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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史玉柱的冒险精神

举凡英雄之人,皆艺高胆大。史玉柱也是这样,也爱冒险,但他的冒险不同于莽撞,而是看到确定性后的“豪赌”。

第一节:弃官从商,不走寻常路

1.在统计局初露头角

1984年,史玉柱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省统计局工作,分配的理由是,数学系就是搞数字的,搞加减乘除的,而统计局也是搞数字的。这件事现在看起来挺荒唐的,因为数学系实际上和加减乘除没有多大关系,主要研究的是逻辑。

不过,统计局的领导还是很重视这个浙大数学系毕业的人才的。分到单位没几天,史玉柱就被通知到西安统计学院进修,并且一去就是几个月。这次进修对史玉柱后来的影响很大,把他真正带进了计算机的世界。

当初在大三的时候,浙大数学系有两个方向可以选择,一个是纯数学,一个是计算数学。史玉柱心想,纯数学太枯燥了,计算数学或许还能应用到其他地方,就选择了计算数学方向。不过,当时计算机还是小型机时代,进机房需要换衣服换拖鞋,自己编程还需要打纸带。史玉柱觉得计算机挺罗嗦,并有什么特别的功用,因此对它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

但是,到了西安统计学院之后,进修班的老师是一个美国教授,号称抽样调查之父,他介绍了国外最新的抽样调查方法,其中的统计方法和抽样方法,没有一样能够脱离计算机的。

回到单位之后,史玉柱主要负责的工作就是农村抽样调查数据的处理。那时候,单位用的计算工具还都是很原始的,用计算器在那里加来加去。于是,史玉柱就提出要求,说应该买一台计算机。当时计算机还是很昂贵的设备,但是局里的领导也知道,计算机的确能提高工作效率,既然有人会用,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不久,史玉柱就南下广州,花5万块钱扛回了一台IBM计算机。

有了计算机之后,史玉柱的生活整个变了个样儿。他那时候还没结婚,就自己一个人,别人下班了,他还在机房里不停的琢磨、研究。这时,史玉柱的计算数学功底开始发挥作用。因为计算机编程不是难在语言,而是难在算法,所以一般计算数学出身的人编软件,要比计算机系编软件的人水平高。

没过多久,史玉柱就编成了一套很实用的数据处理软件,用这种程序,过去统计局要用20、30个人才能完成的活,现在只要找两个录入员,一两天的工夫就干完了。

统计局一般是每年秋天做一次统计,汇总一下,以前总是有一大批人在做这个工作,结果被史玉柱这么一弄,一下子很多人就没事可干了。当然,单位也就安排这些人做其他的事。史玉柱自己也没事干了,闲着也是闲着,既然有这么好的统计数据程序,史玉柱就开始琢磨着能用它分析出点什么。

后来,史玉柱又编写了一个分析软件,用它可以分析出很多有用的数据,比如年收入400元以上的农民会买哪些东西,其消费特征是什么;年收入400元到500元的农民的消费特征又是什么,等等。把这些数据抽出来一汇总,然后再和平均数一对比、一分析,就能得出很多以前的统计人员连想都想不到的东西。

史玉柱的软件不断完善,不久,这套软件就在各地统计局纷纷流传开来。1985年,国家统计局在河北唐山召开全国统计系统年会,在年会上,要求全国各地的农村抽样调查都使用史玉柱编写的软件。史玉柱也因此得到了30元的奖金和一个技术进步奖。相比当时每月54元的工资,史玉柱很有成就感。那年史玉柱仅仅23岁。

2.保送为深大研究生

史玉柱在编完软件之后,就开始基于那些通过软件分析出来的数据,写一些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学术文章。不久,文章纷纷发表在一些学术价值很高的杂志上。碰巧的是,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看了不少史玉柱的文章,很是欣赏。

副省长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同时也是深圳大学的客座教授,通过这层关系,上级决定将史玉柱作为年轻干部中的“第三梯队”培养,保送到深圳大学软科学管理系,做这位副省长的进修研究生,同时做出许诺,“只要史玉柱一毕业,马上就可以定为处级干部。”

那时候,“官本位”思想还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的价值观念,史玉柱年纪轻轻的就可以在省委大院“捞”个处级,任何人都会有理由为他的光辉前景进行美好的想象。

不久,史玉柱只身南下,来到了当时正是全国开风气之先的深圳。

到了深圳大学,史玉柱很快就发现,这里真是一副欣欣向荣的场面,学生们的精神面貌跟内省完全不同,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其经济头脑都特别活跃。

史玉柱上学的专业是软科学,实际上就是数学和经济的结合,把数学应用到经济研究上面去。史玉柱的导师是副省长,一个学期顶多也就来上几次课,其它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

当时,深圳大学里几乎每个学生都在搞勤工俭学,副省长带的学生除了史玉柱之外还有两个,他们都觉得要面子不愿意去,就跑到软科学系里做了助教,也就是帮老师们改改卷子和作业什么的。

史玉柱和那些师兄弟们不同,他尝试着做一些小生意。当时,有个合肥的朋友寄钱过来,托史玉柱在深圳买些录像机,史玉柱一台就可以赚上一两百元,他觉得这样的生意很不错。

那时候,学校气氛非常活跃,几乎每天都有外面的人来讲座。而且来这里演讲的都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名流,各个领域的都有,什么政治、经济、科学……大大开阔了学生们的视野。

1988年,史玉柱听到了当时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的讲座,对史玉柱的触动非常大。万润南当时谈的是四通是如何创办的,题目的大意是说“泥饭碗比铁饭碗更保险”,说白了,四通是一个泥饭碗,国家机关是铁饭碗,但是四通这个泥饭碗要比铁饭碗更能变成一个金饭碗。

从那时起,史玉柱就开始了商业思想上的第一次洗礼,有了下海创办企业的想法。除了听讲坐之外,史玉柱还在图书馆里看了很多国外的关于经济方面的书。从这些耳濡目染中,他逐渐形成一个认识:中国的将来,市场经济肯定会成为一个主流。

弃官从商,勇于冒险

1988年,史玉柱从深圳大学研究生毕业,回到原单位安徽统计局,局里兑现原来的承诺,升任他为处级干部。在这种情况下,按着一般人的想法,史玉柱本应该踏踏实实的工作,从一个年轻的处级一步一步往上升,过着旁人羡慕、称赞的舒适安逸的生活。

但是,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就不会有现今活跃在网络游戏领域里的奇人史玉柱了。同理,也就不会有那一段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商界传奇了。幸好故事有着另一个开局,这个开局对于今天的史玉柱来说是非学完美的。

真正的成功者是不会安于现状,更不会甘于现状的,史玉柱从小性格中的求新求变、坚强、勇敢与不服输的精神,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回到单位不久,便作出了几乎令所有人都意料不到的抉择--放弃唾手可得的仕途,“下海”创办企业。

事实上,在毕业的之前,史玉柱就已经下定决心,既然市场经济是未来的主流,毕业之后就应该去下海,而不是再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中去,白白的浪费自己的青春。

领导和同事们都为史玉柱感到惋惜,就连平素最了解他的父母此时此刻也感到不可思议。放着稳稳当当的“官”不做,舒舒适适的日子不过,偏要辞职,自己把自己推到东漂西泊的未知中,不是发了“疯”又是什么呢?但只有史玉柱自己明白,他的心里正涌动着一股不可遏制的创业冲动。

辞职后,史玉柱通过合肥倒录像机的朋友,认识了一些当地计算机界的人,其中有一个是专门倒卖计算机的代理,史玉柱就找他借了一台IBM电脑,在家里自己编写软件。

在省统计局里,史玉柱已经发现了一个市场机会,当时四通电脑打字机已经非常流行,一台大概要2万多元,每个单位还都得买,但是这之前,一般政府部门,就是每个局、每个厅、很多处都已经有一台电脑了。史玉柱觉得让电脑放在那儿,还要再另外花钱买打字机真是一种浪费,所以他就想要编一个软件,可以直接用在电脑上打字,这样就会节省下买打字机的2万多元。

半年之后,这套后来被称为“M-6401”的文字处理软件,在史玉柱合肥的家中诞生了,他送了一套给原单位。几张软盘一装,就能打出比四通打字机24点阵更漂亮的64点阵字,而且编辑屏幕也比四通打字机的一窄条宽得多,从此以后,单位里的那台四通打字机搁置一旁了。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电脑技术,特别是在文字处理、桌面印刷排版领域,还处在非常原始的状态。而这也可以追溯到今后中国几乎所有电脑公司的发源,从四通、联想、方正、金山到巨人。史玉柱正好赶上了那个时代。

当时的史玉柱,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自己搞的这个东西“有戏”,它打破了专用文字处理机甚至超过了通用电脑的价格这一规律。那时候,金山的WPS还没出来。史玉柱决定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这个领域里闯出一条属于未来之路。

第二节:冒险是成功的起点

曾有一句话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自是贬义,然而作为企业家,没有冒险精神肯定是不行的。谨小慎微的人将错过机会,错过财富,自然也不会成功。

史玉柱认为,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首先就要具备敢冒风险、抵御风险和承担风险的资质,缺少这种资质,你就很难向真正的成功迈进,顶多也就是小打小闹。也就是说,企业家身上要有一种“赌性”。而这种“赌性”很少是后天养成的,一般都是先天就具备的。众所周知,史玉柱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天生的赌徒”。

1962年出生的史玉柱,在安徽省怀远县城里度过了他的童年生活。史玉柱的父亲是一名县公安局干警,母亲是普通工人,对他的要求比较严格。由于痴迷小人书,史玉柱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居然成了留级生,气得母亲把他整整一箱小人书全都烧光了。

史玉柱从小就是一个闲不住的孩子,总想捣鼓点什么,小人书没有了,他就找来《十万个为什么》看,很快就又迷上了科学技术,千方百计地去试验和探究。他动手装配过简陋的收音机,把家里的大闹钟拆开来研究它为什么会发出声音,甚至还自行配制过黑色炸药,爆炸声把家人吓出了一身冷汗,从此获得了“史大胆”的绰号。关于这件事的披露,还有一个故事。

我们都知道,人都有好奇之心,因此那些名人的成长历史总是被关注的对象,但是关于史玉柱的成长,他自己总说“默默无闻、平淡无奇”,所以后来有一名叫王溪的《中国青年报》记者,挖掘到这则趣闻之后,所有关于史玉柱的追踪报道,在讲到少年之事时,往往都引述1992年5月27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告文学《巨人的风采》的一个片段。《巨人的风采》中是这样写的:

“他永远忘不掉他在安徽怀远县城度过的童年和少年。一本《十万个为什么》为他打开了一个五色斑斓的世界,他按照书上‘一硝、二磺、三木炭’的配方自己调制了土炸药,一声爆炸震怒了父母,也从此被冠以一个威风凛凛的外号:‘史大胆’!他对复杂的东西总要探个究竟,出于对魔方的好奇,上外语课时他便干脆躲在教室最后,一堂课一堂课不停地玩……他总感到有一片神奇辉煌的领域在吸引着自己……内心深处干一番事业的愿望也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坚定了。”

据史玉柱自己说,这件事他只讲过一次,就是那次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讲的。在几年以后,巨人危机爆发,喜欢猎奇的香港《广角镜》杂志的记者,专门跑到安徽怀远,把史玉柱家早年的住房和读书的学校都拍了照片,还生动地讲了土炸药和魔方的故事,史玉柱看了这些报道觉得非常好笑。

实际上,史玉柱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超乎常人的东西,他与所有的少年一样富于幻想,小小的举动和事例很多,但大部分都很平淡,时间和地点不确定。至于外界很多关于史玉柱“不安分”的描述,有些完全属于记者们“不求细节真实”的合理想象。

另外,史玉柱长大以后似乎也是一个没有多大野心的人,否则他就不会在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的省城,并且早早地经人介绍就成家了。再者说,史玉柱从深圳大学毕业后又再次回到了合肥,在特区呆过、看过别人创业的人,又回统计局甘心做他的小职员,他似乎也无他求。但其实这并不是真相,史玉柱那些年之所以看似平静、安份守己,是因为他还没有找到真正值得自己去冒险的东西,一旦他发现了这种东西,他就会毫不犹豫的冲过去,一发而不可收,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阻挡。回到安徽后不久,史玉柱便找到了那种他可以为之冒任何风险的东西--汉字桌面排版印刷系统,这种东西是一种电脑程序软件。

电脑的真正名称是电子计算机,1946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问世,是一种用电子技术实现数学运算的计算工具。由于最初的电子计算机体积庞大,造价昂贵,所以在全球普及缓慢,后来随着数字技术对模拟技术的取代,电子计算机越来越向轻巧、灵活方面发展,而且价格也越来越低。当它在全面普及时,中国因为汉字的输入问题大受阻碍,除非你认识英文,否则你没法使用它。随着汉字全拼特别是王选发明的汉字五笔输入法的成功,汉字的输入得以解决,但电脑软件的“中文化”问题,成为电脑能否在中国普及的关键,史玉柱一下子看到了这里的市场前景。

史玉柱在电脑方面有他自己独特的灵感和创造力,他研究电脑,不是为了解决数字计算、数据采集和处理以及自动控制问题,而是固化字体、增加字库和设计表格,增大排版空间和提高处理速度等“汉化”工作。早期的电脑汉字输入系统,汉字除横竖点撇捺等非规则笔划都是有锯齿的,汉字的字体和排版方式也是非常单调和呆板的,史玉柱就选择从这里人手,进行他另一种数学的排列组合,他开发出的东西别人用了都说好,这时,他就萌生了送知识产品走向市场的想法,突然看到了美好的市场前景,他的头脑盘旋着创业的梦想,心中涌起在电脑行业干一场的冲动,于是他毅然辞职下海。

史玉柱是这样一种人:想不到的就不想,不感兴趣的就不做,但想到了又感兴趣,他就要一头钻进去,而不管别人怎样想怎样看。

主意已定的史玉柱,毅然向他的同事和家人宣布他要下海,亲戚朋友一致反对说:“多少人削尖脑袋往省统计局钻?你却离开。下海哪有那么容易,失败了怎么办?”可是史玉柱犯了犟脾气,“如果下海失败,我就跳海!”一句话把别人吓住了,不再劝了。

1989年7月史玉柱带着他仅有的4000元钱来到深圳,从此开始了他在商界的“赌徒生涯”。在以后的商业操作中,天生“赌徒”的狂热赌性让世人一览无余。

英雄总有共同之处,但凡了不起的企业家都是赌性的载体。事实上,史玉柱的行事方式在很多方面都和世界首富、软件霸主--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非常相似,而其中最突出的一类就是赌性相同。

比尔·盖茨是一个天才,智商高达220。但是,从古到今,天才都不是成功的首要条件。假如比尔·盖茨也像一般人那样,贪图安逸的生活,过于依赖自己的天才而放弃奋斗的话,他必将埋没在众多庸才之中,默默无闻。天才在比尔·盖茨的成功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他走的是一条奋斗的冒险之路。史玉柱之所以崇拜比尔·盖茨,最主要的还是欣赏他的冒险精神。

对于自己的兴趣所在,比尔,盖茨和史玉柱一样表现出非凡的狂热,这种狂热使得他们甘愿拿一切作赌。正像史玉柱研究生毕业后为了自己热爱的软件开发事业,毅然辞别安徽省统计局的工作一样,比尔·盖茨在确定了自己的兴趣点之后,跟多少人梦想的高等学府哈佛说了bye-bye。

离开哈佛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比尔·盖茨必须设法说服对他寄予厚望的父母,而父母却极其希望他拿到哈佛大学的学位。比尔·盖茨硬着头皮对父母说了他的计划,说他准备退学,去和他的好友保罗·艾伦成立一家电脑软件公司。

更过分的是,盖茨还说,他们不想在家乡西雅图开公司,他们想去的地方是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要知道,在西雅图人眼中,新墨西哥全是沙漠,到处尘土飞扬。这让他父母很不可思议,她们为儿子担心。

母亲坚决反对盖茨的决定,她希望盖茨在取得学位之前不要离开学校。哈佛的学位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啊!盖茨的父亲也极力主张儿子继续其学业,因为开公司的机会很多,而读哈佛的机会却很难得。

一般来说,作为年轻人,多听听父母师长的意见还是有好处的,因为他们的人生经验丰富,能看到许多自己看不到的东西。但是,有一种情况例外:当自己决心去干某件有意义的事,而且不计后果时,可以不听任何人的意见。干事业是有风险的,盖茨决定退学开公司,未必有必胜的把握,万一失败呢?他肯定想到过这个问题,但他仍决意要干,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1975年7月,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正式创建了微软公司,开始了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如此看来,与比尔·盖茨离开响誉全球的哈佛相比,史玉柱离开安徽省统计局只不过是区区小事而已。但从中体现的个性却是相同的,那就是豪赌的天性,敢于冒险的天性。智者总是如此:敢于打破平静,冲破俗套,以超常思维行事。

第三节:赌性和安全性的悖论

1.赌性带来的收益

赌自然有输赢,史玉柱所以能赢,是因为他看到了胜的确定性,不然,只凭一腔鲁莽、不计后果的赌,十个史玉柱也赔进去了。

从1988年深圳大学软科学管理系硕士毕业后,放弃仕途选择“下海”,捣腾自己开发的“M-6401”软件时,史玉柱人生的赌博就已经开始了。先是加价1000元推迟半个月付款,赊来计算机,然后又以软件版权向《计算机世界》杂志做抵押、先做广告后付款,外号“史大胆”的他,为自己设置了创业路上的第一次小赌。

他赢了:在付款期限的前2天终于等到了订单。两个月以后,他赚到了10万元,10万全投入广告;4个月后,营业收入超过100万元。史玉柱尝到了广告的甜头,从此“广告模式”成了他事业的“万能钥匙”。

有人说,史玉柱进入保健品行业也是一种赌博。无论是脑黄金、脑白金还是黄金搭档,他是用暴风骤雨的形式洒下巨额广告费,然后诱惑天真的消费者去“买健康”。“我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过明天。”这是史玉柱对在高危方式下生存,如履薄冰心境的描述。尽管如此,史玉柱却从这里赚到了前所为有的财富。

从1994年5月18日到1995年2月18日这短短9个月时间里,“脑黄金”在供货不足的情况下,依然达到了回款突破1.8亿元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惊人成绩,让人不得不对史玉柱这个营销奇才刮目相看。

巨人大厦倒蹋之后,史玉柱开始做“脑白金”,仅仅只用了一年,“脑白金”就实现销售收入2.5亿元,成为保健品市场市场当仁不让的“龙头”,构建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保健品帝国。不久,史玉柱的销售收入很快突破10亿元,他用赚来的钱还了巨人大厦时欠下的债。

当出售脑白金的事情即将尘埃落定之时,一种名为黄金搭档的保健品开始加大宣传力度,出现在全国各大电视、报刊媒体的广告栏目之上。脑白金转手“他人”后,史玉柱无疑又找到了一个好产品。“黄金搭档”上市半年,销售收入迅速上升到5000万元,占健特生物主营收入的18.93%。

史玉柱是靠电脑软件起家的,可以说IT业才是他的老本行,他在做脑白金的时候,就曾说过,早晚要回到自己的本行。2004年底,史玉柱投资2亿元,在上海注册成立了“征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始了新一轮的赌博。2007年9月21日,史玉柱在今天举办的《巨人》内测发布会上宣布,上海征途网络正式更名为上海巨人网络。11月1日,“巨人网络”成功在美国上市!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大盘暴跌200多点的大势下,巨人网络逆市成功挂牌,开盘价达18.25美元,比发行价15.5元高出18%,市值高达到42亿美元,成为中国最大的网游公司,同时史玉柱也由当年负债2亿多的中国首穷,摇身一变成为名正言顺的中国大陆首富。

2.赌徒付出的代价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没有一点冒险精神是不行的,但是冒险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盲目的冒险实际上和真正的赌博没什么分别,所以也必然会带来血的教训。对此,史玉柱深有体会。

从卖电脑软件,到卖楼花,再到卖保健品,史玉柱成功的秘诀可一言以蔽之:胆子大,点子多。

在卖楼花中,史玉柱大胆承诺“三年回报100%”,然后围绕着这一承诺如何让人信服这一中心,他运用了“保险公司保险”、“律师见证”、“银行设售点”、“提前兑现债券”、“顾问视察”、“破土动工”等一系列点子,只要让人相信其承诺一定能够兑现,楼花就不愁卖不出去。

在卖脑黄金的时候,多灵多说“五盒一疗程”,史玉柱马上保证“四盒见效”。

“三年回报100%”能不能做得到,“四盒一疗程”是否属实,先不去管它,说出去再说,把钱拿回来再说。史玉柱的这种大胆行为,虽然带来了暂时的效益,但却也留下了以估量的隐患,因为一旦他的言论得不到兑现,他就失了人们的信任,他这是在拿自己的信誉来冒险,而这对一个企业来说是致命的。

对于巨人大厦必能盖起来,“三年回报100%”的承诺能够实现,史玉柱的回答是这样的:“1992年,中国经济又上快车道,宏观调控也没开始,房地产形势特别好。虽然我手上只有几百万元流动资金,但在1993年时巨人M-6403汉卡在市场上卖得非常好,销售额比上年增长300%,一年要回报四五千万元资金是不成问题的,这样两年就是1个亿。另外的1个亿资金是靠卖楼花筹到的,因为房地产正热嘛。此外,施工过程中很多款可以等完工之后再付,这样就有资金使用的空当,实际建设中用不了2个亿。今天看来,38层的方案我们是能承担的”。

史玉柱所说的要点是以1992年的宏观经济高潮和房地产热来作假定的,认为宏观经济会一直这样好下去,房地产会一直这样热下去,汉卡的销量会一直按300%增长,这就犯了战略错误,形势的发展不可能都像他所假设的那样。1993年下半年起,宏观经济回落,房地产热降温,电脑软件更是进入了灾年。对经济形势的错误估计,对经济规律没有深刻把握,导致史玉柱犯了企业发展战略的错误。战略上已经错了,战术上再怎么成功都无济于事,最终必然导致失败。

另外,史玉柱卖楼不按平方面积卖,而是按“股”卖,无异于企业私自开银行,擅自发行股票,严格来说这叫做“非法集资”,这是过渡时期体制不健全、法制不健全条件下特有的“无法无天”现象。香港就不允许这样卖,现在我们也不允许随便承诺和卖楼花了。但即使是在那种时期,你这样做了,如果承诺兑现,也就做了,没人管你;一旦承诺不兑现,连本钱也还不起,那你就得坐牢。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沈太福,他也是“高科技”,他也承诺高额回报,圈了10个亿,结果还不起了,被处以极刑。还有牟其中,还有南方一些私立学校,收教学储备金,一个学生几十万元,承诺学生毕业后如数奉还;一些证券期货公司,也以高额投资回报融资。结果往往还不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像史玉柱一样是估计错误,原本是想拿了钱去放大的,也是想兑现承诺的,并没想骗人,但往往事情不像想得那么简单,拿到钱一干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在过去,史玉柱的很多冒险都是以“无法无天”为条件的,一旦有了法律的监督,他的那些点子就会碰壁。他在想那些点子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无法无天”的特殊背景以及由“无法无天”向“有法有天”的转变,这本身就是一种战略错误。而这个战略错误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三大战役一开始就遇到了失败,然后一路败到了底,巨人大厦非但没有建起来,史玉柱还为此欠下了两亿多卖楼花的债务,一下子从身价数亿的富豪成了全中国欠钱最多的“著名失败者”。

3.不拿身家性命去赌

失败的教训是惨痛的,如今的史玉柱成熟了许多,也稳健了许多,安全性更了重要的考量,所以当他卖“脑白金”商标给上市公司时,很多媒体猜测这是史玉柱谋求绝对安全的一箭三雕之计:如果脑白金继续盈利,史玉柱可安享其利润;如果脑白金中落,隐身幕后的他可远离爆炸源;而上市公司即便出现意外,也不会如巨人集团一样瞬间崩溃,至少壳资源是值钱的,?“企业运行到现在的规模,我认为安全是第一位的,发展已不是第一位的。”事实上,他早就在谋求安全性了。据说,他这几年反反复复地对别人、对自己说“办企业要有平常心,不要立太高目标,企业动作越少越好。”

但是,安全性的考虑并不是说史玉柱被失败吓破了胆,不敢去冒险了,对“赌”他说,“过去有,现在也还有。赌,单纯说好和坏我觉得不能那么看。赌,你不能拿自己身家性命去赌,那你就彻底完蛋了,可作为一个企业,一点不冒险,按部就班地发展,也不行。赌看怎么个赌法,我觉得我以后,你说我一点不赌了,不可能的。但是我不会拿身家性命去赌。”

史玉柱仍然时常要和自己固有的赌性做搏斗:“手头钱太多就会想着去投资”。史玉柱规划健特系列公司:除了做主营业务和投资变现快、收益不高的金融产品外,公司净资产的1/3将选择项目,以兼并等方式作投资。

2007年1月17日晚,酒过三巡的巨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史玉柱输了一个“赌局”--他的一位下属一口气喝了近一瓶48度的白酒而没有醉倒,作为赌注,史玉柱输掉了他戴的那副纯金边框眼镜。不过,一副眼镜的损失,相比他的另外一场“赌局”的收获而言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过去四年,史玉柱陆续从冯仑、段永基等老朋友手中收购了大量的华夏银行和民生银行的股份,投资收益的帐面价值将近40亿,这也足以让史玉柱成为2006年金融股牛市的全国最大赢家之一。“到现在,我投资的两只银行股赢利近40亿元,”如此高的获利以至于连史玉柱自己都感叹,“完全靠运气,连我自己都觉得不该赚那么多钱。”

截止到2006年12月31日公告,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民生银行(600016.SH)3.15704亿股,为第8大股东,持股比例为3.11%,按1月19日收盘价10.14元每股的股价计算,总市值约为32.01238亿元。同时,截止到2006年8月31日公告,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华夏银行(600015.SH)0.912亿股,位列第10大股东,持股比例为2.17%,按1月19日收盘价7.69元每股计算,总市值约为7.01328亿元。

不过让史玉柱仍不满意,他说自己并没有在银行股的投资上投入太多精力,因此缺乏成就感。因此,他要炒作一个更大的股票--那就是2007年11月1日的巨人网络到纽交所上市。

第四节:史玉柱:我不是一个赌徒

对于史玉柱,过去媒体似乎有一个共识:他说是一个赌徒。他从当初辞掉安徽统计局的处级待遇,选择“下海”开始,到现在的进入网游市场,每一步都是和“赌”分不开的。然而,最近舆论又有了一个新的声音:史玉柱并不是一个赌徒,至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赌徒,这是怎么回事呢?

2004年4月8日,当年与媒体交恶的史玉柱一口气请来了全国130家媒体,在上海金茂大厦的巨大会议包房里,在黄浦江的顶级游轮上,正式宣告了他第三次创业的开始:昔日巨人、四通控股CEO在上海新设立一家网游公司--征途网络。

这位靠巨人集团起家、折戟沉沙于巨人大厦、后又通过缔造“脑白金”完成咸鱼翻身的传奇商人,在网游领域开始了新的冒险。不过两年的时间,史玉柱做的网游生意和他的保健品生意一样,已经赚得盆满钵溢。对于史玉柱的这次出手网游,外界不约而同用到了跟赌博有关的词“豪赌”和“下注”。

赌徒是什么?赌徒最基本的特征是,想赢也敢输,尤其是不怕输,其实就是有着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的人。从创业成功--失败--更成功,史玉柱式的大落大起传奇,其颠覆世俗力量和眼光的创业韧性,在近20年的中国人创业史上,似乎无人能出其右,如果不是赌徒,肯定不会有如此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但是,史玉柱的职业成长生涯的每一步似乎都充满了“赌性”,如果他是真的赌徒,怎么会每次都有这么好的手气呢?

史玉柱的传奇式创业经历,更多体现在他能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与其说是“赌”,不如说是对于自身能力的一种认知和把握。并且,这种认知和把握很早就表现了出来。小学四年级,史玉柱因为迷恋小人书而留级,中学后开始疯狂学习,以勤奋赌明天,最终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浙江大学。

后来,史玉柱选择做“汉卡”,除了深圳当时的外向型经济环境和氛围,整个“汉卡”市场凸现出来的巨大需求是软件专业的史玉柱最大的驱动力。在史玉柱整个研究生学习期间,恰逢“汉卡”市场慢慢进入了成熟期,做汉卡的高科技公司大都赚了钱,当时像联想这样的大户每年都能卖出十几万套“汉卡”。

出于对技术和市场的把握,使史玉柱成功地跨过创业第一道槛。之后,从M-6402一直到M-6405“汉卡”,都获得了巨大成功。现在看来,史玉柱“汉卡”创业的每一步谋划上,都谋定而后动,没有一步踏空,这绝对不是一个只靠冒险生存的“赌徒”行径。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史玉柱真正只赌了一把,这一把就是他的多元化转型之路和他的巨人大厦,但赌这一把的代价却是让他血本无归,甚至欠债2亿。那个时候的史玉柱,和那个时代倒掉的很多高歌猛进的企业领导者一样,在自己描绘的美景里欲罢不能。史玉柱身价当时暴涨至几亿,被过度膨胀的自信心推着走--没有明确的产品线和对于市场的算计,全凭感觉和运气,在“赌一把”的心态驱使下,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从电脑、保健品到药品,史玉柱疯狂的投入了大部分的流动资金。更致命的问题在于,作为企业和政府的一个明星项目,巨人大厦设计方案从18层到最后的72层,事实上当时地基是按照88层打的,按照这样的做法,仅预算就需要12亿,这对于房地产投资毫无概念的史玉柱而言,完全是给自己建造了一个“恐怖”的资金黑洞。

客观而言,巨人大厦的过度“抽血”只是其表面原因,真正原因还在于史玉柱毫无把握、却付诸行动的一些疯狂的下注--投资行为,甚至包括完全就是赌博行为的传销。这种资金有去无回、或者说投资收益周期超出控制,是史玉柱输掉“巨人”的最大原因。

从巨人的足迹来看,史玉柱本人不是一个适合做企业家的人,他的优势在于创意、敏锐的市场定位和超强的市场炒作能力,这对于短期的获利能力特别重要,但却够不上成为一名优秀企业家。

有了前车之鉴,聪明的史玉柱自然不会再次重蹈覆辙,对于“巨人”倒掉原因的反思,对于自己因“赌”失江山的悔悟,在他复出之后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从负债两亿到重新站起到每月收入几千万,也不过短短三年时间;打造一个网络游戏公司,不过两年时间,就实现了大规模赢利。这一切,没有运气、没有机遇,全部是来自市场的感觉、判断,以及对于自己的把握。

史玉柱的复出靠保健品“脑白金”的成功营销,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史玉柱的团队真的是靠“脑白金”拍脑袋、砸广告才获取了巨额收益吗?当然不是。史玉柱很清楚,对于一个危机中的创业团队来说,只有用代价最小、成本最低的产品,在短时期内获取巨大收益,才能迅速摆脱危机。

作为有着保健品运作经验的团队来说,继续做熟悉的业务显然风险最小,而保健品这种有着巨大泡沫和依靠营销驱动的产品,对于有迅速获利需求的史玉柱来说,显然是不错的选择。史玉柱后来的经历,也充分说明了他有着运作泡沫产业的天分。事实上,“脑白金”的研发在“巨人”危机之前就已经基本结束,直接生产后,马上就可以投放市场,史玉柱没有理由不选择!

脑白金于1998年5月份问世,由于巨人的倒下,一文不名的史玉柱个人向朋友借了50万元,带领着十几名忠实的追随者转战江浙、东北,开始再度创业的历程。做为赌徒,在有了翻本的机会时,经常都是放手一搏、孤注一掷的。但从“脑白金”的营销历程来看,史玉柱不是。

史玉柱试探性地先花了10万元广告费在江阴打市场,很快产生了热烈的市场效应,影响到了无锡。于是,他们用赚到的钱接着在无锡打市场,然后无锡也有了很好的市场反应。史玉柱心里有数了,他对下属们说:“行了,我们有戏了,我说这个产品一年至少可以上10个亿的销售额。”接着他们的市场开到了南京,带动整个江苏,同时在吉林启动,很快,常熟、宁波、杭州都做开了市场。

另外,真正的赌徒不会有永远的追随者。史玉柱在总结自己能够东山再起的原因时表示,一个原因是他这些年经受的挫折和教训;另外就是他的核心团队,能和他一样去拼杀的团队。“我身边的几个骨干,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好几年没有工资,他们一直跟着我,我永远感谢他们。脑白金问世之前,我吃不准,问他们,‘行吗?你们觉得有戏吗?’他们总给我非常肯定的回答:‘行,没问题,肯定行。’身边的几个骨干,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像‘上海健特’总经理陈国、副总费拥军,好几年没有工资,他们一直跟着我。那时侯,也是他们陪伴我爬完了珠峰。我永远感谢他们。”

试想一下:一支团队长期跟随某一领导人,在其最艰难的时候,团队依然坚如磐石,这对于渡过难关何其重要。这是史玉柱比别人的幸运之处,也是史玉柱能够再次站起来的宝贵财富。

一般来说,“赌徒”是不会考虑长远收益的,而且不会以道德要求作为自己生存的底线,图的都是眼前利益。如果按照史玉柱以前做事情的逻辑,赚到钱之后应该是图谋继续赚钱的行业,实现财富的迅速增值。但没有人会想到史玉柱赚钱后的第一个动作却是还债。

史玉柱的巨人公司一直没有申请破产,事实上如果申请破产,巨人集团的债务和资产相抵后,史玉柱就完全可以脱清干系。于是,曾经有人这样对史玉柱说,其实这些钱你是可以不还的。因为从法律的角度看,作为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只要把巨人申请破产,个人就无需承担偿还的责任。但是史玉柱也知道,这个代价是必须一直承担欠债的骂名。2001年底,史玉柱欠的所有债务基本还清。从善意的角度来理解史玉柱还债的举动体现了一个商人的底线和操守,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阐释了史玉柱不是“赚一把就走”的那种赌徒心态。

没有永远的暴利行业,也没有永远不败的事业。卖掉脑白金和黄金搭档,是史玉柱从创业者走向投资者的重要里程碑。如今的史玉柱不再是一个执着于某项事业的人,更确切地说,他不是一个企业家,而是一个投资家,而且是一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投资家。经历了大起大落、大落大起之后,与其说史玉柱害怕了,不如说他更认清了自己。他想成为巨人,但又要保护自己不被攻击,因此史玉柱选择了有重点、阶段性的投资赚钱方式。从保健品到非处方药再到网络游戏,看不出哪项事业是史玉柱想要专注的。这也正说明了他的投资思维--没有永恒的赚钱产品和事业。

投资网游,一直被人们视作一种“豪赌”,甚至有人预言了《征途》的死期。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征途》安然地为史玉柱赚来了大把钞票。

《征途》的成功,印证了“投资家”史玉柱总是不断在寻找最后一个暴利行业,而卖掉“脑白金”,则说明他懂得了全身而退、见好就收。除去投向银行业不需要自己管理的资金之外,史玉柱投资的产品越来越趋向于快速敛财型。

1998年“脑白金”进入市场时,保健品市场的同类产品处于相对空白状态;而当维生素产品“黄金搭档”进入市场时,这个市场基本是被国外同类产品占据,只是缺乏国内同类产品;当《征途》游戏公开露面之时,网络游戏市场已经进入群雄争霸之时,市场培育已经完全成熟,但暴利本色未褪,培养了一批富豪。

不断告别过去,通过理性的转型来拓展新的机会和市场,作为一个投资家来说,史玉柱的思想纬度可能超越了他的投资纬度。

所以说,史玉柱拿“赌徒”做自己的幌子,不过是为了避免过多的是非判断和无端的揣测,让他的投资计划更为隐蔽和更为稳妥。大落后复大起的史玉柱,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自己不是一个毫无理性的“赌徒”,被证明之后的史玉柱,已经转型成为投资家而非创业者和企业管理者。史玉柱从决定做投资家那天起,就意不在于任何一项产品。我们所要关注的,是他的下一站。市场里最热的那个行当,最容易获利的那个行当,或许就是史玉柱的下一个投资目标。 B6pMLocVpoYZC9tIguu9EF/7iFhpONgB0Jauy0AAJqDAlxJBEnZzSXYkQF2pwl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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