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纸上的中国诗歌与非纸上的动静

梁平

2012年底，莫言首摘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几乎成为整个中国文学的话题。其实这再正常不过的了，因为这是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太久的期待。这使我想起曾经在国内几度自己折腾出来的“诺贝尔诗歌预备奖”，也一样颁奖、领奖，明明知道是一件可乐的事，明明知道不靠谱，我没有搞懂的是，为什么也有很优秀的诗人掺和进去，还煞有介事。相比之下，我只能说，诗人应该多一点小说家的沉稳与淡定。

又是一年了，中国诗歌被说了很多年的喧嚣、浮躁，从一开始我就不赞同这样的说法。这个喧嚣与浮躁可以简单归结为一个字：闹。其实是，诗歌就喜欢闹出个动静。闹是诗人的天性，也是诗歌更加看重传播的特点，只要是别闹得太不靠谱就行。

2012年，首先得说诗歌对抄袭者说不。一位已经有一定影响的80后诗人被揭发所发表诗歌几乎都源于抄袭，并且一一列表对应，证据确凿。此事一经披露，立即轩然大波，并引发了对诗人道德品质的讨论。欣慰的是，这样的讨论不仅仅是明辨了是非，而且在讨论中，我们看到了诗人内心的善良与柔软。因为抄袭者的年少，大家没有更多地穷追猛打，置其于死地，而是“治病救人”，在更为宽广的范围考量诗人道德是否偏移，倡导自律与他律并重，呼吁齐心协力不断清扫漫漫道路上的浊渍，给自己和诗歌开辟最纯粹的心路。

2012年，纸上的中国诗歌与非纸上的动静都可称作绚丽多姿，可圈可点。作为一个杂志的诗歌编辑，我一年的阅读量即使被动也得读个上万首。总的印象仍然是很乐观的，诗人对诗歌的深度思考和创作都呈现出一种正能量，一些好诗无法拒绝地留在记忆里了。

这得首先提到安徽诗人陈先发的《养鹤问题》，诗人以一只虚构的“鹤”与诗的比对，对当下诗歌创作、诗人内心的纠结与困惑发出深度诘问。多年来填充在诗歌里那么多的哭，“当它哭着东，也哭着西/哭着迷失政治，也哭着街头政治”，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时代赋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批判”？诗歌需要纯净，需要包含拒绝，需要像鹤一样“敛起翅膀”，从而生长出“更合理的体形”。那种为表现而表现的所谓“哭”，也是另外一种形式上的装神弄鬼，应该终结了。诗人在诘问中为自己找到了一条路径，就是从浴室里出来，净身以后，“披着纯白的浴衣/大踏步地赶至旁观者的位置。”旁观者清，只有这样，诗人与诗歌才能真正有自己的纯净。当然，如果我们对这首诗的解读仅限于这样一个层面，那就显然上了当。这更是一首具有大容量、大思考的诗，这首诗更深层次的诘问，抑或更在于我们每个人无法回避的生命与人生。诗人凭借一只似是而非的鹤，凭借实际很小众的“诗歌”，诘问到一个更深的话题，一个人的生命究竟有没有？一个人究竟有没有人生的纯净？我们该怎样去保持一种人生的纯净？答案在每个人那里，选择也在每个人那里。山东的轩辕轼轲是个有特质的诗人，机智、尖锐与反讽已成为他的一个标志，生猛与粗暴也是他经常披挂的外套。读到诗人《路过春天》这首诗，感觉多了一种别样的调侃，一种新鲜。尽管这种调侃并不轻松，抑或在你轻松之后，也会留下长久的活生生的隐痛。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装模作样几乎成为常态，每个人都有感受，也许每个人自己也有过装扮。假装幸福、假装快乐，假装痛苦；装深仇、装大恨；装酷、装嫩、装逼；装大爷、装孙子……无所不装扮。但是，即使“身上披满了青草/头上佩戴着树冠”，即使“背包里装着一摞/万紫千红的群山”，即使有时候也能大行其道，蒙混过关，最终，还是会被真相“一把撕去伪装/露出那张/雪盖冰封的脸”。轩辕轼轲在《路过春天》里的这轻轻一“撕”，没有了生猛与粗暴，却依然撕得痛快淋漓。还值得一提的是，四川90后诗人余幼幼，她的诗今年在刊物、在网络，有点铺天盖地，其中一首《清明》另辟蹊径，别开生面。清明，因为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在这个节气里，有了生者对死者的哀悼，生命对生命的追思。从古至今，已经无法统计有多少诗人写过清明了。在余幼幼的笔下，却是“有人在土里等着你/那些喝药的/上吊的，割腕的/跳楼的，被谋杀的/车祸的/都等着你”。这是一种反常态的清明，反常态的书写，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关于清明哀悼。乍一看，甚至有点毛骨悚然。而在余幼幼的心里，这些都是曾经活生生的生命。她把他们从人们通常习惯的忽略、甚至鄙视里第一次打捞出来，一个90后的小孩，她尊重的是生命。而对于这些逝去的生命，她唯一的愿望只是，“去帮他们把外面的世界调成静音”。这首诗只有12行，但是很重，它所承载的生命之重足以令人失语，即使有人再去多写几十行出来也无济于事。此外，沈苇《继续赞美家乡就是一个罪人》里现代文明对家乡田园围剿的矛盾、疼痛与尖锐，朱剑的《磷火》，对坟堆里磷火发出的光芒所进入的生与死的价值的思考，读后都会让你在长时间里不能释怀。

总的看来，2012年的中国诗歌相对于以往，更加安静与结实了。安静指的是诗人的胸怀。诗人与诗人之间，无论是网上还是各种关于诗歌的集会，前些年那种相互之间的指责、诋毁，甚至谩骂几乎没有了，留下的是真正的诗歌论争的声音。起眼东西南北，各路诗人、各种拳脚与路数都认清了一个道理，“拿作品说话”。以往那种各自“我是天下第一”的幼稚已经随风飘去。结实指的是创作的姿态以及作品呈现出的思考。尽管我们现在很难在众多的诗歌里挑出一首成就一个诗人。但平心而论，即使朦胧诗时代、即使“第三代”留下的“经典”，与现在诗人们的创造相比，现在的诗歌从技术层面、思想层面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我说这话，没有丝毫轻看“朦胧诗”和“第三代”的意思，他们已经卓越地完成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使命。我也从那个时代过来，我很清楚这是由于时代的发展，文化的多元所带来的必然。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所以，我们不能只保留那个时代的话语，以那个时代诗歌的“轰动效应”做标尺来衡量今天诗歌的成就，而应该冷静、细致、公允、客观地看待中国诗歌现场诗人们的努力。2012年中国诗歌，由于有了大家认可的卓有成效的诗歌刊物努力不懈地搭建的高端平台，有了大家认可的坚持数年已经成熟和优秀的各种选本，有了大家认可的引领纷繁网络可以立杆举旗的平台，这些平台又相互渗透、相互融入，构成了一幅幅斑斓的中国诗歌五彩图。诗人们开始选择适合自己展示的平台，有了选择，就有了方向，有了思考，写作就不再是随心所欲，而多了自觉与区分，弱化了以往充斥诗坛的自娱自乐，减少了平庸与乏味。好的诗歌平台的搭建，支撑了诗歌的结实，诗人的自觉增强了诗歌的结实。

2012年纸上的中国诗歌，比任何一年都更有效、更有规模、更加丰富地多方位呈现。由诗人海啸和影视编剧卜青文共同发起“诗电影”计划，将中国经典诗歌拍成微电影，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伊沙历时一年多主持的网络上的《新世纪诗典》，又把诗典中的“最典”编辑成书，在北京首发。潘洗尘主编的《读诗》、周庆荣主编的《大诗歌》、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以及李少君主持的每月的“中国好诗歌”，以每月推荐、解读一首优秀诗作的形式，试图让读者更多、更好、更快捷地了解中国新诗的最新现状和水平。青海省举办了“海子青年诗歌节”，深圳举办了深圳诗歌节，并尝试连续举办了具有舞台化、戏剧化的“第一朗诵者”的诗歌朗诵活动。同时，2012年，不少地方政府像推介经济项目一样，着力向外推介本土诗人和本土诗歌。海南省针对海南本土诗人的创作，邀请了国内著名专家研讨海南诗歌的地域特色；宁波市邀请了国内著名诗人、诗评家进行一对一点评、帮扶宁波6位青年诗人；甘肃省邀请国内著名诗人、专家学者在上海举办了“甘肃青年诗歌八骏”的推介会。此外，北京北大、北师大等高校，朝阳区文化馆、798文化产业园以及成都的白夜、川师文理学院，由于频繁、高热度的诗歌活动几乎让这些地点成了诗歌的代名词。年末的“跨越海峡的呼唤——2012两岸音乐诗会”，在海南落下帷幕，来自中国台湾、澳门和内地的60余位诗歌界代表参加，加强了两岸三地的诗歌联系和交流。“中国诗歌万里行”，2012年依然风生水起，走过了十几个城市与乡村，让诗歌开出遍地的花朵。

《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选刊》《诗歌月刊》等国内众多著名杂志，在2012年，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80后、90后，甚至更年轻的00后。《人民文学》在大理举办了“新浪潮”青年诗人笔会。《星星》连续五年举办了“大学生诗歌夏令营”，关注了国内近百所高校的百余名大学生校园诗人，参加过夏令营的郁颜、茱萸、易翔、聂权、谢小青、李淑敏、杨康、苏笑嫣、余幼幼等，已经走出校园，走向成熟。《诗刊》在2012年还推出了只有9岁的重庆小诗人的组诗。青春是诗，年轻就是希望。我们欣喜地看到，一批更年轻的诗人开始走上中国诗坛。

原载2013.1.27《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