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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北上天津
l907年“检查事件”之后，伍连德收到两封信。一封是伦敦来的，邀请他参加禁烟会议。另一封信是中国直隶总督袁世凯来的，邀请他回国，担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伍连德决定接受两封信的邀请，先赴英国参加会议，然后北上天津。
伦敦禁烟会议目的是要求英国应迅速停止在印度和中国及其英帝国殖民地上所进行的鸦片贸易。在会上，伍连德介绍了海峡殖民地的贩毒情形，强调指出英国政府再也不要通过贩毒来获取高额税金了，而且应当采取其他增募税金的方法。与会者对他的演讲报以热烈的掌声。
促使伍连德返回祖国有许多因素。他生长在一个华侨家庭，从小受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学成之后报效祖国便是其中之一。他当时在槟城的医业如日中天，收获颇丰，生活优裕，但对于胸怀远大志向的伍连德来说，槟城的天地实在是太小了，加上殖民统治，很难施展他的才华，如果到了祖国，那可谓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夫人身体娇弱，不太适应槟城炎热的天气，很想回到生养她的祖国。伍连德要回国的消息一传开，病人们都纷纷前来挽留。可是伍连德主意已定，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
这时正值清朝末年，清朝政府腐败无能，祖国大地满目疮痍。胸怀报国之心的伍连德毅然放弃在马来西亚的优裕生活和私人诊所，决定返回祖国，用他精湛的医术，报效父母之邦。回国之前，他将自己的马来西亚姓名Gnoh lean tuck改为中国普通话拼音Wu lien teh（伍连德）。这一点足以说明他献身祖国医学事业的决心。
就在那一年，伍连德将自己经营的诊所托付给柯新吉医生，携着娇妻幼子，登上一艘北上的德国邮轮，途经香港，于1908年5月初到达上海。他把妻儿安顿在上海的一个亲戚家，自己一人改乘招商局公司的轮船，前往天津。到了天津，他先拜访了北洋医科大学的监督（校长）。这所大学是1895年李鸿章创建的，目的是培养海军外科医生。
由于伍连德早年缺少学习中文的机会，回国后深感不便。在天津北洋医科大学，他结识了同行全绍清。全绍清教他标准的北京话，为他日后学习中文打下了基础。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去世。不到24小时，慈禧太后也命归黄泉。袁世凯借口治疗脚病而隐退河南安阳老家。满怀报国之心的伍连德担心这些变故会对他的前程发生影响。他赶往北京，等候消息。一天，陆军大臣铁良召见。伍连德回答了他所提出的问题，铁良感到很满意。幸好他对伍连德的学历、医术早已了解，所以接见后，立即委任伍连德为天津帝国陆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并给月薪300两，相当于450元。工作有了着落，伍连德马上写信，嘱咐上海的妻儿北上天津团聚。此后的30年（1907—1937）间，伍连德为中国现代医学奠基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天津陆军医学堂是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创建的，目的是培养普通的陆军军医官，来满足他扩展军队的需要，天津陆军医学堂校园宽阔，有教室，实验室、办公室，还有一个大运动场。当时，学生有200多名。开设化学、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以及医学等必修课，使用的教学语言是中文和日文。伍连德发现，学校聘用了不少日本教授，这些日本人居心不良，他们只传授一些初级的医疗知识和技术，培养出来的学生最多不过是优秀的看护或裹伤员，将来中国需要高级医学人才，就不得不仰仗他们日本。这些显然与日本政府的扩展野心相一致。
由于英文不是学校规定的必修课，所以伍连德上任伊始，即专请教师讲习中文，很快掌握了一般的普通话用语。之后，他与当时的国学大师梁启超、辜鸿铭、严复、胡适等来往，逐渐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
梁启超，广州新会人，曾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1898年进京，参与百日维新。他把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说介绍给中国学人，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的影响，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早年所作政论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颇有特色。有著作《饮冰室合集》。
比伍连德早些服务于中国的马来西亚人是辜鸿铭。他的籍贯是福建，幼年在槟城求学时，因为聪明伶俐，被英国资本家布朗收为义子，后赴英国留学，17岁时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返回槟城不到一年，就北上中国，任张之洞秘书25年，著《总督衙门的文书》和《中庸之道》。辛亥革命后，曾被聘为国立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最后追随末代皇帝溥仪。
严复是伍夫人的福建同乡，曾受学于左宗棠在福州创设的海军造船所，学习成绩优异，1879年被送往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大学深造。回国后，他专心翻译，先后译出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史宾塞的《社会学》等。
胡适，安徽绩溪人，反对文言，提倡白话，主张文学革命，是我国近代提倡白话文运动的领袖。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胡适文存》等。
伍连德在与梁启超，辜鸿铭，严复、胡适等国学大师的交往中，对中国古籍与历史也逐步加深了认识，并搜集了不少文物，为他后来研究中国医学史打下基础。次年春天，他受陆军医学堂的派遣，赴伦敦和柏林，作为期半年的西欧军事医学考察。
第二节 受命于危难
满怀赤热之心的伍连德到天津上任后，生活和事业皆属平平，遂有壮志未酬之感。他的朋友劝他说，每个人都要经过这样的早期磨炼，要宁静勿躁，要忍耐处之，等待机会。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心志。果然机会来了。
20世纪初，我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东北三省则沦为日、俄的半殖民地区，统称为“满洲”。东北三省物产丰富，如大豆、麦、黍等及其他矿物，如金，铁，煤等，应有尽有。日俄战争（1904—1908）以后，日本占领了大连至长春的一段南满铁路。长春以北为俄国人占领的中东路。日，俄两国对我东北三省物产垂涎欲滴，对我东北三省主权虎视眈眈。
原来自1910年12月中旬以来，肺鼠疫幽灵般地向东北大地肆虐。没几天，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39679人，占当时两省人口的1.7%，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并迅速向关内蔓延。面对死神，地方当局束手无策，人们纷纷外逃。当时清政府中还没有设立专门的防疫机构，日，俄两国趁火打劫，借口保护侨民，企图独揽防疫工作，甚至以派兵相威胁，以攫取我警务主权。清政府迫于压力，急忙派专家前往整治。这时，外务部顾问施肇基向当局推荐了伍连德，拟委任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领导东北的防疫工作。
施肇基，江苏人，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05年作为前往欧美考察各国宪法的帝国使节团团员，经过槟城时，结识了伍连德。1907年，他出任哈尔滨道台。当疫情发生时，他深知东北三省的政治位置，如果中国不迅速扑灭，日俄两国将横加政治压力，后果不堪设想。因为他了解伍连德，知他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还在英，德，法国专门研究细菌，学术深邃，见识广大，委以防疫重任，最为合适。于是向朝廷力荐，得到政府的同意。随后，他立即给天津帝国陆军医学堂的伍连德发去一份电报，要伍连德速赴京城，有要事相商。伍连德看完电报，即刻收拾行装，赶往北京。面见施肇基后，才知近日哈尔滨疫病猖獗，急需一位细菌学专家前往调查病源，如果可能的话将其扑灭。伍连德听后，顿感报效祖国、救民危难，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因为自从回国以来他一直渴望从事细菌学研究，所以二话没说，立即应允。
第三节 东北第一次鼠疫大流行
从北京回到天津，伍连德用两天的时间，准备了防疫所用的东西，如英国制造的中型高倍显微镜、酒精、试管、剪刀、钳子及其他实验室所需的物品。
1910年12月21日，伍连德冒着严冬凛冽的寒风，和他的助手天津帝国陆军医学堂的高材生林家瑞一起登车急赴东北。他们途经山海关，抵奉天（今沈阳）后，换乘日本人管理南满路的火车到长春后，还须改乘俄国人管理的中东路的火车，终于在24日下午到达哈尔滨。
哈尔滨的天气异常寒冷，在零下几十度，口中的哈气一出口便结成冰碴。
为了了解疫情，第二天早晨，他们拜望了哈尔滨衙门的余道台。余道台向伍连德介绍了当地的疫情。疫情非常严重，其中有一种疫病，先发热、咳嗽、吐血，不久便死亡，尸体皮肤酱紫色。这种疫病最先在哈尔滨附近，一个约有24000人的小城市名叫傅家店发现的。
余道台还说，日前清朝熙良总督派两名天津医科大学毕业生姚氏和孙氏前往。他们的工作只是将病人从一处运往另一处，对死者，则是买口棺材，予以掩埋。人手不够时，就请当地警察帮忙。由于得不到有效的医治和处理，患疫者不断增加，疫情似火燎原。
余道台建议伍连德先拜访俄国铁路局总督贺威将军及各国领事，然后访问傅家店官员。
伍连德经过一番考虑，决定先去访问傅家店市内的中国同行，掌握第一手材料，然后再找外国有关官员。他和助手坐了一辆俄国式的四轮车赶到傅家店，了解到傅家店有一位开客栈的日本女子于12月17日突然得病，咳嗽吐血，很快就死了。伍连德决定对死因进行调查。他和助手来到现场，只见死者穿着廉价的和服，躺在一间黑暗而杂乱的屋里。他们先把她胸部软骨部分移去，然后将注射器插入她的心房，抽出两管血，后来又从肺和脾脏里取出血液，都涂在薄玻璃片上，准备带走检查。
当时没有实验室，他们就租用总商会的一间房子，用高倍显微镜检查玻璃片上的血液，发现椭圆形的疫菌及其组织。对患肺鼠疫而死者作细菌学检查，这在傅家店是第一次，在东北三省也是第一次。他一边将情况向“北京”当局和当地政府报告，一边请余道台、县长和警察长都来亲眼观察显微镜下的细菌。果然眼见为实，使他们深信不疑。
伍连德根据所掌握的流行病学知识，进一步查出傅家店的肺鼠疫来自满洲里。大约在10月24日，满洲里的某个村镇里的俄国人最先被传染得病。当时，世界皮毛市场对土拨鼠（又称旱獭）皮的需求量陡增，从而吸引一大批来自非疫区猎取土拨鼠的新猎手。当地有经验的老猎手能识别土拨鼠是否染疫，他们知道那些在荒野里行动迟缓、步履蹒跚的土拨鼠大半有病，故有意不猎。而新猎手主要来自山东。而他们身材高大，体格强壮，在草原里潜伏数日，捕获土拨鼠。也有人猎取土拨鼠，剥取皮毛，染黑，假冒貂皮，卖给西方妇女。由于新猎手缺乏辨别的经验，为了更多地猎获土拨鼠无论土拨鼠有无染疫，一概作为猎取的对象。他们猎获之后，携回所住的小客栈，就地剥皮。在那些拥挤不堪，空气污浊的地窖旅店里，一人得病，可传遍旅社，并随旅客的流动而传往他地。9月间，发现此病后，病人越来越多，老百姓开始乘中东路的火车逃往东南方城市哈尔滨。这条260多千米路的沿线有大小许多站，陆续有人下车，传染病也就这样传播开来，傅家店也不能幸免。
伍连德组织力量，顺藤摸瓜，陆续查明各地首例病人发病的时间，然后证实鼠疫蔓延的走向：从满洲里开始，经齐齐哈尔到吉林市，哈尔滨、双城、长春、奉天（沈阳）、新民、锦州，天津、北京、秦皇岛，济南。疫情是沿着铁路向南蔓延。在疫区的外地猎手和民工坐火车回家时，将鼠疫的“火种”沿路传播开来。
在这种情景下，伍连德指出：傅家店发生的肺鼠疫已为医学所证实，并且正在蔓延之中，应集中全力予以消灭。具体措施是，严格管理满洲里至哈尔滨的火车；并巡查开放的道路和河流，注意疫病的传播；请求有关方面提供医疗用房，配备更多的医生和护士，筹集款项，以作防疫之用；争取日、俄铁路当局的支持，做好铁路疫情控制；注意疫病是否沿京奉线（北京至奉天）南下，一旦发生疫病，应设立防疫医院及隔离营等，严格控制。
在傅家店市区北部，他们租了一所房子，当做消毒站。从日本药房买来许多硫黄和石炭酸，姚医生常把硫黄放在罐里，点燃，浓烟熏杀空气中的细菌，将石炭酸兑入40倍的水喷射室内，消毒除秽。消毒站中的一间屋子用作实验室，伍连德就在这里做他的实验。
伍连德对疫情作了一番调查以后，已经心中有数。他想可以找有关外国官员谈谈，看看有关各国对防疫的态度。
为了得到俄方的配合，12月31日，伍连德访问了俄国铁路局总督贺威将军，在场的还有该局医药处主任波兰人埃新斯基、哈尔滨俄国防疫局局长柯契洛夫和铁路医院高级医官波古契。伍连德向他们通报了疫情，引起他们的关注。埃新斯基还索看了在傅家店所拍摄的有关肺鼠疫的照片。贺威将军表示凡他能力所及，将乐于帮助。并邀请伍连德参观他们办的医院。
新年前夕，伍连德就防疫事务，拜访了日、俄两国总领事和英，法、美国领事。日、俄总领事似乎更关心政治。英国领事态度冷淡，对中国人的防疫能力表示怀疑。法国副领事也只在伍连德谈到曾肄业于巴黎研究院时才感到一点兴趣。美国领事洛奇格林态度比较友善。他认为中国人民面对危险的瘟疫，如果有良好的组织和防止的决心，那么没有理由不会成功地防止疫病。在当时，他的这一番话对肩负防疫重任的伍连德来说，无疑是一种鼓励。
伍连德参观俄国防疫医院，主管医师是28岁的哈夫金。他的叔父是一位著名的医生，曾在印度孟买主持防止鼠疫工作，发明一种防疫注射液。哈夫金也注射了这种防疫针，以为足够安全，不需要其他防护工具，所以入病房时，只穿一件白色的长袍，戴着白帽，而不戴口罩。因此，他也不给伍连德配备口罩。他们就这样进了病房。病房里有八个病人，六个中国人，两个俄国人。病人都发高热，且脉搏很快，有几人还有轻微的咳嗽。哈夫金弯着腰，检查病人的前胸部和胸背部。接着请伍连德检查，伍连德深知肺鼠疫是一种烈性传染病，病菌可以通过病人的唾沫播撒。一被传染，后果不堪设想。他只检查病人的胸背部，同时把头抬得很高。没有口罩，在病室里待了10分钟，这种反科学的做法使人感到很恐慌。哈夫金见此，觉得很好笑。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医院的几位职员因此染疾身亡，他自己也未能幸免。
发生疫病的报告不断从市区和铁路区传来。俄国人所在铁路区的病人总是往中国区送，而中国区的一些客栈，备有火炕，有利于病人咳嗽时把病菌播撒开来。
伍连德自到哈尔滨之后，随时将有关疫情向施肇基报告。东北各地陆续发生瘟疫的电讯不断传往京城，引起北京方面密切关注，甚至有些恐慌，因为它近似于中古时代使欧洲数百万人丧生的“黑死病”。因此，政府下令全国有关医学机构，征召医生和护士前往东北，协助伍连德工作。
应征者颇为踊跃。其中有位天津北洋医科大学教授法国医生梅思耐，他以前是军队的外科医生，他路过奉天时，曾要求总督熙良委任他为防疫主任，取代伍连德的位置，但被总督拒绝了。但这位洋人自命不凡，事事想凌驾于伍连德头上。当时，伍连德对这一切并不清楚，他亲自到旅馆去看望梅思耐，并和他讨论防疫问题。伍连德向他介绍了疫情，说这里流行的是表现为严重的急性肺炎的一种鼠疫。它的临床特征是咳嗽吐血，突然死亡。最重要的预防措施是把病人隔离，不使它传染给别人。梅思耐却不以为然，认为伍连德经历不如自己丰富，因为当时他已43岁，而伍连德才30岁。伍连德不和他争辩，只是微笑。这可气恼了这位洋人。他以威胁的口气，大声地对伍连德说：“你这个中国人，怎么敢讥笑我，违抗你的上峰？”伍连德不愿把事态扩大，他马上回答道：“很抱歉，梅思耐医生，我原想我们的谈话是友好的，料想不到会发生这样不愉快的事。我现在没办法，只好向北京施肇基报告。”说完就转身退出。他想：“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不能与这种蔑视他人的人合作。”伍连德回到自己住的旅馆之后，草拟了一份电文，向上级请求辞职。电报发出后，他静候回音。过了一天一夜，回电来了。电告：梅思耐的职务已予停止，伍医生可照常继续其防疫工作。在外国人无视中国人，想干涉中国防疫主权时，伍连德表现得很有骨气。在洋人面前，伍连德不是卑躬屈膝，媚脸相迎，而是不卑不亢，傲然挺立，巍然一丈夫也！
梅思耐接到通知以后，前往俄国防疫医院，哈夫金请他一起去检查病人，同样也不带口罩，终因传染致病，咳嗽，高热，昏迷，脉搏很快，皮肤呈紫色，暴亡他乡。梅思耐之死，引起强烈反响。俄国防疫部门查封了一间三层楼的大旅馆，将旅馆内患疫病人穿过的衣服清理出来，统统烧掉，并用硫黄和石炭酸对所有房间进行消毒。这个消息传到各地，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使人们更加意识到疫病的严重，疫势的迅猛，不敢等闲视之。梅思耐之死，还使人们认识到口罩的作用，于是供防疫用的口罩大量生产出来，连素来不戴口罩的俄国医生哈夫金也带上了。
梅思耐死后，伍连德全权主持防疫事务。中国政府官员也表示衷心支持伍连德消灭鼠疫。在政府的支持下，伍连德对防疫工作更加努力。
但这时疫势很猛，防疫医院住满了病人。有时一天内要死亡40—50人。但由于防疫人员太少，形势一时很难改观。后来陆续来了七八位医生。伍连德把他们组织起来，开会讨论，最后决定采取以下防疫措施：
一、将傅家店分为四区，每区由一位医药大员主持，并选聘足够的助理员，从事挨家挨户的检查工作。一旦发现患疫病人，马上将他送往防疫医院，并隔离其亲属，安置在从俄国铁路局借来的货车里，以防传染给别人。
二、为了加强疫情控制，将原来从事检查工作的警察撤出，改由医药专业人员担任。
三、从长春调1600名步兵来哈尔滨，实行严格交通管制，尤其是对流动人口。
四、征募600名特别警察，在医生的监督下，做些辅助的防疫工作。
五、制订居民行动规则。每区居民必须在左臂上佩戴政府发给的证章。这种证章分为白、红、黄、蓝，分别代表一、二、三、四区的居民。居民只能在本区范围内行动，如想去其他区，必须申请特别通行证。驻军也必须遵守这一规则。凡城外的士兵，没有特别通行证不得进入或离开城市。
每区驻有1位医药大员，2位助理员，4个学生，58名卫生侍役和26个警察。此外配备12辆马车，用作运送病人和死者；担架16副，用来抬送病人。城外有1200名兵士，城内有600名警察，都为实施这些防疫措施而齐心工作。
伍连德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中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扮演了庞大组织的‘总司令’角色，对医生，警察、军人，甚至地方官吏下命令。”他指挥的三千由各类人员组成的防疫大军，夜以继日地战斗在鼠疫防治的第一线上。这一切充分反映了伍连德所具有的出色的组织才能。
由于中国政府的支持，也由于伍连德对疫情的科学判断，采取措施的得当和防疫工作组织得有条不紊，从而取得一些国家的信任和配合。这时的俄国当局对防疫工作表现得颇为合作。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烈性传染病，死亡率极高。目前仍是我国规定的甲类法定传染病之一。所以在当时虽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死亡人数还是不断上升，每日达到上百人，最高时甚至达183人。死人的埋葬成为当时非常突出的问题。政府主张正式埋葬，如发现街上有病死的尸体，就派人将其收敛于棺木之中，然后送往城北，安葬在公共墓地。后来死者太多，棺木供应不上，只好将尸体埋入土中了事。即使这样，由于疫情在加重，死人不断增加，同时正值东北天气严寒，地上积雪厚达2米，掘地埋尸也很困难，结果尸体在雪地上排着长蛇阵，竟有500米长。
正月的一天，伍连德来到墓地察看，一排排待葬的“长蛇阵”，真是触目惊心。他想，这对公共卫生太有害了。
现代研究表明，引起鼠疫的鼠疫杆菌是一种革兰氏阴性的小杆菌。一般在温度0℃—45℃就可生长，以30℃为最好。鼠疫杆菌耐寒冷，在冰冻的尸体中可生存数月，在液中能活3个月以上。它对热敏感，55℃15分钟即失去活力，直射日光下3—4小时即死亡；还对来苏尔、石炭酸敏感。
伍连德想：必须尽快处理病尸。于是，他拟定了一个集体火葬的办法。可是实行起来，非常困难。因为中国人历来崇奉祖先，一直采用土葬，数千年来形成的习惯，牢不可破。谁要把父母遗体用火焚毁，那简直是莫大的亵渎，其罪不可饶恕。
但除了火葬外，没有更好更有效处理尸体的方法。这时，伍连德想到了皇帝的圣旨。在封建社会里，皇帝具有最高的权威，只有皇帝的圣旨才能使老百姓听命。于是他与当地官绅商量，取得他们的同意后，写了奏章，言明病尸陈于路旁，对于百姓和防疫人员都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因为这类尸体含有病菌，一般工人害怕传染，都不愿收埋，听任病尸抛露野外。如果虫螫鼠咬，将病菌四处传播，那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呈请皇上下一谕旨，将此两千左右的疫尸全部火葬，以绝后患。同时，全城官绅也联名上书吉林巡抚，要求准予火葬。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到了第三天下午，北京外务部发来电报，说皇帝批准伍连德的请求，可以火化病尸。
1911年1月30日，伍连德召集医务人员开会，商量焚化尸体事宜。第二天一大早，200名雇工把棺木与尸体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每一百具为一堆，尸体间杂入木柴，共分成二十二堆。堆好后，浇上煤油，以助燃烧。火葬结束后，将所有骨灰埋入一个新挖的土坑中。原来长达一里的棺木与病尸，经一天的火化，竟像魔术一般变得荡然无存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体火化的典礼。焚尸时，特请政府文武大员前来参观。俄国防疫部门的官员也目睹了火葬，并跟着仿效起来。据说，他们在2月份共火化了1416具尸体，其中有1002具是从坟墓里挖出来的。由于火葬是当时最简便最卫生的处理病尸的方法，因而在其他疫区也很快被仿效施行。
举行火葬的第一天，正巧是中国传统佳节——春节。中国区里24000人口已经死了四分之一，新年之即却被瘟神所笼罩，到处可以听到悲哀的哭泣之声。这时，伍连德领导的防疫总部向居民散出传单，提倡燃放鞭炮，不但可以在室外放，也可以在室内放。春节期间燃放鞭炮是我国的传统习俗，它有两种意义：一是驱除邪恶，包括病魔；一是招来好运。从现代科学观点来看，燃放鞭炮后，从鞭炮中释放出来的硫黄，足能杀灭空气中病菌，起到对环境的消毒作用。在当时空气中飘舞着疫菌，大量燃放鞭炮，比一般的喜庆更有着深层的意义。
由于采取有效而果断的防疫措施，从实行火葬的那一天起，病亡率开始下降，到3月1日，大部分疫区已经被控制，再没有人病死。另外，其他部分地区的疫情，到了4月份也告止息。
这期间各地疫病致死人数：
东北三省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波及五省两市，流行距离达2700千米，流行时间长达7个月。如果把未记录在案的死亡人数计算进去，那么1910至1911年因鼠疫而死亡的人数将不少于6万人。
关于1910—1911年东北的鼠疫，伍连德先后于1911年4月在奉天国际防疫会议的报告和专著《肺鼠疫论》中作了详尽的论述，后者还由日内瓦国际联盟发行。
1910年末，肺鼠疫在东北的北部大流行，流行趋势由北向南。政府委派伍连德来哈尔滨领导防疫，为收容治疗鼠疫病人，他先后在东北几个防疫要地哈尔滨，满洲里，黑河、同江、依兰，齐齐哈尔，营口等处设立防疫医院。
伍连德于1911年1月在哈尔滨建立第一所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只有32岁。由于他精通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加上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疫区，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并采取了控制交通，加强检疫、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治病人等行之有效的措施，使这场震惊中外的瘟疫在不到四个月就很快得到控制。
伍连德出色的科学才华，卓越的组织才能，严谨的工作风尚和为科学勇于献身的精神，受到政府和国际的信赖和支持。为表彰伍连德的功绩，清政府授予他帝国陆军少校的军衔，已有觐见皇帝的资格。当时宣统皇帝年幼，遂由摄政王载沣亲自接见伍连德，授予他陆军蓝领军衔及医科进士。俄政府授予他二等勋章。自此，伍连德被国内外尊为防疫科学的权威。
第四节 国际防疫大会
1911年3月初，伍连德接到施肇基从北京发来的电报，要他出席并主持4月份在奉天（今沈阳）召开的国际防疫大会。并称不惜任何费用，要把会议办好。伍连德接到电报后，马上将哈尔滨的防疫事务交由北京人庄医生代理负责，自己启程前往沈阳。哈尔滨离沈阳有近600千米，乘快车只需12个钟头就可到达。不过中途尚须换车，先乘俄国人管理的中东路到长春，然后改坐日本人管理的南满路才能最后抵达。
到了沈阳，伍连德受到奉天总督的代表和其他官员的欢迎。来自广州的英文秘书徐先生作陪同。从徐秘书处得知有关会议的情况。徐秘书告诉他，这次会议将于4月3日开始，到4月12日结束。会址选在沈阳外城东南角小河园。外宾安排在附近中央大厅的房子里，房间内已经被布置得像一等旅馆那样豪华，并派高级厨师掌勺。为所有出席国际科学会议人员免费提供食宿等费用，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第二天，伍连德先后拜访了东北三省两位大人物。一位是总督熙良，满洲人。他性情温和，比较民主。他告诉伍连德：“当初，那位法国医生要求我把他置于你之上。按照他的意见，你太年轻，阅历不足，应由一个外国人来管理。当时我还不认识你。但我觉得他的态度不对，因此叫他先到哈尔滨看看情况再说。”伍连德防疫的成绩，使这位长官感到“很高兴”，因为他当初“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另一位是财政厅韩厅长，江苏人。他对防疫费用的拨款，非常慷慨，总共达500多万元。
3月22日，本次国际防疫会议最高委员施肇基抵达沈阳。他负责这次会议非专业方面事务。
大会筹备工作就绪后，各国代表亦陆续来到。俄国来了6人，以柴波洛耐教授为首，其中有2位女医生。美国2人，英国3人。日本自1905年战胜俄国以来，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在南满经常制造政治事端，将南满视同他们的领土。因此，这次会议，日本来了以北里柴三郎教授为首的5位代表，另外还有许多专家和助手，意在人数上压倒其他国家。
4月3日，阳光灿烂，景色宜人。上午10点，总督熙良和皇室专员施肇基及其随员，穿着朝服，进入宽敞的会客大厅，与各国代表以及外交使节等其他宾客，一一握手。
然后，会议举行开幕式。首先，总督熙良宣读了皇上的圣旨。接着，熙良、施肇基分别致词。施专员简略介绍了我国东北三省5个月来疫病流行以及防疫情况，并提请到会医学家就疫病的发生、传播、处理方法以及预防该疫病的再次发生等12个有关问题进行充分讨论。他在发言中，特别赞扬了担任本次会议主席的伍连德博士。他说，在过去的5个多月中，伍博士深入最危险的疫区，从各个方面研究疫病，采取有效措施，终于控制住瘟疫。
俄国柴波洛耐教授代表各国来宾讲话。他说，我们当中有许多是毕生从事细菌学研究的，但对东北三省所发生的如此厉害的肺疫疾，也感到生疏。因为在我们的记忆中，这种疫病在其他地方没有发生过。幸好我们已经有5个月的防疫工作经验，可以采用适当的方法，来防止疫祸的重演。
第二天上午，大会主席伍连德作报告。他说，这次发生的疫疾非常突然，虽然我们努力去救治，但死亡仍然很大。以前在西伯利亚、蒙古也流行过瘟疫，但规模都没有这次之大。而且从前发生的疫病与今天不一样。接着，他讲述了这次东北流行疫病的起源和经过。指出有两个因素与造成中国区（傅家店）疫症流行有关：一个是天气寒冷，零下30℃，居民整天蜗居在有火炕的屋里，疫菌得以滋长；另一个是房屋太低、太脏，太拥挤。当然，实际上疫病的发生并不完全如此。因而，他提请代表们讨论。同时，他还介绍了两个有益的经验。一个是铁路局的货车在疫病爆发时最适宜用来作为紧急隔离之用，平均每一节车厢载20人，使他们远离病人，预防传染；另一个是将染疫而死的尸体，不管有无棺木，一律投入火中，彻底烧毁，这样清洁卫生，有助于疫病的消灭。
伍连德讲话之后，会议开始专题研讨，出席会议的各国专家充分发表了他们的见解。这样的专题会总共开了23次，包括病理学、细菌学、流行病学等，交流了各国防治鼠疫的研究成果。
会议期间，还组织代表游览大连风景名胜，参观哈尔滨防疫医院和实验室以及火葬场。
4月23—28日，代表们讨论制订并通过了大会报告书。然后举行隆重的闭幕仪式。总督熙良致闭幕词，接着荷兰西华医生代表各国致答谢词。施肇基作为皇室专员充分肯定了会议的成绩，也指出会后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关于疫源还是一个谜，对患疫病人的处理尚缺乏适当的方法。他认为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人都尽其职责，对大会的贡献很多”，他“还要感谢伍连德主席等大会职员，他们对于所负的任务，维持着最高的效率。”最后，作为本次大会主席的伍连德讲话，他对各国专家在学术问题上所持认真的态度，以及以主席的礼貌对待他本人，表示感谢，最后宣布大会圆满结束。
这次会议时间长、规模大，有关的活动还持续到会后。4月29日，全体代表坐中国人自办的华北铁路局火车从沈阳出发，经锦州、山海关，天津，到北京前门站。中国外务部作为东道主的代表出面招待了各国贵宾，除大小宴会外，还有摄政王代表幼主举行的游园会、交谊舞会以及参观孔庙，喇嘛庙、美术馆、紫禁城、颐和园。宽广的城墙，古老的松柏，美丽庄严的宫殿，雄伟绚丽的建筑，使洋人们感到中国的艺术与文化是举世无双的。
1911年4月，在奉天（沈阳）召开了国际防疫会议，有中、美、英、法、德、俄、日本、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墨西哥、印度等12国医学专家参加。这是在我国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按照当时国际会议惯例，会议用语一般只用英、法、德三种语言。为了表示对我国的尊重，这次会议增用了中文。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使我国医学在世界上的声誉大增。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后来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陈垣先生当时根据有关书信、报纸、电讯等资料，撰著成《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一书，对大会的整个过程，诸如各项议题，发言，作了详尽的记录。陈垣先生称赞伍连德致力于国家医学，受命于外国胁迫之际，为“吾国后起之英”，学术品德“为世人所推重”。
东北防疫回来，伍连德被委任为外务部医官。当时外务部在北京东城区东堂子胡同，为工作方便，伍连德在这条街上买了一套住宅。以后，他一直在外务部任医官，达20余年之久。同时，在陆军部与外务部的同意下，伍连德仍保留天津陆军医学堂副监督的职位。他到天津与家人团聚一段时间后，便返回哈尔滨。
第五节 主持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
伍连德这次到哈尔滨，是计划在那里筹建一所防疫机构。他的计划受到当局重视。
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鉴于鼠疫大流行的惨痛教训，决定在哈尔滨设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以指导各地防疫医院的工作。地址选在哈尔滨市道外水晶街（今保障小学校址）。任命伍连德为处长兼总医官，全权负责东三省的瘟疫防治事务。
该处隶属外交部，经费由税金供给。当时税金由英国支配，因而该处也在英国势力控制之下。每年有6万两的拨款。经费由伍连德兼作总办，此外尚有哈尔滨税务司司长英国人任名誉总办，监督财政。一切由总医官兼总办批准的支出包括工资等，均由名誉总办支付及管理。在当时，这笔拨款对于支付新建防疫机构的各项经费来说，还远远不足。
伍连德是当时中国医学界的著名人物，在社会各界颇有影响。他这次来哈尔滨的目的也正好要建立一所防疫机构。为此，他非常卖力，东奔西走，八方游说，终于从东三省总督府和海关等处筹来资金，添置了必要的设备，并聘请了有关专家。这些专家多数是早年留学国外的南方人，另外还有德国、奥地利、俄国医学专家，共几十人。
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成立之后，开展对土拨鼠的观察和对肺鼠疫病尸体的检验。通过研究，对鼠疫有了更充分的了解，从而更能有效地控制恶劣的形势。他们动员从事猎取土拨鼠的农民，在狩猎之前，先打预防针，同时还遵守有关保护他们生命的简单条例。甚至一些原本只听命于本政府的俄国人也愿意接受中国医生的劝告。由于该处的努力工作，近十年的时间里，东三省没有出现严重的疫病，也没有因疫病而亡的人。
鼠疫平息后，伍连德除了作考察、调查、研究外，还致力于著述。他先后出版了《肺鼠疫论文》，《防疫手册》，《中国医学史》，《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报告书》，《华北疫势之研究》等。
1928—1930年，通辽一地因为有许多家鼠和野鼠而不时出现几例鼠疫病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派员前往，研究疫情，直到扑灭。
为了更好地开展防疫工作，伍连德筹划着建立一个遍及东北三省各地具有医院实验室的防疫网络。继1912年在哈尔滨建立医院之后，1912—1928年，属于这一网络的防疫医院陆续建立起来，如滨江、满洲里、三姓、大黑河、营口等防疫医院，这些防疫机构坐落在水路和陆路口岸，对于检查、控制疫病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事实证明，这些机构在后来多次疫病流行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不能不敬佩伍连德作为一个防疫专家对全局高瞻远瞩的眼光！
这些在滨江（哈尔滨）、满洲里、齐齐哈尔，拉哈设立的防疫医院，平时应诊，疫时防治。滨江医院是当时傅家店（今哈尔滨市道外区）唯一的诊疗机构，由伍连德亲自兼任院长。
在伍连德领导下的防疫处从事了很多出色的工作，并以他的名义发表了许多在现代医学史上有意义的论文和报告，如《宣统三年（1911）奉天万国鼠疫研讨会报告书》，《论肺鼠疫》，《民国十八年（1929）东三省鼠疫之研究》，《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报告大全书》第1—7卷等。后者每卷200—300页，并有插图，卷首还有黎元洪、张作霖等题写的“蓄精研奥”，“医学津逮”等语。可见，在伍连德的苦心经营之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得到不断地发展，成为东三省颇具规模、有相当实力的防疫卫生中枢和民国时期的防疫研究中心。
第六节 见重于政治要人
1911年10月爆发了辛亥革命。不久，伍连德应邀出席在海牙召开的国际禁烟会议。会后，他专程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在母校导师的实验室里做鼠疫病理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数据，为撰写鼠疫研究论文准备了资料。第二年初，伍连德取道西伯利亚，返回北京。这时，袁世凯已窃取了“中华民国”总统的大权。
1913年6月，袁世凯总统接受海军提督蔡廷干的建议，接见了伍连德。他赞扬伍连德在东北三省扑灭鼠疫的伟举，并表示准备委任伍连德为他的医学顾问。鉴于伍连德仍主持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因而允许他可以不常住在北京。
1914年初，袁世凯请人起草临时宪法，目的是将大权集于总统一身，并把总统任期由5年延长到10年，而且期满后，还可连选连任。袁世凯称帝之心已昭然若揭。这时，日本乘西方列强摆阵欧洲，无暇东顾之机，出兵山东，进占青岛，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令中国屈辱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得到日本人对他称帝的支持，竟然于1915年5月25日同意签约。消息传出，国人愤慨。著名学者梁启超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更为痛心疾首，反对尤加。他声称如果袁世凯不改弦易辙，他就辞去司法部长之职。结果无效，他即挂冠，出走天津。
在天津，他发表了一篇抨击君主政体的历史性长篇檄文，一时中外传颂，交相赞誉。梁启超的弟子蔡锷将军起兵云南，讨伐袁世凯。袁兵为其正气所感动，纷纷倒戈。同时，日本虽然得到“二十一条”的诸多特权，却不予支持，相反还敦促袁世凯放弃帝制。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袁世凯万般无奈，乃于1916年3月22日下令取消帝制。袁世凯称帝不到一百天，就在国人的唾骂声中倒台了。
袁世凯下台不久，就一病不起。许多医生被请去为他诊治，伍连德亦在其中。伍连德和另一个受过西医训练的医生负责检验诊断，他们注意到袁氏面容肥满，两脚肿胀，高血压，心跳无力，是糖尿病合并肾炎的征象。但他们被规定不负责治疗。另外一些医生有的认为是“内热”所致，有的认为起因于“阴阳失调”，还有的说是“元气亏损太甚”，各开各的方。最后采用哪一个方，得由袁世凯的大太太和几个小老婆来选定。真是“厨子太多，熬不成汤”！群医束手，杂药乱投，很快袁世凯便呜呼哀哉了，一命归天！
1916年6月，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后，任命伍连德为总统特医。同时，伍连德还兼任京汉、京张、京奉、津浦四条铁路总医官。
北伐时期，蒋介石在南京拟请伍连德为北伐军陆军医务主任，负责整个医务部，并作必要的改革。伍连德觉得军队中的医官一般凭一点经验，并无丰富的医学知识，如果要实行改革，将会遭到反对。因此，他没有答应。
后来，冯玉祥也劝他放弃满洲的防疫工作，留在北伐军里任职。但伍连德在与蒋、冯的接触中，觉得这两人的性格迥异，志向相悖，不可能长久合作下去。如果留下来，将会夹在两面战火之中而无退路。伍连德返回北京，与夫人商量，夫人也认为，“伴君如伴虎”，还不如继续留在哈尔滨，做实实在在的防疫工作为好。于是，他修书给蒋、冯二人，表明不能离开原职的苦衷。后来，蒋，冯果然反目，打起内战来了。
伍连德名闻天下，受到政府要人的推重。但他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而是利用自己的名声为我国现代医学事业办更多的实事。他看到当时我国较完善的大医院都是外国人开设的，总觉得不对劲。他寻思着要修建一座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大医院。后来，他借能接近政府要人的有利条件，争得政府的支持，并多方筹集资金，终于于1918年1月建成北京中央医院（即现在的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
1916年12月，伍连德因为“在中国尽瘁于医药行政与研究工作”，被香港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同时另一位被授予名誉博士的是为完成京张铁路作出巨大贡献的著名铁路专家詹天佑。在香港短短的一周时间里，伍连德认识了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和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的重要人物，增进了彼此的了解，192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向伍连德提供资助，使他有机会赴美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修公共卫生学。
第七节 创建中华医学会
1907年，伍连德到上海。他开始与外国在华医药传道领袖接触，不久加入他们的会社。
1910年，伍连德在奉命前往东北扑灭鼠疫之前，就觉得有必要组织一个全国性的医学会，即在报上刊登启事，倡导组织国家医学会。
1914年5月，伍连德又在上海与颜福庆等人联名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经过伍连德等人的积极活动，终于在次年2月上海的集会上，宣告中华医学会成立。这个一成立就联系全国232位会员的我国国家级医学学术团体，以巩固医家友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界奉为学会的宗旨。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医学教育，医学名词编译、家庭卫生医业的注册等问题。会议根据伍连德提名，选举颜福庆为首届会长，伍连德为书记，刁信德为司库，俞风宾为事务。会址选在上海南京路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