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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然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却执行独裁、内战、卖国的方针，依靠美国的支持，疯狂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但与此同时，蒋介石又玩弄“和平”阴谋，发动了同共产党和平谈判的政治攻势。
这一方面是由于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力量日益强大，建立了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等19个解放区，并拥有100多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敌我力量出现了某种暂时的平衡，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有一定的困难；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反战情绪甚高，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意愿，坚决反对内战。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文和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写的给蒋介石的两封电报，有力地揭露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及要求国民党政府采取的克服内战危险的六项紧急措施，其中包括承认解放区的人民政府和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本投降的地区、严惩汉奸、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结束训政等内容。民主党派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强烈要求和平，反对内战。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一文中，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方针，并提出了十项主张。其他民主党派和各界知名人士也纷纷发表谈话、宣言，强烈要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上一些盟国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战后苏联表示它不会成为阻挠中国统一的因素，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美国则迫于世界人民的压力，也希望蒋介石和共产党谈判，企图用“和平协商”的方式遏制共产党的发展，实现中国的“统一”。
另一方面是由于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将其主力部队调往西南、西北，不可能在短期内运往各内地战场，战略态势于国民党十分不利。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部署内战，欺骗人民群众，在美国的授意下和政学系的建议下，在依靠美国积极备战的同时，装出“和平”姿态，打出“和平”招牌，演出了一场假和平、真备战的闹剧。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致电毛泽东，邀请他到重庆商讨国家大计。毛泽东于16日作了答复：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日午有一电给您，除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与你会见的问题。8月20日，蒋介石再次电邀毛泽东赴渝，23日又第三次电邀毛泽东，声称：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才能迅速解决。此时蒋介石的阴谋是：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就可以宣布共产党拒绝和平，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去了，他就通过谈判对共产党施加压力，诱骗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同时借此时机，部署内战，取得准备全面内战的时间。与此同时，斯大林子8月16日、18日两次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和平解决国内争端，要毛泽东赴渝同蒋介石谈判，否则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是十分清楚的。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国共谈判问题。会议认真讨论了国际国内形势，认为一场严重的内战是不可避免的，我党必须做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军事上的准备。战后人民迫切要求和平、休养生息，应当在不放松武装自卫准备的前提下，力争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建设时期，尽可能用和平的方法改造中国社会，或者通过谈判，延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时间。如果不能实现和平，也可通过谈判，教育人民，争取中间势力，使全国人民认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赴渝，尔后毛泽东再去。24日，毛泽东电复蒋介石：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会后中共中央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全民族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解放区军民闻知毛泽东将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都非常担心。重庆是国民党统治的窝巢，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同时，蒋介石是一个反复无常、极其阴险的阴谋家，人们对他扣押张学良，软禁胡汉民等记忆犹新。许多人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关心，对毛泽东的安全问题忧虑重重，要求让蒋介石到延安谈判，有些根据地甚至发来电报劝毛泽东不要去重庆。就在毛泽东去重庆前，吴玉章还转达范文澜夫妇的意见，劝他不要去重庆。毛泽东知道后对吴老说：“谢谢他们的好意，我注意点好了！”
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会议，毛泽东就自己赴重庆谈判的重要性和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方案作了报告。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认为蒋介石电邀他到重庆谈判不在于诱捕他，其目的是利用和谈，争取备战时间，推卸战争责任。同时，到重庆谈判可以彻底戳穿国民党诬蔑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谎言，教育和团结全国人民。同日，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
为了使全党同志了解这次谈判的意义和方针。8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指出：“日寇迅速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败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通知》还对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解放区的斗争作了原则性的指示，告诫那里的同志“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
为了保障毛泽东等的安全，中共中央给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发去一封电报，要他派出专机，并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同机前往延安迎接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26日，蒋介石致电毛泽东，表示对毛泽东等赴重庆“至为欣慰”，并告知赫尔利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将前往延安迎接。第二天，赫尔利、张治中飞往延安，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到延安机场热情迎接。
为了争取人民所需要的和平与民主，毛泽东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8月28日上午，他含笑与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与赫尔利、张治中同机飞往重庆。下午3时45分，专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降落。到机场欢迎的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民主党派领导人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等，中共八路军办事处、重庆《新华日报》的负责人与工作人员及中外记者等。舱门打开后，毛泽东第一个走下飞机，他头戴灰色盔式帽，身穿合体的中山装，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重庆各界人士一齐拥了上去，有的提问题，有的报姓名。毛泽东同赫尔利等拍完新闻电影及照片后，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谈话，再一次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新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实现全国之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下午5时，毛泽东等抵达八路军办事处（红岩村），参加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等举办的欢迎会。晚8时，蒋介石在林园设宴招待毛泽东等，第二天，蒋介石又拜会了毛泽东等，宣布了和谈代表团名单。
毛泽东抵达重庆，不仅轰动了山城，而且轰动了整个国统区，使国统区人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重庆、成都、昆明、西安等地的报纸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热烈赞扬毛泽东的重庆之行，其中成都《华西晚报》明确指出：“毛泽东重庆之行，将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致电毛泽东、蒋介石，认为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不惟国人倾耳，静待好音。即盟邦友好莫不期待中国内部问题有一圆满适当之解决”。毛泽东到重庆的当晚，《新华日报》就收到一封由许多人签名的写给毛泽东的致敬信，说：“你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蔑完全粉碎了，这证明中国共产党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希望谈判成功”。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即兴赋诗，称颂毛泽东为“弥天大勇”。中外舆论一致称颂毛泽东“一身系天下之安危”。
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赴重庆谈判，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正如国民党《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所说，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共产党拒绝和谈，我们更有文章可做。在毛泽东抵渝三个小时前，蒋介石才召集要员商讨对策，准备同共产党进行谈判。但是，蒋介石是有既定方针的。一、政治与军事问题整个解决，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放宽，而对军事则严格统一，不稍迁就；二、不得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上为中心。因此，谈判一开始就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但是由于毛泽东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并制定了正确的策略，在谈判一开始就赢得了主动权。
29日，毛泽东等和蒋介石等开始进行谈判。蒋介石在会谈中提出了中国没有“内战”的谬论，企图从根本上否定谈判的必要性。对此，毛泽东当即发表了长篇讲话，列举了十年内战期间及抗战以来的大量事实，指出，“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而揭穿了蒋介石妄图在没有内战的烟幕下，积极准备内战的阴谋。同时表示只要国民党当局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谈判。由于蒋介石对谈判未做准备，拿不出任何具体的方案，因此，谈判的一切提案均由中共提出。9月2日，毛泽东对国共两党谈判提出了八项原则性意见：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受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48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同日，毛泽东会见了蒋介石等，就军队、解放区、国民大会等问题交换了意见。第二天，周恩来、王若飞等将中共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共11项交付国民党代表转交蒋介石。
4日，毛泽东再次会见了蒋介石，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同日，蒋介石拟定了《对中共谈判的要点》，借口“统一军令”、“统一政令”，妄图使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根据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中国要和平，第二中国要民主”的基本原则，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开始了艰难的谈判。双方争执最为激烈的是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不损害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作了必要的让步，同意将军队整编为24个师或20个师，在坚决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的原则下，决定退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8个解放区，并将军队撤到长江以北。12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等会见蒋介石，商谈了军队整编数目，但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3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首次招待外国记者，对于国民党勾结日伪军打内战的行动作了揭露，严正指出：全国人民希望和平，我到重庆来尽一切努力以达到和平。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会谈有良好的结果，使中国能由抗战转到和平建设的时期。共产党竭力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冲突，自许多地区后撤，避免冲突的危险，但将继续与伪军作战，因为敌伪军依然攻击我军，并重占许多城市。17日，毛泽东又一次会见蒋介石、赫尔利，商讨了军事问题，毛泽东断然拒绝交出解放区。从10日至21日，国共双方进行了6次谈判，由于蒋介石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府，致使谈判暂时停顿下来。
国民党蒋介石在谈判桌上未能达到吃掉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目的，就策划内战阴谋，以此向中共施加压力。就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何应钦就密令国民党各战区重印蒋介石1933年编写的所谓《剿匪手册》。9月17日，蒋介石又亲自下令送发，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反共内战动员。9月中旬，蒋介石调集傅作义的部队进攻察绥解放区，逼近张家口；指使阎锡山的军队进犯上党地区。9月12日，又命令胡宗南、孙连仲在郑州、洛阳、新乡等地集中了20万的兵力，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同时，赫尔利无端指责中国共产党企图解决很多具体问题，致使谈判停滞不前。此时，毛泽东认真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认为应当向全国人民说明谈判陷于僵局的真相，并明确表示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来办。21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各党派、文化界、新闻界等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说明了谈判停顿的原因。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代表不得不根据蒋介石的授意主动提出恢复谈判。
为了配合重庆谈判，《新华日报》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27日刊出了毛泽东的答记者问。毛泽东指出：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不需要其他方针，因此内战必须坚决避免。他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并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情况，即现有120万党员，军队在120万人以上，民兵在220万人以上。同时，他明确宣布：我对谈判结果，充满信心，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都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为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决定作重要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
为了向各界阐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毛泽东广泛会见了各界人士，发展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多次会见了宋庆龄，对她忠诚不渝地信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对她同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不懈斗争，对她的不计个人安危，献身国家民族的高贵的革命气节表示敬意。宋庆龄赞扬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业绩，表达了争民主、争和平、反独裁、反内战的立场。9月7日，毛泽东会见冯玉祥，对他投身于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行为表示赞许，并希望他继续与共产党合作。冯玉祥则称颂毛泽东的到来象征团结，称颂共产党的主张保障了中国的和平，是喜事临门。此外，毛泽东还会见了陈立夫、戴季陶、孙科、何应钦等，向他们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对国民党的政策进行了批评。毛泽东在会见陈立夫时说，十年内战，共产党没有被消灭，反而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我们就象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六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毛泽东的诚恳态度，使陈立夫不得不表示对这次国共谈判“尽力效力”。
在谈判期间，毛泽东还会见了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爱国人士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柳亚子、王昆仑、张申府等，听取他们对时局的意见，对他们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表示支持，向他们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毛泽东谈笑风生，旁征博引，妙语连珠，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此外，毛泽东还会见了妇女、青年、文化界、民族工商业界的代表。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接见英、美、法等国的大使和许多外国记者，会见美国航空队队员、日本反战进步作家鹿地亘，对他们在八年抗战期间给予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解放区的种种援助，表示诚挚的感谢，并向他们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
重庆虽然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但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气概，同国民党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同时紧紧抓住接触群众的机会。毛泽东原打算在重庆谈判一两个星期，由于国民党对谈判毫无诚意，时间拖了40多天，此间，许多友好人士担心他的安全，对他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劝他早日离渝。为了争取民主、和平和团结，毛泽东不计个人安危，镇静自如，更广泛地接触群众。9月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参加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盛大宴会，毛泽东自始至终成为与会者的注目的中心。很多大革命时期的老朋友拉着他的手说：“你来了，中国就有希望了。”无数工人、市民、学生拥上街头，争睹毛泽东的奕奕风采。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与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以及外国朋友的广泛接触和所做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重庆谈判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使各民主党派等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从而形成了一股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舆论力量，使国民党在政治上更加孤立。
蒋介石一面在谈判桌上虚以委蛇，另一方面则不断对解放区发动进攻，因此，谈判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边谈边打的过程。毛泽东不仅在谈判桌上同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还领导解放区人民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1945年9月10日，进攻张家口的傅作义部队被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军民击退。9月13日，毛泽东批准了刘伯承、邓小平提出的上党战役计划。从9月10日至10月12日，刘伯承、邓小平等率部队歼灭国民党3个军13个师共3.5万人，俘敌副总指挥胡三余等27名将官，攻占了上党。人民军队在军事上的胜利，尤其是上党战役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妄图用军事冒险来扭转政治局势的阴谋，从而有力地支援了重庆谈判。
全国人民对谈判的进展极为关心，为此中共方面起草了会谈纪要，国共双方进行了商讨。10月8日，毛泽东提出近日内返回延安，并被重庆各报刊作为重要新闻刊登出来。当晚，张治中举行五百多人参加的盛大宴会，热情欢送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毛泽东在宴会上发表了演说，指出，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商谈是在友好空气中进行的，没有得到协商的问题，相约继续由商谈来解决，而不是用其他的方法解决。国共两党与各党各派团结一致，不管困难有多大，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在彻底实现三民主义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当晚，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在红岩村附近遇难，许多人劝毛泽东暂住桂园，当晚不要回红岩村。毛泽东泰然自如，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毅然返回红岩村。次日，毛泽东等会见了蒋介石。宋子文、张群等，商讨了国共合作问题，此时蒋介石仍不死心，继续要求中共交出军队与政权，毛泽东当即予以拒绝。
经过43天艰难曲折的尖锐斗争和工作，1945年10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代表双方在桂园签署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虽表面上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权利，同意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但在解放区和军队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双十协定10月12日正式公布，它的签订击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让广大人民了解了谈判的真相，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权，标志着中国革命的一大成功。
10月10日下午4时，蒋介石会见毛泽东，为毛泽东等送行。当日晚，毛泽东下榻于蒋介石官邸。11日上午9时45分，毛泽东等在张治中陪同下飞往延安，下午1时抵达，受到林伯渠、李鼎铭等和两万余名群众的欢迎。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了演讲，指出虽然前面还有困难，但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毛泽东报告了重庆谈判情况。会议同意国共谈判纪要。
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著名的报告《关于重庆谈判》，阐明了进行谈判的必要性。“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总结了重庆谈判的经验，指出我党的方针是针锋相对，以谈对谈，以打对打，“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分析了我党作出一些让步的原因。“让出这八块地方非常可惜，但是以让出为好”，因为“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指明了谈判之后的形势和我党的任务。“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我们要坚持双十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阐明了这次谈判的意义。“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最后，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加倍努力工作，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