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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足迹遍天下。凡是有集镇的地方，差不多都有晋商在那里经营各种行业，过去就有“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晋商”的说法，那么晋商在鼎盛时期到底是怎样一个“花样年华”呢？
1.海内首富山西省
“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知县也不换”，这是明清时期山西广为流传的一句民谚。在商居于末的“士农工商”式传统社会结构中，山西人当时这种对商业利益毫不掩饰的追逐，令时人为之恻目不已。
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一百多年以前，中国最富有的省份就是山西，这里是全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在清代的全国商业领域中，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也是来自山西的商人。
在清朝晋商富甲天下的时代里，财主多集中于平遥、祁县和太谷，而不是太原，其中又以平遥最多。民国以后，到日军侵华时期为止，由于当时中国的一些重要银行家多于太谷定居，所以美国作家罗比？尤恩森把太谷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康熙末年晋商大盛魁，下辖千余家分号，现代学者认为其总资产至少是清道光年间国库储备的两三倍。极盛时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两万峰。故民间素有“南有胡雪岩（徽商），北有大盛魁（晋商）”之说。
18世纪时国内有洋船十五艘左右，山西介休皇商范氏就拥有六七艘，往返于长江口和日本长崎之间，垄断从日本进口铜的贸易七八十年。
明清山西人因商致富，积累了大量资财，其富已经超过著名的徽州（古称新安）商人，成为中国最显赫的地方性商帮。“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钱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五杂俎》卷4）。这既说明晋商之富超过徽商，又说明山西人致富除经营盐业与徽商相同之外，还包括经营丝织、铁冶和各种货物的贩运贸易。所以，山西的富商集中在南部地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晋录》）。如果与全国富户比较，在“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十七家”中，除王室王公、贵族、宦官等以外，属于商人者只有7姓，而“山西（有）三姓”。
山西由商致富并且成为一个富省，严格地说是清康熙、乾隆以来的事。在康熙前期，皇帝曾两次巡幸山西北部和南部地区，所得印象是北部贫寒，南部稍为充裕。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五月，康熙帝“由大同，历山西、陕西边境，以至宁夏，观山陕民生，甚是艰难”，才改变了他巡幸直隶、山东、江南、浙江时“见地方人民，皆各安生业”，“以为他省类皆如此”的印象。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正月，康熙帝巡幸畿南四府（徐州、淮安、凤阳、颍州）、河南、山西、陕西后说：“惟秦晋两地民稍充裕，畿南四府及河南一路，殊觉生计艰难。”这就是山西南部和北部社会经济和商人发展的差别。也正由于南部民稍充裕，康熙六十年（1721年）五月，为广仓储，曾派官员各带25万银两，赴山西平阳府和陕西渭南、西安府向富户劝谕照市价卖粮食给国家。
山西由商致富成为富省，还表现在那些富商州县的城镇和乡村，建筑房舍改观，一座座高楼大院矗立其间。山西太平县西贾村、介休县北贾村和北辛武村、平遥县达蒲村和邢村、祁县乔家堡村、太谷县北洗村、榆次县聂店村和车辋村，以及介休、平遥、祁县、太谷、榆次等县城，一座座高楼大院、一排排店铺建筑，宏伟富丽，显示着主人的富有，如今已成为当地的文化名城和旅游景点。像平遥城和祁县城皆为明清建筑，是国家批准的文化名城。祁县乔家堡乔家大院、太谷北洗曹家大院、榆次车辋常家的一条街等都被开发为旅游景点。建筑是一个城镇和乡村的外观，即使不了解山西情况的外省人，只要他途经此地，也会得出那些州县富裕的印象。如贵州省一位官吏进京述职，由贵人川，经陕西，渡黄河入晋，沿官道行走，当光绪十三年（1887年）行至介休县义棠镇和介休县城时，在日记中写道：“街市极繁盛精整，渡河后至此始见富实气象。”
2.有麻雀处皆有晋商
“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都有山西人。”晋商曾经独领风骚、叱咤于中国的大地上，他们经营的盐、铁、棉、布、皮毛、丝绸、茶叶、金融等商号，遍及全国各地并远涉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称雄国内商界长达500年之久。他们对中国商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资格在中国金融史上大书特书。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南钱庄、北票号，融为一条中国早期银行业的历史脉络。“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被公认为“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平遥、太谷、祁县“金三角”使晋商走上历史巅峰。
晋商足迹遍天下。凡是有集镇的地方，差不多都有山西人在那里经营工商业和金融业。由于山西人经商形成一个庞大群体，足迹又遍天下，所以从明代开始就有了“晋商”这个名词。宁夏镇招商纳粮买盐，因当地缺乏商人，特招“晋商”，并以每引盐减收一斗五升到二斗米谷给予优待。明朝在陕西设有茶马司，“与西番易马”充军用。当商人参与以茶易马后，“各番不中马而得茶”，边吏想要禁止商茶都办不到，而且官茶也需经过商人收买。在这种情况下，明大臣杨一清督理陕西马政时，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开始，出榜诏谕山陕等处富商收买官茶，一次就达25万公斤。由明及清，“山西商人”或“山陕商人”就更流传普遍，并被称为“晋帮”、“陕帮”。其之所以有“山陕商人”之称，既源于秦晋之好，又与山西人与陕西人共同经营某一行业有关。如茶叶，山西人和陕西人都经营这一行业，故在甘肃把山陕商人经营的茶行叫“东柜”，甘肃回民经营的茶行叫“西柜”。
山西商人的足迹随着当时政府统辖地区的扩大而伸展开去。在明代，长城以南的地区无处不有山西商人，他们去湖南湘江一带和福建武夷山等茶区贩茶，去江苏松江贩运棉布，去吴越贩运丝绸以及棉花至西宁。清王朝建立后，随着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的统一及对其实现管辖，山西商人又去了黑龙江城船厂（今吉林）、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巴里坤、塔城、乌鲁木齐、阿克苏、叶尔羌和拉萨等许多地方。
由于山西人去全国各城镇经商的人很多，而且在一个城镇经商的又包括着多种行业为区分，为了联络乡谊，约束行内行为和抵御外帮的侵欺，他们在各城镇建立了山西商人会馆或者山陕商人会馆，作为议事、祭神的场所，许多地方又把会馆称作关帝庙。资料显示，在京师（今北京），直隶省的通州、天津、保定，山东省的济南、聊城、馆陶、东阿、恩县，奉天省的沈阳，江苏省的苏州、扬州、镇江、南京、上海、吴江县的盛泽镇，浙江省的杭州，福建省的福州，安徽省的芜湖、温阳、亳州，河南省的开封、洛阳、淅川、舞阳和南阳的赊旗镇，湖北省的汉口、沙市、江陵、公安、钟祥、当阳、郧西、随州，湖南省的长沙、湘潭，广东省的广州、佛山，四川省的成都、重庆，陕西省的汉中，甘肃省的兰州、西宁、宁夏、天水等城镇都建有会馆，有的建有两个会馆。如洛阳有潞漳会馆、山陕会馆；而在京师或以州县、或以行业建有30多个会馆，像临汾商人就建了临汾东馆和临汾西馆两个会馆；临汾、平遥、襄陵、潞安等会馆建自明代。几百年的沧桑，绝大多数会馆已不复存在，但聊城、苏州、亳州、开封、洛阳、舞阳、赊旗店、西宁等地的会馆仍完好无缺，其建筑之宏伟、画栋雕梁之精美堪称一绝，成为当今各地旅游景点或做博物馆使用。
山西商人在各个城镇，有的处于垄断市场的地位，有的虽与各省商人共占市场而又以山西商人为多。清咸丰三年（1853年），清王朝强令各地大商号捐输助饷，并按捐饷数额不同给予一些虚衔的奖励。在天津的长芦盐商中山西人开设的有103家（介休县50家、灵石县33家、汾阳县17家、盂县2家、曲沃县1家），在奉天的大商中山西有130家（太谷县69家，祁县25家，榆次13家，徐沟县11家，文水县4家，盂县2家，平遥、太平、太原、交城、介休、广灵各1家），在京城57家茶庄中山西17家（介休8家、祁县6家、汾阳2家、太谷1家），159家当铺中山西108家（介休59家、灵石23家、平遥10家、太谷5家，文水、汾阳各4家，孝义、榆次、阳曲县各1家），268家账局中山西210家（介休118家、平遥21家、太谷15家、阳曲14家、祁县12家、榆次8家，孝义、文水各5家，灵石、盂县各3家，崞县2家，汾阳、忻州、偏关各1家）。像黑龙江城（爱珲）、张家口、归化、包头等市场，可以说完全是由山西商人控制的。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可以说，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今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创制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3.官商相合，财势通天
晋商早在明朝就开始在边疆经营各种贸易，在清入关以前，曾以贸易方式为清政权输送军用物资，甚至提供情报，传递文书，于是得到了清政府的器重。山西商人也顺势做起了皇商，他们以皇商的身份领取政治资本，享有深入蒙地贸易的特权，每年向皇室提供所需要的物品。
明朝末年，当范永斗等八家山西巨商以张家口为经营基地，往返于关内外进行频繁的商贸活动之时，他们已敏锐的觉察到社会动荡不安和明王朝统治的日趋腐败以及满清政权的崛起和强大，遂在正常贸易之外，暗中为满清政权输送军需物资，提供关内各种情报，在从事商业经营的同时搞起了政治买卖。满清入关厉，给予其的回报是赐产、入籍、赐职，成为名正言顺的皇商，还特准贷给资本，经营一些垄断性商业。
如果说此时的范氏家族选择的政治后盾，同时代的步伐合拍还有些偶然因素影响的话，后来清康、雍、乾三朝军队远征，在随军运送军粮的过程中，范毓髌这个不负父望具有卓越经济头脑的范氏家族主持人，则是毫不犹豫，摆出一付完全与政府同赴难，共存亡的架式，竭尽全力将家族的财力和智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毫无保留。其具体情形是：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蒙古准噶尔部再度发动叛乱。清廷派军远征，所经之地，茫茫黄沙，荒无人烟。军粮供给自然成了这次远征胜败的关键事务。康熙皇帝鉴于三十五、六年间御驾亲征准噶尔叛乱未成大功的教训，正在为此事犯愁：运粮艰难权且不说，运粮官吏层层盘剥舞弊，运一石米竟需一百二十两白银。即使以如此高昂的代价运粮，也恐难保证如期供给，况且还有贻误军机的危险。范毓髌闻讯后，依仗自家熟悉塞外之路的经历，经过仔细筹划核计，便与四弟毓复联名奏请康熙，要求自费筹办军粮。康熙阅奏大喜，遂即准请。范毓髌经核算：运一石米之价，只需官吏运价的“三分之一足矣”，“遂以家财运饷万石”，运费“一如所计”“刻期五后者，且省国费以亿计”。粮饷得到保证，清廷大将富安宁如期率兵进至吐鲁番，牵制住叛乱者的兵力，然后乃得以护运达赖六世喇嘛由青海安全入藏。
到了雍正五年（1727），清廷再次征讨准噶尔的叛乱时，范毓髌得到管理户部事务的怡亲王允祥的举荐，仍命其兄弟肩负运送北路军粮的重任。此次讨伐叛乱中，范氏兄弟为朝廷运输谷米百余万石，节省国库支出的运费六百余万两白银。其间虽辗转万里沙漠，多次遭到敌袭，或中途运输线路有所变更，数次蒙受损失，但仍出色完成任务，做到“幕府所在，储胥充裕，军得宿饱”。
雍正九、十年间（1731——1732），清廷又一次对准噶尔用兵，此次范毓髌虽因被准噶尔叛军阻截，全军溃退，损失谷米十三余万石，但他辞谢了雍正帝准其“据实报销”的恩偿，再拿出一百四十四万两白银补运失数，全力支持平乱，为平乱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平乱结束后，清廷对其它各路承担运输军粮的运户追索多付的运费，然而各粮运户均将所领运费花尽，无力偿还。范毓髌此时慷慨解囊，为各路运户补交齐四百余万两白银。
到乾隆年间，清廷随军运粮仍离不开范氏兄弟。朝廷越来越感到这是一项非常有效的办法。既可为政府垫款，又节省大量运费，还能减少大量的国库开支。从中斡旋的范氏兄弟自然也深知其中的奥秘。既可以获得功名和高官，又能为家族的商业活动获得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做的是此处不赚甚或小赔，彼处大赚的垄断性超额利润生意。
范氏家族凭借“皇商”的特殊身份，再加上朝廷封赐的各种官讳护身，其经营活动从清初的委托边地贸易，到后来扩展到大规模的铜、盐运销以及对外贸易等其他商业领域。其经营活动依然是在朝廷“委托”下进行的独占性贸易，并享受一般商人得不到的种种优惠特权，使他们在与清代两淮盐商、江南铜商、江浙外贸商的竞争角逐中，占尽优势。经内务府特许，范氏可以运销河东、长芦盐引，在河南、直隶20多个州县开有盐店，直接批发盐引，成为大盐商。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往日本贩运洋铜的官民商船共15只，范氏占了3只，后减为13只时，范氏反增为5只，二年后又增加为7只，范氏又成为大洋铜商，并有领取皇币为资本的特权。此外，凭内务府和工部所发凭票，范氏还经营张家口外穆斯峡、胡苏台等地伐木业，砍伐并运输大量木材到内地销售，范氏又是大木材商。
范氏不仅得到许多经商特权，还得到清政府的特别信赖与倚重。乾隆二十一年（1757年），范氏代表清廷在宁波与英商谈判议订进口玻璃契约；第二年，范氏又以“熟谙经济”，得到陕西总督推荐，清廷令其“酌带熟练人员”前往新疆，与哈萨克议订在乌鲁木齐的贸易事项。
范氏家族当时经营的方面很广泛，不论京畿腹地，口外边疆，不论内贸、外贸，都有着这个家族经商的记录。所有这些商业活动，都是在清王朝的特许和支持下节省了无数的交易费用情况下进行的。
从清初到乾隆初年约百余年间，范氏家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走着一条上升的发展道路。它在清王朝的羽翼下，在商业活动中与普通民商相比，因节省了大量的交易成本费用，而纵横捭阉，称雄于商场，成为崛起的豪贵之家。
范氏家族相比，旅蒙商人的杰出代表大盛魁也有自己独特的经营策略，它曾经盛极一时，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市场，蒙古的王公贵族及牧民大多都是它的债务人，其主要原因是大盛魁获得了朝格勒尔权贷。什么是朝格勒尔？此乃蒙语也。它是蒙古草原上的一种会议的名称。这种会议由清政府驻蒙代表，蒙古王公代表和山西旅蒙巨商大盛魁的代表联合组成的，一般每年开会一次。会议内容是：由蒙古王公根据上贡清室和自己消费的需要，确定各盟、旗牧民所应承担的贡赋份额，然后以票据形式写明，交付给大盛魁去向牧民索取所负担的债款和利息。而且，在这种会议上，还讨论确定每年牧民以物抵债时，马、牛、羊、皮毛、药材等价格。一旦经朝格勒尔会议确定了的价格，任何人都无权修改。所以，实质上，朝格勒尔是一种议定大盛魁特权贷款的会议，大盛魁凭着朝格勒尔在蒙古草原上大搞垄断性经营和不等价交换，这是它成为头号旅蒙商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朝格勒尔特权贷款的需要，大盛魁专门开设了印票所，印制了大量的贷款票据，这些票据一经朝格勒尔会议通过，就都盖上了蒙古王公的大印，故人称印票。按照印票的数额，大盛魁要保证蒙古王公们的一应生活需求，王公们可依数向大盛魁支取现款，各王公向清政府上交的贡金，也由大盛魁统一办理。这样，大大方便了蒙古王公。事实上，没有大盛魁做中间人，哪位王公也无法向牧民们征集几十万两银子。因此，蒙古王公们对大盛魁特别感激，仿佛是他们的财政部。久而久之，王公们对大盛魁形成了绝对的依赖关系，简直到了离开大盛魁就没法活的地步！
在蒙古的众多农民眼中，对大盛魁的这种特权贷款是极其反感的。但是，又无法摆脱它，甚至还得依赖它。大盛魁的店员们每年要凭印票向牧民们讨债，而多数牧民难以现金支付债款，只好用马、羊、皮毛等产品偿付。大盛魁一律折价，照单全收。然后拿去投入与内地的交易。这种不等价交换，给大盛魁带来丰厚的利润，而且由于它的印票是朝格勒尔议定的，故其它商号也无法染指到牧民中去做生意。
大盛魁不仅凭印票向牧民们收取牧产品，而且也常凭印票向牧民赊销货物，付不起现款的牧民们只要在印票上画个押，扛上三分利，就可以得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但到期还不上钱的，要将本息一起作为贷款重新写在印票上，成为本倍本，利滚利，永远还不清的高利贷！
可见，大盛魁的兴盛与生意上依赖当地的王公贵族是分不开的。
清朝中后期，社会矛盾冲突极为激烈，如果缺少清政府和大清官员的支持，山西商人想做汇通天下的买卖是不可能的，山西商人深谙此理，交好社会贤达，巴结达官显贵是他们应酬的主要内容，也成了他们每人的必修课。
马应彪是山西榆次城内人，自幼受兄长经商的影响，进入太谷协成乾票号当伙计。他聪明肯干，尤擅应酬，被委任广东分号经理后，与当地官员打得火热，不仅普通衙门胥吏对他极为恭敬，就连广东地方最高官长，也与马应彪过从甚密。有一次，马应彪在街头遇到与其素有交往的当地商人马阿相，见他神情沮丧绝望，便关切地询问缘由。原来，平日安分守己的马阿相被诬谄杀人，一家五口被官府关押。马阿相束手无策，只好坐以待毙。了解情况后马应彪很快拜访了广州巡抚，希望衙门暂缓对此案的最后发落，继续迫拿真凶。不久，凶手果然被拿获，马阿相一家重获团聚。如果没有山西商人的介入，马阿相可能冤沉海底了，由此可见山西票商对社会影响力之大。
日升昌票号分庄经理邱泰基也是善于与官吏交际的票商。邱泰基是平遥城内人，自幼非常聪明，且仪表不俗，进入日升昌票号后很快就得到了提拔。在他任开封分庄经理时，仅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人物，他巧言令辞，非常精于应酬之道，不仅与一般社会名流亲密无间，后来竟与开封的抚台、藩台八拜结交，称兄道弟，这对于一个普通商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给日升昌票号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开封分号成为当地衙门和各级官吏的金库。邱泰基对他取得的“业绩”得意忘形，甚至也坐起了只有朝廷官员才能乘坐的四抬大轿。一次，邱泰基坐着四抬大轿回平遥总号。进人县境之后，驿站的兵卒以为官差路过，连忙飞报平遥县知县。知县闻讯，忙不迭地带领众衙役出城门迎接，走近方知原来是日升昌票号的邱老板，双方未免有些尴尬。当时日升昌票号的总经理是张兴邦，得知此事后，为给知县挽回面子，在日升昌总号内大摆筵席，犒劳知县与衙门僚属。
这种事情在邱泰基眼中根本算不了什么，也没有引以为戒。邱泰基后来又被委任西安分号经理，依然招摇过市，大讲派头。外出之时，他不仅坐绿围四抬大轿，而且还有仪仗为其开道。不料一天正撞上长安县知县。当知县得知轿中人乃是山西票商时，不免怒从心头起，立刻命手下将邱泰基拿下，带回衙门治罪。但当陕西抚台得知此事后，马上命人将邱泰基请进客厅，待为上客，毫无怪罪之意。这正应了晋中地区流传的一句民谚：“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这其实一点也不足为怪，“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时朝廷命官也得求助于腰缠万贯的票商。
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赔款二亿多两白银，使清政府一时国库空虚，大举向外国银行借款，无奈外国银行趁火打劫，百般刁难，清政府最终决定发行内债，这就是所谓“昭信股票”。在商民无人认购的情况下，朝廷只好按省分摊。各省大员又只得借助于名誉颇佳的山西票商。邱泰基表现得很积极，负责筹集到40万两白银，让陕西巡抚等大喜过望，到处吹嘘邱泰基的出众才干。既然邱泰基为官员们解决了燃眉之急，官员们自然在各方面给予他特权和方便。难怪他出入衙门如同自家一般。
票号号规本严禁职员奢侈，但为了交结官僚、开通财源，各大票号的老板竟也不惜违反号规。像邱泰基这样善于交际，能与各级官吏建立起密切关系的经理在山西各大票号中大有人在。票号兴盛之时，各大票号分庄经理往往成为当地商界的领袖人物。被利益驱使，法令严谨的号规也只有任其破坏了。严慎修《晋商盛衰记》曾载：
昔有某君（即邱泰基），为某票庄分号老板，聪明干练，优雅宜人，到处官场往来，大有饮醇自醉之风。惟天性豪爽，不吝小费，起居衣食，亦备极讲究。忌之者以奢侈说于总号长。号长曰：“某之奢，非奢也，其意实为号事计耳。盖不如此，则交游不广，官路不通而利微矣。如伊之奢，又有何害也，请退勿言。”闻者皆谓号长知人而善任。而票庄老板，各号中如此人者，尚多多也。
论起与清廷上层大员的关系，大德通票号的总经理高钰有一番很不一般的经历。高钰是山西祁县子洪镇人，他在大德通票号服务将近半个世纪。高钰在任京师分庄经理时，与当时有名的大官僚赵尔巽关系非同一般。赵尔巽私人积蓄大部分存在大德通票号中。这还不算，赵尔巽调任四川巡抚，高钰也前往四川分号任主持，赵尔巽转任东三省，高钰也随之到东北分庄任经理。
由于高钰认识大批清廷显贵，在其周围已形成了严密的关系网，慈禧和光绪西逃到达太原后不久，时任大德通票号总经理的高钰就收到内阁学士桂春的一封信，信中说：
日前握别，想旋里迪吉为祝，銮舆定于初八日（即1900年10月8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阁，即侯内安，拟到时趋叩不尽。
高钰花费大量精力与财力结交官员就是为了获取常人得不到的东西。接到这封信他兴奋异常，急忙找祁县知县商量，而这位县太爷却还蒙在鼓里，一时惊慌失措，匆匆准备迎接圣驾。大德通总号房屋宽敞，整洁明亮，即在此设置临时行宫。慈禧、光绪到祁县后，就在大德通总号内安歇了一夜，第二天醒来就急忙向西安方向急行而去。虽然慈禧、光绪等人只在大德通小住一夜，而这真龙天子和太后的恩幸却使山西票商兴奋不已，大德通票号从此名声大噪。
不仅大德通如此，其它山西票号也一样，协同庆就有过这样一段经历：清大臣张之洞未发达前，想谋取更高职位，送礼打通军机大臣和掌握实权的宦官。到京后的第二天，便坐轿拜访票号日升昌。寒喧后即开口借银十万两。日升昌老板想：不借给吧，张是官场上的大名鼎鼎的人物，万一他日后真谋得大官，岂不是赶走了财神爷？借给吧，如果谋不得大官，如何还得起这笔钱？因此说话吞吞吐吐，没爽利答复。张看到这种情况便告辞而去。日升昌邻近还有几家票号，张为了颜面，没有进去，却绕到另一个胡同，到协同庆票号。协同庆老板很机灵，张拜访日升昌时，已暗中派人探听消息，得知日升昌没有借给张，即想出了巧妙的方法。张之洞来到协同庆，这位老板亲自出迎，十分恭敬，满口应许，并说：“十万两银子算什么，但大人不会一下都用，最好立一取银摺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数字。”老板这样说，有自己的打算，因他宫廷有耳目，如果张花上三、五万，皇帝确有委派的心愿，那么比十万再多也借给；如果花上三、五万，宫里没有什么好消息，或者皇帝流露不愿重用的意思，那就不再继续借与张了。张闻言，很满意，立了一个取银摺子走了。银子没有借到三万两，张就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了。
张任两广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各票号都到张的住所贺喜。协同庆老板抢先赶到，似开玩笑地说：“当日大人到京时，日升昌看大人连十万银子都不值，小看大人甚。而小号则由大人随便取用。那时是大人用小号之处，现在大人高升了，小号可要沾大人的光了。”张之洞不谈报答，反问：“你们两广有庄没有？”协同庆老板答道：“没有。”张即嘱咐道：“你们派两人随我到广东，今后两广的财粮国税，完全由你一家经手解交。”这时，各票号贺喜的都到了，张均挡住不见，据说协同庆就因结交了张之洞，三、四年间就赚了百十万两银子。
在与皇亲国戚、达官显贵长期的密切来往中，各大票号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关系网，找到了自己较固定的靠山。如大德通交好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票号交好岑春煊；志诚信票号与广东海关监督官员关系甚密。这里面最有势力还要数日升昌。日升昌票号与广东海关打得火热，广东海关每年都有大批白银交票号汇兑。日升昌与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显贵关系也非同一般。由于生意上的联系，票商经常与户部库吏打交道，因此票商为经营顺达，要时常贿赂管事人员，自库兵到郎中，都得送到。每逢年关时节自阴历十二月二十日到三十日，每日派出两三辆轿车拉上红包送礼。送礼名单上，不仅有管事，而且还有老妈子。
官吏的许多欲为之事没有票号的帮助是难于成功的。他们要想升官发财，必须有票号予以运筹。同治年间，左宗棠降服了董福祥，任以新疆陕甘总兵，后升提督，军饷调拨频繁需要有人经办，遂通过朋友与蔚丰厚票号商议，由蔚丰厚派人在迪化设立分号，经营汇存董福样军队军饷，蔚丰厚票号积利甚多，董福祥私蓄亦达十几万两。安徽芜湖道童某卸任返乡时，将在任所搜刮的赃款10万两，交蔚丰厚票号汇回原籍重庆，每年支取1万两，十年取完，不计利息。有名的光绪八年（1882）“户部云南贪污案”，也是由票号参与进行的。在捐职监生、天顺祥票号经理王敬臣和捐职布政使理问、平遥乾盛亨票号经理阎时灿的积极帮助下，云南省粮道崔尊彝和永昌府知会潘英章通过办理云南报销，由昆明汇京白银18万5千两，以8万两贿赂户部、工部官员十六人，其中包括太常寺卿、御史、户部云南司主稿、掌印、主事、书吏和工部书吏等等，打通关节，崔、潘二人除在京购买奇珍异宝及挥霍浪费之外，还有部分银两又汇回原籍藏人私囊。
4.百业俱全，享誉海内外
明中叶以后，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发展的末期。就生产关系来说，是封建生产方式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缓慢发展的时期。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和缓慢发展，使商品经济发生质的变化，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直至清代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说达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高度，或者说是一个活跃期。山西商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享誉海内外的。
山西商人能享誉海内外，除了其“足迹遍天下”的客观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晋商经营行业广泛，某些行业在全国独占鳌头。经营行业广泛而且一些行业为其垄断，使其信誉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商帮。
在当时，人们生产生活所需的各种铁器、铜器、陶器和粮食、食油、盐、茶、棉布、丝绸、烟酒、纸张、皮货、颜料、煤炭、药材、干鲜果、酱菜等商品山西商人无所不经营。山西商人既是商品的生产者，又是商品的长途贩运者和销售者，容工商业为一体。山西盛产各种铁器，从开矿、冶炼、打造、销售提供全程服务。铁货散布全国，造锅、造船所用铁钉名扬海内。临汾、襄陵一带的麻纸制造业，既供民用，又供应官府，并曾作为咸丰宝钞的用纸。曲沃县盛产烟草，制造旱烟的烟坊数十家，旱烟行销京城、内外蒙古和俄罗斯，而在京城的河东烟店就有500多家。山西酿酒有着悠久的历史，山西商人把生产技术传播到我国北方各地，像东北三省和直隶省的酒坊（东北称烧锅），绝大多数为山西人开设。平遥县的颜料商人在平遥和京城设有颜料加工工场，由明及清一直操纵或垄断着京城的颜料和桐油市场。山西不产茶叶，而商人除到各茶区贩运茶货外，还在湖北蒲圻、湖南临湘一带设置茶场制茶，产品行销我国北方和俄罗斯等欧洲国家。正因为山西人经营的工商行业广泛，并注重商品质量，所以，其产品可以名扬各地，而且在各市场上保留下一批名牌名店：汾酒、龟灵集、定坤丹以及京城的六必居酱菜店、都一处饭馆、万全堂药店、洪吉纸号等等。
在明代以前，中国的金融业只有古老的典当铺。明中叶以后，虽兴起了钱铺和银号，但因它们是从事货币兑换和铸造银元宝的行业，仍属于商业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直至19世纪50年代以前也不是金融业。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是山西商人从明末到清前期依据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先后创办了印局（放印子钱）、账局和票号等新的金融业。直至19世纪末中国通商银行创办之前的300年间，中国居民生活资金的调节和工商业资本融通和划拨，可以说基本是由山西商人控制的。也正因为山西商人执掌着中国金融之牛耳，因而名声更盛于以前，从而山西人会经营、善理财的说法传遍九州。
总之，由于山西商人足迹遍天下，经营的行业十分广泛，又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劲旅，享誉海内外也就是不言而喻的。山西商人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显赫地位和作用，深为外国人所称道。19世纪60年代，在华英国人把票号比做英国的银行，认为其作用与英国银行一样。20世纪初，驻华日本各领事在市场调查中，把晋商比做日本的近江商人。日本人岩崎继生在《大同风土纪》一书中又说：“山西商人，有着原来近江商人那样的对于商道的机敏和毅力……其商业组织与其他地方的并没有什么不同，同样也是单独经营的与共同经营的两种。单独经营的，与日本的情形相似；共同经营者，有财东（资本家）和掌柜的（管理营业）之分。商店的一切营业，全部委托掌柜的经管。在店里适当地配置有小掌柜的、伙计（店员）等等。而这些人相互之间通过连锁关系，保持着一种团结局面，以便实现维护商业利益，防止同业间的竞争，在采购及销售方面相互扶助，处理纠纷等项目。乍一看，同其他的一般中国商人并无任何不同之处，然而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在资本流通等方面，其经营手段是十分巧妙的。”德国人李希霍汾说：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发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因此“中国人好比犹太人，而山西人更像犹太人”。
5.号规严谨，称霸商界
晋商之所以能称霸商界长达二百余年就在其制定的票号规则极严密，杜绝了票号中人可能会造成的疏漏与损害，也尽可能地堵塞了诈骗活动的发生，把经营纳入了一个严谨规范的轨道。
用“疏而不漏”来形容票号号规极其恰当，票号中有“上下班”的说法，伙计被派往分号是谓“上班”，回总号是谓“下班”，班期一般定为三年，后减为二年半，其间无特殊原因禁止私自回家。为防止伙计利用“上下班”机会营私舞弊挟私，号规规定上班伙计临行时必须将自身随身所带衣物交总号人员检查登记。下班之时，不能私自先回家，而必须先在总号报到，核实所携带衣物有无出入。如有差错不符之处，即按违反号劫处理。另外，分号伙计如要往家中汇款或寄物，必须经过总号转手，不准私自汇寄家中，以防有挟私犯科之嫌。
另外，号规还严格规定了票号中人必须遵守的禁律，以防微杜渐，不致因小失大，如不准接眷外出、不准在外娶小妾、不准宿娼赌博、不准沾染不良嗜好。对于违规者，无论经理还是伙计，都要严加处理，甚至开除出号。
下面特举光绪十年（1884）大德通票号号规部分内容为例：
（1）在各分号互相之间，规定虽以结账盈亏定功过，但也要具体分析，如果本处获利，别的分号未受其害者，可以为功；如果只顾本处获利，不顾其他分号利益，甚至造成损害者，则另当别论。
（2）在业务经营上。规定买空卖空，是大犯号禁，倘有犯者，立刻出号。强调生意之中，以通有无、权贵贱为经营方针。
（3）对于工作人员，规定凡分号经理，务须尽心号事，不得懈怠偷安，恣意奢华；凡一般工作人员，强调以和为贵，职务高者，对下要宽容爱护，慎勿偏袒；职务低者，也应体量自重，不得放肆。
（4）严禁陋习。规定不论何人，吃食鸦片，均犯号禁。前已染此弊者，责令悔改，今后再有犯其病者，依号规分别处理。各分号难免有赌钱之风，今后不管平时过节，铺里铺外，老少人等，一概不准，犯者出号。游猖戏局者，虽是偶蹈覆辙，亦须及早结出，刻不容缓，严行禁之。
由此可见，号规的严谨、细致确是到了极处，更令人叹服的是票号中人无论上下都必须遵守号规。
张石麟是“蔚字五联号”中蔚泰厚票号的业绩卓著的分庄经理，他在担任福建分号经理时，交游甚广，在当地商界官场中风头极足，生意因而也相当兴隆，前后获利达60多万两，名列各分号前茅。但他在交际场合中，不知不觉地染上了了赌博的恶习，而且积重难返，成为赌场上的常客，不免影响了业务的开拓。有一年张石麟因丧母回家，总经理毛鸿瀚当面严厉斥责他违反了号规，沾染赌习，理应出号，张石麟当即提出要按其顶身股份额将他为票号营利部分给他。毛鸿瀚爽快答允，张石麟就此负气出号。因违规而将商界精英“炒鱿鱼”，在票号界并不乏其例，由此可见山西票号业管理之严格。
由于19世纪后期鸦片在山西泛滥，不少票号中人也沾染此习，因此光绪十年（1884年）大德通票号号规特别指出：“不论何人，吃食鸦片，均犯号禁。前已染此弊者，责令悔改，今后再有犯其病者，依号规分别处理。”
票号中人都能严格遵循这些规则。伙计与经理在号规面前，一视同仁，谨守号规者受奖赏，违反号规者受处罚。百川通票号长沙分庄经理范明杰是平遥城内人，自幼因家贫进入票号，勤勉苦干，很快得到提升，在作了长沙分号经理后，收入自然丰厚得多，但此后范明杰就变得异常喜欢挥霍，生活服饰上相当讲究。在夏天，他买的昂贵的丝绸衣衫不下几十件，而且日换一件。这种挥霍奢侈的作风，为同行人等所指责。总号知道后，立即作出罚其半年俸银的决定，谁知他仍不思悔改。不久之后，总号又给予他罚俸的处理，他才有所收敛。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各大票号主持人员基本上能够做到赏罚分明，有成绩奖励，违反号规坚决处理。
当然也有些特例。张振绪是平遥城内人，进入蔚丰厚就业后，吃苦耐劳，精明能干，深得总号经理的赏识。他在20多年的票号生涯中，四处飘泊，成绩卓然，但也因此而骄傲自满，放纵不羁。在汉口分号时，张振绪的同仁范某私纳一小妾，这是违反号规之事，范某在“下班”之时，自然不敢带小妾回平遥，让总号人员得知左思右想难之后，他就把这一小妾让给了张振绪，张振绪欣喜万分，正值两情相悦之时，张振绪要下班回平遥了。张振绪虽知号规难犯，但仍带着几分侥幸心理回到了平遥。然而不出票号同仁所料，蔚丰厚总号股东与经理得知此事后，立即开除张振绪出号。与张振绪共事多载的朋友们都十分惋惜，但也无可奈何。
张振绪出号不久，新疆地区发生事变，大量清军被派往这一地区，驻扎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的将军是董福祥。蔚丰厚票号通过各种渠道得知，董福祥军中大量饷银无处存放，十分不便，如有票号前去接洽，获利将十分可观。但这一地区情况复杂，形势也特别动荡不安，寻找合适的人选十分困难。
当时总号经理范凝晋想到了张振绪。张振绪精明强干，为人心细，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范经理就向东家推荐，东家十分为难：“张振绪已被开除出号了，票号怎能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呢？”范凝晋道：“张振绪违反号规，被开除是合情合理。但现在号中有事，如果他能同意到迪化去开设分庄，将功赎罪，咱们就有理由许他返号了。”东家看到别无良策，只好答应。张振绪出号之后，闲居在家，百无聊赖，不想范经理亲自上门相邀，自然感激涕零，立刻答应愿去迪化效力。山西到新缰之间交通非常不便，正值兵荒马乱之时，到迪化设庄谈何容易！张振绪已过知天命的年纪，抱定一去不复返的念头，从家中带上准备好的寿衣，其大智大勇之神状溢于言表。经过半年的旅途奔波，张振绪到了迪化。没想到票号生意开展的相当顺利，盈利可观，张振绪主持迪化分庄达六年之久，当下班回到平遥时，他携带不少贵重的衣物。按号规，总号要检查核实，范凝晋连忙阻拦，说道：“张经理劳苦功高，如果谁能像他一样竭尽心力于号事；我们同样也不再检查他的行装。”由此，山西票商既知人善任，又严守号规的精神一览无遗。
总之，相当严密且有些苛刻的山西票号号规为票号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保证了票号内部的秩序以及生意的顺利进行，山西票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归结于票号号规的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