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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唐家圫的外婆家渡过的。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全家大小20余口人，生活也比较富裕。在一大群孙男孙女中，多了个“根基不稳”的小外孙，外婆自然是对他格外宠爱。毛泽东在这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群体生活，同表兄弟姐妹们一块嬉戏，一道去放牛、打猪草等。从6岁开始，他就来到田里帮助劳动。
1902年，毛泽东9岁了。父亲把他从唐家圫接回来，送到离家不到200米的南岸私塾读书，受启蒙教育。塾师邹春培，50多岁。刚入私塾那天，塾师把毛泽东引到私塾东墙下放神龛的地方，说：“这是孔夫子的神位，从今天起，你每天早晨进来，都要对神龛作揖，以后，你就会文思发达，连中三元。”毛泽东马上恭恭敬敬地作揖行礼。邹先生见状，高兴地对毛顺生说，令郎有朝一日，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毛顺生则有自己的打算：种田人家的子弟，不希罕功名利禄，只要算得几笔数，记得几笔帐，写得几句来往信札，就要得了。很明显，毛顺生是想要把儿子培养成为能够继承家业的人。
“人之初，性本善……”毛泽东同旧时所有私塾学生一样，先是从《三字经》读起，接着点读《论语》、《孟子》、《诗经》等。毛泽东天资聪明，读书很用心，塾师教过的书，他都能背得。由于他自己学会了使用《康熙字典》，一些先生没有点的书，他也能读懂。在学习上，他不需要先生太劳神，因此，大家都叫他“省先生”。
毛泽东在读书上不用父亲操心，但是他常常做出一些“离经叛道”的事，却使父亲大伤脑筋。有一个炎热的中午，塾师邹春培外出，让塾生们在课堂上温习功课。书读完后，毛泽东就提议大家去池塘游泳。塾师回来见学生们赤身露体游泳，以为不雅，便要在课堂上惩戒他们。毛泽东拿来《论语》，引用上面的话说，孔夫子是赞成到河里洗冷水澡的。老先生听了，感到下不了台，气着来到上屋场，向毛泽东的父亲告状。毛家的家教历来很严，父亲听说儿子带头闹学，同先生顶嘴，格外恼火。他立刻跑到南岸私塾，见到儿子就打。毛泽东急忙躲避，夺路而逃。毛泽东心里明白，这时候回到家，肯定要挨一顿死打，恐怕连母亲也劝解不住。所以，他决定暂不回家，去县城。这时的毛泽东还不到10岁，他在山里转了3天，也没走出韶山冲，实际只离家8里远。父亲托人四处寻找，才在山里把他找回来。后来毛泽东回忆这件事说：“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斯诺·西行漫记》）
毛泽东反对父亲的刻薄、自私和专横，一有争端，总是公开辩驳。比如，父亲常无理地责骂他“不孝”和“懒惰”，他则常常据理反驳：他引用经书上的话说，“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年纪大的人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等我到了你那年纪，会比你勤快得多。
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父子俩又吵了起来，父亲骂他懒而无用。毛泽东被激怒了，离家而走。母亲追来劝他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令他回去。这时，他就跑到一个池塘边，恫吓父亲：“如果你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和解，各自提出了“条件”。父亲坚持要他磕头认错，他则表示，如果答应不再打他，可以跪一条腿磕头。这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毛泽东从这件事认识到，在压力面前决不能示弱，要公开反抗。
1904年秋，毛泽东转学到关公桥私塾，塾师毛咏生。1905年春，又就读于桥头湾、钟家湾私塾，塾师周少希。1906年秋，又到井里湾私塾就读，塾师毛宇居。在井里湾私塾，毛泽东继续读四书五经，并开始练习书法。毛泽东在这里读的是《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书籍，但是他不喜欢读这些书，而是喜欢读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他曾背着老师读过《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当时的塾师毛宇居回忆说：“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因此，他（毛泽东）总是偷着看，见我来了，就把正书放在上面。后来被我发觉了，就故意多点书，叫他背，但他都背得出来。”（《韶山老人座谈会纪要》）后来，毛泽东回忆自己喜欢读中国古典小说，认为这些书对自己影响很大。
1907年至1908年，毛泽东停学在家务农，白天同成年人一样在田间劳动，学会了扶犁、掌耙、扬谷、下种等农活，晚上则替父亲记帐。但是，毛泽东的兴趣并不在这里。晚上他很快地记完帐后，就躲进自己的卧室，点起桐油灯，读起书来。父母住在隔壁，总是催他早点睡，第二天早上好做工去。毛泽东听到催促声，便用布遮住灯光，继续看着，并且常常读到深夜。精明的父亲很快就看出了他的把戏，反对道：你这样一夜熬掉了多少桐油，一个月下来就是几百文钱，这样下去，还了得？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能找到的一切书籍。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小说里有一点很特别，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毛泽东对此困惑不解，询问了许多人也都回答不出来。后来，他分析了小说的内容，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他读完在韶山所能借到的书，还跑到唐家圫，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了一些书来读。其中有一本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这是毛泽东非常喜欢的一本书。作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书中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主张。这一时期，他还读了另一位改良主义者冯桂芬著的《校邠庐抗议》，此书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表示了不满，并提出了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这些书，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激起了他要恢复学业的愿望。但是，父亲对儿子读这类书和小说是不赞成的，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儿子读一些象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有一次因为山林纠纷，他与人打了一场官司，对方本来是没有理由的，但由于人家知书识墨，在大堂上引经据典，把无理说成了有理，而他自己则有理说不清，一片山地就这样被人家占了去。因此，父亲希望儿子能熟读经书，以后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后来，毛泽东继续求学能够得到父亲的同意和支持，这也是一个原因。
1909年秋，毛泽东复学，就读于韶山乌龟井私塾，塾师毛岱钟（即毛简臣），毕业于法政学堂，以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1910年春，毛泽东又来到韶山东茅塘毛麓钟家里读书，毛麓钟是韶山冲唯一的秀才，曾在蔡锷部下供过职。在这里，毛泽东选读了《纲鉴类綦》、《史记》、《日知录》等古籍，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这期间，韶山冲清溪李家屋场从外地回来一位维新派教师李漱清，他常给韶山冲里的人们讲述外地的一些见闻和维新的故事。他主张反对佛教，提出“弃庙兴学”，要把柯堂和寺庙的田产拿出来办学堂，而这种学堂不再是过去的那种私塾，不拜孔夫子，不读四书五经，而是学一些新的科学知识。韶山冲里的人们对李漱清的言论议论纷纷，很少有人支持他。毛泽东则是赞成他的主张，并拜他为师，向他问学求教，还经常去找他谈心，了解外面的新鲜事情。他们成了好朋友。
这期间，湖南长沙发生的一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0年4月，湖南闹粮荒，长沙饥民成群结队到湖南巡抚衙门请愿，要求救济，平价粜米，可得到的却是巡抚的无理答复。饥民们被激怒了，他们冲进衙门，砍断旗杆，赶走了巡抚。饥民的暴动最后遭到了横蛮的镇压，许多人被捕杀。这件事传到韶山后，毛泽东和同学们议论了许多天，他把这件事同韶山人们的生活联系起来，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象我们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因此，对惨遭镇压的饥民们深感不平。毛泽东后来回忆起这件事，认为这件事情影响了他的一生。
一些进步书籍和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对刚刚步入青年的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特别是他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这本小册子开头一句是：“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书中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这使毛泽东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就在这时，父亲为了使儿子走上一条兴业传家之路，决定要送毛泽东去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毛泽东对父亲的决定起初也没有反对，觉得当学徒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当他听说湘乡有个非常新式的学堂后，就决心不顾父亲的反对，要到那里去就学。他同母亲商定，邀请了舅舅、表兄和同族长老及老师来家相劝，有的告诉父亲，去那里学习，可以增加赚钱的本领。父亲终于改变了主意。
1910年秋，毛泽东走出韶山，来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所学堂，当时实行“新法教育”，除教经书外，还教授西方“新学”的自然科学和其他新学科。毛泽东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学习很有长进，写得一手好文章，受到校长和教员们特别是国文教员的喜欢。他写的《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全校有名。当初毛泽东投考东山高等小学堂时，在试题《言志》的作文中，抒发了自己求学救国的志愿，受到校长李元甫的赞赏，说：“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才！”
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期间，毛泽东经常到学堂的藏书楼借阅中外历史、地理书籍，了解到中国古代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等的事迹，对他们表示仰慕。他从一本世界英杰传里，读到了拿破仑、叶卡特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事迹，对他们的历史功绩深表钦佩，盼望中国也有类似的人物出现，以拯救民族危亡。他曾对同学萧子升（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的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
在这里，毛泽东还读了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的关于康梁变法的书报，并且很喜欢这些书报。他反复阅读，有的可以背诵出来。他崇拜康有为、梁启超。他在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中连载的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文时，写了一些批语。对该文“论国家思想”一节所写的批语，说到两种君主制国家：“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这时期，毛泽东并不反对君主制度，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只是需要由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的维新派帮助他变法改革。
1911年春，经东山高等小学堂的老师推荐，毛泽东第一次来到省城长沙，考入驻省湘乡中学。在这次离开家乡时，他抄写了一首诗赠给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是根据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的诗略加修改而成。毛泽东把原诗中的“男儿”改成了“孩儿”，将“死不还”改成了“誓不还”。诗中表达了毛泽东一心向学、志在四方的抱负和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