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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之谊似海深
对几个弟弟，曾国藩恪尽兄长之责，认为这是在尽孝道，能够教导诸弟的德业进一分，自己的“孝”就有了一分；能够教导诸弟的德业进十分，自己的“孝”就有了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自己则为大不孝了。
曾国藩将进修德业视为教弟的根本。一次，曾国藩接到家里的来信，得知四弟、六弟没有上学，怅然之余，教导弟弟们：“科名有无迟早，总由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之事，难以尽言；至于修业以卫身，吾请言之。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人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做主。予夺由人做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做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又说：“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做字是也。此二者由我做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是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
其实，世间人往往都存在这样一种状态，大道理都明白，就是不去做。
曾国藩的几个弟弟也是如此，这些道理都明白，也知道哥哥说的这些都是为自己好，但实际行动起来总是那么无法让哥哥满意。如国潢懒散，国荃浮躁，国华受不得挫折，国葆缺乏自制。对此，曾国藩谆谆教导诸弟一要“立志有恒”，一要“专心致志”。他说：“苟能奋发自立，则家塾可以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奋发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场、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又说：“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日专而已矣！谚日。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如九弟志在习字，亦不必尽庹（tu6）他业。但每日习字工夫，断不可不提起精神，随时随事，皆可触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专嗜否？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
曾国藩关心弟弟们的学业，无论是选择学校还是老师，他都一一参与意见，支持弟弟们赴省城读书，并负担他们的学费。曾国藩在信中对父亲说：“四弟欲偕季弟从汪觉庵师游，六弟欲偕九弟至省城读书。男思大人家事日烦，必不能在家塾照管诸弟，且四弟天分平常，断不可一日无师，讲书改诗文，断不可一课耽搁：伏望堂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四弟、季弟从觉庵师，其束惰银，男于八月付回，两弟自必加倍发奋矣。六弟实不羁之才，乡间孤陋寡闻，断不足以启其见识而坚其志向。且少年英锐之气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学，既挫之矣；欲进京而男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许肄业省城，则毋乃太挫其锐气乎？伏望堂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读书。其费用，男于二月间付银二十两至金竺虔家。”
可以说，曾国藩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哥哥。他先后让几个弟弟到京城自己身边读书。除身体力行，教弟读书外，又为他们捐监，创造科考的条件。他做这些的根本，还是希望诸弟通过读书，明晓事理，修身齐家。他常与诸弟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勤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要求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看不透这层道理，即便金榜题名高官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这其中，除了善劝，少不得严责。曾国藩严格要求诸弟讲孝悌、习勤苦、守朴拙、戒骄奢。他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唯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曾国藩对诸弟既严如父又慈如母，思弟念弟爱弟之情时时溢于言表。
他曾说：
“我生平于伦常中，唯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余，进益无多，每一念及，无地自容。吾每作书与诸弟。不觉其言之长，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我实乐之，如获至宝……
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男深知此理，故禀堂上各位大人俯从男等兄弟之请，男之意实以和睦兄弟为第一……
自忆连年教弟之信不下数万字，或明责，或婉劝，或博称，或约指，知无不言，总之，尽心竭力而已。”
曾国藩鼓励并重视诸弟对自己的批评，多次说：“诸弟远隔数千里外，必须匡我之不逮，时时寄书规我之过，务使累世积德，不自我一人而堕，庶几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颠危。诸弟能常进箴规，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而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谓有家人做官，则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则是载福之道也”。“诸弟见我之立心制行与我所言有不符处，望时时切实箴规，至要至要”。“凡吾有过失，澄、沅、洪三弟各进箴规之言，余必力为惩改；三弟有过，亦当互相箴规而惩改之”。
勤俭治家传后代
作为晚清朝廷寄予厚望的重臣，曾国藩统领湘军，辅佐国政，发扬湖湘文化，有着多方面的成就，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之誉。曾国藩十分重视对后代的指导，虽然日理万机，但一有时间，就会给子女写信，为他们批改诗文，还常常与他们探讨学业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曾国藩十分清楚“由俭入奢易，由奢人俭难”的道理，虽然后来官越做越大，但一直要求家人生活俭朴，远离奢华。他自己常说：“余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盖子孙若贤，则不靠父辈，亦能自觅衣食；子孙若不贤，则多积一钱，必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以银钱予后人。”他在京城时，见到的世家子弟都一味奢侈腐化，挥霍无度，因此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来北京居住。他让他们住在老家，门外也不能挂“相府”、“侯府”的匾。
他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一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做矣。’京师子弟子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
他对女儿的要求也同样严格。在家书中他告诫几个女儿：“衣服不宜多制，尤其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他自己的生活也相当简朴。传说他在吃饭遇到饭里有谷子时，从来不把它吐掉，而是用牙齿把谷剥开，把谷子里的米吃了，再把谷壳吐掉。
据曾国藩的后代回忆，曾国藩的原配欧阳夫人带领子女住在乡下老家，生活俭朴，甚至有些贫窘。曾国藩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欧阳夫人在家手无余钱，只能事事躬亲，下厨烧灶、纺纱织布，无所不为。
曾国藩幼女曾纪芬就曾经回忆说：“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拮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其时乡间有言，修善堂杀一猪之油，止能供三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作三日之用。修善堂者，先叔澄侯公所居，因办理乡团公事客多，常饭数桌。黄金堂则先母所居之宅也。即此可知先母节俭之情形矣。”
除了“俭”，曾国藩对子女家人的另一条要求是“勤”。他敦促家人坚持每日工作，并多次为全家人都拟定了严格的工作计划：“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女子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难能可贵的是，处于清末社会的曾国藩有很多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
比如他就明明白白地对子女说：“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他对他的学生李鸿章解释自己的苦心：“儿女有出息，给钱有何用？儿女没出息，给钱又有何用？”
按照中国古代传统是“穷养儿，富养女”，曾国藩对儿子的要求相当严格，对几个女儿甚至媳妇也一点不含糊；不但每日要求她们做女红，而且每日每人该完成多少，都有详细的规定，还教导她们读书识字。在他的教导下，曾家的女性中出国留学者有之，取得博士学位者有之，在很多领域做出了贡献，和曾家的男人们相比毫不逊色。
1875年，幸运的满女曾纪芬嫁入了湖南衡山的聂家。她带去的嫁妆里面，有一份十分特殊的“功课单”，这是她父亲曾国藩为家里的每个女眷规定每日应该完成的工作，内容是：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线刺绣之类（细工）；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或女鞋或缝衣（粗工）。
曾纪芬出生在北京，是曾国藩最小的一个女儿，湖南人称之为“满女”。
曾国藩非常喜欢这个满女。曾纪芬十二岁时，曾国藩给她看像，然后很满意地对夫人说：“满女是阿弥陀佛相”。曾国藩看得很准，曾纪芬果然在几个兄弟姐妹中最为长寿多福，最后成为夫家聂氏家族的精神领袖。虽然贵为一等侯爵的女儿，但在父亲严格的家教下，曾纪芬从来没有享受过贵族小姐的奢侈富贵。有一次全家去南京的时候，曾纪芬穿了一件蓝呢夹袄，配了一条缀青花边的黄绸裤，这条黄绸裤还是她去世的嫂嫂贺夫人留下来的。结果她父亲看见之后，马上教训她太奢侈。曾纪芬连忙换了一条绿色的裤子。这条绿裤也是贺夫人留下来，曾纪芬的三姐穿过后再给她的。
曾国藩对家人都十分严厉，只有对曾纪芬不一样。曾纪芬小时候头上生了虱子，只能把头发剪得很短，直到十一岁，才开始留长发。当时女孩子流行的发式是梳一个抓髻。梳法是先用铁丝做成一个架子，再把头发绕在架子上面。曾纪芬觉得很好看，也想照着梳一个。但是她把铁架子做得太大了，小小的脑袋上顶着个大抓髻，看上去十分滑稽。曾国藩看见了就打趣她说：“赶快叫木匠来，把门框改大一些！”
疼爱归疼爱，曾国藩对满女的督教和其他子女一样严格。曾纪芬十七岁的时候，曾国藩当时正好担任两江总督，政务繁忙，但仍旧亲自为她制定每天的“功课单”，还规定必须按期检查功课成果。
曾纪芬嫁入聂家的时候，聂家老太爷不过算是个知县，跟炙手可热的曾家完全不能相比。聂家对这个新媳妇自然是不敢怠慢。但曾纪芬完全没有千金小姐的作派，还把勤奋、俭朴的家风带到了聂家。
跟父亲一样，曾纪芬也十分关注对子女的教育问题。即使儿女后来已经长大，有了各自的成就，曾纪芬仍然随时耳提面命，从不疏忽。她说：“教导儿女要在不求小就而求大成，当从大处着想，不可娇爱过甚。尤在父母志趣高明，切实提携，使子女力争上进，才能使子女他日成为社会上大有作为的人。”她的儿子聂云台后来经营工商业，开办银行，开发矿产，从事纺织，生意做得很大，聂家也成为上海的大财团之一。
虽然贵为巡抚夫人，工商巨擘的太夫人，曾纪芬的房间里仍置有一台手摇式纺机和一台缝纫机。只要能够自己做的事情，她决不会让别人来做。
她每日起居有时，饮食有节，饭后走一千步，每天睡前用温水洗脚，即使是数九寒冬，也把双脚露出被外。她自号“崇德老人”，到了晚年仍然头脑清晰，思维缜密。聂家的议事堂（最高的家庭议事会议）就以她的号为名，重要的家事都要与这位老太太商量定夺。
曾纪芬一直到临死时，每年都会恭恭敬敬地摹写曾国藩的“伎求诗”数遍，反复领会父亲的德行恩泽。曾国藩的子女多不长寿，只有这“阿弥陀佛”相的满女长寿而且多子多福，活到九十岁。她有十一个子女，其中有九个为亲生，子子孙孙四世同堂，达到一百多人。
曾家的顶梁柱郭筠。郭筠是曾国藩的二儿媳，曾纪鸿的妻子。她的父亲郭沛霖是曾国藩的同科进士，跟曾国藩关系很好。郭筠从小就很受郭沛霖的喜爱。她人很聪明，求知欲望很强，不仅会诗能文，还爱看杂志报纸，关心政治时事。跟曾纪鸿结婚后，夫妻俩人一直跟随曾国藩居住南京和保定，所以在学业和为人方面，郭筠也得到了曾国藩的很多指教。曾国藩并不认为曾家的媳妇应当把全部的精力放在相夫教子上，而是多方鼓励郭筠继续读书求知。他还亲自抽出时间指导郭筠学习《十三经注疏》、《御批通鉴》等典籍。
事实证明了曾国藩的远见。在曾国藩去世后，管理这一大家子的重担就落到了郭筠的肩上。她事必躬亲，勤俭持家，把家里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除此之外，郭筠仍坚持读书作诗，夫妇两人常常在屋内清茶一杯，诗文唱和，颇得真趣。1881年曾纪鸿病逝，郭筠带着子女回到湖南原籍，住在富厚堂，承担起督教儿女的重任。此时自己仍然没有放弃读书作诗，还把自己的书斋取名“艺芳馆”。1974年，郭筠的诗作经长孙女曾宝荪在台湾整理出版，名为《艺芳馆诗存》。
曾纪鸿去世的时候，郭筠还不满三十五岁。她身体也不好，常常生病，独自抚养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年纪最大的只有十五岁，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郭氏是一个相当有办法的人，家中有人犯错，她从不高声斥责，而是唤到自己房中，轻声教训，举上很多例子，反复说明，直到犯错的人自己悔过。因此儿孙们对她都很敬重。
她还得风气之先，把孙子孙女们纷纷送到英美留学。长子曾广钧的女儿曾宝荪、四子曾广诠的儿子曾约农、五子曾广钟的儿子曾昭权，后来都成为了驰名中外的学者和教育家。她也很有政治见识，1898年维新运动时期，曾广钧参与变法，郭氏得知慈禧太后准备发动政变的消息后，立即安排曾广钧先行出京，并派人到湖广会馆，把有关新派人物的名单取回烧掉，使不少人免遭株连之害。
作为我国第一个留学英国并取得西方学位的女子，曾宝荪十分感谢思想开明的祖母。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祖母，我们孙辈的教育便会毫无成就。”曾宝荪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她特别感谢祖母为她所做的三件事：一是没有要求她缠足，她是曾家女子中第一个不缠足的；二是没有在童年将她许配人家；三是准许她出国留学。她说：“这三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使我能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牵绊”。在曾宝荪的回忆中，祖母郭氏是一个相当有主见的人。“我祖母是一个最公平的老人，她带了她每个儿子的最长的孩子，不论男女，都归她教养。”
“我祖母的教育也很特别，她不赞成八股文章，也不愿孙子们去考秀才，但她要我们学外国文学。”
为怀念祖母，曾宝荪决定“不结婚，不嫁人，全心奉献给教育”。她说：“我如果结婚，顶多能教养十个子女；从事教育工作，我可以有几千个孩子”。她自己集资在长沙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为纪念祖母，女校的名字就随她的书斋取名为“艺芳女校”。曾宝荪亲自执教，在校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威信。她的独身主义不仅影响艺芳女校许多学生终身不嫁，毕业从教，而且她的弟弟曾约农、妹妹曾宝菡、曾昭燏也受影响终身未婚。曾宝菡后来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著名的骨科专家，曾昭燏则是后来的南京博物院院长。
曾宝荪在任艺芳女校校长的同时，还先后担任过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湖南省立第二中学校长等职位，在湖南教育界有相当威信。
1938年冬，她曾应邀出席英国伊顿学校的演讲，题目为《中国抗战必胜》，是东方女性在这里演讲的第一人。蒋介石因为崇拜曾国藩，就想把当时在社会上有一定威望的曾宝荪、曾约农争取到自己的阵营中来。但曾宝荪一心致力于教育，对政治并不热心，还明白表示“无意于傍虎乞食”，且托病没有参与任何实际工作。
曾氏家族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曾宪植。1957年9月，毛泽东在怀仁堂接见参加中国妇女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他一眼就看到了站在代表前迎候他的一位妇联领导人，就走上前去，用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故意结巴地大声说：“这不是那个阿……阿……阿曾吗？”这位妇联领导人大步迎上前，也用同样的湖南乡音大声回答：“报告主席，我正是那个阿……阿……阿曾嘞！”毛泽东握着阿曾的手，笑着问道：“阿曾嘞，你们的这支娘子军怕是打不过曾文正公的那支湘军吧？打得过！打得过！要定是打得过！”阿曾回答得相当自信。
这个“阿曾”就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的玄孙女曾宪植，叶剑英元帅的夫人，后来的中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曾宪植曾经留学日本，在日期间由于被人出卖，被关人监狱。但无论日方如何威逼利诱，她总是不透露一丝信息。
有一天，日本人找来一个“中国通”提审曾宪植，问她是不是共产党人。
机敏的曾宪植反而用湖南话反问，他们知不知道中国有一个曾国藩，并说她就是曾国藩九弟曾国荃的玄孙女。“中国通”疑信参半，曾宪植又滔滔不绝地把曾氏家族给“中国通”介绍了个遍。结果请来审讯犯人的“中国通”冲着这位大清帝国名门之后，鞠了个九十度的大躬。第二天，曾宪植就被日本人恭恭敬敬地请出了牢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