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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中国第一商帮的经营之道
吕叔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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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走出去。但走出去不一定就能闯出一翻事业来，晋商的发迹除了有天时，地理等客观因素外，最主要的还在于他们那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脱颖而出和经营意识。
1.“被迫”走西口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地势南北狭长，东西较窄，西临黄河左岸，东靠太行山西侧，属盆地地区，盆地内部海拔的高低，由北向南递减，呈阶梯状，从最北的大同盆地海拔1000米以上，下降到晋南盆地的海拔400米左右。全省地形面积，山地占73.8%，黄土丘陵地占11.7%，盆地平原占14.5%。陆地地表水源十分贫乏，属干旱缺雨地区，因而有地瘠民贫、十年九旱之说。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自唐宋以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山西成为一个少地缺粮的省份。唐武德七年（624年）山西实行均田，规定：“凡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给田一顷，笃疾废疾给田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三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工商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说明人多地少。
由于人多地少，再加上权贵和地主阶级的剥削，以致山西民众无田可耕，就连当时的皇帝也发出感叹。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三月，当时的皇帝就叹道：“闻山西田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徙居阴山之恶地，何以自存！”这一情况历时300余年。
到了明朝，据当时的官方统计：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田地14.05亩，而山西平均每人只占有田地10.28亩，少于其紧邻陕西（13.61亩）、山东（13.78亩）、北直隶（30.23亩）、河南（75.81亩）各行省。到了万历六年（1578年），山西人均田地又减为6.92亩。人多为患，所产粮又不够食用，生计艰难。为缓解这一矛盾，明洪武到永乐年间，多次从山西太原、平阳、潞安府和汾州、沁州、辽州向南直隶的凤阳、滁州府和河南、山东、北直隶及北京城移民。从平阳等南部地区移民，洪洞县大槐树是个集散地，故流移外省的山西人说起他们的原籍时，都说：“若问吾家是哪里，山西洪洞大槐树。”
这便是山西之人外出谋生的大环境所在，由此可以看出，其之所以走出西口，经营为生，开始并不是基于什么营利意识。
民以食为天，不论是古是今，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地位都是必要的、正确的。古代把农业视为“本”，现代把农业视做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任何忽视农业，甚至弃农就商、废弃土地的做法都是不对的。但是，事物毕竟还有其客观的一面，如果在既定的生产和技术条件或者客观的政治条件下，即使精耕细作，所产仍不敷所用，并且有大量劳动力闲置时，过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日子，不敢外出打工或者经商，那也是极其错误的。在原地无力改变而又固守本土农业的人，实际是思想守旧、价值观念落伍、无所作为的表现，长此以往，必然积重难改，以至永远无法摆脱贫困。明清两代，山西人多地少、土地贫瘠的州县百姓，对其土地所产不足以生存的景况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因而敢于打破传统的单纯经营农业的模式，走四方，或打工，或经商，或垦殖，最终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然，这是基于被迫的，试想如果所产足够其好好生存，那么恐怕就没有以后威镇华夏的晋商了。
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走出去。
古老的民歌《走西口》就是对山西人被迫外出陌生状况的真实写照。它的歌词讲的就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情话。因为两人分别之后就可能相见无期，所以说的话就直白甚而“肉麻”一些。
虽然不愿意，虽然舍不得，但山西人还是咬者牙勇敢的走了出去，因为他们知道呆下去只会继续过着贫困的生活，不但不会给自己带来幸福，子孙后代也会受到连累，只有走出这块被上天遗忘的土地，在广阔的天地中奋斗、努力、追求，才可能有朝一日扬眉吐气的走回来，给妻子、儿女盖起了一座座结结实实、富丽堂皇的大院来。
山西人走西口的路线大体上是这样子的：
从山西中北部出发，有两条路通望宽广的蒙古草原：一条往西，经杀虎口出关；一条往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然而，不论走哪条路，山西人首先要面对的都是巍然挺立在其面前的万里长城。
雁门关是长城所有关口中地理位置最为险要的一处，向有“天下第一关”的美称，它位于平均海拔1500米的太行山脉之中，雁门关之所以得名，穿说就是因为这里的位置太高了，关口建成之后，连在空中肆意翱翔的大雁也只能从城门洞中穿越而过。而在二三百年前，山西人就是踏过这些坎坷的山路，翻过这些几乎高不可攀的大山，为了能在春天到达蒙古草原，他们往往又必须选择在寒冬腊月就开始这种漫长而艰苦的旅程。
在这种条件下，山西人不但走了过去，而且是一代又一代地这样走过。固关是山西东北部的一座门户。通过固关关城的路，由厚重的青石铺成，由于往来人员车马川流不息，年长日久，甚至在这些青石上，轧出了几寸深的车辙印。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紧紧拉着哥哥的手，汪汪泪水扑沥沥地流。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哥哥早回家门口……
山西人经商当然不仅仅是走西口，到后来，他们东南西北几乎无所不往了。由走西口到闯荡全中国，多少山西人一生都颠簸在漫漫长途中。当时交通落后、邮递不便，其间的辛劳和酸楚也实在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一个成功者背后隐藏着无数的失败者，在宏大的财富积累后面，山西人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人生代价。
2.三得“天、地、人”
明代是山西商人走向辉煌的时期。
晋商的兴起，得益于天时，地理，人合。
天时
天时是指明朝实施“开中制”，为晋商发展提供了契机，上文说过山西人原本不想经商，他们恋家也保守，山西人之所以能经商首先应该感谢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公元193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改元洪武，定都南京。明朝初年，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势力全部结束，但退居上都的北元还具有一定的军事力量，且不断南下与明王朝发生战争。山西由于地处北国边缘，为明政府的主要防守屏障，大同在辽时就已经是“西京”了。因此明政府在设立九边重镇的同时，特别注重山西北部军事防御体系的设置，这些防御体系的设置直接影响到了山西的政治与经济。
明朝建国后，改元朝的“行中书省制”为“承宣布政使司”。后来，又分全国为京师、南京两直隶府、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三省），而山西即为十三省之一，另设太原都指挥使司与山西布政使司同级，山西的地位由此更加重要。
此后明政府为了防止外族入侵而大修长城，山西一段又是长城的关键部分，故在此驻扎了将近八十万大军，这样其军需补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政府颁布了一个叫“开中制”的优惠政策，鼓励商人运粮换盐，而山西人由于近水楼台，故自然而然的首先涉足了商海，接受了初步的商业启蒙，为以后晋商三、四百年的繁荣揭开了序幕。
地理
地理是指山西在当时处于南北交通的要道，南来北往的货商都要途经山西；其次是山西地产丰富，矿产加工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为晋商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有史以来，河流山岭的地质外貌就对山西历代政区的沿革与经济区域的变化起着重要的影响。首先说政区，山西四周皆为山河所环绕，与邻省接壤多以山河为主。其东和东南，与河北、河南以太行山为划分；西和西南，与陕西、河南两省隔黄河而望；北方的界线尽管历代多有变化，明清时甚至包括了今内蒙古的一些地区，但从地理要素的不同和人文经济的差异上讲，真正起作用的是明长城，所以说，明长城基本上就是山西北部与内蒙古默认的分界线。
明太祖朱元璋本来把南京定为都城，但是他死了以后，燕王朱棣起兵夺取皇位，把都城迁到了北京。这样，北方政治中心的地位又重新确立起来了，各地经济发展的格局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从地理位置上看，山西正好是北京到陕西必经的陆路交通要道，而包括平遥、祁县和太谷等地的太原周围地区地处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的谷地，所以水陆交通十分发达，于是该地区的经济就逐渐地发展起来。
从资源条件上看，山西东边是太行山，西边是吕梁山，中间是汾河。悠久的历史使得汾河两岸形成了稠密的人口，但是由于地处黄土高原，山西的农耕用地相对贫乏。人多地少，使得山西人不得不走出家门去从商。所以，特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人多地少的状况是晋商起步的基本背景。
人合
人合是指山西商人除了注重团体发展、注重与各地商人的和谐相处外，还注重与官府的交好，这些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人际环境。
晋商，尤其是山西票号，十分重视人和的作用，重视与各方面的和谐共处。山西商号之间是讲相与、讲帮靠、讲互济，而与官府的联系更为密切，当时山西著名的商号大多与清政府的要员来往甚密，以其为发展后台：如蔚盛长票号交好庆亲王，百川通票号交好张之洞，协同庆票号交好董福祥，志成信票号交好粤海关监督，三晋源票号交好岑春煊，门升昌票交好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
结交政府官员，给晋商尤其是票号带来了巨大利益，使官商之间达到了共存共荣的程度。官员得到晋商财物上不遗余力的支持，使自己的仕途畅通无阻，平步青云；而晋商也因此声威大壮，并获得了大量低息或无息存款，赚取了巨额利润。就拿百川通票号来说，据史料记载，渠源浈投资30万两白银开办了票号，起步阶段每个帐期的分红也就是每股1万两左右的白银，后来存入了满清旗人的一笔存款，数额达3000万两白银，利息分文不要，在这之后生意越做越好，放款日益增多，利润大长，每股分红高达2.23万两，共计30股，这次分红利润达66万多两白银，百川通票号共开办59年，赚得利润近千万两白银。由此可见，官商相合之威力！
有了天时、地理、人合的相助，再加上晋商独特的经商头脑和勤奋的经商精神，很快的，晋商就开始“威震”全国。
3.特色制胜：商帮，团队，票号
显而易见，晋商之所以能积累起数以百万计的家产，不是因为“引车卖浆”或“织席贩履”这样的小买卖，而是做着一种纵横天下的大生意。
晋商中取得成功的人非常之多，而且他们都是“比邻而居”，从这一点上看就很容易让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历史上一定存在着一个由山西商人组成的实力强大的商人团体。并且他们还有着一种或几种通行天下的“利器”，那这些利器到底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晋商经营的三大特色法宝：商帮，团队，票号。
商帮
晋商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群体力量的发挥。他们用传统的同乡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爷的方式，加强相互间的认识，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交往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晋商这种的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团结和睦。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块，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其意即在让众兄弟团结互助。
在家族亲缘关系的基础上，在长期异地奔迫的条件下晋商的地缘组织也逐渐发展起来。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O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团队
晋商将群体精神充分运用到商业经营的各个方面。他们的许多做法，即使现在看来仍具有非同寻常的借鉴价值。
晋商鼎盛时期在全国各地都有会馆设立，以地域同乡关系为纽带结成许多商帮，较为著名的有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在雄踞国内市场的同时，晋商又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他们东至日本，西抵俄国，形成了特色鲜明三大经营性商帮“票帮、驼帮、船帮”。这些不同的商帮，在帮内互相扶助，共同进退，颇似现代的流行的“战略同盟”、合作伙伴。
晋商还发明了著名的“联号制”，并创立了“股份制”的雏形。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一管理一些小商号，这样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就能充分发挥了企业集体效能。这已经具备了现代集团制母子公司的基本模式；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山西商人具有大商业才能，现代美国托拉斯式的跨国企业集团，在19世纪的中国就已经有了雏形……”。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员工的团队作用。
票号
百多年前，人们已经用“一纸之符信遥传，万两之白银立集”来形容山西票号的经营实力了。但这句话不只是夸耀票号的经营实力，它同时也说明了票号给人们生活所带来的便利。“万两白银”数量无疑是巨大的，即使按轻重算，也有近一吨之重。要带着这么多白银去往返各地实在是麻烦致极、危险致极，而用“一纸之符信遥传”这种汇兑方式代替现银往来，不仅安全方便，而且使原本流通滞慢的商业血脉瞬间通畅起来，而整个社会的财富也随着这种通畅得以迅速增长。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对票号的历史贡献，曾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如是既无长途运现之烦，又无中途水火盗贼之险，而收解又可两清。商业之兴，国富以增，票庄在历史上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到了1904年，山西票号在全国近一百多个城市开设了共450家分号，经营的数额高达七、八亿两白银，就连清政府的政府税收很大一部分也都由山西票号汇兑存储的，山西票号由此获得了“汇通天下”、“九州利赖”的名声。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光绪仓皇逃往西逃。路过山西时，票号不仅完全支付了这个流亡政府的各种花销，而且还送给慈禧、光绪不小的旅费，其中仅“大德通”一家商号就拿出30万两银子。
1905年，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想要自己开办一家银行，以他这样的身份开设的银行，自然是想比别人开得更为规模浩大，更加的大把赚钱。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大批经验老到、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来经营管理，袁世凯首先想到的就是山西商人。
那一年的六月三十日，天津《大公报》的一篇新闻中说，“袁宫保以银行为财政枢纽，而欲办银行必须培养人才。山西汇号一切办法尚与银行近似，拟招汇商学徒，在津设立银行专门学堂……已派董观察赴晋劝暮矣。”
票号经营的成功，连西方人也为之惊叹不已。当时很多西方国家驻华领事，在给本国的商务报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开设的票号。驻汉口的英国领事说，汉口商人与外埠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经手，它的作用几乎与比英国银行还要大。驻上海的英国领事，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描述山西票号：“它们的信用很高，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
4.四海为家，不拘于一隅
如今看来，晋商当初能勇敢的走出家门确实是非常有魄力和远见的。我们知道，进行商业活动的最基本前提就是有勇气走出家门，面向全社会甚至是全世界，投身于市场洪流之中。而这在当时，对于上千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信奉土地就是立家之本、财富之源的传统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再加上历代王朝统治者大多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歧视、限制商人。道路的闭塞，旅途的艰辛，各地风土人情的千差万别都为传统的中国人出外经商设置了重重障碍。很多中国人因此固守乡土、老死故里，终生没有迈出自己的家乡。
山西商人最先冲破了地域的局限，开阔了视野，看到了缤纷多彩的外部世界：在他们的心中产生了敢于闯荡四海的观念，“若问我祖来何处，山西洪桐大槐树”，这是一句流行于华北地区的民谣。在华北地区很多乡村居民的家谱、族谱中，把山西洪桐大槐树定为自己祖籍所在的数以百计。这种现象昭示世人：在很久以前，山西商人的脚步就开始迈出了家乡，走向邻近的省份乃至全国。
山西商人在飘泊中找到了商机，找到了兴旺发达之路，也找到了乐趣。
长年何曾在乡国，心性由来好为客。
只将心事寄江湖，利市何愁远行役。
烧钱酾酒晓祈风，逐侣悠悠西复东。
浮家泛宅无牵挂，姓名不系官籍中。
旗亭美酒日日沽，不识人间离别苦。
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
这首描述商贾乐于四处飘泊的诗篇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心态的反映。清代大学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也曾这样描述山西风俗：
“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王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问者，亦往往有之。”
明朝官员葛守礼曾记述了他所经历的一件往事，可作为纪昀描述的旁证。明朝立有山海关法，往来商贾必须交验文引（类似今身份证）。当时往来于山海关内外的商人中，山西人占大多数，而汾州人居其半数以上。这些山西人通常都在辽东地区娶妻生子，长年不回家乡。本来，过关所用文引必须在原籍处签发，这些商人往往在京师购买假文引，蒙混过关。葛守礼到任山海关后，严格勘验，必得真引方许过关。对此，汾州父老对葛守礼感恩戴德。因为这些山西商人为取真引，必须回归故里，这样，不少人家父子、夫妻得以团聚。明清时期徽州地方有谚云：“一世夫妻三年半”，这对于山西商人家庭来讲，同样也是非常合适的。这中间不知包含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山西人的家乡观念可谓淡薄矣！
经商这条路是有一定风险的，也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没有一种敢闯、敢创、敢冒险的精神，是走不出家门，闯不出州县，跨不过崇山险关的，在山西的各州县志中都有许多关于节妇、孝妇的记载，都是男子外出经商遇险或因病而客死他乡，也有因财货俱失而遁入空门杳无音讯，家中妻子孝养父母，抚育子女，终生苦不堪言。山西商人精神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们敢向现实挑战，在重重艰难困苦面前没有退缩，不仅敢于走出故乡，还要闯出数千里或万余里外去寻找经商致富之路，去创造宏伟的业绩。
明代时，晋商活动范围已经“半天下”，到了清代，就是“足迹遍天下了”，特别是在北部蒙古地区和西北地区尤为活跃。北京、天津、张家口、汉口、南京、苏州、广州等商埠则是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同时漂泊四方的山西人还把脚足伸到了俄国、日本、中亚等地区。难怪有人说：凡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山西商人的足迹。虽然这只是形象之语，但可见山西商人经营天下的气魄。
5.经营精神：进取、敬业、群体
晋商之所以能经营天下，最为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其经营精神。
一、进取精神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推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山西平阳府席铭（1481——1542），“初时学举子业不成，又不喜农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于是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撤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云。”席铭经商成功后，“自是崇义让，淳宗族，睦邻里亲友，赈贫恤乏，解纷讼，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将军不以行伍众庶待之，而席氏之家声益振。”席氏通过经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会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着更多的人来走经商之道路。
山西商人的进取心还表现在强烈的开拓精神上，所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
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方面。他们拉着骆驼，走千里沙漠，冒风雪，犯险阻，北走蒙藏边疆；横波万里浪，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充分表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跃之地，并进而“远贾安息”（今伊朗）。山西商人从明代已在日本贸易，清代乾隆时山西商人范氏是赴日贸易的最大洋铜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韩国、日本开办了银行。这些事业的成功，没有非常的气魄与胆略是不可能实现的。经商犹如打仗，险象环生是常事。他们不仅要经历天气环境之险，而且还常常遇到被盗贼抢掠及至丧失生命之险。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经商，胆识异常，清嘉庆时北人赴南省办茶，把舟揖风波视为畏途，秦必忠却坦然不惧，屡年经返，均获厚利。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为了适应社会不安定的现状，还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练就武功。明代嘉靖时，为防日本海盗入侵，山陕盐商家属善射骁勇者500人曾组成商兵守城。苏州是晋商活跃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由上可见，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敬业精神
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语。北宋程颐更进一步说：“所谓敬者，主之一谓敬；所谓一者，无适（心不外向）之谓一。”可见，敬是指一种思想专一、不涣散的精神状态。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四民中以士为一等，商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却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念，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在清代屡次有人参加科举，但绝不轻视商业，而且是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文章精妙为时人所重。长大后却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三、群体精神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山西商人这种商帮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时常感慨：“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明代襄陵人乔承统，“其父中盐卒于扬州，遂弃儒而贾。内监杨某督鹾两淮，承统弟承经以事得罪杨某而逃亡，杨捕之急，承统挺身出就狱，所受之刑，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财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马太夫人主持家政时，“族戚邻里之待以举火者，无虑数十百家，皆太夫人赞助成之”，“又待伙极厚，故人皆乐为尽力”。
6.舍身取利，在战火中寻找“银子”
山西票号的创立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大创举，然而，山西票号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屡经战乱，饱受考验。每次战乱都经受了不小的冲击，但晋商并没有因此而陷入停滞不前甚而畏缩后退的境地。战乱中山西票商们依然伸缩有道，不放弃任何一次能“捞银子”的机会。他们根据形势的需要，或放手经营甘冒风险，或收缩业务，护己营利。
清咸丰初年，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拉开了序幕。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从广西金田村起事后，向北挺进，所向披靡。进人两湖地区后，经过浴血奋战，占领了武汉三镇。清兵调集重兵弹压，汉口一带便成为硝烟弥漫的交战地，结果造成这一地区商贾逃离，很多铺号荡然无存，此时武汉设有多家山西票号，如果坚持经营，必受战乱之灾，于是，当地的山西票庄伙计也遵照总号指示，携资返回山西。《协同庆汇兑记》稿本记载：“适值发逆、（太平军）不靖，汇兑家各撤外庄。”这便是1853年山西票号史上有名的一次大撤庄。大批商贾逃之天天，造成汉口一带凄惨的萧条景象，“富室迁移贫户毙，十家倒有九家空”。
分庄的撤回就意味着票号对某地区的经营业务的暂时中止，这对善于“操奇计赢”的票商来讲，是一件非常不情愿的事情，他们一直苦苦地寻找着机会，局势稍为平稳，他们就会设法恢复分号的运转，不肯放弃赢利的机会。当太平军的战略重点放在长江下游地区时，山西票商看到有机可乘，立即恢复了汉口分庄的营业，可谓“见缝插针”。但是，“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整个太平军活跃的日子里，山西票商十分警觉，一有风吹草动，便立即收缩撤庄。但只要局势平和，山西票商会马上开始营业。如1861年初，驻汉口的各家分号为重振旗鼓，开拓局面，调集资金五六十万两，为来往客商提供服务。不料，三月中旬，距汉口不远的黄州（即黄冈）为太平军再次攻破，汉口富商闻讯大乱，仓皇四奔。山西票商更是不敢迟疑，装点货款出外躲避。以日升昌票号为例，平遥总号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发函，指示南方各分号：“各处总以归结，赶快回铺为要，愈早愈妙，早回一天，即算成功，万万不可霸占不舍，至悔于将来。”山西票号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能够得到发展，的确付出了不少艰辛。
时局动荡不安，对于经商的人来说事业必然会受到阻碍。但山西商人经营的票号在承受冲击的同时却大胆经营，寻觅到了难得的发展契机。
清朝末年，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一经爆发便势不可挡。
太平军从广西进入两湖地区，沿长江而下，最后定都江宁（今南京）。势力全盛时，横贯华夏中部，将大清王朝的统治区域斩截为二。许多南方省份与北京的联络因此受阻，尤其是两广地区的饷银无法转运到北京。而此时清政府调集大军进行镇压，急需大笔的经费。1862年初，情况最为严重，除太平军之外，北方捻军的活动以及回民的起事更让清政府焦头烂额，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为了能迅速的镇压各地农民起义，清廷诏旨不断，急如星火地催促各地官府全力支援中央。离京最遥远的广东由于各种困难，反应最为迟缓，时任两广总督的刘长枯为此受到清政府多次督责。户部一方面责令刘长枯限期送到饷银，另一方面不得不略为通融，给刘长枯三种选择：“或绕道行走，或由商人汇兑，或由轮船运津转解。”广东地方官员经过慎重考虑，认为票号汇兑是最为简便稳妥的方法，于是就委托在广州的山西票商负责汇解这批饷银，数额达一百余万两白银。这是由清廷允准的首批由山西票号汇兑的官款。从中可以看出，官款较之一般款项，在数量上具有霄壤之别，而且保险系数较大，决无倒账的危险。
然而，清廷万万没有想到，此例一开，顿成不可收拾之势，其他边远省份也借口运饷困难，纷纷仿效广东的作法，托付山西票号向京师汇解公款。如同治二年（1862）十二月，湖南将京饷银5万两交在省城由山西商人开办的蔚泰厚、新泰厚票号汇兑。是年，四川的4万两工程银，因“陕省贼匪猖獗”交山西商人开办的元丰玖票号汇兑。此后，还有大批京饷由山西人汇兑到北京。太谷帮票号协成乾广东分庄经理马应彪的墓志铭上写道：
（同治年间）公赴岭南路经上海，适发逆（指太平军）扰乱，江南年饷，碍难转运，公协力汇运数十万两，兵得足饷，功获告成。
山西商人眼光极为“毒辣”，迅速抓住了这次机会，勤加照应，再加上资本雄厚，能够满足清政府需要，从此大大方方承接官款。此后，不仅饷银，其他一些地方政府之间的经费往来，也开始合理合法地交山西票商汇兑或存储。据不完全统计，从同治元年（1862）到光绪十，九年（1893）31年中，山西票号仅汇兑京饷银一项就高达5860万两，平均每年达189万两，难怪著名票商李宏龄骄傲地说：
洪氏之变，南七省用兵筹饷，急如星火，而道路梗塞，转运艰难。朝廷环顾各商，惟票商一业忠实可恃，于是军饷丁粮胥归汇兑。同治以后，基础愈固，规模愈宏，即边陲之协款，内地之赈抚，皆资票行以为挹注，一纸之信符遥传，百万之钜款立集。
从此，山西票号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大批官款的汇兑为票商带来源源不断的丰厚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