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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世精明与否，与人们的态度和应对方式紧密相连。态度不同，处世的方式就不同，由此带来的结果也大相径庭。
《论语》这部书，教会我们很多处世的方法和技巧，值得好好借鉴。
中庸之道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原文】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第六》）
【今译】
孔子说：“中庸作为一种品德，是至高无上的。人们缺少这种品德已经很长时间了。”
【评注】
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兴于行，少有此德久矣。
处世时，要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审慎而冷静地选择最好的解决方案；要在诸多对立统一的因素中，敏锐而智慧地寻找最佳的均衡状态。最好的解决方案、最佳的均衡状态就是中庸。
现在有不少人将“中庸之道”视为贬义词，并攻击它腐朽没落，说它是折中调和、庸庸碌碌，不分是非，不讲原则，各打五十大板，各赏十块大洋。事实不是这样，这是对中庸的不了解，或者说是曲解。
所谓中就是本体，就是方法；所谓庸，就是实用，就是实行。孔子说的中庸，是用于中，行于中的大道。
中庸要求处理事情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也就是把握准确的度，既不要不到位，也不要太过分，要注意把握分寸。假如事事处处都趋于极端，态度绝对化，做事没商量，一味任性妄为，那无论对人对己都不利。从这一点上说，中庸是处世的明智抉择，对解决身边的各种矛盾冲突都大有好处。
曾国藩位高权重，趋炎附势的人很多。曾国藩对此一直淡然处之，既不因被人拍马而喜，也不因拍马过火而恼。他的一个手下对那些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人非常反感，总想找机会教训他们一下，于是就在一次批阅文件时，将其中一位拍马的官员狠狠讽刺一番。曾国藩看过后对手下说，那些人本来就是靠这些来生存的，你这样做无疑是夺了他们的生存之道，他们必然会想尽办法刁难你、报复你、置你于死地。
曾国藩的一番话让手下恍然大悟，进而冷汗淋漓！事物的作用力都是相互的，你若给予对方的作用力大，对方反馈给你的反作用力也大！这个道理处世时也适用。我们不去惹事，是非就会少很多。如果经常处在主动的状态去指责人，那么一定备受关注，并因此而成为众人指责的焦点。
但人在社会中，哪能不沾点是非呢？何况也确实有很多可耻的行为应该被鄙视！这就需要我们用中庸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了！面对是非，维持了自己的基本立场就可，无须强求对方完全屈服在你的立场下。
因为人的视角与性格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一旦成型又很难改变，因此，想要征服对方等于是要彻底动摇人的信念根基。我们没有必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多元社会中的一员。
中庸的处世方式最好的诠释便是因人施教，因人而异，对周围的人有个大概的印象与了解，及时调整与对方的关系，把握好自己对赞美与批评的心态，这才是应该具备的情商。曾国藩是深谙人情之道的，倘若拒绝被人拍马，则必成光杆司令，无人可用；倘若沉醉在拍马中，则会让那些颇有见地的人才流失。因此他采用了中庸的处理方式，一边听着满耳朵的谄媚之词，一边心怀城府头脑清醒地利用各种人才为自己效力。
《论语·先进第十一》有一段子贡和孔子的对话：子贡问：师与商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师，即颛孙师，字子张；商，即卜商，字子夏。子张天资聪颖，但性格急躁，做事情往往超过恰到好处的标准；子夏天资较差，性格慢条斯理，做起事情来达不到恰到好处的标准。换句话说，子张的缺点是“过”，子夏的缺点是“不及”。对此，当子贡问这两个人谁更强一些的时候，孔子回答说“过犹不及”，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
历史上，在尧传位于舜，舜传位给禹的禅让时代，提出过要“允执其中”，即把握做事的“度”，不走极端。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思想，提倡中庸，反对“过”和“不及”。
这里有一个极端负面的例子：
有位企业管理者建议员工读一读《拿破仑传记》中的一则小故事，故事的大意是：拿破仑小时候经常和同学打架，但总是输给对方。他下定决心，即使被打死也不认输，并采用非常规和自杀式的袭击与对手较量。结果，这种拼命精神使对方屈服了，这位企业管理者教导他的员工向拿破仑学习。
这是一种典型的极端，在拿破仑的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勇敢的英雄，而是一个自大、固执、不自量力的家伙。这样的事例不值得学习和效法。
崇尚适中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进行正确的思维活动，捕捉客观法则，避免极端、偏激、片面性、绝对化的毛病有借鉴作用，但这种借鉴所解决的还只是思维形式的问题，至于怎样算恰到好处，则需要我们随时随地根据具体情况具体把握。不同的人，把握的结果可能是不同的。
以和为贵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原文】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第一》）
【今译】
有子说：“礼的作用，以和谐为珍贵。前代圣王的规矩，这样算美，不管大小事情都如此。也有行不通的时候，即如果为和谐而和谐，不用礼来规范衡量，那也是行不通的。”
【评注】
程子曰：礼胜则离，故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以斯为美，而小大由之。乐胜则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礼之体主于敬，而其用则以和为贵。敬者，礼之所以立也；和者，乐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谓达礼乐之本矣。
有子，即有若，鲁国人，比孔子小43岁（一说小33岁）。据传相貌酷似孔子，孔子去世后，可代孔子受弟子朝拜。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和为贵”这句话是孔子说的，其实是有子说的。有子这段话的重点是：和为贵，礼是为了和，和最重要，小事大事都要依照和的原则来办。
和的基本含义是和谐：宇宙运行的最高尺度是和谐，美学的最佳境界是和谐，人类社会的最佳状态也是和谐。和谐，意味着自然、完美、平衡和秩序。因而，对“和”的追求，既是一种得之于生活的感性经验，也是一种同信仰纠结在一起的对大干世界运动规律的理性升华。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在走向全球化的同时又面临着尖锐的对立和冲突，人与自然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紧张，促使人们对当下世界的现状进行反思。“和谐社会。”
的理念便是这一反思的逻辑结果。今天，我们在创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认真梳理孔子思想的价值资源汲取精华，使“和谐”这一概念得以赋予新的内涵和特征。
人该不该“和”？答案是肯定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人类之和，是为人和。人和为世间之贵，人和才有家庭，人和才有民族，人和才有国家，人和才有社会。
真正的和谐是一种力量，我们如果拥有这种力量，就能获得孔子那样包容天地的胸怀。孔子始终怀着和善、友爱之心处世，他始终用君子人格约束自己。他为此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第十三》）
“和”与“同”这两个字，看似很相近，意义正相反，它们是互为对待的一组范畴。和是协调众人，把形形色色的人等捏成一个整体；而同是在各色人等之中认定意气相同的，这就是所谓知音，其表现是用单一代替统一。要协调众人，首先要自己超出众人，要具备服众之德。就是说，只有德操修养达到一定境界的人，才能在不盲从、不阿附中与别人达到一致。这个一致要以“义”为标准，义者宜也，宜者合乎情也，以义为标准的一致是在合乎情理中与人和谐相处，因此和谐一致是为合情合理所决定的。为合情合理所决定的和谐一致，就是和而不同。
李开复博士讲过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追随导师罗杰·瑞迪研究计算机语音识别系统。当李开复投入瑞迪门下时，瑞迪刚刚启动一个规模宏大的科研项目，他告诉李开复，说自己准备组建一个15人的团队，用专家系统来解决不特定语音识别的难题。
可是，当李开复学习并实践了不少方法以后，大胆地告诉瑞迪，他对专家系统失去了信心，统计方法可以解决问题。
李开复所提出的方法并不被当时的大多数研究者看好，和瑞迪选择的方法也大相径庭。瑞迪听了他的意见以后，并不相信统计方法可以解决类似的难题，但他仍然被李开复的胆识和激情所感染。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支持你用统计方法研究下去。看得出，你很有激情，所以我可以全力支持你。不过，我提醒你，过去有人曾用统计方法做过类似的工作，都没有成功。”
李开复说：“那是因为他们的语料数据不足。如果有足够的语料，我觉得我可以取得突破。”在他的艰苦努力下，语音识别的研究在1987年12月出现了曙光，他把语音系统的识别率从原来的40%提高到80%，最后又提高到96%。法国作家伏尔泰说：“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李开复的导师罗杰·瑞迪说：“我不同意你，但我支持你”是对“和”的最好注脚。
和，是全局的要求；和为贵，是和的大局高于一切。生活中有许多这样或那样的磕磕碰碰的事情，这就需要一和了之。“和”何以为贵，就是社会学中所说的“异质整合”。包罗万象的自然万物，能和谐有序地排列在一起，为人类所利用，都离不开异质整合之功。处世以和为贵，能息事宁人，或化干戈为玉帛，其妙也在于此。
忍气、忍辱
小不忍则乱火谋。
【原文】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今译】
孔子说：“花言巧语，扰乱道德。小事情不忍耐，便破坏大计划。”
【评注】
朱子曰：巧言变乱是非，听之使人丧其所守。小不忍，如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中华民族以吃苦耐劳著称于世，这其中就包含着孔子说的“忍”。
心字头上一把“刀”，就是忍。
忍是适应自然选择和社会竞争的处世方式。无论是民族还是个人，生存的时间越长，忍耐的功夫就越深。这是中国人整体社会人格成熟的体现。就个人来说，要成功须先过一道“忍”字关。忍什么？一是忍气，二是忍辱。气是气愤，辱是屈辱。气愤来源于生活中的不公，屈辱产生于尊严上的贬损。处世要习惯忍气吞声，做人应学会忍辱负重。
有坚韧忍耐功夫的人，常被视为胜人一筹。
“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成了一句通行的俗语。它最直白的解释就是不要为小事生气。就像人们常说的，忍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
不为小事生气，说时容易，做起来却很困难，世上许多的无谓争端都源于芥末小事，一时不忍，生成大祸，不仅伤人，而且害己。在孔子眼里，忍耐是一种道德，是一种成熟的涵养，更是一种深谋远虑，忍小事成大谋。所以他又说：“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论语·颜渊第十二》）如果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自己在一时生气与愤怒的心情下所产生的对于自身以及对于自身所亲爱的人一切对象的怨恨情绪本身就是一种迷惑，这不就是辨别了迷惑吗？忿，表示生气、愤怒，是背离正常心态，是一种使宁静和谐的心灵所必须的心灵的统一被四分五裂的心态。
俗话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这种匹夫之勇，坏就坏在不能忍。《水浒传》中的黑旋风李逵，闯了很多祸，主要是他性情暴躁，头脑简单，小事不能忍。他在浔阳江被浪里白条张顺灌了一肚子的水，就因为他一味地使气逞凶。相反，大丈夫、大英雄能忍常人所不能忍。
苏轼在《留侯论》里说：“观夫高祖之所以胜，项籍之所以败，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能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留侯，即张良，字子房，汉朝开国功臣，封于留（今江苏徐州），称留侯。《留侯论》是苏东坡写的关于张良的一篇评论。
苏东坡认为张良之所以能为刘邦出谋划策，成为其主要谋士，立下大功，就是因为他能“忍小忿就大谋”。
人应该为自己的快乐而活着，不应替别人的无礼而生气。每个人都不喜欢自己被别人左右，而动辄生气发怒，恰恰是不自觉地受人左右，不仅左右面部表情，而且左右心理情绪，这样的人最易被人玩弄于掌股之间。
忍耐不是懦弱，而是对对方的蔑视和冷嘲。
唐代僧人寒山对拾得和尚说：“今有人侮我，冷笑笑我，藐视目我，毁我伤我，嫌恶恨我，诡谲欺我，则奈何？”拾得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让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装聋作哑，漠然置他，冷眼观之，看他如何结局。”
这种大智大勇的处世艺术用老子的话来说，叫做“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
人要成就一番事业，都难免经受一段忍辱负重的曲折历程。所以，忍辱几乎是有所作为的必然代价，而能不能忍受种种屈辱，大概就是伟人与凡夫之间的最大区别。
屈辱能令人发愤，催人奋进，人有这种难得的向上动力，真是一件幸事。正如汉代史家司马迁所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要说忍辱负重、发愤图业，古今第一人当推司马迁自己。司马迁身为“刑余之人”，辱诟之大，无所比数。像他这样才高识广、多情善感的人，仅以一句话猝然遭受官刑这样屈辱而又沉重的打击，内心的巨大创伤使他“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位。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这样的苦痛之下，司马迁之“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司马迁四十二岁开始《史记》写作，五年后不幸遭祸，故称“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最后又经过五年努力，终于完成了万古流传的伟大著作--《史记》。
一个人有了这样忍辱负重的精神，才会有如此惊天动地的建树。
语言在精不在多
辞达而已矣。
【原文】
子曰：“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今译】
孔子说：“言语只要能表达意思就称得上完美了。”
【评注】
朱子曰：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
英国人波普说：“话犹如树叶，在树叶太茂盛的地方，很难见到智慧的果实。”清代画家郑板桥有句诗说：“削繁去冗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当今语言大师们认为：“言不在多，达意则灵。”都与孔子说的“辞达而已”的意思差不多。
简洁的语言一般都通俗明快，如果追求辞藻的华丽、句式的工整，则必然显得拖沓冗长。1936年10月19日，邹韬奋先生在公祭鲁迅先生大会上，只作了一句话的演讲：“今天天色不早，就用一句话来纪念先生：许多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称得上简洁之中见通俗，通俗之中显真情。
在中外历史上，不少演讲大师惜语如金，言简意赅，同样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篇章，成为“辞达而已”的典型。比如：最短的总统就职演说，也就是1793年的华盛顿总统的演说，仅用135个字，便举世闻名。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只有1260个字。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墓典礼上的讲话只有552个字。斯大林在1941年7月3日发表的反对德国法西斯入侵重要广播演说只有3800个字。罗斯福的就职演说仅有985个字。1984年7月17日，37岁的法国新总理洛朗·法比尤斯发表的演说，更是短得出奇，演讲词只有两句：“新政府的任务是国家现代化，团结法国人民。为此要求大家保持平静和表现出决心。谢谢大家。”措辞委婉、内容精辟。
上述这些演讲大师驾驭语言的功力都是非凡的。同时，这也就说明了简洁明快在语言交际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要使自己的语言简洁洗练，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稳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等句子中，我们似乎揣测到古人追求语言简洁精当的用心何等良苦。
需要一提的是，简洁不是“苟简”，为简而简，以简代精。简洁要从实际效果出发，简得适当。否则，硬是掐头去尾，只能捉襟见肘，挂一漏万，得不偿失。任何事物都有双重性。简短的语言有时很难将相当复杂的观点认识、思想感情十分清晰地表达出来。与人交往，过简的语言有碍于相互间的了解，有碍于心灵的沟通。同时，简短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论语·颜渊第十二》里有一个“子贡问政”的故事，原文是：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文就是：
子贡问孔子，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平稳，需要哪几条呢？
孔子的回答很简单，需要三条：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第一，国家要强大，要有足够的粮食，老百姓能够丰衣足食。第二，必须要有足够的兵力做保障。第三，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政府便维持不住。
子贡说这三条太多了，如果必须去掉一条，您说先去什么？
孔子说，去兵。武力毕竟不是一件好事情。
子贡又问，如果还要去掉一条，您说要去掉哪个？
孔子非常认真且郑重地告诉他：“去食。”我们宁肯不吃饭。
接着又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或者是担心子贡听不懂为什么要去掉粮食而不是去掉信任，孔子便解释说，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自古至今谁不死呢？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政府便会垮台。孔子是告诉子贡，对政府而言，老百姓吃饭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如果不守信任，就不能维持，就失去存在的依据。实际上，信任乃由缺乏明确秩序的人类群体组建规范以至成立国家的基本原则和必要条件。孔子非常重视“民信之”，因此多说了两句。
可见，语言的简短应以精当为前提，该简则简，该繁则繁。
口才的力量
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
【原文】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
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论语·子路第十三》）
【今译】
定公问：“一句话便可以振兴国家，有这样的事么？”孔子回答说：“不可以这样去期待语言呀。人们说，‘做国君艰难，做臣下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国君的艰难，不几乎这一句话就可以振兴国家么？”
“一句话可以丧失国家，有么？”孔子回答说：“不可以这样去期待语言呀。人们说，‘我做国君并不快乐，只是没人敢违抗我讲话罢了。如果讲得好，没人敢违抗，那不很好么？如果讲得不好，也没人敢违抗，那不就是一句话便可以丧失国家么？”
【评注】
谢氏曰：知为君之难，则必敬谨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违，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邦未必遽兴丧也，而兴丧之源分于此。然此非识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社会离不开政治风云的洗礼。古今中外的执政者和有识之士，历来看重口才的重要作用。
我国很早就有这方面的文字记述。《周易·系辞上》说：“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认为制造混乱可以借言语为媒介。孔子就明确指出，“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刘向说得更具体：“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适，可以却敌；一言而得，可以保国。”（《说苑·谈丛》）他把说话当成百行之本，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纵观历史，横看现实，成功者无不以自己高超的口才取胜。他们机敏睿智、伶牙俐齿、巧发奇中、一言九鼎。为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或游说、或劝谏、或答辩、或谈判、或演讲、或辩论，均以说话水平导航政治风云，左右形势变幻。高超的口才可以叱奸佞于朝堂，醒群众于街衢；化干戈为玉帛，挽狂澜于既倒。
战国时，秦国吞并了韩、魏这两个大国之后，接着企图染指小国安陵。安陵君派唐睢到秦国交涉，同专横、凶残、贪婪的秦王赢政行了一场殊死的唇枪舌剑之战；痛斥了秦王的无理要求，打击了秦王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和主权。
汉末，诸葛亮对刘备的“隆中对”，一席话将天下三分，奠定了蜀汉的基业；他后来又巧言游说江东，劝说孙权与刘备联手共同抗击强大的曹操。
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恺撒被布鲁特斯派刺杀身亡，名列罗马共和国“后三头”之首的安东尼站在恺撒的尸身旁发表了《灾难，你已来临》的演说。尽管他一再声称自己“只是有话直说”、“不善言词”、“又不善雄辩，所以不可能激励大家的情绪”，可是他的这一演说却煽动起国人为恺撒报仇的怒潮，从此造成共和国的长期混乱，直到覆灭。
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奴隶主驱使奴隶为自己卖命。为了粉碎南方奴隶主分裂国家的企图，林肯总统及时在内阁会议上发表了《解放黑奴宣言》，他向奴隶们庄严宣告：“从1863年1月1日这一天起永远获得自由！”两天后，他又在白宫向群众演讲，重申这一宣言。他深信，这可以“换取这个国家未来的幸福和繁荣昌盛”。果然，宣言发布之后，奴隶纷纷倒戈、逃亡，南北形势发生巨变，很快林肯领导的：北方军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这些例子无不显示出口才在政治风云中的极大威力。正因为如此，历来统治者都力图引导人们的舆论，希望人们说的话有利于自己的统治，有利于国家、社会，而不要损害自己的统治，损害国家和社会。
周厉王是一个无道的暴虐之君，国人实在忍受不了，便议论纷纷，甚至谴责怒骂。厉王找来卫巫，让他监视国人，不准他们乱说话，违者一律杀之。于是国人再不敢说话，路上相遇，只是彼此用眼睛看看而已。厉王竟自鸣得意地说：“我能够制止国人讲话了。”不让讲话，这怎么行呢？“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国人有愤怒而不能宣泄，必然越积越深，危害会更大。召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尖锐地向厉王指出：“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是。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召公的话是很有水平的，他从维护周朝统治的利益出发进行劝谏，比喻贴切，说理透彻。遗憾的是，忠言逆耳，厉王没有听从劝告，被愤怒的国人造了反、赶出了国门。
我国最早的典籍《尚书·尧典》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帝曰：龙，朕疾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舜帝对他的部下龙说，我痛恨说坏话、做坏事，那会惊扰我的百姓；命令你做纳言官，早晚传达我的命令、收集对我的意见，一定要认真公正！）舜设纳言官的目的，就是要规范人们的言语，杜绝坏话。
语言就是力量。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精妙、高超的语言魅力非凡。
说话的技巧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原文】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第十六》）
【今译】
孔子说：“侍奉君子容易犯三种过失：还没到说话时候而说话，这叫急躁。该说话而不说，这叫隐瞒。不看脸色、情况而说话，这叫盲目。”
【评注】
《荀子·劝学篇》曰：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君子不傲不隐不瞽。
《论语》里有许多关于说话的论述，孔门四科，“言行忠信”（《论语·述而第七》），言语即居其一，可见孔子十分重视说话。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认真对待说话这件事。一个人善于言辞，口才好，就能把自己的工作生活安排得有趣而且愉快，不仅使自己快乐，也使他人快乐。在为人处世中，如果拥有良好的口才，就会赢得令他人羡慕的机遇，就会受到上司的赏识、同事的尊敬、下属的爱戴、客户的信赖。
孔子认为不该你说话的时候抢着说话，乱插嘴，是一种过失。为什么呢？
在社交场上，你时常可以看到你的一个朋友和另外一个不认识的人聊得起劲，此时，你可能就会有加进去的想法。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话题是什么，而你突然加入，可能会令他们感到不自在，也许因此话题接不下去。更糟的是，也许他们正在进行着一项重大的谈判，却由于你的加入使他们无法再集中思想而无意中失去了这笔交易；或许他们正在热烈讨论，苦苦思索解决一个难题，正当这个关键时刻，也许由于你的插话，会导致对他们有利的解决办法告吹，到后来场面气氛就会转为尴尬而无法收拾。此时，大家一定会觉得你没有礼貌，进而人家都厌恶你，导致社交失败。
孔子还认为，该你说话时而不说，吞吞吐吐，遮遮掩掩，这也是一种过失，为什么呢？这样做，会让大家觉得你和众人之间存有隔膜，会引起反感。话题到你这儿了，你为什么不说？你是有口难言，自我保护，还是故作矜持，吊大家的胃口？总之，该说的时候不说，也不好。
说话的第三种过失，就是不看对象乱说一气。
有个小伙子外语专业毕业后来到外事部门工作。由于他英语讲得流利，开始时领导很器重他，准备派他出国深造。但一年后，这个很让人眼红的机会却给了另一个和他一起进入这个单位的同事。而此后，小伙子在单位也很不顺心，最后辞职去了另一家单位。事后，有人问起他原因，小伙子不无遗憾地说自己在原单位太爱卖弄了，动不动和领导交谈两句英语，正巧这个部门的一位副职领导是位老干部，没学过英语，所以他的行为很让这位领导厌烦，于是这位领导就把“小鞋。”
给他穿上了。
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说话的时候不考虑到彼此的身份。不分对象，不看对方的身份，都用一样的口气说话，是一种幼稚无知的表现。
虽然身份不同不会妨碍人际交流，比如下级对上级、晚辈对长辈、学生对老师、普通人对于有名气地位的人，等等，不必表现得屈从、逢迎，但在言谈举止上有必要表现得更加尊重一些。在不是十分严肃庄重的场合，身份较高的人对身份较低的人说话越随和风趣越好，而身份较低的人对身份较高的人说话则不宜太过随便，尤其在公众场合，说话要把握好自己与听者的身份差别。
民间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
清朝时，乾隆皇帝有一次到镇江金山游览。当地的方丈派了一个能说会道的小和尚做向导。当乾隆皇帝上山时，小和尚边走边说：“万岁爷步步高升。”乾隆听了很高兴。一会儿，下山了。乾隆皇帝有意试试小和尚的口才，便问：“你在上山时说我步步高升，现在你看我怎样？”小和尚不假思索，立即答道：“万岁爷后步更比前步高！”
--下山时后面的脚当然比前一只脚要高，所以也暗含着“步步高升。”
的意思。这个小和尚能注意说话对象恰当用语，体现了他随机应变的智慧。
不失人不失言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原文】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今译】
孔子说：“可以与他交谈而不谈，就是错过了人才；不可交谈而与他谈，就是说错话。聪明人不错过人才，也不说错话。”
【评注】
荀子曰：礼恭然后与言道之方。有争气者，勿与辩也。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时时都要说话，处处都要说话。与人谈话，无非是几种目的：或者加深了解，发展相互间的合作关系；或者托人办事，有求于人；或者批评别人的错误，使对方弃旧图新；或者申述事情的原委，让对方弄清真相。但要达到上述目的中的任何一种，都必须首先使对方乐意听你谈话。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又必须了解对方，熟悉对方。
不同的人爱听不同的谈话内容，这是容易理解的。但困难的是面对一位陌生的谈话者，你怎么知道他爱听什么，不爱听什么呢？这就要“看人说话”。看，就是古人说的“因说”的道理。因什么呢？因人、因时、因地、因环境中的各种内在的、外在的关系而与之交谈。“因说”才不会失人。《吕氏春秋》里对此有更加明显的解释：“善于游说的人就像灵巧的士人一样，能借助别人的力量成为自己的力量，顺着别人的来势俱来，顺着别人的去势俱去。没有固定的形态，能顺势与之一道生长，随着别人的态度而辩说，像影随形，如响应声一样，随着对方的思想情绪一起一伏，因而使道理深入人心；不这样，即使力气足，才能强，也不能控制别人的思想。顺风而呼，声音并没有增强，远处却可听得清清楚楚；登高远望，眼睛并没有加亮，但可看得远。这是因为凭借了有利的外在条件。”
说话不失人不失言，除了少说话外，更要想话说，甚至无话可说的时候想话说--比如你拜访别人，十几分钟，干坐着不行，要能想话说；想话说当然主要是想想再说，即如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坐在人家那儿无话找话，但毕竟这些话是要经你审慎考虑的，不能说不得体的话。只有这样“想话说。”
的人，才真正算是“不失言”。
嘴太笨，言辞太拘谨，甚至太一板一眼，也容易失人--这里所谓失人，指损失人缘，而不是指得罪人。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人际关系很重要，说来未免使人惊讶：很多人际关系的局面，都是靠自己一张嘴巴打开的，所以不会在嘴巴上（当然不仅仅是在嘴巴上）表现自己，就可能失去很多关系，很多机会，这是一种失人。
另外，中国人天生喜欢关心别人的事，有些在西方人看来纯粹是自己私事、密不可告人的，你却需有选择地告诉别人，因为这是一种亲近的表示，你不告诉别人，就是不对别人作亲近的表示，也必然会失人。
鬼谷子在《符言》中说：“心是九窍的统治者，灵是五官的首长。做好事的臣民，君主给他们赏赐；做坏事的臣民，君主给他们惩罚，君主根据臣民的政绩来任用，斟酌实际情况给予赏赐，这样就不会劳神。圣人这样做了，才可称赞。故而遵循客观规律，才能长久。根据所求而予之，会使对方喜悦之至。虽无珍物，勉励与赏赐也是一样的。以上主因。”
鬼谷子又在《谋篇》中提出“因”的运用方法时说：“表面上亲善而内心疏远的人要从内心人手去游说他；对于那些内心亲善而表面上疏远的人要从表面上人手去游说他，可以根据对方所疑惑的问题，来改变自己游说的内容；根据对方的表现来判断游说活动是否见效；根据情势的变化来征服对方。根据对方所厌进行权衡，确定利弊；根据对方所虑对之申斥，加以防范。”
随着别人的个性、善恶、地位、背景、思想等情况的不同而事先准备各种不同的言辞，又因时、因地而巧妙地说话，这样就很少说错话了。
齐景公开始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最后一次询问，孔子说：“政事在于由近到远。”回答鲁哀公问政时孔子说：“政事在于选拔贤才。”回答仲弓问政时说：“出门如同接见外宾，使用百姓如同承受大礼，在国家中没有怨恨，在家族中没有怨恨，就差不多了。”
这些人都是向孔子问政，可孔子给出的答案却各不相同，就是因各人各自的环境，各人各自的需求而说。对象不同，言谈自然各有区别。
韩非子在《难说》中曾经对“看人说话，见人打发”这个原则下过注解，他说：“要了解游说对象的心理，以便用我的话去迎合他。如果所说的对象希望求高名，而我用厚利去打动他，就会被看成情操低下而得到卑贱的待遇，必定会被抛弃、疏远。如果所说的对象追逐厚利，而我用高名去打动他，就会被看成缺乏心计而不切实际，必定不被接受。如果所说的对象暗地里追逐厚利而公开却假装追求高名，这时我用高名游说，就会表面上被接受而实际上被疏远；这时我用厚利游说，君主就会暗地里采纳我的言论而公开地抛弃我自身。这些情况不可不认真加以研究。”这是从名与利两方面立论“因说”，我们从这里能推敲出其他的关系，而有选择性地使用言辞。
鬼谷子在《权篇》中将“看人说话”的技巧演绎得淋漓尽致，他说：与智者谈话，要以渊博为原则：与拙者谈话，要以强辩为原则；与善辩的人谈话，要以简要为原则；与高贵的人谈话，要以鼓吹气势为原则；与富人谈话，要以高雅潇洒为原则；与穷人谈话，要以利害为原则；与卑贱者谈话，要以谦恭为原则；与勇敢者谈话，要以果敢为原则；与上进者谈话，要以锐意进取为原则。这些都是与人谈话的原则。
水至清无鱼
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原文】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论语·微子第十八》）
【今译】
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松弛亲族关系，不让大臣抱怨不被重视。老朋友老关系没有大过错，就不能抛弃。不要对人求全责备。”
【评注】
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国，周公训诫之辞。鲁人传诵，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尝与门弟子言之欤？
“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这句话是处世的准则。
它出于周公之口，周公乃周朝的开国功臣，周入主中国后，受封于鲁，但周公因受命于先王，面承担辅助新王的责任。仍需仕卿职于朝廷，不得脱身。于是他便派儿子伯禽代己赴任。行前，周公叮咛他：“即位以后，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疏远了众亲族；二，不要无视重臣的不满情绪；三，不可随便抛弃故旧相知；四，不可期望凭一人之力而拥有所有。”
周公的教诲，可谓洞察人情世故的明灯。孔子最崇拜的就是周公，并以行动响应周公的教诲。
孔子有位旧友叫原壤，品性不太好，被人视为不可救药的人。孔子对他也很恼怒。一日，原壤又没做好事而受人责，孔子得知后斥责道：“你自幼就不懂得尊敬师长、谦逊温雅，成大人后，还没有长进，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不死，真是罪过，我真为你害臊啊！”说着竞用手杖打原壤的脚，赶他出去。（《论语·宪问第十四》）
然而，孔子并不抛弃朋友。原壤的母亲去世时，孔子出钱替原壤买了棺材。棺材抬进门后，原壤像猴子一样，一会儿跳到棺盖上舞蹈；一会儿又掀开棺盖朝里窥探，嘴里还哼着小曲。孔子身旁的弟子们忍不下去，便问道：“他能算上您的朋友吗？”孔子听了，苦笑道：“就算他有不是，但是亲还是亲，友还是友呀！”
人在社会中，谁都有三朋四友，血亲姻缘；同时人无完人，谁都有缺点，有不见容于别人的地方，但是，只要不是原则性冲突，对人应当宽容。
子张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能够在天下实行五种德行，就可以说是仁了。”子张请孔子说得具体一点。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敬就不会侮辱人，宽厚就得到大家的拥护，信实就会得到人们信任，勤敏就会使工作有效果，有恩惠就能够指挥人们。（《论语·阳货第十七》）
胸宽则能言，能言则众归，众归则才聚，才聚则业兴--这样的道理其实并不难懂，但要落实起来就不容易了。
《宋名臣言行录》记载着这一则故事：宋太祖时，有人上奏说在沭河从事水上工作的宦吏中，有人私运官货到其他地方卖，众人颇有微词，影响不好。太宗听后说：“要将这些吸血鬼完全根除，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就像以东西堵塞鼠洞一样无济手事。对此，不可过于认真，只需惩办影响极坏的首恶。”
-旁的宰相吕蒙也表示赞同，他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真。一般而言，君子都看不惯小人的作为，如过追究之，恐生乱。不若宽容之，使之知禁。从前汉朝的曹参对司法与市场的管理非常慎重，他认为在处理善恶的执法量刑上应该有弹性，要宽严适度。谨慎从事必然能使恶人无所遁形。这正如圣上所言，就是在小事上不要太苛刻。”
一条清澈无底的河流，往往不会有任何鱼虾的繁殖，同样，一个人如果太自命清高孤芳自赏，不但交不到朋友，就连任何事业也很难有所成就，因为任何人都不愿与他来往，使他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状态。
世间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而且正邪善恶交错，因此，我们应该有容忍庸俗的气度和宽宏他人的雅量。只有能容天下的人才能为天下人所容，所以凡是一个能做大事，能创大业的人一定有容忍人的度量。
“容得几个小人，耐得几桩逆事，过后颇觉心胃开阔，眉目清扬；正如人吃橄榄，当下不无酸涩，然回味时满口清凉”。学罕宽容，它将使你的心胸渐渐开阔，它是你走向成功的最好帮手。
不念旧恶
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原文】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公冶长第五》）
【今译】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计较过去的仇敌，怨恨他们的人很少。”
【评注】
程子曰：不念旧恶，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伯夷、叔齐的故事在《史记》中有详细记载：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要立叔齐为国君，等到父亲死了，叔齐要把君位让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逃走了。叔齐也不肯继承君位，也逃走了。国人只好拥立孤竹君的次子。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够很好地赡养老人，就想何不去投奔他呢！可是到了那里，西伯昌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武王追尊西伯昌为文王，并把他的木制灵牌载在兵车上，向东方进兵去讨伐殷纣。
伯夷、叔齐勒住武王的马缰，谏诤说：“父亲死了不葬，就发动战争，能说是孝顺吗？作为臣子去杀害君主，能说是仁义吗？”武王身边的随从人员要杀掉他们。太公吕尚说：“这是有节义的人啊。”于是搀扶着他们离去。等到武王平定了商纣的暴乱，天下都归顺了周朝，可是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耻辱的事情，他们坚持仁义，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上，靠采摘野菜充饥。到了快要饿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那歌词是：“登上那西山啊，采摘那里的薇菜。以暴臣换暴君啊，竟认识不到那是错误。神农、虞、夏的太平盛世转眼消失了，哪里才是我们的归宿？唉呀，只有死啊，命运是这样的不济！”于是饿死在首阳山。
在历史上，伯夷、叔齐是一对历来被赞被颂的千古贤人。在《论语》里，孔子对兄弟二人“不念旧恶”的行为大加赞赏。
社会由人组成，而人与人之间通过各种形式的交往而发生各种关系，于是就产生了是非恩怨。当时受人恩惠，开始都心存感激，并且所受恩惠越大，感激越深！然而，时过境迁，别人对自己的恩惠会逐渐淡忘，以致最后忘得一干二净。但是当别人辜负了自己，对其产生怨恨之心，就会念念不忘，并记在心头伺机报复，如此一来，恩怨何时能了呢？
一个人不能放下旧恶，就像随身携带着一块土豆，随着日子的推移，土豆会腐烂、变质，难闻的气味会伴随你左右，让你终日无法安宁，嫉恨的毒气会侵蚀你的心灵，最终使你变成一个小人，而忘记“旧恶”则会让心灵轻松、自在，可以看到朝阳的蓬勃，听到鸟儿的歌唱。
隋炀帝时，郡丞李靖最早发现李渊有图谋天下之意，并亲自检举揭发。李渊灭隋后要杀李靖，李世民极力反对报复，再三请求保他一命。后来，李靖驰骋疆场，征战不疲，安邦定国，为唐王朝立下赫赫战功；魏微曾鼓动太子建成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同样不计旧怨，量才重用，使徵征深觉“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也为唐王朝立下了丰功伟绩。
宋代王安石当宰相时，因苏东坡与他政见不同，借故将苏东坡降职减薪，贬官到了黄州，搞得他十分凄惨。然而，苏东坡胸怀大度，根本不把此事挂在心上，更不念旧恶。王安石垮台后，两人的关系反倒好起来，他不断给隐居金陵的王安石写信，或共叙友情，互相勉励，或讨论学问，非常投机。
古人古事，真是脍炙人口。以古为镜，会使人净心灵，辨是非，明前途。
人是要有点“不念旧恶”的精神，在许多情况下，人们误认为“恶”的，又未必就真的是什么“恶”。退一步说，即使是“恶”吧，对方心存歉疚，诚惶诚恐，你不念旧恶，以礼相待，也能改“恶”从善。
有首禅诗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我们生活在现在，面向着未来，过去的一切，都被时间之水冲得一去不复返。我们没有必要念念不忘那些不愉快和怨恨，不妨把心胸放宽大一些。既往不咎的人，才可甩掉沉重的包袱，大踏步地前进。
无可无不可
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原文】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第十八》【今译】
避世隐居的高人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放弃自己的志向，不侮辱自己的身心，是伯夷、叔齐吧。”认为“柳下惠、少连，放弃志向，侮辱身心，但说话合乎规矩，行为经过考虑，也就是这样了。”认为“虞仲、夷逸过着隐居的生活，说话无拘无束，放弃官爵合乎权宜。我和这些人都不同，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评注】
朱子日、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所谓无可不可也。
孟子在公孙丑询问伯夷、伊尹、孔子三人有什么不同时回答说：“他们的处世之道不同。不是他认可的君主不服事，不是他认可的人民不使唤；天下太平时就出来做官，天下混乱时就抽身而退，伯夷是这样的人。只要是君主都能服事，只要是人民都能使唤，天下太平时做官，天下混乱也同样做官，伊尹是这样的人。能够做官，能够隐退，能够长期做官就长期做官，能够马上离开就马上离开，孔子是这样的人。”孔子的境界不是伯夷、伊尹所能追赶得上的，孔子令人高不可攀之处，就在于他无可无不可。
做人能否做到无可无不可，这要看一个人的胸怀是否宽广，志向是否高远。无可无不可，不是风吹两面倒，有也不多，无也不少的墙头草。历史上有许多领导者总是一意孤行，刚愎自用，凡事按照自己的性子来做，以为凭借个人的独特的天赋就能牵着历史命运的鼻子走，这种人到头来终归难逃失败。有时偶尔能成事，但也只是昙花一现。
例如二战时期法西斯头目希特勒、墨索里尼，他们只有有可有不可，的概念，而没有“无可无不可”的胸怀。
在我国历史上，楚霸王项羽是“有可有不可”一类领导者的代表人物，汉高祖刘邦是“无可无不可”一类领导者的代表人物。试想，如果项羽能多听范增的一些谏言，不固执己见，不好大喜功，不刚愎自用，或许霸王别姬的悲剧不会发生，汉朝历史也将重写。
据历史记载，建武五年（公元29年）正月，汉光武帝刘秀派太中大夫来歙持节护送马援西归陇右。西州上将军隗嚣一见马援到来，十分欣慰，与之同卧同起，询问刘秀的情况。马援说：“此人才明勇略，决非常人可比；且能开心见诚，无所隐蔽，阔达多大节，似与汉高祖同。至于博览经书，文字口辩，处理政事，前世无比。”隗嚣一见称誉刘秀，心中很不是滋味，思虑找个缝隙，借以诘难马援，便将刘秀与乃祖刘邦相提并论，问道：“此人与汉高祖相比，谁人更胜一筹？”马援对先朝开国之君，难免心存忌讳；尤其以子孙比先祖，也不可直言无讳，所以只得笼而统之地答道：“不如也。”但以他的机智和应变天才，还是把彼此优劣映照出来。他接着说：“高帝无可无不可：今上（指刘秀）好吏士，动止合节度，又不喜欢酒。”
马援说刘秀“不如”刘邦，就在于刘邦无可无不可。只有无可无不可，才能显示做事者的胸怀。
我们再来看看宋太祖的故事：
有一次赵普向太祖推荐一位官吏，太祖没有允诺。赵普没有灰心，第二天临朝又向太祖提出这项人事任命事项请太祖裁定，太祖还是没有答应。赵普仍不死心，第三天又提出来。连续三天接连三次反复地提，同僚也都吃惊，赵普何以脸皮这样厚。太祖这次动了气，将奏折当场撕碎扔在了地上。但赵普自有他的做法，他默默无言地将那些撕碎的纸片一一拾起，回家后再仔细粘好。第四天上朝，话也不说，将粘好的奏折举过头顶立在太祖面前不动。太祖为其所感动，长叹一声，只好准奏。又有一位官吏按政绩已该晋职，身为宰相的赵普上奏提出，但因太祖平常就不喜欢这个人，所以对赵普的奏折又不予理睬。但赵普出于公心，不计皇上的好恶，前番那种韧性的表现又重被提起。太祖拗他不过，勉强同意了。太祖又问：“若我不同意，这次你会怎样？”赵普面不改色：“有过必罚，有功必赏，这是一条古训，不能改变的原则，皇帝不该以自己的好恶而无视这个原则。”也就是说，你虽然贵为天子，也不能用个人感情处理刑罚褒赏的问题。这话显然冲撞了宋太祖，太祖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赵普死跟在后面，到后宫皇帝入寝的门外站着，垂首低头，良久不动，下决心皇帝不出来他就不走了。
据说太祖很为此感动。
从这里我们能看出宋太祖无可无不可的容人之量与雅量，也能看出赵普的刚毅。
别总争第一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原文】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第三》）
【今译】
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争夺的事，除非是射箭比赛。相互作揖行礼，上堂比试，完毕后下来，喝酒，这竞争是君子的竞争。”
【评注】
朱子曰：言君子恭逊，不与人争，惟于射而后有争。然其争也，雍容揖逊乃如此，则其争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争矣。
争名夺利和自由是完全相反的概念。《西游记》第一回有一首诗：争名夺利几时休？早起迟眠不自由！骑着驴骡思骏马，官居宰相望王侯。只愁衣食耽劳碌，何怕阎君就取勾？继子荫孙图富贵，更无一个肯回头！
孔子说，君子没什么可争，如果一定要争，恐怕就要算射礼了。
射礼既是礼仪活动，也是体育比赛。体育比赛，总有一争，就算“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也还是要比一比，赛一赛。比赛要讲游戏规则，公平竞争，这样的争是“君子之争”。
社会上处处充满竞争，官场有竞争，职场有竞争，商场有竞争，情场有竞争，任何竞争都需要勇气，也更需要策略，而其中最大的策略就是不处处争第一，不处处争先。
人生如一场赛跑，但并非跑到第一才有意义。每个人可各有主张。
一位著名演员说：“我就是喜欢做第二。做第二很好，前面永远有个目标追，做第一高处不胜寒。无敌也很寂寞。”
不论在学校还是家庭，我们受到的人生教育，很少包括这类内容：如何保护一颗心灵的纯真和敏感，如何让这颗心能收获足够多的快乐，以和各种焦虑痛苦抗衡……我们熟悉的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做人上人？在这个世界上，第一永远是少数。
我们也可以快乐地做第二、第三，量力而行，宽厚自己。不能做总经理，就做个尽职的员工；不能做艳光四射的人，就做个善良真诚的人；不能吃上山珍海味，粗茶淡饭一样养生。
老子说：“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为”是脚踏实地地做事，所得是真正的事功。有利众人，亦有利自己，心平气和而爱人。争则是以压倒别人为能事，损人而不利己，心胸狭窄而嫉恨，所得是紧张焦急与寂寞。即使有成，亦必有限。
专心竞争的人往往忘记“为”，或无暇去“为”，或不屑去“为”。
反之，专心“为”的人也必然淡于世俗的竞争，退出跑道，而能统观全局，所见远大，所成者也必不被局限。
关于竞争，孔子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里又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矜而不争”，是自爱自尊，不与人争。“群而不党”，是合群，拿自己当普通人，甘当群众一分子，并不拉帮结派，搞小集团。朱熹评注这句话时说：“庄以持己日矜，然无乖戾之心，故不争。和以处众日群，然无阿比之意，故不党。”
真正修养深厚、庄矜自重的人，不大与人争长叫短，因为他们把自身的优势，向内变成为一种人格涵养，向外变成为一种不屑计较的态度。
宋代宰相富弼年轻时，有人告诉他：某某骂你。富弼说：恐怕是骂别人吧。这人又说：叫着你的姓名骂的，怎么是骂别人呢？富弼说：恐怕是骂与我同名字的人。据说，那位骂他的人，听到这事以后，自己惭愧得不得了。为什么惭愧？因为与自己一比，富弼人格上矜庄自重的优势太突出了。
被人骂，肯定是不舒服的事，以大骂回应也未尝不可。但那未免就要现出丑态。为这点小事，自贬身份，等而下之，不值得。所以，矜而不争，是一种高度的自信、高度的自尊，是在人格价值上超越对方、压倒对方。
有句话说得好：我并没有输，我只是没有赢。人人都以这种心态来面对竞争的压力，那各种自寻烦恼的情绪就不会有了，把心态放平和一点，低调一点，别人失败时鼓励他，别人胜利时也由衷地祝贺他，这样才能以更健康、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更大的挑战。
大智若愚
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见也。
【原文】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第五》）
【今译】
孔子说：“宁武子在政治清明时就聪明，政治黑暗时就愚笨。他那聪明是可以做到的，他那愚笨却很难做到啊。”
【评注】
程子曰：邦无道，能沉晦以免患，故日不可及也。亦有不当愚者，比干是也。
人们都希望自己充满智慧，但真正有智慧的人却在智慧中看到了愚笨的必要。人生不乏变幻，处世充满艰险，需要你有足够的智慧来权衡利弊，随机应变。不过，我们有时候不妨以静观动，守拙若愚，这是比一般的聪明更上乘的处世睿智。
孔子说的宁武子姓宁名俞，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他辅佐卫文公时国家太平，为政清明，所以孔子说他“邦有道则知”。但到了卫文公的儿子卫成公当政时，国家内乱，卫成公出奔陈国，宁武子继续留在国内，一方面对国家忠心耿耿，另一方面在表面上显得糊里糊涂，呆傻愚笨，这也是明哲保身，因为作为国家重臣，只有先保身才有可能保国。后来周天子出面，请诸侯霸主晋文公率师入卫，诛杀乱臣，重立卫成公，宁武子依然做他的大夫。
孔子很敬佩宁武子“邦无道则愚”的做法，认为一般人可以像宁武子那么有智慧，但很难像宁武子那样愚笨。在古代上层社会的政治倾轧中，愚笨是官场权力杂耍的基本功，以三国为例，其中有两次充满睿智精彩的愚笨表演。一是曹操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刘备巧装愚笨得以全身，二是曹爽司马懿争权时，司马懿装病竟杀曹爽。这两则故事在正史中都有记载，绝非杜撰。后人总结说：“惺惺常不足，蒙蒙作公卿。”苏东坡一生聪明，反而仕途坎坷，因此写诗叹道：“人人都说聪明好，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蠢，无灾无难到公卿。”
在《论语》里，孔子不只赞赏宁武子的“愚”，他也赞赏南宫适、蘧伯玉、颜回等人的“愚”。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论语·公冶长第五》）
南容即南宫适，适也写作括，是孔子的侄女婿。孔子说南宫适国家政治好，他不会被抛弃不用，国家政治不好，他不会遭刑罚杀戮，于是把他哥哥的女儿嫁给了南宫适。
知进退之机，识达变之微，是做人处世的必备素质。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谁也无法改变历史，只是在条件许可的境况下对社会和历史发生有限的影响。即使是伟大杰出的人物也不例外。自己所能做到，也应该努力做到的就是保存自己的生命，保持自己人格的完美。不论身处顺逆，能够做到不被埋没而为国家为人民尽力，也能够做到安身立命，是难得的大智慧，高超的大修养。所以，孔子赞同南宫适的做法。
谈到蘧伯玉时，孔子说：“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在孔子看来，蘧伯玉是真正的君子，国家政治清明，他就出来做官，为国效力；国家政治昏庸，他就躲起来，退隐山林。
蘧伯玉，名瑗，事卫国三公（献公、襄公、灵公），因贤德闻名诸侯，孔子与蘧伯玉交往很密切。孔子几次到卫旅行，都住在蘧伯玉家中。
人生在世，各有各的出路和选择。
古代的读书人大体都讲究出进处退。所谓出进，就是指出任官职；处退，指退隐潜居。他们对自己政治道路抉择的前提就是国家政治是否“有道”。如果国家政治局面清正安定，就出来参与治理国家：如果国家政治腐败糜烂、政局动荡，就隐居远遁，明哲保身。因为，当社会现实不允许他们实现其政治抱负时，既不愿同流合污，但又明知回天无力，那又何必白白送死呢？
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其中缘由不只是颜回学习好，更是颜回精通处世之道，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第二》）孔子与颜回讲论经典要义，颜回自始至终都在听取，既没有疑难提问，也没有不同的见解提出辩驳，总是一副迟钝愚笨的样子。颜回离去后，孔子注意观察他独自修习的时间，他也能够充分阐发经典的要文。孔子赞扬说：“颜回并不是愚钝之人。”
《论语·述而第七》也有类似的话，孔子对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国家任用我，我就推行我的政治主张，并一丝不苟地实施；不能任用我，我就退隐静处，远避世事，只有你和我能够做到这样。
这两段话道出了颜回处世的两大方法。“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这是讲颜回的谦虚；“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讲颜回处世有原则，用世讲机变。
正人先正己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原文】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第十三》）
【今译】
孔子说：“自己行为正当，不发命令也办得通；自己行为不正当，发命令也没人听从。”
【评注】
《后汉书·第五伦传》：行作虽令不行。
很多时候，《论语》都是在指导我们如何立身处世，如何成为他人的表率，在他人的心目中留下美好的印象，孔子本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的所言所行，皆成为后人处世的模范。
许慎在《说文解字·止部》认为“正”是会意字：“正，是也，从止，一以止。”后人注释说：“正下云是也是下说直也。义即相当，无偏之谓。”也就是说，“正”的意思就是不偏不斜，平正，中正，正直。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句话中的“正”就含有平正，正直的意思。任何一种制度，都是人在起着决定的作用，执政者本身端正（即思想的纯正，行为的中正），就是一个良好的楷模，用不着严厉的法令，社会风气自然会随着转化而归于正道，如果领导者本身的行为失正，仅靠权力去命令，去要求别人遵从，结果是没有用的，起不到多大效果。
将管理法则运用到处世之中，我们每个人同样需要中正，正直。
你要别人做到怎样，你自己就先要做到怎样。你不希望别人怎样，你自己就不要怎样。这一点在教育孩子方面尤其重要。
有一位父亲习惯每天上班之前先到镇上小酒馆里先喝一杯酒，在一个下大雪的早晨，他告别妻儿以后，又向酒馆走去。
没走多远，这位父亲感觉有人跟在后面，他转过身，看见儿子正踩着他留在雪地上的脚印。他问道：“儿子，你在干什么？”儿子笑着喊道：“爸爸，爸爸，我正在踩你的脚印啊。”
儿子稚嫩的话语使这位父亲为之一震，他心想：“我要上酒店，但儿子却跟随我的脚步。”从此，这位父亲再也没有光顾酒馆了。
身教重于言教，为人父母责任重大。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言行举止时刻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纯真的心灵。我们总是教孩子要爱护环境，自己却践踏草地；我们总是教孩子要遵守交通规则，自己却乱闯红灯，横跨栏杆；我们总是教孩子乐于助人，自己却在危险时、在坏人面前溜之大吉。正人先正己，要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作为父母的就先要具备良好的品格、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要知道，自己的今天很可能就是孩子的明天。
社会上有那么一人，常常要求别人不要辜负自己，而自己却一直辜负别人。更有甚者常标榜自己，自命正人君子，而背后却搞小动作。孔子为此反问：“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第十三》）要求别人品行端正，首先自己应做到，自己做不到，要别人去做，不合情理，自命正人君子，难以服人，只有为人表率，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率先做到，这样才有说服力。
鲁哀公问：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第二》）鲁哀公问如何做才能让别人信服？孔子说：“褒奖正直的人，处事公正，提倡正气，打击歪风邪气，别人自然心服口服。对错误的人和事置之不理，压制正气，别人就不会服从。”
孔子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圣贤先师，根本的原因之一在于他的所有言行都是别人效仿的榜样。《论语·乡党第十》一章里有许多记载，如：君见使摈，色勃如也，足（足矍）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詹）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这是讲孔子在迎来送往方面礼仪为先。
席不正，不坐。这是讲孔子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君子席不正不坐，不为苟且之事，不怀非分之想。
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这是讲孔子在乘车时也严格遵守礼制，表现了他对生活、人生的严肃、认真及“敬畏”态度。
在孔子看来，生活无小事，礼仪无小节，仪容、举止、走路、站停、坐卧在处世时都是重要的，它们无不体现着个人的人品。
孔子是一位教育者，他清楚地知道，教育中以对人的道德教育最为重要，道德决定一切。道德，不只是理性的认知，更重要的是情感的体悟；它不能只停留在道德认识上，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实践中的道德行为上，因此，道德教育也不能停留在口头的说教上，它的根本原则还是在“正人先正己”，要以教育者的表率作用来影响、感化受教育者。
如果教育者不能身体力行，做出表率，只是口头说教，那所说的一切都只能是苍白无力的；而古今的圣贤、英雄人物榜样的力量则是无法估量的。古代的岳飞、文天祥，当代的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一大批英雄人物、道德楷模，他们的事迹和精神，他们的人格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汇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自有人类开始，人们都在寻求一种变化，都想成为成功者，成功需要个人能力、技能等等，也就是在处世上要通达。《论语》启示我们，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他获得了多少财富，不在于他做了多大的官，而最主要的，是他的道德品质。品德被称为心灵的根本。充满爱心的、公正的、创造性的行为，以及其他一切品德都从根本上展示了我们精神的境界。
成功者的成功离不开天资和人缘，即便从根本上来说，处世当以品德为本，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就和满足。
凡事都有个度，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要过度。凡事都先想想、先思考；凡事都能严于律己；凡事都能以身作则；凡事都能身先士卒；凡事都能秉公处理；凡事都能遵纪守法；凡事都能先公后私；凡事都能先人后己。所以，不管我们是已成为成功的人，或是正向成功迈进的人，最好每天都要问一下自己：今天我的行为端正吗？
识人之术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原文】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度哉？人焉度哉？”
（《论语·为政第二》）
【今译】
孔子说：“看他的所作所为，观察他的由来始末，了解他的心理寄托，他还能躲藏到哪里去呀！他还能躲藏到哪里去呀！”
【评注】
朱子曰：以，为也。由，从也。安，所乐也。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旁理，则能以此察人伦如圣人也。
对于许多人来说，有一项能力是被忽视的，而这项本领对于我们为人处世却极为重要，它就是如何认清别人、洞察人性。
在管理学中，对于人的认识和研究基本上在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这两个领域，特别是组织行为学，在国内组织行为学也有被称为管理心理学的。对于人的认识，可能心理学的东西涉及的多一些。
组织行为学，无非是研究人在组织中表现的行为的动机和目的，以及对人如何施加影响的学问。
虽然这些管理理论大部分源自于国外，但是，《论语》对于人的认识也有非常精彩的论述。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这些思想具有特别的意义。
怎么认识和了解一个人呢？精通处世之道的孔子总结说：“视其所行，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第二》）这是孔子处世哲学很重要的学说。
视其所以：这是看一个人的行为动机，看他为什么这么做。人的行为受动机支配。把动机搞清楚了，就可正确地理解这个人的言行。
警察破案，往往先查动机。因为动机支配行动，了解了动机，才能了解事因本质，抓住问题的核心。有人善把行动的动机掩盖起来，表面是为你好，实际上是想算计你。只有通过分析、判断、辨别去伪存真以认识清楚。
观其所由：如何了解一个人的行为动机，孔子说要“观其所由”。
什么叫“所由”？也就是观察这个人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什么方法和手段。由，指“路或方法、途径”。如果他为了一个正确的目的，使用了一些正确的手段，最后达到了，那么，这个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如果他为了卑鄙的目的用了卑鄙的手段，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坏人。
察觉其所安：考察他发生这种行为的目的是什么，中心重点是什么。安，指安心，立意。人们常反问那种损人利己的人：“这么做，究竟安的是什么心？”从大处说，人有七情六欲，从小处说，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偏好。考察某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注意某人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感兴趣，大致可以判断这个人。
孔子说，一个人通过这三条的考察，“人焉度哉，人焉度哉？”这个人就原形毕露了，他怎么能隐蔽得丁呢？他又能隐蔽得了什么呢？
他又能隐蔽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不能不佩服孔子识人的智慧。他之所以能够因材施教，培养出众多的优秀弟子，和他的识人能力有莫大的关系。
对于如何慧眼识人，《论语》中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考察方法，这些方法对于我们识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听其言，观其行。
有一个白天，有人告诉孔子，宰我在寝室里睡觉，于是孔子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对于已经弃置并且腐烂变质的木材，人们不可能再次用它来建造房屋，同样，对于已经倒塌并且化作了泥土的房屋，人们也不可能再次为它更换梁柱--我想，这就是我对宰我这个人所能够说的一切，难道我还能够找到比之更完美的话语来表达我对他的完整看法吗？
孔子对宰我白天睡觉的行为十分失望，他因这件事改变了对人的认识。他说，以前，我看人是“听其言而信其行”，现在，我看人是“听其言而观其行”。这是由于宰我的言行使我获得了对于人们的认识上的提高与改进。（《论语，公冶长第五》）
宰我口齿伶俐，能说善辩，被列为孔门四青十哲之一。孔门十哲是：“德利：颜渊、阅子弯、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复。”（《论语·先进第十一》）宰我遇事有自己的主见，常与孔子讨论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他提出改“三年之丧”为“一年之丧”，缩短丧期，遭到孔子的指责（《论语·阳货第十七》）。闻其声。
孔子有一次在卫国敲磬，有一个背着草筐经过孔子门口的人说：“有心哉，击磬手！”有心思哩！从敲磬的声音里能听出来。这个人一会儿又说：何必碰碰作响！既然没人知道，自己知道就行了。“深则历，浅则揭”。水深的时候，穿着衣裳过河；水浅的时候，撩起衣服过河。
孔子听了后说：“事实正是如此啊，我都没话说了。”（《论语·宪问第十四》）
磬，读qing，今天写作磬，古代用玉石之类制成的敲击乐器，形状像曲尺。这一段是讲孔子碰到一位隐士的事。有一次孔子敲磬，正好有一个背着草筐路过的人，一听到孔子敲出的磬声，他说孔子有心思。
此说获得了孔子的肯定。这位隐士是从声音上探察孔子的内心世界。
品其性。
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第五》）孔子讲诗书礼乐，古代文献，他的弟子可以听到，他讲人性和天道，学生们很难听到，儒家比道家、默家更关心人性，特别是孔子的后学，孟子讲性善，苟子讲性恶，孔子并非完全不讲，而是通过另一种方式告诉大家如何认识人性。
孔子曾感叹他没有看见过刚强个性的人，有人说：“申枨的个性应该是刚强的吧。”孔子说：“枨也欲，焉得刚？”申枨的欲望太多，如何能刚强？宋代程颐解释说：“人有欲则无刚，刚则不屈于欲。”刚与欲正好相反。这里的“刚”不是血气之勇，是个性与意志的外露。
如果人有过多欲望或被欲望所引诱，便容易屈服而不刚了。
《论语》是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部瑰宝之书，宋代宰相赵普能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足见其中包含的智慧。识人，是一门大学问，孔子所说的，只是一个大致的原则，具体怎么作，还要靠我们自己用心玩味，用心体会，当我们有意识地去接触、分析和考察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会对人和人性有更多的理解。如果我们坚持这样做下去，保持对人的研究的兴趣，了解别人的性格、爱好、背景、优点和缺点等，那么经过数年的积累，我们就可以获得丰富的社会经验。
自知之明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原文】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论语·为政第二》）
【今译】
孔子说：“子路，我告诉你什么叫求知吧：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真正的‘知道’。”
【评注】
朱子曰：子路好勇，盖有强其所不知以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则以为知，所不知者则以为不知。如此则虽或不能尽知，而无自欺之蔽，亦不害其为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说来说去，处世只有两件难事，一是如何对付别人，一是如何对付自己，这两件事归根结底也还只是一件事，最难的事还是对付自己，因为知道如何对付自己，也就知道如何对付别人，处世是立身的一个方面。
自己不容易对付。从一方面看，一个人不可无自尊心，从另一方面看，又不可有妄自尊大之心。不可无自尊心，不可有妄自尊大之心，也就是处世不宜自视太小，却又不宜自视太大，这里的难处就在于如何调剂安排。
德尔斐神谕宣示希腊说：苏格拉底是他们中间最大的哲人，而苏格拉底自己的解释是：他本来和旁人一样无知，旁人强不知以为知，他却明白自己的确无知，他比旁人高一着，就全在这一点。苏格拉底并非说的是谦虚客套话，他是真正了解人类知识的限度。“明白自己无知”是比得上苏格拉底那样的哲人才能达到的成就，有了这个认识，他不但认清了自己，多少也认清了宇宙。
孔子也有这方面的认识，他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论语·子罕第九》）孔子是谦虚的，他否认自己是天才，是圣人，承认自己也有不知道不懂得的东西。认为“不知”也是一种“知”，说明“知。”
永远有限，正如人是有限的存在一样，只有不断积累，才能不断地向无限、永恒前进。孔子之所以罕言死生鬼神、人性天道，原因即在于此。“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句话听起来平常，实则道理深刻。
它揭示人必须认同自己的有限性，才可能超脱；认识自己“不知”，才可能“知”。有自知之明的人，才称得上是智者。
央视10频道《大家》做过一期周年特别节目，对一年来采访过的那些杰出的老人做了一个回顾，重放了主持人采访丁肇中、彭桓武、陈省身等大科学家时的镜头。主持人问实验物理大师丁肇中：“有人说您是一个少见的天才，您自己怎么看？”丁肇中回答：“不是。”主持人又说：“您很有天分，对不对？”丁肇中说：“不，我只是刻苦而已。”主持人采访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彭桓武，问他：“您觉得自己在‘两弹一星’事业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起过怎样的作用？”这位曾获过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老人说：“我只是其中的一员，中国的‘两弹一星，就像一栋房子，我是大门前那两个石头狮子。”节目最后，是主持人采访数学大师陈省身。主持人问：“您觉得自己在哪些方面超越了您的老师、几何学大师嘉当？”陈省身回答：“我？我没超越他。嘉当是超越不了的。……他的数学能力绝对比我高。”
丁肇中、彭桓武、陈省身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他们如果想在电视上谈一谈自己的天分、成就，大概没有谁会反感。丁肇中曾经发现了J粒子，刚刚40岁就荣获1976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彭桓武是中国“两弹一星”的技术负责人之一，为我国的军事工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陈省身是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几何学家，他以对高斯·邦尼公式的证明、对纤维丛几何理论的贡献获得沃尔夫奖（被称为数学家的诺贝尔奖），在世界数学界享有盛誉……出人意料的是，这些人在谈到有关自己的事情时显得那么谦虚、平和。
有一次，一位美国加州大学著名教授在演讲，课上他提出他做的老鼠实验的结果。此时，有一位学生突然举手发问，提出了他的看法，并问这位教授假如用另一种方法来做，实验结果将会如何。所有的听众全都看着这位教授，等着看他如何回答这个他根本就不可能做过的实验。结果，这位教授却不慌不忙，直截了当地说：“我没做过这个实验，我不知道。”当教授说完“我不知道”时，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心理学家邦雅曼·埃维特曾指出，平时动不动就说“我知道”的，不善于同他人交往，也不受人喜欢；而敢于说“我不知道”的人，显示的则是一种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精神。埃维特还说，如果我们承认对某个问题需要思索或老实地承认自己的无知，那么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就会大大改善。
这也是孔子竭力提倡的态度，孔子十分肯定不骄矜自夸的品质，他为此称赞过孟之反，说他不夸耀自己。在鲁哀公十一年那场抵御齐国进攻的战斗中，鲁国右翼军溃退了，孟之反走在最后充当殿军，掩护部队后撤。进入城门的时候，他用鞭子抽打马匹，说道：不是我敢于殿后，是马跑不快，“非敢后也，马不进也”（《论语·雍也第六》）。孟之反这样做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功劳。
人不表现自己，不出风头，尤其有了长处和功劳，不自以为是、炫耀自己，是很难得的，也是很珍贵的，所以孔子予以肯定和提倡。
制怒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原文】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第一》）
【今译】
不因无人了解自己而感到烦恼愤怒，这样的人不是君子吗？
【评注】
朱子曰：愠；纡问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学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
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升迁失落，往往使人失去理智……意外的收获使人惊喜，意外的失落使人愤怒。喜与怒总是与一定的人生际遇有关。感情是可贵的，但不能感情用事。如果说感情能骤然爆出事业成功的力量，那么理智则是通向事业成功的桥梁。感情一旦失去了理智的约束，不免会把人带人失败的深渊。
怒，是人从心里到生理的情绪反映。人在发怒时表现为情绪紧张，很快进入“应激状态”；在怒气的刺激下，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分泌增加，引起一系列全身性的变化，肌肉紧张度增高，毛发竖起，鼻孔开大，横眉张目，咬牙切齿，紧握双拳，做好临战状态。这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保护性反应。此刻，人绷紧了每一根神经，调动了身体里所有的能量储备，能迸发出比平时大得多的力量。通常情况下，发怒容易使人失去理智，给我们的身体乃至学习、工作和生活造成危害。
常言道，“急则有失，怒则无智”。发怒时人常常失去理智，因此古人云：怒不可以兴师。《孙子兵法·火攻》中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意思是说，一国之主，不能凭一时之愤怒决定兴师，一军之将不可以凭一时之愤怒率众出战。因为怒崦兴师出战，很可能决策失误，损兵折将，导致被动。愤怒可以重新欢乐，怨恨可以重新喜悦，但国记录在案可复存，人死不会复活。所以，兴师动众，一定要有利则动，无利则止，慎之再慎。
历史上有许多因“怒而兴师”导致的悲剧。楚汉相争时，项羽吩咐大将曹咎坚守城皋，切勿出战，只要能阻止住刘邦15日，便是有功。
项羽走后，刘邦、张良使了个骂城计，派兵城下，指名辱骂，画着漫画，污辱曹咎。曹咎怒从心起，立即带领人马，杀出城门。汉军早已埋伏停当，只等项军出城入瓮，霎时山摇地动，杀得曹咎全军覆没。
对于一个聪明的领导者来说，一定不要怒而兴师。对于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来说，应做到避免怒而行事。
在《论语·雍也第六》中，哀公问孔子：“您的学生里哪个爱好学习？”孔子回答说：“有个叫颜回的爱好学习，他不迁怒，不贰过，却不幸早死。现在没有了，没有听见谁好学习了。”
自己有过失，却归罪他人，大发脾气，迁怒于人，是常见的现象。
程颐解释说：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日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了焉，日喜、怒、哀、惧、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故学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而已。这是强调性修养，适当节制情感。
一个不会愤怒的人是庸人，一个只会愤怒的人是愚人，一个能够控制自己情绪、做到尽量不发怒的人是聪明人。聪明人的聪明之处，是善于运用理智，将情绪引入正确的表现渠道，使自己按理智的原则控制情绪，用理智驾驭情感。以平和的态度来摆事实、讲道理，要比大喊大叫更能让对方心服口服，而宽恕和谅解有时比伤害、侮辱更能震撼人心。只要我们肯下工夫学会控制怒气的正确方法，他人肯定会对我们的道德、修养以及理智、大度感到由衷地佩服。那时，我们自会达到“风平而后浪静，浪静而后水清，水清而后游鱼可数”的全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