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当然是一场家破人亡的灾难，但也有一些奇遇。奇遇之一即认识本书作者盛巽昌。

“四人帮”被粉碎后，不知什么原因，有关《海瑞罢官》、《海瑞上疏》的冤案平反得较迟。作为“牛鬼蛇神”，我在工厂中一直超负荷地劳动，到1978年才得到回上海市文化局的通知。

正像潜水员要经过减压舱才能走上甲板一样，我在回市文化局之前，被安排在上海图书馆古籍组工作了九个月。当然，上图人才济济，古籍组以外的女士们先生们也认识了一些，盛巽昌是其中之一。

相逢而又相识，当然有其原因。盛兄比我要小二十岁左右，也许因为他多读了一些线装书，所以看上去颇有“老气横秋”的风度，上下古今，也能谈谈，可以视之为“杂家”，与硕果累累的大“杂家”相比，那时他只能算是“微型”的。此外，他的相貌有些奇特，正符合我想象中的《三国演义》中的庞统的形象。所以印象也深。得郑重声明，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庞统古朴不足，怪陋有余，盛巽昌则俊美多矣！

当时上海图书馆有成立社会科学咨询部之说，我与盛巽昌皆预定为该部工作人员。未几，我回市文化局，彼此就不搭界了。哪知，他后来也调到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报》当编辑，又经常向我来组稿了。

在上海社科院，分工主管《社会科学报》的副院长蓝瑛，是我少年时代的好友，按情按理，我也应该积极撰稿。而且，他们曾经邀少数学术界人士便餐，主要的是谭其骧先生等几位，没有请那些徒有虚名而胸无点墨的“学者”，我坐在席上，不仅心安理得，而且有些优越感。我和谭其骧先生甚少接触，但将他的历史地理学视为至宝。还有，当郭沫若、翦伯赞等群起“为曹操翻案”时，谭先生提出不能用正统思想四个字来全部否定人民群众对曹操的看法，表现了中国学者最可贵的正气和风骨。

如此这般，我成了《社会科学报》的忠实读者和经常撰稿者。我终于发现报纸的中缝有《学者作家和书》专栏填补了这一狭长的空白，三言两语，类多学府珍闻、文坛轶事，而且好多是我以前没有听说过的。所以往往先读这些零碎的小块文章，然后再读正文。有人嘲笑我这是“舍本逐末”，我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这些小块文章大都重在内容，没有什么框框条条，也没有什么时间上空间上的严格限制，当然，更没有什么流派或宗派的情绪或成见了。我认为作者相当客观，并不是为他的老师、至亲好友、小兄弟辈造舆论，这是事实。我们相识十七年，关系不错，《学者作家和书》共四千条，没有写我一条，即是明证。

这本书的学术性、知识性和趣味性都不错，虽然所记往往只是一鳞半爪，却可即小见大，某些言行乍看怪谲可笑，其实正是袒露了学者、作家的真诚。用弗洛伊德的语言来说，就是让学者、作家表现了“自我”或“本我”，而极少示人以“超我”的假象。这是何等可贵的资料啊！

再说，正由于此书不是系统的分章分节的论著，材料纷呈，各不相涉。看上十条八条，有急事就可放下。更不存在什么悬念问题，不卖什么“且听下回分解”的关子，所以随手拿起来，随手放在一边，都无不可。旅游时、休闲时都不妨一读。不用伤脑筋，不用苦思索，也不一定要去翻《辞海》或《汉语大辞典》，僻字僻典都不多也。

胡道静先生是位忠厚长者，他对人对事只看优点，我没有他的涵养和学养，对人对事总是看缺点多些，他认为此书可与《世说新语》媲美，我觉得此书的文学性、哲理性比《世说新语》要逊色些。一千五百年来，刻意摹仿《世说新语》的《续世说》等等，不知其数，都难望《世说新语》之项背也。此书并未摹仿《世说新语》而另有风格，不具备《世说新语》某些优点也完全可以理解，无可厚非。

《世说新语》问世时，实际上书中人物均已逝世，已经是一部《录鬼簿》了。如果事实有出入，不会有人出来要求更正了。而现在大著所涉人物健在者不少，正好多一个听凭检验的机会，如果有人要求更正或补充，也不是坏事情。

忆当年秦牧以《艺海拾贝》名其散文集，一时之间《医海拾贝》、《教海拾贝》之类比比都是，固无不可，却少新意。如今，继郑逸梅老先生《艺林散叶》之后，把《学者、作家和书》易名《学林散叶》出书，情况稍好些，因为“散叶”尚不如“拾贝”之成风也。

此书可能不如美容、养生、美食、金曲等书畅销而获厚利，出版社愿意出版，我认为他们真正在为精神文明作出贡献，在为社会主义学术作出贡献。

为了盛巽昌以及他的合作者朱守芬女士的聿勤劳动，为了出版社的高见卓识，我乐意为之序。

蒋星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