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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光养晦——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光
［原文］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光。（《老子·第4章》）
［今译］
挫掉它的锋芒，消解它的纠纷，调和它的光耀，混同它的尘埃。
［评注］
劳健：四句应读如两句，谓挫其锐以解其纷，和其光以同其尘也。用锐解纷，犹言用锥解结，与用光照尘，皆事理之常，今反言之，所以明无为之旨。若分释作四句，则无以显其义。
蒋锡昌：锐纷二字皆指欲望而言。盖人欲之锐，可以起争盗，其纷可至乱心。故“挫其锐，解其纷”，即前章“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之意，皆圣人所以减少人民之欲望，此乃圣人取法乎道之冲也。“和其光，同其尘”，即前章所谓“圣人之治……常使民无知无欲”；亦即六十五章所谓“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没人能每天都成功，一切都是相对的。聪明人会把才干在事业中显露出来，使它成为自己身上的发光点，从而让别人去感觉，当你既有才华又知展示之道时，结果一定惊人。
我们不应矫揉造作，因为炫耀易流于自大，自大则不免招致轻视。展示也应以谦虚的态度流露，以免流于粗俗。露才过甚，为智者所不屑，应该是无言胜有言，以漫不经心的态度出之。巧妙地掩饰是赢得赞扬的最好途径，因为人们对不了解的东西抱有好奇心。不要一下子展露你所有的本领，慢慢来，逐次增多。赢得一次辉煌的成功后再进行下一次，获得热烈的掌声后再期待更大的成功。
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作为一个有才华的人，要有韬晦之术既有效地保护自我，又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不仅要说服、战胜盲目骄傲自大的病态心理，凡事不要太张狂太咄咄逼人，更要养成谦虚让人的美德。所谓“花要半开，酒要半醉”，凡是鲜花盛开娇艳的时候，不是立即被人采摘而去，也就是衰败的开始。人生也是这样。当你志得意满时，切不可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不可一世，这样你不被别人当靶子打才怪呢！所以，无论你有怎样出众的才智，也一定要谨记：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夹起你的尾巴，掩饰起你的才华。
《宋名臣言行录》有一则故事：宋代名相杜衍的部下，半赴任某县县令，临行前杜衍特意嘱咐道：“凭你的才华去做县令，实在太可惜了。但是，在这个位子上也不要做的太出色，只需上下协调，处好关系就可。‘当韬晦，无露圭角’，如炫耀你的才华，反而会招损的。”那位部下反驳道：“先生一直教诲我们要以坚定的信念和良知多帮贡献，造福于国于民，为何今天却有如此相反的理论呢？”杜衍答道：“我之所以有今天，是巧于周旋在皇帝与列位大臣之间才得以信任。而于今，你只是位县令，一级一级向上爬，就要看你周旋的能力了。如果你上获罪于上司，下得罪于民众，虽有才华，也将无发挥的余地了！”可见自古就有怀才不露是高手，锋芒毕露招中伤的说法。
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在了首届民国总统后，想拉拢蔡锷将军，便以组阁为由，召其进京。蔡明知是调虎离山之计，但因时机未至，便毅然离开云南北上。到了北京城，面对袁世凯的笼络，蔡锷抱着弃世无为的态度，整天饮酒押妓，在八大胡同流连忘返。尽管如此，袁世凯仍不放心，每天都要派密探监视蔡锷的行踪。
不久，袁世凯称帝，蔡锷内心作痛却不动声色，他晓谕部下拥戴帝制。不但如此，蔡锷还整天与袁氏帮凶六君子、五财神、八大金刚等人周旋，甚至帮助筹备登基大典。袁世凯疑虑稍减，而拿出巨款收买蔡锷。蔡锷接过了这笔巨款，存了下来以作日后事业的经费，表面上更是沉溺于酒色，还经常留宿名妓小凤仙之处，甚至为口角闹到法庭要与夫人离婚。这样一来，袁世凯完全放心，把密探全部撤掉了。对此，蔡锷仍没有反应，反而整忙于广置田产，修造房屋，收集古玩，连公府召见也能得一见他的身影。
一天傍晚，蔡锷停在小凤仙的住所举行宴会，遍请六君子、五财神等“高朋好友”。席间，蔡锷兴致欲狂，大饮大醉，呕吐狼藉；来宾们也都醉醺醺的，各各兴尽而返。次日天未破晓，小凤仙推醒蔡锷说：“时间到了。”蔡锷听后，迅速起床，悄然离去，然后赴天津，去日本，转道海上至云南。待得云南独立，其他各省纷纷响应，人们方才领悟蔡锷行的是韬光养晦之计。
蔡锷将军之所以纵情声色、购置田产、与妻子离婚等等，都不过是故意掩饰自己的真实面目，麻痹老奸巨滑的袁世凯，以为日后反袁做掩护。对此，老奸巨滑的袁世凯毫无察觉，等达到目的后，袁氏梦醒无奈，徒然幡悔。
一般来说，置身波光诡谲的斗争场合，当自己的力量处于弱势，时机尚未成熟等情况下，必须韬光养晦，做到深藏不露，掩饰自己真实面目，隐藏自己的实和意图，这样才能让对方放松警惕疑虑，不以你为敌而为友，至少也不要视你为敌。如此，自己才能够赢得时间和机会，暗中奋发，积蓄力量，或者出其不意地克敌制胜。
中庸之道——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原文]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第5章》）
[今译]
政令繁多使人困惑，不如抱守虚静采取中庸的态度。
[按语]
罗运贤：“中亦契也。为政不在多言，但司法契以辅天下，所谓无为，正此意耳。”
蒋锡昌：“‘多言’为‘不言’之反，亦为‘无为’之反，故‘多言’即有为也。”
河上公：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开舌举，必有祸患。
生活充满了五花八门、千姿百态的矛盾，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俗话说得好：“苦恼祸灾时时来，谁家挂得免战牌？”有人说幸福的家庭幸福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仔细咀嚼以后，觉得这话不无道理，还挺符合实际。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在所有五花八门、千姿百态的生活矛盾面前，有没有一种调和矛盾的准则。答案是有的。它就是“中庸”。做人中庸，做事也中庸，这是我们处世的艺术。在既不想去征服对方，又不能被对方征服的情况下，调和主客体之间的矛盾，除了用持中的艺术外，别无选择。
中，是至善的表现；庸是道体的功用，将中庸用之于宇宙本体，它就是天地的中正，和天地互相平衡；将和用之于人生功用，它就是内心的中正，和内心互相平衡。所以尧将帝位传给舜时告诫舜说：“一定要把握住‘中’。”所以舜将帝位传给禹时告诫禹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所谓人心，就是因了我们的肉体凡身而生的种种欲念。所谓道心，并不是说人有二个心，而是说一人之心具有两个方面或者双重性状。在同一情景下，人的行为可以由人心来支配，也可以由道心来支配。人心惟危，是说人心很危险，往往会滋生过度的欲望。道心惟微，是说道心很微隐，良心常常含而不露。康熙年间的大学士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圣贤领要之语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者，嗜欲之心，如堤之束水，其溃甚易，一溃则不可复收也。微者，理义之心，如帷之映灯，若隐若现，见之难而晦之易也。”所以，一个人要做好人很难，要做坏人却极易。只有发明道心，弘扬天理，人的行为才能不偏不倚，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这就是“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意思。
我们可以通过一则故事来认识“中庸”在历史上的影响。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后，贤相耶律楚材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名言，即“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耶律楚材文功卓卓，他任过元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的宰相，为使元的专制政治适应于中国的统治，维护各民族的生命财产，加强民族融和等等，他确实费过苦心。从他上面的这句话，就可想见他当时的治国之术的高超。在当时特别的历史背景下，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各种矛盾非常尖锐，可谓危机四伏。为此，为了加强统治，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行中庸之道。一方面加强民族团结，一方面休养生息，尽量以经济建设带动政治的展开。为求得政治统治的平衡，耶律楚材将自己的治国方针浓缩为上面的那句话了，这是非常贤明的作法。中国人甘心情愿地受平衡感的支配，不管政治上或日常生活态度上，都极力避免走极端，总希望四平八稳，这种希望有它独特的可贵之处。
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少一事，体现出中国人的中庸心态。孔子说：“君子的言行做到符合中庸的道德标准，小人的言行违背了中庸的道德标准。君子之所以能够达到中庸的标准，是因为君子的言行时时处处符合中庸之道，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的标准，是因为小人所作所为肆无忌惮。”孔子又说：“中庸可以说是最高的标准了，可人们却很少能长久地实行它了。”孔子是一个中庸大师，他不如颜回仁德，但可以教他通权达变；他不及子贡有辩才，但可以教他收敛锋芒；他不如子路勇敢，但可以教他畏惧；他不及子张矜庄，但可以教他随和。孔子具备了他们各人的长处又避免了他们的短处，他之胜于人，就在中庸之道。荀子也深知中庸之道，他说，对血气方刚的人，就使他平心静气；对勇敢凶暴的人，就使他循规蹈矩；对心胸狭隘的人，就扩大他的胸襟；对思想卑下的人，就激发他高昂的意志。他左之，则右之，他上之，则下之，总之，一切以中和为尺度。这样，你就能不急不躁，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上不下；进退自如，出入自然，坦坦荡荡，大大方方，潇洒自如，游刃有余。这样，你的人生就达到了化境，不论在何时、不论在何地，你都拥有一个和谐的人生。
如果你还必须依靠节制来实行中庸之道，那说明你还没有真正进入中庸之道。只有当你毫无怨尤、毫无痛苦、毫无感觉地迎接人生，你才真正地进入了中庸之道。
虚己待人——虚而不（氵屈），动而愈出
[原文]
大地之间，其犹囊龠乎，虚而不（氵屈），动而愈出。（《老子·第5章》）
[今译]
天地之间，岂不像个风箱的皮囊？空虚但不会穷竭，越鼓动风就能越多地产生出来。
[按语]
张松如：“氵屈”，古忽切，音骨，尽也。
《荀子·宥坐》篇：其（氵光）氵光）乎不（氵屈）尽似道。
老子说，“道”是看不见、摸不着，空虚无形的物体，但是它的作用又是无穷无尽不可估量的。极其深远啊，好像是万物的主宰。它消磨了自身的锋锐，解脱了自身的纷乱，调和了自身的光芒，又将自身混于尘俗之中。它是那样的无影无形，可是又确实存在啊！因此，圣人治理天下的原则是纯洁民众的思想，填饱民众的肚皮，削弱民众的意志，强壮民众的体质，永远使民众没有盗取利禄之心，没有争强好胜之念。尽力使心灵空虚到极点，使生活清静不变，使万物蓬勃生长，从而考察它们循环往复的道理。这些观点都说明了道体空虚的基础巨大的作用。以道家眼光看，为人处世，贵在以“虚无为根本，以柔弱为实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因顺万物的变化”。
处世中心若虚无就能容纳万事万物，心若柔弱就能圆融通达。虚己待人就能接受别人，虚己接物就能容纳万物，虚己用世就能转圆尘世，虚己用天下就能包容天下。胸怀空虚的人，无论是身处祸福安危之时，还是身处横逆生死之间，都没有不能接受的；胸怀坦荡的人，无论是身处庙堂富贵之中，还是身处山林贫贱之际，都没有不能通达的。这都是由于他们的心中总有一个主宰存在，不会被外物与环境同化。
虚怀若谷、虚衷接物，人的胸怀宽广，天海也就空阔。有人问吕居仁怎样使“天下归仁”？吕居仁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随口吟了一首诗：“面前径路毋令窄，径路窄时无过客。无过客时径路荒，眼前满地生荆棘。”这是用宽来解释仁。人心一宽就能大，人心一大就能容。
唐代大将郭子仪、李光弼二人原本在节度使史思顺手下听差，但二人长期不和，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史思顺外调，郭子仪因才华出众而被任命为节度使，李光弼担心郭子仪公报私仇，欲带兵逃走，但又有点模棱两可，犹豫不决。当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时，唐玄宗命郭子仪领兵讨伐。身为大将，此时正是报效祖国的时刻，李光弼找到郭子仪说：“我们虽共事一君，但形同仇敌，如今你大权在握，我是死是活，你看着办吧！但恳请放过我的妻儿。”营账的气氛顿时凝固起来，众多将领不知所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郭子仪感情用事，后果不堪设想。郭子仪毕竟具有大将风度，他握住李光弼的手，眼含热泪地说：“国难当头，皇上不理朝政，作为臣子，我们怎能以私人恩怨为重，而置国家安危存亡于不顾呢？”说完倒地便拜。李光弼被郭子仪的诚心所感动，他在战斗中积极出谋划策，打败了叛军。郭子仪推荐李光弼当上了节度使。后来，李光弼的权力也日益增大，与郭子仪同居将相之职，二人之间没有半点猜忌嫉妒之心。这不仅是郭子仪虚怀能容，宽广能恕，更是以诚心感动人而获得美满的结局。就像廉颇与蔺相如的关系一样，郭子仪与李光弼的友谊也成为了千古佳话。
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十二月，盗贼挖掘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冢，官府派人搜捕，没有抓住罪犯。内侍监管鱼朝恩向来讨厌郭子仪，人们认为是他干的。郭子仪从奉天入朝，朝廷害怕他因此背叛，郭子仪拜见代宗，代宗提到了这件事，郭子仪痛哭流涕地说：“我长久带兵，却不能禁止残暴的行为，因而许多士兵挖掘别人的坟墓。今天挖到我的头上，这是苍天在谴责我，不关系人事。”朝廷于是安定下来。
父亲的坟墓被盗，郭子仪不追查犯罪嫌疑人，相反自责无法禁止暴乱，这种有隙补隙，无路让路，宽广无比的胸怀，也是虚怀若谷的最高境界。郭子仪其时大权在握，功高震主，竟然能善始善终，这不仅要有宽广的襟怀，还要有巧妙的为人处世技巧。
功成身退——功遂身退，天之道
[原文]
功遂身退，天之道。（《老子·第9章》）
[今译]
功成身退是自然运行的规律。
[按语]
河上公：言人所为功成事立，名迹称遂，不退身避位，则遇于害，此乃天之常道也。譬如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乐极则哀。
王真：身退者，非谓必使其避位而去也，但欲其功成而不有之耳。
欧阳修：定册功成身退勇，辞荣辱，归来白首笙歌拥。
《周书》上说：“成功之下，不可久处。”这是历代功成名就之人的座右铭。
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官封上将军。作为一名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和对人生社会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思想家，凭借他多年从政的经验，深深懂得功高震主的道理。范蠡认为自己名声太显赫，不可以在越国久留，何况他也深知勾践的为人是可以共患难，而难以同安乐，于是，毅然决定急流勇退。他给勾践写了一封辞职信，信中说：“我听说主上心忧，臣子就该劳累分忧；主上受侮辱，臣子就该死难。从前，君主在会稽受侮辱，我之所以没有死，是为了报仇雪耻。现已报仇雪耻，我请求追究使君王受会稽之辱的罪过。”越王对范蠡恋恋不舍，他流着泪说：“你一走，叫我倚重谁？你若留下，我将与你共分越国，否则，你将身败名裂，妻子被戮。”
范蠡对宦海沉浮洞若观火，他一语双关地说：“君行其法，我行其意。”他不辞而别，驾一叶扁舟，入三江，泛五湖，跳出是非之地，秘密来到齐国。此时，他想到了有知遇之恩，且风雨同舟20余年的文种。他给文种修书一封，写道：“凡物盛极而衰，只有明智者了解进退存亡之道，而不超过应有的限度。俗话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鹰眼狼步，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文种接到范蠡的信，恍然大悟，便自称有病不再上朝理政，但为时已晚。不久，勾践借口文种企图谋反，赐其自裁，一代谋臣含冤而死。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人都向往着高官厚禄，幸福荣华，又有几人能像张良、范蠡那样不恋红尘，见好就收。“功成身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商鞅就是因为在紧要关头不能做到急流勇退，触犯了原来是他强有力的靠山的秦孝公，晚年遭到五马分尸的极刑，使一世荣华，顿时化为乌有，死后仍骂声不绝。据《战国策》记载：商鞅变法取得成功之后，“孝公疾起，传位商君，商辞而不受。”这是孝公生前假意传位，以试他忠心，可见商鞅在志得意满时即见疑于主子，这时他本应主动“功成身退”隐遁避险。后有赵良引用“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典故力劝商鞅隐退，可商鞅在“退”字上欠火候，不以为然固执己见。最终，孝公将他驾空，政敌也伺机报复，当孝公一去世，曾经反对他变法的顽固派们在新王即位后，纷纷用计陷害他，新王终以谋反罪对他处以极刑。商鞅之所以惨遭毒手，是他太不识时务，只知进，而不识廉知耻，故而引起众怒，不死将何？
至于隐退与否，因人而异，最后理想的结局，当属“功成身退”、“告老还乡”能保平安，此乃“天之道”也。历代用人者也都倾向于录用“知退者”，因喜知退者识廉知耻，忠心弥坚，极少生事。
自古以来，凡在进退上处理不当者，都会使一生功绩毁于一旦，身败名裂，遗恨万年。
财多累身——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原文]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老子·第9章》）
[今译]
金银珠宝堆满屋子，却没有一个人能把它们看守住。
[按语]
河上公：嗜欲伤神，财多累身。
王弼；不若其已。
魏源：室，河上及诸本作“堂”。此从五弼、傅奕本。（按：王、傅本作“金玉满室”。）
朱谦之：“堂”，《释文》：“本或作室。”范应元曰：“‘室’字，严遵、杨孚、王弼同古本。”今按傅本亦作“室”，作“室”义优。《说文》：“室，实也。”《释名》：“人物实满其中也。”陈碧虚所见严君平、王弼本亦作“室”。
一个百万富翁在临终时，假使有人向他提议：“你若捐出所有财产，就可以多活三天。”相信他会心甘情愿接受这个提议的。可惜的是，全世界的财产也无法为一个人换来片刻的超额时间。更可惜的是，人死之后必须让世界的归于世界。人生如过客，他的财富只是暂时借用的资具而已。问题是：他能否运用财富以求得幸福？
有些人认为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因为财富即是幸福。财富的确非常诱人；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财富可以让一个人随心所欲。”英国文人萧伯纳更明确地说：“钱给人权势，钱说话；钱印刷；钱宣传；钱统治。”但是，钱财却是不一定带来快乐。富人的离婚率高于穷人；富人的挫折感也深于穷人。在今日工商社会，缺一点钱用，尚不致造成“穷斯滥矣”；但是钱太多了，却容易沦为“富斯滥矣”！西谚有云：“金制的马衔，并不能使马更优秀。”光靠钱财，也绝不能使一个人更幸福。
假使为了赢取财富而汩没真实人性，那就更加得不偿失了。一枚硬币，如果放在眼睛前面太近的话，也会遮住所有的阳光。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说：“我不曾见过一个的真诚随着他的财富而增加。”何止真诚如此；财富可以装扮一个人的外在美，却丝毫无法增益他的内在美。更麻烦的是，人对于钱财往往是贪得无厌的；由贪婪而生的恶行恐怕就难以计数了。
财富会使人更自由吗？不一定。一个以为自己“拥有”财富，而事实上他是被财富所“拥有”——他的心无法舒畅自得，甚至要忧虑安全问题，这真是一种负担！莎士比亚说：“富人即是穷人；他们就像驮着满袋金币的驴子，背着沉重的财富走完旅程，至死方休。”这些话或许过于酸腐，但是至少肯定了人应该自为主宰，不要受役于物。
有这们一则新闻：有一个居住在脏乱不堪的房子、膝下无子女的老人去世了，邻居在他的床底下翻出好几元。如果你看到这位老人家的生活状况，会疑惑：“这笔钱凶究竟想干什么用呢？”
再如一个晚年丧偶、快80岁、住在破房子里的老妇人的故事。这个老妇人十分富有。仅仅房子就有好几栋，可是她却完全与世隔绝，仅仅和小狗一起守着破房子生活。就算她的钱再多，也没有人会说她的命好！
苏格拉底说：“假使一个人以其财富自豪的话，我们应该先弄清楚他如何运用财富，然后才决定是否赞美他！”假使富人知道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并且热心公益、行善助人的话，当然值得赞美；假使富人知道“富润屋，德润身”，进而自我斯许、砥砺品德的话，当然值得赞美；假使富人知道爱国爱乡、集资兴学、奖掖后进、为国举才……这时富人就是真正的富人，成为金钱的主人，社会的栋梁。这就是运用财富以求得幸福。
富贵不骄——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原文]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老子·第9章》）
[今译]
富贵而骄纵，是自己给自己带来祸害。
[按语]
河上公：夫富当赈贫，贵当怜贱；而反骄恣，必被祸患也。王弼：不可长保也。
朱谦之：楼正、司马光“骄”亦作“憍”高本作“翿”。“自遗其咎”，《治要》作“还自遗咎”，室町本作“还自遗共咎”。《玉篇》：“‘咎’，《说文》云：‘灾也，从人从各，各有相违也。’”
“富”指财，“贵”指权，权力是财富的源泉，财富是权力的表现。老子认为，如果从拥有财富和权力而骄横自视，这一定会带来祸患。
孔子的学生子思，有一天到卫国去旅游。车行到黄河边上，看见卫国渔夫钓到一条大鱼，重约千余斤，载在一辆车上，首尾外露，大得吓人。
子思颇觉好奇，就下车问渔夫说：“这条鱼好大，而且河水又这样宽广，它怎么轻易被你钓到的？你们的技术可真高明啊！”
渔夫说：“说来奇怪，平日河面是看不见鱼的，因为一般的鱼都深潜在水里，但是这条鱼不一样，它每天都会浮出水面几次，当我们发现它的踪迹后，认为奇货可居，就先以一条鲂鱼系在钩上作饵，可它连看都不看，可能是嫌小了；我们又换了半只猪肉作饵，结果它上钩了。只要它愿意上钩，钩丝便牢牢牵住了嘴巴，还怕它跑了不成。”
子思想了半天，长长叹口气说：“大鱼呀大鱼，河水是这样浩瀚广阔，鱼虾也吃不完，可以任你遨游，为什么你偏要如此炫耀，还要吃人家送上来的美食呢？”
从古至今，像大鱼一样的例子不知有多少。《左传》昭公元年，晋侯得了病，郑伯派公孙侨去晋国问候。晋国叔向询问子皙这个人怎么样。郑国行人子羽回答说：“他没礼还喜欢欺负人，凭富有而看不起他的上级。大概不会长久了。”昭公二年秋天，郑国子皙准备作乱，请求让儿子印作市官。子产说：“你不思你自己的罪过，还有什么请求！快死了吧，执法官就要来抓你了。”七月壬寅他吊死了，尸体被抛在大街上。
《左传》定公十三年，卫公叔文子上朝时请灵公去家里作客。退朝后看到史鱼，史鱼告诉他说：“你一定要有祸了。你富有，但灵公贪婪，你将有罪了。”文子说：“我没先告诉你，这是我的罪过。灵公已经答应了我，那怎么办？”史鱼说：“没关系。富有但不骄横的很少，像你这样表现骄横而又没灭亡，还没有过。”十四年，文子果然因为富有骄横得罪了灵公，逃跑到鲁国。这是说子羽、史鱼都有先见之明，是说富有的人没有不骄横的，骄横的没有不灭亡的。凭借富有而欺负别人的人，也不会长久。
狄青做北宋枢密命名时，自恃有功，待人十分骄慢。当他给下属分发衣服粮草时，就说：“这是狄爷爷所赐。”使朝廷对此十分厌恶，因而欲疏远他。有人出计宋仁宗派他出去做两镇节度使，狄借口无他错而不接受。于是宋仁宗问计于丞相文彦博。彦博讲：“太祖皇帝难道从前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只因他深得军心，所以才有陈桥兵变。”
仁宗听后默不作声。狄青不解，欲找丞相申辩。文彦博直看着他说：“没什么，朝廷怀疑你。”狄青震惊，只好出任节度使。朝廷每月巡视狄营二次，狄青惊愕万分，不出半年，终因忧愤而死。狄青尝到了弄权的苦头，虽有功名却不能善终。
在现代社会中也有同样情形，身份地位变了，权力势力大了，有的人就飘飘然，昏昏然，骄横、恣肆、飞杨拔扈。这样的人不会受到上司的信赖和百姓的爱戴，最终事业不成，只能尝到弄权的苦果。
隐藏锋芒——揣而锐之，不可常保
[原文]
揣而锐之，不可常保。（《老子·第9章》）
[今译]
将铁器锤磨出尖刃，但尖刃不可能长久保持。
[按语]
河上公：揣，治也。先揣之，后必弃捐。王弼：既揣末令尖，又锐之令利，势必揣衄，故不可长保也。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种自视颇高的人，他们锐气十足、锋芒毕露，处事不留余地，待人牛气冲天，有十分的才能与聪慧，就十二分地表现出来，这样的人往往在人生旅途上屡遭波折。
人性这东西，“同患难易，共荣华难”。所以，在打江山时，各路豪杰汇集在一人麾下，锋芒毕露，一个比一个有本事。主子当然需要这样的人杰。但天下已定，这些虎将功臣不会江郎才尽，总让皇帝感到身边有诸多威胁。历史上有多少人因此而丢官丧命啊！所以，到了一定时候，一定要掩盖自己的才华，不要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
韩信是汉朝的第一功臣，在汉中献计出兵陈仓，平定三秦；率军破魏，俘获魏王豹；破赵，斩成安君，捉住赵王歇；收降燕，扫荡齐，力挫楚军；连最后垓下消灭项羽，也主要靠他率军前来合围。司马迁说，汉朝的天下，三分之二是韩信打下来的。但是他功高震主，又不能谦逊自处，加上他犯了大忌，看到曾经是他部下的曹参、灌婴、张苍、傅宽都分土列侯，与自己平起平坐，心中难免矜功不平。樊哙是一员猛将，又是刘邦的连襟，每次韩信访问他，他都是“拜迎送”。但韩信一出门，总要说：“我今天倒与这样的人为伍！”自傲如此，全然没有了当年甘愿受胯下之辱的情形。这样，终于一步步走上了绝路。后人评价说，如果韩信不矜功自傲，不与刘邦讨价还价，而是自隐其功，谦逊退避，刘邦再毒大概也不会对他下手吧。
洪应明在《菜根谭》中再三阐述君子不可太露其锋芒的思想，决非反复玩弄词藻，实在是对处世经验的深切总结。“不可太露其锋芒”，并不是销蚀锋芒，而是指人应隐其锋芒，不要恃才恃权恃财而咄咄逼人。其实，隐藏锋芒也是一项强化自己的学识、才能和修养的过程，有利于培养自己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勇与技巧，是放弃个人的虚荣心而踏实地走上人生旅途的表现。
在日常社会中，人们总是想方设法要出人头地，为人所知。所以有才华的人便言语露锋芒，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才，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上露锋芒、在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言语锋芒，便要得罪旁人，这样，旁人便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行动露锋芒，便要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
《易经》中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意思是说，君子有才能但不使用，而要待价而沽。天才能做到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此地，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所以古人说：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可见天才的锋芒就像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己！如此来说，还不如没有。
《庄子》中有一句话叫“直木先伐，甘井先竭”。由此观之，人才的选用也是如此。一些才华横溢、锋芒太露的人，虽然容易受到重用提拔，可是也容易遭人暗算。
人生就是这样，当你得意时，切不可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太重要。适度地收敛起自己的锋芒，掩饰起你的才华，才能顺利地走好你的人生之路。
持盈之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原文]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老子·第9章》）
[今译]
保持着满满的，不如趁早拉倒。
[按语]
河上公：盈，满也；已，止也。持满必倾，不如止也。王弼：持，谓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势必倾危。故不知其已者，谓乃更不如无德无功者也。
朱谦之：《后汉书》申屠刚《对策》曰：“持满之戒，老氏所慎。”“持满”即“持盈”也。《史记·乐书》：“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此作“持而盈之，”于义为优。
《荀子·宥坐》篇里有一则故事：
有一次孔子带着弟子子贡拜谒鲁桓公的宗庙。在庙里，他看到一只盛水的宝器“宥厄”。孔子高兴地说：“真幸运，我终于见到了这个器皿。”
孔子回头对弟子说：“取水来。”水取来后，把水灌进去。当水灌到一半时，容器端端正正。当水灌满时，容器一下子就倾倒了。孔子的脸色陡变，猛然醒悟，对弟子说：“对呀！满了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持盈之道啊！”
子贡在旁边问：“请问老师，怎样才能保持满而不倾呢？”
孔子说：“抑制而减少它。”
子贡又问：“什么叫持盈之道呢？”
孔子说：“万物由生到长，到最盛时就开始走向衰亡。也是这样，快乐到极点就是要走向悲伤了。例如，太阳到了中午就向西偏移开始下山；月亮到了十五日又圆又满，此后就开始转盈为亏。所以，聪明智慧的人，要以愚钝不敏来持守；勇武刚强的人，要用畏怯懦弱来持守；见闻广博的人，要用孤陋寡闻来持守；富有高贵的人，要用穷陋节俭来持守；善于治理天下的人，要用谦让恭谨来持守。”这是孔子的“持盈之道。”
法国数学家笛卡儿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伟大学者，但他也如同苏格拉底一样，声称学习得越多就越发现自己的无知。一次，有人问这位伟大的数学家：“你学问那样广博，竟然感叹自己的无知，是不是太谦虚了？”
笛卡儿说：“哲学家芝诺不是解释过吗？他曾画了一个圆圈，圆圈内是已掌握的知识，圆圈外是浩瀚无边的未知世界。知识越多，圆圈越大，圆周自然也越长，这样它的边沿与外界空白的接触面也越大，因此未知部分当然就显得更多了。”“对，对，你的解释真是绝妙！”问话者连连点头称是，赞服这位学问家的高见。
知识越多，越觉得自己无知，你觉得这奇怪吗？一点儿也不奇怪，笛卡儿的比喻十分形象。知识多者，在于他知道世界还有很多奥妙，也就是知道自己无知。而无知者，在于他不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知道自己无知呢？
人类世界浩瀚几千年的文明史，个人所掌握的知识相比之下就如同沙漠里的一粒沙。所以永远不要说自己无所不知。只有愚蠢的人才会那样妄自尊大、自鸣得意。
莫里斯·斯威策说过：“骄傲自大的人喜欢见依附他人的或馅媚他人而厌恶见高尚的人。而结果这些人愚弄他，迎合他那软弱的心灵，把他由一个愚人弄成一个狂人。”
丰收的稻子总是弯腰向着大地。无论在任何时候，永远不要以为自己知道了一切。不管人们把你评价得多么高，你永远都要清醒地对自己说：“我是一个无所知的人，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
适可而止——知止所以不殆
[原文]
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老子·第32章》）
[今译]
名称既已制定，就要知道各自的限度，知道各自的限度，守好本位，就不会有危险。
[按语]
河上公：既，尽也。有名之物，尽有情欲，叛道离德，故身毁辱也。
王弼：遂任名以号物，则失治之母也。故知止所以不殆也。
世事如浮云，瞬息万变，不过，世事的变化并非无章可循，而是穷极则反，循环往复。《周易·复卦·彖辞》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又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中国人从周而复始的自然变化中得到心灵的启示：“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老子要言不烦地概括为：“反者道之动。”人生变故，犹如水流，事盛则衰，物极必反。生活既然如此，做人就应处处讲究恰当的分寸。
做人不要做绝，说话不要说尽。廉颇做人太绝，不得不肉袒负荆，登门向蔺相如谢罪。郑伯说话太尽，无奈何掘地及泉，方能见母。故俗言道：“凡事留一线，日后好见面。”凡事都能留有余地，方可避免走向极端。特别在权衡进退得失的时候，务必注意适可而止，尽量做到见好便收。
一个聪明的女人懂得适度地打扮自己，一个成熟的男子知道恰当地表现自己。美酒饮到微醉处，好花看到半开时。明人许相卿说：“‘富贵怕见花开’，此语殊有意味。言已开则谢，适可喜正可惧。”做人要有一种自惕惕人的心情，得意时莫忘回头，着手处当留余步。此所谓“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宋人李若拙因仕海沉浮，作《五知先生传》，谓做人当知时、知难、知命、知退、知足，时人以为智见。反其道而行，结果必适得其反。
君子好名，小人爱利，人一旦为名利驱使，往往身不由己，只知进，不知退。尤其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不懂得适可而止，见好便收，无疑是临渊纵马。
刘邦初定天下，封萧何为宰相，一时之间，有不少人都登门向他道贺，唯有一个叫召平的人提醒萧何：“你的灾祸可能会从此发生。现在皇上离开京城，率兵打仗去了，增封你为宰相，掌管护卫兵，一方面是为了讨好你；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警戒你。如果你现在辞退增封，献出自己的财产做军费，皇上一定会很高兴，也会减少心中的疑虑。”萧何仔细一想，认为有理。于是，他照着召平的建议去做，把自己的子弟送到军中随刘邦作战，又把自家的资财捐输到前方做军费，高祖果然高兴。黥布叛变的时候，高祖带兵亲自去讨伐。留在后方的萧何则全力抚慰百姓，安定民心。有人见他这样投入，勤勤恳恳，非常担心，就劝他说：“相国小心一家人遭杀身之祸啊！自从你入关十多年来，收揽民心，人们打心眼里敬重你，陛下知道你是众望所归，所以常常派人打听你的动向，唯恐你忘恩负义背叛他。你如果想保全家人的性命，从今天开始就要破坏形象，把声望压下来，才能让陛下安心。”萧何细一思量，认为他有理，便昧着良心，没收百姓土地，扰民、乱民，使百姓怨声载道，萧何的威信当然也下降了。更妙的是，萧何故意在小事情上斤斤计较，贪图小利，使刘邦认为他胸无大志而放心。然而刘邦哪里知道，这正是萧何采用的避灾自保的策略。
李靖曾《题六和塔》诗说：“经从塔下几春秋，每恨无因到上头；今日始知高处险，不如归去卧林丘。”一个人能体会到“高处险”，自然能居安思危。溢满思退，就能知足知止，淡泊藏用；知足知止，就能不骄不矜，无得无失。
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历代之中，有多少英雄豪杰，功败垂成。稍有成功，事业稍大时，便自满得意，骄矜无忌，贪得无厌，树敌无数，惰怠荒废，随心所欲，不知谨守不失的道理。要想谨守不失，全在于知足知止。知足知止，就知道创业的艰难，就能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以庄子借北海之神的口气说：“懂得道的人，一定能通达事理；通达事理的人，一定明智而随机应变；明智而随机应变的人，不会受到外物的伤害。道德崇高的人，火不能烧他，水不能淹他，寒暑不能损伤他，禽兽不能伤害他。这不是说人有意去触犯有害之物，而是说能察安危，对祸福的来临冷静对待，谨慎进退，所以无法加害他。因此说，不要用人事毁灭天然，不要用世事毁灭天命，不要因考虑得失而为功名做出牺牲。牢记这些道理，就达到了返归真性的境界。”
了解自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原文]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第33章》）
[今译]
认识别人的叫做机智，认识自己的才算高明。
[按语]
河上公：能知人好恶，是为智，人能自知贤不肖，是为反听无声，内视无形，故为明。
王弼：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
“人啊，认识你自己吧。”这是一句刻在古希腊特而斐神庙中阿波罗神的神谕。老子说：“自知者明。”有两个故事最能说明人要有自知之明的重要性。
森林中，动物在举办一年一度的比“大”比赛。老牛走上台，动物们高呼：“大！”大象登场表演，动物也欢呼：“真大！”这时，台下角落里的一只青蛙气坏了，难道我不大吗？它一下子跳上一块巨石，拼命鼓起肚皮，同时神采飞扬地高声问道：“我大吗？”“不大。”台下传来的是一片嘲讽的笑声。
青蛙不服气，继续鼓着肚皮。随着“嘭”的一声，肚皮鼓破了。可怜的青蛙，到死也还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大。
有一位登山队员，一次他有幸参加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到了7800米的高度，他体力支持不住，停了下来。当他讲起这段经历时，朋友们都替他惋惜，为什么不再坚持一下呢？为什么不再往上攀一点高度，再咬紧一下牙关，爬到顶峰呢？“不，我最清楚，7800米的海拔是我登山生涯的最高点，我一点也不为此感到遗憾。”他说。
青蛙不了解自己，受到了命运的惩罚；登山队员了解自己，所以他安然无恙。了解自己，这是一种智慧，是一种美好的境界。
现代人都有一种通病，那就是不了解自己。我们往往在还没有衡量清楚自己的能力、兴趣、经验之前，便一头栽进一个过高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比较得来的，而不是了解自己之后定出来的，所以每天要受尽辛苦和疲惫的折磨。
人如果在生活中总是与别人比较，总是希望获得他人的掌声和赞美，博取别人的羡慕，那么，他就会慢慢地迷失自己。一个人成天乞讨获得别人的掌声，他的生活必然是空虚的，久而久之，他的生活就变成了负担和苦闷，而不是充实和享受。所以，人贵在了解自己，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做人做事，那才有真正的喜悦。人彼此都不相同，有的人聪明，有的人平庸；有的人强壮，有的人羸弱。每个人的性格、能力、经验也各不相同。我们只有依照自己的潜能去发展，那才有真正的快乐。
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苏东坡在《题西林壁》一诗中也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自己看不清自己的主要原因，就和身在庐山反而看不清庐山真面目是一个道理。要使自己对自我有自知之明，还得让自己跳出自我的小圈子，站在旁观者的立场来分析和评价自己。鲁迅先生曾说过：“我有时解剖别人，但常常更严格地解剖自己。”这样才能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
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越明确，所表现的行为将越适合本身的情况，我们的表现也会越自然，越能给旁人一个正确的印象。同时旁人根据那些印象来与我们交往时，将不致引起什么困难。就我们自己来说，对本身有一个明确了解之时，也等于有了一个做人的准绳，尽管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们还能表现颇为一致的姿态与行为模式，别人也知道该怎样和我们来维持适当的关系。
别太霸道——强梁者不得其死
[原文]
人之所教，亦议而教人：“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学父。（《老子·第42章》）
[今译]
凡人所教导我的，我也发为议论去教导人：“强暴的人不得好死！”我要把这事例作为教学总纲。
[按语]
河上公：强梁，谓不信玄妙，背叛道德，不从经教，尚势任力也。不得其死者，为天所绝，兵刃所伐，王法所杀，不得以寿命死也。父，始也。老子以强梁之人为教戒之始也。王弼：举其强梁不得其死以教邪，若云顺吾教之必吉也。故得其违教之徒，适可以为教父也。
罗运贤曰：“《说文》：‘父，巨也’。‘巨，规巨也’。‘教父’即‘教巨’，犹言‘教条’也。训‘父’为‘始’，非是。”蒋锡昌然其说，谓：“‘强梁者不得其死’，盖古人人遗言。此语与老子思想相合，故老子取以为教条也。”
社会上总有那样一群飞扬跋扈的人，他们在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后就自恃己才，过高地估计自己，做事主观性特强，办事独断专行，说一不二，毫无顾忌，自鸣得意，瞧不起周围的人，自以为了不起，目空一切，总想在他人面前“露一露”，显示出一股“舍我其谁”的霸气来。他们在说话、办事过程中总是过分突出自我，总想压倒对方，而且在语言中总是要流露出这样的情绪来：“离了自己是绝对地不行，地球似乎总要转慢了似地。”飞扬跋扈者只需要他人的服从，不习惯他人说一个“不”字，他们尤其想得到他人的尊重，只要谁表示出一点不尊重他的意见来，他就认为这是一种对自己的侮辱，于是，变着法子会给人“穿小鞋”，甚至会为一点“小事”而将对方整得透不过气来。有时对方已经缴械投降，还一个劲地穷追猛打，毫不手软，置人死地而后快。
弓硬弦常断，人强祸必随。过于坚硬的，容易折断；过于洁白的，则容易被污染。天道忌盈。为人处世不可过于争胜，过于求强，要自谦、自守。吃些亏并不是坏事，节制欲望并不是坏事。飞扬跋扈者的结局总不那么美妙。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美国著名的五星上将之一，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19岁入西点军校，23岁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走出军校大门；50岁的时候，是美国陆军历史上最年轻原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二战结束后任美国远东部队司令官；美国侵朝战争时期任“联合国军”总司令。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52年的军旅生涯在鼎盛期戛然而止。
这一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我深表遗憾地宣布，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已不能在涉及他所担任职责的问题上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政策。根据美国宪法赋予我的特殊责任和联合国赋予我的责任，我决定变更远东战区的指挥。因此，我解除了麦克瑟将军的指挥权，并任命马修·李奇微中将为他的继任者……”
杜鲁门总统做出的这一决定源于麦克阿瑟的长期桀骜不驯，且对任何关于国家甚至国际间的大事都要发表自己的看法。
朝鲜战争暴发，麦克阿瑟与决策层最次出现龃龉并非因朝鲜问题，而是由美国的对台政策引起的。美国政府认为，蒋介石政府已经丧失了民众的支持，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不仅会疏远中国大陆群众，还会在亚洲各国激起强烈的反美、反西方的情绪。在白宫看来，若派遣国民党军队参加朝鲜作战，其所需费用“还不如用来支持我们自己的军队更合算些”。因此，美国政府决定，与台湾的关系不能太密切。但是，政府的决定却遭到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国军界的反对。麦克阿瑟要求政府的政策能“更坚决地”支持中国国民党，“更积极地”反对中国共产党。1950年7月21日，麦克阿瑟访问台湾。返回东京后，他发表声明称，如果台湾受到中共的攻击，美国与台湾的“有效合作”马上就能完成部署。8月1日，蒋介发表公报，称他和麦的会谈已经奠定了共同保卫台湾和“中美军事合作”的基础。对于麦克阿瑟的声明，且不去评价其对与错，单就麦克阿瑟的身份来说就是“越位”。
这两个声明、公报引起了华盛顿的不安，杜鲁门总统8月4日在以国防部长约翰逊名义发出的信件中用严厉的措辞对麦克阿瑟提出了警告，提醒他：“国家利益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做出任何可导致全面战争爆发的行动。”但是，麦克阿瑟对这一警告置若罔闻。8月28日，他在发给“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野营活动”的贺电中驳斥了美国保卫台湾会失去亚洲人的支持的说法，他说，讲这种话的人并不了解东方。
杜鲁门获悉该电文后非常恼怒，曾认真考虑过解除麦克阿瑟远东战区司令官的职务。但最终，他“经过认真斟酌，决定打消这个主意”。然而，麦克阿瑟在朝鲜战场上一败涂地，又狂热地鼓吹扩大战争；他自行其是，无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总统的权威，在世界舆论面前，屡屡陷美国政府于被动。这使得杜鲁门忍无可忍，最终采取了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行动。
一个声威显赫的传奇将军，就这样黯然地被解除了职务，留给人们的感慨和思索实在太多了。所以，即便你声名远播，即便你功勋卓著，即便你业绩骄人，即便你如日中天，你也不必目中无人、不可一世，而应谨言慎行。盲目地自骄自负、不切实际地固执己见，就注定要以惨败而告终，这是世事的必然、人生的警策。
金钱陷阱——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原文]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第44章》）
[今译]
过分爱惜名分必定要付出大量的耗费，过多的藏货必定会招致惨重的损失。
[按语]
河上公：甚爱色，费精神，甚爱财，遇祸患。所爱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费。生多藏于府库，死多藏于丘墓。生有攻劫之忧，死有掘冢探柩之患。
王弼：甚爱不与物通，多藏不与物散。求之者多，攻之者众，为物所病，故大费厚亡也。
今天有很多人碰到“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或类似的问题时，都会抢着回答“出名”或“发财”。但你千万不要为自己制定纯粹追逐名利的人生目标。
从某种意义上说，金钱是最让人困扰的问题之一。一方面，人类实在离不开金钱，金钱对于现代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或缺的，不信你可以出趟门试试，不说你要坐车就得买票，如果遇上一个很“原则”的售票员，即使少了一毛钱，你也别想坐上车。所以，财富并不是我们可以随意地要和不要的，人必须凭借金钱才能生存。但另一方面，人又确实不能为金钱所役，譬如钱是人造的，钱是人赚的，钱是人用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得之正道，所得便可喜，用之正道，钱财便助人成就好事。假若做了守财奴，嗜财如命，甚至为了钱财忘了义理，为一得一失不惜毁了容颜丢掉性命，那也就是为物所役，难得快乐了。
有一个深刻的例子：一个人花了50万元买了一块由制表名匠亲自加工的镶满钻石的手表，他对这块表爱不释手。为了防止歹徒抢劫，他还特地雇用了一个保镖。有一次这个人乘火车到外地去，上火车前就被歹徒盯上了。由于人多眼杂，歹徒一直没有机会动手。火车就要开了，这个人在靠近窗口的地方坐下，戴手表的左手放在窗台上。就在火车慢慢加速开动的时候，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歹徒用准备好的一把快刀，将这个人佩戴钻石手表的左臂硬是活生生地砍了下来，这个人又痛又怕，送到医院时已没了命。
为了一块手表，竟然连性命也搭上了。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别太在乎它。一旦因钱把性命也断送了，那么再多的钱也没用了。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经济步入快车道，国民生产总值，国民人均收入，均成倍地增长，在这样一个富裕社会里，你一定要懂得赚钱，也要懂得用钱。赚钱是造财富，但要取之有道；用钱是享受福报，但要运用得宜。要注意不被钱所误，要当钱的主人，不要当钱的奴隶。
钱可以买到“伙伴”，但买不到“朋友”；钱可以买到“帮手”，但买不到“知己”；钱可以买到“婚姻”，但买不到“爱情”；钱可以买到“娱乐”，但买不到“愉快”；钱可以买到“药物”，但买不到“健康”；钱可以买到“美食”，但买不到“食欲”；钱可以买到“服从”，但买不到“忠诚”；钱可以买到“床位”，但买不到“睡眠”；钱可以买到“珍宝”，但买不到“美丽”；钱可以买到“书籍”，但买不到“智慧”；钱可以买到“谄媚”，但买不到“尊敬”；钱可以买到“权势”，但买不到“威望”；钱可以买到“劳力”，但买不到“奉献”；钱可以买到“暴力”，但买不到“仁慈”；钱可以买到“良药”，但买不到“忠言”；钱可以买到“躯壳”，但买不到“灵魂”。
钱可以使你富裕，也可以使你空虚；钱可以使你成功，也可以使你一败涂地。捡来的钱，使你用之不安；偷来的钱，使你做贼心虚；流汗的钱，使你幸福坦然；集资的钱，使你力量无边；援助的钱，使你感到温暖；奖励的钱，使你加倍实干；诈骗的钱，使你心惊胆战；索要的钱，使你惯于伸手；抢得的钱，使你扪心有愧；色情的钱，使你满身羞耻；节省的钱，使你美德璀璨；受贿的钱，使你贪得无厌；贪污的钱，使你灵魂糜烂；挪用的钱，使你有借难还；恩赐的钱，使你变成懒汉；多收的钱，使你面呈愧色；继承的钱，使你不知珍惜。
钱是生活之必需，又是万恶之根源，就看你如何驾驭！
不再贪婪——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原文]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第46章》）
[今译]
祸患没有再大于不知满足，灾殃没有再惨于贪得无厌。
[按语]
河上公：祸莫大于不知足，富贵不能自禁止也。咎莫大于欲得，欲得人物，利且贪也。
民间流传着一首《十不足诗》：“终日奔忙为了饥，才得饱食又思衣。冬穿绫罗夏穿衫，堂前缺少美貌妻。娶下三妻并四妾，又怕无官受人欺。四品三品嫌官小，又想面南做皇帝。一朝登了金銮殿，却慕神仙下象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有上天梯。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九天还嫌低。”
这首诗对那些贪心不足者的心态刻画写得淋漓尽致。物欲太盛驱使造成灵魂变态，就是永不知足，没有家产想家产，有了家产想当官，当了小官想大官，当了大官想成仙……精神上永无宁静，永无快乐。
永不知足是一种病态，其病因多是权力、地位、金钱之类引发的。这种病态如果发展下去，就是贪得无厌，其结局是自我爆炸，自我毁灭。
南朝梁代人鱼弘，追随梁武帝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后来，梁琥帝赐给他15顷田，一座山林，八万棵林木，但他却郁郁寡欢，终日不露笑脸。他的妻子深感不安，于是直言相问：“官人，你是不是因为皇帝给你封赏少而不高兴？”
鱼弘听后，满期地说：“一个君主，论功要平，惩罚要当，这是常理。我随君主转战各地，出生入死，吃他的俸禄应该不止于此。你想想，我的心理能获得平衡吗？他应该赐我更多的钱粮、土地。”妻子劝道：“我知道你的功劳不小，但你不应该是那种贪恋财富、追求显达的人，过一种平淡的日子不是也挺好么？何况现在我们受到的赏赐不少啊！”
妻子的话，鱼弘自然听不进去。他是个追求官爵、贪图钱财的人，他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他在担任郡守后，仍嫌官小；他有巨额家产，却仍感不足。在贪念的驱使下，他仗着自己受到梁武帝的信任，竟公开勒索钱财，并且大言不惭地对人说：“我作郡守，郡中有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精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人口尽。人生在世，就是要快活享乐，作郡守不享乐，什么时候再享受呢？”他让下官到民间敲诈勒索，并让民工到深山里砍来稀有树木，运来高级的花岗石，在一块风水宝地上建造豪华的郡守府。他的车马服饰，不用一般布匹，而用丝绸锦锻，生活十分奢侈，又荒淫无耻，有侍妾百余人。因为生活糜烂，没过几年，他便一命呜呼。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想得到一块土地，地主就对他说，清早，你从这里往外跑，跑一段就插个旗杆，只要你在太阳落山前赶回来，插上旗杆的地都归你。那人就不要命地跑，太阳偏西了还不知足。太了落山前他是跑回来了，但已精疲力竭，摔个跟头就再没起来。于是有人挖了个坑，就地埋了他。牧师在给这个人做祈祷的时候说：“一个人要多少土地呢？就这么大。”这个死者，正像《伊索寓言》里说的：“有些人因为贪婪，想得到更多的东西，却把现在所有的也失掉了。”
只有拿到自己手里的才是自己的，太贪心了会让你失去一切。俄国诗人屠格涅夫有一次外出，遇见一个乞丐伸着枯槁的手向他讨钱。屠格涅夫把手伸进口袋，忽然发现忘了带钱包，他只得怀着愧疚的心情，拉着乞丐的手握了握说：“真对不起。”那个乞丐却紧紧握着屠格涅夫的手说：“兄弟，够了，有这么点就够了。”
我们到处流浪，到处寻找，到处乞讨，仅为了几个叮当作响的铜板吗？我们至今仍然像乞丐一样乞求着人类的那份诚意。
我们从来不要求大人物能体察小人物的内心，只企求他们不要妨碍小人物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我们从来也不敢奢望人类有一天会变得天使般美好，我们只祈求今天比昨天更好，明天比今天更好，就足够了。
不论走到东还是走到西，只要静观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发现，人并不是对所有的东西都敢奢望的。有时，他要得很少，很可怜，有那么一点就够了。雨天的一把雨伞，情绪低落时的几句安慰，生日的一张贺卡，平日的一个问候电话……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会发挥意想不到的功效。
知足常乐——知足之足，常足矣
[原文]
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第46章》）
[今译]
知道满足的这种满足，是永远满足的了。
[按语]
河上公：知足之足，守真根也。常足，无欲心也。刘咸：“知止即知反。《经》屡言知足，即知止，知止谓保富贵也，相对往来皆不常久，必反乃为常，乃能久。”常久，实《老子》之宗旨。
我们经常看到许多生活异常艰苦的人总是笑口常开，而且一般的情况常常是越是艰苦越是感到知足。这种生活态度常常叫外国人看了莫名其妙，很容易误以为这是中国人的惰性。其实，中国人的知足，是一种做人的艺术，它小半出于无奈，大半源于内在精神世界的充实丰富以及应付人生世事的自如圆满。你要懂得，知足或不知足，都不是生活的目的。人生的目的当是寻求既有生活的快乐。知足如果能够常乐，则不妨知足。知足是对现实生活欣然接受，当一个人无法改变生活的处境时，他除了欣然接受以外，还能有更明智的选择吗？人若有此种想法，在顺境里能优哉游哉，在逆境中也能安之若素。
人生常常是无奈的，有时候会被迫置身于极不情愿的生活境遇里，甚至会落到万念俱灰的地步，但是一旦他想到自己好歹有幸还拥有一个可爱的人生，便又知足地笑起来：“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怕无处下金钩。”“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孔子游泰山，遇到一位不知是何许人者，鹿裘带素，鼓琴而歌。孔子见而问：“先生何乐也？”对曰：“天生万物，人为贵，吾得为人，一乐也；男女有别，男为尊，吾得为男，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行年七十矣，三乐也；贫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终，居常以待终，何不乐也？”
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知足是我们在深刻理解生活真相之后的必然选择。猛兽易伏，人心难降；壑易填，人心难满。生活所能提供给欲望的满足总是有限的。在人的现实生活中，“足”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不足”则是绝对的，永恒的。假如一个人处处以“足”为目标不懈追求，那么他所得到的结果将是永远的不足；如果一个人以“不足”为生活的事实予以理解和接纳，那么他对生活的感受反倒处处是足的。
知足艺术表现在足与不足的调和平衡。知“不足”所以知足；不知“不足”，所以不知足；“不足”可以知足；不知足，便总是“不足”。由此可见，知足就是一个人自觉协调人心无限欲望与现实有限条件两者关系的过程。它用什么来协调？用“知”来协调。足不足是物性的，而知不知则是人性的。以人性驾驭物性，便是知足；让物性牵制人性，就是不知足。足不足在物，非人力所能勉强；知不知在我，非贫富所能左右。
一个人对事事都感到不知足，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并不需要主观上的任何功力，因为不知足正是人的欲望的唯一特征。所以，不知足是自然的、下意识的，仿佛骑手信马由缰毫不费力。知足，倒是自觉的、顽强的、坚毅的和勉为其难的。当你步行在街道上看到一辆辆擦身而过的漂亮轿车时，当你身居斗室望着窗外一幢幢摩天大楼时，因羡慕、嫉妒而生的不知足，无需吹灰之力便不招自至了，而要摆脱这些情绪的纠缠，今晚依然知足的卧床酣睡，明晨照样知足地挤车上班，却是很不容易的。
知足是对生活环境的一种适应方式。众所周知，我们中国人最善于适应环境，所以在相同的条件下我们确实比西方人更容易满足。这并不是我们天生知足，而是我们所处环境使然。一个乡下人与城里人相比，我们往往会感到乡下人很知足。城里人穿西服革履，住高楼大厦，尚不免满腹牢骚；而一个老农只要有粗茶淡饭果腹，有简陋房屋安居便会心满意足了。如果城里人因此对乡下人颇感不屑并自以为高人一等，就让人感到很好笑了。这样城里人反过来拿自己与物质享受更高的外国人相比，必然会产生另一种自卑与不足。
处世的要务是寻找生活本身的幸福和快乐，而不是去计较这种生活究竟是“贫民窟”，还是“富贵乡”。所谓“贫民窟”或“富贵乡”，无非是在物质生活条件上相比较而言。其实，快乐主要还是一种精神上的充实和愉悦。钱钟书说：“一切快乐的享受都是属于精神的。”又说：“精神的炼金术能使肉体痛苦都变成快乐的资料。”因而，在“贫民窟”里也有精神的富贵者，在“富贵乡”里照样不乏精神贫穷者。
许多人常常满足于既有的事物，这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发现和利用周围的一切来丰富生活的乐趣。所以，在我国很难找到被认为是完全无用的东西。正如学者林语堂总结说：“下定决心从生活中获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并且渴望享受已有的一切，万一得不到也不感遗憾，这就是中国人知足常乐的这种天才和奥秘。”
“知足”说时容易做时难。因为知足难，所以知足常乐才称得上是一种艺术。任何事情本身无所谓足不足。足与不足，都是比较的结果。有人不小心丢失了一双新买的鞋，为此他一个人闷在家里茶不思、饭不想，难过了好几天。这天他强打着精神来到街上闲逛，无意中看到一个拄着拐杖只有一条腿的残疾人正兴高采烈地与人聊天，蓦然之间，他翻然醒悟：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一条腿的人尚能如此快活，我丢失了一双鞋又算得了什么呢？想到这里，心胸顿觉爽朗，积聚了数天的不快霎时间烟消云散。
生活是公平的，它虽然毫不吝惜地把幸福赐给众人，但从来不让其中的任何人独占鳌头，免得他过于狂妄；生活也毫不留情地把各种各样的灾难带给人们，却极少把其中的任何人推到绝境，这正是“天无绝人之路”。一个人不管遭受何种境遇，比上固然不足，比下终归有余，只要知足，就有快乐——当人失意的时候，都是会这样想的。
知足虽然通过比较而生，但凡是通过比较而生的知足总不是最高境界的知足。所谓最高境界的知足，乃是一种源于内在精神的充实完满，是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沛然自足，老子称此为“知足之足”，并教诲后人说：“知足之足常足矣！”当一个人拿到一串葡萄时，如果他从大到小一颗颗吃下去，往往会越吃越不知足，而一个“知足之足”的人吃葡萄，根本就不会想到葡萄的大小，这样的知足是真正的知足。
现代人相对来说比较不知足，这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潜动力，也是商品社会的必然结果。虽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不知足”是产生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动力，但就个人而言，“不知足”所带来的心理压力，以及这些压力所产生的精神苦恼，常常使辛苦得来的物质幸福黯然失色，甚至完全掩盖生活的本来意义。鉴于现在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别有增无减的趋势，“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更是一门必修的处世课程。
一念之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原文]
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夫天道无亲，恒与善人。（《老子·第79章》）
[今译]
有德者只依照契约办事，无德者才依照彻法催租。那天道没有偏心，永远帮助有德的善人。
[按语]
张松如：“司彻”，河上注：“司人所失。”王弼注：“司人之过也。”皆取比治之意，与“契”义难为对。《文雅·释诂》三：“司，主也。”《释诂》二：“彻，税也。”《论语·颜渊》篇：“盍彻乎？”郑注：“周法，什一而税谓之彻。”《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是“彻”乃周之税法。
李道纯《道德会元》：“亲”作“私”，“善”作“圣”。
河上公：大道无有亲疏，唯与善人，则与司契省也。
“天”是万物的主宰，“神”是心灵的寄托和信仰的对象。向天看齐，向神乞求，乃是人们的规范行为。
在现世中，无论古今中外，善恶好坏都是客观存在的，当人们遇到困惑时就不免对天到底是偏恶还是偏善产生了动摇，有时还对天道产生重大怀疑。
一个人如果体验到了这一点，即使身处寒门蔽户，也会觉得跟富贵人工智能家的高楼大夏毫无不同。在他的眼里，金屋与茅屋只是形式上的不同而无实质的差别。也就是说人生的真快乐只是存乎一念之间，假如贪得无厌作恶多端，即使住在金屋也空虚难耐；假如乐天知命毫无邪念，即使住在茅屋也会感到愉快充实。此处所说的存乎一念，主要指修养的程度。没有追求一念的精神，人的本性就会在客观世界的影响中发生质变。
一天，一位年迈的捕蛇人坐在一块巨石旁休息。可能是太累了的缘故，捕蛇人坐下后不久，便睡着了，并用很快进入了梦乡。
突然，捕蛇人被一种声音惊醒，打断他的美梦的是一条眼镜蛇。“你这个家伙，快告诉我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地狱！”眼镜蛇一边吐着信子，一边凶狠地问道。“你这个可恶的家伙，不知道你残害了多少生灵。你不配生活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上，更没有资格来问我天堂和地狱的秘密！”捕蛇人平静地看了一眼眼镜蛇，漫不经心地说。
“你这个老不死的家伙！竟敢口吐恶言，来羞辱我，你一定是活得不耐烦了！”眼镜蛇骂完，就要把毒汁吐到捕蛇人的身上。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捕蛇人指着眼镜蛇，轻轻地说：“这就是地狱！”
霎时，眼镜蛇惊愕不已，它对这个敢以生命来教导它的捕蛇人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就在它为自己刚才粗暴的行为向捕蛇人表示歉意时，捕蛇人说：“这就是天堂！”
善恶总相连，善与恶就在你的一念之间。有了恶念，你的世界就是地狱；如果能即时弃恶从善，地狱也能变成天堂。
一个行善事的人，常会为自己的付出而感到快乐，而快乐就是心的天堂。因此在生活中，你应该多行善事，杜绝恶行，惟有如此，你的世界才会变成天堂。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因誓死不食周粟而丧生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传记时，曾结合自身的遭遇而大发感叹。他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伯夷、叔齐该称得上善人了吧！但是如此大仁大义、谨言慎行的君子最终却饿死于首阳山，又该如何解释呢？……近世有许多罔视社会秩序横行霸道的人，却都能终生安逸，一世享有荣华富贵。而那些自律守法，言所当信，行所当行的正人君子却常遭厄运。被人小人猜忌、陷害者，又不知多少？！想到这里，我不免深深地颖惑：所谓的天道，到底存不存在呢？”
司马迁发自内心的呐喊，都会对天道发生动摇。孔子哭颜回时的“天丧予！天丧予”不也是一种不满的发泄吗？元代戏剧《窦娥冤》中，作者不也借女主人公窦娥之口骂道：“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骂得真是淋漓尽致！
孔子作为圣人似乎很少对“天”发什么议论，但他仍说过：“不怨天，不尤人，下学上达，知我者天也。”孟子亦云：“顺天者大者存，逆天者亡。”表达了古人对“天”的无限崇敬和信赖。
如果撇开功利思想来看“天道”，也不无积极作用。有些人在遇到大难、或不顺心、甚至受死亡威胁时，往往会说：“此乃天间”，因而会采取达观态度，或昂然就难，或从容就义，这是何等潇洒的人生壮举！
诚然，“天”是“常与善人”的。它既然使你生得伟大，又能让你死得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