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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为何有人称好有人责怪？他为何那么一意孤行？
第一节紧抓时机的天才商人
人们谴责他是一个贪婪的垄断者，利用他与墨西哥总统和其他政客之间的紧密联系建立起他的商业帝国。他从不正面回答如此的谴责，其实，他心知肚明，他确实早已与政界人士建立了联系。他不光要等待机会，还想自己制造机会。
虽然卡洛斯有着无与伦比的商业天赋和超人的工作激情，但他的成功与墨西哥的社会环境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有些人说是他造就了墨西哥飞速发展的经济，他马上强调：“我的朋友，你错了，不是我造就了墨西哥，是墨西哥造就了我。”这虽然体现了这个商业大亨的谦虚以及对自己国家的热爱，但另一方面也让人瞠目结舌--这个家伙居然能对一个国家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有人说是他造就了墨西哥！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许多政客也正是利用这一点，在经济危难之时发难，使一个国家改头换面。好多商人也会参与其中，乘机获得巨大的利益。但一般商人可能因为政治投机而成为暴发户，在下一场混乱中又一贫如洗。很少有人能既参与其中，获得利益，又能适可而止，只是利用时机，而不是投机取巧。卡洛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要的只是政治变动给他带来的时机，而不是直接从当政者那里得到什么直接利益。他既不需要特别的政策照顾，也不需要政府的贴息贷款。他往往以一种拯救国家帮助政府解围的姿态出现在政界人士的面前，这让他与政府交往的时候有了很大的主动权。
紧抓时机的特性在卡洛斯小的时候，父亲就已经教授给他了。他们家族的发家史就是墨西哥一波又一波的危机史，只不过在各种危急关头，他们始终选择站在政府一边。他时刻牢记父亲的教导，“不管陷人多么严重的危机，墨西哥都不会完蛋。如果对这个国家有信心，任何恰当的投资最终都会得到回报。”或许在以后墨西哥遇到的多次危机中，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父亲的这句嘱托，似乎父亲早就知道，墨西哥这个国家会危机不断的，而他们要做的就是相信政府，抓紧投资，等待危机过去后这些投资带来的利润。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动荡，使他们获得了大量的地产，完成了家族资本的原始积累。
卡洛斯本人的商业生涯，也是始于与政府有关的投资，那就是在他11岁时，在父亲的赞助下，买下的一笔墨西哥国债。当时人们不是不相信政府的信誉，而是不相信墨西哥经济的未来。他们不认为投资国债会比把钱存人银行更能带来利益。
等到卡洛斯自己进入商场之后，他依然选择与政府有关的投资。
1971年，墨西哥粮食丰收，一些期货商抛售手中的粮食期货，致使粮价进一步下跌，卡洛斯趁机大量收购被其他人抛售的粮食期货。最终在粮价迅速下挫的情况下，墨西哥政府出巨资收购粮食，平抑市场粮价。卡洛斯再乘机出售自己手中的粮食期货，不光赚了很多，而且周期不长。但是在他自己看来，不管是收购还是出售，都是在为政府解围，而别人对他的这种观点也无法驳斥，似乎他真的一切都为了墨西哥，明明是为了自己赚钱，但非得搭上个爱国的便车。这个经历让他看到了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的巨大投资价值，投资民生产业意味着帮政府做事，也就不怕从政府那里得不到好处了。以至于他后来投资电信、投资网络的时候，不是因为这些行业的高额利润，而是因为他认为，在未来，这些都会和粮食一样成为重要的民生基本。
作为一个善于抓住时局大势的商人，卡洛斯在墨西哥的几次国有化浪潮中彻底完成了自己凤凰涅盘之变。
进入60年代，世界进入了冷战时期。这种状况最终由西方国家60年代末期广泛兴起的学生运动的推动而使各个国家重新审视发展战略，把大量的精力从国际对峙转移到了各自的国内事务。在墨西哥，1968年爆发的学生运动最终酿成了“特拉特洛尔科惨案”（军警与上街游行的学生发生冲突，导致数名学生死亡），拉开了墨西哥民众与政府对抗的序幕。1970年埃切维利亚在日益深化的社会危机中走马上任，成为墨西哥的新一届总统。埃切维利亚政府放弃了“先增长后分配”的发展理念，强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的协调发展，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努力实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为此提出了“分享发展”的战略，目的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这项战略针对城市提出了建立“全国劳工住房基金会”、控制基本消费品价格、推行40小时/周工作制等措施。针对已经陷于困境的农业经济，“分享发展”战略特别强调农业部门为长期受苦受难的农民成立“全国人民生活必需品公司”，调节基本商品市场，增加贫困农民的收入，保证低收入消费者可得到基本商品。埃切维利亚改变了原来以鼓励私人资本为主的政策，强调加强政府干预的国家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加强了政府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相关产业的宏观调控力度。他还从美国资本家手中将一些大企业收归国有。他的一系列行为使得美国投资者纷纷抛售相关企业的股票。
卡洛斯乘机倾其所有以低价买入了大量的此类股票。之后随着墨西哥经济的平稳发展，这些企业在政府手中不但没有垮而且比以前更好。卡洛斯的股票也跟着涨价。但此时的卡洛斯没有急于出手，而是继续持有这些企业的股票，并不断加大持有量，一步步成为这些企业的最大股东，为最后把这些企业收购，纳入自己囊中做了准备。
80年代，墨西哥的国有化浪潮达到顶峰，这次不光针对外资控制的工业企业，而且更深一步涉及银行系统。因为经历了70年代经济危机的墨西哥政府开始认识到银行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但没想到政府的这一收购政策，引起了巨大的反弹。大量外国资本撤资，使得一些靠贷款维持的企业一时失去了资金来源，纷纷濒临倒闭。这其中有一些烟草公司和一些餐饮连锁企业。这时卡洛斯出手了，不过他并没有掏多少现金，他只是以较高的比例，用以前买进的国有企业的股票换取了大量这些企业的股票，从股票持有人一步步加持，直到把这些企业收归已有。卡洛斯就是这样，通过股票投资，一步步涉足实业经营，使自己的财富软着陆，免去了因为泡沫经济或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带来的损失。
1979年作为世界石油输出大国的伊朗发生了由其精神领袖霍梅尼在巴黎遥控指挥的伊斯兰革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了扫除瓜分中东的障碍，防止伊朗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成果，于是对伊朗发动了经济制裁。而伊朗又利用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起了制裁行动，得到了委内瑞拉等国的支持，导致世界石油价格迅速上涨，引起了石油危机。而在此前不久。墨西哥刚刚发现了大油田，一举成为重要的石油出口国。借助这次机会，墨西哥向世界大量出口石油，进而带动国内经济又一次高速增长，使得矿产、冶金等行业也迅速活跃起来了。卡洛斯看准时机，准备进军国际市场。为此他把手中的一些工业企业进行了组合，最后组建成了卡尔索工业集团。
进入90年代，因为执行埃切维利亚提出的“分享发展”政策，政府长期赤字，最终使墨西哥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国内政治危机，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准备将一些经营不良的国有资产出售给有实力的本国资本家，又掀起了一股私有化浪潮。这一传统其实早有先例，日本为了快速发展工业，早期先是政府投资创建，经营一段时间后，又低价卖给或简直就直接送给本国一些有经营能力的资本家。
像有名的三菱公司等就是这样来的。但是毕竟时代不同，出售的目的也不尽一致，墨西哥国民对此颇有微词。
得知政府首先要出售墨西哥电信公司的大批股份时，卡洛斯和西南贝尔公司以及法国电信公司共同购买了这家企业。卡洛斯出资17亿美元，买了这家公司60%的股票，拿到了控股权。虽然人们都觉得他当时的出价偏高了，但是他一直认为这是一桩非常好的生意，他知道这家企业具有很大的潜力。
人们谴责卡洛斯是一个贪婪的垄断者，利用他与墨西哥总统和其他政客之间的紧密联系建立起他的商业帝国。他从不直面回答如此的谴责，其实，他心知肚明，他确实早已与政界人士建立了联系。他不光要等待机会，还想自己制造机会。
1987年，在一次商界人士晚宴之后，卡洛斯给反对派候选人戈塔利写了一封信。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尊敬的戈塔利先生，我想再过不了多久，我就可以称您为总统先生了，跟您的交谈非常愉快。我非常同意您在墨西哥前途上的许多观点，我们都需要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墨西哥，我想无论对墨西哥人民，还是对我们在国际上的朋友，一个开放的国家都将具有巨大的诱惑力……我非常愿意能为您做些什么！”这封信成为卡洛斯与政界联系的试水石。之后，他通过各种方式为戈塔利的竞选小组先后捐助了二千多万美元，并成为戈塔利参选小组的重要智囊。
最后在紧要关头，他借着财大气粗，以及以前对戈塔利的“恩情”竞在开玩笑时以勒索的姿态让戈塔利把电信公司卖给自己。
据说在出手电信公司之前，戈塔利曾向卡洛斯提起过这件事情，并问他有什么看法。戈塔利问：“您对墨西哥电信公司怎么看？”卡洛斯笑着说：“我想买下它。”戈塔利说：“哦，卡洛斯先生，你要我怎么办呢？要知道，想买它的可不止您一个啊……”卡洛斯幽默的回答：“亲爱的总统先生，我向您保证，一旦您把它放到了市场上，就等于放到了我的口袋里！”
在完成收购之后，他又再次以卡尔索集团的名义向戈塔利的顾问公司捐赠了2500万美元。不过不久戈塔利就因为贪污等罪名遭到反对派指控，并被推上法庭。在1994年的审判中，人们发现他把卡洛斯捐赠的钱存入了自己的私人账号。这又引起了他的竞选团队内部人员的痛恨，最后他被流放到爱尔兰，永远不许回墨西哥，他给卡洛斯带来的巨大利益也没人再去过问了。
“一定要学会把握这个国家发展的脉络，把握整个国家经济走向的脉搏，如果你想要做一名有影响力的商人，再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技能了。”当一些媒体采访时问到卡洛斯的成功之道时，他这么说。
第二节心忧天下的时代商圣
在2006年卡尔索集团的年度大会上，卡洛斯宣称：“在未来的几年中，我将毫不犹豫地在消除拉丁美洲地区的贫困，和促进拉丁美社会的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想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潜能，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让这个世界上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作为一个商人，我可以通过价格等市场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而且我发现，我的生意做得越大，我就越有能力来实现这个目标。”
拥有五百多亿美元资产的卡洛斯，虽然腰缠万贯，但却一直秉承着谦逊节俭的生活方式。四十多年来，他一直住在墨西哥城的普通民宅里，没有换过地方。他乘坐的奔驰轿车因为年代久远都快变成了老古董，身上的西服也不是什么名牌。有身边人士透露，在他财富快速增长的上世纪90年代，卡洛斯手腕上戴着的却是一块塑料手表。多年来，卡洛斯一直坚持亲自管理公司，他在卡尔索集团的办公室，位于一座二层建筑的地下室，没有窗户，不见阳光。
卡洛斯的节俭是出了名的，他的这种作风被推广到整个公司。
几年前，他为旗下的工业集团起草了一份其中一条规定：富裕不1997年，卡洛斯曾经走在死亡的边缘，那时他做了一次心脏手术。以当时的资产，他在手术后完全可以退休，安度晚年，但他坚持要继续工作。他说：“就像艺术家一生都在不停地创作一样，对我而言，工作已不仅仅是社会责任，而是自身的一种情感需要。”他几乎把工作当成了一种本能需要，令人在对他的巨大财富羡慕之余，对他的十足干劲儿也不得不佩服。
与盖茨和巴菲特等人直接将财富与众人分享的做法不同，卡洛斯认为，增加投资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才是一个商人应该做的善事。“慈善即管理”，他说：“我们的理念并不是单纯地捐赠，不是像圣诞老人那样定期出现，而是要真正地解决问题。贫穷不是靠捐赠解决的。”
最近几年，卡洛斯给人的印象是开始热衷于慈善事业。而他的慈善目标不仅仅只在墨西哥，而是整个拉丁美洲。虽然在美国，很多富豪同时也是慈善家，美国人对此习以为常。但在墨西哥，投身慈善事业的富豪却比较少见。在墨西哥人的印象中，一个人不管做什么，都是出于自己的利益。
有一段时间，卡洛斯出资改造墨西哥城，请原纽约州州长朱利安尼为墨西哥城的改造设计了一套方案。他先从解决居高不下的城市犯罪人手，提出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方案。那就是在高犯罪率地区，比如地铁、车站等地方，播放莫扎特的音乐，以此制造一种平安祥和的气氛，这种气氛能让人宁静，减少冲动。之后他还进一步提出了许多改革措施，其中的花费都是卡洛斯买单。虽然最终因为涉及大量贫民窟的拆迁问题，因民众的反对而搁置，但他为世界富豪如何参与社会福利事业做出了一个表率性的尝试。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类似的先例，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举。也有媒体称，卡洛斯最近走的穷人路线，是希望利用减小拉美富人与穷人间的鸿沟，赢得被看好的左翼领导人的信任，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商业权势。批评者认为，“这正是卡洛斯的高明与虚伪之处”并认为他的这些作为纯属作秀。
在医疗方面，卡洛斯的基金会为没有能力支付手术费用的墨西哥人支付了超过20万次手术的费用，并成立了一个肾脏移植中心。他还投入了大量资金，建立了第三家慈善机构，资助墨西哥贫困人口受教育、享受医疗保障和日常娱乐。在2006年7月2日墨西哥总统选举前，卡洛斯公开表示，他要为墨西哥创造更多的就业与教育平等的机会。
2007年3月份他出资4.5亿美元筹建了一家关注医疗保健研究的慈善基金，同年8月份提出计划一年内向墨西哥儿童捐献百万台笔记本电脑，总值约3亿美元。这些笔记本将被放置在图书馆或者学校中，允许儿童像借阅图书一样借出使用。
除了投资于慈善事业，卡洛斯还花了大量精力为底层民众的利益奔走。2006年9月，在卡洛斯的倡议下、墨西哥各党派负责人、商界领袖以及非政府劳工组织，在小镇查普德庇克共同签署了《查普德庇克协议》，这是一项旨在通过公私部门的合作，拉动墨西哥经济发展的计划，借此推动墨西哥的经济增长与对贫苦民众的投资。他说：“我们所需要的是投资、教育、经济增长与就业。当今世界上，相比其他任何事业，健康与教育更能体现公平的机会。”为了拉美的发展与进步，他已经走遍了拉美的各个角落，希望把投资用于最需要的地方。
他一直有着“用财富改变墨西哥甚至拉丁美洲”的雄心，进入新的时期，在退居二线之后，他的一切慈善行动以及在政府及各组织之间的呼号奔走，都是在用行动证实着他的理想。
在2006年卡尔索集团的年度大会上，卡洛斯宣称：“在未来的几年中，我将毫不犹豫地在消除拉丁美洲地区的贫困，和促进拉丁美洲社会的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想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让这个世界上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作为一个商人，我可以通过价格等市场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而且我发现，我的生意做得越大，我就越有能力来实现这个目标。”
他也关注一些国际热点问题，2006年3月，他以投资者的身份参加了联合国第四届水资源论坛。虽然既不是一个联合国官员，也不是国家政要，更不是水资源问题的专家，但作为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富豪，卡洛斯觉得他应该在为关乎全人类利益的水资源问题上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他的此次行动向其他商业人士发出了一个号召：来吧，投资水资源，关注人类未来。根据他的计划，他准备在墨西哥北部兴建一家污水处理厂，并扩建墨西哥城的一条自来水管道。
“一个人的财富越多，他对这个社会的责任就越大，也就越应该去帮助其他人。”他是这么说的，也在尽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地这样做着。
在世界又进入一轮经济危机的2010年，奥斯卡丢弃詹姆斯·卡梅隆花巨资精心打造的《阿凡达》，而选择了他前妻的《拆弹部队》这部更有现实意义的作品。福布斯选择让卡洛斯这个很有传统特色的富豪在此时登上世界首富排行榜，或许和奥斯卡奖项的评委们一样，是因为大家有个共同的期待，希望人们像他们一样更多地关注现实问题，体现了人们在危机时代对传统的回归。
第三节备受争议的垄断
在墨西哥，你不管干什么，不管到哪儿，都离不开一个人的影响，这个人既不是上帝，也不是撒旦，更不是墨西哥的国王，而是卡洛斯。这个在、墨西哥无孔不入的家伙使人对他又爱又恨，他的公司几乎涉足了所有的行业。从电信、金融、水泥、建材、卷烟、餐饮到网吧、自动取款机、咖啡店和电话亭等等，一个人在墨西哥不管是在投资还是在消费，只要你把钱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来，就意味着已经送进了这个家伙的口袋。
他的财富总量几乎占到墨西哥一年经济产出的63%，2006年一年，他旗下公司的股票市值就增加了120亿美元。他全部控股公司有二百多家，它们的市值占墨西哥2006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以及墨西哥股票交易所市值的三分之一。卡洛斯旗下的墨西哥电信公司控制着墨西哥92t70的通信线路，他的美洲移动公司也占据了70%的无线通信市场。
假如是在其他自由主义经济国家，的创业英雄，一个靠自我奋斗发家，雇佣了21.8万工人并把他的国家带人现代化的亿万富豪。但墨西哥人可不这么看，由于长期不合理的制度，墨西哥经济受政治影响很大，贫富差距悬殊，人们的仇富情结很深，长期以来这里的媒体翱大众一直都对卡洛斯怀有戒心，常常指责他身上不光彩的那一面。“有良心的大亨”人们谴责他是一个贪婪的垄断者，利用他与墨西哥总统和其他政客之间的紧密职系建立起他的商业帝国。
2006年，墨西哥右派报纸《改革报》上刊登了一幅漫画，臃肿的卡洛斯在拳击台上身体前倾，张开大拳猛捣一个弱小的对手。拳击台周围的绳子画成了电话线，暗示卡洛斯对墨西哥电信公司和美洲移动公司的控制。图片的注释是“亿万美元宝贝”。卡洛斯经常被一套名为“揭开真相”的电视节目嘲讽。作为一个政治秀平台，这个节目的策划者是一名败选的反对党总统候选人。他曾是卡洛斯的朋友，但后来又背叛了他。在另一个节目单元中一位新闻主持人愤怒地将一块馅饼塞进一个卡洛斯模样的纸偶嘴里，将其讥讽为暴食且贪得无厌的暴君。
面对一切嘲讽与谴责，卡洛斯总是坦然面对，他自信自己的洁身自好。在从商的40年生涯中，从没有听说过他曾被正式调查、起诉、控告或卷入到贿赂、不当交易及其他丑闻中。但如果看看墨西哥一般普通老百姓的艰苦生活，人们对他那巨额财富也不得不有所怀疑。
2009年秋天他请了一批记者吃午饭，在问了许多有关商业经验和宏观经济预测等一般性的问题之后，一个想故意刁难他一下的记者问道：“能在一个遍布穷人的国家成为全国首富是何感受？”一直很谦逊的卡洛斯马上打断了这个记者，他说：“我觉得那些认为在穷国不能产生强大企业的想法是极其荒谬的。”他语调阴沉，目的是想告诉人们自己很不喜欢这类问题。
世界银行最近的报告显示：墨西哥是世界上电话费最高的国家之一。卡洛斯对墨西哥国内电信业的控制，使其发展缓慢。到现在仍然有一半墨西哥家庭没有安装电话，只有4%的墨西哥家庭有宽带互联网连接。
其实墨西哥有个特点，就是在这个国家盛产行业寡头。据墨西哥有关方面的资料，当地25家大财团控制的财富已相当于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的47%这些大财团中的5家控制了银行和信贷市场的75%和投资股权的66%。在控制了墨西哥经济的众多显赫家族中，卡洛斯是最知名的一个家族创始人，而同时也是受到指责最多的一个。
墨西哥经济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那就是任人唯亲式的裙带主义，这在墨西哥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很普遍。水泥行业基本上被Cemcx及亿万富豪赞不拉罗（LorenzoZambrano）控制。墨西哥有两大全国性电视网络，都为该国的显赫家族所拥有。其中，阿芝台克电视台（TV Azteca）为普里戈（RicardoSalinasPliego）所控制，墨西哥广播集团（Group Televisa）为阿萨拉格家族最受宠爱的儿子吉恩所控制。甚至连玉米饼也是一个垄断市场，巴热拉（Gonzdlez Barrera）家族的格鲁玛（Gruma）控制了该产品71%的市场。2009年1月，人们还曾为了玉米饼的价格上涨了一倍而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抗议。
“墨西哥有一个密集而复杂的关系网，政府和商业阶层有很深的个人关系。”墨西哥ITAM大学政治学教师德拉索（Denise Dresser）说：“这导致政府不去保护公众利益，不愿以消费者的名义对产业进行监管，而是更愿意帮助他们的朋友和同盟。有些时候，他们的商业伙伴的发展是建立在牺牲墨西哥人民利益的基础之上的。”
垄断企业集团又称托拉斯，它的形成，一方面给垄断资本家带来超额利润，另一方面却破坏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导致中小企业主、农场主的破产和广大人民生活的恶化，从而激起群众性的反托拉斯运动的高涨。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美国政府采取法律手段，进行国家干预，早在1902年就出台了《反托拉斯法》，随后成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用以保证市场公平竞争。并且美国还把这些法律引入了战后受美国控制的日本，把日本三菱公司分成东中西三个，只不过后来随着日本政治自决化的进展，这几家公司又被重新整合在了一起。韩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事后调查发现和他们的财阀垄断有关，尾大不掉的经济体往往容易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
所以各个国家都在致力于对垄断的控制，纷纷出台了与反垄断相关的法律。
虽然墨西哥也有《反托拉斯法》和联邦竞争委员会，可是长期以来，垄断一直是墨西哥经济的特点之一。过去，政客们为确保大企业的影响力不威胁到他们的权力，客观上起到了刹车一样的制约作用。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经济私有化浪潮以及墨西哥革命党在墨西哥执政71年后终于在2000年丧失执政党地位后，政客的控制力逐步消退。
在幕后，以卡洛斯为首的垄断资本家们雇佣了一帮专业律师与政府出台的《反托拉斯法》作不懈的斗争。墨西哥的联邦竞争委员会早已对卡洛斯的公司展开调查，但问题在于他们在人数和资金上都无法与卡洛斯抗衡，因为他的公司“花在单个案件上的钱比我们一年的总开销还大！”委员会的一位官员无奈地这样说。
墨西哥科技大学的政治学教授Denise Dresserovd为此撰文提到其中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墨西哥已经形成一套有着太多既得利益者需要得到维护的权贵资本主义体系。而这些权贵们通过不断地资助自己的代言人，进一步加强了对政府的控制。历届政府都将回报竞选资助者的利益需求置于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之上；他们对必须让资助者获得利益分配这一点的强调，胜过对企业家创新以及造就公平经济舞台的强调。”
同时墨西哥深陷由寻租者（一些政客）和经济增长关键领域内的垄断者所构成的密集网络之中。这一网络运作于政治恩惠、官商合谋、新规则的制定以及特权维护等利益合谋的基础之上。这些涉及包括电信、能源、运输以及金融服务等所有容易形成垄断的产业，从这一点讲，卡洛斯的商业帝国不得不选择垄断的形式。
在墨西哥，你不管干什么，不管到哪儿，都离不开一个人的影响，这个人既不是上帝，也不是撒旦，更不是墨西哥的国王。这个在墨西哥无孔不入的家伙使人对他又爱又恨，他的公司几乎涉足到了所有的行业，从电信、金融、水泥、建材、卷烟、餐饮到网吧、自动取款机、咖啡店和电话亭等等。一个人在墨西哥不管是在投资还是在消费，只要你把钱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来，就意味着已经送进了这个家伙的口袋。
甚至连国际跨国公司的巨鳄们对他也无可奈何，既有几分惧怕，又有无限的无奈。2000年一期墨西哥财经杂志上的漫画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比尔，你定一个方案，看看我们是否能在墨西哥开一家分公司……”“史密斯先生，这恐怕要征求一下卡洛斯的意见！”
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的格雷森教授造了一个新词“卡洛斯化”，来形容卡洛斯及其家族生意在墨西哥的渗透程度。当然，这并不是一个褒义词，很多墨西哥人曾期望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私有化能够推动竞争，降低服务价格，结果令他们很失望。格雷森说：“斯利姆家族是墨西哥众多硕鼠中的一只，他们控制着垄断企业，阻碍国家经济的发展，并造成经济效率低下。”
对此，他的大儿子小斯利姆反驳说：
“这些指责是毫无根据的。”他抽出一份报告称，墨西哥长途电话费用位居全球倒数第三，最低的两个国家是美国和芬兰。然而，世界银行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却认为，墨西哥的电信服务费和家庭电话费用在发展中国家当中位居前列。
大学时代，卡洛斯能以一般人达不到的速度飞快地运算数字程序，但现在，他对计算机技术提不起丝毫的兴趣，宁愿躲在办公室的地下室里摆弄从儿时积累至今的手写账本。是他忽略了现代科技的发展方向吗？恰恰相反。如今，卡洛斯的电信王国已经拥有超过61亿用户。曾有人以为，他在成功收购墨西哥电信公司后会退隐江湖，可他的野心却比以往更加咄咄逼人。“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哥伦比亚”，他放话说，要在数月内让哥伦比亚的手机拥有率达到人均0.5部。“我的任务就是推断科技的发展趋势，同时思考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运用它们。”为此，他的投资涉及了科技产业的各个方面，从手机到计算机零售。
第四节不愿散钱的慈善家
卡洛斯是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常客。2009年时，他是富豪榜上的第三名，短短一年，他就成为了世界新首富，财富值激增了3185亿美元！这样一个财富大亨在慈善方面却被人指为“太冷血”。
自从妻子离世后，卡洛斯对人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重新捡起了他年轻时对财富的定义，“财富可以是一种改变社会的力量。”之后他陆续设立了三个不同类型的慈善基金，现在他说这还不够。上世纪90年代初他本该在慈善事业上走在前头的时候他“只做了1%的努力”，他有点自责地说道。今天他或许做了20%的努力。“我承认我做得不够，”他说，“因为对我来说，是否做了足够努力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我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或没有解决问题。”面对那么多社会问题，他要一一去解决吗？是痴人说梦还是堂吉诃德向风车的挑战？
“我的新工作将专注于拉丁美洲的发展和就业。”
卡洛斯自豪地说。然而在他的国家里他的慈善追求却被一些评论人士认为是为了巩固自己的财富金字塔地基，甚至遭到直接的嘲讽。ITAM大学的德拉索教授认为他捐赠得太少，她在一篇新闻周刊评论中对他进行了讽刺：“当你哪天出于非私利的原因捐出个人财富的80%，哪天就是我开始拥护你的时侯。”ITAM大学慈善与文明社会项目的主任雷顿解释说：“在墨西哥为公众做好事通常被看成是出于个人私利。”或许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只不过不够准确而已。卡洛斯并不是为了物质利益，而是把这个也当做一种感情需要，一种使命。
在一般传统观念中，慈善无疑与施舍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提到慈善家，人们首先看的是他到底捐了多少钱，这些钱在他的总资产中占多大比例等等。这种观念无疑给神圣严肃的慈善事业套上了低俗物化的项圈。人们或天真或无知地以为慈善事业的最大受益者肯定是受捐助者，熟不知现在的所谓慈善家大都有自己的盘算。美国慈善家很多，其原因被归结为两方面：一方面因为美国富豪很多，另一方面因为宗教信仰的博爱传统。其实忽略了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率很高，遗产继承也被纳入到征税范围，但为了鼓励私人涉足公益事业，美国规定慈善事业资金免征各项税款。所以富豪们趋之若鹜地纷纷建立自己的慈善基金，打着慈善的幌子，分明是在逃税。背地里这些资金流人其他国家，用于炒房或做汇率投机。当然不乏真心实意要解决一些问题的人们，但是很少有人考虑被施舍者的尊严。他们一味地以为慈善就是把自己多余的钱捐给穷人而已。其实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管做的程度怎样，这种方向首先已经离题了。
行善无疑是人的一种本能，帮助别人可以得到一种存在的价值感。在被存在主义哲学描绘得失去意义的现代人生命中，从事慈善无疑成了一些成功人士进一步寻求自我存在价值的源泉。帮助人像渴望被人关心被人爱一样，已经成了现代人的一种感情需求，不这样做人就感觉不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情意。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既有见识又有财富的人们不断地加入了慈善大军。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尽情地享受着因为自己的财产转移而给人排忧解难带来快乐时自己的满足感和价值感。这里面不乏一些佼佼者，他们不但乐此不疲，而且愿意把其中的乐趣与众人分享，号召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大富豪们不再比拼看谁的财富多，而是比看谁捐出去的多。
比尔盖茨与妻子共同管理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规模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10倍，是福特基金会的3倍，目前已经超过了曾是世界最大慈善机构的韦尔科姆基金会。而且他表示，要在去世之前将460亿美元的财产全部捐赠出去。
他决定现在就开始启动他的全球健康计划，而不是像他以前设想的那样从60岁开始。“白天拼命挣钱，晚上又把钱捐出去”，但盖茨对此毫不在意。盖茨表示，并不是每个富有的资本家都会选择把自己g%的钱都拿出来帮助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我只希望能树立一个榜样，告诉人们：‘嗨，这样做很有意思，我做的善事越多，我的感觉就越好。在这个问题上我在努力造成一种积极的影响，让人们知道需要把钱用到什么地方。”
美国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准备将自己的大部分财富（总值约370亿美元）捐献给美国5家慈善基金会，其中比尔·盖茨及其妻子梅琳达建立的基金会将获得绝大部分捐款。现年75岁的巴菲特是美国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钢铁大亨安德鲁·卡耐基一生资助的公益项目不计其数，包括著名的卡耐基音乐中心和卡耐基梅隆大学。这位童工出身的超级富豪最关注文化教育，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图书馆就达2500间。
迈克尔·杰克逊一个人支持了世界上39个慈善救助基金会，保持着2006年的吉尼斯世界个人慈善纪录，是全世界以个人名义捐助慈善事业最多的人。他不仅是一位百年难遇的艺术家和流行偶像，也是一位善举无数的慈善家！或许他从事慈善事业的目的或原动力就和他的艺术生涯一样，本来是为了不断地抒发自己的感情，观众则认为是为了他们，一旦他不以观众为中心，做一些率性而为的事，人们就会受不了。这就使得他成了一个被媒体诬蔑最多，被世人误解最深的人……卡洛斯从事慈善的初衷或许和迈克尔·杰克逊有点相似，就像他说的“……不仅仅是社会责任，而是自身的一种情感需要。”
与盖茨和巴菲特等人直接将财富与众人分享的做法不同，卡洛斯认为，增加投资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才是一个商人应该做的善事。
卡洛斯并不是不捐钱，而是在捐钱之外还做别的事，还做另外的更深刻的思考，这或许是他带给我们的启示。
第五节越俎代庖的救世主
他说：“我们所需要的是投资、教育、经济增长与就业。当今世界上，相比其他任何事业，健康与教育更能体现公平的机会。”他一直倡导用商业的手段解决贫困，并不断向其他商人推广他的这种观点。
一个人的成功往往与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成正比的，但一旦进入了某项具体实务，后来最终取得成功，走上事业的顶点的时候，人们却又会忘记自己的初衷。这时，偶尔的一次变故或许会给人生带来新的转折，让他回到最初的方向。
年轻的卡洛斯曾经有着与众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商业的目的就是要改变社会。钱的作用是用来分配资源的流向……”但当自己真的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已经赚了很多钱时，他早已把早年的雄心壮志忘得一干二净。是妻子的离世让他重新认识人生，让他找回了最初的自己。他突然开始了行动，希望把自己早年的理想付诸行动。他要改变社会，他要做本来应该由墨西哥政府做的事情。他不是总统更不是国王，但他比这些人更关注社会问题，他俨然是一个越俎代庖的救世主。
墨西哥城是墨西哥合众国的首都，也是卡洛斯出生、生活、经营事业的地方。它位于墨西哥中南部高原的山谷中，海拔2259米，东西窄南北宽，东西南三面群山环绕，北部是比较开阔的地带，四季如春。城区面积达1500平方公里，人口多达1800多万，是世界第二大城市。它集中了墨西哥全国约1/2的工业、商业、服务业和银行金融机构，是墨西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西班牙人在这里建了许多欧洲式宫殿、教堂、修道院等等，这使得墨西哥以“宫殿之城”而誉满欧洲。有名的起义者大道，纵贯南北，长达50公里。著名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也就是卡洛斯的母校，坐落在墨西哥城南，这里有各类专业的多达30万的学生，是拉美最大的高等学府。另外墨西哥城市内还有建于1527年的美洲最古老的医院，还建有体育城，1968年奥运会在此举行。市东北郊的特奥蒂瓦坎有著名的印第安文明古迹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因为古迹众多，而大多古迹的墙壁上又都绘满了各种壁画，所以墨西哥城又被称为“壁画之都”。
今日的墨西哥城是16世纪时，西班牙征服者在打败中美洲的印第安文明--阿兹特克帝国之后，将该帝国的首都特诺奇提特兰（Tenochtitldn）夷为平地，在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城市，也是西班牙人在新大陆上建立的国家--新西班牙的首都。特诺奇提特兰原本是一个以特斯科科湖（Texcoco）中小岛为中心，逐渐填湖建造出的水上城市，西班牙人在此基础上又将湖面大部分的区域都填平。因此今日的墨西哥城绝大部分的市区都是建立在不稳定的回填土上的，对于地震之类的天灾特别没有抵抗能力。
1985年9月19日07时18分，墨西哥太平洋沿岸附近发生了8.1级地震，36个小时后又发生了7.5级强烈余震。此次地震给墨西哥造成了巨大损失，死亡4千多人，伤4万人，30万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达50多亿美元。
令人惊讶的是：地震中，墨西哥西部距震中较近的沿海四个州遭受的损失，远远小于远离震中400公里之遥的墨西哥城的损失，此次劫难似乎背离了地震破坏的一般规律。墨西哥工程协会会长乔治·普林斯说：“一个城市建在多地震灾害的、不坚实的地基上，那是灾害必降之所。我们将遭受更强、破坏性更大的地震。那将是很可怕的事。”美国著名地学专家斯纳教授形象地说，墨西哥城是在“一个碗中装上果冻”那样的地基上建造起来的大城市。
进入近代，由于墨西哥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快速发展以欧洲为市场的外向经济，导致各种行业在墨西哥城集聚发展，大量的打工者从四面八方赶到这个城市，一举使墨西哥城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也最密集的城市。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在郊区形成了大量的贫民窟。这不仅给市政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垃圾遍地，污水横行。而且由于闲散失业人员大都以偷盗劫掠维持生计，使得墨西哥城一度犯罪率极高，治安状况相当差，卡洛斯的一个叔叔被劫持，卡洛斯用30万美元才把他从劫犯那里赎出。居高不下的犯罪率给这个美丽古老的城市带来了“人间地狱”的恶名，作为在这里生活了六十多年的并且很有责任心的成功人士，卡洛斯觉得他需要给这个城市做点什么。
卡洛斯下定决心要改变这种现状，决定让墨西哥城变得具有吸引力。然而，要怎么改变？精于管理庞大企业集团的卡洛斯，对于城市治理一窍不通。他想到了一个人--纽约市前市长朱利安尼，这位经历过“9.11”事件的城市治理者，因为在“9.11”事件时的纽约市危机处理应急指挥中的果断和有条不紊，以及之后的重建中的出色表现，被人们重视，一度被称为“城市之王”。后来他参加了2008年的美国大选，这是后话。他所写的《领导艺术》一书成为畅销书，一时成为领导者们争相学习的榜样。在卸任之后利用以前的名气，朱利安尼成立了一家咨询公司，专门为城市治理提供咨询服务。他制定的治理方案往往价格不菲，但这对卡洛斯来说不算什么。或许他的一些观点和卡洛斯相投，他们的心目中都有一个一体化的拉丁美洲。卡洛斯请他来出面帮助治理墨西哥城，既讨好了现在的墨西哥市长，又讨好了在他看来有可能主政美国的未来美国总统，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征得墨西哥市政部门同意后，卡洛斯很快就成立了一个名叫“墨西哥城保护组织”的临时项目组，并从卡尔索集团拨出专项资金，专门向社会征集改造墨西哥城的建议。之后，他向政府部门引荐了朱利安尼。朱利安尼被聘为墨西哥城预防犯罪问题顾问，帮助治理这个绑架等罪案泛滥的城市。
2002年，朱利安尼正式接受卡洛斯的这笔大业务，来到墨西哥城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实地考察，并很快提出了很有针对性的改造方案。首先针对墨西哥城高居不下的犯罪率和不尽人意的治安状况，他决定推广他曾使用并提倡的“零容忍”警务政策。
“零容忍”警务是一种警务战略，又称“生活质量警务”，其核心是通过对轻微犯罪采取强有力的执法措施，以预防更为严重的犯罪，并最终促使犯罪率下降的一种警务运作方式。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纽约，地铁站等公共场所到处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强行乞讨的乞丐、非法推销的小贩，墙壁上的涂鸦、随地大小便随处可见，不堪人目。暴力犯罪和青少年犯罪搞得人心惶惶。当时的纽约市警察局长布拉顿决定从严厉打击地铁逃票等看似轻微的违法犯罪行为人手整治纽约的治安秩序，结果效果很好。这种“零容忍”策略得到了1993年当选市长的朱利安尼的大力支持。
在随后的几年中，朱利安尼把“零容忍”政策推广到纽约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角落，主要针对毒品、枪支、青少年犯罪、汽车盗窃、腐败、交通违规、家庭暴力和各种影响生活质量的犯罪。这样，纽约的犯罪率大幅度下降，治安状况明显好转。在1994年至1997年短短几年间，纽约的犯罪率降低了37%，凶杀案件的犯罪率甚至降低了50%，达到了纽约近30年来犯罪率的最低点。1993年至1995年纽约市的机动车犯罪案件下降了40%，抢劫案件下降了32%，人室盗窃案件下降了38%。
此事传出后，有人担心墨西哥城可能因此被美国控制。对此，墨西哥城警察局长埃布拉德表示，朱利安尼和他的助手只是提出具体建议，墨方官员没有必要全部采纳。但人们的警惕性依然很高，加之他的改革措施牵涉到很多人的利益，最后有人竟然直接向朱利安尼写了威胁信件，迫使他不得不结束这场治理。虽然当初的计划最终泡汤，但朱利安尼治理纽约的一些方法还是被墨西哥城市政领导采用了，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这其中包括朱利安尼所倡导的“情景管理”，也就是在一些高犯罪率的公共场合播放一些舒缓或凝聚人心的音乐，以此来减轻人的压力，避免冲动。
在参与治理墨西哥城的同时，卡洛斯也参与了墨西哥的医疗保障改革。2004年，墨西哥政府在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基础上，正式在全国推广“大众医疗保险”。有专家认为，虽然墨西哥的医疗改革举动尚在起步阶段，但这种全民医疗保险模式，无疑是一种保护贫困百姓的有效方式。
“大众医疗保险”也就是全民投保，一方面通过保费的形式增加了政府的可支配收入，有利于缓解居高不下的政府财政赤字。另一方面，通过医疗保险，使一些原本没钱看病的穷人得到了实惠。这样政府既收买的民心，又缓解了因为贫富差距造成的潜在的社会压力，可谓是一举两得。但这种措施无疑是政府主导的，普通百姓一开始肯定不会太支持。各国政府最初推行这项政策的时候一般会选择政府和投保者共同负担保费，这样会使初期人保的人投入很少但却受益很大。
然后，政府再利用其手中的舆论将这种好处放大，使得所有人都想参加。久而久之，人们便会上钩，到那时政府就不再分摊保费，但人们却会争着投保，政府就只坐等大量的保费源源不断地支援各种财政空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政府行为和发国债一样，也算是一种政府投资行为。或许卡洛斯看中的就是这一点，他毕竟是个商人，做什么都离不开自己的利益。一般政府补贴保费会从财政中划出专项资金，但是如果有这么多钱政府也就不会花那么大周折变相举债了，所以一般推行这种政策时政府本身就处在一种财政拮据的状态。这时，像卡洛斯这样的人便会来为政府解围。他以公益的形式为交不起保费的人们代缴一部分保费，又从政府获得的保费总额中获得比投入更多的“补贴”。这样卡洛斯的慈善形象更加高大，政府的亲民政策也就更深人人心，皆大欢喜。但有人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于是更加大了对卡洛斯的批评。他们认为：“这正是卡洛斯的高明与虚伪之处。”
在参与当下的社会事务之外，卡洛斯也对未来表示关注。他出资救助所谓的失足青年，把大量的因为轻微犯法被判刑入狱的少年保释出狱。墨西哥贫富悬殊，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人口，这些人口中很多人沦为流浪者，也就是游民，而犯罪者往往在这些人之中。这些人缺少谋生的手段，大多数人在城乡之间流动，没有什么收入，为了生存而做的一些违法事情往往出于无奈，自己也不愿那么干。一旦被抓之后，往往十分沮丧，总是在绝望中进一步的堕落。而狱警们把他们当做罪犯对待，这样会加大他们与社会原有秩序的对立情绪，以后即使被放出去，也有可能重新走上更大的犯罪道路。这些人多数并非大恶之人，只是因为贫困而失去了重生的机会！
往往一些能改变社会现有秩序的人也产生在这个群体当中。卡洛斯似乎要把他的理想延续给这些受他恩惠的年轻人，对他的保释行为，也是有人称好，有人责怪。
卡洛斯自己则认为这是他从社会中获得财富的同时，给社会所做的一点回报而已，没什么特别的用心，也不是什么政治投机。用财富给大量失足的年轻人自新的机会，是他拟定好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
此外，在卡洛斯看来，墨西哥的司法制度是不完善的，其工作效率之低，容易让许多犯错并不严重的年轻人枉受牢狱之累。这种不公容易让这些年轻人对社会产生厌恶情绪，不光不利于这些人改过自新，而且不利于社会稳定。早一点把他们保释出来，就可以早一点让他们避免堕落。
正因为这种态度，卡洛斯为失足青年们重生机会的投资毫不吝惜。他设立的基金会，除了不断向教育投入外，还积极地为大量第一次入狱的年轻人支付保释金。到2006年为止，卡洛斯为5000名第一次入狱年轻人支付了大量的保释金，让许多年轻人为此而兴奋不已。
除了上述改造社会的行动之外，卡洛斯还花了大量精力为底层民众的利益奔走。他借助自己的财富基础，以及曾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工作过的经历还有政界商界的各种关系，在他的倡议下、墨西哥各党派负责人、商界领袖以及非政府劳工组织，在小镇查普德庇克共同签署了《查普德庇克协议》，这是一项旨在通过公私部门的合作，拉动墨西哥经济发展的计划，借此推动墨西哥的经济增长与对贫苦民众的投资。他说：“我们所需要的是投资、教育、经济增长与就业。当今世界上，相比其他任何事业，健康与教育更能体现公平的机会。”他一直倡导用商业的手段解决贫困，并不断地向其他商人推广他的这种观点。
另外卡洛斯还关注教育，他还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基金会。到2006年，卡洛斯已透过这个基金会，向墨西哥的贫困儿童免费捐赠了9.5万辆自行车、7万副眼镜。同时，卡洛斯还为众多的贫困大学生设立奖学金。截至2005年，他已经为15万名大学生提供了奖学金，解决了这些大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问题。2006年，他又为1.7万名大学生颁发了奖学金。而根据他的计划，这些数字离他的目标还很远，他将在此后的时间里继续提供大量资金，以资助贫困大学生和偏远地区的教育发展。
通过各种努力，卡洛斯想要改善他的公众形象。他不愿被人们嘲讽为贪得无厌的资本家，但他的一些做法依然有着强烈的商人特色，他习惯了做任何事都要一举两得，这不得不让人对他的一些做法有所怀疑。但他依然我行我素，俨然一个越俎代庖的救世主。面对人们的非议和劝阻，他总是这样回应：“为别人的意见而活，那就无异于行尸走肉，我才不管在我死后人们怎么看我呢。”
第六节踏实能干的企业领袖他总是尽可能地精简管理层，以便能与有限的主管人员保持直接并且紧密的联系。但他尽量不辞退以前的员工，而是继续留用他们，这也使这些人倍加感激，在老公司丢了饭碗的他们，在新主人门下干得更加卖力。“和他们比起来，我并不比他们懂得多。”卡洛斯总是这样谦虚地说，“对于该企业来说，他们才是真正的经营专家。”
卡洛斯商业航母的每一次壮大都与那些被他低价收购进来的企业的巨大贡献有关。能让在一般人看来已经没有什么价值的企业重新焕发活力，并使之成为自己财富的主要来源，这不仅让人们对他的独特眼光刮目相看，更为他的经营之道拍手称奇。
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墨西哥的一些重要行业的大型企业都是在政府的扶持下发展起来的，因此也大都保持着垄断经营的模式，为了保持这些企业的垄断地位，政府不得不出面对相关行业进行管制。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强，一些跨国公司和世界区域贸易组织给这种形式带来很大压力。加之在9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拉丁美洲盛行，在短短几年间就造就了所谓的拉没奇迹。在这种形式下，1988年墨西哥放开了对电信行业的管制。一时间美国、法国、德国的通信公司都来墨西哥发展业务。
作为墨西哥电信行业老大的墨西哥电信公司，因为以往的垄断地位，长期处于优越的状态，对客户态度极其恶劣，而且费用高昂。其他外国公司纷纷乘机拉拢客户，使得墨西哥电信公司受到强烈冲击，市场占有率急剧下降。因为机构庞大，反应不是那么灵敏，应对措施也难以很快生效，墨西哥电信公司几近倒闭，不得已政府只能将其推出，准备作为国有资产处置的试点项目。
卡洛斯看准时机，联合美国西南贝尔公司以及法国电信公司共同购买了这家企业。但墨西哥电信公司和其他外资电信服务商相比，存在很多问题，例如，费用昂贵、服务效率低下、通话质量差、服务品种单一等。
接管墨西哥电信公司之后，卡洛斯充分借鉴另两家合资企业的技术管理优势，对这个烂摊子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
他的第一个举措是进一步提高电信费用，但是同时他采取了分期付款和“提前支付”的做法。这样把安装电话的一次性花费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分摊到更长的一个周期，最后客户累计交给电信公司的款项要比以前多，但每次交付的却比以前少很多。简单地说就是赊账给用户，以挽回信用危机，重新获得用户的青睐。一方面减轻了用户的短期负担，另一方面增加了公司的长期收入。
毕竟电信服务的利润重头在收取电话费而不仅仅是电话机安装费。所以根据新公司规定，用户只要缴纳很少的一部分费用，就可以在自己家里安装一部电话。在当时电话还是一种奢侈品，所以人们很乐意接受。这使得电信公司的业务迅速增加，随后又要求客户在电话费中不断补交以前的安装费用。
他的第二个措施就是改善基础设施，提高通话质量，加强员工培训，转变服务态度，不断拓宽新的业务，增加服务项目。使得装一次电话的时间，从以前的40天，缩减到4天，大大提高了效率，也获得了客户的好评。
此外，墨西哥电信的服务项目也大大增加。早期的电信公司只提供通话服务。卡洛斯又不断开通了各种形式的套餐，方便了电话商务。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技术革新，他又把业务进一步延伸到包括手机、互联网服务、门户网站和电话咨询等等。
就这样一个已经瘫痪的公司，经过卡洛斯小小的改动，便又焕发了活力。正是电信公司良好的业绩，才使得卡洛斯进入亿万富豪的行列。他不仅挽回了电信公司在墨西哥的市场份额，形成垄断之势。而且把业务不断延伸到了美国、巴西等周边拉美国家。在技术改进的同时，他也做出了相应的商务结构调整。在墨西哥电信公司的基础上，他把新的移动通信部分离出来，组建了拉美移动公司。
美国希尔斯百货公司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公司，它的总部所在地希尔斯大厦保持世界第一高楼的地位长达40年之久。他们的自由挑选模式对美国消费者的购物及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因为在零售技术上的许多突破，希尔斯公司在西方商业界被称作“零售科学院”。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创新的“百年老店”，它的发展历程也并不足一帆风顺。
1992年，希尔斯百货公司遭遇了一次严重危机：亏损39亿美元，著名的西尔斯塔楼也更换了主人，支撑希尔斯的几个主要金融部门Allstate保险公司、Coldwell银行家地产以及Dis-cover信用卡都已濒临破产。为了制止局势的恶化，新上任的首席执行官马丁尼兹来立刻关闭了113家经营不善的百货商店，裁减了5万名希尔斯员工，他甚至终止了希尔斯的批发业务，尽管这一业务曾经是希尔斯发展的源泉。而此时，希尔斯在墨西哥及南美洲其他地方的几家分店就成了鸡肋。
卡洛斯深知这一情况，便主动上门要求收购。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地进入了主题，他知道要想马上达成协议的并不是他而是希尔斯方面。就像谈判大师罗杰斯说的一样，优秀的谈判手关心的不是如何达成协议，而是如何让对方比自己更急于达成协议。卡洛斯牢牢抓住希尔斯方面的要害，使劲地列举希尔斯墨西哥店的一文不值。以至于谈判不能进行下去，但希尔斯方面仍然不敢暴露实情，只能忍气吞声。
谈判的焦点议题是希尔斯的前途，希尔斯方面准备借以往的名气，让对方高估自己的价值，至少也不能低估，他们不答应收购请求，只是说可以合作，允许卡洛斯注资并持有一定股份。经过半个小时的交手后，卡洛斯坚持立场，声称只有卡尔索能救希尔斯，他不愿意投资持股，他要收购！
“我实在想象不出来，”希尔斯墨西哥首席执行官马丁尼无奈地问道：“难道阁下是在告诉我，希尔斯不懂得零售吗？如果连希尔斯都不懂得该如何经营一家零售公司，那阁下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先生，我想可能是我没说清楚，希尔斯没有太多的选择，而且，我给的价也不算太低。”他很谦恭地回答，事实上他心里早就有数，这和他以往的收购如出一辙，他自信自己的经营方式，在别人看来是鸡肋的东西在他手上肯定会变成美味。他接着说：“这个世界上，没人会怀疑希尔斯在零售业的地位，但是事实证明，希尔斯在墨西哥不成功。原因很简单，希尔斯在墨西哥只有零售商场，配套薄弱，成本很高，再一点你们美国总部派去的管理人员根本不把墨西哥人看在眼里，他们不听顾客的意见。你们上的那些货，不适应墨西哥人的需求……”
一段激烈的谈判之后仍然没有结果，对此卡洛斯心中有数。既然上门收购不成，等着送上门来岂不是更好。之后卡洛斯让卡尔索集团下属百货公司迅速开了很多家门店，大有广开门户的架势。希尔斯那边一看，再不出手就卖不出去了。最后只能委曲求全，亲自把美味送到了卡洛斯的门下，而且此时的价格已经是当初的一半了。
在接手希尔斯之后，他首先开始了人事改革。他总是尽可能地精简管理层，以便能与有限的主管人员保持直接并且紧密的联系。但他尽量不辞退以前的员工，而是继续留用他们，这也使这些人倍加感激，在老公司丢了饭碗的他们，在新主人门下干得更加卖力。“和他们比起来，我并不比他们懂得多。”卡洛斯总是这样谦虚地说，“对于该企业来说，他们才是真正的经营专家。”
经常采访卡洛斯的《商业周刊》记者斯蒂芬森说，最近一次拜访卡洛斯时，对方拿出一张叠了很多层的纸，然后一层层伸开，原来是一张手绘的世界主要通讯公司分布图（卡洛斯从不用电脑），他在其中一处标出了自己的所有公司，其他地方则标满了竞争对手，旁边还注明它们的总收入、纯收入等数据。斯蒂芬森说：“我拿起那张纸，随口评论了其中一家公司几句，他立刻滔滔不绝地列举出该公司的所有财务数据。他把所有信息都装到了脑子里。”
他一天的工作时间常常达到14个小时。工作之余，卡洛斯还不忘走到员工那里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经常抱着学习的态度与年轻人打成一片。
卡洛斯不断边学边走，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单一产业到多元化发展。第一个阶段转变时他的法宝是管理，以新的管理理念来增加价值。第二个阶段从单一到多元化发展时，他的法宝是，从边缘向中心，以收购代替自创。前者让他在较短时间内熟悉了行业，胸有成竹，后者让他节约了成本，走了很多捷径。他要进入一个行业时，往往选择与之有关的例如包装等边缘相关行业，不断地熟悉业务之后，才逐步向行业核心领域发展。从11岁买国债，到上大学时投资股票期货，以及收购一家啤酒瓶厂，再到收购餐饮公司、烟草公司，还有收购一些矿业公司，以及联合收购墨西哥电信公司，到后来收购希尔斯墨西哥，他不断地实践着自己这些经商法宝，最终打造出了横跨拉美的世界级商业航母。不能不让人对他的经营方式、实干能力佩服，不得不向他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