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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导读：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既是全民投资发热时代，也是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泛滥的时代；既是让人无奈的垄断时代，也都是令人欣慰的经济大发展时代。由于这一时代烙刻在各种历史记载中，使我们得以详尽了解20年代疯狂繁荣之后长期萧条，看到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以及经济结构的急剧转变。
故事要从美国疯狂的投机风说起，这帮助我们理解了股市如何在起伏中奔向顶点又转而坠入深渊的。对于大崩盘的原因一直存在着两种猜测：“阴谋论”和“经济不健康论”，然而无论哪种观点占了上风，都不会重新书写历史：美国社会在这场灾难之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疯狂的金美国人的投机活动可谓历史悠久，早在殖民地时代就进行土地投机。独立战争之后，美国人除了土地外，又进行政府债券的投机。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银行、收税公路、运河和制造业公司的股票都开始流通，并成为了人们的投机对象。1792年，建立了纽约股票交易所。内战结束后至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兴建铁路的热潮以及各种制造业的兴旺，带来了股票市场的畅旺，出现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投机高潮。
美国人疯狂的金融投机风，是美国20世纪20年代经济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尤其是1928年底到1929年上半年，在那尊手擎火炬的自由女神像辉映下的华尔街证券市场，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股价飚升，成交量和指数连创新高的喜悦荡漾在每个股民的脸上。因买卖股票而一夜暴富的传奇故事像夏日的雨水四处流溢，整个社会似乎都沉浸在了欢乐的发财美梦之中。
对于为什么会在1928年和1929年出现这样一股投机热，普遍认可的原因是大量的游资使得人们可以轻松取得贷款，再以保证金方式大肆购买股票，可是这个说法显然没有说服力。1928年和1929年的许多股票投机资金来源于付息贷款，可恰恰在这两年，银根收得很紧，相对其前后几年明显偏高。此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曾多次出现过贷款热潮，但却没有引发如此疯狂的投机热。
可见，人们的情绪远远比利率和信贷供给重要。大规模的投机需要对市场普遍的信任感和乐观情绪，并且普通老百姓必须坚信他们都能发财，同时他们还得相信银行和代理人会帮助他们迅速致富。当然，资金必须充裕，只有人们手上的闲置资金多了起来，他们才会愿意拿出一部分去冒险，以期获得更高的回报。
那又是什么使人们手中的闲钱越来越多，而且对市场愈加看好呢？这是众多因素、众多推手在有意无意间促成的。
英国迫使美国放1925年，由于英国一直高估英镑，使英国成为了一个没有消费吸引力却便于销售的地方，并引发了一系列汇率危机。由于当时英国实行的是维系黄金、美元和英镑之间关系的金本位制，黄金便从英国和欧洲源源不断的流入了美国。
如果一个国家商品价格很高，而利率又很低，那么就可能阻止黄金流入。1927年春天，英格兰银行行长蒙泰古·诺曼、德意志银行行长雅尔玛·沙赫特和法兰西银行副行长查尔斯·李斯特一行三人来到美国，力劝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推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由于当时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力量薄弱，被迫就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再贴现率从4%降到了3.5%，政府大量买进发行在外的债券。其结果就是商业银行和个人持有了备用资金，并将此投入了股市。
联邦储备当局在1927年的行为被指责为“联邦储备系统有史以来最大胆的操作”，并将其与随后的投机和股市崩盘直接联系起来。11美联储成了罪魁祸首，诺曼和沙赫特因此臭名昭著。可这种解释是建立在只有能够筹集到资金，人们总会进行投资的假设之上。事实上1927年并没有发生投机失控的情况，把一切矛头指向美联储和外国人，只是在替真正的罪人开脱。
美联储的放如果说美联储真的有错，那错就错在它的软弱无能。
1929年初，股市一路走高，某些大权在握的人士希望繁荣能够继续下去，因为他们正在趁机赚钱。可是就像所有繁荣都将会有尽头，有人隐隐约约意识到，面对不断升温的疯狂投机行为，应该做点什么。
泡沫可以轻而易举的被捅破，可行动的结果可能比无动于衷更加恐怖。掌握决策权的人士陷入了两难境地，要么立即有意识的策划股市下跌，要么任凭日后发生更加严重的灾难。如果股市崩盘，决策者肯定会因此受到谴责；而任其日后发生灾难，允许股市“苟且偷生”些时日，也许会有无法估量的好处。
美国总统、财政部长、华盛顿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和董事们，有责任在两个严酷的选择之间做出抉择。但是当时的柯立芝总统既不关心也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1929年，在卸任前几天，他热情洋溢的发表讲话说，经济情况“绝对健康”，股票“按现在价格来衡量还算是便宜的”。12只要被告知投机就要失控，他就会认为主要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责任，不会进行政治干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同样负有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政策方面的责任，而梅隆是一个坚决的“不行动”拥护者。于是，抉择的任务就落在了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各联邦储备银行的身上，这无疑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任务。
可联邦储备委员会却面临一个尴尬的难题：虽然他有着指导和管理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地位，可是实际上根本没有实权。而联邦银行中许多上层人物也忙于投机，身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A等董事的花旗银行董事会主席查尔斯·米切尔就是其中之一，股市的结束就意味着他好日子末日的来临，因此他并不想匆匆结束这一切。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控制手段有两种：公开市场业务和再贴现率。但此时这两种手段都没有用武之地。联邦储备系统可以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政府债券，把公众手中准备买普通股的现金放在各储备银行的金库里，既不会生息也不会造成危害。显然，要是这样的策略成功，联邦储备系统手中必须有债券可以出售。1928年底，美联储剩余的政府债券库存只有2.28亿美元。要是把它们全部抛向市场，兴许能够收到一定的效果，可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不敢采取如此大胆的行动，因为这样难免会使各联邦储备银行失去大量有收益的资产。1929年的头几个月，美联储每次只抛售几百万美元的政府债券，效果并不显著。同时，联邦储备委员会为了保持“合理收益”，各联邦储备银行继续买进承兑票据，这样商业银行就能放心的为股市提供更多资金。13而一下子大幅提高再贴现率除了招致公众的反感外，还会提高一般工商企业、消费者和农民的借款利率，对基本经济生产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这样美联储即使想抑制股市暴涨，但既得不到支持，又苦于缺乏手段，就像一个无能为力的人，只能对问题视若无睹，并且掩盖其面临的困境。
当时还出现了另一种情况，为美联储的不作为提供了绝妙的借口，即公司和个人资金流入股市问题。1929年期间，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平均每天向短期拆借市场提供6900万美元的资金；电力债券与股份公司平均每天拆借资金1亿美元以上。14少数公司，譬如城市服务公司，甚至出售证券，然后把所得资金贷放到股市上。截至1929年初，这些非银行来源的贷款数额接近于银行贷款，后来又大大超过了银行贷款。美联储坚持认为它无法对这方面的资金供给施加影响。
其实，美联储之所以软弱无力，只是因为它自己并不愿意担起这份不讨好的差事。如果美联储当局当真决定有所作为，那么它们可以采取一些直接有效针对证券市场的措施，比如，要求国会授权自己提高保证金比例以终止保证金交易。或者，连立法都不需要，由某个高层人物对投机者进行“道义劝告”，强烈谴责投机行为，对市场过热做出警告，几乎肯定会导致价格下跌，并且使一部分人从虚幻世界回到现实来。可对于那些做事比较谨慎的美联储官员来说，口头通报所带来的效果是立竿见影但又可怕的，报应也会接踵而至，所以沉默才真正是“金子”。他们关心的不是限制投机，而是如何推卸自己的责任。
哄抬股市投机的昌盛总需要有人来引导，没有工业巨头的推波助澜，没有报纸的肆意渲染，没有银行家的一次一次托市，挽回人民的信心，普通百姓不会如此疯狂的把自己的积蓄投入以近似赌博的股市轮盘中。
身为通用汽车公司董事的约翰·拉斯科布在1928年3月23日时发表讲话，指出他看好该年度后三个季度的汽车销售和通用汽车公司参股企业的股票。两天之后的星期六，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上涨了将近5点，接下来的星期一又涨了7点。期间，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价飙升引发了其他股票的交易狂潮。被认为对股票市场推波助澜的还有通用汽车公司创始人威廉·杜兰特，费歇尔兄弟和谷物投机商阿瑟·卡藤，他们把自己原来产业资金全都转移到股市上来。后来，就连一些严谨的学者竟也认为是大腕们的联手行动导致了股市的高涨。
在股市飙升期间，大多数报纸杂志都以赞美、敬畏的语气报道股市全面走高的消息，并且同时看好股市未来的走势。当然，新闻记者也不会免费为股市造势。一位叫威廉·麦克马洪的电台评论员在广播里对那些操盘手哄抬的股票做出利好的预期，为此他每星期可以从一个叫戴维·立翁的人那里领取250美元。立翁先生是皮克拉（Pecora）委员会的成员，专门做这种在适当的时候购买利好评论的生意。学者们同样对那些持有悲观情绪而有意无意破坏“繁荣”的人表示了反对。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这位大经济学家不仅自己融进了投机者的行列，而且还在公开演讲中宣称：“股票价格已达到了某种持久的高峰状态。”普林斯顿大学的劳伦斯也在一份臭名昭著的声明中说：“数百万投资者的评价对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个令人赞叹的市场产生了作用，他们的一致判断说明现在的股票价格并没有被高估。”
银行家的态度永远是鼓励那些愿意相信股市繁荣常在的人。许多银行家抛弃了国家财政悲观论者的角色，并暂时享受起乐观主义来。这样做自有他们的道理：几年前，许多商业银行，包括纽约几家最大的商业银行，都设立了自己的证券公司。这些银行的子公司向公众出售股票和债券，这项业务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并且前景看好。此外，个别银行家正在积极的开展自己的投资业务，他们当然不可能发表任何不利于市场的言论。
不过，还是有一些少数群体，提出了怀疑论。国际承兑银行的保罗·沃伯格就曾呼吁美联储采取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并且指出：“如果不能迅速制止目前‘无限制投机’的狂潮，那么最终将发生灾难性的崩盘。这不仅对投机商来说是不幸的，而且有可能导致危机全国的大萧条。”16对于沃伯格的观点有人指责他“严重破坏了美国的繁荣”，也有人猜测他这样做的动机是想做空。随着市场的不断走高，他的警告只被别人当作了笑料。
宽松的交随着股价的不断上涨，投机性买主认购同量股票所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所承受的贷款压力越来越大。为了吸引客户，华尔街的证券经纪人模仿房地产市场，创造了一种极具魅力的交易方式——保证金制度。银行向证券经纪人提供资金，证券经纪人再把贷款发放给自己的客户，并同时把客户的抵押品存放到银行。客户除了抵押证券以外还必须预付一定的现金，即保证金，如果抵押证券的价格下跌并低于贷款金额时，客户就必须追加保证金。这样，投机机会就与股票所有权费用相分离，投机者再也不必为筹集大量股本而烦恼。保证金制度大大活跃了市场，方便了投机商，并鼓励大额交易。于是，人们纷纷采用保证金交易方式购买股票，在不承担股票所有权费用的情况下赚取溢价。
很快纽约的银行就成了全美乃至全世界贷款人的代理商，这么多人愿意把钱贷方给纽约的原因，就是有随时可以变现的股票和保证金作为担保。1928年初，这种流动性极强、安全性极高的无风险资金贷出能赚取5%的利息。1928年全年，贷款利率持续上涨，到了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已经涨到了12%，而且不用承担丝毫风险。蒙特利尔、伦敦、上海和香港都在谈论12%的利率，各公司也觉得这样高的利率颇有吸引力。少数企业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与其把资金投入生产，去承受各种各样的劳累与麻烦，还不如把资金用于投机。于是，一条源源不断的“金河”开始流向华尔街，帮助美国人通过支付保证金来持有普通股。
与此同时，投资信托公司的兴起也为投机热的升温添了一把柴。投资信托起源于18世纪80年代的英国，而在美国很晚才出现，1921年以前，美国只有少数几个规模不大的投资信托公司。由于投资信托能够使公司发行的证券1倍、2倍甚至几倍于公司现有的财产，大大满足了公众对普通股的需求，20世纪20年代末，投资信托成为美国最著名的投机品种。投资银行、商业银行、证券公司、证券经纪人以及投资信托公司都忙于创立新的投资信托，1928年全年有186个投资信托问世，1929年又新设立了265个，其总资产估计已经超过了80亿美元。投资信托的魔力在于杠杆这个法宝，其作用机理是：通过发行债券、优先股和普通股的证券组合来筹集资金，并全部投资于普通股组合。举例说明，假如投资信托公司发行债券、优先股、普通股各1亿美元，共筹得3亿美元资本金来发起投资信托，并全部用于投资。假设其购买的证券组合一年后增值50%，则其资产可达到4.5亿美元。由于债券和优先股的价格是固定的，其价值仍是2亿美元，如果公司被清算，其持有人不能索要更多的份额，剩下2.5亿美元就是该信托普通股的价值。也就是说，该信托普通股的价值由1亿美元增加到2.5亿美元，增值150%。如果该信托公司的普通股被其他运用杠杆原理的信托公司持有，那么普通股的价值将以几何级数增长。杠杆的魔力使得这种业务对于投资信托最起始的发起人来说是一种几乎没有成本的买卖。
到了1929年夏天，美国人终于打消了对于股市的一切顾虑，许多不同阶层和社会地位的人都进入了股市，股市投机成了美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当时，经纪人公报已不再满足于预测当天哪只股票会涨和涨幅有多大，而是通告大家在几点时要多“关注”一下某只股票。因为股票已经不再被视为公司经营业绩的指示器，而被看作是神秘的上层人物操纵的产物，投机者必须专心致志的关注股市，以便尽早发现联合坐庄的迹象。
这个时期的联手坐庄业务十分活跃，1929年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由其会员或合伙人参与操纵的新股发行就有一百多次。在典型的操纵业务中，往往有许多交易者集中资金来哄抬某只股票。他们会推选出一位大庄家来主导操作过程，并承诺在各自的交易当中互不出卖。然后，大庄家选股建仓，大举的吃进股票能抬高股价，并将投机者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随后，联手坐庄的交易者相互竞买股票，活跃的交易活动又将进一步勾起投机者的兴趣。所有这一切给人以某个大行情正在酝酿之中的感觉，届时内幕消息四起，股评分析师都在谈论不久就会出现的新行情。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公众就开始跟随庄家作多，而股价也会随之上扬。这时，大庄家就会出货，自己留一定比例的利润，余下的由参与者分享。对于这种交易，公众的态度却是十分欢迎的，因为绝不会有比这更容易的赚钱方法了。公众普遍认为自己的财产没有被掠夺，由于股价持续攀升，他们和联合坐庄的交易人一样，都是从买卖差价中赚取利润，虽然只是一些残羹剩肴。
大牛市与很难说清，20世纪20年代的股市繁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个年代普通股价格上涨是有其合理原因的：公司收益良好，并且趋于增加；前景看好；20年代初，股价偏低，收益增加。
直到1928年之前，就连思想保守的人也会认为，普通股价格是因为公司收益的增长，人们对经济将继续增长的预期、和平且稳定的形势，以及美国人确信华盛顿政府权力稳定并只会征收必要的税收而上涨。1928年初，繁荣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人们为了逃避现实而变得想入非非，无节制的投机行为真的大量涌现。如同在所有的投机时期一样，人们不是努力去认清事实，而是寻找理由编织自己的梦幻世界。
三1928年，有许多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最明显的迹象就是市场表现。虽然在1928年最初的几个月里，市场还相当平静，但此后，股市开始飙升，而不是缓慢、平稳的上涨。有时候股市也会以同样的方式狂泻，不过很快就会恢复，并且进一步攀升。1928年3月的火爆行情同样前所未有的使大职业交易商赚得金银满钵。竞争市场理论把股票交易所描绘成最缺乏人性的市场。
6月股市却出现了第一次衰退，一股来自西部的“龙卷风”全力席卷了整个华尔街，前三个星期的跌幅几乎达到了3月份的全部涨幅。196月12日这天损失尤为惨重，具有里程碑意义。纽约的一家最保守的报纸开始列数当天发生的事件，并且报道说“华尔街的牛市昨日崩溃，爆炸声响彻世界各国”。随着出售股票的委托大量涌入，证券交易所终有一天将“交易量将达到500万股”的预言顷刻之间变为现实。行情显示器报价已经比实际交易价格慢了近2个小时。在5月曾突破200记录的美国无线电公司股价，下跌了23.5点。
但是，大牛市真的是崩盘了吗？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按照后来的标准，当天有价证券的经营损失并不很大，《纽约时报》计算出了50只处于领先地位的股票平均跌幅只在3点多。到了6月13日，股市似乎又恢复了元气。大多数股票价格依然高于它们在2月份的水平。虽然已经有好几千经纪人被迫退出股市，几宗大交易已经失去了市场，许多仅仅能在纸上算出的利润也已经化为乌有，但大牛市还正值“壮年”呢。
11月16日，胡佛以绝对优势当选总统后的第一天，股市出现了暴涨行情，指数一直不断刷高，股市又进入到了新一轮的狂热。《纽约时报》工业股平均价格指数在一个交易日里净涨了4.5点，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寻常的涨幅，正是总统大选的余热激发了这股热情。11月20日是另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当天股市成交650.323万股，略小于第16大日成交量，但一直被认为股市的表现其实要疯狂的多。现在大牛市有了一个新口号，那就是“再繁华四年”。
12月的股市就没那么好了。12初，股市出现了再一次严重下挫，而且比6月的跌幅更大。12月7日，这个可怕的日子，疲惫迟缓的行情显示器报出了无线电公司股票跌72点的消息。不过股市还是稳住了脚步，就像在6月份发生的情况一样，当全面萧条似乎就要开始的时候，股市又恢复了平稳。几周紊乱的价格之后，股价再一次上扬。1928年全年，《纽约时报》工业股平均价格指数上涨了86点，直达331点。纽约证券交易所年成交量高达920550032股，大大超过1927年创记录的576990875股。20此外，还有一个意义更重要的反映股市状况的指标，即保证金交易显著增长。
这时美联储官员们发现他们已经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投机活动很显然正吸取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剩余资金，信用膨胀正变得愈来愈危险。在此关口提高再贴现率，理论上可以迫使贷款利率上升，导致投机活动失去吸引力。但是7月里美联储已经将在贴现率升高到了5%，这一措施对投机活动的影响也只是暂时的。很显然，只要股市价格一直攀升，投机者愿意为贷款支付任何利率。事情发展到这样一种态势时，再次上调再贴现率，不仅会给股市带来巨大危机的风险，而且这一措施会迫使企业为贷款支付更高的利息，进而会严重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看来除了自然灾害，再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使通货紧缩了。美联储最终想出了一个从未实施过的很有创意的政策，1929年2月2日，他们发布了一项声明，禁止各家银行将联邦储备银行资金再次贷给证券经纪人。
美联储声明发布后的直接影响是，股市价格在短暂的一夜过后遭受全面重创，这是美国股市一年来遭遇的第三次打击。随着美联储继续向它的会员银行施压，贷款只能被用于称作合法国民生产活动，活期贷款利率进一步上浮。自新政实施以来，活期贷款利率从12%升到了15%，然后是17%，最终在3月26日那天达到了20%——这是自1929年以来的最高利率。股市价格已经连续好几天都在下跌了，成千上万催缴保证金的信件再一次被塞进了投资者的邮筒。
26日是个关键时刻，如果资金继续紧张，那么恐慌将会愈演愈烈，股价的每一次下跌都会迫使一些投资者抛盘，从而导致股价进一步下跌。幸好，由于查尔斯·米切尔的注资，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身为美国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商业银行花旗银行的总裁，米切尔有着卓越的银行家声誉，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的身份，使他的讲话具有政府报告一般的威望。出于自身的利益，米切尔决定出面干预，他向媒体宣布：“我们觉得，对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警告，我们承担着极其重要的任务，以避免短期资金市场出现可怕的危机”，并承诺花旗银行将会提供足够的资金来预防清算。21米切尔的话像是有魔力似的，在26日收盘之前，短期贷款利率已经回落，市场又恢复了信心。第二天，花旗银行履行了其承诺，向短期拆借市场先以16%的利率投放量500万美金，然后以持续低一个百分点的利率依次追加500万，前后总共注资额达到了2500万美元，最终将活期贷款利率稳定在15%的水平。随后股市不仅停止了下跌，而且又令人振奋的在一点点恢复，一场恐慌被及时的阻止了。
看来除非一场大灾难出现，否则没有什么能动摇公众对股市的信心。
危机悄到了1929年夏天，股票价格的增长幅度超过了以往所有年份，崩溃似乎近在眼前。按照一个简单的逻辑：升得越高，跌得越重。但投机者的记忆是短暂的，当人们在回顾1929年以往的先例时，他们很快就能释然，因为他们想起了过去一年内每次股价大跌总能很快恢复，而每次回复最终伴随着股价在上一个新高。如果你手头的股票是健康的，买进后就一直不要松手，你一定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到了9月，大牛市达到了它最辉煌的顶点，就在这一天，道·琼斯指数达到了这一年的最高值。可是那一天，很少人会想到，这实际上已经是股市上升的最高点，绝大多数人仍然对大牛市股价的继续上扬满怀期待。而华尔街的一位统计学家罗杰·巴布森却在华尔街的金融餐会上说了一句话：“股市迟早会崩盘！”这句话被《道琼斯金融》发表。其实，这位先生在此前的两年中一直重复着这句话，却只被人们当作笑谈，没想到这次竟一语成谶，千古留名。此话不久就传遍了全美国，投资者信心开始动摇，股市立刻掉头向下。
9月初，股市再次开始下跌，并且跌幅越来越大。股市下跌的消息惊动了总统胡佛，他赶紧向新闻界发布讲话说：“美国商业基础良好，生产和分配并未失去以往的平衡。”有关的政府财政官员也出面力挺股市。投资者也并没有抛弃股市，他们相信，和前几次反复一样，股价下跌正是买入的好机会，所以成交量丝毫不比以前少。华尔街还自我安慰的分析这次杀跌的原因：首先要怪英国的霍曲金融集团的倒闭，它导致了外国投资人和投机商被迫大量抛售股票，还要怪马萨诸塞州的功用事务部贸然拒绝了波士顿爱迪生公司的拆股计划。一直到10月，大家的一致观点是9月的暴风雨尚未完全退去，股市正处于进入“更健康的证券市场”的自行调整阶段。
然而，众人期待的价格恢复并没有出现，股市的低迷是从10月21日星期一开始的。10月的最后10天，集中了证券史上一连串著名的日子。
10月21日，行情报价机又犯了老毛病，到收市1小时40分钟以后，才显示出最后一笔交易。人们看到报价机上的股价与当时真正的股价相差很多，投资者无法判断当前的行情如何。这在牛市时也许还可以忍受，人们只是在收市后发现自己又大赚了一笔。可在股市下跌的环境中，只会加剧投资者的不安，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这一刻是不是已经破产了。结果，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手中的股票抛掉。这一天成交量达到了609.187万股，是历史上第三大日成交量。情况尽管很糟，但还没有到毫无希望的地步。星期二，费雪教授和米切尔都出面发表讲话，强调经济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
10月23日，星期三，不知为何费雪和米切尔的讲话并没有产生作用，股市非但没有上攻，反而严重下挫。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市时还相当平稳，到了10点时却遭大笔抛售，全天抛售量再次超过600万股，《纽约时报》指数下跌31点，把6月底以来的涨幅全部抹光。数量空前的保证金催款单雪片一般的发出，另有数千投机者被告知除非增加抵押，否则就要被强行清仓。可是大多数人心中还是抱有一丝希望，有人预言，第二天股市肯定会受到“有组织的支持”。
10月24日，这一天是股市灾难的开始，美国证券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四”，股价如决堤之水轰然下泄，人们纷纷脱手股票，全天换手1289.5万股。股市刚开盘时还比较坚挺，突然间一种神秘的原因使股价开始下跌。自动报价机又一次落后于行情的变化，而显示板上的精选股已经大大低于发明自动报价机时的价格，不确定性使得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设法抛售手中的股票。到了11：30，股市陷入了竞相抛盘的疯狂境地，完全被无情的恐慌所摆布。
恐慌没有持续一整天，中午，股市终于出现了“有组织的支持”。12点，一场紧急会议在JP摩根公司总部召开，与会的人员有花旗银行总裁米切尔、大通银行总裁阿尔伯特·威金、摩根信托公司总裁威廉·波特、美国信孚银行行长苏沃德·普罗瑟以及摩根财团的托马斯·拉蒙特。这五位总裁和第一国民银行的小乔治·贝克一起，同意代表各自的公司每人注入4000万美元来支持股市。22消息传到纽约交易所大厅，人们的恐慌心理顿时烟消云散，股价迅速反弹，节节攀高，收盘时《纽约时报》工业平均指数只下跌了12点。
10月25日，胡佛总统发表文告说：“美国的基本企业，即商品的生产与分配，是立足于健全和繁荣的基础之上的”，力图以此刺激新一轮投资。市场上出现的焦急情绪似乎平息了下来，然而，过了一个周末，一切挽救股市的努力都白费了。
10月28日，史称“黑色星期一”，是股市反复出现大起大落行情的第一天。当天，股票交易放出了巨量，纽约时报指数下跌49点，道琼斯指数狂泻38.33点，日跌幅达13%。这一天，已经没有人再出面救市。下午4点30，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再一次聚集在摩根公司总部，经过两个小时的讨论，他们无奈的发现在一路下跌的行情下已经无法履行自己的义务。
1929年10月29日，在这个被称作“黑色星期二”的日子里，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抛售股票的旋涡之中，这是美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经济事件。23早晨10点钟，纽约证券交易所刚刚开市，猛烈的抛单就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人人都在不计价格地抛售，经纪人被团团围住，交易大厅一片混乱。当天收市，股市创造了1641万股成交的历史最高纪录。《纽约时报》指数下跌41点，而道琼斯指数比星期一又下跌了12%，一名交易员将这一天形容为纽约交易所112年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同时有传言说，银行家们决定抛售股票，他们的声誉跌的比股价还快，“有组织的支持”至此宣告结束。
第二天，10月30日，股市突然转晴，各大公司宣布发放红利，股市也将休息一天以便调整，大家紧绷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了。恐慌最严重的时期确实已经过去，但是股市的最低价格还没有到来。11月初，大多数投资信托的普通股都变得一文不值，由于杠杆效应的负面作用，他们被迫将手中的股票倾销变现，由此导致了股市的又一轮下跌。同时市场外又传来了令人揪心的消息：基本面似乎在恶化，恐慌又重新占据了人们的心头。直到11月13日，出现了1929年全年的最低价。
1929年91929年11月美国制181.美国电报电197.亚纳康达铜131.通用电396.168.通用汽72.蒙哥马利·沃137.49.纽约中央铁256.美国无线联合碳化137.美国钢261.西屋电289.102.沃尔沃100.52.电力债券与股186.50.资料来源：费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浮华时代——美国20世纪20年代简史，上海财经大学，2008，P在这场股灾中，无数“百万富翁”倾家荡产，数以万计的企业关门，659家银行及证券投资机构被迫倒闭，一些失去生存希望的人终于走上了绝路。从9月初到11月中旬，纽约交易所的股票市价总值损失了300亿美元。欧文·费雪这位大经济学家几天之中损失了几百万美元，顷刻间一文不名，从此负债累累，直到1947年在穷困潦倒中去世。然而，这仅仅是灾难的开始，股市的崩溃带来了美国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大萧条。
不堪回首这场史无前例的股市大暴跌从1929年延续到1932年，并成为整个30年代大萧条的导火索。从1929年最高的381点到1932年7月的最低点41点，道琼斯股票指数下跌了89%，到1933年7月，美国股票市场上的股票价值只相当于1929年9月的1/6。
股灾造成了美国股市、银行与整个经济体系的危机，形成了恶性循环，并从美国波及到了整个世界，使人类经历了5000万人失业、上千亿美元财富付诸东流、银行倒闭、生产停滞、百业凋零的黑色大萧条年代。30年代经济危机波及的范围特别广泛，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相互交织，生产危机和货币信用危机互相激荡，整个国家经济陷入瘫痪。
1929年华尔街股市的崩盘对美国的金融业打击巨大。随着股票市价的一落千丈，美国许多商业银行在一瞬间被炸得粉碎，由于收不回贷款而不得纷纷宣布倒闭。银行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中枢神经，因此银行危机牵动着千家万户和社会的每一根神经，对社会经济产生了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由于银行信用危机，使银行贷款的投资变得困难起来。同时在危机之前人们对商业发展过分乐观，当乐观情绪消失并转为过分悲观时，美国的对外资本输出一落千丈，最后几乎完全停止。1930年，国外投资新发行10.1亿美元，1932年减少为2600万美元，1933年只有10万美元。24整个国家的金融信贷已全面陷于崩溃。
一直被宣称“十分健康”的经济基本面，经过股灾的冲击，变得脆弱不堪。1929年中期，美国一些主要产品的产量开始下降，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建筑业都在大幅度地减产。到同年秋季，局势已非常明显，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建设业，都在大幅度减少。从1929年到1934年，美国GDP是呈下降趋势的，从1929年的3147亿美元下降到1934年的2394亿美元，5年期间下降了24%。25在经济危机最低点的1932年，美国生产资料部门减产72.4%、消费资料部门减产23.7%，同过去历次危机相比，这种下降幅度都是创纪录的。工业危机的深化还引发了农业危机，由于生产过剩，大量小麦毫无用处地堆积在储藏室里，其价格急剧跌落。在胡佛政府当政的后期，小麦的损失超过了3亿美元，农民们无奈地进行了罢工，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呆在家里什么也别买，什么也别卖”。
“柯立芝繁荣”走到了它的尽头，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大危机爆发原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对1929年代大危机爆发的原因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但是，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莱维·巴特拉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发生这场大危机的原因至今仍然困扰着专家们。不同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于是也就有了不同的猜想。
猜想一：幕大凡在社会变迁时期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往往更关心自身的处境，因此更关注社会公正和经济公平。更何况美国人的祖先就是带着追求自由、平等之梦想从欧洲移居美洲大陆的，因此追求社会公正公平，更具有突出地位。26“普通人民”往往从自身处境出发去衡量一切社会事物，其视野是褊狭的，他们对社会事务观察的结果也是变形的，他们常常将“历史”看成是一种“阴谋”，认为自己所处时代的事件都是密谋的结果，有钱人和特权者正在合谋对付普通人民。
1929年股崩发生之后，公众的财产如同被洗劫了一般，迷茫和悲哀最终转化成了怀疑与愤怒，他们将矛头指向了曾经鼓励他们把资金投向股市的银行家们。纽约最大的两家银行——大通银行和花旗银行的总裁阿尔伯特·威金及查理斯·米切尔成了众矢之的。
作为大通银行的领导人，阿尔伯特·威金每年领取27.5万美元的薪水，同时他还身兼多家公司的董事及委员会委员，这能为他带来每年至少9万美元的津贴。可是威金的真正财富来源，是他名下的一批私人公司。1929年9月23日~11月23日期间，威金“深信”自己银行股票的前景特别暗淡，于是通过谢尔马公司——一家以他女儿名字命名的公司，先谈判借入42506股大通银行的股票，然后全部卖空。这次交易的时机“把握”的特别准确，卖空交易刚做完，大通银行股票便开始下跌，当秋季市场崩溃时，股价更是急剧下跌。11月份结账显示，谢尔马公司通过这笔交易盈利高达400万美元，当然这些钱最终都进了威金的腰包。27通常情况下拥有自己银行股票的高级职员应该有更强的动力为公司尽职尽责，而威金却希望自己供职机构的股票表现越差越好，这实在是一个无法解释的难题。
与威金一样，米切尔也涉嫌大肆炒作他供职银行的股票。1929年是银行兼并年，花旗银行也加入了兼并大潮中。初秋，米切尔几乎已经完成了一起与谷物交易银行（Corn Exchange Bank）的兼并案。两家银行的董事都已经表示同意，只剩下股东大会审批的程序需要办理。谷物交易银行的股东可以在以1股本行股换取4/5股花旗银行股或360美元之间进行选择。花旗银行当时每股的价格在500美元以上，因此谷物交易银行的股东肯定选择换取花旗的股份。接着就发生了股崩，花旗银行的股价跌到了每股425美元左右。此时4/5股花旗银行股的价格已经低于360美元，谷物交易银行的股东就会选择换取现金。如果要用现金买下谷物交易银行的全部股份，花旗银行就要拿出2亿美元，这笔资金实在太大了。于是，米切尔就想方设法拉高花旗的股价，在10月28日前的一个星期里，他已向JP摩根公司贷款1200万美元，准备买进花旗的股票。但他个人的护盘行动抵挡不住抛售的狂潮，最终失败了，兼并计划也因此而流产。米切尔和威金因为炒作股票和蓄意做空的恶行，成为了公众心中的罪犯，这正是华尔街和政府所乐意看到的。作为美国的金融中心，华尔街历来拥有众多宿敌。某些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人，认为华尔街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应予废除；有些在股崩中遭受损失的人们需要华尔街给他们一个交代；还有一些人并不关心华尔街的斑斑劣迹，他们只想从有钱有势的人的失败中取乐。可是柯立芝和胡佛政府不会允许华尔街的地位因为任何过失而受到影响，因为他们早已公开与以华尔街为象征的金融大亨串通一气。随着新政的实施，华尔街的过失，就成了政府的过失，这当然不利于共和党的执政。于是两大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银行总裁被选为最合适不过的替罪羊。
猜想二：基本经济真的健康吗？
纵然有多少证据指向1929年的股崩是源于幕后操纵，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当时的美国经济并不像所宣传的那样健康。
乘上“一战”的东风，美国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产值从1919年的120亿美元增长到1928年的近175亿美元。但是在美国“繁荣”背后，却隐藏着极大的隐患。实际上，2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是由于生产技术进步、管理科学化、大量储蓄的存在和对高收益资本进行大量投资造成的。一方面，它确实进一步提高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美国经济本身存在着很多潜在的危机，加之不良资本的增加和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最终导致市场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当时美国的经济学家、金融领袖和政治领袖在这场大繁荣中是多么地自豪，都在为美国的经济体系高唱赞歌。但是，他们也看到了，这种繁荣是高储蓄和高投资带来的结果。
20年代美国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地表现出来，在生产上必然引起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一方面是生产的迅速增长及其相对过剩，另一方面消费需求不足和市场有限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和农产品收入的下降，造成相当一部分人消费需求减少，农民丧失了购买工业品的能力，工资增长速度落后于不断上升的生产率发展速度。1923—1929年，工人每人每小时的产量增加了32%，但工资只增加了8%，而企业利润增长了62%，股权收益增加了65%。国民收入分配严重不均，1929年美国有71%的家庭年收入不足2500美元，而3.6万个最富有的家庭收入却相当于42%的普通家庭的收入。29收入的严重分配不均，导致了整个社会购买力的急剧下降。在生产力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企业流动资金通过拆借市场，源源不断地流向股市。信贷股份的膨胀，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造成了一种虚假需求和经济繁荣的表象。这些都造成了市场的相对狭小。
伴随着股市的暴涨，非法侵占公司财产的状况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最致命的缺陷就是控股公司和投资信托公司的庞大结构体系。当自营公司的经营利润都被上游控股公司吸去，用于支付其公司债券利息时，一旦经营不善出现亏损，就意味著债券不能如约付息，由于投资信托存在反向杠杆效应的风险，庞大的控股公司体系必将崩溃。收入都被用来偿债，为新的项目筹集资金愈加困难，自营公司难以开拓新业务来增加收入。通货膨胀的压力又会导致收入进一步减少，从而加速公司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的坍塌。
经济的基本因素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那些鼓吹“经济健康”的论调，在人们冷静下来之后就会显得那么可笑。看来，股市崩盘的导火索早已埋下。
美国在动荡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伏。1929年的股崩粉碎了美国人的发财梦，却也让他们看到繁荣之下的美国社会隐藏的许多问题。经过灾后重建，美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最终取代了英国，成为了国际经济中的霸主。
“美国制度”的危机及罗斯胡佛总统曾担任过柯立芝的财政部长，他是自由放任主义哲学的信徒，因此一开始对危机不加干预。随着危机不断加剧，他也被迫采取了一些局部的反危机措施。但是，胡佛奉行紧缩通货、平衡预算的传统反危机政策，自然不能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发展。胡佛的“干预”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即在高度相互依存的工业社会里，通过集体或个人发挥自愿合作的精神解决一切经济困难，政府的任务是帮助和鼓励这种自愿合作，而不是用强制性的手段直接干预。
胡佛思想的核心是“不屈不挠的个人主义”和“美国制度”。其中的“美国制度”是指产生于“自由主义”的“美国的社会、经济及政府的原则和形式”。他承认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中有时会出现一些“小毛病”，但认为这些并非是“美国制度”本身的问题，只要通过“自愿合作”便可以克服，认为发生危机不是美国国内而是外部原因所致，因而主张决不能采取任何大的行动来修补美国的经济制度，也决不能采取任何含有大变革意义的反危机措施。胡佛还反对进行大规模的救济活动，认为救济穷人是私人慈善机构的事，由政府去做是美国的耻辱。因此，胡佛的反危机措施未能奏效。大危机导致美国社会混乱，人心惶惶。成群没有饭吃的美国人像一股黑流涌向全国。美国到处出现了工人示威、农民骚动、饥饿进军。法西斯势力也乘机崛起，“三K党”、“美国军团”等老牌恐怖组织迅速扩大，一些新的法西斯团体也纷纷成立。法西斯分子公开叫嚷：“宁可实行独裁统治，也不可让国家瘫痪。”在这种大混乱的情况下，美国人民自然对胡佛政府感到失望。1932年11月，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以绝对优势击败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2届总统。他一反传统的反危机措施，而是实行了一系列的新政，加大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3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界已经流行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芝加哥学派”。该学派由芝加哥大学的一些经济学教授组成，其观点与凯恩斯学说基本相同。罗斯福在实施新政的过程中，采纳了该学派的部分思想。新政的内容可用“3R”概括，即Recover（复兴）、Relief（救济）、Reform（改革）。
罗斯福新政作为国家大规模干预经济的首次实验，其影响是相当深刻的。首先，新政以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的国家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人们对美国国家制度的信心，解脱了由于经济危机造成的法西斯势力对美国的威胁。其次，从历史上看，新政是美国改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它着重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同时也获得了广大中下层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二战前后，其他西方国家也实行了与罗斯福新政相类似的政策，为它们其后的经济“起飞”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美国经济结构1.对金融业1929年爆发的美国经济危机是由金融业触发的，因此美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整也就首先从金融业开始。美国联邦政府针对大危机中暴露出的联邦体制的缺陷及银行经营的弊端，出台了一系列的金融货币方面的改革措施及其法令，对金融和银行体系进行大规模的整顿。通过改革与整顿，美国金融业开始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范围的新阶段，进一步确定了从30年代到70年代末联邦金融制度的基本结构，深刻地影响了美国金融业近40年的发展格局。
首先，调整商业银行的规模与结构。大危机后颁布的银行法对联邦银行领取营业执照规定了新的办法，财政部货币总监对银行的副署批审控制也亦趋严格，结果大批的小银行被淘汰，使全国商业银行的数目从危机前的30000家锐减至15000家左右，而且此后半个多世纪里的商业银行数量基本维持在了这个水平上。与此同时，同国家密切相关的大银行的资本实力得到空前加强，整个美国的银行贷款体系掌握在了少数金融寡头手中，使美国银行业的集中与垄断有了很大的发展。
其次，对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分工的规定日益严格。针对大危机期间股市崩盘导致从事投资业务的商业银行遭受了重大损失，美国国会于1933年6月通过了《紧急银行法》，授权政府对经济危机中暴露出的金融问题采取管制措施。经济危机中银行体系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混合经营，商业银行甚至动用个人储金参与债券投机。因此，《紧急银行法》明确禁止经营存款业务的银行从事包销股票和债券（某些政府债券除外）的业务，不准商业银行持有公司股票，同时禁止投资银行收受活期存款；这样，投资银行的业务从商业银行中完全分离了出来，在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设置了一道“金融防火墙”。这种对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分工的严格规定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期，对战后美国金融业的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再次，联邦储备银行建立了联邦金融集中管理的模式，而且联邦银行的独立性大为增强，对经济调控的手段也有所调整。《1935年新银行法》对《1913年银行储备法》作了大的修正，标志着联邦当局摒弃了长期实行的银行自由经营原则，转为以维持金融稳定和保障存款安全为目标的集中统一管理。从此，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被纳入到了政府严格和全面监管的轨道。
与此同时，1935年的新银行法对联邦银行组织结构进行了改革，将联邦储备委员会改为总裁委员会，撤销了1913年联邦法中关于财政部长和货币总监为联邦委员会会员的规定，并赋予总裁委员会更大的权力，使联邦储备银行完全摆脱了对财政的依附地位，真正独立地制定和实施货币金融政策。此外，联储当局还加强了对货币信用工具的运用，如根据《1933年银行法》建立了由五个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组成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对会员银行的存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以及规定购买股票应缴纳最低限度保证金等。这对大危机后直到60年代中期的美国金融制度保持基本稳定具有直接的影响。
2.旧产业的调整和新产业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股市和商业的低迷，会促进旧产业的调整和新产业的崛起。我们以建筑业为例，对美国旧产业的调整进行简要的分析。
建筑业是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的三大支柱性产业之一，而住房建筑创造的产值又占整个建筑业产值的三分之一。美国联邦政府以往在住房建设问题上，一直采取由市场进行调节的自由放任政策。20年代的美国建筑业迅猛发展，房地产价格急剧上涨，形成了“泡沫”。因为这些价格的飞涨不仅不能增加一点真实的物质价值，而且由于资金疯狂地投入房地产，反而使真实的物质生产部门得不到所需的资金，直接影响了生产。一旦市场投机过度，“泡沫”破灭，价格狂跌，其结果便是企业倒闭，生产下降，银行出现大量呆账，周转不灵，最终引发金融恐慌和经济衰退。
1929年爆发经济大危机以后，美国城市普遍出现了住房短缺的现象，建筑业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房屋建设的数量减少了90%以上，许多城市出现了大量的贫民窟，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动荡。这表明，住房问题既是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根源，又是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危险病灶。所以，调整、复兴建筑业势在必行。此外，建筑业又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建筑业的复兴必将为萧条中的美国社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由此可见，从公共住房建设入手复苏经济，可以一举多得。随着一系列有关住房的联邦法律的出台，政府的住房政策不断被调整，最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起初，政府从调整与住房建设有关的金融保险政策入手，间接介入住房领域，以优惠的信贷政策调动社会资金，投向住房开发领域，并扶植以中等收入者为主的建房者和购房者。接着政府加大了对住房问题的干预力度，制定了一整套联邦与地方公共住房的政策，以大规模的开发投入和财政补贴的方式，开始直接介入住房领域。美国由此兴起了以面向城市低收入居民为主的公共住房开发浪潮，为以后更大规模的公共住房建设及贫民窟的清理奠定了基础，并且使美国的建筑业从出低谷走向新的发展。
关于新型产业的兴起，最典型的例子是举世闻名的世界电影工厂好莱坞。30年代，美国人精神生活空虚，主要的娱乐方式是看电影，因为它能使人们暂时地避开与社会的联系。最初，人们对暴力的描写比较感兴趣，喜欢《畸形人》、《吸血鬼》、《隐身人》、《伦敦的狼人》、《小凯撒》、《疤脸》等影片。还有的人喜欢对一些亡命之徒或抢劫行为的描写，恐怖片也很卖座。这是人们在寻求刺激，以度过因无事可做的闲暇时间。这时期好莱坞拍摄的一些喜剧片，如《风流寡妇》、《风流侦探》、《一夜风流》、《出水芙蓉》等也很受欢迎，它们使情绪郁闷的美国人得到了欢乐。因此，这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电影的发展，并且使好莱坞扶摇直上，一直成为今天美国产业的一颗闪亮明星。
建立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霸1.对外贸易的混乱与国际随着各国工农业生产的相对过剩和商品滞销的加强，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更为激烈，使得物价急剧下跌，各国对外贸易受到沉重打击。危机期间，整个资本主义国际贸易下降了2/3，退回到了1919年的水平，其中美国对外贸易下降了70%。为了争夺国际市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展开了一场为期10年的国际经济战。
美国首先挑起了关税战。1930年5月19日，美国国会通过了霍莱—斯姆特（Hawlay—Smoot）令，对890种商品提高了进口关税（其中50种商品由免税改为征税），总计各种商品的进口税平均提高了大约40%左右。它涉及到了英国的毛棉织品、法国的丝织品、德国的化学品、瑞士的钟表、比利时的玻璃和水泥、加拿大的木材和牛乳等等。美国对这些国家几乎实行了“关闭政策”。有关国家对这一措施非常不满，说美国是“野蛮的利己主义”。法令一实施，即有32个国家提出抗议，7个国家采取报复措施。至1931年底，采取报复措施的国家达到29个。
世界性报复关税的出现，导致美国发生了更为严重的商业衰退。1931年与1930年相比，美国的商品输出减少了39%，商品输入减少了32%。关税壁垒战导致国际贸易严重缩减，而各国国内市场又因购买力下降日益萎缩，形成更为严重的商品过剩。1931年底和1932年初，美国又颁布了一批对进口工业品和农产品征收10%—100%高额关税的法令。这种高关税政策，引起了关税战的白热化。
在关税壁垒提高的情况下，国际经济体系遭受到了区域性贸易圈的割裂和封闭。1933年6月12日至7月27日，英国与各自治领和印度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帝国经济会议，讨论了“……英联邦内部的特惠关税和与外国的贸易条约中规定的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关系”，与会各国声明“各国政府承担在将来英国联邦内不得妨碍相互提供特惠的条约上的义务”。会议通过的《渥太华协定》（Ottawa Agreements）规定，帝国内部各邦的货物彼此实行优惠税率，从而建立起了“帝国内部的特惠关税制度”，形成了一个以英镑为中心的区域性经济集团。其他地区竞相效仿。1933年底，美洲召开第七届泛美会议，美国呼吁在泛美联盟中降低关税，形成了“美洲的握太华协定”。由此形成了集团经济体系，致使美欧贸易停滞不前。
2.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30年代的大危机彻底摧毁了人们对恢复一战前国际经济秩序的信心，而是开始了重建世界经济秩序的努力。1936年9月，英、法、美发表联合声明，提出要建立三国货币之间的持久平衡，并且签订了《三国货币稳定协定》。为此，法郎贬值了25—40%，而此前美元己固定在黄金平价的60%上，英镑的汇率也大致与此平衡。1936年10月，英、法、美又签订了黄金自由兑换的《三国黄金协定》。这两个协定的签订是正式建立国际货币合作的先驱，为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英两国专家于1943年研究了重建国际支付制的事宜。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了国际货币金融会议，达成了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协议。在这个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形成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并且标志着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新经济秩序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