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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1905—1972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斯诺上中学时，学业平平，但爱好文学和各种活动。
16岁时，斯诺在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线上找了一份活干，这给他提供了免费到奥萨克斯旅行的机会，他因此对旅行发生了兴趣。
斯诺17岁时经历了两件事使他对旅行发生了更浓厚的兴趣，一是那年夏天，他离家去加利福尼亚州；二是他读了《悲惨世界》。
斯诺在自传中描写了那年夏天充满浪漫、冒险色彩的旅行。斯诺在堪萨斯帮人捆麦束，堆麦垛，干了好几个星期，赚了一点儿钱。他约另外两个小朋友，瞒过父母，驾着一辆旧的福特牌T型黑色敞篷车去加利福尼亚州。他们在车门上涂写了“失掉知觉的三个”的字样。旅途的大部分是当时未经铺砌的马路，汽车常常受困于泥沙和砾石之中。他们早、晚餐自己烧，中午在路途餐馆吃，夜间露宿。
很快，他们的钱花光了，车子坏了，其中，一个孩子被父母接走。斯诺和另一个朋友打算偷乘火车回家，但他俩都不会扒车。第一次扒车陷入困境，爬上了一列向相反方向开的列车，把他俩带得更远。他们只得继续扒车。斯诺后来描述了当时惊心动魄的情景：“有一回，我叉腿站在两节货车车厢之间的挂钩上，双手紧紧抓住两段铁扶梯，火车在疾驶，但我居然睡着了。醒来时我发现自己浑身是汗，躺在车轮底下。我准是在停车时掉下去的。一天黑夜里，一列特快火车进站时，我被人赶着从车厢的百叶窗里跳了出来。火车重新启动时，我又追了上去。车开得很快，我只来得及跳上末节车厢的升降踏板。不多一会儿，火车开上了一架高耸的栈桥。低头看脚下的深渊，我吓坏了，稍有差池，我就可能掉下去粉身碎骨。火车开到堪萨斯后，我躺在一节平板车的废铁堆上睡着了。不知什么东西把我戳醒了，睁眼一看，原来两个专在收获季节抢劫的强盗各拿一支枪对着我，他们从我身上只抢走50美分。”
这次冒险旅行对斯诺影响很大。他说：“要不是那年夏天看到过太平洋，我决不会立下有朝一日定要漂洋过海的雄心壮志。我要不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沿岸坐货车流浪，穿越费瑟河峡和科罗拉多的罗候尔峡，我就不会那么早早地就尝到漂泊冒险的滋味……”
秋天，斯诺回到中学上学。他读了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这本揭示资本主义贫穷和罪恶的小说强烈地吸引着他。他很喜欢那些被社会名流们称为叫花子的书中的人物。他说：“雨果为我展现了一个充满各种观念以及重大的道德和政治问题的陌生的新世界，使我关注起遥远的动荡年代的历史。只是到了那时，我才借阅读做想象中的旅行。我早年的‘遨游’及其结果对我以后生活的影响可能比我受过的全部正规教育还要大。”
早年的游历冒险使斯诺产生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要去环游世界，去亲眼看看人们常常说的美丽的夏威夷，日本妩媚的樱花，埃及古老的金字塔，瑞士奇异的雪山，法国高矗云霄的埃菲尔铁塔，俄国漂亮的房子；去体验一下各种人的生活，南部非洲的黑人是不是很苦？在中国外国租界里的人究竟阔到什么程度？
22岁那年，已经大学毕业的斯诺又在华尔街的投机中赚了一笔钱。他想用这些钱省吃俭用在世界各地漫游冒险一番，一年后回纽约，30岁以前再赚一笔钱，后半辈子悠闲地搞上研究和写作。在他的计划中，准备在中国逗留6周。
斯诺的想法得到一个银行家的鼓励。不久，斯诺在罗斯福轮船公司“拉特老”轮船找到一份活儿——当甲板水手。该船航线包括巴拿马、夏威夷、菲律宾和中国，如船在中东装货，还能到印度。当轮船启航的时候，斯诺的环球旅行就开始了。
直到轮船启航后，他才给父母发了一封迟寄的信。他在信中说：“我对单调的生活感到沮丧，因为我像大机器的齿轮一样工作，而青春和年华就这样流失。我需要改变这刻板的生活方式，我决心去攀登幸福的顶峰。对我来说，最愉快的事莫过于旅行！冒险！取得经验！我渴望冒险！要使青春充实，必须改变目前平庸的处境，那些拖累我的枯燥单调的日子更使我向往神话般的远方，那些远方城市的名字不断地牵动着我的心绪，吸引我的注意力。‘加尔各答’！一个轻微声音说，还有‘巴勒斯坦’！‘上海’！‘巴格达’！‘麦加’和‘大马士革’！当这些城市在我耳边欢唱它们的名字时，我怎能继续在毫无生气的岗位上工作？”
一到上海，斯诺就向《密勒氏评论报》主编、《芝加哥论坛报》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递交了自己的母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斯写的一封介绍信。
斯诺1925年就读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这所学院创办于1908年，是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该学院通过各种特殊关系发展美国的海外新闻事业，不断派送有才华的年轻毕业生到国外工作，因此，对斯诺这样有意利用职业来旅行的青年很有吸引力。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向国外派送记者很成功。斯诺在旅行前，搜集了在海外的密苏里大学校友名单，“认识”了鲍威尔。鲍威尔要求斯诺留在上海帮助他出版《密勒氏评论报》特刊《新中国》。斯诺答应了。
斯诺如饥似渴地阅读鲍威尔藏书中的大量关于东方的书籍。斯诺越读越着迷，他不明白年轻而又古老的中国怎样在现代世界中争得一席之地。
斯诺对上海这个当时亚洲最大的城市感到迷惑诧异。在上海，十分新的事物和十分旧的事物并存，形成奇异的对照。上海似乎是一座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杂技场，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那里公开表演各种各样的技能。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潮，人们在各种交通工具之间，在老式和新式汽车之间，在为挣得人力车费而疯狂奔跑的苦力之间，冒险地挤来挤去。在静安寺路上，偶尔遇见有人小心谨慎地拉过一辆辆装满粪便的粪车，一旁却走过几位香气袭人、盛装艳服、大腿半露的中国妇女。在一些叫卖面条的小贩面前，一个体格魁梧、赤身露体的苦力小心翼翼推过一辆手推车，上面载着6个咯咯说笑的丫头。在金字招牌下面的店堂里，放满了各色绫罗绸缎。毫无表情地睁着大眼走过的农村妇女，朝着身旁的印度巡捕瞥了一眼，远处又传来了一阵阵清脆的打麻将牌声。以及在回力球场和跑狗场里赌博的喧闹声。满街幽微地散发着一阵阵甘甜而辛辣的鸦片烟气味。香味扑鼻的餐馆和灯光通明的妓院前，偶尔有一辆辆奥斯汀小轿车载着从跑马场打罢板球归来的年轻英国人经过。沿着外滩，一辆辆马车里传来了年长的白人绅士同他们的娇妻或俄国情妇的窃窃笑语声，一群外国水兵又匆匆忙忙地走过，急于寻找啤酒和女人……从喧闹嘈杂的黎明直到凄切动人的夜晚，到处是无休止的叫卖声。成人随地吐痰，孩子在路边撒尿，女佣人唠唠叨叨的吵架声随处可闻。永安公司屋顶花园的剧场里又传来了用假嗓高唱的曲调，隔壁旅馆房间里充斥着卖淫姑娘供来自外省的富商们尽情纵欲玩弄。跳舞场乐队发出的呼啸声似乎在为身材苗条、珠光宝气的中国舞女们奏哀乐。无数乞丐及其衣不蔽体、蓬首垢面的孩子们哀声乞讨。整队的外国军舰，简陋的运输驳船，无数风帆以及数以千计、挂着灯笼的小舢板，像萤火虫那样在银色月光笼罩下的黄浦江面上闪烁着星光，使得具有魅力的黄浦江浊流弥漫，遭受致命的污染。
但是，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却是另一番景象——高墙深院，门禁森严。它们占有大片宁静的土地，院内街道宽阔，宅邸和大草坪很有气派。这里有亚洲最高的大厦，最豪华宽敞的电影院，有数不清的酒店、餐馆、俱乐部，有实力雄厚的外国金融机构，规模宏大的百货公司。这些都供外国人享受，中国人除了听差者外，不准进入这个地方。在办事机构，那些外国人一天只工作三四个小时，所有跑腿的活及大部分动脑筋的活往往都交由中国助手去做。
这就是上海，斯诺惊愕了。无穷的贫困和无限的富有并存，颐使气指的外国人和苦闷忧愁的中国人并存。
上海是那样杂乱无章，富有刺激，原始而又复杂。
上海斑驳陆离，简直是个无底洞。
上海激起了斯诺的人道主义情怀。他给《美国信使》写了一篇《在上海的美国人》文章，抨击外国社团及其成员依靠治外法权的生活，严厉申斥他们的腐败及普遍的伪善。他指出的事实使每个外国居民，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都大吃一惊。他认为事实上每个外国人都是为了赚钱来中国，即使是传教士也是为了出售《圣经》。
斯诺到中国不久，鲍威尔提出要他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主编的职务，他接受了。之后，鲍威尔又提出要斯诺沿中国铁路旅行一番，写一些介绍性的文章，从而使外国人相信，中国在蒋介石的统治下是稳定和安全的。
斯诺已经在上海呆了一段时间，他被这个“东方的巴黎”、“冒险家的乐园”迷惑了：这个古老的国家能够完成它的现代化吗？从上海的情况来看，这个国家就算统一、稳定和安全了吗？更何况，上海之外的中国还大着呢，鲍威尔说的“上海就是中国”是真的吗？
具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深信“眼见为实”的斯诺对自己说：“我必须多旅行，多学习，多感受，想办法深入地了解情况。”
他游览了长江下游和大运河沿岸所有历史上有名的地方。
1929年6月，随着列车的西行，斯诺亲眼目睹了另外一种惊心动魄的情景。
从张家口出发，列车在一片荒芜的黄土地上缓慢行驶。在火车上，斯诺看到相向开行的列车上挤满半裸着身体的小孩，几乎全是女的。她们面有饥色，显得苍白。斯诺知道，这些弱小的女孩子是被人贩子贩到外地去当妓女的，她们的身心将受到摧残。这是斯诺第一次见到西北灾民的惨相，他的心悸动了。在归化城，斯诺深入灾民麇集的崇福寺（即大召）。在那里，他目睹了一群群躺倒待毙的灾民，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人间惨烈的“悲剧”。他的心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愤怒地在《拯救—十五万生灵》中写道：“在绥远城访问时，人间疾苦和迷惘在我内心深处引起的哀伤和压抑是前所未有的。”
上海根本不是中国，大江沿岸和大河沿岸也代表不了中国，让这种情景发展下去，国民党的统治能长治久安吗？斯诺决心不放过这次旅行采访的机会，继续西行，到更边远的农村去。
在离开归化的第二天，斯诺到达萨拉齐（即现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之后，又花几天时间访问了几个边远的小镇。
斯诺看到了一幅幅令人毛骨悚然的图景，一切生长中的东西，仿佛都被新近爆发的火山余烬一扫而光了。树皮剥落殆尽，树木正在枯死。村子里，大多数泥砖房屋已经倒塌。人们把房上的不多几根木料拆下来，胡乱地卖几个钱。
垂死的人奄奄一息地坐在或躺在自己家门口的石阶上。他看到一个全身赤裸、胳膊细得像树枝一样的儿童，由于以树叶和木屑充饥，他的肚皮鼓胀得像一个气球。这个孩子正在那里摇晃着他那倒毙在路上的赤身裸体的父亲。他还看见两个年轻的妇女，她们瘦得像中国肉食店里挂着的腊鸭。她们的肤色一个样，没有衣服可穿。她们的乳房干瘪瘪的，像抽出了东西的纸袋一样垂在胸前。她们昏倒在村里的街道上已经有一些时候了。街上的行人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过，并没有注意她们。
许多儿童长期以野草充饥，显露出饥饿的、浮肿的面孔。
在一些城镇里，一年之内死掉的人口约占全部人口的一半。死人如此之多，只能在城墙外挖一条浅沟掩埋了事，即使这样，要找到有气力挖沟的人也很困难。往往尸首还来不及掩埋就不翼而飞了。有的村子里，公开卖人肉。
但是，这一切还不足以令人吃惊。令人吃惊的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然有一些有钱的人：囤积大米的商人、放高利贷的人和地主。他们由武装警卫保护着，大发横财。更令人吃惊的是，就在这些城市里，官员们还在和歌伎舞女跳舞打牌。成千上万吨小麦和小米无法运给灾民，因为西北的一些军阀扣留了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不放一节往东驶去。
多么惨不忍睹！多么触目惊心！这次西北之行，尤其是萨拉齐对斯诺产生了巨大影响。萨拉齐人民的艰苦，萨拉齐灾难的形象，给斯诺留下了刻骨铭心永不忘怀的印象，以致在若干年之后，他还不断地讲述那里的灾情，描画他记忆犹新的灾民惨象。20几年后，他在《复始之旅》中写道：“我来到戈壁滩南灼热的城镇萨拉齐。在中国西北的这个地方，我目睹了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饥荒，这场饥荒一共吞噬了500万人的生命。这是我一生中的觉醒点。在很长的时间内，我见识过各种战争、贫困、暴力和革命的惨象，但这一情景是最令我震惊的一幕。”
是的，斯诺“觉醒”了。他认为“一个辛勤劳动、与人无犯的诚实好人”被侵害、被摧残以至被灭绝，这太不公正了。他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极大的同情。他深深地问自己“对我来说，中国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不造反？为什么他们不联合成一股大军，攻打那些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却不能让他们吃饱，强占他们土地却不能修复灌溉渠道的恶棍坏蛋？为什么他们不打进大城市里，去抢那些把他们的妻女买去，那些继续摆36道菜的筵席而让诚实人挨饿的流氓无赖？为什么？”
这究竟是为什么？斯诺陷入长久的苦闷和思索之中。
于是，斯诺下定了决心：“我必须为拯救中国做点事情——得赶快做。”
正当斯诺在中国各地采访访问，了解中国情况的时候，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了沈阳事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蒋介石政府顽固地执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命令东北军撤入关内。不到3个月，整个东北沦入敌手，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000万同胞惨遭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和践踏。
为了扩大侵略战果，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发动了对上海的战争。
斯诺，虽然是一位来自第三国度的记者，但由其强烈的正义感所决定，自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之日起，斯诺就同遭受侵略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从“九一八”开始，斯诺就密切注视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局势动向。在一年时间里，他先后到过东北、上海和热河等战事发生地点，现场目击侵略者的罪行。斯诺以大量直接经历的事件为素材，详尽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的真相。
在1933年9月出版的《远东前线》—书中，斯诺以大量的篇幅记述了这场战争。
他揭露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企图吞并中国的帝国主义野心：“早些时候，他们说，为了保卫日本，必须占领朝鲜；昨天他们说，为了保卫关东租借地，必须占领东北；那么明天他们的军事理论将是：为了保卫热河，必须占领华北。”
这是何等美妙的帝国主义逻辑！按此逻辑，英国在印度赢得了帝国；法国攫取了印度支那；下回该瞧日本的了。
在那一群极富侵略性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眼里，中国东北“这一片无边无际、充满浪漫气息的平原显得十分诱人。它过去曾激起多少亚洲征服者的欲望，现在也使大和民族的武士们兴奋不已。他们用的全是现代‘文明’的武器，实际上他们是一个仍然保持半封建结构、留恋军事威力的国家的领导者。”
日本侵略者是惯于寻找借口和搞突然袭击的，“与其说‘沈阳事变’是个开头，倒不如说是在这以前几次战争产生的‘意外’结果，是日本人制造许多‘事件’的最终产物”。
1932年1月28日漆黑的午夜，突然间，日本人用步枪、机关枪袭击虹江路。枪声刚起，斯诺找到沪宁铁路运输经理程宝成，告诉程他从日本舰队司令盐泽的司令部获悉：盐泽正命令日本海军陆战队开进闸北。斯诺要求程赶快把旅客和全部车辆撤走，但程瞻前顾后，没有立即采取措施。斯诺又急忙给上海市吴铁城市长打电话，但线路已被切断。
一二八事变发生当夜，斯诺就给《芝加哥日报》和《纽约太阳报》发出题为《鲜血染红今晚上海街头》的报道。它作为头条新闻刊登在第一版上，这是对当时战争的首次报道。第二天，日军飞机轰炸平民百姓，这是30年代的第一次轰炸，斯诺亲眼目睹了这一景象。当晚，斯诺从火光冲天的城市向外报道：“红色光亮划破星月全无的夜空，怪异的闪光映照着一片混乱和死亡的景象”。
战争期间，斯诺一直在上海，亲眼看见帝国主义要把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10）目睹国民党卖国投降的腐朽面目，目睹了中国军人英勇善战的事迹和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斯诺对中国人民的苦难经历深表同情，哀其不幸；但他更为中国人民终于觉醒而感到慰藉，因为他爱中国人民，爱他们美好的品德、坚强的性格，爱他们勤劳勇敢、热爱和平……他感到应该为中国人民做些什么。正如他1932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它怀有一种热爱之情，同时也深深地为它悲哀。我在这里看到如此深重的灾难与苦痛，它们沉重地触动了我的内心深处，使我感到难过已极，无法控制。在我看来，中国人民的品德是如此美好，性格是如此坚强，我们应尽一切所能来恢复他们对生活的希望与信心”。
斯诺在上海期间还和宋庆龄、鲁迅等进步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斯诺最早是在蒋介石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认识宋庆龄的。以后，在多次的交往中，斯诺感到：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尚未成功的革命”的良知和恒久的核心。她一直忠实着孙中山的事业，为中国的穷苦人民的翻身而斗争。“她把自己和她认为是在被压迫的中国的真正解放力量联系在一起。”
斯诺的判断是正确的。宋庆龄坚信只有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才能使革命取得胜利。自1931年从苏联回国后，她一直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中共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各种方式掩护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疏通中共与各方面的关系。1933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面前，她对斯诺说：“即使日本征服整个中国，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终将胜利，或是现在已经被军阀们丢弃的孙博士的萌芽性的社会主义，或是正在华中发展着的苏维埃制度。”她还对斯诺说，毛泽东是值得“信任的”。
在宋庆龄身上，斯诺看到了中国人的坚韧和独立的性格——爱好和平、反对压迫，这对斯诺产生了很大影响。斯诺后来写道：“多亏早结识了宋庆龄，使我领悟到：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国家，并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国提高到凭其历史和众多人口在世界上应占有的地位。”“宋庆龄通过言传身教消除了我的一些蒙昧无知。通过地，我体验到了中国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
在真诚、频繁的交往中，宋庆龄和斯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2年，斯诺决定和海伦·福斯特（又名尼姆—韦尔斯）结婚。他最先向宋庆龄报喜。宋庆龄为他们举办了丰盛的广东式宴会，并赠给他们一把美国造的银质电咖啡渗滤壶，祝他们爱情幸福、美满。20世纪30年代，宋庆龄经常介绍斯诺“认识一些未来的历史创造者——青年的作家、艺术家和战士”，斯诺则在他们身上学习到了很多东西。1936年，斯诺出版了他选译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在卷首，斯诺写了一段十分感人的献词：
献给s.c L[宋庆龄］，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她的精神的美，是活的中国最卓越而辉煌的象征。
同年，正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来到陕北苏区，此后写成了举世闻名的《西行漫记》。
斯诺在探索中国社会变化的过程中，迫切想通过了解中国现代文化艺术对社会变动的反映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来把握这一变动的脉络。正如他自己所说：“任何人在中国不需要呆多久就体会到他是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这个环境为富有活力的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世界上最古老的、从未间断过的文化解体了，这个国家对内对外的斗争迫使它在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来代替。千百年来视为正统的、正常的、天经地义的概念、事物和制度，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从而使一系列旧的信仰遭到摒弃，而新的领域在时间、空间方面开拓出来了。到处都沸腾着那种健康的骚动，孕育着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萌芽。它将使亚洲东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面貌大为改观。在中国这个广大的竞技场上，有的是冲突、对比和重新估价。今天，生活的浪涛正在汹涌澎湃，这里的变革所创造的气氛使大地空前地肥沃。在伟大艺术的母胎里，新的生命在蠕动。”
斯诺首先注意到鲁迅，因为他知道，正是鲁迅、胡适和陈独秀发起了文学革命运动，“这场运动确立了白话文在全国的地位——这是一场文化革命，其重要性不在推翻清王朝的政治革命之下”。“鲁迅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作家。”20世纪30年代，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已深负盛名，又是“中国左翼作家和艺术家的勇敢领袖”。斯诺找到姚莘农和他合作翻译鲁迅的名作《阿Q正传》。
斯诺的编译计划以及他和姚莘农翻译鲁迅著作的行动，得到鲁迅的热情支持。1932年11月，因涉及版权及有关翻译中的疑难问题，姚曾致函鲁迅，请求给予“翻译的特权”，并请教有关问题。鲁迅在内山书店约见姚莘农，解答了《呐喊》里某些作品中较费解处一一诸如“三百大钱九二串”和“猹”之类问题。由此，姚就认识了鲁迅，并逐渐成为知己。
通过姚莘农的联系，斯诺在1932年末首次和鲁迅见面。身材不高、肤色浅黑、目光炯炯、眉毛潮润的鲁迅以他特有的神采给斯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斯诺写道：“与鲁迅初次见面时，我所看见的是两双非凡的中国人的眼睛。那另一双的主人便是设计打字机键盘、编撰中国式的美国俏皮话的年轻人，中国最有风趣、最活泼的编辑。我指的是林语堂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正如林语堂的眼睛像他那独特的散文一样闪亮，鲁迅那双伟大的眼睛，却以其炽灼而感人……这是一双机警、亲切、炯炯有神的眼睛，既富有感情却又卓具理智。这双眼睛似乎能洞察你的肺腑，所以，几乎在你提出，话音未落之前，鲁迅已经用从容不迫，很有韵味的声音回答了。”
他们三人一见如故，谈笑风生。斯诺向鲁迅请教了一些作品的写作背景和创作意图。
以后，斯诺与鲁迅多次倾心亲切交谈。鲁迅帮助斯诺在纷繁迷离的文学现象中，正确把握了中国文学运动的主流及其发展方向，寻找到了“正在改造着中国人民思想的那种精神、物质和文化的力量”。同时，鲁迅也使斯诺懂得了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及不可避免的缺陷，由此醒悟到中国在政治上不能发展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因。
斯诺基本上按照鲁迅的教导选编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着重编译那些“孕育着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芽”的作品。
斯诺在鲁迅身上看到了一个真正的觉醒者，骨子里充满着青春骚动的觉醒者，听到了民族觉醒的声音，发自肺腑的打破旧世界的呐喊，那呐喊声已经震动了十里洋场和紫禁城。斯诺由衷地感谢鲁迅对他的帮助和影响。他说：“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优秀者之一”。
1933年2月，斯诺移居北京。一到北京，斯诺夫妇就被这个“亚洲无与伦比的、最雄伟”的都市吸引着。以后五年，他们就一直住在北京。斯诺在北京期间，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重大事件。在德国，1933年1月，兴登堡任命纳粹头目希特勒为总理，法西斯分子在德国掌权。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早已完成了法西斯夺权斗争，1935年，悍然出兵埃塞俄比亚。在日本，对外侵略和国内法西斯化同时推进。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者挟持溥仪建立“满洲国”。接着把矛头指向华北，1933年1月，日军侵占热河全省和察哈尔北部。3月，又占领长城各口，包围平津。5月占领冀东，平津危急。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蒋介石政府继续执行其“不抵抗”政策，依靠国联，寻求妥协。但这并没有阻止日本军向前推进。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甘于屈服，而把大量的财政预算用来发动对中共和苏区的一次比一次更残酷的“围剿”，最后迫使中共和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这样还不够，蒋介石还效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实行一党专政，严厉镇压日益高涨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逮捕、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实行白色恐怖。
所有这一切，都显示着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征兆。对此，斯诺感到，表面平静的北京正酝酿着一场大战和革命。妻子尼姆也有同感，她觉得“1935年底，中国死气沉沉到了极点，这是一个虽生犹死的时刻”。她感到窒息，“仿佛空气已经腐朽，充满了一氧化碳和腐烂植物散发出的沼气”，引火即燃。
斯诺夫妇很爱北京，就像爱一位可爱的姑娘一样。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北京就要沦于日本侵略者之手。在东北、上海，他们已经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剧。只要进了北京，他们肯定肆无忌惮地蹂躏这位“可爱的姑娘”。斯诺暗下决心：决不能袖手旁观。尼姆也“不想让北京成为战场并被荡平”，不愿意“当日本人占领北京时，这座城市却‘令人震惊的缄默无声……心灰意冷，肢体冰凉……无边无际的壁垒高筑的城市——城市铁门又深又厚，塔楼上雉堞相连……至少要有被忘却的雄鬼在夜风中发出呜咽悲鸣’”。
1934年1月，斯诺应邀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据1934年2月13日《燕京大学校刊》载：2月9日，燕大教职员交际委员会欢迎本学期新到教员，在临湖轩设茗招待新闻系和社会系教员。新闻系新到教员中有“雪思诺（Edgar.Snow），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雪思诺”就是斯诺。
由于在燕大任教，斯诺把家从城里搬到海淀军机处八号。这座中西合壁式的房子在燕大校园南面，宽敞的庭院里有果树、竹子，还有一个小型游泳池。房屋建在高地，因此，透过居室明亮的玻璃窗，可以眺望到颐和园、玉泉山。同时，斯诺在这里还有充分的机会接触大学生们，这是他非常希望的。因而，斯诺非常喜欢这个住宅。
斯诺天生一副顽皮的笑脸，亲切好奇的眼睛。他为人正直、谦虚，富有正义感。他们夫妇都深切关注着中国的命运。海伦说：“当时我们认为我们同中国青年是一类人，我们站在爱国青年一边。”广大爱国青年知道斯诺夫妇关心中国、热爱中国，对中国进步青年充满希望，而不是像某些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因而也乐于和他们交往。当时燕大进步学生组织负责人陈翰伯回忆说“他（指斯诺）是我们很难遇到的一位真诚朋友”，“我们是师生，又是朋友，是可以相互交心的朋友”。
当时，国民党政府疯狂推行法西斯主义和独裁统治，实行文化“围剿”和新闻封锁。鲁迅、托尔斯泰的书被查禁，关于共产主义的书就不用说了，甚至像萧伯纳、德莱塞等西方自由资产阶级的书亦在禁书目录里；一天比一天紧张的华北局势在国内报刊上一字不提。国民党特务还威胁在国外报刊上透露一点点有关这方面消息的西方新闻记者。斯诺利用自己的特殊条件收藏了大批被国民党定为“禁书”的进步书籍，斯诺也比青年学生知道更多关于世界局势和中国问题的消息。当时一些学生领袖经常到斯诺家中看书、讨论问题。其中，中共北平市委的负责人黄敬和燕大学生领袖龚澎、黄华、姚依林、龚普生、陈翰伯是斯诺家的常客。他们看到了苏联的一些小说和反映中国红军生活的小册子，特别是史沫特莱著的《中国红军在行进》一书被学生们争相传阅。学生们称斯诺家是个“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窗口”。
1935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侵华活动，国民党继续卖国投降，派亲日派头子何应钦和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11月，在日本的强压下，国民党政府下令取缔一切抗日团体。制造“沈阳事件”的主谋土肥原还纠集、雇佣一批职业哭丧人、龟鸨、鸦片鬼和清朝遗老，擎着要求华北“独立”的标语牌，在北京和天津的街上游行。外面传说华北地区军政负责人宋哲元已准备向日本人屈服。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国危急！北平已经放不下一张平稳的课桌了，广大爱国青年骚动起来。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张兆麟哭着去找斯诺，王汝梅（即黄华）、陈翰伯也来了。他们请求斯诺帮助在国外报纸上发一篇学生致蒋介石的请愿书，斯诺和尼姆都爽快地答应了。斯诺还答应发动其他记者去现场采访，并予以详细报道。
12月8日夜，斯诺和尼姆连夜抄写学生们所提供的译文，以便第二天供外国报纸发表。
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精心组织和领导下，一二九运动爆发了。当天，斯诺和尼姆老早就起来了，约上好几位外国记者跟学生一起游行。在游行的过程中，斯诺夫妇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每当警察要打学生或抓学生时，外国记者们就冲上前去拍照，吓得警察们也不敢轻易动手。后来，消防队倾巢出动，用水龙向示威者喷射，尼姆为救护一个学生被警察的水龙弄湿了衣服。在寒冷的天气里，尼姆的衣服很快冻冰了，然而她没有退却，继续拍照。斯诺向士兵们宣传说：学生们为了不当亡国奴而上街示威，你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他们？斯诺夫妇一直走在游行队伍里，直到学生们进入天安门广场。
回家后，斯诺夫妇立即赶写新闻报道，晚上，他就给纽约《太阳报》发了独家电讯。陈翰伯说：“从12月9日到次年1月，斯诺先生的照相机和打字机实在忙得一点空闲也没有。这次震动全国的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在国内报纸上未曾登出过一个字，而远在西半球的《太阳报》却发表了详细而且翔实的长篇电报，那里面为我们保存了很多史料。这是斯诺先生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一个贡献。”
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6月，斯诺夫妇差不多把时间和精力全部用在支持学运上。由于中国报纸不许登有关学生运动的消息，他们尽量利用外国报刊、记者来宣传学运。“中国学生也不断地向我们打听消息。我们成了新闻中心。”1979年，尼姆对萧乾这样说。“我们是以个人身份协助中国打一场反法西斯战争。”后来，尼姆根据在学运中的亲身经历，写成了《一九三五——一三六年的中国学生运动纪实》一书。
当斯诺正在苦苦地寻找着活的中国的心脏和头脑的时候，在1935年底至1936年初冰封雪飘、寒凝大地的古城北京，他有机会亲身投入沸腾着热血的青年们的伟大斗争中。年轻的战士们为了祖国和民族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壮举使斯诺受到从未有过的、活生生的教育。他满怀激情地说，在一二九运动中，“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表现出的集体的政治勇气”。这种宝贵的政治勇气使斯诺懂得，“历史确定是可以被扭转的”。不是吗？一二九运动使国民党和东京方面的阴谋流产了，土肥原被召回国了，日本外务省和陆军省发表否认用武力并吞华北意图的声明，张学良将军欢迎学生到他的部队里做宣传鼓动工作。由此，斯诺由衷地称赞：“青年爱国者们对国家和人民尽了最大职责，今天全世界都视他们为英雄。”。
更为重要的是，斯诺后来说，一二九运动的“经历教育了我，使我懂得在革命的所有起因中，知识青年完全丧失对一个政权的信心，是促成革命的一个要索。对于这个现象，学究式的历史学家往往是漫不经心的。蒋介石的国民党成了悲观、停滞和镇压的象征，把许多爱国的男女青年赶到作为中国最后希望的红旗下去”。时隔半年，斯诺就毅然决心踏着燕京大学学生们的足迹，来到“作为中国最后希望的红旗下”。在那里，他发现：“红星将照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