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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绝大部分的发展过程与历史演进当中，帝国一直是典型的政治形态。帝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它期望把本身建立为一个国际体系。
——美国外交家亨利·基辛格：《大外交》
历史学家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是从公元1500年前后开始的。因为在此之前，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无法有效的接触与交流，他们也不知道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地球是圆的”？恐怕相信和知道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的，因此，1500年前的历史，严格的说只能是局域性的历史，各个国家也不具备影响世界的能力。
公元1500年后，地理大发现将整个世界真正的联系在了一起，之后的国家竞争和大国争霸则拉开了不同文明的人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注视，也相互对抗和争斗的历史大幕：
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小”国——葡萄牙和西班牙，拉开了真正世界意义上的大国之旅的序幕，凭借着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海权优势，征服美洲，称霸欧洲，成就了伊比利亚帝国的辉煌。
海上马车夫——荷兰，一个1/3国土在海平面以下且经常遭受海潮侵扰的小国，在17世纪成为世界的中心并且以自己的名字标识整个世界，缔造了一个称霸全球的商业帝国，成为公认的第一个“世界大国”。
日不落帝国——英国，一个游离于欧洲大陆的岛国，一个被称为“小店主国”的国家，却征服了世界上五大洲的几十个国家，在18、19世纪称雄世界近两百年的时间，纵横五大洲，横扫三大洋，一代帝国“日不落”。
山姆大叔——美国，曾经的英国殖民地，一个国民来自于全世界移民的国家，一个仅有200多年历史的新国家，却执世界牛耳近一个世纪，满世界飘扬的星条旗，成为一代帝国最好的写照。
废墟上的奇迹——日本，一个二战的战败国，从一片废墟上发展起来，成为当今世界无人敢小觑的第二经济大国，短短几十年再度崛起，真可谓是“前度刘郎今又来”。
纵览世界风云，大国更替的背后好像隐藏着什么不可为人知的“魔方”：怎么就这几个国家成为一代帝国而别的国家却只能作为历史的旁观者甚至成为前者的附庸？为什么这些大国的辉煌只能维持一段时间而不能做到长久的称霸？决定大国兴衰的因素有哪些，是不是有些共同的原因成为大国崛起的基础？
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上述疑问无疑是必要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民族的包括国际联盟方面的因素是不可缺少的，500年间的风云变化为这个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翔实的依据，相关的研究也很多，著名的如保罗·肯尼迪教授的专著《大国的兴衰》就是其中的代表，该书甚至引领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世界政治研究。
但是，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一个国家的兴衰与该国金融的发达程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一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和该国金融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对一个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从金融角度来研究大国的兴衰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世界金融市场的格局变化也是从1500年之后才开始的，严格的说，是从18世纪开始的，因为只有从那时开始，才有了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联系，之前各国间的金融关系多是双边的，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格局还没有形成。随着英国在世界各地的扩张，逐渐把五大洲通过经济关系联系起来，英镑也成为了世界货币，此时开始有了一个遍布全球的金融体系。随后的美元接替了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纽约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美国的经济实力举世无双，进而成为影响世界的“超级大国”，这都说明了金融对国家兴衰的意义。
第一节大国兴衰的历史脉络
“大国”？什么样的国家才是“大国”？我们该如何来定义和评价历史上的“大国”？这些“大国”是如何走上山颠、又是怎样被后来者赶下山谷的？所有这些问题，都引导着我们来探讨历史上大国兴衰的历史脉络，而这也是我们对大国兴衰的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和前提，只有理清脉络才能去探索隐藏在这些历史表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一、何为“大国”
1.“大国”的概念解读
大国，是指这样一些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包括对国际秩序和战略格局产生决定性的或重大的影响，在制定和维护国家间交易制度与规则时处于决定性的或有重大影响的地位，对国家间交易制度与规则有创造和修改的权力和力量，是裁决国家间交易的重要国际组织内有决定性的或有重要影响的成员，是重要区域性组织或全球性组织内有决定性的或有重要影响的成员。
（1）“大国”是一个历史概念。
对历史上的大国来说，“大国”既是一个实体，也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状态、文明和亚文明形态，是一套曾经使国家辉煌的交易制度与规则。这种心理状态、文明和亚文明形态、交易制度与规则，对大国行为产生巨大影响。不仅影响着它对其他大国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而且影响着它对自己的看法。
大国作为一个历史观念，是相对的。某些国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是大国，但在另一个历史环境中就成为无足轻重国家。任何区域性大国、全球性大国，必须遵守基本相同的发展途径，获得让其他国家承认自己是大国的基本相同的力量，在与其他大国竞争中得到承认，才可以获得大国的地位。
（2）“大国”同时又是一个现代概念。
对现代历史中的大国来说，界定大国的主要指标就是综合国力，现代社会的竞争就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公认的“大国”，必须具备强于别的国家的综合国力，不然，即使该国在某一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而综合国力并没有具备超出别人的优势，则难以成为“世界大国”。
2.“大国”的特征
一个国家能够被称为“大国”，应该具备哪些特征，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赵英（2001）在其专著《大国天命——大国利益与大国战略》中，对大国的特征给出了他的理解（1）：
（1）在所处的文明体系中处于核心国家或领导国的地位，其历史、文化与国内交易制度、规则，对其所处的文明体系乃至全球有巨大影响力。如古代中国在东亚文明体系中的地位；18、19纪英国在西方文明体系中的地位；20世纪美国在西方文明体系中的地位等等。
（2）其综合国力（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力量）可以在区域内或全球居于主导地位，其经济力量能够在区域或全球经济体系分工中起主导作用，对区域或全球的经济发展起带动作用，能够以暴力和其他力量对自己的利益予以有力的维护和拓展。
（3）在区域或全球性国际冲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调解或解决冲突的作用，其一国之力足以与公认的某一世界大国相抗衡。如抗美援朝时，中国以一国之力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抗，最终以平手告终，实际意味着中国获得了大国地位。
（4）拥有足够的幅员和人口。尽管在当代综合国力的构成中，科学技术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国家发展水平的接近，随着超级产业的发展，足够大的幅员与人口，仍是构成大国的重要因素。正因为如此，欧洲国家只能联合起来，作为一个“大国”出现在世界舞台；正因为如此，发展中国家印度是一个大国，而国土广袤的澳大利亚不是大国。
（5）处于相对有利的地缘政治地位。不同的地缘政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国的成长、大国的特征（如某一国家是海洋大国，还是陆地大国）和大国的战略。如美国处于两洋之间，使其长期不受到外部重大威胁，从而为其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3.“大国”的学者解读
中国古代政治家、战略家、哲学家对“大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体现了战国时管仲学派观点的《管子》一书中提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认为大国要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军事力量强大。《管子》一书还提出，大国要政治修明；有严明的法纪；有正确的财税政策、消费政策；善用国力。
战国时代，秦国大臣司马错论伐蜀时说道：“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也即要成为一个大国，必须具有广阔的土地；富庶的人民；强大的军事力量；崇高的、广被四海的道义。
《战国策》载，战国著名策士、纵横家张仪在论及秦国之强时说：“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山积。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严以明，将知以武。虽无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险，折天下之脊，天下后服者先亡，且夫为从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与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窃以为大王之计过矣。”
现代的学者们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提出了对“大国”的理解，特别是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他对国家兴衰的研究曾经引领了世界范围内的潮流。他认为，大国要具有足够的经济、军事、技术实力，其中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当世界迈向21世纪的时候，世界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强国所追求的伟业具有三重性，即同时要实现三项目的：为国家利益提供军事安全（或者可供选择的可行的安全）；满足老百姓的经济需求；保证经济增长。其中最后一项，无论对于提供当前所需的大炮和黄油这个积极的目的，还是对于防止相对经济下降以免损害人民未来的军事与经济安全这个消极目的都是不可少的。如果技术和商业发展速度不平衡，国际政治动荡，要在一个长时间内实现上述三点将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但是，只实现头两项，或两项中的一项，没有第三项，必然导致在更长的时期里出现黯淡无光的前景，而这一直是那些未能适应世界力量变动、发展缓慢的社会的命运。”“如果在防务、消费和投资这三个领域相互竞争的需求中没有大致的平衡，一个大国就不可能长久地保持它的地位。”肯尼迪对成为大国和保持大国地位的条件进行了深刻论述。
二、城头变幻大王旗——帝国交替
美国是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世界政治的走势，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回顾历史，在美国之前还有荷兰和英国两个公认的世界性大国，再往前，葡萄牙和西班牙作为世界历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国家也位列世界大国之列。因此，从1500年到现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依次成为世界大国，日本凭借着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地位也在世界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兴起
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和商业达到高度繁荣的阶段。自1509年在第乌海战中击败埃及和印度的联合舰队后，葡萄牙人通过对阿拉伯海、印度洋及南洋群岛的控制，掌控着跨越半个地球的商业航线，截断了阿拉伯人同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商业往来。人口不到200万的葡萄牙，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叶，就垄断了东方的香料、美洲的食糖和非洲的黑奴贸易，一跃而成为世界性的商业帝国。葡萄牙在非洲、尤其是东印度的商业优势，曾经是其他西欧国家无法匹敌的。
同时西班牙也成为西欧经济最繁荣的国家，其工商业经济一度高涨。西班牙利用自产优质羊毛的优势以及地理大发现后出现的广阔海外市场，迅速发展其毛纺织业。而其地处大西洋沿岸交通枢纽的沿海城市塞维利亚、加迪斯、巴塞罗那和瓦伦西亚等，也纷纷成为繁华的国际商埠。另外，西班牙的海外商业也急剧发展，加上在美洲拥有的广阔殖民地，对外贸易空前扩大。到16世纪初，西班牙已拥有商船1000多艘，航行于各大洋。西班牙把美洲的产品运往欧洲各地，把自己的羊毛、丝绸、呢绒运往意大利、北非和尼德兰。从美洲运回蔗糖、可可和烟草，在欧洲出售后利润高达400—1000%。为了保护拉丁美洲的金银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回西班牙，西班牙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赢得“无敌舰队”的称号。16世纪后期，西班牙不仅拥有富饶的美洲殖民地，还在1581年吞并了葡萄牙（直到1640年葡萄牙才摆脱西班牙统治恢复独立），实力更加雄厚，掌握了欧洲与东方各国及美洲贸易的垄断权，成为称霸欧洲和海上的“日不没”大国。
2.“海上马车夫”的出现
虽然，最先推动地理大发现的西班牙、葡萄牙通过对欧洲与亚洲、非洲和美洲贸易的垄断，以及对亚非拉地区实行各种形式的殖民掠夺，成为世界最早的商业殖民帝国，但它们并没有真正长久地富裕下去。获得巨大财富的两国封建统治集团没有把流入的金银投入工商业扩大生产，而是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海外争霸战争以乏封建贵族的奢侈享受。国内外商人还通过各种方法将尼德兰、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优质、廉价商品大量走私到西班牙、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的市场，这使得西、葡两国微弱的民族工业失去国内外市场，进一步受到沉重打击。来自殖民地流入西班牙、葡萄牙的黄金白银最终又转流入尼德兰、英国、法国和德国手工工场主的钱袋中。结果，繁荣在西班牙、葡萄牙成为昙花一现的景象，伊比里亚半岛转眼又成为西欧经济落后的地区。
荷兰位于大西洋沿岸，又处于北海、波罗的海至地中海的商业要道上，些耳德河、马斯河和莱茵河这些欧洲大河均通过荷兰注入大海，为荷兰提供了西朝英国和大西洋的优良港口，使荷兰成为大西洋航线上的重要地区。荷兰政府利用上述天然的地理优势，积极创造发展世界商贸的条件。荷兰拥有一流的造船技术，并不断进行技术革新。17世纪上半期，荷兰拥有全欧吨位的3/4，成为“全世界的船运夫”和“海上马车夫”，荷兰各阶层卷进了世界贸易大潮，“荷兰人从各国采蜜……挪威是他们的森林，莱茵河两岸是他们的葡萄园，爱尔兰是他们的牧场，普鲁士、波兰是他们的谷仓，印度和阿拉伯是他们的果园”。一直到18世纪中叶以前，荷兰人以其庞大的船队航行于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及地中海、波罗的海和北海，利用世界各地的价格差异，进行世界性转口贸易，获取了巨额利润。荷兰由此成为一个靠经营海上中转贸易而发家的商业强国，17世纪中叶达到极盛，取代西班牙，成为世界商业霸主。
因此，17世纪荷兰的经济繁荣主要建立在商业霸权上。其商业资本特别发达，在欧洲首屈一指。这时期的荷兰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领先于欧洲很大程度上也是依仗其商业霸权取得的。19世纪马克思就欧洲资本主义问题分析道：“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却是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荷兰是一个商业资本占优势的国家，工业并没有得到相应发展。荷兰资本主义的这一特点，到后来就成为它在经济发展中的致命弱点。到17世纪末，荷兰在西欧的经济地位被拥有强大的工场手工业的英国所取代，荷兰沦落为第二流国家。
3.“日不落帝国”的辉煌
英国自从“光荣革命”后确立了资本主义体制，解放了受束缚的生产力，在工业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创新，“珍妮纺纱机”的出现使得英国的纺织工业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机器，卡特发明的蒸汽机则解决了工业化生产中的动力问题，标志着英国真正进入了工业时代。随之而来的钢铁和冶金工业的发展则为机器制造业奠定了基础，这一切都使得英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实力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英国占据了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向英国这个“世界工厂”、“殖民帝国”提供原料和粮食的附庸地。1865年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就为联合王国作为世界贸易的中心而喝彩，他用抒情般的语言吟颂道：“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麦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地区是我们的木材林，大洋洲有我们的牧羊场，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上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茶，而且我们的咖啡、白糖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兰西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地区是我们的果园，还有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占据了美国南方，现在扩展到世上各个温暖地区。”很难说对于国家的财富还有比这更自信的。
经济实力的强大为英国的扩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工业革命使得英国成为世界工厂，英国的工业产品生产能力遥遥领先于其它各国，这也需要开拓更广阔的海外市场，因此，向外寻求新的市场就成为英国的不二选择。截止到20世纪初，从西半球的加拿大、圭亚那、西印度群岛上的若干岛屿，到新西兰、澳大利亚、巴布亚，到英属婆罗洲、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印度、锡兰和亚丁，再到肯尼亚、乌干达、苏丹、南北罗得西亚、南非，一直到西非的加纳、尼日利亚和欧洲西部的马耳他、直布罗陀。殖民地总面积达到3000多万平方公里，殖民地人口达3.9亿，英国殖民地占所有列强殖民地面积的59%，英国的米字旗飘扬在英国海外55块殖民地的上空，飘扬在全球的每一个时区，成为“日不落帝国”。
4.美利坚帝国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自从1776年独立算起，也只有232年的历史。但是，它却由一个人口不足300万、面积仅85.6万平方公里、在原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弱小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拥有937万平方公里、人口3亿的世界超级大国。英国的《观察家报》这样评价美国“古往今来，从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强大，它的股市的交易额比其他所有国家的交易总额还要多。它用在军事上的开支比它后边的9个大国的总和还要高。”
美国的强大是建立在一个堪称“贫弱”的基础上。1776年到1783年，经过七年的独立战争，美国才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中间又经过1860年至1865年的南北战争，彻底废除了农奴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到1900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经济实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一战的爆发对美国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战争远在大洋彼岸的欧洲进行，对美国本土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但是却给美国的工业品提供了迅速扩大的海外市场。战前美国是一个债务国，欠欧洲60亿美元，通过发“战争财”，不但偿还了全部的债务，还借给参战国100多亿美元。战后纽约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美国也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一战后到二战之前，美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的时期，即使发生了1929年的大危机，也没有威胁到美国的头号经济大国地位。随后的二战又一次让美国坐享“渔翁之利”，亚欧战场的狼藉使得英、法、德、日等原有的强国严重受创，而美国本土远离战场却大发横财。战后，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占据了超级大国的地位。
二战后的美国，经历了与苏联的两强争霸到一国独大两个阶段。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使得美国加强了对欧洲地区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北约的成立拉开了与苏联全球争霸的历程。经过40多年的争斗，苏联于20世纪90年代初土崩瓦解，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强大的经济金融实力、超群的军事力量都使得美国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5.日本的复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溃败，使得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一片狼藉，美国占领军的入住则使得日本成为了一个失去了诸多主权的“被保护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粮食缺乏、居民失业、厂房倒塌，总之，一切的现象都说明战后的日本是在废墟上起家的。
战后的日本首先面临着经济自立和实行改革的任务。在美国占领军的指导下，日本进行了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劳动改革和教育改革等一系列民主改革。随后发生的朝鲜战争则为正在复苏中的日本经济提供了“兴奋剂”。1952年，日本经济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在此期间，日本与美国于1951年签订了《旧金山条约》，实现了国家独立的目标；随后的1953年，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55年又加入关贸总协定，在经济方面完全回归国际社会。
1955年开始，日本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到1972年，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3%，成为当时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而且日本在这段时间发展的汽车、电子、钢铁等工业成为世界工业的翘楚，日本经营也成为国际上企业经营的典范，日本的经济实力跃居世界前列。
1973年的石油危机后，日本通过经济结构调整率先走出阴影，1973到1985年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3.6%，经济总量也上了一个新台阶，GDP总量接近美国60%，人均GDP则超过3万美元。
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日本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此前的日本经济虽然也有波折，但总体上是震荡向上的。广场协议的签署，日元大幅升值的后果是经济泡沫程度加大，明显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实际价值，引发了人们的狂热情绪，而这种过热的泡沫则为后来日本经济的萧条埋下了伏笔。
当然，日元升值使得日本的经济在短时间内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特别是对外投资方面表现更加明显。受日元升值带来的日元购买力增加的影响，日本的资金大量流向国外，特别是美国，大肆收购美国的不动产和第三产业企业，甚至引起了美国人的惊呼“日本要买下整个美国”。在日元升值的影响下，日本的资金通过海外投资扩大了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并且为短时期内日本经济的超速增长提供了动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泡沫经济的扩大化，日本经济终于尝到了苦头，进入了长达10多年的萧条期，曾经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以至于这段时间被称为“失去的十年”。
第二节从历史的角度看大国的兴衰
什么因素导致了大国的兴衰，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不同的说法。大体上说来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民族的等等。而且，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立场上，对大国兴衰的分析也不同，因此，总结各派别的观点对于更好的理解大国兴衰就具有现实意义。
一、影响大国兴衰的因素
近代以来的大国崛起，都是在充分整合利用国内外一切条件与资源的基础上实现的，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与国际关系等诸多方面。在崛起的过程中，有的国家正常发展，有的国家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以跳跃的方式在极短时间内进入崛起大国行列。从近代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3）。
第一，科技进步是国家崛起的根本性支柱。崛起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把科技作为对外竞争、走向大国行列的根本性支柱。自近代以来，社会的发展是跳跃而加速的，若干新的发明一旦应用到生产之中就会产生新的力量，直接推动国力的提高。例如英国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在19世纪中期以前曾经长期独占鳌头，但后来便很快被德国和美国超过；战后的日本利用东西方冷战时代的特殊条件，通过引进、吸收和发展新技术也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第二次崛起。这些都是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典型事例。
第二，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是国家崛起的基础。不论是处于近代还是现代，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都是大国实现国家崛起的物质基础与前提。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明确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很明显，经济的力量是最终的决定性力量，它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进程。进入近代以来，国家间竞争形式开始转变为以科技和经济为中心的国力的竞争，各大国都认识到，一国的兴衰强弱不仅仅在于军事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取决于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第三，制度创新是国家崛起的促进力量。国家发展与崛起需要多方面的基础条件，制度创新无疑是突破“瓶颈”的关键。因为制度创新突破的是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可促使一国直接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制度创新促使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方式产生根本性转变，使制度因素与经济、科技等要素处于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关系中。国内外历史上有许多社会制度创新促进国家整体发展的生动实例。
第四，国家崛起的过程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近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社会，它的发展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生存状态，打破了过去那种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状态，各国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越来越紧密。以和平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与分工所带来的是国际秩序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否则，就将导致国际矛盾、冲突以至战争，近代大国崛起后的殊死较量与此消彼长的利益争夺，也给世界留下了诸多的历史教训。
二、学者对大国兴衰的理解
探求历史上大国兴衰的原因、造成的影响以及既有霸权国对新兴国家（有的直接针对中国）的挑战所采取的策略，历来是国际关系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已经形成了权力转移论、霸权周期理论、世界体系论、霸权稳定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文明冲突论、大国兴衰论等数种理论，这些理论对大国兴衰的理解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都具有积极的意义（4）。
1.权力转移论。
该理论是由美国学者奥根斯基提出。奥根斯基基本上承袭了汉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他认为权力转移的根源，主要是国内工业化因素造成的，并认为非工业化国家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是不可避免的，西方因先于其他地区实现了工业化所取得的优势地位也不是永久的，因而权力的转移是不可避免的。
奥根斯基认为权力转移与战争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有一种情况，如果挑战者愿意继续遵守现存国际秩序，则和平调整是可能的，但是这非常困难。如果不可能，挑战者就会破坏现存秩序”，“如果一个处于权力上升的国家对其现存国际秩序不满意，它可能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可能用它新近发展的军事力量”。但他坦言挑战者对其现存国际秩序满意度不好把握。他还分析了因权力转移而导致战争的其它四种因素，“首先是如果新兴国家能力太弱无法挑战既有大国，或者既有大国太强大，战争变得不可能。第二种因素是挑战者上升的速度，挑战者速度上升得越快，战争的可能性越大。第三种因素是既有大国调整权力分配的灵活性。第四种因素是在既有大国和挑战国之间的友谊程度”。
2.霸权周期理论
该理论由乔治·莫德尔斯基提出。莫氏在对1494年以来的国际冲突和领导权（霸权）模式进行考察之后，发现了以大约一个世纪为间隔的长周期，即一个周期相当于两个康德拉季耶夫波。每个周期都存有一个领导者，它们是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各个周期都含有四个阶段，分为全球战争、世界强国、非正统化、分散化等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约30年。一场大的全球战争开始一个长周期即霸权周期，经过战争，“一个国家取得霸权并利用战后的和平协议使其获得的优势合法化”。随着世界强国国力的衰落，它领导世界的合法性也会随之消失，这时全球体系就从世界强国阶段进入非正统化阶段。从历史上看，在全球权力结构由单极向两极或多极转变的分散化阶段，都必然会出现一个谋求世界领导权的挑战国。随之转入下一轮循环。自1500年以来，先后成为挑战国的有：西班牙、法国、德国和苏联。这些挑战国为了攫取世界领导权，不惜发动战争。然而，“在国际关系史上，还没有一个挑战国曾赢得过‘全球战争’的胜利，相反，新的世界强国通常是前一个世界强国的同盟国或合作者”。
3.世界体系论
该理论由伊曼纽尔·沃伦斯坦创立。他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内部动力以及国家的重要作用中，探寻了霸权兴衰的根源。这就是一国在获得霸权地位后，即开始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在维护霸权利益的同时，自由主义也孕育了霸权衰落的种子。因为自由贸易难以阻碍技术知识在国家间的传播，在此情况下，其它国家将有可能依托最先进的技术和装备跻身于最有利润的市场，以此蚕食霸权国家生产率优势的物质基础，进而再度引发各国间的激烈争夺，导致霸权国家走向衰落和国家间关系的重组。
他提出一个国家的霸权周期分为四个阶段：霸权全胜期、霸权成熟期、霸权衰落期、霸权上升期。他把霸权周期与国际冲突结合起来，认为在霸权的全胜期和霸权的成熟期，国际体系稳定，而在霸权的衰落期和上升期，由于新的挑战国家不断涌现，国家间竞争激烈，大国冲突最多。
4.霸权稳定论
1973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金德尔伯格出版《1929—1939年的世界经济萧条》一书，为该理论“奠定基础”。罗伯特·吉尔平等人相继予以补充完善。
金氏对霸权兴衰的原因作了初步分析，他认为，“单个国家作为霸权国，担负国际经济的‘公共成本’的局面无法维持很长时间”。
吉氏从三个方面论证了霸权必衰。首先，他从市场机制的角度作了分析。竞争机制使市场上经济力量分布和格局不断发生深刻的变化，竞争优势是流动的，是不断从一国转向另一国的。再次，吉氏从边际效益递减规律角度论证了霸权国家有在自主经济活动中加速衰弱的趋势。他认为，“一个国家开始兴起时，由于距离报酬递减水准很远，所以增长很快，大量投入不断刺激大量产出，随着经济规模的逐渐膨胀，规模经济带来更大的利润，这个国家的实力也会迅速增强。但是，当国家进入成熟期以后，随着国家规模及其对国际体系控制范围的扩大，一方面它的控制收益开始递减，另一方面它维持这种控制所需要的成本却越来越大，进一步扩张的边际成本也开始变得高于边际收益。在这种情形下，这个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发现，维持现状的成本增长要比维持现状所需的财政支持能力的增长上升得更快，维持现状变得日趋困难。长此以往，最终导致了这个霸权国家支配地位的衰落”。最后，从对“免费搭车”的角度分析。“因为存在着‘免费乘车’行为，霸主国因往往在长时期内为保持公共产品，而付出了远远超过它应当承担的费用。此外，因为霸主国的市场规模很大，其他国家可以异乎寻常地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从总的情况来看，霸主国开放自己的市场而蒙受了经济损失”。搭便车者一方面从经济上加重了公共商品的成本负担，削弱了霸权国家的实力，另一方面又从道德和信心上使霸权国家感到沮丧，失去了向国际社会提供自由经济体制的意欲和动力。
5.大国兴衰论
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一书总结了公元1500年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并对“今后世界政治的格局”作了预言。该书分析的基础是，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范围内，优势总是属于那些有更强的物质创造能力的国家，而技术上的突破与组织形式上的变革是物质创造的基础。依据这一标准，大国兴衰的历史是这样表现的：在上古、古代和中世纪，世界上只有区域性的大国，而工业革命以来的大国都是全球性的大国，并且这种大国不是以地域、人口的标准等来区分的，而是以经济、军事、政治上的领导力为突出表现的。在工业化时代，世界领导国必须是拥有海上霸权的国家，英国就成为当时的大国；在核时代，世界领导国则必须拥有核霸权和空间霸权，因此二十世纪的基调是美苏的“两极世界”；信息化时代，拥有信息霸权则是成为大国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