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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瓷片，有的贴在了灶台上，有的贴在了厕所里，将灶台上的拿来贴在厕所里，灶台上的呼天抢地，哪能听到厕所里的啜泣呢？
我读过许多关于知青的小说，就把农村写成像地狱一样……他们不应该到乡下来，我们就应该生在乡下吗？当我后来成为一名作家，我却没有写过一个字的知青文学作品，因为我感情不一样。
走走：在《我是农民——乡下五年记忆》里有一段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记得有一首流行歌曲《小芳》，暴露的是那些时过境迁之后，回到城市里的知青对抛弃了乡下姑娘的一份忏悔的心态，我特别厌恶这种浅薄。他们在时代中落难，却来到乡下吃了我们的粮食、蔬菜和鸡，夺走了我们的爱情，使原本荒凉的农村越发荒凉了。他们走了，剩下的还是那些农民……”这是当时农民与知青间真实的感情写照吗？
贾平凹：我读了不到两年的初中，学校放了长假，我被划为1967年的初中毕业生，那时我才十四岁，回到了棣花，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要按那个年龄段那个经历，在农民里我也属于知识青年，但是现在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中国对知识青年只限定到原本住在城里，有着还算富裕的日子，突然敲锣打鼓地来到乡下去锻炼当农民的那一批人，才叫知识青年。而回乡，就是家本身就在农村，但是他又在上学，回到家乡的，他就不承认你是知识青年。我的家原本在乡下，本来就是农民，像我就属于回乡青年，不叫下乡青年。回乡青年比下乡青年似乎在人们概念中要低人一等，社会也不关心这些人。
知青文学在社会上流行的时候吧，我读过许多关于知青的小说，就把农村写成像地狱一样，然后那些城里的孩子到那个地方就像公子落难一样，离开了亲情，离开了舒适，到乡下去受许许多多的苦难，或是女的叫村队长强奸了、或者吃的苞谷面糊糊、或者是干多大体力活……就觉得一肚子委屈，实际上回乡青年他更委屈了，而且农村那些人他世世代代都是过的那日子。言语间他完全是站在城市人的眼光来写农村，他不是站在农村来写知青。我只是觉得委屈，他们不应该到乡下来，我们就应该生在乡下吗？一样的瓷片，有的贴在了灶台上，有的贴在了厕所里，将灶台上的拿来贴在厕所里，灶台上的呼天抢地，哪能听到厕所里的啜泣呢？
知青当时在农村还算好的呢，居高临下，有房子、有基本口粮保证，别人就没有保证、还有可能去当工、上学啊、就业啊，回乡青年就没有了。我当时多么羡慕这些知青啊，他们可以定期回城，他们带来了收音机、书、手电筒、万金油，还有饼干和水果糖。他们穿西裤，脖子上挂着口罩，有尼龙袜子和帆布裤带，他们见识多，口才又好，敢偷鸡摸狗，敢几个人围着打我们一个。更丧人志气的是，他们吸引了村里漂亮的姑娘，姑娘们在首先选择了他们之后才能轮到来选择我们。
知青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走红于中国文坛，我后来成为一名作家，虽然也写，却没有写过一个字的知青文学作品，没有写过一篇关于知青生活的文章，因为我感情不一样。另一方面，因为我这里没有知青，我对那方面知道的不多，我邻村有知青，而且我那儿知青都是县上下来的，他县城上的娃基本还是乡下的娃，而且时间都短。但是我上大学以后采访过知青生活，前年我到凤县去，为啥我到凤县去？当年我上大学时采访过那个村，它就是当年全省知青的一个先进点，一个小村，我写《天狗》就写那个村里的事情，我跑到那个村子去看去了，三十年没去，一看那地方那些个山民，还是那样子，有几处新房子，我跑上去照张相再下来，就怀念那段生活。知青那都是人尖尖的人，那都是精灵人，在农村都喜欢精灵人，让他们当这队上的领导，带着大家改天换日，生活不像……当然也有受苦难的，被人家强奸啊、被人家欺负啊，那毕竟少数。那个时候专门有知青干部管这些，谁敢把这个军婚破坏了、把知青破坏了，那是判刑的，那时专门有人管，所以一般……
人性成分多得很，就看啥时候遇着啥，把啥释放出来。那个魔鬼匣子，魔鬼咋出来的？那是遇着啥才出来的。
走走：在你做农民的那几年里，社会大环境是相当贫困的，而一分钱、一根柴火、一把粮食，对于生命都是重要的，人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可能不自私都不行，那你觉得自私更多是出于人的本性还是受环境所迫？
贾平凹：自私本身它是身体里边有，是人性里边有这个东西。人性里边有贪婪啊、自私啊、吝啬啊、狂妄啊、骄傲啊、示狠啊、凶杀啊、偷盗啊、窥伺啊这些成分。环境不一样的时候，这些就冒出来了，遇着啥环境冒出啥来，比如说很贫困的时候，自私的成分就出来了，因为就只有一个馒头，你要吃、我也要吃，我肯定是一人一半，我那一半肯定掰多半些。这种环境把你逼得，你自私的功能就出来了。我这里有十二个馍咱俩吃，你吃吧你吃，我不要你吃掉吧……那就显得大方。人性成分多得很，就看啥时候遇着啥，把啥释放出来。那个魔鬼匣子，魔鬼咋出来的？那是遇着啥才出来的。比如说我正在谈恋爱时，我肯定是温柔的，我看花也是好的，啥也不伤害，我也很文明。我在这儿正受人骂呢，你欺负我了，那我看啥都不顺眼。
走走：我看过有关爱斯基摩人生活的一项记录，它这样写，“对爱斯基摩人而言，存放多余食物最好的地方就是别人的胃。”这种分享不是因为他们天性里没有自私，而是为了确保自己往后欠缺食物时也能得到对方的回报。付出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得到。
贾平凹：自私吧我觉得倒不一定是一个多不好的词儿，从那字义上来说，自私，那现在也保护私人财产。你连你自己都不爱惜，你不可能爱惜我。但啥都有个度，自私的人不要超过那个度，你超过那个度，光想把我的东西都归你，那就是掠夺了。自私是允许的，所以我原来经常说，咱有时怨恨有些朋友背叛你、有些朋友加害你、有些朋友落井下石，出现好多不好的东西，但后来再一想，朋友毕竟是朋友，你不能把朋友当你的亲人来对待，当你的父母兄弟姐妹来对待，你不能这样来要求人家，不能把朋友当我哥或我父亲，用那种我对他们的要求来要求朋友。但是对家人、对父母兄弟姐妹也不能当我自己，随心所欲、想做啥就做啥，也不能那样来要求。这样的角度一处理，好多事情就平衡了。
走走：但是我觉得，人性其实是经不起检验的。
贾平凹：我觉得对着。两个人结婚的时候，肯定谁也没想要离婚，都不是准备着为了来离婚而结婚来的吧，当然每个人生是为了死的，但结婚肯定不是为了离婚来的。因为人这个动物，为了一个啥东西，他在瞬间是真实的。比如谁喜欢个姑娘，对她有啥性爱要求了，他表现、发誓、对她许好多愿，那种愿在那个瞬间绝对是真实的，他不会说谎。但是过后他不一定彻底能保证那个事情。
走走：你后来上了水库大坝工地以后，在指挥部办了战报，当时出于充实版面目的开始写诗。这其实从客观上开始了你的创作生涯，那后来怎么写起了小说？想过成为一个诗人吗？
贾平凹：我上大学整整写了三年诗，整天写诗，自己油印那诗集，暑假都不回去在屋里写长诗，还出版过长诗。我出过诗集，我发的诗还多得很。大学毕业后还写了几年诗，八十年代还在那儿写诗。后来吧才慢慢地过渡到这儿，那是没办法，那个时候写诗，写得多发得少，就慢慢把你消磨得……诗人都要浪漫、比较潇洒，诗人都像美院学生一样，长头发啊，穿得……后来我觉得，感觉写不出了，就开始写散文、小说。
走走：那你现在写小说，有没有这种感觉写不出的时候？
贾平凹：现在起码还没有出现这种感觉。
走走：诗和小说应该没有本质区别？
贾平凹：那说不来了，那真的说不来。
走走：一般来说，写作的冲动似乎都是源于某种阅读？
贾平凹：我辍学回乡后修过水库，看到一本书，没头没尾，后来上了大学才知道是孙犁的《白洋淀纪事》。对那里边的短小说有兴趣，就模仿着在笔记本上写，写了一大本，全是自己经历的和身边的人事。我上大学时，那个笔记本丢失了，大学毕业后有十年吧，我回了一次老家，有一文学青年说他有我一本笔记，是辗转了五六个人的手得到的。我用别的东西将笔记本换了回来。这本笔记一些文友看了，觉得比我现在写的还好呢。
附：
读书示小妹生日书
七月十七日，是您十八生日，辞旧迎新，咱们家又有一个大人了。贾家在乡里是大户，父辈那代兄弟四人，传到咱们这代，兄弟十个，姊妹七个；我是男儿老八，你是女儿最小。分家后，众兄众姐都英英武武有用于社会，只是可怜了咱俩。我那时体单力孱，面又丑陋，十三岁看去老气犹如二十，村人笑为痴傻，你又三岁不能言语，哇哇只会啼哭，父母年纪尚老，恨无人接力，常怨咱这一门人丁不达。从那时起，我就羞于在人前走动，背着你在角落玩耍；有话无人可说，言于你你又不能回答，就喜欢起书来。书中的人对我最好，每每读到欢心处，我就在地上翻着跟头，你就乐得直叫，读到伤心处，我便哭了，你见我哭了，也便趴在我身上哭。但是，更多的是在沙地上，我筑好一个沙城让你玩，自个躺在一边读书，结果总是让你尿湿在裤子上，你又是哭，我不知如何哄你，就给你念书听，你竟不哭了，我感激得抱住你，说：
“我小妹也是爱书人啊！”东村的二旦家，其父是老先生，家有好多藏书，我背着你去借，人家不肯，说要帮着推磨子。我便将你放在磨盘顶上，教你拨着磨眼，我就抱着磨棍推起磨盘转，一个上午，给人家磨了三升包谷，借了三本书，我乐得去亲你，把你的脸蛋都咬出了一个红牙印儿。你还记得那本《红楼梦》吗？那是你到了四岁，刚刚学会说话，咱们到县城姨家去，我发现柜里有一本书，就蹲在那里看起来，虽然并不全懂，但觉得很有味道。天快黑了，书只看了五分之一，要回去，我就偷偷将书藏在怀里。三天后，姨家人来找，说我是贼，我不服，两厢骂起来，被娘打过一个耳光，我哭了，你也哭了，娘也抱住咱们哭，你那时说：“哥哥，我长大了，一定给你买书！”小妹，你那一句话，给了兄多大安慰，如今我一坐在书房，看着满架书籍，我就记想那时的可怜了。
咱们不是书香门第，家里一直不曾富绰，即使现在，父母和你还在乡下，地分了，粮是不短缺了，钱却有出没入，兄虽每月寄点，也只能顾住油盐酱醋，比不得会做生意的人家。
但是，穷不是咱们的错，书却会使咱们位低而人品不微，贫困而志向不贱。这个社会，天下在振兴，民族在发奋，咱们不企图做官，以仕图之路做功于国家，但作为凡人百姓，咱们却只有读书习文才能有益于社会啊。你也立志写作，兄很高兴，你就要把书看重，什么都不要眼红，眼红读书，什么朋友都可抛弃，但书之友不能一日不交。贫困倒是当作家的准备条件，书是忌富，人富则思惰，你目下处境正好逼你静心地读书，深知书中的精义。这道理人往往以为不信，走过来了方才醒悟，小妹可将我的话记住，免得以后悔之不及。
兄在外已经十年，自不敢忘了读书，所作一、二篇文章，尽属肤浅习作，愈是读书不已。过了二月二十一日，已到了而立之年，才更知立身难，立德难，立文难。夜读《西游记》，悟出“取经唯诚，伏怪以力”，不觉怀多感激，临风而叹息。兄在你这般年纪，读书目过能记，每每是借来之书，读得也十分注重，而今桌上，几上，案上，床上，满是书籍，却常常读过十不能记下四五，这全是年龄所致也，我至今只有以抄写辅助强记，但你一定要珍惜现在年纪，多多读书啊。
既有条件，读书万万不能狭窄。文学书要读，政治书要读，哲学，历史，美学，天文，地理，医药，建筑，美术，乐理……凡能找到的书，都要读读，若读书面窄，借鉴就不多，思路就不广，触一而不能通三。但是，切切又不要忘了精读，真正的本事掌握，全在于精读。世上好书，浩如烟海，一生不可能读完，且又有的书虽好，但不能全为之喜爱，如我一生不喜食肉，但肉确实是世上好东西。你若喜欢上一本书了，不妨多读：第一遍可囫囵吞枣读，这叫享受；第二遍就静心坐下来读，这叫吟味；第三遍便要一句一句想着读，这叫深究。三遍读过，放上几天，再去读读，常又会有再新再悟的地方。你真真正正爱上这本书了，就在一个时期多找些这位作家的书来读，读他的长篇，读他的中篇，读他的短篇，或者散文，或者诗歌，或者理论，再读外人对他的评论，所写的传记，也可再读读和他同期作家的一些作品。这样，你知道他的文了，更知道他的人了，明白当时是什么社会，如何的文坛，他的经历，性格，人品，爱好等等是怎样促使他的风格的形成？大凡世上，一个作家都有自己一套写法，都是有迹而可觅寻，当然有的天分太高了，便不是一时一阵便可理得清的。兄读中国的庄子，太白，东坡诗文，读外国的泰戈尔，川端康成，海明威之文，便至今于起灭转接之间不可测识。说来，还是兄读书太少，悟觉浅薄啊！如此这番读过，你就不要理他了，将他丢开，重新进攻另一个大家。文学是在突破中前进，你要时时注意，前人走到了什么地方，同辈人走到了什么地方？任何一个大家，你只能继承，不能重复，你要在读他的作品时，就将他拉到你的脚下来读。这不是狂妄，这正是知其长，晓其短，师精神而弃皮毛啊。虚无主义可笑，但全然跪倒来读，他可以使你得益，也可能使你受损，永远在他的屁股后了。这你要好好记住。
在家时，逢小妹生日，兄总为你梳那一双细辫，亲手要为你剥娘煮熟的鸡蛋。一走十年，竟总是忘了你生日的具体时间，这你是该骂我的了。今年一入夏，我便时时提醒自己，要到时一定祝贺你成人。邻居妇人要我送你一笔大钱，说我写书，稿费易如就地俯拾，我反驳，又说我“肥猪也哼哼”，咳，邻人只知是钱！人活着不能没钱，但只要有一碗吃，钱又算个什么呢？如今稿费低贱，家岂是以稿费发得？！读书要读精品，写书要立之于身，功于天下，哪里是邻居妇人之见啊！这么多年，兄并不敢侈奢，只是简朴，唯恐忘了往昔困顿，也是不忘了往昔，方将所得数钱尽买了书籍。所以，小妹生日，兄什么也不送，仅买一套名著十册给你寄来，乞妹快活。
我那个大家族写得好，跟《红楼梦》像得很。
有些人是教授是大科学家是领导，但实际上他是农民；有人是农民，但实际是诗人是哲学家。
走走：那本笔记，没想过拿出来发表吗？
贾平凹：没有，因为它毕竟是小段小段的，最多是一面，反正那有意思，等老了以后再说。就像好多人跟我提说，你把屋里的收藏写成一本书吧，这当然也有意思。我说等我创造力不行了，就是想象能力不行了，再写这些东西，闲着没事再在家里弄这些东西，现在弄就觉得不是时候。那可以做学问，这是个啥东西，是咋发现的，就是那些没激情的文字嘛。
走走：据说贾家是个大家族？
贾平凹：我父亲四个，到了我这一辈人里面，十个男孩，我是老八，同辈分，一个祖父。我这堂兄堂弟多，亲生的就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我那个大家族写得好，跟《红楼梦》像得很。我三伯那媳妇，我叫三妈妈，就是三婶吧，那像王熙凤一样的，没文化，到老了，被接到县上去，农村老太，大字不识的老太，往那儿一坐，人都说那是老干部，都说不知哪来的老干部。那形象，长得又漂亮，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就坐那儿气势不凡，那绝对……我经常说，有些人是教授是大科学家是领导，但实际上他是农民；有人是农民，但实际是诗人是哲学家。这道理我觉得千真万确着，确实是这样，农村有好多……我那个三妈妈，农民嘛，又不识字，处事、看问题、讲话，气质不凡，天生的，长得又漂亮，能干得很，一辈子拿家着呢，我那三伯就不拿事，又不管钱又不管经济，娃们光怕她不怕我那三伯，现在去世了。但我这个大妈呢，娘家在大深山，在深山里就是没本事，但敢情有洁癖，深山的人有洁癖，干净得很。你看出门做啥，姐妹几个妯娌几个要出去办啥事，就她走不到前头去，半天她还在屋里，做啥呢，刷鞋啊整理手套啊收拾呢，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就这伙人。而我那二妈妈，我那二婶，娃多，五个男娃，两个女子，那窝囊得很，成年眼睛是红红的，那鼻子那身上就没干净过一回。到我妈，因为我这家大了，我那外婆老害怕她回到这个家里受亏，就是吃啊劳动啊咋啊受亏，成天就住娘家不回来。我还记得她的姐妹老照顾她，因为我的姨住在另一个村子，娘生我时就跟我的姨在一起，我那大姨就是我跟你说的，姨夫是陕南游击队那个，后来是共产党的一个团长，团部驻扎在一个叫金盆村的李姓大地主庄院里。那在县上，那还是县上人。有啥苦难啊，人还来周济呢，因为当时才分家，家里啥都没有，这个给你拿个勺子、那个拿个盆子拿个锅，或者我那二姨吧，给你烙个大饼子，用毛巾一包，给你送过来，反正到处都在周济她。
附：
祭父
父亲贾彦春，一生于乡间教书，退休在丹凤县棣花；年初胃癌复发，七个月后便卧床不起，饥饿疼痛，疼痛饥饿，受罪至第二十六天的傍晚，突然一个微笑而去世了。其时中秋将近，天降大雨，我还远在四百里之外，正预备着翌日赶回。
我并没有想到父亲的最后离去竟这么快。以往家里出什么事，我都有感应，就在他来西安检查病的那天，清早起来我的双目无缘无故地红肿，下午他一来，我立即感到有悲苦之灾了。经检查，癌已转移，半月后送走了父亲，天天心揪成一团，却不断地为他卜卦，卜辞颇吉祥，还疑心他会创造出奇迹，所以接到病危电报，以为这是父亲的意思，要与我交待许多事情。一下班车，看见戴着孝帽接我的堂兄，才知道我回来得太晚了，太晚了。父亲安睡在灵床上，双目紧闭，口里衔着一枚铜钱，他再也没有以往听见我的脚步便从内屋走出来喜欢地对母亲喊：“你平回来了！”也没有我递给他一支烟时，他总是摆摆手而拿起水烟锅的样子，父亲永远不与儿子亲热了。
守坐在灵堂的草铺里，陪父亲度过最后一个长夜。小妹告诉我，父亲饲养的那只猫也死了。父亲在水米不进的那天，猫也开始不吃，十一日中午猫悄然毙命，七个小时后父亲也倒了头。我感动着猫的忠诚，我和我的弟妹都在外工作，晚年的父亲清淡寂寞，猫给过他慰藉，猫也随他去到另一个世界。人生的短促和悲苦，大义上我全明白，面对着父亲我却无法超脱。满院的泥泞里人来往作乱，响器班在吹吹打打，透过灯光我呆呆地望着那一棵梨树，还是父亲亲手栽的，往年果实累累，今年竟独独一个梨子在树顶。
父亲的病是两年前做的手术，我一直对他瞒着病情，每次从云南买药寄他，总是撕去药包上癌的字样。术后恢复得极好，他每顿已能吃两碗饭，凌晨要喝一壶茶水，坐不住，喜欢快步走路。常常到一些亲戚朋友家去，撩了衣服说：瞧刀口多平整，不要操心，我现在什么病也没有了。看着父亲的豁达样，我暗自为没告诉他病情而宽慰，但偶尔发现他独坐的时候，神色甚是悲苦，竟有一次我弄来一本算卦的书，兄妹们都嚷着要查各自的前途机遇，父亲走过来却说：“给我查一下，看我还能活多久？”我的心咯噔一下沉起来，父亲多半是知道了他得的什么病，他只是也不说出来罢了。卦辞的结果，意思是该操劳的都操劳了，待到一切都好。父亲叹息了一声：“我没好福。”我们都黯然无语，他就又笑了：“这类书怎能当真？人生谁不是这样呢！”可后来发生的事情，不幸都依这卦辞来了。
先是数年前母亲住院，父亲一个多月在医院伺候，做手术的那天，我和父亲守在手术室外，我紧张得肚子疼，父亲也紧张得肚子疼。母亲病好了，大妹出嫁，小妹高考却不中，原本依父亲的教龄可以将母亲和小妹的户口转为城镇户民，但因前几年一心想为小弟有个工作干，自己硬退休回来，现在小妹就只好窝在乡下了。为了小妹的前途，我写信申请，父亲四处寻人说情，他是干了几十年教师工作，不愿涎着脸给人家说那类话，但事情逼着他得跑动，每次都十分为难。他给我说过。他曾鼓很大勇气去找人，但当得知所找的人不在时，竟如释重载，暗自庆幸，虽然明日还得再找，而今天却免去一次受罪了。整整两年有余，小妹的工作有了着落，父亲喜欢得来人就请喝酒，他感激所有帮过忙的人，不论年龄大小皆视为贾家的恩人。但就在这时候，他患了癌病。担惊受怕的半年过去了，手术后身体一天天好起来，这一年春节父亲一定要我和妻子女儿回老家过年，多买了烟酒，好好欢度一番，没想年前两天，我的大妹夫突然出事故亡去。病后的父亲老泪纵横，以前手颤的旧病又复发，三番五次划火柴点不着烟。大妹带着不满一岁的外甥重又回住到我家，沉重的包袱又一次压在父亲的肩上。为了大妹的生活和出路，父亲又开始了比小妹当年就业更艰难的奔波，一次次的碰壁，一夜夜的辗转不眠。我不忍心看着他的劳累，甚至对他发火，他就再一次赶来给我说情况时，故意做出很轻松的样子，又总要说明他还有别的事才进城的。大妹终于可以吃商品粮了，甚至还去外乡做临时工作，父亲实想领大妹一块去乡政府报到，但癌病复发了，终未去成。父亲之所以在动了手术后延续了两年多的生命，他全是为了儿女要办完最后一件事，当他办完事了竟不肯多活一月就悠然长逝。
俗话讲，人生的光景几节过，前辈子好了后辈子坏，后辈子好了前辈子坏，可父亲的一生中却没有舒心的日月。在他的幼年，家贫如洗，又常常遭土匪的绑票，三个兄弟先后被绑票过三次，每次都是变卖家产赎回，而年仅七岁的他，也竟在一个傍晚被人背走到几百里外。贾家受尽了屈辱，发誓要供养出一个出头的人，便一心要他读书。父亲提起那段生活，总是感激着三个大伯，说他夜里读书，三个大伯从几十里外扛木头回来，为了第二天再扛到二十里外的集市上卖个好价，成半夜在院中用石槌砸木头的大小截面，那种“咣咣”的响声使他不敢懒散，硬是读完了中学，成为贾家第一个有文化的人。此后的四五十年间，他们兄弟四人亲密无间，二十二口的大家庭一直生活到六十年代，后来虽然分家另住，谁家做一顿好吃的，必是叫齐别的兄弟。我记得父亲在邻县的中学任教时期，一直把三个堂兄带在身边上学，他转哪儿，就带在哪儿，堂兄在学生宿舍里搭合铺，一个堂兄尿床，父亲就把尿床的堂兄叫去和他一块睡，一夜几次叫醒小便，但常常堂兄还是尿湿了床，害得父亲这头湿了睡那头，那头暖干了睡这头。我那时和娘住在老家，每年里去父亲那儿一次，我的伯父就用箩筐一头挑着我，一头挑着粮食翻山越岭走两天，我至今记得我在摇摇晃晃的箩筐里看夜空的星星，星星总是在移动，让我无法数清。当我参加了工作第一次领到了工资，三十九元钱先给父亲寄去了十元，父亲买了酒便请了三个伯父痛饮，听母亲说那一次父亲是醉了。那年我回去，特意跑了半个城买了一根特大的铝盒装的雪茄，父亲拆开了闻了闻，却还要叫了三个伯父，点燃了一口一口轮流着吸。大伯年龄大，已经下世十多年了，按常理，父亲应该照看着二伯和三伯走，可谁也没想到，料理父亲丧事的竟是二伯和三伯。在盛殓的那个中午，贾家大小一片哭声，二伯和三伯老泪纵横，瘫坐在椅子上不得起来。
“文化革命”中，家乡连遭三年大旱，生活极度桔据，父亲却被诬陷为历史反革命关进了牛棚。正月十五的下午，母亲炒了家中仅有的一疙瘩肉盛在缸子里，伯父买了四包香烟，让我给父亲送去。我太阳落山时赶到他任教的学校，父亲已经遭人殴打过，造反派硬不让见，我哭着求情，终于在院子里拐角处见到了父亲，他黑瘦得厉害，才问了家里的一些情况，监管人就在一边催时间了。父亲送我走过拐角，却将缸子交给我，说：“肉你拿回去，我把烟留下就是了。”我出了院子的栅栏门，门很高，我只能隔着栅栏缝儿看父亲，我永远忘不了父亲呆呆站在那儿看我的神色。后来，父亲带着一身伤残被开除公职押送回家了，那是个中午，我正在山坡上拔草，听到消息扑回来，父亲已躺在床上，一见我抱了我就说：“我害了我娃了！”放声大哭。父亲是教了半辈子书的人，他胆小，又自尊，他受不了这种打击，回家后半年内不愿出门。但家政从政治上、经济上一下子沉沦下来，我们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自留地的包谷还是嫩的便掰了回来，包谷棵儿和穗儿一起在碾子上砸了做糊糊吃，麦子不等成熟，就收回用锅炒了上磨。全家唯一指望的是那头猪，但猪总是长一身红绒，眼里出血似地盼它长大了，父亲领着我们兄弟将猪拉到十五里的镇上去交售，但猪瘦不够标准，收购站拒绝收。听说二十里外的邻县一个镇上标准低；我们决定重新去交，天不明起来，特意给猪喂了最好的食料，使猪肚撑得滚圆，我们却饿着，父亲说：“今日把猪交了，咱父子俩一定去饭馆美美吃一顿！”这话极大地刺激了我和弟弟，赤脚冒雨将猪拉到了镇上。交售猪的队排得很长，眼看着轮到我们了，收购员却喊了一声：“下班了！”关门去吃饭。我们叠声叫苦，没有钱去吃饭，又不能离开，而猪却开始排泄，先是一泡没完没了的尿，再是翘了尾巴要拉，弟弟急了，拿脚直踢猪屁股，但最后还是拉下来，望着那老大的一堆猪粪，我们明白那是多少钱的分量啊。骂猪，又骂收购员，最后就不骂了，因为我和弟弟已经毫无力气了。直等到下午上班，收购员过来在猪的脖子上捏捏，又在猪肚子上揣揣，头不抬他说：“不够等级！下一个——”父亲首先急了，忙求着说：“按最低等级收了吧。”收购员翻着眼训道：“白给我也不收哩！”已经去验下一头猪了。父亲在那里站了好大一会儿，又过来蹲在猪旁边，他再没有说话，手抖着在口袋里掏烟，但没有掏出来，扭头对我们说：“回吧。”父子仨默默地拉猪回来，一路上再没有说肚子饥的话。
在那苦难的两年里，父亲耿耿于怀的是他蒙受的冤屈，几乎过三天五天就要我来写一份翻案材料寄出去。他那时手抖得厉害，小油灯下他讲他的历史，我逐字书写，寄出去的材料百分之九十泥牛入海，而父亲总是自信十足。家贫买不起纸，到任何地方一发现纸就眼开，拿回来仔细裁剪，又常常纸色不同，以至后来父子俩谈起翻案材料只说“五色纸”，就心照不宣。父亲幼年因家贫害过胃疼，后来愈过，但也在那数年间被野菜和稻糠重新伤了胃，这也便是他恶变胃癌的根因。当父亲终于冤案昭雪后，星期六的下午他总要在口袋里装上学校的午餐，或许是一片烙饼，或是四个小素包子，我和弟弟便会分别拿了躲到某一处吃得最后连手也舔了，未了还要趴在泉里喝水涮口咽下去。我们不知道那是父亲饿着肚子带回来的，最最盼望每个星期六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有一次父亲看着我们吃完，问：“香不香？”弟弟说：“香，我将来也要当个教师！”父亲笑了笑，别过脸去。我那时稍大，说现在吃了父亲的馍馍，将来长大了一定买最好吃的东西孝敬父亲。父亲退休以后，孩子们都大了，我和弟弟都开始挣钱，父亲也不愁没有馍馍吃，在他六十四岁的生日我买了一盒寿糕，他却直怨我太浪费了。五月初他病加重，我回去看望，带了许多吃食，他却对什么也没了食欲，临走买了数盒蜂王浆，叮咛他服完后继续买，钱我会寄给他的，但在他去世后第五天，村上一个人和我谈起来，说是父亲眼完了那些蜂王浆后曾去商店打问过蜂王浆的价钱，一听说一盒八元多，他手里捏着钱却又回来了。
父亲当然是普通的百姓，清清贫贫的乡间教师，不可能享那些大人物的富贵，但当我在城里每次住医院，看见老干楼上的那些人长期为小病疗养而坐在铺有红地毯的活动室中玩麻将，我就不由得想到我的父亲。
在贾家族里，父亲是文化人，德望很高，以至大家分为小家，小家再分为小家，甚至村里别姓人家，大到红白喜丧之事，小到婆媳兄妹纠纷，都要找父亲去解决。父亲乐意去主持公道，却脾气急躁，往往自己也要生许多闷气。时间长了，他有了一定的权威，多少也有了以“势”来压的味道，他可以说别人不敢说的话，竟还动手打过一个不孝其父的逆子的耳光，这少不得就得罪了一些人。为这事我曾埋怨他，为别人的事何必那么认真，父亲却火了，说道：“我半个眼窝也见不得那些龌龊事！”父亲忠厚而严厉，胆小却嫉恶如仇，他以此建立了他的人品和德行，也以此使他吃了许多苦头，受了许多难处。当他活着的时候，这个家庭和这个村子的百多户人家已经习惯了父亲的好处，似乎并不觉得什么，而听到他去世的消息，猛然间都感到了他存在的重要。我守坐在灵堂里，看着多少人来放声大哭，听着他们哭诉：“你走了，有什么事我给谁说呀？”的话，我欣慰着我的父亲低微却崇高，平凡而伟大。
在我小小的时候，我是害怕父亲的，他对我的严厉使我产生惧怕，和他单独在一起，我说不出一句话，极力想赶快逃脱。我恋爱的那阵，我的意见与父亲不一致，那年月政治的味道特浓，他害怕女方的家庭成分影响了我，他骂我，打我，吼过我“滚”。在他的一生中，我什么都听从他，唯那件事使他伤透了心。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家庭出身已不再影响到个人的前途，但我的妻子并未记恨他，像女儿一样孝敬他，他又反过来说我眼光比他准，逢人夸说儿媳的好处，在最后的几年里每年都喜欢来城中我的小家中住一个时期。但我在他面前，似乎一直长不大，直到我的孩子已经上小学了，一次他来城里，见面递给我一支烟来吸，我才知道我成熟了，有什么事可以直接同他商量。父亲是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又受家庭生计所累，他没有高官显禄的三朋，也没有身缠万贯的四友，对于我成为作家，社会上开始有些虚名后，他曾是得意和自豪过。他交识的同行和相好免不了向他恭贺，当然少不了向他讨酒喝，父亲在这时候是极其慷慨的，身上有多少钱就掏多少钱，喝就喝个酩酊大醉。以至后来，有人在哪里看见我发表了文章，就拿着去见父亲索酒。他的酒量很大，原因一是“文革”中心情不好借酒消愁，二是后来为我的创作以酒得意，喝酒喝上了瘾，在很长的日子里天天都要喝的，但从不一人独喝，总是吆喝许多人聚家痛饮，又一定要母亲尽一切力量弄些好的饭菜招待。母亲曾经抱怨：家里的好吃好喝全让外人享用了！我也为此生过他的气，以我拒绝喝酒而抗议，父亲真有一段时间也不喝酒了。一九八二年的春天，我因一批小说受到报刊的批评，压力很大，但并未透露一丝消息给他。他听人说了，专程赶三十里到县城去翻报纸，熬煎得几个晚上睡不着。我母亲没文化，不懂得写文章的事，父亲给她说的时候，她困得不时打吨，父亲竞生气得骂母亲。第二关搭车到城里见我，我的一些朋友恰在我那儿谈论外界的批评文章，我怕父亲听见，让他在另一间房内休息，等来客一走，他竟过来说：“你不要瞒我，事情我全知道了。没事不要寻事，有了事就不要怕事。你还年轻，要吸取经验教训，路长着哩！”说着又返身去取了他带来的一瓶酒，说：“来，咱父子都喝喝酒。”他先倒了一杯喝了，对我笑笑，就把杯子交给我。他笑得很苦，我忍不住眼睛红了，这一次我们父子都重新开戒，差不多喝了一瓶。
自那以后，父亲又喝开酒了，但他从没有喝过什么名酒。两年半前我用稿费为他买了一瓶茅台，正要托人捎回去，他却来检查病了，竟发现患的是胃癌。手术后，我说：“这酒你不能喝了，我留下来，等你将来病好了再喝。”我心里知道，父亲怕是再也喝不成了，如果到了最后不行的时候，一定让他喝一口。在父亲生命将息的第十天，我妻子陪送老人回老家，我让把酒带上。但当我回去后，父亲已经去世了，酒还原封未动。妻说：父亲回来后，汤水已经不能进，就是让喝酒，一定腹内烧得难受，为了减少没必要的痛苦，才没有给父亲喝。盛殓时，我流着泪把那瓶茅台放在棺内，让我的父亲在另一个世界上再喝吧。如今，我的文章还在不断地发表出版，我再也享受不到那一份特殊的祝贺了。
父亲只活了六十六岁，他把年老体弱的母亲留给我们，他把两个尚未成家的小妹留给我们，他把家庭的重担留给了从未担过重的长子的我。对于父亲的离去，我们悲痛欲绝，对于离去我们，父亲更是不忍。当检查得知癌细胞已广泛转移毫无医治可能的结论时，我为了稳住父亲的情绪，还总是接二连三地请一些医生来给他治疗，事先给医生说好一定要表现出检查认真，多说宽心话。我知道他们所开的药全都是无济于事的，但父亲要服只得让他服，当然是症状不减，且一日不济一日，他说：“平呀，现在咋办呀？”我能有什么办法呀，父亲。眼泪从我肚子里流走了，脸上还得安静，说：“你年纪大了，只要心放宽静养，病会好的。”说罢就不敢看他，赶忙借故别的事走到另一个房间去抹眼泪。后来他预感到了自己不行了，却还是让扶起来将那苦涩的药面一大勺一大勺地吞在口里，强行咽下，但他躺下时已泪流满面，一边用手擦着一边说：“你妈一辈子太苦，为了养活你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到现在还是这样。我只说她要比我先走了，我会把她照看得好好的……往后就靠你们了。还有你两个妹妹……”母亲第一个哭起来，接着全家大哭，这是我们唯有的一次当着父亲的面痛哭。我真担心这一哭会使父亲明白一切而加重他的负担，但父亲反倒劝慰我们，他照常要服药，说他还要等着早已订好的国庆节给小妹结婚的那一天，还叮咛他来城前已给菜地的红萝卜浇了水，菜苗一定长得茂密，需要间一间。就在他去世的前五天，他还要求母亲去抓了两付中草药熬着喝。父亲是极不甘心地离开了我们，他一直是在悲苦和疼痛中挣扎，我那时真希望他是个哲学家或是个基督教徒，能透悟人生，能将死自认为一种解脱，但父亲是位实实在在的为生活所累了一生的平民，他的清醒的痛苦的逝去使我心灵不得安宁。当得知他在最后一刻终于绽出一个微笑，我的心多多少少安妥了一些。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母亲在悲苦中总算挺了过来，我们兄妹都一下子更加成熟，什么事都处理得很好。小妹的婚事原准备推迟，但为了父亲灵魂的安息，如期举力，且办得十分圆满。这个家庭没有了父亲并没有散落，为了父亲，我们都在努力地活着。
按照乡间风俗，在父亲下葬之后，我们兄妹接连数天的黄昏去坟上烧纸和燃火，名曰：“打怕怕”，为的是不让父亲一人在山坡上孤单害怕。冥纸和麦草燃起，灰屑如黑色的蝴蝶满天飞舞，我们给父亲说着话，让他安息，说在这面黄土坡上有我的爷爷奶奶，有我的大伯，有我村更多的长辈，父亲是不会孤单的，也不必感到孤单，这面黄土坡离他修建的那一院房子不远，他还是极容易来家中看看；而我们更是永远忘不了他，会时常来探望他的。
我父亲严格得很，我都结婚了，三年了，他还打我……
走走：家里谁最疼你？疼到什么程度？
贾平凹：那都疼着。因为我父亲去世十多年了，我母亲她属于没有文化的一个家庭妇女吧，她对儿女关心得很，尤其对我关心得很。因为她是穷日子过来的，是农村人，到现在，就拿吃饭来说，她老觉得我饿着，非要你吃饱，到现在都是那样。给你舀饭舀满，叫你吃啊再吃，现在还是。我妹现在都工作了，那也不常来了，都开始过她们一般正常的生活。
走走：那么多前辈中，谁对你的人生影响最大？
贾平凹：那当然最大还是父母了嘛。我那些伯啊，婶娘啊，毕竟影响都小，主要还是我父亲。我父亲严厉得很，脾气不好，急燥、暴躁。从我上大学一直到我父亲去世前，这么漫长的二十年，只要我回去，明天早上要走了，今天晚上肯定开一个家庭会议，我父亲爱开家庭会得很，就把我妈我妹妹我姐姐都叫上，给你说，半夜一两点，大家都……因为老说嘛，每次我妈都是在那儿打盹，我是低着头光听呢，要闹到一两点，他就跟你讲人情世故，单位的事情怎么好好干，对人家长辈怎么尊敬啊，应该咋弄啊，家里安排啊，就是说这些事情，有些事情都是老话，就是今天说了明天可能还说的那些事情，所以大家都在那儿打盹。最后实在说是，到时候了吧，晚了，一点了，该睡了，大家才散了睡了。每次都那样，长长短短几个小时，就在那儿说家里的事情。
我父亲严格得很，我都结婚了，三年了，他还打我嘛，你想嘛，一般这个……我父亲那人是爱朋友得很，爱朋友爱热闹爱主持别人的事情。总爱逮着别人，别人家里的事情他爱给主持个公道，他是文化人，德望很高，村里别姓人家，大到红白喜丧之事，小到婆媳兄妹纠纷，都要找父亲去解决，但对我对家里人都严厉得很。
再有一个，那个时候又穷匮得很，屋里的好东西，老教他那朋友都吃了，我妈最有意见。来个人就害怕得很，说屋里啥都教人家……鸡蛋都给他的朋友那伙人炒着吃了，因为一喝酒就要弄菜，吃了菜，喝完以后就得，起码吃碗面吧。他只要有一瓶酒，绝对不一人在屋里自己独喝，他不爱一个人在屋里喝。我就反对他那样，所以我不爱跟他在一块。我一辈子都没当面没事叫过他，他跟我说啥，赶紧听完，听完就想跑。那严厉得很，老训你。
走走：会对你体罚吗？
贾平凹：那也体罚嘛，那也不敢不听话。因为他脾气不好，但人绝对是……外头影响好，对家里人严厉得很，就是这种，厉害得很。他老是给人一种严父的感觉。
结婚害羞得很，人那么多都看着咋结婚？对结婚害怕，对生娃不清楚……我一生结两次婚，都没有婚礼。
走走：有逆反心理吗？
贾平凹：那一生啥都听话，就是谈恋爱那个时候没听话，把我父亲真的气死，那闹腾了几年，就是退婚退了有三年，退不了婚，就咋都退不了。因为他和那个女方的爸关系好，到最后把女孩认成干女儿，是那样过渡的。我那腰断就是为了退婚，骑车子摔断，那痛苦得很。那个时候，哎，提起来，那个时候把父母是气炸了，三年。那个时候觉得个人感情问题是天下第一，现在年轻人说的愁苦，那也是。退退不了，又不爱，但是又没办法。那个时候又不是说咱爱上另外一个人了，还没有。跟那女的谈了那么长时间，又没拥抱过，又没接吻过，很正经，你想嘛，正儿八经的。那个时候咱那心理是胆怯心理，还有羞怯心理，一见生人咱老脸红那伙人，那个时候老考虑这结婚害羞得很，人那么多都看着咋结婚？在当时是害怕得很，对结婚害怕。对生娃不清楚，咱要是抱个娃出现那让人笑话得很，那害怕得很，老是在心里闹这种事情，没有愉快的，给人张扬的那种东西，一辈子都老是伏低伏小嘛，都是那种胆怯嘛，都是这种性格。所以我结婚就没举行婚礼，我一生结两次婚，都没有婚礼。
走走：那你父母关系怎么样？家里谁当家谁说了算？
贾平凹：我妈这一辈子永远不操心，啥事有我父亲拿事，我妈你到现在看，还是啥事都不管。一辈子没管过钱，也没管过……屋里啥事情我父亲说啥就是啥，她永远，现在也是，一辈子养成不担承。我妈老了也敬佛，她也每天早上烧香，也跟着人家往庙里跑呢，但她不是特别严格的那种教徒。一早还在烧香，因为老年人都爱烧香。
走走：那你得到过父亲的表扬或是奖励吗？
贾平凹：他晚年，我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我父亲也为我很骄傲过。在父亲晚年，我给他经济上周济不了多少，起码对他精神上是愉快的。他觉得这个儿子还不错。那个时候我经常发表作品，他经常到别的地方看报纸，因为家那边杂志少，看报纸上有我文章了，他就高兴，儿子毕竟写了东西嘛，高兴嘛。他学校的老师、周围人，看到哪又发我作品了，就拿来跟他说，一说就叫他请客喝酒，整天就闹这回事情。我那时候正是发表作品发得特别多的时候，那作为他，他虽然出钱，但是心情愉快得很。这作为父母的心情咱也知道，咱那个女儿吧写个啥东西，哪怕写得再不好，咱觉得这娃还不错，咱也高兴着呢，是不是？它毕竟是个事儿嘛。我父亲晚年唯一能享受到的，就是精神上享受的这一点。那个时候都困难嘛，咱也挣不了多少钱，他在物质上也没有享受到多少，但是在当时都是那样子，相比下来还比较好一点。生活不能和现在比，但当时也算不错的，不说最好吧，也是中上吧，起码精神是愉快的，起码咱还给他争些气吧，这确实也是我唯一能为他做到的。
走走：父母是什么时候知道你是个作家的？
贾平凹：我父亲知道，他有文化他知道，但我妈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做啥，她光以为我在写字，我妈原来在西大那边住的时候，我写字老怕给她看见，她老看着说，钱有多少啦？不要写字了。她老觉得我写字辛苦，她不知道我在做啥，我妈她不管那些事情，我父亲知道。不过我父亲不搞创作，他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走走：有没有觉得你是一个著名作家而对你另眼相待？
贾平凹：我这家族里面从来没有，就包括我女儿从来也没有说她爸是做啥的，别人从来不议论这方面，不会往这方面想。就像我现在老婆开饭馆，别人饭馆都是我写牌子，她还看不上我，还不要我写。我给谁都写牌子，她开饭馆，我就没给写过牌子。
走走：小时候他们对你有没有“望子成龙”的想法或是要求？
贾平凹：没有。当时我跟你说，我父亲还是个反革命分子，我上大学，唯一出路我父亲就是指望我赶快能工作，有个工作，这就给娃把一生的事情就办了，就不在农村再受罪了，就是这种观念。吃国家饭就对了，这是最大的愿望，不指望你成一个什么科学家一个什么官员，想都没想过，也没想过你当作家，只要你解决商品粮。因为我父亲当时被打成反革命回来后，我记得他拉着我哭，他想，因为他的问题这孩子肯定一生没有出路了。因为当时那个社会背景，基本就完蛋了，受苦受难一辈子，就是哭过那一次。所以说他恨不得……我当时在水库上，是他跑到水库把我叫回来的，就是他得的消息，现在可以上大学了，你赶快报名，公社的事情，我再给你寻人说一下，你首先得报名，要叫我报名。特别关心，叫我赶快逃出这个农村，要不就没出路了。不像你现在，现在你不愁吃不愁穿，你在城市，而我父亲是反革命，你体会不来当时。你现在是怎么把饭吃好，我那时是要吃上饭。
走走：那你自己想过长大后干什么吗，有没有理想什么的？
贾平凹：我自己也没想过。那个时候环境不要求你想那些东西，你没办法想。那个时候在农村，最大的快乐是今天我突然在外头拾了一堆柴火，或者是今天我从哪里弄了些粮食，或者是今天我还剩了多少粮食，剩了多少饭。今天给猪弄了一篮子草，那都高兴得很，因为生活困难得很，就这些是最大的乐趣。砍的柴要比别人多这种争胜心是有的，就是总比别人要强，我从小都是这样。
走走：但据说你小时候总打不过人是吧，常常被人揪了头上那撮毛打，但你能哭，村里人说你是刘备。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贾平凹：那是说大人的，小娃委屈都哭，因为啥？我不是那种阳刚的人。生存环境啊、家庭环境啊、身体状况啊、然后身高啊、音量啊，都慢慢把你的性格给改变了。表面一看，我是阴柔型的人，我是示弱的一个人。小时候也确实爱哭，但骨子里是刚强的，有韧性。
世上事情，往往你不想要的东西，它还是得到了，你想要还老要不上。
走走：小时候你因为体质差，在家干活不行、在学校上体育课又争不到篮球，所以便孤独了，喜欢躲开人，到一个幽静的地方坐着。越是躲人，越不被人重视；越不被人重视，越是躲人，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但我记得你曾说过，正是这种懦弱阻碍了你，同时又帮助了你，能不能具体说说？
贾平凹：我跟你说吧，因为懦弱，因为胆怯，一生确实吃了好多亏，别人老欺负你。再有一个，不敢到一些地方去，不敢见一些人，不像有些人啥地方都可以去，啥人都可以见，啥话都可以说，但我的性格里边有这种缺点，就影响好多交际啊，该干的事不干，该争取的事都不争取啊，就是这个，永远活得不争取，反正就是老往后退的那一种。这阻碍了我好多发展啊，该获得的东西老获不上。但是同时它又对你有好处，它又保护了你。往往世上事情，往往你不想要的东西，它还是得到了，你想要还老要不上，我亲身体会到的。我越想要这个杯子的时候，老要不上。我不想要的时候，它还寻着我，跟我了。但这个道理是过后偶然想到，当事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想法，就就事论事了，完全受感情的支配了。要不哲学家都不会……事实上哲学家我估计他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感情用事。
走走：你好像从小就挺恨那些能言善辩的人？不和他们来往，遇到一起，对方越是夸夸其谈，你就越是沉默不语；对方越是表现，你越是隐蔽，以此抗争。但神差鬼使般，你却总是最后胜利的一方？
贾平凹：这也不是说一贯这样，但这种意识还是有，反正我觉得我肯定能比人家弄得好，后来慢慢果然就比人家好了。这样经的事情多了后，自然而然，自信心就来了。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小时候我去割草，那有意思得很。我那一组人里边，年龄都差不多，一人背一个背篓，有那爱张狂的人，外向型的人，他把那草弄得虚虚得很，蓬蓬蓬，上头插得高得……老远看，以为多得很。但是那时给生产队割草，要过秤。他那一落秤，几十斤。当时我拿一个大背篓，我割草又爱拿那脚踩得实得很，表面上看老是一平背篓，但我比他重得多，我爱把草踏实，不爱张扬。那从小性格就是这种，我就是让你看不出来，但我一秤就比你要多，就是这种心理。再比如说当时捞红苕，红苕地收获时那是属于公家的，但全部挖过以后，它里头肯定没有弄完，再拿锄子在挖过红苕的地里拾红苕，再找，看看有没有遗漏的，我们那儿叫捞红苕，那找到就是你的。我是拾得最好的，最多的，而且我在那儿挖，哪儿都有。我是做啥都比别人要强，内心强盛得很，不表达，表面上看起来，还老是不行，看起来不张扬，但实际上有心劲，要把这个事情弄好，这从小时候就一直有这种东西。大了以后你比如说，咱到哪去，搞个创作，那经常到外头去，去后就看见有些北京上海的，夸夸其谈，北京人嘴多厉害，有人从开头说到最后，不停地发言。我永远不是，谁越要发言，我越不发言，反正我就是听着，听着吧，一接触后觉得也就是那回事。但是刚一去把你就吓住了，你觉得人家怎么说得那么好，啥他都知道？咱就是傻不唧唧地坐那儿，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但是接触多了觉得他也不过如此。
走走：我记得孙见喜写过一篇关于你的文章，里面写到1979年早春，你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后去北京领奖，既没有去作报告吹嘘自己成功的秘诀，也没有去王府井，甚至没有去天安门留个影。当作家们都去参加各类活动的时候，你谎称肚子不适躲在宾馆里伏笔大写特写。到了晚上，组稿的编辑来了，你左兜里掏一篇给《人民文学》，右兜里掏一篇给《鸭绿江》，让一些获奖作者看得眼睛发呆……
贾平凹：那倒说过头了，那个时候创作的激情大，有空时候就弄。不爱在外头跑，确实我不爱社交，也不会应酬。不会跟人见面，你是个领导给你说个啥话。或者见你是个啥大人物就跟你讲，我害怕，正因为不会说话才害怕见人家，就不去，死都不去。
附：
说话
我出门不大说话，是因为我不会说普通话。人一稠，只有安静着听，能笑的也笑，能恼的也恼，或者不动声色。口舌的功能失去了重要的一面，吸烟就特别多，更好吃辣子，吃醋。
我曾经努力学过普通话，最早是我补过一次金牙的时候，再是我恋爱的时候，再是我有些名声，常常被人邀请。但我一学说，舌头就发硬，像大街上走模特儿的一字步，有醋溜过的味儿。自己都恶心自己的声调，也便羞于出口让别人听，所以终没有学成。后来想，毛主席都不说普通话，我也不说了。而我的家乡话外人听不懂，常要一边说一边用笔写些字眼，说话的思维便要隔断，越发说话没了激情，也没了情趣，于是就干脆不说了。
数年前同一个朋友上京，他会普通话，一切应酬由他说。遗憾的是他口吃，话虽说得很慢，仍结结巴巴，常让人有没气儿了要过去了的危险感觉。偏有一日在长安街上有人问路，这人竟也是口吃，我的朋友就一语不发，过后我问怎么不说，他说，人家也是口吃，他要回答了，那人以为他是在模仿戏弄，所以他是封了口的。受朋友的启示，以后我更不愿说话。有一年夏天，北京的作家叫莫言的去新疆，突然给我发了电报，让我去西安火车站接他，那时我还未见过莫言，就在一个纸牌上写了“莫言”二字在车站转来转去等他，一个上午我没有说一句话，好多人直瞅着我也不说话。那日莫言因故未能到西安，直到快下午了，我迫不得已问一个人X次列车到站了没有，那人先把我手中的纸牌翻了过来，说：“现在我可以对你说话了，我不知道。”我才猛然醒悟到纸牌上写着“莫言”二字。这两个字真好，可惜让别人用了笔名。我现在常提一个提包，是一家聋哑学校送我的，我每每把有“聋哑学校”字样的一面亮出来，出门在外觉得很自在。
不会说普通话，有口难言，我就不去见领导、见女人、见生人、慢慢乏于社交，越发瓜呆。但我会骂人，用家乡的土话骂，很觉畅美。我这么说的时候，其实心里很悲哀，恨自己太不行，自己就又给自己鼓劲，所以在许多文章中，我写我的出生地绝不写是贫困的山地，而写“出生的地方如同韶山”，写不会说普通话时，偏写“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话嘛”！
一个和尚曾给我传授过成就大事的秘诀：心系一处，守口如瓶。我的女儿在她的卧房里也写了这八个字的座右铭，但她写成：“心系一处，守口如平”，平是我的乳名，她说她也要守口如爸爸。
不会说普通话，我失去了许多好事，也避了诸多是非。世上有流言和留言——流言凭嘴，留言靠笔——我不会去流言，而滚滚流言对我而来时，我只能沉默。
走走：你上小学比同龄的孩子早一年吧，据说是你当老师的父亲凭借私人“走后门”的结果？早念书在那个年代有什么必要？
贾平凹：因为我父亲本身是教师，我那小学老师，是个女老师，我父亲认识那个女的，她就在我村里。我去以后，父亲就说叫娃在你这里上学，看能不能上，按年龄不能上，她就说看跟得上跟不上。暂时先跟着溜，溜溜还行，就上下去了，就那样上学的。我跟你说，我上小学有意思。在小学一年级的上半年里，整个有半年，我那作业本都是零蛋、一分、二分，零蛋，那个时候是五分制，零蛋零蛋多得很，一个本子有一个三分，还丢了，回来哭得，哭啥，伤心，上头有个三分。后来怪得很，就把这本子丢了以后，学习好得很，下一个本子都是四分五分，只有一个三分，这不是编造的。后来我母亲跟我父亲调到其他县，我父亲身体不好，我母亲去伺候我父亲了，就把我留下，把弟弟给带走了，就把我留给大伯。一个大炕，我那个大妈是让她的女子睡那头，让我和大伯睡这头，农村都是盖一个被子。我那堂姐和我在一个班，然后我伯就问说，今天都学啥，你给背一下子，我那姐背不出来，然后我说我能背，俺逞能呢，我背着，我伯一脚把她女子蹬下去，蹬得从炕上溜下去。我在屋里就整天爱写字，现在我村里都流传这个事情。那个时候又没铅笔，就只有炭糟子、石头，每天回来在院子里写课文，屋里、墙上、瓮上、柜子上，到处都写字，人都烦得不行，把到处都画得五马六道的，爱写字。没有毛笔，我大伯有个羊皮褥子，是铺盖的，老山羊皮么，我拿剪子把那羊毛剪下来自己扎毛笔，那个时候有大字课嘛，写毛笔字，扎毛笔，用竹筷子削蘸笔，蘸一下水写。没有那练字本，到清明节不是坟头上挂那纸把子吗，现在城里人一般都是花圈，我那儿是白纸，挂的一溜子一条子，我拿了纸把子回来，天天回来写满。我跟你说，我小时候三年级的作业本拿到五年级展览，那不是吹的。我小的时候还当大队长，每天还训话呢。搭个凳子，立在凳子上跟大家讲话呢。那小时候年年给奖励根铅笔，那高兴得很。
走走：那时写字有什么范本临摹吗？
贾平凹：没有。那个时候爱写字，现在我墙上还有一幅当年文化革命中写下来的字呢。现在我回那村，老年人就说这娃从小爱写字得很，那有名的。小学设在庙的祠堂里，那墙壁我爱写得很。走哪在哪儿写，到谁家都写，把那个课本……冬天吧，月亮特别亮，学生早早都在学校，又没蜡烛又没灯的，坐房子里几十个娃就开始背课文，从第一课往后背，都拉长了声背，背到天亮，老师才来上课，成天都是那样。我三年级以前没坐过凳子，一是个子矮，那时没有课桌，都是那个土胎台子，上头架个桥板，架一溜。你拿个小凳子一坐，够不到那台子上，只好老立到那儿。再一个因为当时学校没凳子，都是自带凳子嘛，我家里上课的有七、八个娃，家里又不多凳子，娃多，大娃都拿走了，小娃都争不到凳子，就拿个劈柴，在后面的土堆里挖个坑，一捅、一担，就坐在那儿写字，就那样读完小学。到五年级才有课桌，才有凳子。
那批老师文化革命前出身不好，全从西安各大学校一下贬到那边我小学去……给我上小学的都是高三毕业班的老师……我那中学语文老师，后来专门在大学教语文！
走走：上学阶段，有没有对你特别好的或是你自己崇拜的启蒙老师？
贾平凹：我运气好，那个时候给我教小学的老师，后来我上初中，他们又调到初中。再后来我走了，我没上高中，但我回来以后，他们已经到县中去了，都教高三毕业班。等于给我教小学的，就是教高中毕业生的那批老师。就我那批老师，都是关中老师嘛，文化革命前有的是出身不好贬下去，有的是在学校里谈了恋爱，想两个一块调到一个地方，就不能留到城里嘛，只能一块到深山去，就那样去的，全是从西安各大学校一下贬到我那边小学去，那水平都好着呢，然后慢慢地，因为水平不错，调到初中，初中不行，到高中。我随着他们走。文化革命一结束，这些人“唿”地都走了。他们给我影响蛮大的，我那中学语文老师，后来教县中毕业班，后来又从县中抽到教育局，在教育局当领导，然后从教育局分到长安县宣传部当部长，从宣传部还调到西北政法学院当教授，专门在大学教语文，教我中学的是教授！
现在我老家那儿没有外地老师，都是当地那些。现在的老师，有的都是高中生来教的。我在初中时候，我这个语文老师经常把我关到他房子里，做啥？给学生批改作业。他懒了，他叫我给批改，代老师代笔。我那个化学老师，他不是语文老师，文化革命中写那个词，我看不上，他写的啥文章，每个句子最后都是了了了，我还把它改掉了，全部都改了。我小时候的表现好着呢。其实我在中学时最大的乐趣是考试，那时在学校里，只有文艺和体育好了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这些我都不行，但一考试，我会考得好，自己才得意了。
反正我读中学有个体会，你爱哪个老师，你哪门课肯定学得好。老师字写得好，学生字都写好了。初一那一年我数学好得很，为啥？就是初一的那个老师是兴平县的人，我现在还记得清，那个老师吧，我喜欢，不知咋的，喜欢那个老师，那一年我方程学得好得很。我不爱那物理老师，物理一直学得不好。上初中时候，一星期布置一篇作文，我老作两篇。老师其实爱学生好好学习，不怕受苦。但是我那错别字是全校有名的，老师拿红笔“嚓嚓嚓嚓嚓”，有时一眼看，红哈哈一片。那错别字，我知道那词啥意思，但是不知道咋写，我就把它胡写。现在也多得很嘛，编辑也改，再一个好多字，我会写但是不会读。到现在我不敢当面给人念文章啦啥，有些字我不知道是咋发音。做西北大学教授，现在教授不上台嘛，不讲嘛，一说那生字，咱不会，就避开了。
附：
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孙涵泊，是朋友的孩子。今年三岁半。他不漂亮，也少言语，平时不准父母杀鸡剖鱼，很有些良善，但对家里的所有来客却不瞅不睬，表情木然，显得傲慢。开始我见他只逗着取乐，到后来便不敢放肆，认了他是老师。许多人都笑我认三岁半的小孩为师，是我疯了，或耍矫情。我说这就是你们的错误了，谁规定老师只能是以小认大？孙涵泊！孙老师，他是该做我的老师的。
幼儿园的阿姨领了孩子们去郊游，他也在其中，阿姨摘了一抱花分给大家，轮到他，他不接，小眼睛翻着白，鼻翼一扇一扇的。阿姨问：你不要？他说：“花疼不疼？”对于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我也常常就不觉得了它的美好，不爱惜，不保卫，有时是觉出了它的美好，因为自己没有，生嫉恨，多诽谤，甚至参与加害和摧残。孙涵泊却慈悲，视一切都有生命，都应尊重和和平相处，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晚上看电视，七点钟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国歌，他就要站在椅子上，不管在座的是大人还是小孩，是惊讶还是嗤笑，目不旁视，双手打起节拍。我是没有这种大气派的，为了自己的身家平安和一点事业，时时小心，事事怯场，挑了鸡蛋挑子过闹市，不敢挤人，唯恐人挤，应忍的忍了，不应忍的也忍了，最多只写“转毁为缘，默雷止谤”自慰，结果失了许多志气，误了许多正事。孙涵泊却无所畏惧，竟敢指挥国歌，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我在他家书写条幅，许多人围着看，一片叫好，他也挤了过来，头歪着，一手掏耳屎。他爹问：你来看什么？他说：“看写。”再问：写的什么？说：“字。”又问：什么字？说：“黑字。”我的文章和书法本不高明，却向来有人恭维，我也是恭维过别人的，比如听别人说过某某的文章好，拿来看了，怎么也看不出好在哪里，但我要在文坛上混，又要证明我的鉴赏水平，或者某某是权威，是著名的，我得表示谦虚和尊敬，我得需要提拔加获奖，我也就说：“好呀，当然是好呀，你瞧，他写的这副联，××××××××××春，多好！”孙涵泊不管形势，不瞧脸色，不慎句酌字，拐弯抹角，直奔事物根本，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街上两人争执，先是对骂，再是拳脚，一个脸上就流下血来，遂抓起了旁边肉店案上的砍刀，围观的人轰然走散，他爹牵他正好经过，便跑过去立于两人之间，大喊：“不许打架！打架不是好孩子，不许打仗！”现在的人很烦，似乎吃了炸药，鸡毛蒜皮的事也要闹出个流血事件，但街头上的斗殴发生了，却没有几个前去制止的。我也是，怕偏护了弱者挨强者的刀子，怕去制伏强者，弱者悄然遁去，警察来了脱离不了干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一走了之，事后连个证明也不肯做。孙涵泊安危度外，大义凛然，有徐洪刚的英勇精神，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春节里，朋友带了他去一个同事家拜年，墙上新挂了印有西方诸神油画的年历，神是裸着或半裸着，来客没人时都注目偷看，一有旁人就脸色严肃。那同事也觉得年历不好，用红纸剪了小袄儿贴在那裸体上，大家才嗤嗤发笑起来，故意指着裸着的胸脯问他：这是什么？他玩变形金刚，玩得正起劲，看了一下，说：“妈妈的奶！”
说罢又忙他的操作。男人们看待女人，要么视为神，要么视神是裸肉，身上会痒的，却绝口不当众说破，不说破而再不会忘记，独处里作了非非之想。我看这年历是这样的感觉，去庙里拜菩萨也觉得菩萨美丽，有过单相思，也有过那个——我还是不敢说——不敢说，想可以是完人，是君子圣人，说了就是低级趣味，是流氓，千刀万剐。孙涵泊没有世俗，他不认作是神就敬畏，烧香磕头，他也不认作是裸体就产生邪念，他看了就看作是人的某一部位，是妈妈的某一部位，他说了也就完了，不虚伪不究竟，不自欺不欺人，平平常常，坦坦然然，他真该做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话少，对我没有悬河般的教导，不布置作业，他从未以有我这么个学生而得意过，却始终表情木然，样子傲慢。我琢磨，或许他这样正是要我明白“口锐者天钝之，目空者鬼障之”的道理。我是诚惶诚恐地待我的老师的，他使我不断地发现着我的卑劣，知道了羞耻，我相信有许许多多的人接触了我的老师都要羞耻的。所以，我没有理由不称他是老师！我的老师也将不会只有我一个学生吧？
走走：1972年，你从水库工地推荐上了西北大学，据说你能上大学，一是能力，二是运气。因为初恋情人是区上干部的女儿，长得漂亮，心肠又好，把名额让给了你？
贾平凹：当时上大学吧，我报名，和我谈恋爱的这个女的也报了名。那个时候上大学你自己要报名的，你先报名，接下来领导批准群众推荐学校考核，一共四道关。那个女的，父亲是个干部，是一个区委书记，啥叫区委书记？就是比公社大一级，比县小一级，拿现在，就是三、四个公社成立一个区。人家是这样一个区的区委书记，官挺大了，是那样一种官。人家在县上来说是干部子弟，和县上和公社那个文书啊书记啊社长啊，关系都熟得很。所以人家那条件，你想她爸，跟公社关系处理得更好，公社就把她作为第一报名人往上推荐。而我父亲当时还没平反，但是公社这个秘书呢，就是公社文书，拿大事的，这文书是我舅家人，当然不是亲戚，但是是远门人，也不叫舅，他不是我舅类那一辈，就是低一辈，他管我舅还叫叔父啊啥的，我父亲可能认识这个人，所以接下来就轮到我。按实际能力，学业上我比那个女的要强。但是那个时候吧，公社只能推荐一人，说到底谁去啊？这个女的那时候已经当了工人，当了工人已经解决了吃饭问题，就帮助我先解决这个就学问题，她后来就说，虽然我人事上更硬一些，但反正咱俩都是这关系了，反正我条件还不如你，咱先……才把我换到第一名推荐走的，是各种因素促成的。
真正的欢乐是在苦难中，没有苦难没有欢乐。
走走：那你觉得自己的青春期是什么样的？艰难、痛苦、贫穷、单调？还是其间也有欢乐记忆？
贾平凹：我的青春基本都是农村的生活，我有句话，就是说苦难都是在农村，但是欢乐也是在苦难中。真正的欢乐是在苦难中，没有苦难没有欢乐。两个人谈恋爱，只有老约不上约不上，这个人老不见，突然见了，高兴得很。如果天天见，一叫就来，第三次就烦了，叫他走算了。
走走：在你的《四十岁说》里有一句，“我是一个山地人……那一种时时露出的村相，逼我无限悲凉。”什么是你认为的村相呢？
贾平凹：一般的村相是指那个土里土气的村里人那种形象，就是穿着啊、表情啊、那个胆怯劲儿，我主要指这方面。因为口才不行，形象又不行，出去啊老潇洒不起来，到哪儿总会有怯场的感觉，潜意识里的一种东西，现在还是这样，我一直都是这样，特别熟了，开玩笑可以，如果是大场合里边就不行了，或者应酬的一些场面就不行了。你比如叫我搞个祝酒词，或者应酬个啥话，根本不行。我在我单位讲话吧，那个时候还在火柴盒上纸上提示几点我才能讲得出来。现在大家也都熟了，就不用打提纲。你比如说西安这几个大学，每年都想办法来请我去学校讲话，我说你叫我干别的啥都可以，你不要让我讲话。他说只有一个小时啊，一个半小时，我说你叫我去给你干别的啥事都答应，你叫我讲课我不讲，因为我害怕讲话。我到外地开会做啥，也不爱讲话。一个说不了普通话，再一个说话又不连贯，所以尽量不说话。我开全国政协会议，很少讲话，因为咱不爱讲话。如果是讲文学上这个本行当的，或者是在两三个熟人里面，我还能讲，要超出这个范围啊就没办法讲了。要真的熟了以后，我讲话还幽默得很。
走走：我看你写过一段，“咱祖祖辈辈是农民……在血脉上是相通的。咋样弄，都去不掉平民意识。这似乎是天生的。”在你来到城市以后，你是不是曾经竭力想摆脱掉这种平民意识？
贾平凹：因为啥，平民意识，起码平民那世界吧，一直都是在下面的，它与生存环境有关系。平常吧，我虽然在城里生活，还是文联主席，但是接触的人都是这个社会下一层的。我很少认识领导，那些个省市领导其实对咱还都客客气气的，但我很少到那儿去。我看到有好多书画家，想办法给领导送东西，我决不做那事情，我也从不见领导，除非领导叫我去有啥事，我去把事情一办，没有为过我私人啥事情寻过领导。除非我最近因为这房子问题，跟市委宣传部长去接触过几次，叫人家给我协商办一些事情，剩下事很少谈，很少没事到人家那儿结交一些领导啊，或者是给领导说些话什么的。有时咱也，肚里也想着要去说点啥，但是当面后就说不出口了。所以有时自己很气愤很讨厌自己这一点，可改变不了。虽然说自己经验的事多了，但最多能放松，心情能放松，但是要去讲那些话我还是讲不了，所以我还是尽量不去。现在会多得很，每次开会，人家头儿跟我打电话把我叫去，说，你还得来，你得在主席台坐着，你不来吧，大家有意见。每次都要提醒，每次开会都特别紧张。我觉得那样不自在，我是咋自在咋来。好多人跟我说，你有啥事情寻个领导，跟人家走动走动啊，人家可以重用你、提拔你。因为不是《废都》以后一直……啥个好事都没有沾上嘛，我说咱也做不了那事情，那可能是命运吧，只好由命运来，一方面也相信命，一方面也用相信命来推脱、逃避一些东西。
走走：你对自己有个认定，就是觉得说到根子上，自己还是农民，还有小农经济思想。这些东西是不是就像打下的烙印，怎么也抹不去？
贾平凹：小农经济思想有时和这个小市民思想差不多的，小市民思想里也有自私啊、劣质啊、胆怯啊、没见过世面啊，都存在这些东西，只不过一个是乡村，一个是城市。当时写文章就觉得，你就是走到啥地方，你农民最基本的那种东西，它还是在血液里，还是残留了好多东西。小农思想就是农民那些东西，就是农民那种生存环境造成的那种文化、那种心理。当然它这里边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比如爱同情个穷人啊，珍惜一些东西啊，那多了。但里边也有自私啊，怕显富啊，有时爱显富故意要装富，有时还故意要装穷，这都是小农毛病。
走走：你现在远离商州故土，还经常回乡下去吗？
贾平凹：乡下常回去，因为在西安嘛，每年都往下面跑，一跑就跑到到乡下去了嘛。这儿这个城市和上海不一样，上海你跑出来还是城市，跑到江浙这一带还是，感觉不出来，它拉得不是很开。西北这儿吧，城镇的差距就特别大了。再一个，老家还有人嘛，这样事那样事的，每年还得回去。老家也经常来好多人，人来不断，村里发生啥事情，我这边都知道。有时到外县去，也是到乡下嘛，所以和乡下的关联吧是千丝万缕的。
走走：家族里的那些老人还都健在吗？
贾平凹：大伯们都去世了，现在上一辈的老人吧，让我想想，都没有人了，就我母亲一个。我母亲一直是在城市，就是我离婚以后吧，十二年前吧，我母亲就来了。我父亲是八九年去世的，去世以后，到了九二年，我单身过的时候，我把我母亲就接来了，一直在这儿。家里还有我弟弟妹妹啊，他们在那儿县上都有工作，不是种地的。
父母在就有故乡，没有父母就没有故乡。所以说故乡的意义其实和父母是联接在一起的。
走走：什么时候最想回家？这个家，不是为了采风、收集素材什么的，就是你什么时候会把它当成一个避风港、心灵根据地？
贾平凹：严格讲吧，父母在就有故乡，没有父母就没有故乡。如果父母在哪个地方，你经常会回那个地方。如果父母离开那个地方，你一般就不大回去了。所以说故乡的意义其实和父母是联接在一起的，这是从感情的角度来谈的，一般意义那当然肯定是故乡，所以说我母亲到这儿来以后，我基本上就不太回我那村子了。但是我每次都会到县上去，因为我弟弟妹妹现在在县城呆着，到县城要路过我家那个村子，我到村子以后吧就不进村子，因为我弟弟后来搬到县城去以后，我那个老村子的老房子吧，是叫村里另一个人来住着。我有一年回去，我弟弟不在，那家男主人也不在，就只有女主人。女主人我认识，但她多少年没见我，连我也不认得了，我进去以后她说你找谁呢？把我气愤得，我说这是我的房子我找谁呢，后来她才想起来我是谁。所以说回去以后吧，到我父亲坟上去烧个纸就走。每年只要我回去，肯定先到我父亲坟上去烧个纸。村里现在上一辈人都已去世了，同一辈人吧人家都忙着在外头打工呢，孩子都认不得了。我那二伯还在的时候，我每年还回去，拿些礼品啊去看一下我二伯。我记得有一年，因为各家都住着各家的院子，到他那个院子去以后，院子里那么多孩子，十来个孩子，我一进去以后，没有一个人理睬我，谁都认不得，不知道我是干啥的，怎么还拿着东西往里面放。后来出来以后，我那堂哥吧，就跟他那娃们，他儿子、儿媳妇和那个孙子说，这是你的八爷。为啥，我是老八嘛，然后一片喊，都叫八爷。我看着那些娃儿，从那形状能判断这是谁家娃，因为孩子本身都是他父母的克隆人一样，基本上小时候的样子都像得很，这是谁那娃，那是谁那娃，在那儿看，分辨得出来。要是我现在还在农村吧，恐怕也早都有孙子了，也真是个爷了。
走走：这种身体与心灵上的重返故乡，给你带来什么？
贾平凹：从生下来到十九岁离开，故乡我其实只呆了十九年，但是这十九年吧，这记忆一生都改变不了。你比如说我现在回到我家乡一天时间，了解的情况比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比如说到一个工厂去蹲上一个月，收获要大，这一个月我啥还都不熟悉。而那儿的背景是固定的，有基础，马上就知道发生个啥事情，到别的地方就不了解。所以说我写东西老是写这个老家的一些事情，因为对那儿熟悉得很，就是走了，心还是经常能回去。你一想，一个念头，它就回去了嘛。再一个老家的信息不停地传过来，现在城乡的距离越来越近，它不光是路上缩短，主要是家乡人住在城里的也特别多，今天来给你说这说那的。再一个我母亲，年纪大了，今年七十八了，她一谈就是老家那些事情，我母亲说话还幽默得很，街坊邻居啊亲戚朋友啊发生的事情，老年人对遥远的事记忆特别清楚，哪一年谁和谁吵啥架了，为啥事，她整天给你说这，我有时回去，好多材料都是我母亲无意中在那儿谈，她喜欢来个家乡人就不停地跟你谈，谁是怎么怎么，你光在旁边听，就觉得有意思得很，对我写作肯定也有好处。我大女儿吧，也喜欢听我妈跟她谈那些事情，我当时跟她说，你好好听听，奶奶跟你说的事情你可以写好多东西。
咱国家太大了，如果江南是一个国家的话，那早都没有乡土文学了，也只有回归自然这种文学了。
虽然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我估计随着科技发展，农村需要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走走：现在很多上海人自己掏钱买房，城中心的房子买不起，只能越买越远，然后越来越多的乡村成了城市的延伸。那你觉得，中国乡村与中国农民会不会有一天消失？
贾平凹：我估计将来随着时代前进吧，这个国家它肯定会城市化，这是大趋势，迟早吧。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很现代的国家，进步的国家吧，它都走这样的路，农民、农村户口就特别少。所以说外国人走这条路，咱现在恐怕也得走这条路。在咱现在国家讲那个乡土文学，和外国人讲乡土文学是两回事。外国人的乡土文学是回归大自然这种意义，咱这种乡土文学就纯粹是写农村。咱国家太大了，如果江南是一个国家的话，那早都没有这个乡土文学了，也只有回归自然这种文学了。但是在西北吧，也还有乡土文学。所以西北作家，他都写的是农村生活。因为他接触的、看到的，生存环境吧，决定他写这样的东西。虽然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我估计随着科技发展，农村需要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全球一体化，长期来看，对人类整个来看，不一定是好事情。国家和国家、民族和民族的特点没有了，文化就没有了。
走走：对这样的现象你忧虑吗？
贾平凹：这个东西吧，现在也没办法来谈。叫我来讲吧，我一般反对这个全球一体化，全球一体化，暂时你觉得大家能过好日子，啥流通都好一点，长期来看，对人类整个来看，不一定是好事情。全球一体化，现在好多文化就消失掉了，它就不是丰富多彩的。原来咱国家没有改革开放以前，我要吃这个麻婆豆腐，我必须搭上车到成都去，到四川才能吃到；要吃那个臭豆腐，我或许到绍兴到江浙一带；我记得那个时候谁要到上海去出差，捎回来最多的是大白兔奶糖，那种奶糖只有上海有。现在我坐在家门口，到处都是，啥都能弄到，用不着再到那个地方去了，最后那个地方慢慢也就没有了。你看现在城市，不说出国，还是在中国，你走到任何地方，到东北到海南或者到西安到乌鲁木齐，它城市是一模一样的，你到哪儿去都觉得你还是在家里，你就没有奇异的感觉。
走走：城市的个性和人的个性都在雷同、都在消亡。
贾平凹：对，都没有啥特点了。没有特点以后，它慢慢地，各地的文化就没有了，然后再扩而大之，国家和国家、民族和民族的特点就没有了，文化就没有了。
走走：目前已经有语言学家开始呼吁，要保护世界的“语言生态”平衡。因为现在每年都有25种语言消失，这样算下来，到本世纪末90%的语言可能都会灭绝，世界的部分文化、历史和多样性也都会随之消亡。
贾平凹：对对，我估计小的语种就没有了嘛，与其这样吧，还不如叫世界没有统一就对了。
人类总得要寻个啥东西来代替一个东西，所以有时也用不着为天下忧郁。反正人总得要活下来，不可能叫人类一下子灭绝。
走走：《圣经》上说，人类祖先最初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在他们决定修一座通天塔时，上帝耶和华却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我想，这既是人类之间误解的开始，也是不同文化的起源。
贾平凹：世事吧，它有时都是分分合合的，也是转换的，啥东西到一定程度了，走过了，它或许就返回来了。原来说是大一统，最后搞分裂，然后合合合，现在的国家，宗教国，宗教的派系都分分合合得特别厉害。今天伊拉克吧，为宗教又死了多少人，印度又死了多少人，巴基斯坦又……都是为宗教冲突。人类总得要寻个啥东西来代替一个东西，所以有时也用不着为天下忧郁。当时我在农村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地方没有煤，做饭啊取暖啊只有木柴，而木柴吧，多少代了，几百年了，一直砍砍砍，就把方圆几十里砍伐得都没有树木了。要砍树吧，就得跑二三十里外的山上去偷偷砍树。这二三十里以内，连个树根都挖完了。我小时候吧，觉得这个烧柴是最头疼的事情。过上四五天，就得进山去砍柴。砍一次柴，那时年纪小，一次背个四五十斤柴火，就得走上二三十里路，跑一天，回来背那么多柴。那时我就老感慨，这样子砍砍砍，越砍越远，越砍越远，那以后拿啥烧呢。哎，到后来吧，没有柴了，有煤了；煤你烧完了，可以烧电了；电烧完了，或者烧别的啥油了；油烧完了，或是烧什么气了，反正人总得要活下来，总得有代替的东西，它不可能叫人类一下子灭绝。
走走：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或缺的？
贾平凹：对，我那意思就是说，车到山前肯定必有路，到时候肯定有另一套。比如说，大人经常害怕，自个死了后儿子怎么过，儿子或许过得比他还好呢。啥事情都可能解决，人没有把人穷死的，人只有富死的。就像那鱼一样，鱼没有饿死的，只有撑死的。养鱼是吧，鱼死亡经常都是喂了太多了，把它吃死了。
文学作品经常有人造第二自然，它可以蒙蔽好多人。
走走：在你眼中或灵魂中的西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贾平凹：西部吧，有时这个文学作品和现实东西它还是有区别的，各人写作风格不一样啊，为了追求风格那个东西，就把它往极致上推进。实际上我觉得什么西部精神东部精神都差不多，就这一个国家嘛，就这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嘛，坐飞机两个小时就过来了嘛，它不可能……不是想象中那样的。你说接触西北人或接触上海人具体有多少区别？现在人们对上海人的观念，说上海人怎么样分粮票什么的，那都是以前留下来的残余，是五十年代、七十年代的观念。好像西北人就是很粗犷？那都是过去的观念，现在都差不多了，要说，只能说贫困和富裕带来了一些不同的价值观吧。因为这儿很穷，他对那钱就看得特别重。你比如说在深山居住的人，他对人就特别稀罕；在城市的人，他对人就特别排斥、冷漠，就是这种东西。因为基本上它都是一个国家领导的，那个影响社会的统治力量，传达到渗透到每一个人身上，它不可能说那边出现一个特异的人，和这边是不一样的，不可能的，本质上都没啥区别。只是有时在写作的时候吧，像有些西部的文学、西部的影片啊，它故意推进那种东西，不是说是……文学作品经常有人造第二自然，它可以蒙蔽好多人。你比如说陕北腰鼓吧，在外头看多慷慨激昂，实际上你到那儿，有多少人是在那儿高兴地敲那腰鼓？都是逢年过节，或者有个啥大事活动才敲，原来就是一两个人敲一敲，现在故意给你弄上几百人，一看就是一种外事活动，装饰性的，它不是发自于真正的生活啊生命啊需要做那些东西。所以说好多民俗吧，乡下它早就没有那种东西了。为了挖掘那种东西，为了夸大化，把它极端化，产生出一种需要的氛围，然后就给外界产生一个这儿有什么什么的印象，其实不是那回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