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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决心挺进中区，与置地展开正面交锋，“最后夺取城市”。
早在1976年下半年，新闻界就在风传香港地铁公司将招标车站上盖发展商的消息。1977年初，这一消息终于得到官方确认，各大地产商无不闻风而动。
在这场决战的前夕，李嘉诚的心情既兴奋又沉重，连日来寝食难安。
中环、金钟两站的招标，一定不乏实力雄厚的大地产商、建筑商前往竟标。究竟鹿死谁手，必将有一番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
假如一战而捷，占领中区，长实就可“一飞冲天”，跻身地产诸强之列；假如不幸败北，长实还得屈居人后，卧薪尝胆。
长实的把握究竟有多大？若渺茫无望，不如不投。以前也曾有过政府拍卖中区官地的机遇。中区地价极为高昂，而且日涨日升，每平方英尺已突破1万港元，是世界上地价最贵的地段。一块地皮，动辄就要数亿乃至10多亿，这绝非长实财力所能够参与的竞价。
但不敢参与，并非不敢期望。李嘉诚渴望已久的目标就是要打人中区。
这天傍晚，李嘉诚信步走到深水湾的山坡，眼前是维多利亚海湾朦胧的轮廓。潮声在他耳畔激荡，他眼前仿佛看到两座商业大厦，从地铁车站拔地而起。这两座大厦应该属于长实！
李嘉诚一贯渴望挑战，也乐意应战。
“不必再有丝毫犹豫，竞争既是搏命，更是斗智斗勇。倘若连这点勇气都没有，谈何在商场立脚，超越置地！”
李嘉诚终于拿定了主意。他大步回到家中，来到书房，翻阅研究有关地铁建筑的材料。
李嘉诚可以说是一个出色的战略家。他定下超越置地的目标后，自己暂时根本不具备抗衡的实力，便采取避其锋芒、迂回包抄的战术。20年来，李嘉诚从没有与置地正面交锋过一次，可见其忍耐力之强。
现在，李嘉诚觉得机会来了，虽然实力依然不及置地，但足以一搏。
既然决定投身战斗，就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何况对手比自己强大，这就更需要吃透对手，摸清他的劣势所在，然后制订有针对性的对策。
李嘉诚估计，参加地铁竞投的将会有置地、太古、金门等英资大地产商、建筑商。相比较而言，华资地产建筑公司的实力稍逊一筹。
自然，置地公司的夺标呼声最高。
港岛中区，可以说是置地的“老巢”。置地创始人保罗·遮打当年因参与中区填海，而获得港府成片优惠地皮。置地在中区，拥有数十座摩天大厦。置地广场和康乐广场（又名怡和大厦），正好位于未来的中环地铁车站两翼。中环车站又恰好座落在遮打道上，遮打道的南侧，则是遮打花园广场。就凭这些物业和街道的名称及主人，不难看出置地在中区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公众和传媒才习惯于把中环站称为遮打站。
而金钟站离遮打花园广场也只有100多米，简直就处在置地的眼皮子底下。
可以说，如果能够攫取中环、金钟车站上盖的兴建权，就等于打入中区的心脏，到置地这只饿虎的食槽里夺食。
卧榻之侧，置地岂能轻易让他人染指？置地虽未公开声称参与竞投，但众多媒体都认为，置地必然会坚决捍卫自己的领地，谁与置地竞争，无疑是“以卵击石”。
李嘉诚深知，论实力，长实远远不是对手。要扳倒置地巨人，必须出奇制胜。
李嘉诚又开始冷静地分析对手，试图从其内部找到薄弱环节，寻找突破口。
置地属怡和系，怡和大班又兼任置地大班。现任大班是纽璧坚，此人20岁起就参加怡和洋行的工作，他没有任何背景，完全是靠自己的勤勉努力一步步爬上了董事局主席的高位。
置地的另一个创始人，是凯瑟克家族的杰姆·凯瑟克。凯瑟克家族又是怡和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因此，纽璧坚身兼两局大班，又受到股东老板的制约，加之凯瑟克家族由于对内地政府怀有太重的戒心，一直力主把发展重点放到海外。所以，纽璧坚坐镇香港，制定战略的精力自然会被分散。
这正是常人不易察觉的薄弱之处，人们往往会被置地的“貌似强大”蒙住双眼。
而且，置地一贯妄自尊大，目中无人，自然不会冷静地研究竞争对手，也不会“屈尊”去迎合合作伙伴。
这也是置地的一个致命弱点。
李嘉诚因此认为，只要决策正确，周密而谨慎地行事，置地并非不可战胜。
于是，李嘉诚又回过头来，仔细研究地铁公司招标的真正意向。
香港地铁公司属于港府的公办公司。地铁公司除拥有少许政府特许的专利和优惠外，它的资金筹集、设计施工、营运经营，都按市场的通常规则运作，李嘉诚通过各种渠道获悉，港府当局对中区邮政总局原址地皮估价约2.443亿港元，原址用作中环、金钟两地铁车站上盖；再加上九龙湾车厂地皮估价，两者合计约6亿港元。港府将以估价的原价批予地铁公司，由地铁公司发展地产，弥补地铁兴建经费的不足。
地铁公司为购得中区邮政总局原址地皮，曾与港府多次商谈。他们想用部分现金、部分地铁股票支付购地款，而港府坚持要全部用现金支付。
通过地铁公司与港府之间发生的这一分歧，李嘉诚看出，地铁公司现金严重匮乏。地铁公司以高息贷款支付地皮，现在急需现金回流以偿还贷款，并指望获得更大的盈利。这就是地铁公司招标的真正意向所在。
于是，李嘉诚采取了不动声色、避其锋芒的奇袭原则，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制定出了克敌制胜的具体方案。
通过这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李嘉诚的思路逐渐明朗，脑海中已有了投标书的大致轮廓。
李嘉诚在投标书上，首先提出将两个地盘设计成一流商业综合大厦的发展计划。但这仍不足以挫败其他竞投对手，因为任何竟投者，都会想到并有能力兴建高级商厦物业。
李嘉诚将方案重点着眼于两点：一、满足地铁公司急需现金的需求，由长江实业公司一方提供现金做建筑费；二、商厦建成后全部出售，利益由地铁公司与长江实业分享，并打破对半开的惯例，地铁公司占51%，长江实业占49%。这个方案对长江来说，是一笔沉重的现金负担。但李嘉诚决定破釜沉舟，冒一次险。
为储备足够的现金，1976年冬，长实通过发行新股，集资1.1亿港元，大通银行许诺长实可以随时取得2亿港元的贷款，再加上年盈利储备，如此，李嘉诚可调动的现金约有4亿港元。
这样，李嘉诚已做好了充分的资金准备，使方案的具体实行有了保证。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李嘉诚紧张而急切地期待着竞投的开始。
1977年1月14日，香港地铁公司正式宣布：公开接受邮政总局原址发展权招标竞投。
参加竞投的财团、公司共有30家，创历史最高纪录。它们是置地公司、长江实业、太古地产、金门建筑、辉白美公司、霍英东集团、恒隆地产等。
各竞投公司频频与地铁公司接触，都准备好了保密的投标书及附件，在限定期限内交了上去。
公开招标为各公司提供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投标书内容属机密。各公司都知道，在投标中，若过多考虑己方利益，则中标希望微乎其微；若条件过于优惠对方，自己就会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因而，各家都对投标内容精心设计，却又秘而不宣。一时，香港媒体上各种猜测甚嚣尘上。
舆论界自然一致看好置地，因其优势实在是太明显了。面对记者的采访，置地大班纽璧坚，显得高深莫测，只是用自信的口气说：“等着看结果吧。”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1977年4月5日，香港务大报纸纷纷用大幅标题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次投标结果：“长实击败置地！”
请看当日《工商日报》对此事的详细报道：
“时值约2.4亿港元，为30个大财团争相竟投的中区地王--旧邮政总局地皮，终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投得……”
据地下铁路公司透露，主要原因是长江所提交的建议书列举之条件，异常优厚而具有诱惑力，终能脱颖而出，独得与地铁公司经营该地的发展权。
“长江实业有限公司已同意，在签订协议时，付给地铁公司一笔现金，并继续交付现金若干次，保证地铁公司无论如何都可以获利。”
“地下铁路公司董事局昨日已经批准协议条款，规限长江实业公司在地铁未来中环站上盖占地2270英尺、建造37层高的商厦与办公室混合的单塔型建筑物一座。4月4日，地铁公司董事局主席唐信和李嘉诚签订了中环站上盖发展物业协议，并决定两天后签订金钟站上盖协议。”
其他报章也对长实中标进行了大肆渲染，说这是“长江实业发展史上里程碑”、地产新贵李嘉诚“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云云。
也有报纸传言，凯瑟克家族对纽璧坚痛失中区地王大为不满，并以此为借口，胁逼纽璧坚下台。
1978年5月，中环车站上盖建筑--环球大厦开始分层发售，时值地产高潮，用户购楼踊跃，广告见报后8小时内就已全部售完，交易总额5.92亿港元，创下了香港楼价的最高记录。
1978年8月，金钟车站上盖建筑--海富中心开盘，物业总值9.8亿港元，创开盘售楼一天成交额的最好业绩。
后来，环球大厦和海富中心这两幢发展物业，总计为长实获得7亿多毛利，纯利近0.7亿港元。
这个盈利水平，实际上低于当时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甚至还可以说是亏了。然而，李嘉诚却由此获得了无法以金钱估量的无形利益--形象和信誉，而这恰恰是李嘉诚参与竞投的主要目的。
李嘉诚的“一飞冲天”，向全香港庄严宣布，长实不再只是一家只能在偏僻地方盖房的地产公司。
李嘉诚和他的长实从此树立起了一流地产商的形象，也为取得银行的信任、股市的声誉，以及继续在中区拓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后来的长江实业，也正是以此为契机，加速了拓展的步伐。
此一举，眼前看是亏了一点，但从长远看，实在是大大地赚了。
当时也曾有记者询问李嘉诚与地铁公司合作成功的奥秘，李嘉诚谦虚地说：
“奥秘实在谈不上。我想重要的是首先得顾及对方的利益，不可为自己斤斤计较。对方无利，自己也就无利。要舍得让利，使对方得利。这样，最终会为自己带来较大的利益。”
感悟：
人生在世，无大志者，仅满足于蝇头小利，是不会有大成就的。
倒不是立大志就能成大富，但成大富必须有大志。否则，小富即安，没有进取的动力，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就是所谓的战略眼光。自古高手作战，从不纠缠于一地一时之得失，而以大局为重，以最后之成败论英雄。
李嘉诚在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中，取胜的秘诀在于：
其一，沉着冷静，保持低调，以麻痹对手的警觉。
其二，知己知彼，吃透置地和地铁公司两方。然后，投地铁公司之所好，一举中标。
其三，李嘉诚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这次牵动全香港地产界乃至全香港市民关注的地王大战，改变形象，树立声威。因此并没有太多计较眼前利益。
7.做大事需要镇定的心态
李嘉诚语：
镇定的心态能让烦躁不安的人冷静下来，以便休养身心，充沛精力。
李嘉诚认为，在任何危急关头，商人都必须坚持镇定自己的心态，在最清醒的时刻做出重要决策，不可因急性病而痛失一切。因此李嘉诚恪守经商的“镇定本”。
大家都知道香港是弹丸之地，不仅狭小，而且多山。有限的土地，无限的需求，加之港府采取高地价政策，寸土寸金。
身为一业之主，李嘉诚多次为厂房伤透脑筋。寻找交通便利，租金适宜的厂房有多难？数次扩大生产规模，都是在现有的厂房重新布局。车间里，设备、人员、制品，挤得水泄不通。
香港工业化进程出人意料地急速发展，物业商喜笑颜开，趁势提租。许多物业商只肯签短期租约，用户续租时，业主又大幅加租。用户苦不堪言，李嘉诚亦然。李嘉诚曾多次构想：我要有自己的厂房该多好，就用不着受物业商任意摆布。他的构想，经过长时间酝酿胎动，进一步明朗：我为什么不可做地产商？
1958年，李嘉诚在繁盛的工业区--北角购地兴建一座12层的工业大厦。1960年，他又在新兴工业区--港岛东北角的柴湾兴建工业大厦，两座大厦的面积，共计12万平方英尺。李嘉诚虽吃准了房地产的乐观前景，仍采取谨慎入市、稳健发展的方针，他没有走捷径--预售楼花，而是将之作为出租物业。
卖楼花是霍英东于1954年首创。他一反地产商整幢售房或据以出租的做法，在楼宇尚未兴建之前，就将其分层分单位（单元）预售，得到预付款，即可动工兴建。卖家用买家的钱建楼，地产商还可将地皮和未成的物业拿到银行按揭（抵押贷款），真可谓一石二鸟。
继霍英东后，许多地产商纷纷效尤，大售楼花。银行的按揭制度进一步完善，蔚然成风。在这种方式中，用户只要付得起楼价的10%或20%的首期，就可把所买的楼宇向银行按揭。银行接受该楼宇作抵押，将楼价余下的未付部分付给地产商，然后，收取买楼宇者在未来若干年内按月向该银行付还贷款的本息。
无疑，银行承担了主要风险。
李嘉诚认真研究了楼花和按揭。地产商的利益与银行休戚相关；地产业的盛衰又直接波及银行。唇亡齿寒，一损俱损，所以过多地依赖银行不一定就是好事。
依据高利润与高风险并存的道理，李嘉诚制定了自己初入地产的进攻战略，即：资金再紧，李嘉诚宁可少建或不建，也不卖楼花加速建房进度；他尽量不向银行抵押贷款，或会同银行向用户提供按揭。
他兴建收租物业，资金回笼缓慢。但他看好地价楼价及租金飓升的总趋势。李嘉诚认为，收租物业，虽不能像发展物业（建楼卖楼）那样牟取暴利，却有稳定的租金收入，物业增值，时间愈往后移，愈能显现出来。
事实证明李嘉诚这一决策是非常明智的。据港府公布的统计数据，1959年港府拍卖市区土地平均价：工业用地每平方米104.85元；商厦、写字楼。娱乐场等非工业用地1668.44元；住宅用地164.75元。而到1980年，这三类拍卖地价分别狂升为29549.03元、124379.06元。13728.30元。升幅分别为280.8倍、73.5倍、82.2倍。
地升楼贵，李嘉诚“坐享其利”。他拥有大批物业，储备了大量土地，渐成为香港数一数二的地主。
诚然，当时地产界的许多人士，认为李嘉诚的作风过于保守。
1961年6月，潮籍银行家廖宝珊的廖创兴银行发生挤提风潮。廖宝珊是“西环地产之王”，他在西环大量购买地盘兴建楼宇，并在中环德辅道西兴建廖创兴银行大厦。廖宝珊发展地产的资金，几乎全部是存户存款，将其掏空殆尽，而引发存户挤提。
这次挤提风潮，令廖宝珊脑溢血猝亡。廖氏是潮商中的成功人士，深得商界新秀李嘉诚的尊敬。从廖宝珊身上，李嘉诚进一步意识到地产与银行业的风险。但是许多地产商与银行界人士们仍未对此产生足够的重视。
廖创兴银行挤提事件，并未引起地产银行界人士的足够重视。
1962年，香港政府修改建筑条例并公布1966年实施。地皮拥有者，为了避免新条例实施后吃亏，都赶在1966年之前建房。从而引发了一股建房狂潮。
炒风空前炽热，职业炒家应运而生。
但是在这股风起云涌的炒风中，李嘉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深知投机地产犹如投机股市，“一夜暴富”的后面，往往就是“一朝破产”。
他丝毫不为短期的暴利所动，他一如既往地在港岛新界的新老工业区，寻购地皮，营建厂房。他尽可能少依赖银行贷款，有的工业大厦，完全是靠自筹自有资金建造。长江实业公司下属的塑胶部经营状况良好，盈利可观；地产部已由开初的纯投资转为投资效益期，随着新厂的不断竣工出租，租金源源不断成几何级数涌来。
但是，那些从事房地产投机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1965年1月，本埠小银行--明德银号因参与房地产投机，使其没有流动资金，丧失偿债能力。明德银号的破产，加剧了存户的恐慌心理，挤提风潮由此爆发，迅速蔓延到一系列银行，广东信托商业银行轰然倒闭，连实力雄厚的恒生银行也陷于危机之中，不得不出卖股权予汇丰银行才免遭破产。
形势危机，为稳定香港经济，港府采取紧急措施，才遏制住挤提潮，但银行危机却持续了一年有余，不少银行虽未倒闭，却只能“苟延残喘”。在银行危机的剧烈振荡下，兴旺炽盛的房地产业一落千丈，一派肃杀。地价楼价暴跌，脱身迟缓的炒家，全部断臂折翼，血本无归。靠银行输血支撑的地产商、建筑商纷纷破产。
由于李嘉诚早有预见，所以在这次危机中长江的损失，与同业相比微乎其微。只不过是部分厂房碰到租期届满，续租时降低租金，而未动摇其整个根基。
感悟：
在做事中，如果能面对竞争压力保持镇定，有胆有识，不图一时的冲动，就不会落得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下场。
8.做大事就要虚心坦诚，善听意见
李嘉诚语：
决定大事的时候，我就算百分之一百的清楚，我也一样召集一些人，汇合各人的资讯一齐研究。因为始终应该集思广益，排除百密一疏的可能。这样，当我得到他们的意见后，看错的机会就微乎其微。这样，当各人意见都差不多的时候，那就绝少有出错的机会了。
干大事业的人，一方面要有自己的主意，另一方面还需要能够听进别人的意见。李嘉诚虚心坦诚，不但善用身边的人，而且极会利用外脑的智慧。
《明报》记者在一次采访中，问李嘉诚：“您的智囊人物究竟有多少？”
李嘉诚说：“有好多吧！凡是跟我合作过，打过交道的人，都是智囊，数都数不清，比如，你们集团的广告公司就是。”
这位记者大感惊奇，不知李嘉诚此话从何而来。
原来，当初李嘉诚在发售新界的高级别墅群时，曾委托《明报》旗下的广告公司做代理商，这家广告公司便派人去别墅现场察看。
广告公司的人见到这些高级别墅已全部落成，确实十分漂亮，颇具欧洲的典雅风格，又不失中式的豪华。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四周的道路还没修好，而且恰好这天下大雨，走起路来泥泞不堪。
李嘉诚这些日子很忙，也没去看过，知道已建成了就打算立刻发售。
广告商到现场查看过之后，向李嘉诚提议：能不能稍迟些日子，等路修好，装修好几幢示范单位之后再正式出售？这样不但售得快，售价也可标高。
“对对对！”李嘉诚忙不迭地答道，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你们比我更聪明，我入行这么多年，本该想到这一点，结果还是忽略了，多谢你们的提醒，我们就照你们说的办。”
李嘉诚马上按照广告商的建议去办，效果果然不错。
后来在修建大坑龙华花园时，李嘉诚接受了这一经验教训，在发售前就修好路，还在四周种植上了美丽的花木，楼卖得更是出奇地好。
广采博纳，融汇众智的“绝桥”（好主意），便是李嘉诚超人智慧之源泉。
李嘉诚自己不仅善于广采博纳，融汇众智，而且也这样要求下属。他说：
“我很不喜欢人说些无聊的话。开会之前，我会预先几天通知人准备有关资料。到开会时，他们已经预备了所有的资料，而我自己也已准备妥当。所以在大家对答时，不会浪费时间。”
即使是超人和天才，终究也是人，也有力所不及和大意疏忽的事。
李嘉诚以稳健著称，其超人之处在于他能够以其超人的脑袋集思广益，力求圆满。
感悟：
人的强大不仅在于提升自身智慧，凝聚众人智慧更重要。如果我们能够总是抱着一颗坦诚谦虚之心，善纳忠言，广采博纳，凡人也可能成为超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善集众人之智慧于一身者，方能成大事。
9.做事稳健不浮躁，有旷达的胸襟容人
李嘉诚语：
取名长江，基于长江不择细流的道理，因为你要有这样的旷达的胸襟，然后你才可容纳细流--没有小的支流，又怎样成为长江？只有具有这样博大的胸襟，自己才会那么骄傲，也不会认为自己样样出众，而不承认其他人的长处，得到其他人的帮助，这便是古人说的“有容乃大”的道理。假如今日，如果没有那么多人替我办事，我就算有三头六臂，也没有办法应对那么多的事情，所以成就事业最关键的是有人能够帮助你，乐意跟你工作，这就是我的哲学。
凡是成大事者，都力戒“浮躁”两字，希望通过自己踏踏实实的行动换来成功的人生局面。同样，任何一位试图成大事的人都要扼制住浮躁的心态，专心做事，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些焦虑和烦躁不安的人，多半不能适应现实的世界，从而跟周围的环境脱离了所有的关系，退缩到自己的梦想世界，以此来解脱自己心中的忧虑。所以，成大事者首先需要克服的就是自己的浮躁情绪。
李嘉诚认为，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你越着急，你就越不会成功。因为着急会使你失去清醒的头脑，结果在你的奋斗过程中，浮躁占据着你的思维，使你不能正确地制订方针、策略以稳步前进。
当目标确定，你就不能性急，而要一步一个脚印地来做，即所谓“性急吃不得热粥”。
当你控制了浮躁，你才会吃得起成功路上的苦，才会有耐心与毅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才不会因为各种各样的诱惑而迷失方向，才会制定一个接一个的小目标，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实现它，最后走向大目标。在这方面，李嘉诚可谓稳健、不浮躁的典范。
李嘉诚打了一段时间的短工之后，通过朋友介绍到一家小塑料玩具厂当推销员。李嘉诚时时不忘父亲的临终教诲：“好汉不怕出身苦”，始终以积极的心态对待人生。由于他的出色表现，很快就当上了工厂的业务经理，视野比以前开阔多了，与人的交往相对也增多了。在他当业务经理期间，工厂的产品十分畅销，致使不少推销员经常向他讨教。经他的指点、帮助后，一般都能较好地完成任务。
然而，正当别人认为他可以青云直上、大展宏图的时候，他却毅然地辞职了。李嘉诚辞职的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战争创伤的医治需要实业家的发展，二是塑料行业大有可为。
辞职后，李嘉诚自己开设了一家小塑料厂。想起亡父曾教他背诵苟荀《劝学篇》，当中提到的“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句话，意思是为学要成功，就要循序渐进。他觉得很有道理，就把工厂取名为“长江塑料厂”。李嘉诚期望自己的事业也像长江一样，由小至大，由弱到强，并希望借这个响亮又富有气势的名字，令其日后的业务能得到完满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期，李嘉诚的机遇终于来了。为此，他急于扩大生产，便向朋友告贷，周转资金。同样，他也遇到所有不成熟企业家碰上的普遍问题：产品出现积压，资金周转不灵。由于他没有富亲，一般朋友的钱也不能长期占用。因此，李嘉诚一度面临破产的境地。
但李嘉诚并没有被困难吓倒。经过冷静的分析后，他果断地收缩生产规模，把得力的人派去推销产品。这时，李嘉诚已经注意到，物色优秀的推销代理商是非常重要的，他背着自己的产品跑遍了港岛，拜访了500个代理商。这次出访收获很大，因为产品好，得到了几个经销商的支持，支付他给一些定金，使他很快度过了危机。
但是好景不长，他的长江厂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这次小小的成功，使得年轻且经验不足的李嘉诚忽略了商战中变幻莫测的特点，他开始过于自信了，心态出现了浮躁情绪。几次成功以后，他就急切地去扩大他那原本资金不足、设备简陋的塑胶企业。于是，他的资金开始周转不灵，塑胶产品的质量开始下降，迫在眉睫的交货期使重视质量的李嘉诚也无暇顾及愈来愈严重的质量问题。于是，仓库堆满了因质量问题和交货日期的延误而积压的产品，工厂的亏损愈来愈严重。塑胶原料商开始上门催缴原料费，客户也纷纷上门寻找一切借口要求索赔。
这种代价几乎将李嘉诚置于破产的境地。
但难能可贵的是，李嘉诚并未就此而灰心丧气，而是勇敢地面对他所遭遇的失败，坚定地树立起他一定会战胜失败的信心。
明察秋亳的李嘉诚知道，塑胶花的工艺并不复杂，因此，长江厂的塑胶花一旦面市，其他塑胶厂势必会在极短时间内跟着模仿。所以，李嘉诚在经营策略上采用“人无我有，独家推出”的方针，在极短的第一时间内，以适中的价位迅速抢占香港的所有塑胶花市场。一时间，长江塑胶厂也由原先默默无闻的小厂一下子成了蜚声香港塑胶业的知名企业。仅1958年一年，长江公司的营业额就达一千多万港元，纯利一百多万港元。塑料花使长江实业迅速崛起。李嘉诚也成为世界“塑料花大王”。
李嘉诚的成功就是因为他意识到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就必须克服急躁心理，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最终才能达到光辉的顶点。
感悟：
对于渴望成功的人，应该记住：着急可以，切不可以浮躁。成功之路，艰辛漫长而又曲折，只有稳步前进才能坚持到最后，赢得成功；如果一开始就浮躁，那么，你最多只能走到一半的路程，然后就会累倒在地。在这里，浮躁与稳健对于一个人成功的影响，一目了然。
10.着眼长远，敢打敢拼才会赢
李嘉诚语：
如果做不到的事，从开头我就不接受。
在时势不好时，自己担心，别人也担心。自己手紧，别人也手紧。千万别鼓励恶性循环。
一般做生意的人，总是斤斤计较眼前利益，而只有商界大腕，才能不计较眼前的得失，而把目光投向未来。李嘉诚做生意就表现出这种大家风范。当亚洲的金融危机过去之后，李嘉诚领导下的和黄奉行“继续扎根香港，但同时也不排除在海外寻求投资机会”的经营策略，加快了向国际化发展的进程。
李嘉诚早就认识到了科技的力量，并悄然着手在欧洲、美洲、亚洲以及非洲扩建自己的“通信产业王国”。
1989年，李嘉诚在英国和记电讯注资84亿港元收购一家英国电讯服务公司，开始涉足于英国的电讯市场。然而此番出师不利，新购公司处于长期亏损状态。
1992年和黄在英国推出的CT2流动电话服务，名为RABBIT（兔子）。由于它只能打出却不能打入，跟这一时期的电讯服务技术比起来，要逊色得多，所以它没能引起更多客户的兴趣。一年之后，“兔子”败下阵来，宣布死亡。和黄也身受重伤，为此留下了巨额负债。
李嘉诚说，电讯业务是未来集团业务发展的重点，他已知道和黄未来五年要做什么。做生意的期限是五年、十年，而不是一年，两年。
可见，着眼于未来，善于把握形势是和黄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李嘉诚的长远目光和正确策略为长和（长实、和黄）指明了航向。
和黄集团从事电讯事业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它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不少的曲折和艰难。
在投资英国电讯市场初期，由于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曾受到海内外证券业的不断批评。其后，李嘉诚又于1994年将电讯业务重新包装，改名为“橙”（Orange），推出GSM流动电话服务业务。起初也不被业界看好，唯恐是CT2的翻版，但后来渐渐被消费者所接受、喜爱，手提电话的销售也不错。
即使是经营Orange，也是历经数年奋斗才有今天的结果。
但是不管经历多大的困难，李嘉诚都凭着他对未来趋势的正确分析与把握，绝不轻言放弃。就在市场普遍对该项业务不看好的时候，他曾经亲自出面澄清了市场上有关它的一切传言，表示将继续支持和黄在英国的电讯事业。
果然不出李嘉诚所料，仅仅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和黄集团便从“橙”身上取得了惊人的回报。这种前瞩未来的能力，使得李嘉诚的事业在竞争激烈的商场上长立不败之地。
李嘉诚在发展电讯业务上始终坚持不懈，与他往日在商战中一见不利，即时撤退的作风，很不相同。难道这是因为他偏爱电讯业吗？当然不是。无论他继续进取还是退避三舍，都是从该项业务是否有前途考虑的。有利则进，无利则退。事实上，他从不偏爱任何一项业务，他说：“不要与业务‘谈恋爱’，也就是不要沉迷于任何一项业务。”
感悟：
对于一个真正的成功者来说，在他的眼中，应该是只有赢利的业务，而没有永远的事业。任何一项事业，当它走过自己的成熟阶段之后，必将走向衰落，而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自我调整，还抱着不放，必将随这项事业的衰落而走向失败。
说起来也许容易，但做起来可并不简单，这主要是与一些人的自我欣赏情结有关。在取得了某项事业的成功之后，很多人往往将其作为自己日后发展的基础和向别人炫耀的一块招牌。然而，招牌只象征着过去的辉煌，却可能会成为进一步前进的绊脚石。
11.以和为贵，无为而治
李嘉诚语：
何解我每年只收5000元薪水？我收5000元薪水，却给大家这么好的待遇，如此好的花红，还照顾你一世，你敢贪污？敢做对不起我的事？所以我公司的雇员都非常忠诚。
我一直奉行互惠精神。当然，大家在一方天空下发展，竞争兼并，不可避免。即使这样，也不能抛掉以和为贵的态度。
有时候，急于成功，反而会适得其反。收购和黄大获成功之后，在一片喝彩声中，李嘉诚并未沾沾自喜，他显得异常平静。
李嘉诚初入和黄，出任执行董事时，在与董事局主席韦理及众董事交谈中，分明感到他们的话中含有这层意思；“我们不行，难道你就行吗？”
李嘉诚是个喜欢听反话的人，他特别关注喝彩声中的“嘘声”，因为当时香港的英商华商，都有人持这种观点：“李嘉诚是靠汇丰的宠爱，才轻而易举购得和黄的，他未必就有管理好如此庞大老牌洋行的本事。”
当时英文《南华早报》和《虎报》的外籍记者，盯住沈弼穷追不舍：“为什么要选择李嘉诚接管和黄？”
沈弼答道：“长江实业近年来成绩颇佳，声誉又好，而和黄的业务自摆脱1975年的困境步入正轨后，现在已有一定的成就。汇丰在此时出售和黄股份是理所当然的。”
他还说：“汇丰银行出售其在和黄的股份，将有利于和黄股东长远的利益。我坚信长江实业会为和黄未来的发展作出极其宝贵的贡献。”
李嘉诚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深怕有负汇丰大班对自己的厚望。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李嘉诚似乎一把火也没烧起来。他是个毫无表现欲的人，只希望用实绩来证明自己。
初入和黄的李嘉诚只是执行董事，按常规，大股东完全可以凌驾于领薪水的董事局主席之上，但李嘉诚却从未在韦理面前流露出“实质性老板”的意思。
李嘉诚作为控股权最大的股东，完全可以行使自己所控的股权，争取董事局主席之位。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的谦让使众董事与管理层对他敬重有加。
李嘉诚的退让术，与中国古代道家的“无为而治”有异曲同工之妙。
按惯例，董事局应为他支付优厚的董事袍金，但李嘉诚坚辞不受。他为和黄公差考察、待客应酬，都是自掏腰包，从不在和黄财务上报账。
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的确很少。更多人是利用自己的特权捞好处。例如，香港另一位潮商--有股市杀手之称的刘銮雄，他在自己所控的几家公司里，能捞则捞，能宰则宰。小股东怨声载道，开起股东年会来，就吵得天翻地覆，致使刘銮雄不敢再出席股东年会，害怕股东的愤怒情绪会将他撕成碎片。
因此可见，李嘉诚的精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小利全让，大利不放，取舍之间，张弛有度。
李嘉诚很快便获得了众董事和管理层的好感及信任。在决策会议上，李嘉诚总是以商量建议的口气发言，实际上，他的建议就是决策--众人都会自然而然地信服他、倾向他。渐渐地，韦理大权旁落，李嘉诚未任主席兼总经理，实际就已开始主政。后来，在股东大会上，众股东一致推选李嘉诚为董事局主席。
李嘉诚只在和黄领取董事袍金，并非为博取好感，一时大方，而是一贯如此。
李嘉诚出任10余家公司的董事长或董事，但他把所有的袍金都归入长实公司的账上，自己全年只拿5000港元。这还不及当时一名清洁工的年薪。
以80年代中期的水平，像长实系这种盈利状况较好的大公司，仅一家公司的主席袍金就有数百万港元；进入90年代，更递增到1000万港元左右，李嘉诚20多年坚持只拿5000港元，便意味着出让了数以亿计的个人利益。
不过，李嘉诚每年放弃数千万袍金，却赢得了公司众股东的一致好感。爱屋及乌，他们自然也会信任长实系股票。
李嘉诚是大股东和大户，股票升值，得大利的当然是李嘉诚。有公众股东的帮衬，长实系股票自然会被抬高，长实系市值必然大增，股民得到好处，李嘉诚欲办大事，就很容易得到股东大会的通过。
对李嘉诚这样的超级富豪来说，袍金当然算不得大数。大数是他所持股份所得的股息及增值。
1994年4月至1995年4月，李嘉诚所持长实、生啤、新工股份，所得年息共计有12.4亿港元，这还尚未计算他的非经常性收入，以及海外股票的年息。不管怎么说，在香港这个拜金若神、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里，李嘉诚能不为眼前的利益所动，处处照顾股东和公司的利益，实在是难能可贵。
难怪有人说，长江实业最珍贵的财产就是李嘉诚。这就无怪乎香港人提到李嘉诚，多少带有崇敬的意味。
对那些有生意头脑的人来说，赚钱也许并不难，难的是名利双收。有的人赚了钱，名声却臭了；有的人绞尽脑汁追求名利双收，却竹蓝打水一场空。要想这两方面兼顾，靠运气没用，靠使诈弄巧更不行，非得才华品德两全不可，后者甚至更为重要。
李嘉诚在部署收购和黄的同时，又盯上了英资青洲英泥（水泥）公司。他重演了收购九龙仓时的旧法，在市场悄悄吸纳青洲英泥的股票。
收购青泥，李嘉诚主要是看上了它的地皮。这家公司拥有红冠鹤图的庞大地产，其大量平价地皮可供长实日后发展之用，这种间接而有效的收购大量地皮的方法，比购入地皮更为有利。1998年，李嘉诚持有的青洲英泥股票达到25%，正式进入其董事。1979年底，长江实业拥有该公司多达39%的股票，因此，李嘉诚顺理成章地坐上青洲英泥董事局主席之位。
嘉诚全面收购青洲英泥，除看中它的地皮外，还考虑到水泥是重要的建筑材料，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水泥用量将会大大增加，能保证获得经常性的合理利润。
由此可见，收购一个公司，除了看它表面上的综合绩效外，更重要的是要仔细研究，准确判断它是否具备潜质，然后再采取相应的对策。
收购青洲英资后，李嘉诚又在酝酿另一次大行动，那就是收购香港电灯有限公司（港灯）。这是当时华资进军英资四大战役（李嘉诚收购和黄、港灯，包玉刚收购九龙仓、会德丰）中的重要一役。港灯公司成立于1889年，并于1890年12月1日开始向港岛供电。公司的发起人是保罗·遮打爵士，股东是各英资洋行。
港灯是香港第二大电力集团，而且是香港一个英资上市公司之一，90余年来，一直是独立的公众持股公司。
港灯收入稳定，加之港府正准备实行“鼓励用电的收费制”（用电量愈多愈便宜），港灯的供电量将会有大的增长，盈利自会递增。现代社会，无论如何都是离不开电的，故经济的盛衰，都不会对电业构成太大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港灯是拥有专利权的企业，不可能会有第二家企业在港岛与其竞争，能确保盈利稳定。这正是李嘉诚属意港灯的主要原因。因此，港灯可以说又是一块大肥肉，令人唾涎欲滴。除长江实业外，怡和、佳宁等财团都想染指港灯。此时，在海外大量投资，但回报不佳的怡和系置地，又掉头在港大肆投资很快便购入了电话公司、港灯公司的众多股份。
面对置地的大肆扩张，李嘉诚坚持以退为进。避免正面交锋的策略。他按兵不动，静观其势，寻找机会。
1982年4月，市面风传置地公司即将着手收购港灯。人们都以为长实、佳宁也会参与竞购，所以港灯、置地、长实、佳宁的股票均被炒高。
4月26日周一开市，置地公司便以锐不可挡之势，一举收购了港灯股份2.22亿股。
为避免触发全面收购，置地将增购的股份控制在35%以下（按收购及合并委员会规定，超过35%的临界点，就必须全面收购，持股量要过50%才算收购成功）。
置地重拳出击，顺利完成了对港灯的收购。长实与佳宁欲竞购的传闻迅即化为乌有。佳宁此时正面临着危机，而长实只是不急于出手，放其一码。
李嘉减暂时不采取行动是经过仔细分析和深思熟虑的，这充分体现出了他的精明之处。
首先，他认为置地此时的收购行动，有志在必得之势。如果与之碰硬，置地必会竭尽全力而战，以自己目前的实力，未必能胜；二来即使能胜，也会元气大伤，还很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做成蚀本生意。
其次，李嘉诚认为置地不惜重金，四处出击，很容易造成“消化不良”，到那时，再从置地手中夺过港灯，将会易如反掌。
基于上面的分析，李嘉诚只是密切关注整个事态的发展，决定以不变应万变，并不急于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李嘉诚可谓深得兵家“避实击虚”之精要。好比两军交战，当敌方势大时，己方坚壁清野，固城自守，避不交兵。当敌人粮草用尽，人疲马乏时，再主动出击，一举取胜。无疑，避实击虚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胜利的良法，比咬紧牙关、浴血拼杀不知要高明多少。
李嘉诚的判断没有错。置地在完成对港灯的收购后，形势便急转直下。
置地在香港的急速扩张，耗尽它的现金资源，不得以只得向银行大笔贷款，使其负债额高达160亿港元。
本来以置地的实力来说，大举负债不是问题，只要地产市道尚佳，经济前景明朗，坐拥中区地王的怡置系就不愁没钱赚。
然而，当时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在北京谈判，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表现不佳，使香港人对未来的信心大减。香港出现了移民潮，移民连资金一道卷走，汇率大跌，港人纷纷抛出港币套取外币。
再加上欧美日本经济纷纷陷入衰退之中，更使得香港商界为愁云惨雾所笼罩--地产市道滑落，兴建的楼宇由俏转滞。这一切终于使地产大王置地陷入困境，手头的楼宇由奇货可居变成有价无市，欠银行的贷款不仅无法偿还，光利息一年就等于赔掉一座楼宇。1983年，地产市场全面崩溃，置地陷入空前危机。1983年财政年度，置地出现13亿港元的亏损。作为怡和旗舰的置地把母公司怡和也拖下泥淖，使怡和在同期财政年度盈利额暴跌80%。
怡和大股东凯瑟克家族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便向纽壁坚“兴师问罪”，在怡和置地大班宝座上坐了8年之久的纽璧坚无奈之下，只好准备下台。
1983年9月9日晚，纽璧坚宣布辞去怡和、置地两家公司的董事局主席职务。1984年1月1日，纽璧坚又辞去董事职务，无比伤感地离开了他服务了30年之久的怡和洋行。
此时的李嘉诚，密切关注着怡和的一举一动。那时马世民尚未正式加盟长实系和黄，但两人接触频繁，常坐在一起研究马世民服务过14年的怡和。马世民认为，怡和高层一直患有“恐共症”，这是他们的致命弱点。
此时，置地陷入困境，马世民极力建议李嘉诚从置地手中夺得港灯。李嘉诚也早有此意，但他奉行“将烽火消弭于杯酒之间”的战略，主张以谈判的温和方法购得。
在纽璧坚辞职前，李嘉诚曾向纽璧坚提出收购港灯，遭纽壁坚拒绝。那时，纽璧坚的大班地位已岌岌可危，他不想在自己任上失去九龙仓，又失去港灯。尽管他也知道，出售港灯乃两全之计，而且这也是早晚的事，但他依然不甘心。
纽璧坚辞职后，由西门·凯瑟克接手怡和，置地的管理大权，同时接管了前任留下的累累债务。
西门于1942年生于英国温切斯特市，少年时就读于全英著名的伊顿公学，毕业后进人世界名校剑桥三一学院。但西门仅读了一年大学就烦了，他别出心裁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葬礼。他躺在棺材中，由同学抬出校门，从此永别了全球学子心神向往的剑桥大学。西门如此玩世不恭，令他父亲威廉暴跳如雷，认为这个儿子“孺子不可教也”。
西门的叔父约翰和哥哥亨利·林德利都曾多年担任怡和大班。很自然地，西门也于1962年加入怡和公司。先是在海外的分公司任职，1982年初，西门调回香港，同年出任常务董事，接着说服其他董事，频频向纽璧坚发难。最终西门如愿以偿地坐上了大班尊位，成为凯瑟克家族出任怡和大班的第五人。
已过不惑之年的西门·凯瑟克，虽不再是年轻时的纨绔子弟，但他是否有能力统治香港最大洋行？不少人都心存疑问。
虽然许多人认为以西门·凯瑟克过去的行为和资历，难以胜任怡和公司首席管理人的职位。然而，事实证明，他有能力领导庞大的怡和公司。
李嘉诚也反复研读有关怡和家族及西门·凯瑟克的报道。他已经向怡和表示过欲购港灯的意向，而现在，他则不再作任何表示，他有了足够的耐心与韧性，等待着事情的进一步发展。
1984年，马世民加盟长实系，李嘉诚随即委任他为和黄董事行政总裁，和黄的业务从此获得了长足发展，成为长实系的盈利大户。
同一年，西门·凯瑟克出台了“自救及偿还贷款”的一揽子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要出售海外部分资产以及在港的非核心业务。
统揽怡和地产业务的置地自然是核心业务，置地的旗舰地位无论如何要保住，而置地又是怡和全系的欠债大户。汇丰银行逼债穷追不舍，债台高筑的置地大班西门，不得不忍痛决定，出售港灯以弥补巨额债务。
要想出售港灯，第一买家自然首选李嘉诚。现在已是财大气粗的李嘉诚有能力支付理想的价位。而且，李嘉诚向前任大班纽璧坚有过这样的表示，当时西门也正好在场，那时他就特别佩服李嘉诚的君子作风。
让西门·凯瑟克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在这一年里，李嘉诚再也没有任何表示，而且也没有做出任何举动，难道说他早巳放弃购买港灯了吗？
看来，李嘉诚的欲擒故纵之计确实生效了，它让西门如坠云雾里一般不明就里。
西门终于按捺不住了，决定主动上门，请求李嘉诚出手。一切都在李嘉诚的妙算之中，因此，他牢牢掌握住主动权。
1985年1月21日，西门派人前往长江实业兼和记黄埔公司主席李嘉诚的办公室，商议转让港灯股权问题。
其间李嘉诚曾把和黄行政总裁马世民请来，与他一块具体商议有关收购的事情。
大约16小时后，和黄决定以29亿港元现金收购置地持有的34.6%港灯股权。这是中英会谈结束后，香港股市首宗大规模收购事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拍板定夺这么大的一笔生意，可见李嘉诚早已是成竹在胸。
这次收购，仅用了两次会议，便达成了一项总值达29亿港元的现金交易。消息传出，引起了全港商界的再一次特大轰动。
当初置地以高出市价31%的条件收购了港灯；而现在和黄却以6.4港元的折让价（收购前一天市价为7.4港元）捡了这个“便宜”。如果以市值计算，李嘉诚为和黄省下了4.5亿港元。由此可见，李嘉诚确实要高出对方几筹。
因为没有超过35%的界限，所以不必提出全面收购；因是“和平交易”，所以也不用担心反收购的问题。这完全可称得上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正式交割时，李嘉诚又大方了一回。按协议，整个现金交易额29亿港元须在2月23日前交清，和黄于2月1日就提前付款。置地提出扣还利息，依计算，2月1日至23日间，利息额达1200万港元。和黄同意扣还利息，但只收400万港元，将另外800万港元送还置地。
这就等于是和黄亏了800万港元。但是李嘉诚却认为这笔交易很划算。他所看好的并不仅仅是港灯常年的盈利，他更看好港灯电厂旧址发展地产的价值。
李嘉诚持巨资收购了港灯，对恢复港人信心起了很好的强化作用。也就是在这一年里，即1985年的3月份，包玉刚收购了大型英资洋行会德丰。
这样一来，四大英资洋行中的两家--和记黄埔、会德丰就先后落入了华资的手中。尽管怡和仍是最大的英资洋行，但其旗下的九龙仓和港灯已先后被华资两大巨头控制，往日的辉煌已经不复存在了。
“四大战役”的胜利彻底扭转了英资在香港的优势，是香港经济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李嘉诚、包玉刚二人因此也名声大振，引起了世界经济界的瞩目。
李嘉诚未正面评价舆论有关他“收购英资洋行”的报道。他认为买与不买，都是从商业利益上考虑的，他从不把对方当作不共戴天的敌人，非得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虽然李嘉诚是港灯之战的赢家，但怡和公司反而要感谢他。西门·凯瑟克在港灯售购协议书上签了字之后，擦擦汗长舒一口气说；“从此置地不再处于被动了！”
几天后置地便宣布投资7.5亿港元，兴建差点胎死腹中的交易广场第三期工程。
在这场港灯收购战中，我们领略了李嘉诚所表现出来的一派商界王者的气度。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李嘉诚挥洒开来，滴水不漏。他冷静理智地避开置地誓死必夺的锋芒，避免了两败俱伤的结局，保存了实力。然后以近乎得道高僧的耐性，静待其变。
“以不变应万变”。李嘉诚基于对形势的准确预测，牢牢掌握了主动权。
可以说，李嘉诚真正发迹，是从收购和黄开始的，他的发迹史无疑是一部吞并史。在最近的两次浩大收购中，李嘉诚头脑异常冷静，从未情绪化就是他出色的商人头脑。
感悟：
事实上，任何事情要想做好、做精，都需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不为情绪所左右。武林高手不会轻易挥动老拳，军中名帅不会一怒出师。精明的商人也是这样，绝不会凭一时冲动而撒财使气。只有这样，才能把生意做到艺术的境界。
12.审时度势，学会放弃
李嘉诚语：
做事业必须放大眼光，努力赚来的钱还要加以妥善运用，继续发展下去，追求更大的成就和贡献。
虽历经坎坷，但从未徘徊不前。我深刻感受到：资金，它是企业的血液，是企业生命的源泉；信誉、诚实，也是生命，有时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在塑胶业界经历了一番风风雨雨的李嘉诚，终于在商海中站稳了脚跟，并赢得“塑胶花大王”的美誉，赚得盘满钵满。
然而，物极必反。早在李嘉诚开发塑胶花之前，他就预见到，塑胶花只是社会快节奏的产物，只能风行一时而已。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将趋向于崇尚自然，而塑胶花无论如何也不能取代有生命的植物花卉。
处于全港塑胶业领先地位的李嘉诚，空闲之余，常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塑胶花的大好年景还会持续多久？什么时间会结束呢？
虽然长江公司拥有稳固的大客户，同时又是塑胶业的龙头老大，不用发愁市场问题。但如果整个行业在走下坡路，长江的发展前景也必然有限。
此外，越来越多的因素在向李嘉诚敲着警钟--
香港塑胶厂已是遍地开花，塑胶花简直都快泛滥成灾了。据港府劳工处注册登记的数据，塑胶及玩具业厂家，1960年为557家，1968年为1900家，1972年则猛增至3358家。该行业的从业人员，由1960年占全港制造业劳工总数的8.4%，上升到1972年的13.21%。而且，该行业的厂家，有半数以上是塑胶花专业厂和兼营塑胶花的。
李嘉诚深知，塑胶花业之所以如此兴旺，一方面是由于这种产品本身所具备的某些优点，另一方面是它迎合了人们追求时髦的心理。而且，后者才是其中最为主要的因素。
曾几何时，富人穷人，全都以系塑胶裤带为荣，可是后来，塑胶裤带渐渐地再也无人问津了。最终，人们还是觉得真皮裤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