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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使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大革命彻底失败了。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革命转入低潮。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一条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到1930年，农村红色政权已遍布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河南、安徽、浙江等许多省份，红军发展到十万人。中国革命出现了较好的形势。
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非常恐惧，一心要拔掉这颗眼中钉。于是就从1930年11月底开始，发动了对苏区的多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中国共产党由于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影响，虽然取得了一至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第五次反“围剿”却付出了沉重代价，最终失败了。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逐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以顽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到达陕北。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在陕北，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这段历史本身就跌宕起伏，更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造谣污蔑、恶意诽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重大活动和正确主张一直不为外人所知，即使略知一二的人也是道听途说，不知真相。因此，外人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褒贬不一或兼而有之。有人宣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只是“土匪”。但也有人认为，由于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活动缺少第一手资料，过早地下结论是不公正的。
随着对中国感情的日益增强，斯诺密切关注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他从佩弗、比森等人写的材料里得到一些“极零碎、粗糙和不可靠的”情况。1931年，他还在印度零碎地读了些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斯诺在他的第一本书《远东前线》中试图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作些评价，把党在农村根据地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称为“农村共产主义运动”。他认为，“从一九二七年起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是很容易理解的”，“共产主义在中国中部的进展，是历史上最惊人的群众运动之一”。共产党取得成功的真正基础，在于它的主张符合人数众多的无地农民和贫民的愿望，“红军每到一地，总能赢得农民的支持”。
斯诺清楚地知道，由于“国民党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它越来越失去人民的信任，而共产党却得到越来越多的拥护者。1935年，斯诺在给他哥哥霍华德的信中说：“中国的真正革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革命一样，只有在没法解决活不下去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假如你来中国，将会看到中国红军和美国选举有很多相似之处，当然从表面上看它们是不同的。假如你像我一样长期留在中国，你会发现这场革命仅是民众的历史性要求的一种表现。他们长期受压迫和受歧视，现在他们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这就是人民推翻统治者。”
这一时期，斯诺看到的有关共产党的材料都是第二手的，有不少西方人和他有相似的见解。他们一方面认识到“共产主义在中国不再是危言耸听的幻觉”，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又受到国民党宣传的影响。如斯诺在指出“共产党破坏了腐败的旧社会残余”的同时，还认为“共产党破坏了不可计数的财产”，“农民运动迄今取得的成就主要是破坏性的”，“共产党可能永远不会变强大”。斯诺总结说中共在继续发展，城市知识分子对它的同情也在增长。但这一运动只有激情，并不具备足以团结和领导全国的能力、知识和政治组织。迄今为止，它的胜利可能只意味着暴民政治的胜利。看来它缺少意识形态方面的背景和有素养的领导人。
不管怎样推测、分析、总结，斯诺无法回答别人所问的和自己所想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中国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呢？共产党人自称反帝反封建，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而斗争，南京却说他们是流寇，孰是孰非呢？
蒋介石不断地大规模地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为什么还有成千成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红军，拥护共产党呢？
中国共产党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一样吗？他们懂马克思主义吗？他们是“莫斯科的工具”，还是独立的政党呢？
红军战士那么顽强、勇敢、不畏困难、不畏生死，在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的条件下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希望、目标、理想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是只不过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例如毛泽东，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25万银元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东方人的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或像南京官方宣布的那样，毛泽东真的已经死了吗？还有其他许多红军领导人，多次报道已经毙命，可是又在新闻报道中重新出现，不但毫毛无损，而且仍旧在指挥新的军队和国民党对抗，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
红军为什么不攻占大城市？在农民占人口80%的国家搞革命，谈得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吗？
共产党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所说的是被“共妻”的吗？共产党人怎样恋爱、娱乐呢？
红军没有工业，他们的机器从哪里来呢？
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力量吗？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它将怎样发展？能成功吗？一旦成功，对中国本身会产生什么影响？对日本意味着什么？对英、美又会意味着什么？
百思不得其解。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斯诺这样想。
斯诺写完《远东前线》—书后，开始认真考虑访问红色根据地的时间。1932年结婚时，斯诺曾告诉一位朋友，他准备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那里弄张访问中国苏维埃的“护照”。他说：“我几乎要成功了，但在最后时刻我联系的共产党人……失踪了，我再也没有办法和他联系。”
与此同时，斯诺通过多种途径搜集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材料。1934年，斯诺接受美国一家出版公司预付的750美元，答应在1934年底以前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或其他题目的书。这就促使斯诺更加急于要到苏区去搜集材料。但那时，蒋介石正对苏区进行大规模的“围剿”。10月，红军进行了历史性的大转移，去苏区的可能性更小。
一二九运动后，一大批青年学生涌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大转移后唯一的聚集地——西北。在他们的鼓舞下，斯诺去苏区的愿望更加迫切。他找到一个姓俞的青年作中间介绍人。俞的英文名叫戴维，他就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黄敬。后来俞要去天津，斯诺夫妇给他一套服装。临行前，俞告诉斯诺可以跟一个叫凯·维的先生进行访问红色根据地的联系。斯诺后来知道，凯·维就是刘少奇，他当时是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由于种种原因，斯诺在1936年初访问苏区的愿望没有实现，他只得耐心等待。
那时，国民党把苏区封锁得比铜墙铁壁还要严密。外面风传去苏区的没有一个活着回来的，但斯诺不惧怕。1936年5月，斯诺去上海找宋庆龄、鲁迅、路易—艾黎、史沫特莱，希望通过他们得到访问红色根据地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斯诺的一个朋友告诉他，宋庆龄女士作了安排，他可能有办法进入苏区，必须立即动身。直觉告诉斯诺，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稍纵即逝。去，坚决去，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千千万万的人已经牺牲了，只要能探明事情真相，掉脑袋的代价不算太高。做出决定之后，斯诺得到一封用隐形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和半张名片，仅此而已。
同时，可爱、漂亮的妻子尼姆已为他准备好行李，编写、清打好采访提纲，正张罗着再买点物品。斯诺看着尼姆，有点舍不得走了。灵巧的尼姆很快看了出来，鼓励他说：“绝对没错，无论如何，你必须去一趟。”因为不能与丈夫同行，她自己也感到很遗憾。就这样，斯诺在6月的一天午夜登上一列残破不堪的火车，向西进发了。
那封用隐形墨水写的信一直困惑着斯诺。直到1960年，他回到新中国在北京见到刘少奇时，他才知道，那封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是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由柯庆施给他写的。
6月的京城正披绿挂红，气候宜人，斯诺却要离开这座他非常喜爱的城市，但他心里是高兴的，因为“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个跟紫禁城的中世纪壮丽豪华在时间上相隔千百年、空间上相隔千百里的地方”——“红色中国”。
斯诺对人友好，很健谈，很快就在拥挤的火车上和对面坐着的青年攀谈起来。那青年对共产党和红军印象不错。由于怕被人听到，招来是非，青年在谈到共产党和红军时，显得不安，声音很低。青年告诉斯诺，最近他收到父亲从四川寄来的信，信里说红军在松潘取缔了高利贷和鸦片，重新分配了土地。所以，他觉得红军有主意，不完全是土匪，“但足他们是坏人，杀人太多了”。这时，坐在旁边的留着一绺白胡子的老人忽然抬起他那十分温和的脸，十分心平气和地说：“杀得不够！”老人的话，使斯诺不禁目瞪口呆。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来？斯诺正要去和老人交谈，一声长鸣，火车到郑州了。斯诺必须在这儿换车，因而只能留给自己一团疑问和不安。
在西行的火车上，斯诺焦急地等待一个外国人，因为在北京的时候，朋友告诉他，有个外国人来和他接头。斯诺心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否和自己有同样的愿望呢？如果接不上头怎么办？凭着一封用隐形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就能进入“红区”吗？斯诺心里直打鼓。正想着的时候，那个外国人出现在眼前，手里拿着半张五英镑的纸币。对，就是他。斯诺急忙掏出半张名片，接上头了。此人叫乔治·海德姆，就是中国人民所熟悉的马海德大夫。
马海德1910年9月生于美国，祖籍黎巴嫩。1933年11月，23岁的马海德刚刚获日内瓦医学博士学位，就来到中国的上海从事医疗工作。在上海，他积极参加国际友人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协助我地下党开展工作。1936年6月，地下党通过宋庆龄的介绍，决定让马海德把美国进步记者带到西北苏区。马海德从上海出发，在从郑州到西安的火车上找到了斯诺。
马海德是作为革命者到苏区去的，在进入苏区的第二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们党内为数不多的外籍党员。他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马海德加入中国国籍，成为笫一个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外国人。几十年如一日，马海德把他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的医学事业。1988年10月10日，在来华定居55周年时，78岁的马海德在北京逝世，中国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人们称颂他为“医林乔木，友好飞鸿”。
火车上的这次喜晤是斯诺和马海德友谊的起点。很快，他们就成为很好的朋友，一同到达西安，又一同去陕北。四个月后，斯诺带着丰硕的成果回到北京，马海德则留在了苏区。他对斯诺说，你不要报道我，要给我保密呀！所以，现在看到的《西行漫记》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及马海德。但是，马海德“对这本书中所叙述的事情熟悉极了”。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三次来华，作为老朋友，马海德每次都和他交谈。据马海德回忆，1960年，“斯诺到达北京那天，我和路易·艾黎、黄华等在首都机场迎接了他”。1970年，斯诺同他的夫人洛伊斯·惠勒一起访问中国，又在马海德家里度过了令人难忘的时刻。“我的夫人苏菲用西山的蜂蜜抹在松饼上招待他们。我调制了他们喜爱的各种混合酒，请他们品尝。当时我院子的木架上，爬满了葡萄藤，我和斯诺在这绿叶成荫的架子下，谈笑风生。”1972年，马海德带领中国医疗小组乘飞机到达在瑞士的斯诺家，准备把抱病的斯诺接到中国治疗。但由于斯诺病情太严重，接走已经没有可能，马海德等人就把斯诺的家变成一所医院，护理斯诺，直到斯诺逝世。马海德说：“斯诺临终时用生命的最后力量讲出一句话‘我热爱中国！’”斯诺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马海德生前常常去扫墓、凭吊，同时送上一束束鲜花。
斯诺到西安的时候，正值西安事变前西北政治局势最微妙的时候。蒋介石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到西北，一方面想使它与杨虎城的西北军相互敌对、厮杀；一方面是想让这两支部队和共产党红军作战。两者都能达到他消灭异己的目的，因为这两支军队都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是，事与愿违，这两支军队对蒋介石都很反感。东北军因为东北沦陷，退入关内，倍受歧视，广大官兵深感家乡沦亡的痛苦，不愿再打内战，要求抗日。西北军历来不被南京政府重视，在军中受冷落，被欺负。
中国共产党鉴于以上情况，对这两支部队采取积极争取、共同抗日的政策。1936年4月，中共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在肤施（延安）同张学良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通商贸易、互派常驻代表。早在这年2月，中共也与杨虎城达成类似的协议。
蒋介石对中共与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联系有所察觉，故一方面派邵力子出任陕西省主席，以牵制张、杨。同时，开动所有特务机关，严加防范，严格盘查一切过往行人，封锁西安与“红区”的通道。
这一切都是在秘密、不言中进行的。西安给人的感觉就像“山雨欲来风满楼”。斯诺说：“我此刻对形势的变化是有所预感的。”
在西安，斯诺拜访了陕西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杨虎城城府很深，办事谨慎，在那样的政治空气中，他没有和斯诺“讨论政治问题”，客气地委派他的一个秘书陪斯诺参观市容。这使斯诺感到不安。
斯诺还走访了省主席邵力子。斯诺非常想知道当时红军和陕西驻军的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因为在北京时，有个朋友告诉他，是因为红军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达成某种协议，他才有机会来西北。在交谈了一会儿之后，斯诺问邵：“现在红军怎么样了？”
“没有留下多少了。在陕西的不过是些残余。”
“那么战事还在继续？”斯诺又问。
“不，现在陕北没有多少战斗。红军正在转移到宁夏和甘肃去。他们似乎要跟外蒙古取得联系。”
听了邵力子的话，斯诺心里直打鼓，要是红军走了，这次来还有什么意义呢？
斯诺没有能够从邵力子那里打听到自己想要知道的事情。告别邵力子，斯诺回到旅馆，焦急地等待一个叫王牧师（即董健吾）的人来接头。临行前，斯诺被告知，王牧师是唯一能够安排他去“红区”的人。几天以后，王牧师神秘地来了，还带来了一个身着东北军军官制服的青年。他们一同乘车到西安城外的西汉古墓游玩。
在车上，那位身着东北军军官制服的人摘下墨镜和白帽子，一双明亮的眼睛紧盯着斯诺，脸上绽开狡黠的笑容。他用他那钢铁般的手紧紧握住斯诺的手臂，晃着脑袋，滑稽地让斯诺认认他是谁。当斯诺表示认不出来时，他高兴得手舞足蹈，指着自己的胸说“我以为你也许在什么地方见过我的照片。”他就是有名的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蒋介石悬赏5万美元要他的脑袋，他竟然就住在张学良家中。
在王牧师的安排下，斯诺和马海德登上了一辆东北军的卡车，继续沿着尘土飞扬的马路北行。据马海德回忆，“为了打掩护，我们在卡车上钻到一捆捆棉衣搭好的窟窿中隐蔽起来”，闯过了国民党军警、特务把守的关卡，最后到达延安。延安当时仍在国民党手中。
“到了延安，”马海德说，“我们住在东北军一个团长家里，第二天早上，他把我们送出门，还给了两头驴，叫我们顺着大山沟走。”这样，这两个青年一路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着。在通过一个无人地带后，在离安塞——红区第一个据点还有三十多里的地方，天黑了下来，他俩就在一个小村子住下。两人想不到在这里险遭不测。那天，天刚蒙蒙亮，贫民会分会主席把他们叫醒，说附近有土匪，要赶快到安塞。马海德回忆：“那天，我们赶紧翻身下床，吃了点麦饼，喝了点水就上路。伴随我们的只有一个向导，牵着一头小毛驴，驮着我们简单的行李和物品。我们沿着山沟沟走，一股土匪就在后边紧紧盯着我们，相距只有两里地。我们当时并不明白，到了安塞才得知，安塞的赤卫队包围了这支土匪，暗中保护我们脱了险。不然，我和斯诺真的要当俘虏了。”
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斯诺和马海德到达安塞，见到了第一个红军战士。
“我叫斯诺，我去见毛泽东。他知道我要去见他。”斯诺诚恳地对那个红军战士说。
那个红军战士眼睛一闪，吃惊地打量了这两个外国人一会儿，然后领着他俩又走了两个多小时，绕过一座山，到达百家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