱德发动了新的“战争”。经过残酷的竞争，他先是买下了《记事报》，然后又“劝降”了早报《广告商报》和晚报《阿德莱德新闻》。他成了《广告商报》的总裁，《广告商报》成了他的领地，他开始封侯，挑选了一个名叫劳埃德·杜马斯的年轻人担任主编。《广告商报》有限公司和新闻有限公司仍处于独立状态，各自有自己的股东和工厂。
1933年，凯恩加入了阿德莱德新闻公司的董事会。这时，布里斯班的两个早报也加入了这一集团。凯恩还在塔斯马尼亚买下了很大一片森林，并开始创建澳大利亚新闻纸制造工业。这时，他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诺斯克利弗的年轻人”了，他是凯恩·默多克。
整个30年代，随着《先驱报》集团的日渐扩大，凯恩·默多克的权力和影响也在增长。1933年，他被授予爵士勋章，就在这一年，由于心脏病，他躺了好几个月。当身体恢复后，他常常离家外出，拓展《先驱报》集团帝国。
到1935年，凯恩和《先驱报》集团在澳大利亚的65家电台中的11家拥有股份，正如《澳大利亚全国传记词典》中所写的：“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利润、权力或说教——凯恩·默多克促成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媒体网络。”
他还促成了原有的电报公司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集团，即澳大利亚联合通讯有限公司，他担任了该集团的总裁。后来，他又使它成为路透社的一个合伙人。
1938年，他又与悉尼的《论坛早报》一道，建立了澳大利亚新闻纸有限公司，为这个国家生产新闻纸。凯恩已经成为一个“制造国王的人。”在政治上，凯恩转向了右翼，他喜欢称自己是一个“革命的保守派人士”。鲁伯特后来也将这个概念用于他自己。
在20年代末，他就与他的老朋友和保护者、恩人比利·休斯决裂，并转而支持工党领导人约瑟夫·莱昂斯。凯恩·默多克从诺斯克利弗的书里学到了另外一招，开始介绍一些政治家，通常他们都听命于他。在莱昂斯成为“联合澳大利亚党”总理之后，他经常去《先驱报》的办公室与凯恩共进午餐。莱昂斯的一个秘书问他，为什么不让默多克先生来拜访他，“不管怎么说，你也是总理啊！”莱昂斯回答道：“噢！我喜欢默多克。在他的办公室，我会让他高兴，而且我去那里也没有什么坏处。”
1931年末，莱昂斯成为工党政府内阁总理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默多克在幕后推波助澜。作为报答，1933年6月，默多克被授予爵士衔位，跻身贵族行列。然而，莱昂斯也并非等闲之辈，许多人都感到凯恩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影响。
到了30年代末，默多克确信必须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战斗。由于莱昂斯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凯恩开始寻找一个合适的人来替换他。“我把他推上来，现在我要把他赶下去。”他发誓说。几年后，凯恩·默多克的动机再次受到检验。另外一位工党政治家J.T.兰格，曾经两次出任新南威尔士省省长。1957年，他在悉尼的一份报纸《真理报》上撰写文章说：“默多克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思想，需要成为澳大利亚最有权力的人。如果他能够制造总理，然后让总理围着他转悠，那么他就是‘大老板’，就这么简单。”
凯恩爵士和费尔法克斯两家人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友谊，费尔法克斯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新闻界的“大哲学家”。但是，凯恩也许并不那么真诚，他曾经表露过他的真实想法：“我们必须与他们在许多事情上合作，但我现在感觉受到了压抑。”
另外一个伟大的王朝是帕克家族。1939年，弗兰克·帕克，联合出版公司的老板，出现了财政困难。他的《每日电讯报》亏损，而《澳大利亚妇女周刊》还不能填补它。帕克开始同凯恩·默多克谈判，准备将它出售给《论坛报》集团。费尔法克斯一家人对于让凯恩扩张到悉尼很是紧张，他们决定补贴帕克。当时，帕克需要的是将《每日电讯报》的价格提高两个便士，而《悉尼论坛早报》并不需要这样的价格。但为了支持帕克，费尔法克斯在1942年2月同意他的报纸也同时提价，纯粹是为了阻止凯恩。鲁伯特后来说，他父亲教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永远也不要相信任何一个悉尼报纸老板。”
1940年夏，他接受了一个奇怪的任命：鉴于他在加里波利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他成为首席新闻检察官，在罗伯特·蒙泽斯的战时政府中担任情报官。他立刻把时间用于制作新闻公报，在这个国家所有的全国性和商业性电台播放。当时，各报纸已经有自愿的检查员。现在，凯恩公布了一项国家安全规定，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他认为必要，就可以强迫一家报纸刊登他发表的声明，并且必须按他的要求做。这样一来，凯恩·默多克便不可避免地树敌了。
除《先驱报》集团控制的报纸外，几乎每一家报纸都愤怒地抗议。
它们声称，政府正在试图垄断报业。《悉尼论坛报》指控情报部门独裁。随后，一些规定被修改了。几个月后，凯恩辞掉了这一职务，并回到了《先驱报》。他的敌人给凯恩画了一副画像，把凯恩画得如同一个趋炎附势的势利小人，几乎是充满奴性，崇拜像诺斯克利弗这样的独裁者。
鲁伯特·默多克的幸福童年
1931年3月11日，午夜，墨尔本埃文赫斯特私人医院，一个婴儿的哭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等待在产房外的凯恩爵士一听到哭声，就急不可待地想去看孩子。当护士告诉他生了一个男孩时，凯恩欣喜不已。3月14日，《时代报》头版刊出了这则广告，凯恩的这个尚未取名的儿子首次上报，从此与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袭用父亲和外公的名字，得名为凯恩·鲁伯特·默多克。使人一听就知道是凯恩爵士和外祖父鲁伯特·格林两家的后代。但人们为避免与其父混为一谈，一般称他为鲁伯特·默多克。
因为鲁伯特·默多克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凯恩·默多克从小就对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鲁伯特·默多克在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说：“我从小跟在父亲的身边长大。”
从早年开始，年轻的鲁伯特清醒地认识到：随着他父亲在报业的成就与日俱增，父亲的权力、荣誉也随之自然增长。当他出现时，绝对让人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凯恩爵士经常带他的儿子到弗林德尔大街《论坛报》的办公室去玩，鲁伯特每次都很兴奋。新报纸散发着浓浓的油墨气味，印刷机发出隆隆的响声，整个报社的气氛高度紧张。小鲁伯特随意地走动，总能发现新奇的事情。小鲁伯特置身其中，感觉非常非常的好，简直是妙不可言。凯恩要花费许多气力，才能劝说他回家。每次回家，鲁伯特都会向他的姐妹们炫耀他的经历，眉飞色舞地描述报社的情景，并充满向往地说：“出版商的生活是全世界最好的生活。只要小孩子接触它、了解它，无疑都会被它所吸引。”引得他的姐妹们经常抱怨父亲偏爱他，缠着父亲也要去报社玩。
一到周末，鲁伯特喜欢躺在他父亲的床上，看他父亲认真地读报纸，做标记，评出好的和坏的文章。在他日后的报业生涯中，他学习父亲的好习惯，也喜欢做标记。几十年以后，鲁伯特女儿的朋友尼古拉斯·柯瑞奇在他自己写的一本名叫《操纵言论自由的人——纸老虎》书中，一开始就谈到他第一次去鲁伯特家的经历。那是一个早晨，尼古拉斯被鲁伯特的女儿请到家吃早餐，鲁伯特坐在饭桌的另一端，翻看着相当大的一沓周日版的报纸。鲁伯特突然问尼古拉斯：“你看过今天的报纸了吗？”尼古拉斯点点头。鲁伯特继续问。“你认为今天报上最有意思的三则报道是什么？最无聊的三则报道是什么？”就此可以看出鲁伯特的看报习惯。
每到夏天，默多克一家总要去海滩野餐。孩子们在沙滩上玩乐，伊丽莎白则晒晒太阳，准备食物。凯恩爵士的心脏不舒服时，他就坐在一个黑色的椅子上，用帽子遮住眼睛；感觉良好时，他和孩子们有说有笑地一起去钓鱼。但是，当他和妻子在一起时，总是有一丝拘谨。
1938年，凯恩爵士买了一大批羊和一个牧场。牧场是面积约两千英亩的河边平地，后面有14000公顷的岩石小山岗。这是一个典型的牧场，总让人想起历史上大得难以形容的草原，澳大利亚的丛林土匪在草原帐篷的火堆边兜圈。鲁伯特和海伦听这些故事总是听得入迷。
“我喜欢它。”他回忆说，“它使我对澳大利亚的乡间有一种神奇和不朽的感觉。”
鲁伯特和海伦整天忙于骑马或是捕捉兔子和水鼠。鲁伯特将这些动物的毛皮卖掉。水鼠皮最值钱，但也最难捉。他们小心翼翼地从倒下的树上过了河，寻找水鼠的洞穴，轻轻地安放好用线编织的套子，拿出一小块肉，放上一些茴香。准备工作完成后，两人静静地躲藏在附近。香味把水鼠吸引出来，而肉则使水鼠落人事先下好的套子里，当然不是百发百中。一看到水鼠落网，他们立即出现，从套中取出水鼠，再剥水鼠皮。如果说捉水鼠是最难的，剥皮则是最不好玩的，鲁伯特总是叫海伦干这活。他拿皮去集市上卖，每张皮卖6个便士。尽管海伦不得不干脏活，尽管她是姐姐，鲁伯特每张皮仍只给她1便士。
在克鲁登，小鲁伯特也经营肥料和兔子生意。他在牧场一带捉一些兔子，然后到附近海滩去卖，在那儿有一些船屋。海伦和她的小姐妹又一次像可怜的奴仆一样被支使去编织装肥料和兔子的口袋。他将口袋拿到那些老妇人处，她们非常喜欢他，每次总能卖到好价钱。鲁伯特总是象征性地给三个姐妹一点点钱，赚来的大部分钱被鲁伯特拿到学校去赌博了。海伦曾说过：“鲁伯特的生活是从兔子和肥料开始的。”
除了这种小生意外，鲁伯特的母亲说，她认为鲁伯特是“一个普通的小孩”，比较顺从、听话，充满想象力。他喜欢真实的东西，喜欢那种能亲手操作的玩具。“他不愿花费时间去听虚构的事情、神话传说和类似的故事，他喜欢与现实联系起来。”海伦也同意：“他不喜欢演戏的游戏。”他母亲还注意到他的另一个性格：不能忍受待在家里。对于海伦来说，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小孩，但他又是“一只孤独行走的小猫”。
父亲的期望
1941年，10岁的鲁伯特被送到寄宿学校基隆语法学校。关于这一段经历，将在下一章中介绍。
1950年，从基隆语法学校毕业后，鲁伯特在他父亲凯恩爵士的安排下，到墨尔本《论坛报》做了一个星期的见习记者，专跑警察局和法院。
他的第一篇见报的稿件，是一则关于法庭听审的消息。随后，他和他的一个朋友到警察局作了几个月的调查工作。在此期间，凯恩爵士在英国的朋友受凯恩的委托，帮助鲁伯特·默多克在牛津大学的伍斯特学院争取到了一个入学名额，凯恩爵士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得知后，两人都感到很高兴。凯恩爵士希望他的儿子鲁伯特·默多克去牛津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对外面的世界多些了解，学成归来后投身于报业，继承自己的事业，开创新的报业生涯。
在这段时期，凯恩自己的权力、政治和资本逐渐开始走下坡路，此时的凯恩爵士已经度过了他的65岁生日。20多年来，他经常犯心脏病。
他不再对他一生所热衷的国家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也不再对澳大利亚的政治施加影响。甚至在《论坛报》集团内部，他的权威也逐渐下降。由于他的心脏病经常发作，加上又动了一次手术，他的体力越来越弱。1949年，老凯恩终于卸下了《论坛报》集团总裁一职，但他仍然保留着董事的职位。在集团召开的董事会上，他有时还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但这个集团中的年轻一代的经理们自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和理论，对集团的现状极其不满，又拒绝接受凯恩的建议。凯恩爵士感到很失望。
他开始意识到岁月的无情，他已不再年轻。于是，他转移了精力，把大部分时间放在自己的经营上，希望能留给鲁伯特一个报业王国。
当得知鲁伯特·默多克能进牛津时，凯恩立刻决定和他的妻子陪同鲁伯特去英国。他争取到了墨尔本《论坛报》驻伦敦通讯员罗汉·里维特的帮助。里维特的父亲是澳洲科学和工业委员会主席，与凯恩爵士是故交。里维特有激进主义思想和良好的家庭背景，是一个难寻的好人。整个50年代，他陪鲁伯特度过了他的大半个大学时光，后来成为鲁伯特·默多克的导师，在鲁伯特的生活中起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凯恩·默多克先生及夫人在伦敦呆了几天后，离开鲁伯特飞到加拿大。在那里，凯恩爵士率领一个澳大利亚代表团参加报业王国工会的会议，在会上会见了帕特·基伯森——威斯敏斯特报的主任、英国最大的地方出版商之一。对于基伯森和大多数其他的英国代表来说，到加拿大是一次美妙的旅行。会议期间，基伯森多次与凯恩先生进行深刻交谈。
他非常喜欢凯恩爵士，从凯恩的描述中，基伯森对鲁伯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发现鲁伯特有“独特的魅力”。当凯恩爵士和基伯森熟悉后，凯恩先生请求他帮助鲁伯特在进牛津学习之前，找一个当记者的夏季临时工作，基伯森同意了凯恩的请求。回国后，他将鲁伯特派到《伯明翰新闻报》当实习记者。
在英国的第二大城市伯明翰，鲁伯特为自己找了一间旧房子。在《伯明翰新闻报》报社，鲁伯特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报社让他主持“闲话栏目”，他没有感到特别困难。工作之余，他热衷于参加跑狗比赛。
在当时，跑狗比赛是伯明翰最流行的体育活动，全城男女老少都对它着迷。他经常看见人们仔细阅读报纸中对跑狗比赛的报道。逐渐地，他注意到体育版是这家当地小报最受欢迎的版面。日后他的报纸、广播和电视积极从事体育报道及转播就是深受这个小发现的影响。
凯恩爵士放心不下初次离家、独自生活的鲁伯特，一回到澳大利亚，马上就给鲁伯特写信。他充满深情地说：“亲爱的孩子，我希望你不要太累，一定要合理地充分利用好时间，保持身体健康。我相信你将非常充实圆满地离开伯明翰，高兴地对你的同事、你的老板和你的朋友说再见。”
1950年10月，鲁伯特离开伯明翰，进入牛津大学的伍斯特学院。
鲁伯特·默多克在牛津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尽管一些教员认为这个澳大利亚青年反应迟钝，迟迟赶不上牛津的水准。鲁伯特·默多克牛津生涯的最大收获在于遇到了几个对他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首先提到的是鲁伯特在牛津的主要指导教师亚瑟·布里格斯，他正力图成为英国情报界、学术界和广播界精英群中最能干的成员之一。布里格斯194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他同时取得了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学士学位。二战后，他来到了牛津从事教学。他对学生要求严格，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他在课余潜心从事研究工作，作为一个求知欲强烈的学者、一个富于创造力的作家、一个天才的健谈者，布里格斯一心想成为英国最优秀的政治理论学者。当鲁伯特·默多克遇到他时，布里格斯已经在历史学界崭露头角，正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后来，他又对媒介，尤其是广播业的理论和实践产生特别的兴趣。
凯恩爵士给布里格斯写了几封信，告诉布里格斯他对鲁伯特的期望和要求。根据凯恩爵士的请求，布里格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鲁伯特在一起，他教给鲁伯特逻辑性思维的方法。鲁伯特·默多克亲切地称他为“亚瑟”，布里格斯也很喜欢这个爱称。他们俩的一个共同朋友是另一个年轻的历史指导教师哈里·皮特。
鲁伯特在牛津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他对布里格斯讲授的政治学情有独钟，而对傲慢的哲学和复杂的经济学缺乏热情。当他与他的老同学罗德·卡内基有一次谈论在牛津的感受时，鲁伯特脸上闪耀着兴奋的笑容，他说：“在这里，我得到我所期望的。我爱好自由，喜欢情报的刺激。”
在牛津之外，鲁伯特在英国的最好朋友可能是罗汉·里维特。里维特和他的妻子南希、年幼的孩子住在离牛律驱车不到一个小时的地方。鲁伯特非常喜欢他们一家，经常开车去拜访他们。里维特和南希一直关心鲁伯特，尽可能地照顾他的生活、学习及其他方面。南希·里维持认为：“鲁伯特总是尝试向他的母亲证明他和他的父亲一样好。”里维特经常写信给凯恩爵士，向他汇报鲁伯特的思想和学习。1950年底，里维特写给凯恩的信说：“我可以预言鲁伯特将以某种我们难以相信的方式赚取他的第一份百万资产。”
1951年初，鲁伯特去巴黎旅游。在旅游期间，鲁伯特极其精明，任何开支都精打细算，绝不大手大脚地花钱。他似乎成熟了一些，令里维特和南希很高兴。1951年复活节的假期，鲁伯特随里维特一家去了瑞典，沿途显示出他自己第一流的办事能力和天资。当遇到他无能为力的事情时，他也能极其轻松地请求别人帮他完成。
鲁伯特周末有时也和克里斯托弗·堪塞洛呆在一起。堪塞洛是路透社的主管，他们常讨论英国的报业现状，分析英国的媒介问题。潜移默化中，鲁伯特向他学习了不少报社管理经验。
偶尔鲁伯特也拜访帕特·基伯森。一天，鲁伯特开着一辆崭新的劳斯莱斯轿车前去拜访帕特，他对迎接他的帕特说：“我觉得到你这里应当有一辆体面的汽车。因此，我给汽车公司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在这个周末借给我一辆车，我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为他们的车写一大版评论，宣传这些车。”听到那些话，基伯森被他的新奇想法所震惊。在当时，从没有人用如此方法借东西。后来，基伯森对别人谈论起这件事，他说：“这使我认识到鲁伯特是一个不遵循常规的人，我们非常喜欢他，他是那么地有趣，对他的长辈总感到不满。”在与基伯森的交谈中，鲁伯特很少不批评长者。不管这些人的年龄有多大，鲁伯特照批不误。基伯森承认，鲁伯特的这些批评很有特色。
鲁伯特在牛津读书期间，凯恩爵士不断地给他去信，告诉他有关他们家的报纸的发展情况，希望能引起他强烈的兴趣。而这段时间，凯恩爵士对他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担心，总感觉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因而极其关注的是安排好身后的一些事情，给他的妻子和儿女留下一大笔钱，足够他们日后生活，尤其是要给鲁伯特留下一个初具规模的报业帝国。事实上，在他生命最后的四年中，他商业上从事的每一笔交易，都与这个目的直接相关。
最后的环球旅行
1951年夏天，凯恩爵士决定休息一段时间，做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次环球旅行。尽管他的夫人、医生和朋友从他的身体着想，劝他在澳洲走走就行了，但他并没有接受他们的建议。
他首先飞到美国，参观了华盛顿，与杜鲁门总统匆匆会晤，并对杜鲁门政府的处境产生了侧隐之心，当时美国国会正指责杜鲁门政府背信弃义。随后飞到伦敦，在下榻的饭店里，凯恩爵士告知里维特他到来的目的，问里维特是否愿意为他工作。里维特没有立即反应过来，凯恩又继续解释：“我想了很久，我力你选择了一个新工作，就是到我拥有的一家报纸做主编，不知你的意见如何。”里维特欣喜若狂，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在伦敦，凯恩爵士购买了一辆新的福特牌汽车，他告诉鲁伯特有关他的旅行计划：鲁伯特陪同他驱车通过欧洲，到中东后，他本人乘船返回墨尔本。在拥挤的公路上，凯恩不断提醒鲁伯特放慢车速。他们通过意大利北部和奥地利进入了南斯拉夫，直接驱车去了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20世纪50年代初的贝尔格莱德，还处在战后的重建当中。虽然人们衣着破烂，但都积极投身于建设之中，个个看起来都很开心，对未来充满希望。这使鲁伯特情不自禁地想：“铁托一定是一个真正的英雄，非常伟大的人。统一国家是一个艰难的工作，只有他这种天才才能完成，也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做到。”在贝尔格莱德，凯恩爵士拜会了铁托总统。
离开南斯拉夫后，他们驱车去了希腊。由于鲁伯特讨厌他们一行中的乔治·马斯特曼，他们一行人在希腊分开一段时间。父子俩奔向以阿波罗神殿闻名的古希腊城市特尔斐，观看古迹，探索古希腊的文明。然后又去了希腊首都雅典，在那儿父子俩住进最好的饭店。鲁伯特给里维特写了一封四页长的信，描述他们的经历。他在信中称这次经历神奇，并用了“血色太阳”的烧烤来形容这次冒险。
在雅典，凯恩爵士离开了，他飞回墨尔本。后来，鲁伯特伤感地回忆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我的父亲。当时我只顾看风景、收集信息，没有太多注意我的父亲，他的许多特别的事情我已不记得了。”
和父亲分手后，鲁伯特自己乘船去了他一直喜爱的克里特岛，它是希腊最大的岛屿，岛上最早产生爱琴海区域的古代文明，有独特的景观。随后，又驱车到达雅典、土耳其，最后转乘火车去了巴黎。在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非常无奈地请求澳大利亚大使借些回英国的路费。然而，大使连10个英镑都不愿意借给他们。鲁伯特从未被如此无理地对待，离开大使馆时他像一只被激怒了的狮子。
好不容易回到牛津，鲁伯特决定要更自由地生活，要住到这个城市的边界之外的地方，远离监护人的关心和照顾，于是他搬到赫丁顿大厦。虏主一开口要价是一个月房租四英镑，鲁伯特想方设法找房主，极有礼貌地向他哭诉自己远离家乡、做学生的艰辛，极力劝说房主降低房租。鲁伯特的诚心感动了房主，房租从一个月四英镑减少到一英镑。
1952年，鲁伯特决定竞选牛津大学劳工俱乐部的秘书长。根据英国的竞选惯例，在很长的一段竞选时期里，候选人不允许公开地进行游说，但可以用一种平静的方式恳求选民。也就是让他的朋友向潜在的支持者推荐、宣传他们的候选人。鲁伯特藐视如此的虚伪，打破常规，掀起了一场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竞选运动。“坚决支持鲁伯特”是他公开标榜的口号。
1952年5月，学校的学生报《伽维尔报》为鲁伯特呐喊助威，宣称“澳大利亚前报业人士鲁伯特·默多克攻击俱乐部成员，使用哀怨的语气，呼吁大学生、社会学者摒弃旧习，奔向新的高度”。介绍鲁伯特的思想和生活，说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如业余时间负责管理本报纸的发行，说他“鼓吹事业的胜利，爱好旅游，21岁充满朝气，鲁伯特是一个优秀的人”。两个星期后，又宣布：“鲁伯特，来自海外的带刺的进攻者，已重创了这个城市。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力。”
“凯恩爵士已逝世”
经历了最后一次环球旅行，凯恩·默多克回到了澳大利亚。这之后，他的病情开始恶化，令人担心。尽管他已建立了先驱集团报业帝国，但他仍认为，他没有赚到足够的钱以确保留给这个家他所希望的安全和舒适。他和他的夫人伊丽莎白都感到没有从这个集团得到足够的回报。凯恩爵士在写给他的银行、经纪人、会计和鲁伯特的信中，谈及他烦恼不已的担心。为了留给鲁伯特一个初具规模的新闻王国，他不断地向银行透支，因而目前最令他夜不能寐的是如何清除这些巨额透支，留给鲁伯特一个干净的王国。
凯恩爵士竭尽全力地提高他在阿德莱德新闻公司的股份。1951年底，他出售了更多先驱集团中他所拥有的小公司的股票，他写信给鲁伯特说，他尽可能地争取用抵押贷款的方式去购买更多新闻公司的股份。
鲁伯特不赞成父亲的做法。鲁伯特后来说：“他从来没有尝试创造一个王朝，但他也清楚，在他持有微不足道的股份的先驱集团中，没有我施展的空间，我猜想他在报界极力为我争取好的机会。”然而，集团内各种权力斗争迅速公开化，家族资产不断减值，鲁伯特继承的公司也麻烦重重，步履维艰。“我还不能死！”凯恩在1952年曾说道，“我一定要看到我的孩子羽翼丰满，决不能丢下他像羔羊般让这些人宰割。”与此同时，凯恩爵士制订了另一个秘密的计划，他劝说先驱集团去购买墨尔本的《阿格斯报》，经营它与集团所有的报纸竞争。《阿格斯报》属于伦敦的镜报集团，出现了严重亏损。1951年，塞西尔·金成为伦敦每日镜报的特权人物，凯恩爵士发电祝贺，两人开始合作。他们推出一个计划，把《阿格斯报》与阿德莱德新闻公司合并成一个公司，镜报负责巨额投资。凯恩爵士的责任是保证对新公司进行良好的管理，目标是打败先驱集团。也许是凯恩爵士太老，健康令人担心，最后塞西尔·金撤销了这个合同。对凯恩而言，这个结果可能是一件好事：首先在墨尔本，控制先驱集团的行为不受欢迎，令许多年轻人不高兴：而与镜报的合同的一些内容被看做是对先驱集团的不忠诚，违背了他忠诚的价值观。
1952年初，镜报的卡德利普访问墨尔本时，凯恩爵士发现卡德利普是一个人才，便带他观看墨尔本战争纪念馆。一路上，凯恩不停地谈论他的儿子。凯恩对他说：“我对我儿子鲁伯特很不放心。他在牛津，持有极其惊人的左翼观点。”卡德利普安慰他不必忧虑这些，小心提醒说：“先生的行为方式似乎可以稍微改变一点。”凯恩爵士英国绅士般的说话和行事方式，留给卡德利普深刻的印象。
凯恩爵士写信给里维特：“我很放心不下鲁伯特。他很少给家里写信。在他离开澳洲不久，写给家里的信非常感人，赢得他母亲的夸奖，他必须学会与所有人处好关系，甚至和他的家庭，这些关系应调整。”他也请求里维特不要刺激鲁伯特：“你已经在信中两三次提到他的美好梦想，他的梦想完全依靠他自己。”
1952年，凯恩爵士不得不接受第二次前列腺手术，在医院住了几个月。随后去了昆士兰休养、散心，他仍继续他的买卖，购买了《昆士兰新闻报》。尽管凯恩在财政上让人感到疑虑，但他仍被看成澳洲“最好的风景画”。
他继续给里维特写长长的信，情深意长地谈论他的儿子。里维特现在是阿德莱德《新闻报》的主编。凯恩警告里维特，反对他采用尖锐、辛辣的风格。凯恩坚持新闻工作者对事物的态度应该是中性的，他也反对每日镜报耸人听闻的手法。而鲁伯特走了一条与他完全相反的道路。
里维特离开英国后，仍与鲁伯特保持良好的关系。他曾写信给鲁伯特说：“过去10个月里，我从凯恩爵士那里学到了很多，真是难以形容，他一直极其有耐心。”
鲁伯特在1952年夏，又踏上他的第二次欧洲之行。他的旅行在法国的道尤维勒结束。第一个晚上，他就直奔赌场，想去试试手气，不幸的是他输掉了他所有的法郎。当想到在昂贵的法国饭店里留给他的是一些不可兑换的意大利里拉和将要支付的一大沓账单时，他失去了回饭店的激情。他仍只在赌场，睁大眼睛注视着地面，试图寻找落下的筹码。天无绝人之路，一个老妇人不小心掉在地上一个1000法郎的筹码，没有意识到就离开了。鲁伯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迫不及待地飞扑过去，不久赚得5000法郎，欣喜若狂地离开赌场，直奔商场。他购买了一本小说，一把剃刀，给伦敦发了一个电报，又买了100法郎的一小笔筹码，想再次检验一下他的运气。但事与愿违，最后他回到伦敦只剩下50英镑。
他给父母发出一封很长的、充满激情的信，信是在10月2日到达墨尔本的。凯恩爵士读后，既兴奋又激动。他对妻子说：“我想他抓住了它。”伊丽莎白一直记得这个判断。星期六，凯恩爵士给他的一个女儿写信：“我漂亮、美丽的女儿，我们收到鲁伯特一封极令人满意的信，他已忘掉了一些他的不端行为。”第二天清晨，伊丽莎白没有看到凯恩爵士下楼吃早餐，上楼去探望他，发现他躺在床上，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伊丽莎白泣不成声。
就在那个星期天的早晨，亚瑟·布里格斯被一阵敲门声吵醒。半梦半醒之中开开门，邮递员交给他一封电报。布里格斯接过电报，瞥见“凯恩爵士已逝世”的字样，心中一惊。待完全清醒过来，立即出门去转告鲁伯特这个噩耗。他疯狂地驾驶着车穿过还在睡梦中的街道，砸开赫丁顿大厦鲁伯特的小公寓。鲁伯特听到这个噩耗惊呆了，完全不相信，嘴里不断地说：“你骗我，你骗我，这不是真的，澳洲那么遥远，肯定是电报出现了什么错误。”阿德莱德《新闻报》在第一版发出讣告，描述凯恩爵士是“一个在同龄人中少有的伟大的澳大利亚人之一，可能是英语世界中最杰出的报业人士，他奇迹般罗曼蒂克的成功故事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在一个更个人化的评论中，里维特给鲁伯特的信中称：“他一直对我非常非常好，他是一个优秀的导师、朋友和哲学家。”
在澳洲，这个家庭的成员和他们的朋友聚集在默多克夫人居住之处。里维特从阿德莱德来到墨尔本，表达他无限的敬意和哀思。事后，他告诉鲁伯特：“你母亲非常平静，你以前一直为她而自豪，以后你的自豪感将更胜从前，她如钢铁一般坚强。”
鲁伯特花了三天的时间飞回家，他筋疲力竭，情绪极度低落。他的母亲没有因他未至而推迟葬礼，凯恩爵士在10月7日安葬。
凯恩·默多克的葬礼成了墨尔本名流的一次大聚会，场面壮观。灵柩从托拉克长老会教堂缓慢移往斯普灵威尔公墓。
10位抬棺人是联邦及州政府代表，送葬队伍中走着报界、金融界、工业界的头面人物，500多个花环环绕墓地。伊丽莎白是主要的送葬者，陪伴她的有三个女儿海伦、安妮、珍妮特，以及凯恩·默多克的两个兄弟和两个侄子，只有主要遗产继承人鲁伯特因还没回到澳洲而缺席。
鲁伯特后来说，他家的一些人对母亲没因为他而延迟葬礼的事实有些吃惊。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因为天热，传统上澳大利亚人埋葬人非常快，但是鲁伯特否认了这个原因，认为“他的母亲不想留给他一个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不可理解的事实。
遵从父亲的遗嘱
在墨尔本，他和家人及顾问讨论了他父亲的资产，特别是阿德莱德《新闻报》的未来。在凯恩爵士1948年订立的遗嘱中，凯恩爵士宣布他的打算：“期许吾儿鲁伯特·默多克终生致力于造福人类的新闻事业，并经我的受托管理人之辅佐，在这一领域内施展宏图。”
过去的四年间，由于凯恩爵士的商业运气一直时好时坏，三个遗嘱附录也补充进这个遗愿中。凯恩爵士留给鲁伯特一笔昆士兰新闻公司的股票，鲁伯特还继承了克鲁登投资公司，它是一个控制布里斯班《信使邮报》和阿德莱德《新闻报》两家小公司股票的家庭公司。鲁伯特非常想继续经营这两家小公司，但他的母亲感到无法支付它们的运营费用。
海伦说，他们的母亲伊丽莎白儿童时代对她的父亲的记忆，是她父亲留给她的糟糕的债务。此外，母亲也受凯恩的资产托管人的影响，特别是受托管人中的主席哈洛德·杰迪的影响。当鲁伯特返回牛津后，杰迪功说伊丽莎白卖掉她的家庭所拥有的布里斯班《信使邮报》的股票给墨尔本的先驱集团，杰迪也是先驱集团的主席，一些人认为他与鲁伯特之间存在利益冲突。
回到牛津后，鲁伯特回复了与里维特的回信，不过整个的语调和关心的事物惊奇地改变了。他少了一分轻浮，多了一分成熟！突然，他对阿德莱德《新闻报》的财政细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信显示出他对金钱和权力有一种本能的感觉以及如何使用它们的天分。他感到非常灰心丧气，肯定如果他一直在澳大利亚，可能会劝说母亲维持布里斯班《信使邮报》和阿德莱德《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