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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权社会求权，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
有的人孜孜以求，好不容易当了个七品芝麻官，有了点小权，可不久就被无情地踢出了官门。有的人则一帆风顺，终生有权，世代为官。
此中玄机，就看臣子会不会玩，玩得好可以把帝王当猫来耍，专权固位，官运长久；玩得转的可以随机应变找主子，成为官场不倒翁，光宗耀祖；玩不转的呕心沥血也不得其法，轻则乌纱不保，重则人头落地！
1.因利制权——陈平谦虚让位戏周勃
掌握在手中的权力，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使唤的奴婢，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的腐败导致身败名裂。因此，如何运用权力，大有文章可做。根据实际需要和不同的利害情况，灵活地运用权力，便叫做“因利制权”。
【事典】
西汉众多大臣中，最为足智多谋者，当数陈平。先是辅佐高祖刘邦，频出奇计，汉初被封为曲逆侯；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被推为左丞相；高后吕雉元年（公元前187年）升右丞相，事吕后专权不治事；吕后死，与周勃定计诛杀吕产、吕禄，迎立文帝，任左丞相；汉文帝时，曾升为右丞相，后改任左丞相。他大权在握，但能审时度势，不仅不滥用权力，而且设法制止了权力被非分之徒篡夺。其中原因，正在于陈平悟透了“因利制权”四个字。
汉初三杰的能耐，由汉高祖刘邦一句话可以概括：若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若论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若论集结百万雄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如韩信。
尽管汉初三杰能耐非凡，但命运却是多舛，张良害怕“狡兔死，走狗烹”，不贪富贵远离官场，云游四海；萧何一生忠诚谨慎，但刘邦还是对他有所猜忌，处处防着他，怕他功高震主；韩信就更惨，直接被吕后一刀解决了。
放眼汉初第四杰陈平，若论命运，上面三人就自当不如，他身辅四君，官至丞相，而且每朝都是重之重臣。可以说，陈平是汉朝官场中绝对的一位老狐狸。
公元前188年，汉惠帝死，吕太后临朝听政。她想封自己娘家的兄弟子侄为王，故意问大臣们可不可以。右丞相王陵是个直肠子，回答说：“当年高祖皇帝当着我们的面杀了一匹白马，与我们一起喝了血酒，宣过誓，非刘氏不得封王。”
吕太后转而问陈平。其实陈平也不同意封吕氏为王，但这个老狐狸却违心地说：“当然可以。当年高祖平定天下，分封自己的子弟为王；现在太后临朝，分封自家子弟为王，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散朝以后，王陵责备陈平背弃了高祖的盟约。陈平则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在朝廷上抵制吕太后，我比不上你；可将来除吕保刘，你可能就不如我啊！”
后来，吕太后罢免了王陵的右丞相，封陈平为右丞相。吕后又不断地封诸吕为侯、为王，陈平无不听命。因为陈平知道只有千方百计地保住丞相的位置，有朝一日举大事时，才好居中调度。
不久时机果然到了。公元前180年，吕太后病死。外戚吕氏同刘氏宗室以及朝廷各官员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在这次夺权斗争中，朝廷官僚同刘氏宗室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外戚诸吕。当年8月，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细察形势，他们假称有事，设计让掌军权的吕禄把将军印交给周勃。吕禄就信以为真地交出印符。于是，保卫皇宫的军队落入了周勃手中，他们控制住了封建政府的中枢——未央宫（皇宫），为击败吕氏打开了最关键的大门。虽然相国吕产手里也有一支军队，但不知道吕禄已丢掉兵权，还在按原计谋想进未央宫，与吕禄一起发动政变，捕杀刘氏宗室和朝臣。到了宫门口，卫士们守住宫门，不让他进去。吕产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杀了。吕产一死，吕氏的兵权就全部丧失了，吕氏的势力也就彻底瓦解了。
由于太尉周勃亲自率兵诛灭吕氏一伙，功勋卓著。顷刻间，周勃成为红遍朝廷内外的风云人物。作为主谋者之一的陈平，此时却黯然失色。汉文帝新立，一朝天子一朝臣，陈平十分知趣，知道自己作为老臣并不为新任皇帝所了解，况且又非主要功臣，何必赖在相位上不走呢？于是，陈平称病不朝，目的是为了把相位让给周勃。
文帝虽说刚刚主持朝政，但他对陈平的才能也不是一点不知。现在，他对陈平称病十分不解，便把陈平找来，想问个明白。陈平十分坦率地说：“过去在高皇帝时，周勃的功劳比不上臣，现在在平定诸吕时，臣的功劳不如周勃。所以，臣愿把相位让给周勃。”
文帝感到此话也有道理，于是让周勃当了右丞相。对陈平，文帝也不愿舍弃，便让他当左丞相。古人尚右，右丞相位居第一，左丞相位居第二。文帝以为这样就把矛盾解决了，既提高了周勃的地位，又做到了政策及用人的连续性。为表彰陈平的顾全大局，还赐他黄金千斤，加封食邑3000户。
汉文帝登基以后，日理万机，有一次，大臣们上朝，文帝要议国家大事，找来右丞相周勃问道：“天下一年要判多少案子？”周勃面露愧色，连说不知。文帝又问：“天下钱粮的收入、开支，一年要多少？”周勃越发窘迫，脸上、背上冷汗直流，却是无论如何也回答不出来。
文帝转而问左丞相陈平。陈平却说：“各有主事者嘛。”文帝没听明白：“主事者是何人？”陈平解释说：“陛下要问判决狱案，应该找廷尉；要问钱粮，应该找治粟内史。”文帝不高兴了：“如果都找主事的，那还要丞相干什么？”
陈平却认为这根本不是问题。他说：“丞相么，管住其下属。陛下如果不知他如何控制众臣，那就该拿他问罪。丞相之职，上可辅佐天子掌管全局，下管万事万物各得其所，对外镇抚周围各邦，对内凝聚百姓之心，使各级官吏各司其职。”文帝认为讲的很有道理，连连称赞。周勃却恨不能脚下裂道缝钻进去。两人离开皇帝后，周勃生气地对陈平说：“先生玩阴的，怎么不教教我呢？”陈平一笑：“老兄身居其位，还不知应干些什么吗？如果陛下问起长安有多少盗贼，你也一定要回答吗？”
至此，周勃方知自己的确不如陈平，不仅是一般的不如，差距还大着呢！于是，他称病要求免去相位，让陈平独自为丞相。
陈平的这个对答，也体现出了他老狐狸的一面，不仅表明他富有急智，擅长辞令，更说明他掌握了从政的要领——总理大政，把握关键，不陷于琐事，这一点对当政者具有极大教益。无怪乎陈平能在位高权显的丞相位上直至终老。
【评议】
陈平确实是一个老狐狸，他对权力，该放时就放，该抓时就不撒手。吕后专权，他是装糊涂；文帝当政，他是假谦让。他明知周勃不是当右丞相的那块料，却主动辞职，一是让周勃出丑，二是让皇帝知道自己可不是占着茅厕不拉屎的人，待真到了显功夫时，他也不放过表现的机会。
权力的确可以为人带来众多方便与好处，自古至今都是人们欲求的重要对象之一。然而，正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一样，权力可使人野心膨胀，也可使人死无葬身之地。吕后越名分而专权，风光一时，恣肆一时，而其下场却是遗臭万年；陈平对权力该藏则藏，该露则露，因利制权，成为千古良臣。
2.你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杜周执法量刑“有标准”
做事不以东，累死也无功。皇权社会，皇帝就是最大最有实力的东家，如果得罪了皇帝，那就离处江湖之外不远了，如果依着皇帝的意志办事，臣子升官当然也就顺理成章。
【事典】
中国封建官场上，许多人执著地坚守这样一种理念：循规蹈矩，按章办事，不折不扣地贯彻“上头”的意图；皇帝周围的臣僚，就是要以皇帝的意志为言行的最高准则。这样做，既省心又省力，“容易”得很。至于皇帝的意图合适与否，正确与否，绝对不要去独立思考。即使某一天皇帝忽然发现自己的指示有错误，那他也决不会公开承认错误，更不会处治自己，当然也就不会责罚按自己意图办事的官员了。
在汉武帝时一个今人已不大知其名的执法官，就是这样一个身体力行者。
此人姓杜名周，南阳杜衍（今河南南阳）人。先后做过廷尉史（廷尉的高级属官）、廷尉（九卿之一，主管司法刑狱的高级官员，掌修订法律、管理审核全国刑狱，直接审理重大案件，收捕犯罪大臣），后来又做过御史大夫（最高监察长官，主管监察、执法，协理全国政务）。
杜周执法，严酷苛刻。他做廷尉的时候，正是国家级案件最多的时候，俸禄在二千石以上的罪犯不下百人，中央监狱的在押犯多至六七万人，执法系统的官员吏员多达十万余人。罪犯多而且级别高，对执法者来说自然是发财的好机会。杜周入仕时，只有一匹小马，而且有毛病。但他做了几年酷吏之后，家资累数万，出入车马成行。
杜周执法的时代，司法系统有两个特点。其一是法网深密，大案要案多，株连的案犯多，而且先定罪名后审问，不认罪画押的就酷刑侍候，大搞逼供，所以人们一听说什么案件可能牵扯到自己，便只好逃匿。二是各州府上报的都是“不道”的案件，即都上报些上纲为“反对皇帝”的案件。
而杜周做亲审或审定案卷时，都是以汉武帝的意志为判断案件的依据。汉武帝不喜欢的人，汉武帝想从重处治的案件，他就想方设法加重案情，尽力去陷害“案犯”；汉武帝想从宽处治的“案犯”，他就先把案件放一放，延长案犯的羁押期，慢慢寻找案件或案卷的破绽，指出“疑点”、“冤情”，最后从轻发落或干脆无罪释放。
这样做一久，便有与他亲近的人发现了他断案的规律——原来没有什么标准，只是以皇帝的意图作为量刑的标准，便问道：“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意思是说：您替皇上执法，不依法律为准绳，却只把皇帝的意图作为标准。古代的好法官是这样的吗？古代的法律条文都写在三尺长的竹简上，故称法律条文为“三尺法”。
杜周为人“重迟”，即城府深，不轻易说话表态。但这位责难他的人可能和他相当交好又无利害相争，所以他回答得很透彻，即把自己的深层心理掏给了对方：“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意思是：法津是从哪里来的？先前皇帝的意志体现出来的就是法律，后来皇帝的意志体现出来的就是条令，哪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法律标准呢？
杜周按自己对法律的认识去行事，所以官运亨通。他刚做御史时，正值汉武帝残暴施行严刑峻法的时候，他奉旨追究戍边士卒逃亡的案子；（一说为边境官员逃亡），判决该杀的人特别多，奏书也合汉武帝心意，于是由御史升做了御史中丞（御史大夫副职，即最高监察长官的副手）。晚年在捕治桑弘羊、卫皇后案中又法网深密，汉武帝又提拔他做上了御史大夫。为法官的一生，可谓是四处树敌的一生，他仕途上虽也有过一些小波折，但整个仕宦生涯基本上是顺风顺水的。晚年两个儿子在黄河两岸相对的郡做太守，家门可谓炙手可热。
【评议】
按杜周的意思：所谓法律条文，都是代表皇帝意志的。皇帝的意思就是法律。皇帝的意图就是今天最高最新最活的法律，除此之外，哪还有什么客观存在的法律条文、量刑标准呢？
作为一个国家的高级执法官，杜周的话无耻之尤，但却也道出了封建社会法律的本质。
3.三国时代好梢公——贾诩优游从容事六主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代，天下扰攘分裂，群雄逐鹿，既是贤能之士尽展才华之秋，也是他们较难择主的时代。一个有才能的人，一旦选择错了主子，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聪明才智不能充分发挥便成了殉葬品。这样的例子在三国时代是很多的。
贾诩则是一个善于择主的人。他先后事过数主，但都显得优游从容，仕途得志，确是三国时代的一位“好梢公”。
【事典】
贾诩，字文和，本是武威郡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少有才智，孝廉出身，初仕为郎官（汉时对中郎、侍郎、朗中等官的通称，贾诩当时究竟为何官，也不可考），后来做太尉段颖的掾史。太尉段颖是他的第一个主子。在段颖手下表现如何，史无明文。但段颖是自杀而死的，段颖的死对贾诩的仕途没产生任何影响却是可以肯定的。
董卓进入洛阳后贾诩做上了讨虏校尉（校尉是低于将军高于都尉的武职军官，讨虏是加在校尉前的名号），当时他在董卓女婿牛辅的军中。牛辅死后，他名义上虽然仍是朝臣，实际上已裹在李催等董卓的部将中，即李催实际上成了贾诩的主子。
当李催等人准备解散队伍逃亡时，贾诩劝阻道：“听说朝廷准备将你们凉州人全部杀了，如果你们单身逃亡，一个亭长就可以捉住你们。我看不如干脆统兵杀向长安，胜利了便可控制朝政，失败了再逃亡也不晚。”
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了贾诩的意见是正确的，李催等人驱逐了吕布，杀死了王允，一度控制了朝廷。贾诩这一主意不但救了李催等人，实际上也救了自己，一则因为贾诩本来也是西凉人，二则当时他正在董卓部将的队伍中，如果当时李催等人解散部队单身逃亡，李催难免被捕而被处死，贾诩也会有不测之祸。
但李催并不是什么有雄才大略的人，仅仅因王允一时失策而使他暂时得手。所以贾诩先后拒绝李催以皇帝名义封给他的侯爵，只是做了尚书（尚书仆射或尚书令手下的官员）。李催等对他很是敬畏。贾诩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辅佐汉献帝、匡济时政、保护皇帝和大臣的事。
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汉献帝被军阀杨奉等威胁离长安回洛阳，贾诩主动辞官，缴还自己的印绶，前去依靠军阀段煨。段煨是贾诩同乡，当时驻军在华阴（今属陕西）。
段煨是混战的军阀中较为开明的一个，他注重农业生产，不干剽掠百姓的事。汉献帝东还洛阳时，他以礼迎送，贡献财物，后来做到光禄大夫。但当时贾诩名望已高，段煨害怕贾诩以客代主夺取兵权，表面上虽然对贾诩恭敬备至，心里却总提防着他。
贾诩见机而作，决定离开段煨以避祸。但他要走得光彩，要走得值得，让迎送双方都满意。
当时张绣拥兵在南阳（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实力比段煨大。贾诩派人和张绣联系，张绣派人来接贾诩。有人劝他：“段煨对您太厚待了，您还要到哪里去呢？”那人大概是贾诩至亲或至交，所以贾诩掏了自己的心里话：“段煨性情多疑，心中忌我，对我虽然很热情，我却不能长久在他手下，否则会遭他暗算。我离开他，他必定高兴，他又希望通过我联络交结一个实力大的人作外援，所以必然对我留下的老婆孩子厚待。张绣有兵有地，但无谋主，也真诚欢迎我去，这样一来，我家属和自身两者都安全了。”
贾诩的分析是精明透辟的，行动是明哲的。
贾诩到了张绣那里后，张绣把他待作师长。于是贾诩又换了一个主子，一个对他言听计从的主子。
但张绣的才略和土地兵力在群雄角逐中很难持久独立。到了袁绍与曹操官渡大战时，袁绍派人来招降张绣，又是贾诩在陪同张绣接见袁绍使者的座位上不等张绣表态就大声说：“你回去告诉袁绍，他与兄弟之间都不能相容，还能容纳外姓人吗？”张绣当时很吃惊，又私下问贾诩：“我们该投奔谁？”
贾诩当时表示，应投奔曹操。张绣认为曹操实力不如袁绍，而且他以前曾与曹操作过对头，打过仗，怎么能投曹操？贾诩言惊四座：这正是应投奔曹操的理由。他分析道：“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绍强盛，我以少众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曹公众弱，其得我必喜，其宜从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愿将军无疑。”
就是时隔17个世纪，今天来读贾诩的这段话，也不能不感到贾诩的见识是深远独到超乎常人的。
于是张绣和贾诩投奔了曹操，曹操以礼相待张绣，并握着贾诩的手说：“是先生使我在天下人心目中的地位提高了。”
贾诩继二段、张绣之后，又换了新主子，即曹操。曹操也敬重信任贾诩，先后为他奏报朝廷做上执金吾、太中大夫等。
曹操晚年，在选择太子时于曹丕、曹植两个儿子间犹疑不定，贾诩巧妙劝说以废长立幼造成恶果的袁绍、刘表为戒，曹操终于下决心立曹丕为太子。
贾诩在曹操手下，虽受敬重，但他“夹起尾巴做人”，自知不是曹操手下旧人，却策谋深长而被重用，为避免猜忌，经常闭门自守，不和朝官私自交往，不和有地位的人家攀儿女亲家。正因为采取了这些避嫌措施，所以他安然为官无人猜忌谗毁。
曹丕继位后，知道贾诩曾劝曹操立自己为太子，自然感戴贾诩，贾诩的官位便升到了最高点——太尉，并进爵魏寿乡侯。77岁时贾诩寿终正寝，又被谥为“肃侯”。
【评议】
识时务者为俊杰。正所谓良鸟择木而栖，良仕择主而事，历史上，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是因顺应了时势，投准了明主，而得以建功立业；又有多少不识时势的良材，只因不慎，而功败垂成，酿成酸涩人生。
纵观贾诩一生，虽是智术之流，但明于去就，事数主而来去从容，仕途上可谓从无险阻，步步高升，不能不说他是个伴君有术之臣。
4.含糊里面通玄机——李勣思不出位受重用
饶嘴多舌，难免会有口舌之祸，含糊其辞，虽糊涂，但能在关键时刻避过危难。臣子事君，多是糊涂的多，饶舌的少。
【事典】
李勣，曹州离狐人，是唐代初年的大将，原名徐世勣，后赐姓李，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而改单名勣。他参加过瓦岗军，失败后投奔唐朝，人说忠臣不事二主，但李勣为降将、事二主却任右武侯大将军，封曹国公。唐高宗李治即位后，李勣任司空，在官场上任凭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其秘密在何处——行事谨慎，为人老练！
李勣起初在李密部下做左武侯大将军。李密后来被王世充打败，带领兵众去归降唐朝。李勣仍据有李密原来控制的10个郡。武德二年，李勣对长史郭孝恪说：“魏公李密既已经归顺大唐，这些郡的人口和土地，本是魏公所有，我如果上表献给大唐，那就是乐于主子的失败，为自己居功，以谋求富贵，我感到可耻。现在应该完整地登录州县名称和军人户口，一并报送魏公，由魏公自己来献给朝廷，这就是魏公的功劳了，不是很好吗？”于是派使者报送李密。
使者刚到长安，唐高祖听说没有表奏，只有报告给李密，感到十分奇怪。使者把李勣的用意奏报，高祖才很高兴地说：“徐世勣感故主之德，给故主推功，真是忠臣啊！”任命他做黎州总管，赐姓李氏，把户籍登入宗正寺，封他的父亲李盖为济阴王，李盖坚决辞谢王爵，就改封舒国公，授与散骑常侍的官职。不久加授李勣为右武侯大将军。
到李密反叛被诛，李勣为他发丧并穿上丧服，具备君臣的礼节，上表请求收葬。高祖就把李密的遗体交给他。于是他大规模地准备仪仗，全军都穿上白色的丧服，将李密安葬在黎阳山；葬礼完毕，才脱去丧服解散，朝廷上下都认为李勣真讲道义。
不久后，李勣在战场上受到窦建德的攻击，被俘，不过福大命大，他趁窦建德不备，逃回了京师。后来又跟随太宗征讨王世充、窦建德，并立大功。贞观元年，李勣被任命为并州都督，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大家都说他称职，突厥对他十分畏惧。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隋炀帝不懂得精选贤良、镇抚边境，只去远筑长城，派大批将士屯驻，来防范突厥，见识糊涂竟到了这种地步。我如今委任李勣镇守并州，就使得突厥畏威远逃，边塞城垣安宁，岂不胜过几千里的长城吗？”
后来并州改设大都督府，又任命李勣为长史，加封到英国公。他在并州镇守了16年，召回任命为兵部尚书，兼知政事。李勣有次突然重病，验方上说用胡须烧的灰可以治好，太宗亲自剪下自己的胡须给他和药。李勣叩头出血，哭着谢恩。太宗说：“我这是为社稷打算，不用感谢。”贞观十七年，高宗还在东宫时，调任李勣为太子詹事，追加特进的待遇，仍担任知政事。
太宗又曾设宴，宴席上，太宗回头对李勣说：“我想把年幼的太子托付给你，你以前不忘李密，现在肯定也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李勣激动得泪流满面，乃至把手指咬破。不一会李勣喝得大醉，太宗把御服盖在他身上。他就是这样被委任信用。李勣每次行军作战，用兵筹划，临敌应变，都能做得很智巧。从贞观以来，李勣奉令讨伐突厥颉利可汗和薛延陀、高丽等，都把他们打得大败而逃。太宗曾说：“李靖、李勣二人，古代的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比得上啊！”
到了高宗李治为帝后，李治想立太子，由于王皇后没有儿子，武则天却有，便向大臣们征求废后意见。
尚书右仆射褚遂良提议说：“王皇后是世家之女，是先帝为陛下娶的，先帝临终前拉住陛下的手对大臣们说：‘我的好儿子好媳妇，现在托付给你们了。’陛下也听到过这话，而且王皇后也没什么过错，怎么能轻易将她废了呢？如果陛下一定要废皇后，恳请好好选择天下的望族，何必要选武氏呢？武氏曾经跟随过先帝，这是众所周知的，天下众人的耳目，如何能遮挡得住呢？”
大臣韩瑗、来济也上书李治，力主不选武则天，但高宗听不进去。
后来，高宗问李勣的看法，李勣生性乖巧，心想这个关键时刻超越自己本分发表意见，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废立皇后成功与否，都与性命有关。同意废除王皇后，要是不成功，就将得罪王皇后，不同意废除王皇后，如果武则天被选中，无疑是自投罗网。
李勣左思右想，含糊其辞地对高宗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问外人呢？”
高宗听了这话便下定决心，将褚遂良降职为潭州都督，马上废除王皇后和肖淑妃，下令将武则天立为皇后。
武则天当上皇后之后，任用大臣许敬宗排斥打击不同意拥立她为皇后的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一批人，或者被贬逐，或者被诛杀。李勣却因为应付巧妙，避免了祸及自身，并且受到重用，负责审理长孙无忌等人的案子。【评议】
思不出位，要求说话办事不要超越自己的名分地位，该说该做什么，不该说不该做什么，都以自己的职责为限，谨慎稳重，这是处事精明老练的表现之一。李勣可说是精明老练之辈，他的一句“这是陛下的家事”，包容量极大，在不卑不亢的情况下将“球”踢了回去。
精明老练同投机取巧、阿谀奉承是两回事。在事情微妙棘手之时，只有精明老练的人才能巧妙应付，摆脱不必要的纠葛纷争，避免杀身之祸。
而投机取巧的人，一旦事情败露，不仅难逃其咎，还要祸及九族。
5.相逢帝王尽和棋——贾玄陪宋太宗下棋得宠幸
宋太宗时的棋待诏贾玄棋下得神出鬼没，千变万化，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动对方。他曾称霸棋坛数十年，在进宫前便深知自汉朝以来，已有好几位棋待诏因弈棋被皇帝赐死。因此他与宋太宗下棋时，常常故意下成和棋，所以深得太宗宠幸。
【事典】
宋太宗赵光义很喜欢下围棋，棋艺水平还不错。据《通志》，《宋史艺文志》及《皇朝类苑》记载，太宗著有《棋图》一卷，《御制角局图势》数卷。但这些围棋著作现已亡佚。
据说，宋太宗常常做些“棋势”（即死活图势）考朝臣们，相传太宗曾制过三个棋势：“对面千里”、“独飞天鹅”和“海底取明珠”。《忘优清乐集》里保存了前两个，后一个已经失传。宋太宗的棋势比较深奥，朝臣们都不懂，纷纷上表请求皇上再别出了。
宋朝文学家王禹傅，曾在他的诗中，把这些棋势描绘为“天机秘密通鬼神”。
宋太宗有“善弈”、“绝格”之称，当时的一些国手都下不过他。这里面有没有些虚假成分就很难说了。这些棋手很可能为取悦皇上，并未全力以赴。
当时宫里有一个叫贾玄的棋待诏，他是一个围棋奇才，少年时已能战胜国手。当上国手后，棋艺更加精湛。他棋下得神出鬼没，千变万化，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动对方。和他下棋的无不对其棋艺水平佩服有加。他曾称霸棋坛数十年，他在进宫前便深知有权有势的人专横跋扈惯了，都有极强的好胜心，也知道自汉朝以来，已有好几位棋待诏因弈棋被皇帝赐死。因此他与宋太宗下棋时，不敢赢太宗，又不敢让太宗赢的太多，能看出自己故意输棋，落个欺君之罪。于是他每盘棋只输一、二子。讨太宗高兴。宋太宗棋下得虽然不错，但他也自知比不上贾玄。不过既然贾玄甘愿故意输棋，也便不点破，乐得收下这个顺水人情。但是，时间一长，赢得太多了，宋太宗便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一天，他又与贾玄对弈，他对贾玄说：“我听人说你的棋天下第一，从没有负过任何人，而你为什么又盘盘负于我，可见其中有诈。现在再下几盘，如果你又输给我，我让人打你五十大板。”
贾玄听了忙说：“陛下棋艺高超，取胜不足为奇。下盘愚臣将全力以赴，争取不再输棋。”果然，这盘棋下完后，贾玄没有输棋，但却是一局和棋。宋太祖哭笑不得，但又毫无办法。于是又下一局，这一局贾玄用尽了全身的功夫，结果又是一盘和棋。下围棋要做到不输不赢是很难的，甚至比赢棋还难。
贾玄未输，自然不能杖责。
宋太宗知道贾玄又在捣鬼，便故意发怒地对贾玄说：“都说你是一代棋王，可连我都胜不了，真是徒有虚名，再下一局，如果你赢了，我赏你官做，要是你输了，我把你扔到水里去喂鱼。”贾玄唯唯诺诺，只得连连点头称是。
待到下完了，又是不输不赢，于是宋太宗佯作生气的样子说：“我让你先走一子，可是仍下成平局，就是你输了！你没有什么话说了吧？”说完，下令把贾玄扔到水里。
贾玄见皇上动真格的了，急忙大呼道：“陛下息怒，此局臣胜一子，并非和棋。”
太宗听他说此局不是和棋。便让他回到原座，问他何以说胜了一子，贾玄惊魂稍定后，结结巴巴地说：“我怕真的被投入河里，故赢皇上一子。但又怕皇上怪罪小臣，故数子时，我偷偷将一子攥在手中，未敢亮出来。”
太宗一看贾玄手中果然还紧紧地攥着一子，又好气又好笑，可是他也真知道了贾玄的棋艺水平比自己的水平高得多的多。因为他知道自己棋艺虽不太高明，但也有一定水平，可贾玄能够想输一二子就输一二子，想下成和棋就下成和棋，而想赢一子就赢一子，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太宗对贾玄的棋艺打心眼里佩服，很为贾玄的机智而开心，哈哈大笑，马上赐宴招待并封了贾玄官职。从此太宗更加宠幸贾玄了。
伴君如伴虎，下棋赢也不是，输也不是，这类官场应酬，实在难以对付，亏得贾玄棋艺高超。
但贾玄为取宠于皇帝而不择手段的作法，当时一些朝廷大臣也很反感。《湘山野录》中说贾玄“悦惑明主”，使皇帝终日迷醉于围棋，不理朝政，冯元仲的《弈旦评》也说贾玄是“不死不生”的人，是阿谀奉承之徒。
这真是：
纵使待诏称第一，相逢帝王尽和棋。
旁观莫问局中事，且看前朝血泪遗！
其实，真正喜欢围棋的人，以实力相拼为乐事。以输棋讨好对方，对方未必高兴。
【评议】
若论围棋的精神是：有气则存，存则同存；无气则亡，亡则共亡。
围棋的棋子无子力大小之分，子与子相比较无任何差异，表示人无贵贱、贫富之分。说的是人人平等。
棋子可以不受限制地下在棋盘的任何一个空点上，表示人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自由地定居生存。说的是天赋人权。
围棋其实意之完美，胜过世界上任何动听的语言。但这完美的表意却成了封建官场中攀升游戏的一套工具，贾玄就是利用这些无贵贱、贫富之分的黑白棋子来行攀龙附凤之事。明明是“无气”的棋子，可到了他的手中，却成了“有气”的手段。
在历代官场上，做官的几乎都想出人头地，官运亨通。但官位毕竟有限，要想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就需要有真本事。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别看别人红顶加冠，那是因为人家付出了无数血汗。别看人家帽戴乌纱，出将入相，位极人臣，但头悬梁，锥刺股时又有几人知？
1.才兼文武，择主而事——李靖建奇功出将入相
在唐王朝的开国功臣中，李靖沉厚恭谨，才兼文武，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杰出军事家、政治家。他长期追随李世民，为大唐王朝东征西讨，战功卓著，并因此出将入相，成为贞观时期权力中枢的核心人物之一。后人多尊称他为李卫公。
【事典】
李靖本名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人，北周天和六年（公元571年）生于一个官僚士族家庭。其祖父李崇义，为后魏殷州刺史、永康公；父李诠，为隋朝赵郡太守。李靖姿貌英伟，少年时代即通读书史，以文才武略而闻名。他胸怀大志，时常对亲近的人说：“大丈夫如果能遇明主，逢对时势，一定要建功立业，博取富贵。”其舅隋代名将韩擒虎，文韬武略，饱读兵书，有一次与少年李靖探讨用兵之道，对他赞赏不已，抚其背感叹地说：“可以与我谈论孙武、吴起兵法的，只有你啊！”
隋朝大业末年，身任隋朝小吏的李靖觉察到李渊的图谋，但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对隋王朝还抱有幻想，所以他决定要告发李渊。他没有料到，他的这一行动差点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成为隋王朝的殉葬品。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李世民父子在太原公开起兵，李渊集团乘农民起义军主力瓦岗军在东都洛阳一带与隋将王世充相持不下、关中地区非常空虚之良机，迅速南下渡过黄河，直取长安。于是，李靖就成了李渊的阶下囚。李渊对李靖恨之入骨，决定将他处死。
临刑之际，李靖毫无惧色，大呼道：“你唐公举义兵，本来是要为天下除暴乱，成就一番大事业。值此大业未成之际，为什么要因为一点私怨而杀壮士呢？”李渊见他仪表凛然，言语雄壮，且所言极为中肯，竟心中迟疑起来。就在这时，正在一旁注视的李世民知其决非等闲之辈，顿生英雄相惜之情，早已坐不住了，连忙起身，然后长跪向李渊求免。李渊见此，便顺水推舟，赦免了李靖。李世民正在大肆网罗人才，便将李靖延入幕府，任用为侍卫军官。李靖见李世民少年英雄，便谢他再生之恩，愿以死相报，追随其左右。李靖，因祸得福，从此如蛟龙入海，奋展雄威。
隋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大将军宇文化及杀死。这年五月，李渊在长安废掉所立的傀儡，自立为皇帝，建国号唐，改元武德。此时的唐朝还不过是偏处关中一隅的割据性政权，面对不少称王称皇的强敌，为了巩固关中，进而向周围地区推进，唐王朝开始了长期而又艰苦的战争。
在李渊集团中，由于李世民实力雄厚，又有军事斗争经验，所以统一战争的重担基本落在他的肩上。李靖追随他先平薛举，再攻洛阳王世充。武德二年，李靖以战功得授开府之职，成为一名战将。此前，他在武德元年的军事生涯中，还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可谓“养在深闺人未识”。
就在这一年，唐王朝在巩固关中、经略北方的同时，开始经略两湖地区及岭南地区。当时，山南（秦岭以南地区）、巴中（今四川宣汉、平昌地区）、巴（今重庆一带）、蜀（今四川成都地区）等地已为唐所有。李渊遂任命宗室赵郡王李孝恭为夔州（今四川奉节）总管，令其大造舟楫，教练水战，以图攻取割据两湖地区的萧铣。
萧铣为南朝后梁宣帝的曾孙，在隋末大乱之际，他乘机在巴陵（今湖南岳阳）起兵。大业十四年四月称帝建梁，并迁都江陵（今湖北江陵），数年间便控制了长江中游及岭南的广大地区，势力范围东至巴陵，西至三峡，北达汉水，南至交趾（今越南北部），拥精兵40余万，成为南方一股强大的势力。武德三年，开府李靖受命率所部前往夔州，以加强攻伐萧铣的力量，协助李孝恭筹划用兵。这是一次凶险的征程，也是李靖书写其辉煌战史的开篇。
李靖接到朝廷命令后，率轻骑快速行动，至金州（今陕西安康）时，有少数民族武装数万人屯聚山谷之间，刺史庐江王李瑗数攻不下，李靖为其设计击之，终获胜果。李靖率军继续前行至峡州（今湖北宜昌西北），受到梁军阻拦，不得进。李渊闻报后，竟暗令峡州都督许绍以迟留不进为由将李靖处死。许绍非常爱惜李靖的才能，也明知迟延的责任不在李靖，便竭力为李靖辩护，这才使李靖又逃过一劫。这年底，李靖终于抵达夔州。
这时，少数民族首领冉肇则在梁军支持下已连拔开州（今四川开县）、通州（今四川达县一带），并率众攻夔州。李孝恭接战不利，唐军大败。李靖便率兵800人乘敌骄惰之际，偷袭冉肇则后方大营，并在险要之处设下埋伏。冉肇则得知大营被袭，急速回救。李靖伏兵四出，大战一场，阵斩冉肇则，俘其众5000余人。随后，李靖乘胜进兵，相继克开、通二州。捷报传至长安，李渊非常高兴，对身边大臣们说：“使功不如使过，如今李靖果然立下大功。”他颁诏慰劳李靖说：“爱卿竭诚尽力，功劳显著，一片忠心，令人赞赏，不要忧虑得不到富贵。”他又亲自写了一道诏令对李靖说：“既往不咎，过去的事，我早已忘了。”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初，李靖通过对敌己双方力量对比和周密分析之后，向李孝恭提出了10条攻取萧铣的策略，李孝恭附奏李渊。李渊同意其策略，并命李靖为行军总管，兼摄李孝恭的行军长史。李孝恭为李渊的堂侄，曾招降巴蜀30余州，声望很高，但唐高祖考虑到他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指挥上缺乏经验，所以将“三军之任，一以委靖”，把李靖放到了指挥征伐萧铣的位子上。
同年八月，唐大军齐集夔州，拟大举出师。当时秋雨连绵，江水泛滥，三峡急流汹涌，行船困难。萧铣认为李靖不可能出兵，遂休整兵马，未加防备。唐兵诸将亦请求待江水平缓后再进兵。李靖说：“兵贵神速，机不可失，若乘水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出现在江陵城下，攻其不备，梁兵必败。此乃兵家之上策，即使萧铣知我进兵，仓促之间也来不及调动军队应战。所以，此战萧铣必然被我们擒获。”李孝恭认为李靖所言有理，便同意了他的意见。
九月，唐军分四路攻萧铣。一路以庐江王李瑗为荆郢道行军元帅，率军从陆路南攻荆郢；一路以黔州（今四川彭水）刺史田世康率军出辰州（今湖南沅陵），趋武陵（今湖南常德）；一路以黄州（今湖北黄冈）总管周洁明率军攻夏口（今湖北汉口）；一路以李孝恭、李靖率军从水路顺流而下，攻梁之都城江陵。李孝恭、李靖率领大军，一路浩浩荡荡驶出三峡，沿途攻拔宜都（今湖北宜昌西北）、夷陵（今湖北宜昌）和荆门。萧铣部将文士弘率精兵数万屯于清江（今湖北清江口），李孝恭欲击之，李靖劝道：“不可，文士弘乃萧铣之健将，部下皆勇猛之士，他们刚失掉荆门，集中精锐来阻挡我之进攻，乃孤注一掷，其兵锋难挡。宜暂泊南岸，勿与争锋，待其锐气受挫，然后奋击，必可破之。”但李孝恭不听，留下李靖守营，自率师与梁兵交战。果然不出李靖所料，唐兵战败，舟师败退南岸。梁军乘机驱战舰追赶，沿路大肆抢掠，一个个都掠得大量战利品。李靖见其军乱，率舰出击，大破敌军，获其舟舰400余艘，斩首及溺死于水者近万人。
李孝恭便命李靖率轻骑兵5000人为先锋，至江陵屯营于城下。萧铣得知文士弘败后，非常恐惧，便闭门固守，等待援军。唐军一举攻占了江陵外城和水城，俘获了梁军的所有舰船。李靖建议把所获敌船全部散于江中，诸将都说：“俘获的船舰正好为我所用，为何让其漂流下游，让下游敌军得到它们呢？”李靖回答说：“萧铣地广人众，我孤军深入，如不能速克江陵，待其援军四合，我们会里外受敌，进退两难。到那时，即使有船只，又有何用？现在，我们将缴获船只放弃，任其塞流而下，下游敌人援兵见了，必定以为江陵已为我所破，从而不敢轻易进兵。如此，他们就会往来侦视，打探虚实，延误时日，而我便乘时而攻下江陵。”李靖的建议被采纳后，长江下游的梁军援兵果然疑惧不进。
萧铣见援军不到，斗志衰落。李靖又击败了萧铣的骁将杨君茂、郑文秀，俘甲卒4000余人，将江陵围得如铁桶一般。萧铣已无回天之术，只好向唐营投降。
萧铣被押到长安后，被李渊下令处死。
伐灭萧铣，李靖功劳最大，已显露出大将风采，因此被封为上柱国、永康县公，赐绢2500段。朝廷又下诏命李靖检校桂州刺史，经略岭南，并且可按制度拜官授职。于是，李靖越过南岭，进抵桂州（今广西桂林），遣人分道招抚各地。其当地重要首领冯盎、李光度、甯真长等，都派子弟来谒见李靖，李靖则分别授以官职爵位。自此，岭南各地全部归附于唐，计有96州，人口60多万户。李渊特发诏书慰劳李靖，授其岭南道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使之镇抚岭南。李靖便率兵南巡，所过之处问民疾苦，延见长老，宣布天子恩德，远近悦服。
后来，李靖又率军平定江淮再展帅才，由于其压江淮义军有功，唐王朝封他为东南道行台兵部尚书。不久，东南道行台废，设扬州大都督府，以李孝恭为都督，李靖为都督府长史。唐朝廷为表彰李靖的功绩，赐其绢帛千段、奴婢百口、马百匹。丹杨一带因10余年的兵祸，百姓凋弊，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六朝古都变成了瓦砾场。李靖镇抚此地后，举措得当，深得民心，社会逐步安定下来。
对于李靖平萧铣、定岭南、镇压江淮义军的功绩和表现出的卓越军事才能，李渊赞叹不已，十分庆幸当初没有治李靖之死罪，没有埋没这样一位帅才，认为前代的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都比不上他。
【评议】
李靖最初只是隋朝的一个小官吏，但遇上李渊之后却一展自己的抱负，出将入相位极人臣。看起来李靖择对主子，靠的是李氏王朝，其实李靖靠的是自己。如果他没有本事，遇上哪样的明君还不是一名无名小卒。
我们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靠近山的人还要有本领去吃山，靠近水的人还要有本领去吃水。本事大，吃得好，吃得多；本事小，吃得少，吃得坏。靠山，本事大可以开金矿，本事小只能打柴；靠水，本事大了能行轮船，本事小了只能捞鱼虾。如果什么本领都没有，还不是望洋兴叹。
归根结底，我们的人生要想成大器，“吃”的是自己的本领。靠山靠水都靠不住，只有自己的本领最真实，你看“靠”这个字的结构已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依赖他人的念头都是“非”。
2.不贪不恋心静如水——曹彬为“宋良将第一”
自我的玄机在于一个“静”字，做官的玄机在于一个“廉”字。当一个人心静如水时，其心中犹如明镜一尘不染，考虑事情就会发现真理，淡泊处事时才会有悠然自得的情趣，廉洁时就能公平对待人与事。有一句名言就是：“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做官若能时时想到这句话，那就离做好官不远了。
【事典】
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枢密使兼侍中，武宁军节度使北宋名将曹彬身患重病，真宗皇帝亲临曹府看望曹彬，并亲手为他和药，临走前赐金万两。六月，曹彬病逝，真宗又亲临吊丧，痛哭失声，“赠中书令，追封济阳郡王，溢武惠”，并封曹彬夫人为“韩国夫人”，曹彬的七个儿子及其亲族、门客、亲信、将佐等十余人都受到了封赏。八月，宋真宗又下诏让曹彬与宋初名相赵普配飨宋太祖的太庙，一同接受祭祀。作为一员武将，身后能受此殊荣，在北宋一朝还不多见。曹彬得此荣誉，不但因为他戎马一生，征西蜀、伐南唐、灭北汉，具有杰出的将帅之才，为宋王朝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杰出贡献，而更重要的是因为曹彬为将严于责己，宽以待人，谦虚和逊，“不以等威自异”，其良将风范为朝野人士所推举。
曹彬（931—999年），真定灵寿（今河北灵寿）人。父曹芸，五代时曾任成德军节度都知兵马使。曹彬出身将门，从小读兵书，练习武艺，为人诚实，办事谨慎。后周太祖郭威的贵妃张氏，是曹彬的姨母，周太祖受禅登基后，召曹彬隶其义子柴荣帐下供职，擢为河中军兵马都监，掌管军务。曹彬虽是皇亲国戚，但从不以此为资本，而是谦虚谨慎，恪尽职守。河中军节度使王仁镐因曹彬是帝戚，对他尤加礼遇，非常客气。而曹彬对各位将领彬彬有礼，他对待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
显德五年（公元958年），周世宗派曹彬出使吴越国。吴越国人私下送给他一些礼物，他一概不受。曹彬完成了公差使命，便立即启程返回。吴越国士人用快船追赶曹彬，执意要将礼品送给他，他一再推辞。对方却执意要送，最后无奈收下，但让手下人做了登记，回到京城后，他把这些馈赠的礼品全部交给朝廷。周世宗见曹彬如此廉洁，非常感动，下诏让曹彬将这些礼物领回。曹彬这才拜谢赏赐，将礼物拿了回去，然后全部分给了亲朋故旧，而自己未留一钱一物。
当初，宋太祖赵匡胤未即位时，曾在后周担任殿前都点检，统管朝廷禁卫军，权势很大。曹彬对赵匡胤同其他人一样彬彬有礼，从不巴结和倚附，没有公事决不上门造访，文武大臣们群集宴请，曹彬也很少参加。赵匡胤对于曹彬的这种“中立不倚”，不拉关系，不结权贵的作风非常赞赏，由是对曹彬也另眼看待。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于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从平阳把曹彬召回朝中，对他说：“我以前对你不错，你为什么要疏远我？”曹彬顿首谢罪说：“我是周室的近亲，而且管内职，怎么能轻易妄加交结人呢？”越匡胤听了曹彬这番话，更加敬佩他的为人，认为可当重任。此后，赵匡胤对曹彬格外器重。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冬，宋太祖下诏讨伐后蜀，令曹彬为都监，与王全斌、王仁赡、刘光毅诸将，率兵六万，分两路攻蜀。曹彬领兵一路破关斩将，蜀军望风而逃，收降了施、万、开、忠、遂等州，攻取了峡中全部的州县。行军作战一路，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所至蜀地百姓心悦诚服。宋太祖听到这个消息，特下诏书褒奖曹彬。
不久，两路宋军在成都会师，后蜀主孟昶投降，伐蜀战争取得胜利。王全斌、王仁赡等人觉得大功告成，在成都花天酒地，大享清福。曹彬屡请还师，王全斌等人不从，结果原蜀将全师雄等不堪欺压，拥兵十万起兵造反。曹彬复与刘光毅率兵平定蜀乱。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宋太祖命王全斌、曹彬等人还京。王全斌诸将在蜀地多取子女玉帛，携带了大量金银财宝满载而归。唯独曹彬两袖清风，行囊里只有书和衣服。王全斌等将领在蜀劣迹早有人奏报了朝廷，宋太祖召见王仁赡责问，仁赡不敢隐瞒，如实讲出了诸将抢掠民女民财的不法行为，最后说：“清政廉洁、不负陛下所托只有曹彬一人。”宋太祖见曹彬不负所望，加封他为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曹彬人见宋太祖说：“征西将士都获罪，唯独我受赏，恐怕这样无以服众。”太祖赵匡胤说：“你功劳最大，但却不居功自傲；你为人清廉，但却从不自夸。受赏当然是应该的。”曹彬这才接受了封赏。
曹彬手握兵权，常年领兵在外征战，屡立大功。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平定南唐，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随宋太宗赵匡义攻灭北汉，后又北伐辽朝，为北宋统一天下，平定海内建立了巨大的功勋，成为北宋著名的军事将领。官至枢密使、侍中、检校太师、同平章事、诸军节度使，位兼将相。曹彬地位虽高，但他从不骄傲自大。平定后蜀回京，宋太祖执意询问曹彬在外领兵打仗，所见宋朝的地方官是否称职，曹彬只是举荐随军转运使沈伦，说他为官廉洁谨慎，可当大任。其他人的政迹，曹彬从不妄加评论，尤其不曾当着皇帝的面议论别人的过错。
曹彬北征辽朝兵败后，荆湖转运副使、职方员外郎赵昌言曾上疏朝廷，请求将败将曹彬等处以死刑以明法纪。后来赵昌言因事被人弹劾，自延安府回京后，皇帝一直未予召见，被弹劾之事不得申辩。曹彬听说此事后，知道赵昌言被冤，便不计前嫌，不挟私报复，亲自出面在皇帝面前为他求情，赵昌言这才得以允许进宫“朝谒”，为己申辩。
曹彬虽身为高级将领，却能事事处处为他人着想。他在徐州主持军务时，手下有一小军官犯了军纪，曹彬按军法判处他杖刑，但曹彬却下令，处罚要过一年后再执行。部下不解其意，曹彬解释说：“我听说这个人刚娶媳妇，如果实施杖刑，肯定会影响夫妻感情。所以我决定杖刑缓期执行。”曹彬执法严格，但又体谅下情，部将都为其良好的将德所折服。
曹彬为将注意自己的将德修养，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仁敬和厚，位居将相，却不自傲，深得朝廷官吏和社会人士的称颂和赞扬。史书称他“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为宋良将第一”。
【评议】
物质享受往往使人意志颓废，经不起诱惑，在名利面前一败涂地，在节操面前更让人瞧不起。君子做官，不能因为贪图物质享受，不惜卑躬屈膝，丧失人格，违背良心做没有道德的事情。如果做官不能严于律己，难摆脱世俗的欲望那最好不要去做官，别以为自己一时贪赃枉法得逞就认为一辈子可以享受清福。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只有自己慎独，才能做一个为民作主的好官。
3.文治武功权掌三朝——耶律楚材上演元朝“话剧”
治国需要雄才，安邦需要智慧。
耶律楚材是具有远见卓识、雄才大略的人才，出山之前他并没有什么骄人的业绩。但被重用后，授予权柄，在政治舞台上导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的“话剧”，以骄人的业绩，卓著的功勋，获得提拔重用，给世人留下了称道的口碑。
【事典】
耶律楚材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金朝中都燕京（今北京）的一个世宦人家，其父耶律履，本是金代的学者，因其品学兼优，官至尚书右丞，是有很大权力的宰相。
耶律楚材成长在动乱的社会中。当时，整个中国正处在元朝大统一之前的列国纷争阶段，大金国为最强，其占据中原，统治着北中国。但它的全盛时期已过，国势乃一年不如一年了。南宋王朝虽是偏于江左，但时刻也没忘记北上收复失地，不时地向北方挑战。立国甘陕的西夏，也对称霸中国怀有野心，趁机与南宋交结，在西北方向侵扰。真是诸强对峙，战事频生。此时，金国西北部的附庸蒙古族也乘机崛起，铁木真自被本部族推举为首领后，经过连年的征战，统一了蒙古。金章宗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成为全蒙古的“汗”（皇帝），尊称成吉思汗，是为元太祖。这个新起的蒙古，更是雄心勃勃，在北方不断地向金国发动进攻。金国对其咄咄逼人之势难于应付。
成吉思汗的蒙古军事政权确立后，靠着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开始向四邻征战。为了免于受到西夏的牵制，成吉思汗决定在攻金之前，先用兵西夏。公元1205至1209年间，成吉思汗对西夏攻伐三次，大大地削弱了西夏的力量，使之没有出外征战的能力了。接着，经过周密部署后，从公元1211年起，成吉思汗便大举进兵金国。已走下坡路却一意图谋威服南宋的金国，哪里是成吉思汗的对手，蒙军“所至都邑，皆一鼓而下”、“凡破九十余郡”，直到兵临金国中都燕京城下。
成吉思汗十年（公元1215年）五月，围攻燕京年余的蒙军，一举攻克燕京，右丞相完颜承晖自尽殉国，耶律楚材眼看金朝的大势已去，于是，在城陷之后，便“将功名之心束之高阁”，空怀经天纬地的才智绝迹于世，弃俗投佛，在万松老人（行秀）门下钻研佛理，一去三年。艰难的时世，磨练了耶律楚材，他等待着时局的发展，等待着实现壮志的机会。
成吉思汗十三年（公元1218年），机会终于来了，成吉思汗既定燕地，他逐渐感到人才的重要，这时，他听说了耶律楚材是位难得的人才，而且又是被金国所灭、与金国有世仇的原辽国宗室后裔，便遣人求之，询问治国大计。耶律楚材虽然修身养性，过着隐居的生活，然而，他时刻也没忘掉干戈扰攘、生灵涂炭的神州大地，极想倚傍靠山，伸出双手去拯救水火中的芸芸众生。得知有雄才大略的成吉思汗要召见他，感到是一个图谋进取的好机会，他二话没说，即刻应召前往，以便使自己的盖世才华得以施展。有一首自咏的诗可以表明他此时心迹：
圣主得中原，明诏求王佐。
胡然北海游，不得南阳卧。
成吉思汗十四年（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的军队，在对自己的宗主国金国实施了一连串痛击之后，在军事上完全取得了主动，于是，除了仅用小股兵勇继续对中原金地蚕食鲸吞外，集中精锐之师，进行了著名的西征，攻打花刺子模国。
在进军花刺子模国过程中，耶律楚材曾力主并主持在塔刺思城（在西辽都城虎思窝鲁朵西）屯田。这个地方是中西交通的要道，且土地肥饶，经济繁荣。这一恢复发展后方的社会经济之举，对于只知道打仗，掠夺财富的蒙古军事贵族来说，从军事活动转变到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意义重大。蒙古军也正是以此为基地继续西进的。
成吉思汗二十二年（公元1227年）的冬天，成吉思汗病逝。依照蒙古国的惯例，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获得其父的直接领地，即斡难河及客鲁连河流域一带蒙古本部地方，并且代理国政，是为元睿宗。
公元1229年，睿宗拖雷已监国两年，按照成吉思汗的遗命，帝位应继传太祖其三子窝阔台，蒙古进入了太宗时代。
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时代，才进入奴隶制社会，窝阔台即位以后，其管理的国域，多为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北中国，所以，使这位少主在治理国家上显得力不从心，加上应兴应革的事太多，真是一时摸不到头绪。此时，全靠耶律楚材尽心竭力，定国策，立制度，出台了一系列当务之急的法令，加速了这一民族的封建化进程。
在颁发法令之前，首先规定了既往不咎的政策，对那些因法律不明，而误触禁网，按当时的老规矩必杀无赦的百姓们，不追究颁发政策前的法律责任，或给予从轻发落。这是抑制蒙古一向滥杀，因获某种罪过而死者不计其数的最有效办法。同阁的一些臣僚讥笑他，说此举实过迂阔。耶律楚材不为所动，力排众议，反复而耐心地把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讲给太宗听，终得圣准。此项政策的实施，安定了人心。
接着，耶律楚材便制定颁发了十八项法令，成为官民遵照执行的准绳。包括官吏设置、军民分治、赋役征收、财政管理、刑法执行等。这些参模了中原先进制度并列为蒙古国策的法令，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决策，对后来正式确立的元代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如实行军民分治后，军职不得干预民事，军队由国家直接掌管，这样，不仅遏制了军官的骄横不法，同时也打击了分裂割据的势力，保证了国家政治上的巩固和统一。此项法令，一直作为元朝的一项基本国策。
蒙古贵族崇尚武功，根本没有税制观念，他们看不到这样发展下去会兵强而国贫。以近臣别迭为代表的人主张，以牧业为主来保证国用，认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极力反对这种将燕京农业地区变成牧场的倒退措施，他深知如今的蒙古国已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应行汉法，大力发展农业，如果保守地强调畜牧，是狭隘的、不合国情的落后政策，他直截了当地给太宗算了一笔账：“陛下马上要南征金国，军需从何而来？仅靠畜牧是远远不够的。假使发展燕赵的生产，以地税、商税，及盐、酒、冶铁、山泽中可以获利50万两银，8万匹帛，40万石粮食，足以供给南征，这不远胜于变农为牧吗？”窝阔台经过认真考虑，认为颇有道理，便命耶律楚材全权筹划，立行征税制度。
随着法制的健全和实施，国家日益兴旺起来。
窝阔台六年（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金国在中国北方统治前后约120年，至此结束。
蒙古灭金之后，结束了三权鼎立的局面，形成了长江以北的蒙古和长江以南的南宋对峙的态势。
公元1257年，南宋政权终于在蒙军的铁蹄下宣告灭亡。
蒙古灭宋，统一了中国，后来蒙古军还远征欧洲，使其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军事大国。其间，耶律楚材的智谋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从耶律楚材从仕成吉思汗始，“以儒治国”的思想，就显露在他的言行中，如在成吉思汗时期对于单纯崇武思想所进行的批驳；太宗登基按君君臣臣的思想确定尊君抑臣的朝仪；逐步革除屠城杀掠的旧习；对百姓施以仁政等等。耶律楚材的这些政治主张逐渐得到了推广和实施。好在窝阔台是比较开明的，他对耶律楚材所进行的政治改革，多数是给予肯定的，这使耶律楚材在战火平熄之时，加快了自己的以儒治国主张的步伐。
耶律楚材崇奉儒术，力倡教化，当务之急便是网罗人才，积极宣传。他遣人寻得孔子五十一世孙孔元措，奏请袭封为“衍圣公”，下令收集旧礼乐人员，设置太常礼乐吏官。召集名儒梁陟、王万庆等人，到东宫讲释儒学，使大臣子孙受读。另外，还在燕京等地建立编修所、经籍所，宣传孔孟之道，从事文化教育活动。耶律楚材收集到周、程、张、朱等理学书籍后，在燕京建立了“太极书院”，传授理学。耶律楚材推行这些政治措施，卓见成效，使儒学成为维护蒙古国统治的官方哲学，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称颂。
窝阔台汗九年（公元1237年），太宗听罢耶律楚材“制器必用良工，守成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恐未易成”的启奏后，当即宣布“我可任儒者为官”的旨令。耶律楚材接旨后，具体制定了分为经义、词赋、论三科的校试办法，命宣课使刘中、杨奂等人到各地选试儒生，这一年使得士子四千余人。由于大批的儒生人仕理国，加上耶律楚材反复的倡兴，不但大大地改变了官员的文化结构，而且有力地促进了由武功向文治的转变。
儒家学说为统治阶级提供的一整套攻心御人的统治术，耶律楚材在“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帝国积极倡导和实施，对于完善统一后的元朝国家机制，统一全国的思想意识和蒙古民族的发展，都有着相当大的作用。
耶律楚材不仅在政治、军事活动中富有远见卓识，而且在改革经济、理财富国方面，也处处表现出高人一筹的谋略思想。
耶律楚材极力主张轻徭薄赋，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从根本上强大国家、巩固政权。
耶律楚材还着手制定了有关手工业、商业和借贷等项制度。
在商业方面，耶律楚材还在“衡量、给符印，立钞法，定均输，布递传，明驿券”等方面，制定了不少规章制度，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得力措施。
在耶律楚材的努力下，蒙古统治者较快地适应了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封建制度，抚平了战乱的破坏创伤，把封建经济推向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耶律楚材历仕成吉思汗、拖雷和窝阔台三朝，长达30年余，一直是君臣相得，耶律楚材从政治国有一句名言：“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事无巨细，只要于国于民有利，对君王他都或极诤或巧谏，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谋略，力争得以实现。即便是涉及到君王个人，也概不例外。
【评议】
天生我材必有用。
只要你修身而提高德行，总有一天会受命于天，担当起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到那时，名誉、地位、财富都已不在话下，应有的都会有。就像前苏联故事片《列宁在十月》里的主人公瓦西里说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其实，人追求一点功利也是应该的，但一定要反对那种急功近利，不安分守己的人。换言之，我们所强调的，是从内功练起，修养自身，提高自身的德行和才能，然后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地获得自己应该获得的一切。
对于太宗窝阔台，史书上称他有“宽弘之量，忠恕之心，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牛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的政绩。这里也许有言过其实之处。无可置疑的是，这和耶律楚材的智慧谋略和精心辅佐是绝对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忠臣能臣，明君再明也难以取得辉煌的成就，耶律楚材事三朝，并在每朝都做出了很大贡献，也确实才华出众。
4.没有金钢钻，不揽瓷器活——刘秉忠追随忽必烈一展凌云志
刘秉忠在南宋王朝垂危之际、北方蒙古兴起之时，审时度势，断然投身漠北，追随一代英主忽必烈，参与策划各种方针大计，为其入主中原、完成全国统一大业、建立一个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没有金钢钻，不揽瓷器活。没有学兼三教的能耐，就没有刘秉忠日后的建功立业。
【事典】
刘秉忠（1216—1274年）元邢州（今河北邢台）人，字仲晦，初名侃。少时为僧，字子聪，号藏春散人。元世祖忽必烈为亲王时，召入藩邸，参与机密。世祖即位后，条陈设中书省、宣抚司等。又监筑开平（治今内蒙正蓝旗东）、中都（今北京）两城。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请建国号为大元，定朝仪官制。后死于上都（令内蒙闪电河北岸）。
刘秉忠生于官宦之家，他祖籍瑞州（今江西高安），先祖曾仕于辽国，金灭辽后，曾祖父改仕金国，为金邢州节度副使，遂以邢州为籍。元太祖十五年（公元1220年），蒙古大将木华黎略定邢州，设都元帅府，刘秉忠的父亲刘润也在蒙古政权的地方机构中担任了下级官吏。
据史书记载，刘秉忠生来“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他生性聪明，学习刻苦，8岁入学，每日即记诵诗书数百言。按当时定例，凡在蒙古贵族领地为官的汉人，都必须以儿子为质。因此刘秉忠13岁时，曾为质于都元帅府，得以目睹官场风云，观察到蒙人习俗和从政之要略。
刘秉忠17岁时，为养家糊口，充任了邢台节度使府的令史，每日伏于书案之前记录抄写，掌管文书。满怀雄图大志的刘秉忠，不安心于这种平庸无为的工作和生活，时常为此郁闷不乐。有一天，他投笔于案，感叹道：“我家世代为朝廷所重用，我怎能自甘沦落，作一介刀笔小吏！大丈夫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就应当隐姓埋名，等待时机，以期有朝一日再展鸿鹄之志。”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职务，到武安山中隐居。
刘秉忠虽身居深山，犹如闲云野鹤，但其心却依存经世宏愿。他留心天下时事，茹苦耕读，以待良机。后来，他的才华为天宁虚照禅师所知，特意派人入山招其剃度为僧，改名子聪，在寺庙里掌书记之职，因而留下“聪书记”的称呼。其后，他游历云中（今山西大同），留居南堂寺。
刘秉忠虽遁入空门，但壮志不泯。他每日于晨钟幕鼓之暇，潜心治学，博览群书，着意探究尘世变迁之基因，寻求治国安邦之良计。几年过去，刘秉忠学业日长，几无不通。他不仅“兼通儒释”，而且精于《易经》和宋代道学大家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其它如天文、地理、律历以及三式、六壬、遁甲等卜算之术等，也无不精通。他学兼三教，洞察力敏锐，对古今治乱兴衰研究得十分透辟。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刘秉忠自遁入山中已过10年，27岁的他风华出众，声名渐著。机遇终于到来了。元太宗后乃马真氏元年（公元1242年），身居漠北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的藩王忽必烈蓄意争夺蒙古汗位，欲于天下大有所为，因此一心扩充自己实力，积极结识、网罗中原文士和释儒道三教名流。燕京（今北京）大庆寺高僧海云禅师，应忽必烈之召身赴漠北，途经云中，闻知刘秉忠博学多才，特意邀他同行。刘秉忠思欲一试胸中才学和平生抱负，干一番治国安天下的轰轰烈烈事业，决计与海云禅师一道北上，谒见忽必烈。这次和林之行，便成了刘秉忠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使他的人生之路由此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刘秉忠到和林后，多次受到忽必烈的召见。他纵论天下时事，了然于胸，谙如指掌，受到忽必烈的欣赏，深为忽必烈喜爱。当海云禅师南返时，刘秉忠便被忽必烈留了下来。数年之后，刘秉忠回奔父丧，忽必烈赐金百两以供丧葬之用，派使送至邢州以表其爱才之心。刘秉忠服丧期满，又被忽必烈再次召回知林。这时的刘秉忠，已成为忽必烈开创基业的得力助手，参与策划各种方针大计。而刘秉忠为报知遇之恩，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智，为辅佐忽必烈完成一统帝业竭尽了全部心力。
元宪宗元年（公元1251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的胞兄蒙哥被立为大汗，命忽必烈总治漠南之地，忽必烈率众臣南下，开府于金莲川（今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沿岸）。
漠南地广民殷，财赋充实，忽必烈兼得天时、地利、人和，便雄心勃发，欲成大事。刘秉忠也认为这是建立基业的千载良机，不可丧失，并以周公辅其兄武王的故事为鉴，请忽必烈“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他以中国古代典章、礼乐、法度和三纲五常为指导思想，采撷蒙、汉历史上成功的统治经验，着眼于全局，为忽必烈兴邦治国设计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政治蓝图。
在政治方面，刘秉忠认为：兴邦治国，要选择贤相良将，内外相济。他还根据蒙古统治的实际情况，提出要选择开国功臣的子孙，分别担任京府州郡各级监守，督责旧官以遵王法，按察官守，根据其政绩以定升降。在司法方面，他主张明定法令，去其繁苛，严禁私设牢狱，取消鞭背之刑。
在经济方面，刘秉忠提出“国不足，取于民，民不足，取于国”，“有国家者，置府库，设仓廪，亦为助民；民有身者，营产业，辟田野，亦为资国用”，国与民之间的关系是鱼水关系的思想。
在文化方面，刘秉忠主张尊师祭孔，开设学校，进行科举，以选择贤达之才；还提出了兴礼乐，颁新历，修史书的建议。刘秉忠对知识分子非常重视。他提出，国家要出资以养天下名士宿儒中无营运产业者，使之不受贫穷的困扰；对其中有营运产业者，也应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使之能够得以自养。
刘秉忠的各项建议，实际上为忽必烈如何推行“汉法”，承袭中原帝业，治国平天下定下了基调，深得忽必烈的赞许。后来，这些建议大部分都得到了实施。刘秉忠凭其卓越的才能终于赢来了仕途的光明未来。
【评议】
要想成大器，就得有本事。看那些在中国历史上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哪个不是从小立大志，悟性好，勤学苦练。只有拥有满腹经纶的人，才能捕捉到攀升的灵感，才能出将入相一展凌云之志。
当然，有很多有志之仕虽有才华，但也不可能如锥立囊中立马被发现，刘秉忠也是几经曲折才得以遇上明君。所以人生当中，失意时不要气馁，茹苦耕读以待他日成器。
5.身效法家谋比萧何——李善长不惑之年得重用
在封建官场上，有不靠真本事吃饭的：吃特饭的是皇上老子，他们凭的是世袭；吃霸饭的是豪门权贵，靠的是门第；吃软饭的是寅缘附会者，靠的是出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但这些人难以在历史的河流中流芳百世，他们不是匆匆的过客就是臭名昭著的小人。
李善长胸有大志，腹藏韬略，等候时机投靠明主朱元璋，身效法家谋比萧何，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事典】
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总会有许多有才之士没有被重用，终其一生郁郁而不得志。但也总有人是幸运的，即使是不惑之年才得志，也终究可以施展自己的宏伟抱负，一路攀升，直到权倾朝野。李善长就属此例。
李善长（1314—1390年），字百室，定远（今属安徽）人。他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从小博览群书，智谋过人。心怀襄助帝王成就霸业的强烈愿望。
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郭子兴与孙德涯等起义将领不和，其麾下的朱元璋率徐达、汤和等24名骨干人物离开濠州，往南到定远一带发展。通过此举，李善长一眼就看出出身贫寒、暂居人下的朱元璋有成就大业的气势，绝非等闲之辈，心中顿生归附之意。朱元璋率军进攻滁州，行至途中，李善长率家乡老小前往迎谒。朱元璋得知李善长是颇有声望的乡贤，对他优礼以待。欢声笑语之际，李善长以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启迪朱元璋。朱元璋虽读书不多，却心有灵犀一点通，顿时对法家的法、术、势产生浓厚兴趣。朱元璋对李善长如获至宝，将他留在身边，执掌书记，负责军中文字事务。
这一年，李善长已40岁，正值不惑之年。他投靠明主朱元璋，兴奋不已，决心从此施展自己的宏伟抱负。
加入红巾军后，战事频繁。每逢战斗，李善长运筹帷幄，表现出惊人的政治和治军才干，逐渐成为朱元璋深为倚重的谋士。
有一天，朱元璋在军帐中置酒招待左右，论及天下大势，便问李善长：“四方战斗，何时能定天下呢？”李善长援引历史故事，侃侃而谈：“秦朝末年，天下大乱，汉高祖刘邦起兵。他虽然出身布衣，却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仅仅五年就完成了称霸事业。现在，元朝统治秩序出现紊乱，天下土崩瓦解，与秦朝末年的时局极为相似，此时正是成就帝业的大好时机。主公出生于濠州，距离刘邦的家乡沛县不远，应当秉承这种山川王气，效法刘邦的所作所为，何愁天下不定！”一席话，说得朱元璋连声叫绝。李善长说这番话，主张朱元璋向刘邦学习，言下之意，自己就是红巾军中的萧何。
其后，李善长追随朱元璋督军攻打滁州，经战连年，朱元璋羽翼渐丰，常遇春、冯国胜等前来归附的将领越来越多。李善长听其言、观其行、察其材，告诉朱元璋这些人适宜何种职位。李善长在人才甄别方面独具慧眼，不仅使朱元璋满心欢喜，而且使前来归附的豪杰义士各尽其才，各遂其愿。有时，武将之间难免会有龃龉，李善长以三寸不烂之舌从中化解矛盾，使军队指挥系统趋于稳定。
当时，朱元璋累建战功，陆续收复了滁州之外的一些城镇，手下兵强马壮，自成一番气候。功高盖主，郭子兴听信流言，怀疑朱元璋谋夺其位，便欲削夺其兵权，私下策动李善长离开朱元璋，前来辅佐自己。李善长坚信朱元璋实为人中俊杰，不离其左右。正身遭厄运的朱元璋对此极为感动，愈发倚重李善长。
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朱元璋收降巢湖水师后，拥有步、骑、水军各兵种，声威大振。此时，李善长力主朱元璋急速渡江，攻取集庆（今南京），作为平定天下的大本营。这一充满远见卓识的英明决策获得大将徐达等人的支持，胸有远谋、志得天下的朱元璋当即采纳李善长的意见，旋即挥师渡江，拔采石，趋太平。
次年二月，一举攻克江南重镇集庆，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大军进城三日，李善长忙于起草布告、军令，严禁士卒扰民。这时，郭子兴已死，朱元璋独揽兵权，表面上称臣于小明王韩林儿的宋政权，自兼太平兴国翼大元帅，任李善长为元帅府都事。朱元璋在集庆站稳脚跟不久，打算攻取江南另一重镇镇江，但担心将领们统兵不严，便与徐达合计搞了一个“苦肉计”。一日，朱元璋升帐，当着一班文臣武将的面厉声指责徐达纵兵扰民，下令将其绑了，推出斩首。李善长深知其意，急忙替徐达求情，声称打天下不能没有徐达，恳请释放徐达，让其将功赎罪。朱元璋达到了预定目的，命人替徐达松绑。于是，朱元璋率军在徐达的带领下攻取镇江。攻取镇江后，朱元璋任江南行中书省平章，以李善长为参议。当时，朱元璋身边还有宋思颜、李梦庚、郭景祥等幕僚，李善长兼领大都督府司马，升任行省参知政事。
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正月，朱元璋自立为吴王，此时，李善长官拜右相国，处理政务，“裁决如流”。他深谋远虑，又娴于辞令，许多重要文件都由他负责起草。朱元璋常率大军征讨四方，每次征讨，他都像刘邦信任萧何那样，把留守后方的重担托付给李善长。李善长每次都不辜负朱元璋的希望，他治理后方，从容调度，不仅击败应天府周围敌军的骚扰，而且使将士服帖，民众富饶。
吴元年（公元1367年）九月，李善长论功受赏，被封为宣国公。吴改官制，尚左，李善长由右相国改称左相国，居百官之首。朱元璋的吴王政权是日后称帝的雏型，其时已初具规模。熟谙法家之术的李善长积极劝导朱元璋健全法制，朱元璋遂命李善长与刘基等人裁定律令，颁示中外。
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即帝位，国号明。李善长兼太子少师，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此时，已54岁的李善长更加精明干练，经验丰富，朱元璋让他肩负起拟定官制、礼仪的重大使命。举凡追封朱元璋的祖先，册立后妃、太子，分封诸王，爵赏功臣，拟定郊社宗庙礼仪，奏定六部官制，商议官民丧服以及朝贺东宫礼仪，监修《元史》，编撰《祖训录》、《大明集礼》诸书等等，都由李善长全权负责。李善长恪尽职守，殚精竭虑，日理万机。其间，朱元璋亲临汴梁慰问前线将士，令李善长留守都城，李善长能者多劳，为朱元璋坐稳江山、架构体制又立下了赫赫功绩。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一日朱元璋大封功臣。他特别提及李善长，继而颁布诏令授予李善长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当时荣封国公者仅有六人，他们是徐达、常茂（常遇春之子）、李文忠、冯胜、邓愈、李善长。朱元璋把李善长置于六公之首，在制词中将其“比之萧何，褒称甚至”。
翌年，李善长因病致故。朱元璋赐予他临濠（今安徽凤阳）土地若干顷。病愈之后，李善长奉命主持修建临濠宫殿和圜丘。当时，朱元璋迁徙江南14万富民于临濠，让李善长经理其事。转眼至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又命李善长与曹国公李文忠共同执掌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此时的李善长集行政、军事、监察三大实权于一身，位极人臣，权倾朝野。
【评议】
古人云：“酒香不怕巷子深”，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李善长超群的才华再加上找到了施展的平台——遇上朱元璋，如鱼得水，他位极人臣也是应该的。
作为我们现在的许多人，急功近利，不加强自身修养，老想靠走捷径去投机钻营，一心只想歪门邪道，不凭真本事吃饭，到头来一事无成，也算是活该。
6.为官之法唯清慎勤——林则徐躬亲任事治黄河
何为“清慎勤”？
所谓“清”，是指明于义理之辨，绝其嗜欲之私，专心事君尽职。所谓“慎”，即事事为民计身家，慎于事而熟思审处。所谓“勤”，即视国事如家事，时时持未雨绸缪之思，怀痛痒相关之念。“清慎勤”三字合而观之，其主旨即视国如家，视民若子，如此则可操守清，持躬处事不敢不慎不勤。
【事典】
提起林则徐，人们自然会想到那位正义凛然，与英国侵略者顽强斗争的民族英雄，他领导的禁烟抗英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他的名字也因此而家喻户晓。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作为清朝官员中的一位实干家，林则徐已是“贤名满天下”了。他以国事为重，为政一贯勤勉，且锐意改革财政，兴修水利，救灾办赈，政绩显著。仅从林则徐一生的诸多活动中摘录其认真治理水患的一些片断，就可看出这位不可多得的实干家的躬亲任事精神。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竣村老人，福建侯官（今闽侯）人。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自从做官之日起，林则徐就矢志做一个济世匡时的正直官吏，并表现出一个实干家特有的精神状态。在京城任职期间，他就对当时农业生产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水利极为重视，曾利用京师丰富的藏书及档案，潜心研究畿辅及其他地区的水利问题。
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为了推动生产的发展，历朝历代都不得不重视兴修水利，其间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治水专家。林则徐完全可以与他们为伍。他初任地方官时就注意兴修水利，以苏民困。在江苏按察使任上，更以其实干精神为当地官员所佩服，一致推举他总办江、浙两省七府水利。
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底，江南高家偃十三堡决口，洪泽湖水外注，山阴、宝应、高邮、甘泉、江都五州县及下游之泰州、兴化、盐城、阜宁等处均被水淹。与洪泽湖相连的淮河，是漕运的必经之道，高家堰决口还引起淮河水位的下降，造成“黄强淮弱，漕艘稽阻”，清廷为之震惊。由于南河总督张文浩治水不得力，道光帝将其撤职，并于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三月下特旨，命正在家乡为母守丧的林则徐“夺情”，赶赴南河督修堤工。按照封建礼制，官员遇父母丧，须去职在家守丧三年。如因国事需要，朝廷特命终止守丧，称为“夺情”。林则徐深知河工关系到朝廷漕运大计和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于是不顾身体多病，毅然接受了“夺情”的谕令，身着素服，不用顶戴，于四月离乡北上。
为了洞悉水患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林则徐一到治河工地，便毫不迟怠地出门查工。他由六堡迤南逐段騐勘到十三堡决口，又由十三堡迤南查到山盱厅的古沟，复由古沟迤北看工至堰、盱交界的风神庙，再由风神庙迤北到高堰十四堡，最后折回六堡，前后十余天。通过亲自查勘险情，林则徐对如何兴工已是胸有成竹了。为了保证南北航道畅通，他一方面向两江总督魏元煜建议试行海运，一方面抓紧督催堰工。在施工过程中，林则徐仍是一丝不苟，连下雨天也坚持到现场查工，素服徒步于泥泞之中，修堤的民工竟不知这是一位三品大员。由于林则徐实心任事，亲自督办，数月之后，堰工告竣。不久，因疳疾大作，林则徐又辞归故里。
在归乡期间，以及后来任官湖北、湖南、江苏时，林则徐都十分重视兴修水利。
林则徐终于以他干练的才能和务实的作风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并受到道光帝的器重。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十一月，道光帝以林则徐品学俱优，办事细心可靠，擢升他为东河河道总督。
东河河道总督管辖山东、河南两省境内黄河、运河的修防事。林则徐抵任，正值隆冬，天寒地冻。为了让来年漕运畅通，他立即督促运河两岸各厅汛煞坝挑河，插锨兴工，并令山东、河南两省黄河地段属吏防备黄河上游的积冰冲击堤岸。光下命令还不够，林则徐深知河工之弊端：以往管河官员多贪污河工款项，中饱私囊，置沿河百姓安危于不顾，虽然朝廷屡屡拨款，而收效甚微。为铲除往日弊端，林则徐下达命令后又亲赴运河各工段查验，以防属吏偷工减料。他不顾天气寒冷，走遍所属各厅汛，前后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在查验过程中，林则徐细心体察，咨访研求河工形势和工程质量，对于办理工程不力的属吏严行纪律。通过实际考察和了解情况，林则徐“绘全河形势于壁，孰夷孰险，一览而得，群吏不能以虚词进，风气为之一变”。一次，他到某汛，发现该汛主簿徐恂督工不认真，河床挖得东深西浅，遂将徐恂摘去顶戴，责令重新督工展宽，并视改正情况决定去留。
不久，林则徐又冒着严寒到河南东部查验黄河两岸河防各厅的料垛。料垛是用高粱秆子、杨柳枝和泥土混合而成的垛子，乃修防堵口的第一要件。然而在以往，这第一要件竟成为河工的第一弊端。很多官吏贪污即从此入手，他们想出许多花样，或将秸料架井虚空，用朽黑腐烂的秸料充塞，或以新盖旧，表面用些新料，名曰：“戴帽”，或索性减垛。林则徐深知料垛之积弊，决心一反历任河督之所为，细心拆验。他徒步走遍所属十五厅，将数千料垛一一查验，对每一料垛都量其高宽，核其丈尺，并观其新旧虚实，有松即抽，有疑即拆。其间，他严办了弄虚作假者，处罚了玩忽职守使料垛失火者。林则徐每到一地查验料垛，都有众多兵夫及居民围观，人们对他一丝不苟，认真从事的态度交口称赞。林则徐也正是以自己的实干精神扭转了河员欺上瞒下的坏风气，并得到道光帝的高度赞扬：“向来河臣查验料垛，从未有精核如此者”。
通过对黄河两岸的实地考察，并广泛征求属员及沿岸人民的意见，同时总结了历史经验，林则徐终于研究出了治理黄河的办法，初步形成了改黄河由山东入海，以根绝河患的方案。但是，由于当时的种种困难，特别是因循守旧思想的束缚，这一方案未能付诸实践。然而，林则徐在治水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实干家的作风，却为世人树立了榜样。道光帝曾有过这样的感慨：“动则如此勤劳，弊自绝矣。做官皆当如是，河工尤当如是。吁！若是者鲜矣。”
【评议】
为官之法，唯有清、慎、勤三件事最为重要，官场中人若能深谙其道，尽心尽责把它做好，就能得到上司赏识提拔重用，受到下属拥护万民颂扬。
“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天地之间有杆秤，秤砣就是咱老百姓”。这些话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上产生共鸣广为流传，就是人民群众期望多出好官，多出清官的真实心理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