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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身是随时、很可能、很快就能忘掉一些苦难和一些欢乐，又新生好多苦难和好多欢乐。人容易忘掉好多东西，人从来不会忆苦思甜，人是不满足的。要人对一切都抱着激情，保持到终身，是不可能的。
走走：第一次从农村到城市，是不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我看孙见喜写的回忆文章，说你第一次来到西安，“看见男厕所里面白瓷砖铺地，一排白漆木板干净漂亮，阁柜般威武地矗立在眼前，心想，这么排场的房间怕连公社书记也住不起，还会是厕所？直到看见一个人边系裤带边往外走，才确信了这的确是厕所。”
贾平凹：反正那个时候在乡下，苦难特别多，普遍形成的观点就是在那个年代，你在农村就毫无出路，你只能世世代代当农民，而农村又那么苦。它那个政治气候和现在不一样，现在我可以走遍天下，只要我有能力我就可以走。那个时候吧，你就桎梏到那儿，一辈子把你锁在那儿，你不能跑的。因为那个时候还需要粮票，你没有粮票你没有户口，你在别的地方都没地方住宿。你没粮票你吃不上饭，没介绍信你住不了旅馆，你走哪儿把你都卡死着。所以说那个时候为啥没有罪犯？你逃不出，你往哪儿逃呢？逃哪儿都严密着，你都没处逃。现在国家情况不一样了，才有长期逃窜的犯人，你怎么都可以在外头混。当时进城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城吧以为从此以后就可以脱掉农民这张皮了，这张皮把你限制得，你啥也做不成……
我第一次进城市来定居，是上大学的时候，背着一卷印花粗布纺的薄被子就来了，一站在金顶辉煌的钟楼面前，我险些要被吓昏了。我怀着对幸福的渴望走进了城市，毫不留情地告别了生我养我的农村。当时我想我能够上大学，留在城市里，苦难应该离开我了，但是真正进城以后吧，那种烦恼、那种苦闷吧它就随之又来了，就是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这样事、那样事，它毕竟要生活。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摆脱它，也许这一辈子都离不开苦难了。所以说人他本身，也是随时、很可能、很快就能忘掉一些苦难和一些欢乐，又新生好多苦难和好多欢乐。人容易忘掉好多东西，所以就把我当年从农村出来后的那种喜悦很快就给忘记了，好像我一直都在城市里一样。人从来不会忆苦思甜，人是不满足的，它不是说，我当年是在乡下生活，现在在城市里就满足了。要人对一切都抱着激情，保持到终身，是不可能的。
走走：当时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在大学读书的生活应该很清苦吧？
贾平凹：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生活水平都特别差。上大学时候吧，因为是工农兵上大学，有一部分学生是带工资来上学的，大部分都是没有工资的。那时社会上最时兴的最时髦的衣服就是棉猴，就是半截长棉袄，那就是当时最时兴的服装。当时进校以后吧，因为我从乡下来，我父亲对我特别严厉，也不想给我买这样买那样，反正一学期就给我二十块钱。当时学生有生活补贴，一人一个月十五块钱，这十五块钱基本上就够吃了，起码它把你生活保证了，剩下的钱都是给你买牙刷啊、肥皂啊，然后买书啊这些，零花用的。在学校吧，冬天特别冷，它不像现在有什么空调啊，或者是铺的啥垫子，它没有那种东西，都是木板嘛，就拿一个烂破褥子，然后盖个烂被子，那被子它都不是棉花被子，都是那个老棉花被子，都变成棉套子了，在那儿丝塌塌的，冬天就特别冷。我当时又没有大衣这类的东西，冷得很。我那同宿舍的大部分人都带工资吧，就把他们那棉衣给我摊上，但太冷的时候人家把它又给收回去了。夏天有蚊子，在一楼嘛，蚊子特别多，人家都有蚊帐，我又没蚊帐，那蚊子全部集中到我那儿咬。那个时候反正生活困难得很，创作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热爱得要命，那热爱得都不能想象了，爱写得很。我写了好多文章，经常发表不了，但反正写出东西吧，就自己慰劳一下。当时就在西北大学前面，那个时候那一片都是田地，只有一个小饭馆，饭馆里只卖米饭和西红柿鸡蛋汤。慰劳自己吧，最多就是买四两米饭，买上一碗鸡蛋汤一泡，这就是最好的饭了。当时学生里边，我觉得很奢侈的有一个，就是每天早上拿那个保温瓶跑到小店里面买豆浆，可以喝一碗豆浆，水壶还能提回来一壶，当时觉得这太奢侈了，那简直是太好了……因为当时城里要吃个油饼，跑好多地方都寻不着，当时整个生活水平低下得一塌糊涂。这就是大学里的生活。当然你现在年轻，根本想象不来当时那个……那个时候大家都差不多，也没有受到更多的歧视，我记得我那时候连鞋都没有，我有个同学吧，他的鞋烂了，要撂了，我说你先不扔，给我再穿几天，当时都是过那种日子。因为那个时候尽量不想给家里增加些啥负担，家里吧也是日子困难，我那儿是每年，连续多少年大旱，粮食也特别不够吃。
农村真正的富裕起来，也就是邓小平那个七九年以后了，土地分了以后，从那以后才好起来的。在那以前那都痛苦得要命，尤其是陕西这地方。你看陕北的学生，每年回去就是想办法在城里弄些面粉拿回去，因为陕北那儿就没有面，没有面粉，当然你现在不可能想象。我记得我毕业了，都分到出版社工作了，连我那个大领导，就是局领导，每天抽的都是“羊群”烟，都是八分钱的那烟，因为当时烟要烟票，就没有烟，都是很糟糕的那些烟，大家反正都是那样。到了哪一届世界杯？我第一次接触球赛，七九年还是七八年？我是八零年调离出版局的，不是七八就是七九年。全出版局吧，只有一台电视机，九寸的黑白电视机。全出版局有多少人具体我搞不清了，反正很多了，当时整个陕西就只有一家出版社嘛，后来才把它分开，分成这样社那样社的，当时叫出版局嘛，现在科教卫那时都是一个组一个组，现在都是分成一个社一个社了。当时全社只有我那个文艺组的头儿家里有台黑白电视机，九寸，那个时候我还没结婚，经常人家把我叫他家去吃饭，吃完饭在人家家里看电视。电视就只有砖那么大，还经常花花的看不清，你现在能想象得来？你多幸福啊，一生下来就……当时情况就是那种情况。在当时社会没分化，大家都差不多，你比我好不了多少，你说你那衣服比我好，那能好到哪儿，最多比我没有补丁而已。你最多工资比我多，多就多十来块钱。而且多少年，大家都形成很艰苦的那种生活，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七二年进校的嘛，才开始流行高跟鞋。我记得一个女同学在房子里拿着刀子，要把半高根的塑料鞋那根削掉。因为学生大都不穿那种，都是平跟的，你突然穿那玩意，看着不……后来吧城市里才流行塑料的那种凉鞋，乡村吧就开始用布模仿做塑料的那种凉鞋。
走走：念大二那年，也就是1973年8月，你在原《群众文艺》上发表了处女作《一双袜子》，就将“娃”改成“凹”（陕西话中，这两字同音同调），改字不改音，意境却有天地之别。你自己也认为“凹则不平”、文道如人道、“凹字稳妥、凹是吃亏，吃亏是福；凹是器皿，盛水不漏，凹是谦下，虚怀若谷……”于是从那以后，你的许多字画、藏书，都喜欢盖上一个“凹则不平”的印章，一直沿用至今？
贾平凹：年轻的时候都有雄心壮志，自命不凡的那种气概每个年轻人都有，尤其那个时候，才结过婚吧，我刻了两副印，把我的名字和我老婆的名字都套着，我那时老婆叫韩俊芳，给她刻的那个是“芳草出俊”，我自己这个写“凹则不平”。那时候稍微有点文采，就爱弄那文人气重的小玩意，或是弄个章子，上面写写，就是那种小姿态，那只能是年轻时候发生的事情。
走走：现在你的母校西北大学聘你为文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并要求带两个研究生，可我记得当年你自己却没考上……
贾平凹：我跟你说，我这个人经的事情经常有意思得很，我在大学时候吧，学习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但我由于爱搞创作，并不受人欢迎，因为学校当时不鼓励你搞写作，它都要求你当学者，搞研究，是这种传统型的要求。然后老师把我定为“白专”，其实我老在学马列，可他老觉得我不学马列，所以说任何事情，啥都不重用你，比如入党，他永远不让你入，因为当时入党重要得很，我写了也不知多少申请书，就是不让我入党，别人都入了。我这命运就是一生不被主流的文化、主流的意识所接纳。最后毕业的时候吧，人家都入党了，我也没入成，人家好多巴结班干部的，巴结班主任的，这些人后来都成功了，都入党了，我也一直没入党。毕业的时候给所有的同学鉴定里边，都没有说以后要多加强马列主义学习的，没有这话，这话如果要求每一个人的时候，确实每一个人都应该加强马列主义学习。但别人都不写，就给你写，证明你平常就不学马列主义，所以我一看后，把我给气愤得，这不是说我平常不读马列吗？然后我就要求给我改，不给我改，后来有人说，你拿回去吧，反正谁都要求学马列，没比较了就无所谓，我也没办法。在学校时候吧，有次要选一个团小组组长，当时的政治气氛你现在想象不来，你不要求进步，你永远就没出路。所谓要求进步就是入党入团，就是这样，当然我入校前就是团员了。有一个女同学就提议说，那叫贾平凹当这个团小组组长的候选人吧，当时班里一个干部就说，你怎么能提他呢？意思说，你不应该提到他，这当时听了把我肺都气炸了，团小组长提一下名都不行。毕业以后吧，过了两三年，当时那个社会，“四人帮”还没彻底倒呢，因为是搞写作，开始有点名了，就被推选为陕西省西安市的青联委员，然后就叫我到北京开青年团会议，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一生还当过一次中央的干部，当年却连个团小组组长都不准提名。我说这世事真有意思，原来咱就落后成那样了，现在咱一下子当中央委员了。
然后是考研究生，那个时候是第一届，因为工农兵学员一分配以后，后来不是恢复高考了？社会上就有说法，说工农兵学员都没好好学习，好多工农兵学员为了改变他在单位的那个现状，都开始考研了。考研吧我是报名了，报名以后我和我一个同学，后来他也是个作家，我俩一块考，考西北大学一个教授的写作研究生。我说这没问题，咱去，你看这老师也都熟着，咱考我估计没问题，因为那个时候也发了好多东西，外头也有些名声。去，第一堂考外语，但是没学过外语，当年学的是俄语。中学时学俄语，后来再没有学过外语，它考的是英语。因为那个时候咱对考试就没有经验，一进去后我一看是英语，我就举手，老师说啥事，我说我不会这个，我退出，不考了。他说不行，必须要坐过半个小时你才能退出，然后咱老实，咱既然不会，咱这卷面一定要干净，咱不能学那张天师胡乱画，胡写啥的，干干净净的。其实吃亏了，别人后来指点说，你随便画一画，打些对勾啊，里边总能对着几个，但没人给咱指点这个东西。半小时后我出来，老师沉默了一会说，你来干啥来了？既然你考试来了，你啥也不会光出去了？然后就外语吃了零分。但是我考的是第三名，我那专业考考得好，我是第三名，但是人家只收两个人，当然导师吧想收我，但是跟学校讲，学校到教育厅，教育厅后来还到教育部，问看能不能收？但是人家答复说见零不收，然后就没收。只要有一分……那我不知道，那没人指点么。哪怕胡对上几个，打个对号就好了，没人指导嘛，我就没有考上研究生。
后来学校叫我带研究生，开头我还紧张，我说那咋个带法？我没有这个经验嘛，我就想起我那一年到香港去，香港大学有个教授接待我，去太平山游玩的时候，后边跟了三四个年轻人。当时我觉得教授还神秘着，我问，你当教授要带研究生，那研究生咋带的？当时第一次咋带的？他说今天就带了嘛，我说今天你在哪儿带？他说后面这些娃儿就是咱研究生。后来我说这研究生是这么好带，反正就指点指点，说一说。后来学校不是叫我带研究生嘛，开头我不愿意带，后来学校说是为了咱学校声誉，为了咱好，你带些研究生，我说行。为啥我对学校有好感呢？当年我离婚后没有地方，没有我能呆的地方，任何地方都没有，西安市没有我一寸土地，我老在朋友家住嘛，后来学校校长那个人好得很，他说你来，学校给你一套房子，你住上。所以我是感激那一点，所以学校叫我干啥我都干，就是那样带起来的，报恩的。当然现在那套房子我母亲住着，当时房钱还便宜，现在房钱贵了，为那套房子出的那个价钱吧，还是和社会上租个房价钱差不多，但那毕竟是我最困难的时候。因为在当时那个社会，我不是你单位的人，你给我一套房，那是不能想象的，大家都紧张嘛。所以学校给你房子，了不得了，起码你能住了嘛。学校给我的那房子主要是给副教授一级盖的，就是四五十平方米，两室一厅，开头在五号楼上，有一次，我和女儿又去了一趟西北大学，路过了那座楼。楼是旧了，周围的环境也面目全非，但楼前的三棵槐树现在还在，后来有一度我们那房子还叫“三槐堂”嘛，树几乎没长，树上落着一只鸟，鸟在唱着，我说：“唱得好！”女儿说：“你能听懂？”我说：“我也听不懂，但听着好听。”住住吧，后来听说前边楼上有个四层的，后来又搬了个四层，我喜欢住高的，安静嘛。四层住住后来，从四层这个单元又搬到北边那个房子，就在学校也搬了两三次吧。搬过去那个时候我就不在那儿住了，叫我母亲在那儿住，直到现在还在那儿住着。
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再穷的地方它都有富人，再富的地方它都有穷人。
大量的人出国就相当于农村人进城打工一样，每个城市的居民谁把那些民工当回事了？你永远进入不了它那个上流社会。
走走：想过去国外生活吗？
贾平凹：没有。我不喜欢到国外去，因为啥？我觉得你到任何一个国家，再穷的地方它都有富人，再富的地方它都有穷人。你出去以后，你永远进入不了它那个上流社会，你过的那日子吧，那还不如我在国内住得舒服，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要出去打工、出去干活吧，就像咱现在看民工在城里打工一样，每个城市的居民谁把那些民工当回事了？有他没他，没人在意的，好像不在乎那个东西。而现在民工也都是抱个团，在他那工地上，在他那某一个餐馆，某一个角落啊，他就在那一块。他对他还在乡村的那些人来讲吧，已经是很不错了，挣的钱也多，见的世面也多，是吧？他回去时很得意，但是他在城里肯定是自卑的。类此而推，咱到国外去恐怕也就是这种情况。当然也有个别的进入上流社会，好多打工仔在城里也当了大老板，也进入政府机关了，也混得不错了，但毕竟是少数，大量的人出国就相当于农村人进城打工一样。
城市就像古话说的，兵营一样，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大家都在这儿过滤。
走走：在你的《商州初录》结尾处有一句话，“城里的好处在这里越来越多，这里的好处在城里却越来越少了。”现在乡下人进城成了潮流，有钱人乡居也是一种时髦，在东南沿海、江浙一带，乡下人甚至普遍比城里人富裕，这样看起来，城市的优越性在哪里？
贾平凹：我总觉得，尤其在现在吧，城市就像古话说的，兵营一样，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大家都在这儿过滤，有的就发了财，有的就回去了。现在农村好多人到城市来打工，一部分是生活所迫，就是老老实实要多挣些钱，赶紧回去盖个房啊，给孩子娶个媳妇啊，把房子盖得更好啊；也有一部分是不安分，年轻人都是在外头胡闯的，永远不安分于一个地方，总想出来，哪怕浪荡、流浪，也不愿意回去。浪子在外头，哪怕不挣钱都在外头。打工的里边有好多心态问题，有意思呢。可就是没有人再安心在乡下呆了，是这种趋势。我去过江浙一带，那地方富裕，而且那一带从人的素质上来说还比较高一点，因为有上海在那依托着。上海人做事比较认真，敬业精神好，价值观念稳固性的时间长，有这个传统。现在在西安要搞装修吧，绝对得找南方人，不光是上海人，是找南方人，都不愿找当地民工。当地民工懒、贪、馋，而且偷工减料。南方人吧，他给你讲好价钱，他给你认真做事。从这种搞装修的民工身上你就能看出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距，南方人干事就好好干事，就不给你偷工减料，不给你消极怠工，没有那些东西。在江浙这一带的农村，还有比城市更好的人家。但是农村生活富裕了，它别的文化，别的那方面啊，还是不如城市。比如说你住在浙江某一个山村，风光很有名，但是你想看什么歌舞啊、什么电影啊、外国的什么文化啊展览啊，你根本就没办法看到。所以说上海人还是宁愿在上海，如果你叫他彻底搬出上海，住到乡下去，他绝不干。他只能上海住着，然后到农村再弄个别墅，他过的是这种自如的生活。
确实是农村包围城市。因为中国是农业国，大量的人才都从农村开始，极优秀的人去占据这个城市，不优秀的就返回到乡下，或者返到别的地方。
人类的进展只能慢慢发展，它不能积累，它要能积累，那人早都灭亡了。一个朝代一个朝代也是这样，人类永远在做那种重复的进化工作。
走走：我觉得上海未来恐怕会没有一个上海人。现在上海成了一种象征，类似当年的“比武招亲”，有能力有财力的外乡人，个个放马上海。一番循环后，跟不上趟的上海人便被淘汰出了局。然后退而求其次，上海人再去异地他乡发展。而类似上海的这般淘汰，也将在各地循环上演。
贾平凹：现在到处都是那样。毛主席有一句话，农村包围城市，确实是农村包围城市。因为中国是农业国，大量的人才都从农村开始，极优秀的人去占据这个城市，不优秀的就返回到乡下，或者返到别的地方，好的就轮番到城市来，城市它毕竟集中了精英人物。原来白居易有句话，“长安居不易”嘛，长安当时，拿现在说就是中国的北京、上海一样，就是大城市嘛，要在这个地方生存是不容易的。好多东西它是一回事情，只是说现在科技发达了，人经验多了而已，思维上有好多最基本的东西还是一回事情，人类的进展只能慢慢发展。你比如说五岁开始，从一个字不识到慢慢识字识字，等你才有了智慧，你就死了。死了后你儿子又开始学学学，它不能积累，它要能积累，那人早都灭亡了。再大科学家，他也是从一加一开始学，不是说他老子学到已经会造原子弹了，他儿子从造原子弹这儿开始再学，他不可能，又得从头开始走。一个朝代一个朝代也是这样，慢慢积累积累、完蛋，慢慢再扩充，人类永远在做那种重复的进化工作。
人类啊，琢磨不透一些道理。正因为琢磨不透，才相信有神啊有上帝有啥东西在里面存在着。
再精明的机器人都不如一个傻子。谁来弄出这个人的？觉得神奇得很。
走走：如果真的有一个无形的手在控制，这种周而复始的重复其实是在放缓人类灭亡的速度。
贾平凹：对。用那佛教的话，就是慢慢在那儿轮回，这样社会才能慢慢来嘛。所以说人类啊，琢磨不透一些道理。正因为琢磨不透，才相信有神啊有上帝有啥东西在里面存在着。就拿人这个结构来说，我常常想，现在最傻的一个傻子，都比一个机器人好，对吧，都比机器人能干嘛。机器人现在最多就是取个啥做个啥，都觉得了不得，你叫一个傻子、白痴，你说给我拿样啥，他给你拿来，还跑得快得很，再精明的机器人都不如一个傻子。你说人怎么……谁来弄出这个人的？觉得神奇得很。就算现在克隆人，也得有一个人，你才能按照他再做一个。但是克隆吧，它也不是从智慧上克隆，只是像。
走走：上海、北京这样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是城市，但像西安这样，一个西北地区的大县城一样的城市，它也是城市。我记得你曾经用过的、关于西安的形容词有四方城、老西安、水泥森林、废都斜阳……对这个城市的印象究竟是怎样的？
贾平凹：你如果永远住在西安城里，觉得西安也不错得很，也是很大的一个城市，但是经常我在上海啊、在北京呆上一段回来的时候，一下飞机，第一个感觉就是像个县城，像个大集贸市场，就是这种感觉。我跟你说我第一次出国的感受吧，那是九零年九一年，到美国去，先经过香港，然后到美国，呆上一个多月后回来。走的时候是从北京走的，从北京先到香港。当时因为第一次出国，当时咱国家也糟糕得很，十多年前嘛，回来以后到北京机场吧，我跟老婆说，这不对，咱走的时候肯定是另一个机场，这次回来换了，这个机场真糟糕。后来吧，人家说就这一个机场，当时就是那感觉，一比较……所以那个时候有人说，《废都》你写得不像一个城市，说我写城市写得不如农村，我说城市你看咋说，这里有一个怎么理解城市这个概念的问题。如果你从北京、上海这个角度看西安，那西安就不是个城市。但是你从国际上更大的城市来看吧，你北京、上海又不是很像样的，它都看从哪个角度来谈。我生活的环境就是这么一个范围，我也不否认我对城市的了解是比较陌生的，比如上层的管理层、工业企业的运作、金融股票和高科技……我对城市生活不如我对农村生活了解多。
尤其西安这个城市吧，在中国也算是一个大城市了，它和北京、上海都不一样，它更加接近于乡村，整个大西北就西安一个大城市，西安又只有这么大，你看西安为啥灰尘这么大？除了气候以外，如果城市大了，郊区的泥土，车轮子、鞋底子就带不进泥土来。你看上海城市特别大，大得很，市中心这一块，你想见泥土，哪有泥土？就没有泥土。我就算开个汽车，汽车轮子在泥地里走过，染、染，进城走了一里路，它那泥土就滚完了。但是西安小，一下就开到市中心，所以尘土就这样带进来。你比如说县城的宾馆，它也铺红地毯，你不管它是三楼、四楼，地毯它都是泥巴巴的一层，因为它周围都是泥巴，你总会用脚把它带进去。所以严格说，西安和别的城市比较起来，就像个乡村，农村气息比较重，它是农村包围的一个城市，不光是环境包围，人也是农民包围，而且城里大部分人本身就是农民，是从农村移民来的，他们可能有城市户口也可能没有，但他们的的确确带着农民的习惯在城市里生活着。它那种氛围、那种气氛、那种意识和文化吧，浓厚地带着农民色彩。不过长期呆在这儿，觉得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可真正让离开这地方，又舍不得了。而对于我来说，我最了解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城市人”，一些从乡村来到城市这一阶层的人。比如在《废都》、《白夜》里写的，也是从农村到城市打工飘泊的人，《土门》写的是在城市和农村交界的地方。我虽然写农村，但是我总是在写城市人中记忆的农村人，而且这个城市不是城市现代化特别浓重的城市。
走走：陕西的传统文化积淀太厚，像西安人的性情，历来都是“生、撑、硬、倔”。
贾平凹：这个生嘛，相对熟这个意思，就是不成熟，就是说话老生楞，“生、撑、硬、倔”就是躁得很，说话硬得很，不柔和。陕西人老实本分、拙于口才，说两句就要吵架，吵两句就要打架，它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些也都是说说而已，就像说河南人说上海人，它这种概念都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或者是民国时候，多少年形成的那种影响。现在吧，人记忆里边还有这种东西，但是现在改变大多了，虽然里边还有这种东西，但好多人就把历史形成下来的积淀的东西夸大化，把那当一个特点吧，其实我觉得都是不正确的。
我觉得饮食重要得很，吃得不一样，肯定不一样。海边人都长得像海里的动物，像鱼、海龟那个样子；山区人都像是山里的那种飞禽走兽。一方水土一方人吧，你从长相上就能分辨出来。
走走：这个饮食和人的性格形体有直接关系，那像在西安，主要是以面食为主，这面食把陕西人都吃成啥样了？
贾平凹：我觉得饮食重要得很，饮食确实还是能改变……他吃得不一样，肯定不一样。我经常讲，海边人都长得像海里的动物，像鱼、海龟那个样子，因为他整天吃鱼，吃虾，吃那些东西。山区人都像是山里的那种飞禽走兽。你到西北来吧，关中平原上就是骡子啊、马啊、牛啊，他都吃的是那些，你看他就那种形象。你再往边远走，那吃牛羊肉的，他身上肯定都有胸毛啊这一类。它一方水土一方人吧，确实是这样，你从长相上就能分辨出来。你南方人江浙人都瘦小得很，因为饮食不一样，吃得少啊吃得菜多啊吃得精细啊。北方人都是吃面食，西安的面食在中国是有名的。面食容易吃得肥肥胖胖的，尤其关中人，都是盆盆脸，肉厚脖子粗，胖乎乎的。陕西人买衣服多在北京买，上海的衣服窄呀。
走走：那要是吃素呢？会不会长得像棵青菜？
贾平凹：吃素吧……那情况不能一概而论。现在人说吃肉就长得肥，那跳蚤也是吃荤的，吃血的，它咋那么小？吃草的长得小，它大象吃草长那么大。各人情况不一样。
走走：你不善社交是有名的，在日常生活中你是怎样做到躲避干扰、尽量维护个人生活独立性的呢？
贾平凹：独立性嘛，起码我有工资，有钱。我现在是西安市文联主席，在没当文联主席的时候，原来我是在市出版局工作，当时我前妻吧还在县上，把她调来，寻了西安市文联一个单位，文联给我一个条件是，她要过来必须你得过来，我就作为搭配条件过来了。我在出版局当编辑，离开出版局，调到西安市文联，还是先在编辑部干，因为是编辑部把我调去当编辑的，我一生都在当编辑，然后在这个单位就一直干下来，后来调到长安杂志社长安编辑部，就是西安市文联办的刊物，在这里当编辑。当编辑以后当时整天搞创作，和编辑有矛盾，人家整天批评我，不想好好编稿子，光想写东西。后来有个机会，西安市文联要成立创作研究室，然后我就当了第一届创作研究室的主任。当了几年主任以后，人家叫我当副主席。然后过了一年，叫我当主席。在当主任以前，都是每天按时上下班。当主席的时候，我说我不当，我一个不会，身上也没有杀气，再一个我也没心思弄那事情。但是他说必须要有个人当，我说那要我当我就不上班了，他说创作还是你的第一任务嘛，你反正就搞创作，然后今天一选上，明天我说不去了。别人说你哪怕先来上一段，我说来不成，来一段时间，再不得下了。从那以后，我就自由了，那是九零年吧。
走走：虽然你自由了，可你也没把争取来的时间都用在创作上吧？
贾平凹：没有，创作当然肯定不可能……但是它起码不受人约束了。后来文联要开党组会啊，开什么会决定大事情啊，还得给人开会去。现在这个文联吧，虽然是文化单位，它也是属于政府的一个部门了。市委、市政府下达的那些各项任务你都得完成，所以你不停地开会，会也特别多。然后很快就办杂志，当时我又当主编，刚开办的那几年，稿子我还得看，麻烦得很。然后是社会活动，这样事那样事，事情多得很，真正搞创作也没有多长时间。
现在各地的作协啊文化部门啊都变成衙门了，都变成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了，大家都在里面争权夺利，都想当官。
走走：前些日子，“作家炒作协”都成了一个社会热点。像山西省作家李锐就谈到，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自己今后能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文学创作当中去。
贾平凹：现在各地的作协啊文化部门啊都变成衙门了，都变成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了，大家都在里面争权夺利，都想当官。因为当官，它在中国是“官本位”，你当官啥都首先得提你，你比如说我是个作家，你也是个作家，但是你当了官，你水平没我高，但是往那儿一坐，你肯定在上面坐，我在下面坐；报道出来都是你打头，我做第二，不可能把我写到你名字前面；你可以住局级干部房子，我就住处级干部房子；你可以有车，我就得骑自行车；那一切都不一样，你工资肯定提得快得很，我比你少多少钱，它有好多实利在里面；而且你整天红火地在外头弄，大部分社会上人他又不具体研究咱两个水平到底咋样，他只看你红，他就觉得你了不得，然后我就慢慢消磨了。
我一生下功夫的只有作家这个行业和我当主编这个行业。
走走：你身上有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领导、部下、同事、同行、作家、主编、主席、委员、硕导、儿子、父亲、丈夫、亲人、男人的朋友、女人的朋友、成功者、挨骂者……这么多角色中，你自己最看重的是？
贾平凹：别的啥我都无所谓，我一生下功夫的只有作家这个行业和我当主编这个行业，剩下都是无所谓的。因为当主编，当时这个刊物是我开办的，要么不办，这一办就要给办个像样的，这一年半年的，才慢慢不怎么管了。开头那精细得很，连封面都是我钻到图书馆到处寻资料，想怎么个设计法，当然具体是有人设计，但是我得提建议，版式怎么个弄法，那开始都是明确的。每一次都要写前面的导语，赞助还得我自己去拉，给人说话，到现在还得做这些事情。现在方便了，下的工夫也不是很多了，因为也办了十年多了嘛，影响大了以后，就叫人家干去了，谁还老在那儿弄？也没精力了。我编辑部的人文章都写得好，文字都好，因为啥，外省的编辑部啊，在地方上，编辑都是写作人，都是看重你能写才把你招到编辑部，他倒不是说是职业编辑，他都是文学人才，然后才过来当编辑，都是这样形成的。它不像北京上海有传统职业编辑，地方上没有那种传统。
小孩现在对我就没感情，接我电话都不愿意接……从丈夫啊、父亲角度来说，做得都不是很好……因为顾不过来。有时我跟我老婆也讲，你权当我是个领导干部。
走走：据你老乡方英文的描述，你作为父亲，面对女儿的任性和淘气时，却显得十分“无能”。那时你的大女儿浅浅才12岁吧，有一次他住宿在你家，在浅浅的枕头边发现了一个揉得皱巴巴的纸团，展开一看，原来是你亲笔写下的“教女书”，在他看来，分明是治安管理条例，“与其说平凹在管教孩子，不如说是一个大孩子对一个小孩子施行报复的恶作剧”，效果如何呢？女儿将你的“手谕”揉成一团，不屑一顾。你现在是一个驰名中外的大作家，于方格纸上阐发古今幽情、评说世道人心，几乎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地步，但在孩子面前为什么却显得如此束手无策呢？是不是天才人物在处理家事上都比较笨拙？
贾平凹：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这角色我都做得不好得很，确实做得不好，就没时间嘛。你像我现在的小女儿，我一星期见不了几面，我回去她睡了，我睡了她早上上学就走了，所以小孩现在对我就没感情，接我电话都不愿意接，她妈说“接你爸电话”，“不接！”就是那种。写什么“爸爸万岁”，那是偶然间的，昨天不是买回书？今天早上她妈妈跟我说，“哎你娃表扬你了”，我说说啥了？说爸爸买的书漂漂，就是漂亮的意思，对我最满意一次就是昨天买书，还不是我买的。因为我平常很少带孩子，再一个很少和家里人一块去玩啥的，一个就是没时间，再一个一有时间，自己还想安安静静在那儿呆着。所以从丈夫啊、父亲角度来说，做得都是很差的，因为顾不过来。有时我跟我老婆也讲，你权当我是个领导干部，因为领导干部也不回去嘛，你权当嫁了个大干部，江泽民整天在他家里？那他肯定也常不回去嘛。就是市委书记他也会常不回去嘛，他也一天这样事那样事的。你权当咱也是个干部，是个市委书记嘛。但她当然不这样想，为啥这个前头离婚吧，好多原因也是出于这方面的。你照顾不了家，慢慢地照顾家的那种功能就萎缩了。昨天我朋友说我，“她以为她丈夫是个生活能力很强的人呢？好像啥都能干一样？”也有人很会处理那些家务事情，咱有时硬着头皮豁出去说，咱今天啥都不干就陪一回家里，经常陪一回家里就是出于这种心态陪的，倒不是说发自内心地在那儿玩着。
附：
贾平凹写给女儿的“教女书”——
“是我把桌子弄乱的！”
我警告你：
1.我不知向你提出几次说书桌要收拾，你总是不听！
2.家里的笔全让你弄坏！这种不爱惜笔墨纸书的行为我们这个家不允许！
3.从小养成不清洁的习惯是可怕的！
4.你要乱，我帮你弄得更乱，你看着舒服不舒服！
5.今天床也不给你迭。
6.12岁的孩子，太不像话。
7.不知钱来之不易。不知养成爱整齐的习惯，就不会静下心来，不静下心，学习就入不进去，你一定要改一改了！
父写。
往往在外头好的，在家就没话了。对人都客客气气的，在家里就对孩子啊对啥就不耐烦了。
走走：你觉得你人际关系好吗？
贾平凹：人际关系好着，因为啥，我能做到一点，就是从来不说人家一声坏话。我原来老讲，做为一个人啊要做到两点，一个是比较善良，再一个能大度、能宽容。我觉得这两点我能做到，所以我的朋友还多。北京有个女学者，她是搞文学评论的，十多年前跟我说，啥时候人要骂开你了，你就能成了，你不能老叫人说你好话。她的意思是说我不要委屈自己或者做啥。我永远记住她那个话。总之外头没有谁说我做人哪有啥毛病的。因为我老是帮别人帮忙干事，起码咱永远没有害别人的心思，背后决不臧否人物，一般不说坏话。能帮人家谁，尽量都帮，哪怕谁有一成，咱说三成好。因为我觉得人活着都不容易嘛，人家来求你，要你办事，尽量给人家说好话就完了，所以人际关系很好，再一个咱也没啥架子啊。但往往在外头好的，对家里人就不好，反正正好是反的，一般都这样。其实我性格里面是执拗，话在外头说得多了，回到家就没话了，经常一个人在那儿坐着，话少得很。人总得要平衡，他这边处理多了，那边就……对人都客客气气的，在家里就对孩子啊对啥不耐烦了。
附：
朋友
朋友是磁石吸来的铁片儿、钉子。锣丝帽和小别针，只要愿意，从俗世上的任何尘土里都能吸来。现在，街上的小青年有江湖义气，喜欢把朋友的关系叫“铁哥们”，第一次听到这么说，以为是铁焊了那种牢不可破，但一想，磁石吸的就是关于铁的东西呀。这些东西，有的用力甩甩就掉了，有的怎么也甩不掉，可你没了磁性它们就全没有喽！昨天夜里，端了盆热水在凉台上洗脚，天上一个月亮，盆水里也有一个月亮，突然想到这就是朋友么。
我在乡下的时候，有过许多朋友，至今二十年过去，来往的还有一二，八九皆已记不起姓名，却时常怀念一位已经死去的朋友。我个子低，打蓝球时他肯传球给我，我们就成了朋友，数年间身影不离。后来分手，是为着从树上摘下一堆桑椹，说好一人吃一半的，我去洗手时他吃了他的一半，又吃了我的一半的一半。那时人穷，吃是第一重要的。现在是过城里人的日子，人与人见面再不问“吃过了吗”的话。在名与利的奋斗中，我又有了相当多的朋友，但也在奋斗名与利的过程，我的朋友交换如四季。……走的走，来的来，你面前总有几张板凳，板凳总没空过。我作过大概的统计，有危难时护伤过我的朋友，有贫困时周济过我的朋友，有帮我处理过鸡零狗碎事的朋友，有利用过我又反过来端我一脚的朋友，有诬陷过我的朋友，有加盐加醋传播过我不该传播的隐私而给我制造了巨大的麻烦的朋友。成我事的是我的朋友，坏我事的也是我的朋友。有的人认为我没有用了不再前来，有些人我看着恶心了主动与他断交，但难处理的是那些帮我忙越帮越乱的人，是那些对我有过思却又没完没了地向我讨人情的人。地球上人类最多，但你一生的交往最多的却不外乎方圆几里或十几里，朋友的圈子其实就是你人生的世界，你的为名为利的奋斗历程就是朋友的好与恶的历史。有人说，我是最能交朋友的，殊不知我的相当多的时间却是被铁朋友占有，常常感觉里我是一条端上饭桌的鱼，你来捣一筷子，他来挖一勺子，我被他们吃剩下一副骨架。当我一个人坐在厕所的马桶上独自享受清静的时候，我想象坐监狱是美好的，当然是坐单人号子。但有一次我独自化名去住了医院，只和戴了口罩的大夫护士见面，病床的号码就是我的一切，我却再也熬不下一个月，第二十七天里翻院墙回家给所有的朋友打电话。也就有人说啦：你最大的不幸就是不会交友。这我便不同意了，我的朋友中是有相当一些人令我吃尽了苦头，但更多的朋友是让我欣慰和自豪的。过去的一个故事讲，有人得了病去看医生，正好两个医生一条街住着，他看见一家医生门前鬼特别多，认为这医生必是医术不高，把那么多人医死了，就去门前只有两个鬼的另一位医生家看病，结果病没有治好。旁边人推荐他去鬼多的那家医生看病，他说那家门口鬼多这家门口鬼少，旁边人说，那家医生看过万人病，死鬼五十个，这家医生在你之前就只看过两个病人呀！我想，我恐怕是门前鬼多的那个医生。根据我的性情。职业、地位和环境，我的朋友可以归两大类：一类是生活关照型。人家给我办过事，比如买了煤，把煤一块一块搬上楼，家人病了找车去医院，介绍孩子人托。我当然也给人家办过事，写一幅字让他去巴结他的领导，画一张画让他去银行打通贷款的关节，出席他岳父的寿宴。或许人家帮我的多，或许我帮人家的多，但只要相互诚实，谁吃亏谁占便宜就无所谓，我们就是长朋友，久朋友。
一类是精神交流型。具体事都干不来，只有一张八哥嘴，或是我慕他才，或是他慕我才，在一块谈文道艺，吃茶聊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把我的朋友看得非常重要，为此冷落了我的亲戚，甚至我的父母和妻子儿女，可我渐渐发现，一个人活着其实仅仅是一个人的事，生活关照型的朋友可能了解我身上的每一个痣，不一定了解我的心，精神交流型的朋友可能了解我的心，却又常常拂我的意。快乐来了，最快乐的是自己，苦难来了，最苦难的也是自己。
然而我还是交朋友，朋友多多益善，孤独的灵魂在空荡的天空中游戈，但人之所以是人，有灵魂同时有身躯的皮囊，要生活就不能没有朋友，因为出了门，门外的路泥泞，树丛和墙根又有狗吠。
西班牙有个毕加索，一生才大名大，朋友是很多的，有许多朋友似乎天生就是来扶助他的，但他经常换女人也换朋友。这样的人我们效法不来，而他说过一句话：朋友是走了的好。我对于曾经是我朋友后断交或疏远的那些人，时常想起来寒心，也时常想到他们的好处。如今倒坦然多了，因为当时寒心，是把朋友看成了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殊不知朋友毕竟是朋友，朋友是春天的花，冬天就都没有了，朋友不一定是知己，知己不一定是朋友，知己也不一定总是人，他既然吃我，耗我，毁我，那又算得了什么呢，皇帝能养一国之众，我能给几个人好处呢？这么想想，就想到他们的好处了。
今天上午，我又结识了一个新朋友，他向我诉苦说他的老婆工作在城郊外县，家人十多年不能团聚，让我写几幅字，他去贡献给人事部门的掌权人。我立即写了，他留下一罐清茶一条特级烟。待他一走，我就拨电话邀三四位旧的朋友来有福同享。这时候，我的朋友正骑了车子向我这儿赶来，我等待着他们，却小小私心勃动，先自己沏一杯喝起，燃一支吸起，便忽然体会了真朋友是无言的牺牲，如这茶这烟，于是站在门口迎接喧哗到来的朋友而仰天嗬嗬大笑了。
1997年2月5日晚
西安这些酒吧啊、这些歌舞厅啊，蹦迪啊这些东西，我都去过。在别人心目中，好像我都是那老古董啊，实际上正好是反反的。我去过同性恋的酒吧……
当年写长篇，在外县写时没有文化生活，每天晚上要么看黄色片，要么是看武打片。
走走：关于现代城市的某种概念或词语，比如高速路、小别墅、贫民窟、步行街、度假村、体育场、健身房、图书馆、音乐厅、博物馆、展览会、电影院、游泳池、古迹、学校、股市、超市、画廊、酒吧、茶楼、歌厅、黄金周、信用卡……哪些对你来说是有感觉的？
贾平凹：你刚才谈的这些，我都特别有感觉。严格说，我骨子里是爱时尚得很，你比如这个酒瓶子，我觉得西方的酒瓶子设计就是比中国的酒瓶子好看。西安这些酒吧啊、歌舞厅啊，蹦迪啊这些东西，我都去过。但我喜欢是喜欢，毕竟因为咱年龄大了，去过以后吧，觉得不和谐得很，咱就出来了，觉得人家都看咱，你来干啥来了？人家都是十来岁、二十岁那小年轻。再一个酒吧，咱也不爱喝酒，但是看到那些，确实有感觉，虽然我不一定去。在别人心目中，好像我是那老古董啊，实际上正好是反反的。
超市我是不常去，因为家里这些事情都是老婆干的，我只是偶然……但是我每次只要到超市去，就爱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有用没用，只要是我喜欢的那些小玩意、爱吃的东西，都要买些回来。反正肯定都有收获，会花些钱，大件都不买。
电脑吧，几十年都在用笔写，突然用机器写，那对字的那种快感，那种敏感没有了，年纪都这么大了，学那个又耽误，思维改变起码得半年，这半年还不如我弄点别的啥呢，不上网就不上网吧。我是那样想的，与其花半年时间来扭转思维，改变习惯，真还不如让我慢慢消磨我的生命，慢慢在字里玩着。一生写多少字那也是有定数的，我已经五十岁了，本来两年写的东西让我一个月写完了，那一年零十一个月干啥？写作里边有欢乐，就像农民种田的过程有一种欢乐一样，它不仅仅是一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它有欢乐在里面。我母亲看我在那儿写文章，老觉得我太累，说你不要写字了，她不知道我写文章，以为我只是写字，一天坐在那里写要累死了，但我觉得乐趣也在那里。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学过拼音，小学学汉语拼音时我离开了学校，以后再学没记住。而从小学到大学，老师都讲陕西话，现在的生活圈里也都是陕西话，所以说我学这电脑吧就难得很。那五笔字型我曾经记过，记不住。然后有那象形码，我也记不住。后来别人建议我买过书写板，用书写板那硬笔写字，难看得很，我嫌那样我毛笔字写不成了。我想我可能是很笨的那一种，像一只狗吧，你给它开了再大的门，它还是从小洞子里钻，把鸡放在粮堆上它还是扒着吃。
对女人美容、减肥、去健身房……我是热烈欢迎、绝对赞成，要求我老婆必须去做那些东西。因为我觉得一个男的吧，男的如果挣钱，一定要叫老婆去花掉。绝对不是怕老婆花钱那种，我鼓励她去花钱，鼓励她去美容。她咋漂亮咋折腾去，我是那样主张。咋美容咋减肥，反正你愿弄啥弄啥，她有时还不愿意去，她是大大咧咧粗枝大叶那种人，我还主张叫她去。而且鼓励她交友，我老婆经常和她那一帮子女朋友蹦迪或是喝酒，那完全过的是现代生活。
我对机械性的东西感觉非常差，手指不灵活，一紧张手就不听指挥了，家里有车我不想开，自行车当年都没骑好，骑自行车我的腰摔断过，碰过不下五个人，一遇到紧急时刻，大脑就不指挥了，眼睁睁往前冲。
我有信用卡，但是我用得很少，都是人家给我办的。外地别人给我打钱做啥，然后我跟老婆说，你看多少号？你再查一下看到了没到，因为我老记不住，我也不会查，我不会用。
歌厅我有时去，我唱歌还唱得好得很，你想象不来啊？就是流行歌嘛，不是陕西民歌。因为我学啥都慢，人家流行歌曲流行过了我才会那个东西，但我唱得绝对比他歌星唱得有味道。我经常改它那个调子，修饰好多，但不是跑调，反正是把它变得更有味道些。我唱得最好的是《青藏高原》，你不相信？著名男高音！但我歌还是学得少，毕竟去得少，也没时间去。我一般唱，要唱开了，必须要唱过十个歌以上，才能把那瘾给过了。
但我不会跳舞，我不喜欢跳舞，因为个子低，跳舞都是那身材特别好的，个子高的跳舞好看嘛，因为啥，个子低后有自卑心理，弄个那么高的女的，你控制不住她，就慢慢不跳舞了，我说你们跳，我给你们唱。
我基本上每天晚上都在茶馆，西安大部分茶馆我都去过。每天晚上说话啊，或是做啥啊玩啊，都在茶馆。
但是一般不喝酒，也就不太到酒吧，再一个酒吧，年纪大了嫌吵。但是我每年都会去上海看一看，咱不为别的，起码说是去感受一下，有时候谁也不见，就是去看看酒吧生活。我去过同性恋的酒吧，因为啥，我第一次为了想感受一下，咱不能轻视那年轻的，年纪大的人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是千万不要去反对年轻人。咱看一下、接触一下，看看人家是怎么思维的，都是咋生活的。上海毕竟是目前最时尚的城市，感受一下这个现代气息，到那儿去一下，然后就是去接触一些比较前卫的作家，我觉得那还有意思，反正我能理解人家写那个东西，也不是说凭空来的，也是有其生活环境。这种生活环境肯定咱写不了，咱不熟悉这个东西，咱就不是这个地里长的草，你用不着去谩骂人家，人家有人家的理由，人家有人家的生存道理，人家就是在那环境长下的，人家就写人家那东西，人家的骨子里、血液里就是那种东西，就是那样。
电影看，少得很，因为没时间去看，一般都在家里。我不爱看言情影视，因为咱整天写那个言情，咱就弄那回事情，咱就写这个东西，还看言情片？就烦那个东西。我当年写长篇，在外县写时没有文化生活，每天晚上要么看黄色片，要么看武打片，不为别的，完全是调剂。
一辈子的遗憾就是咱老见不上一个外国女的，接触不了外国女的，有时见谁长得像外国人，就对谁特别好感。
走走：那你最喜欢的女演员是谁？
贾平凹：影星吧，反正我喜欢漂亮、气质好的、会演戏的，那些我都崇拜，我也是追星族呀！原来对香港影星王祖贤我是喜欢得很，韩国的一个演员，叫不上名字，香港的还有一位，我都蛮喜欢的，有她们的戏就看。当然，我从内心讲，更喜欢外国女影星，人家有说不上来的一种东西。我一辈子的遗憾就是咱老见不上一个外国女的，接触不了外国女的，有时见谁长得像外国人，就对谁特别好感。你看我房子里，贴了好多西方女影星的照片。就是上次，我把一个女影星的照片在那里挂着，来了一个法国女的，艺术家，她马上就发现了，问我挂这个人的照片啥意思？我说我觉得人家好看，就在那儿挂着呢，她说这种人在法国多得很，把我说气得，我说人家那是艺术家，她说她也是艺术家。哈哈。
走走：西安有什么展览、活动的，会不会去凑凑热闹？
贾平凹：有什么展览我都看，因为西安吧毕竟还不像上海，它来的人不是很多，来了咱就去看一下，看一下外边都啥人嘛，社会发展看一下；演唱会看得不是很多，因为毕竟那是更年轻的，那有些它有直播，电视上就可以看了，现场看得少；足球吧原来到现场看，后来也懒得跑去，一去，好多人认识，你本来安安静静在那儿看呢，人一认识，叫你签个名啊做啥，弄得烦人得很，我就不去了，我坐我屋里看。
我妈说她生我的时候，老做梦梦见在地上拣那个核桃，老是往怀里装核桃。后来我就说，你这梦做得，叫我这一生……核桃是要被人砸着才能吃，对吧？一生老教人欺负，老教人砸来砸去的，批评过来批评过去的。
走走：听说你从小爱音乐，想拉二胡，到现在也学不会，指头特别僵。那在摇滚乐、交响乐、爵士乐、民族器乐……中，你现在最喜欢的是哪一类型的？
贾平凹：我还是爱民族器乐，因为啥，从小接触民族音乐多，听得也多，西洋音乐毕竟接触得少，大型交响乐那类不是说马上就能听懂了，马上就能融进去了，都还融不进去，这恐怕还是和受的文化教育有关系。因为接触音乐，不像现在年轻人，音乐成了每天生活中不可少的一部分，街道上经常看见挂耳机的，走哪儿都在不停听，咱小时候没有那东西。我那个村子，有一家人吧，弟兄几个都会拉二胡，都懂得音乐，每天在他门口拉二胡，我坐我门口那儿偷偷听人家，觉得羡慕得很。所以我收藏乐器，我收藏有扬琴、钢琴、古琴、琵琶，还有老古琴，是时间特别长的，然后还有啥乐器？二胡、笛子、萧，这些我都有，但就是不会，还有埙，也不会。我这个家族里面没有艺术遗传，反正我是爱那个，尤其民乐这一类的东西，我能听出来。但是你瞧我的手，我的手僵硬得很，咋都掌握不住，再一个，哆来咪发那个老弹不出，指头不灵活。
在音乐里边我真正喜欢的都是苍凉的这一类东西，当年二胡里边的《江河水》啊、《二泉映月》……反正欢乐的、节奏快的东西，我都不爱，歌我也不唱它，音乐我也不听它那一类。我第一次病啊，也有好多很奇怪的东西。这儿有一个老园子，叫长宁宫，当时蒋介石在西安，就在那儿住过。然后蒋经国结婚，也是在那儿结的。后来五十年代就成了西北干部的疗养院，后来到了这个八十年代吧，它基本就荒芜了，变成了工人疗养院，其实没有人疗养。房子都是五十年代建的，小房小房，一幢一幢，草都半人深，那树木……离这儿挺远。当时搞写作没有地方，那儿僻静就在那儿吧。每天晚上害怕得很，因为一个人住一个小房子，小别墅，院子里都是半人深的草、大树，这个房子离那个房子都特别远，只有一个开水房，要去打开水，经常从林里走过去，都有蛇，那害怕得很。每天晚上我就害怕，睡觉前就往床下看，看哪儿能不能钻进这蛇来，害怕蛇得很。自己写作的时候，我就拿那个录放机吧，就放那个《江河水》，《江河水》吧它是很苍凉的，太苍凉了，听得多了以后，那次就病了。那次咋个病的？有一夜是风雨大作，那雨大得很，一夜没睡好，你感觉雷啊一直都在这个屋顶上砸。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旁边的树都教雷击打折了，那一夜都没睡着，惊慌失措了一夜，害怕，总害怕那雷把这个房子砸了。第二天身体就开始不好了，肚子不舒服，然后大便也不通畅了，就不想吃饭了，然后又坚持了几天，就写不动了。写不动了以后，一检查说是肝腹水。所以从那时候，那个小说就再没写了，那一部长篇叫作《忙忙人》，一直没出版，到现在都没出版，打个初稿就再没写过，我觉得那是我极不吉利的一个长篇。当时有一个著名画家是我朋友，来了以后给我画过一幅画，就是画长宁宫，上面都是阴云密布、妖魔鬼怪的，下面草、蛇，啥都有。当时就是好多因素造成的，我估计是一种心理暗示，然后慢慢就病了，第一次住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三十五、六开始住院的，第一次发病就是肝腹水，就发生过这种事情。
那个埙你听过没？埙的穿透力特别厉害，尤其晚上，像鬼哭狼叫一样。我喜欢那种东西，我这次写《秦腔》，里边也有好多曲子，就是秦腔里边的哭音、慢板，都是苍凉的这种调子，它曲牌都是苍凉的。为啥我爱唱流行歌里的《青藏高原》啊、什么《流浪歌》啊、《驼铃》，都是类似这个风格的我喜欢，会唱，不是这种风格的我就没记忆，记不住，我后来想我这一生的命运啊，因为我妈说，她生我的时候，老做梦梦见在地上拣那个核桃，老是往怀里装核桃。后来我就说，你这梦做得，叫我这一生……核桃是要被人砸着才能吃，对吧？一生老教人欺负，老教人砸来砸去的，批评过来批评过去的。
走走：很多人都认为现在不是一个读“字”的时代，作为作家，一生都得与文字打交道，对这样的观点有怎样的看法呢？
贾平凹：这个世界也可能发生这样变化那样变化，但是作为具体的我自己来讲吧，我只能干这个事情。就像有鸡啊有鱼啊有肉啊，有这样肉那样肉的，我只能吃素的，我也承认那些都好着，咱不能说那都不好。我只能吸收这些东西，我只要把我的营养组合好就对了。因为这个社会或许这样那样，社会上能人也多得很，人才也多，啥人都有，咱反正只要把自己做好就对了。
朋友都说我手上肯定有啥别的磁电，因为再好的手机到我这儿，只有几天就完蛋了，不知道啥原因。
走走：听你朋友讲起，你虽然也拥有现代化的通信工具手机，可是在五花八门，精彩纷呈的手机功能上，你只会接听和打出。有一件关于你的轶事，有天你问一个朋友，“我的手机怎么没有来电储存功能呢？”朋友颇为迷惑，拿过你的电话一按，一切正常，来电储存得明明白白。这下你仿佛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致勃发，就跟个小学生般虔诚地说，“快来教教我。”于是朋友手把手教你操作起来，教了一遍、二遍、三遍……你小心翼翼地在按键上摁来揿去，按呀、拨呀，最终还是学不上手。看着你满脸无奈的样子，朋友只好铺开纸笔为你写上，“手机来电储存操作程序……”
贾平凹：手机只会手接、看信息、拨打，就那三个功能。我不会写信息，因为没人教给我，再一个，我不会拼音嘛。手机我用得多了，可是啥手机给我两天就坏，朋友都说我手上肯定有啥别的磁电，因为再好的手机到我这儿，只有几天就完蛋了，不知道啥原因。我换了好多牌子，不知道换了多少了。我现在这手机才拿回来不到一个月，这又接不住了，得按两下才能接住，但有时还能接住。或者手机有问题？当然现在这手机质量也不好，但我就是费得要命。手机费吧现在说不来，单位报销。
人哪怕可以穿农民衣服，可以脸不洗，但是你精神一定要是现代性的东西。
走走：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才知道你原来是个挺时尚的人，那你对时尚生活的理解是什么？现在还有一个词，就是另类，对另类生活又是怎么看的呢？
贾平凹：另类吧，我觉得太有表现力，我还不主张这个东西。太表演或和大家太不一样，我觉得……起码叫我弄我不弄的，太过了。你比如大家都在这儿吃饭，我偏在这儿刷牙呢，一般我觉得这样会引起大家对你的不满，或者沉默，对吧。但是时尚吧，我觉得时尚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东西，因为时尚是最新的一种东西嘛，你起码要追逐那个东西。这就像别人以为我老写农村生活，土头土脑的，你还有啥时尚？人哪怕可以穿农民衣服，可以脸不洗，但是你精神一定要是现代性的东西。你可以欣赏那个东西，你可以肯定那个东西，你可以欢迎别人来做这个东西，我哪怕不做，但我一定容忍别人来做这个东西，我自己来享受着，我一直是这种观点。实际上当年陕西的老作家，写《创业史》的柳青到广东去住旅馆，他老爱穿农民衣服，旅馆把他给撵出来了，还以为他……但柳青吧，别人以为是个农村老头，他懂得几国外语呢，他内心也是现代得很，人有时不能从表面看。你比如说，谁穿一身好名牌衣服，一身衣服多少钱嘛，就是几千块钱了不得了。一个人有气质它不在外头，你比如说我是个富人，我就穿一身烂衣服，我身上装了一亿人民币，我表现出来的就不一样，我哪怕穿得再烂，但是我坐在那儿，我沉稳得很。我身上没有钱，我穿了一身名牌，那样子都慌慌张张的。
走走：现在冒出许多关于城市年轻人的词汇，比如新新人类、愤青、小资、波波族……这些你了解吗？
贾平凹：我都知道。现在媒体多得很，电视上、报纸上经常出现那些。再一个，小年轻的人，来也都是跟你说那些话嘛。
走走：刚才过来的路上，司机告诉我，这里所有旧城区的房子都要拆去，因为要造一个环城公园。在这样的问题上，一般总是有两种意见，一种就是，城市拆迁等于文物少一件、历史少一章。然而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当文物保护与旧城改造或城市建设发展发生不可避免的矛盾时，往往是以牺牲历史作为代价而发展城市建设的。那在你看来，是应该对历史和文化持尊重态度呢，还是注重提升城市整体品位，哪怕它或许只是一时的，更重要？
贾平凹：它这个问题是永远纠缠不清的问题，不是西安，也是整个全国、全世界都在争论的问题。它存在啥问题？各人站的立场不一样，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不一样，使政府部门难以下决心。你比如说你住在旧城区，旧城区的人从他立场上没有一个不想拆掉的，因为不拆他住那儿，要水没水，没有自来水，没有暖气，一下雨积水，他恨不得一下搬出，搬到高楼上去，高楼当然对人类来说，不是很适应人类生存吧，但是它在目前阶段起码是明亮的，它有上下自来水，有暖气，它方便，它安全，他当然愿意。但作为咱这个文化人，咱这些人，你一定要保护，你咋不住进去？你住那很舒服的房子，老叫那些人保护，所以这产生个矛盾，关键在这儿呢，倒不是说是谁……你把这些人全部搬出来，你给他安顿好，国家把那儿保护起来，那绝对没人反对。现在国家又不管，你就永远住在那儿，你咋把房子保护住？这就相当于卦城的一个民俗村，就是一个明清时期建筑群，很有名，叫党家村。党家村吧，现在就变成旅游点了，又没办法把那村民迁出来，就要求村民不能在那儿破坏，自己家的房子不允许随便这儿挖个坑，在那儿搭个棚，我寻思我要是村民我也有意见，这是我祖辈的院子嘛，我要怎么办怎么办，我生活不自在，我要扩大房子、我这里的门开那儿更好，我要改造它，但你现在不能改造，它存在这个矛盾在里头。
走走：就拿上海来讲，现在面积超过三千平方米以上的公共绿地已经有二十多块了，但这些绿地边上总是一块牌子，上书禁止践踏草坪，或是不准进入草地，末了跟上一句，违者罚款。这些年倒是有了些改善，从原先的命令句式改成了祈使句，内容却是不变的。这就好比美人出得闺门，刚让人石破天惊了一把，马上又给加了个玻璃罩子，让人近不得亲不得，反倒生出了些许怨怼。记得有一次去湖南长沙，当地朋友就把那里的绿化工程称为“面子”工程。但是从政府角度来说，也有自己一本难念的经。
贾平凹：保护草地，必须以人为本，必须为人来服务，现在把人弄得……这就像那个保护野生动物，陕西经常发生那种事，那种羚牛还是啥啥牛，经常从山上下来，把农民的牛咬死了、羊咬死了、猪咬死了，把人也咬伤了，经常就是把人都弄伤了，把庄稼破坏得一塌糊涂，把农民气得，但是你不能打它，你一打它你犯罪了，就把你逮捕了。但是叫那动物老欺侮人？这种到底是保护动物还是保护人，现在这也是个矛盾啊，这法律法规也还有好多问题在这儿。农民就毫无办法，种上庄稼叫那全部吃完。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看到那以后叫人哭笑不得，你又不能打它，你一打它就把你逮捕了；你不打它，它光来打你，它老来欺侮你。现在动物活得比人自在。
走走：但这就像旧城区一样，想保留就必须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保护对象，要没被列入文物保护点，不是什么珍稀动物，谁来保护你？
贾平凹：普通动物哪还有啥动物？做个动物你还得做好动物，你当然不能做那些……剩下的那都是人吃的，那都是家养了，牛啊猪啊羊啊兔啊王八啊鱼啊，那拿到锅子里的都是养的嘛，它都不是野生的嘛，野生动物都珍惜。
走走：你在《腊月正月后记》中曾经说过，“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标准的下降，浮虚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只适合于闭塞的自然经济环境呢？社会朝现代的推移是否会导致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趋尚实利世风的萌发呢？这些问题使我十分苦恼，同时也使我产生了莫大的兴趣。”这些关于城市的哲学思考到了今天，找到答案了吗？
贾平凹：没有答案。它毫无答案，它有些东西作家解决不了，作家只能说是在旁边发些感慨，作家毕竟是闲人那种感觉，就像俩人在打架，只能说这俩个不能打架，这怎么打架了？劝又没办法劝，胆力又没，又没人听你的，你只能在这里发感慨。
走走：是不是从某种角度来说，艺术只能做到旁观？有一张著名的照片，《饥饿的小女孩》，画面是夕阳下，一个骨瘦如柴的非洲小女孩匍匐在地，身后不远处停着一只虎视眈眈的兀鹰。这张照片获得1994年普利策摄影奖后传遍了全世界，但是公众在同情非洲难民的同时，开始关注那个小女孩的命运。人们纷纷质问摄影师，为什么不放下相机去救那个小女孩一把。
贾平凹：我觉得艺术是旁观的，作为人来讲吧，肯定先救去了，但从艺术角度吧，那先拍下来再说，因为他充当的……所以说作为艺术家吧，他既然是人，就有人性那种善良的东西，他也有艺术的这种东西，经常产生矛盾。他就是拍出来，他都觉得，这样良心过不去，那要是你正在拍着，把娃叼走了咋弄？
作家这个职业只能和社会不停产生摩擦，摩擦才有张力，作家和社会它一直产生一种紧张感。我觉得所有艺术家的职业它都是和社会有紧张感的。
走走：后来这个南非摄影师在得奖后三个月就自杀了，他在遗言中写道：“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我想他所不能承受的，正是艺术的光环背后人性的拷问吧。
贾平凹：它这个只能引起争议，只能是个矛盾。所以说作家这个职业它只能和社会不停产生摩擦，作家职业本身就是摩擦。如果你这个作家老顺应那个社会，老围着社会，社会走哪儿，你就给人说啥，那肯定不是个好作家，作家一定要有超前性的摩擦，那职业就是让你摩擦来的。摩擦才有张力，作家和社会它一直产生一种紧张感，就是两个老不和谐，离离不得，但是总不对劲，就像赌气的夫妻一样，还在一个床上睡着。要么是脊背对脊背，要么是冷战，反正就是这种。我觉得所有艺术家的职业它都是和社会有紧张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