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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第十三篇用一个整篇来论述了谍报工作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指出在战争要做到“知己知彼”就必须要重用间谍，“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在当今全球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企业之间的交往日趋密切，可以说情报工作是决胜商战的前提。要在商战中致胜，首先得了解竞争对手的情况，其次要做到保守自身的商业机密。
1.保密，筑起反商谍的防火墙
孙子曰：“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商业界的保密，在企业是否获得成功这一点上常常是决定性的。大多数的企业，都基于军队的保密体系来拟定保密计划。自从有了战争的历史以来，司令官有关于军队的部署、补给及其他辎重的计划，要是让敌人察知，哪怕只是些许，战斗也必将败北，这已成了军中的常识。
设在美国加州奥克赫斯特的新锐公司正门停着一辆大型豪华轿车，4个人从车上下来。这4位衣着整洁，都穿着三件套的素雅西装。他们自称是从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总公司来的，想要会见新锐公司的负责人。
新锐公司的总经理把他们请到办公室来。那4位之中有一人说明了他们的来意：他们是偶尔路过这一带，想参观该公司的工厂。
总经理咧嘴笑着。因为他一看就觉得这4个穿着三件套西装的人，根本不是到附近的约塞密提游览而顺道来访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想要参观的这一行人表示欢迎，带他们到工厂去。要参观一下？根本不是！
一进人工厂，来自“大蓝”（IBM）的那4个人，便让打开认为是企业机密房子的门锁，走进去，把字纸篓倒出来，查证丢弃的文件是否用碎纸机处理过，然后摇动办公室公文柜的锁，看看有没有锁好。
检查的结果，那4个人好像很满意。于是，向IBM总公司报告，说新锐公司的企业机密保安措施合格。可是，过后不久，那4个人又突然驾到，一来就对保守机密的情形重新检查一番。
与IBM签了合同而从不曾享有过工作特权的一位局外人向人诉苦说，当IBM要保守机密时，如同患了偏执狂一般。比如说，IBM向代理公司订制某种零件时，只提供该零件生产上所需的资料，代理公司在整个产品推出市面以前，搞不懂那是做什么用的。
由于个人电脑业界竞争极为激烈，因此，IBM保守机密的形势，在80年代初面临了最严厉的考验。最大的竞争对手“苹果公司”的个人电脑终于上市，并显示一般大众对它兴趣浓厚，同时也很畅销。其他公司也竞相投入新型的个人电脑市场。
IBM决定将以自己的品牌上市的个人电脑零件，不在公司内生产而在公司外生产，唯有装配工作在IBM的波卡雷顿工厂进行。在由设在佛罗里达州的这家工厂运出第一号成品之前，其他竞争公司根本无法想像IBM的个人电脑会是什么样子。只是复杂的电脑零件，由美国各地数百家公司生产。
IBM电脑的诞生是个好例子，它可以显示出在盗取秘密、窃取零件已达到肆无忌惮的产业界，IBM为了保守机密而费尽了多少苦心。
世界上喝过可口可乐的不知有多少人，然而，有谁知道这种饮料的配方呢？事实上，可口可乐的配方属于绝密，只有企业的一、二个核心人物知道。这就是可口可乐行销世界、享誉全球，没有遇到过多少敌手，几十年常胜的原因之一。想当初，由于印度政府要求可口可乐公司公开可乐配方的秘密，可口可乐公司毅然决定从印度市场撤出也不公开其配方的秘密。这说明保守企业秘密是多么重要。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产品走向世界的今天，要使我们的名牌享誉全球、通行无阻，我们不能不提醒商务谈判者：小心漏嘴！
保守企业机密和外商友好相处并不矛盾。企业秘密，是指关系到企业的命运与生存，与企业的安全和利益息息相关的事项。和外商友好往来，是为了使企业的产品能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为了博得外商的信赖，交易者应发扬助人为乐的精神，急人之所急，帮人之所需。但切忌口若悬河，有问必答，慷慨解囊，把自己的“饭碗”拱手相让，使外国人不费吹灰之力而获得“秘方”。
过去，由于一些人头脑里市场经济意识淡薄，心肠比较热，嘴边缺少把门的，致使一些秘密外泄，损失惨重。比如，本来我国研制的某种化工产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成为出口创汇的拳头产品。可是外商进厂参观时，厂方允许拍照，并详尽了解整个生产流程，被其免费取走了核心技术，使我国出口的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成了滞销品。某厂生产的空心宫面，世界市场需求量大，前景广阔，创汇可观。但在某外商打着合资建厂的幌子实地考察时，厂方竟把和面、烘干的诀窍和配方全盘托出。外商按谱炒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开发出包装精致、质高价廉的空心面，占领了国际市场。此后该厂的空心宫面开始贬值，逐渐败下阵来。某单位研制的某种抗癌良药属于世界先进水平，由于机密泄露，而使几代人含辛茹苦的科研成果毁于一旦。相反，有些企业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至今仍立于不败之地，生产的产品一直供不应求，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随着国际交往和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斗争，也会更趋激烈。企业秘密和科技情报将成为各国商业间谍窃取的重要目标。因此，交易者一定要提高警惕，切莫在“满足对方需要”时泄露机密。
2.“技术扒手”，无孔不入
现代商战中，商谍们关注一般是企业的信息及领先技术，对于一个生产性的企业来说，通过获取对手的领先技术从而加快自己的发展，是商战中的借力韬略。《孙子兵法》在强调情报的获取技巧时说：“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毫无疑问，企业的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情况是情报部门打听的重点。科学技术是一种很重要的竞争优势，但是它一旦为你所有，对手的竞争优势就丧失了。日本人是剽窃技术的行家里手。日本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技术扒手”功不可没。日本的每一企业，每一员工都非常珍惜市场情报信息，对技术情报的欲望更是强烈。日本的本田公司的创始人本田宗一郎就是日本“技术扒手”中的一流高手。
1954年，本田宗一郎在欧洲考察时参观了英国伦敦世界摩托车展览大会，眼界大开。他看到了世界摩托车生产和研制的最高水准。他花掉所有的钱，买了大量的摩托车零部件，带回日本。经过几年的研究与仿制，本田牌两轮摩托车以它特有的优势，占领了世界市场。如今，本田已成为世界“摩托车之王”。
日本在占战后实现经济起飞，像本田宗一郎一样的一批技术搜罗者功不可没。通过类似的技术剽窃、廉价的技术专利购买，然后充分发挥大和民族杰出的模仿才能，使日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缩小。至今。日本人依然视情报为企业的生命，以按秒传递经济情报作为其情报活动的宗旨，在世界各地的大企业、研究机构安插自己的情报人员，通过他们来获得世界最新技术情报。日本经济情报人员的工作不仅使日本始终在世界技术竞争中领先一步，而且每年为日本节省了巨额的研究开发费用。美国企业界一直攻击日本企业手段卑劣，然而在竞争的压力下，也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情报部门，因为世界上公平的竞争从来就不曾有过！
另外，出版业的空前繁荣使报纸、杂志和书籍成为社会中极其重要的信息媒介。经过分析、剪裁，任何琐碎的情报都可能在关键的时候帮你的大忙。
精明的情报人员非常重视情报的这种来源。柯达公司情报部主任安妮·西葛丝经常阅读一大堆出版物的目录，她自己也觉得有点古怪。她最喜欢看北卡罗来纳州特兰西瓦尼县的半周报《特兰西瓦尼时报》，因为一家生产医用胶卷的竞争对手——斯特林诊断影像有限公司在那儿建了家工厂。她可以从报上各种招聘或辞退新闻中得知该工厂的发展情况。
从利用互联网到搜寻垃圾堆，情报人员所做的工作都是合法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他们花费大量时间参加各种展销会，和证券分析人员或证券商、供应商细心地交谈。利用自己敏感的情报神经，抓住每一点一滴可能有用的信息。
能在很不显眼的地方发现重大线索的才能是极为难得的。
不是缺少“情报”，而是缺少发现的眼睛。
事实上，现代企业的情报部门的绝大部分情报都是靠这种途径获得的，无论是有关竞争者的新产品、生产成本等信息，还是包括高级经理人员的档案及他们制定决策的能力。
有一句大家都知道的话说“成功的大门总是只向有心人敞开”。李嘉诚的成功就是这句话应验的实证。当年轻的李嘉诚自立门户要生产当时走俏的塑胶花时，他所遇到的技术上的难题使其一筹莫展，无可奈何之下，他想到了亲自上门向国外学习新产品技术这一招。
1957年春天，李嘉诚揣着强烈的希冀和求知欲，登上飞往意大利的班机去考察。
他在一间小旅社安下身，就急不可待地去寻访那家在世界上开风气之先的塑胶公司的地址，经过两天的奔波，李嘉诚风尘仆仆来到该公司门口，但却戛然却步。
他素知厂家对新产品技术的保留与戒备。也许应该名正言顺购买技术专利，然而，一来长江厂小本经营，绝对付不起昂贵的专利费；二来厂家绝不会轻易出卖专利，它往往要在充分占领市场赚得盘满钵满，直到准备淘汰这项技术时方肯出手。
那么，长江厂只能跟在别人后头亦步亦趋，谈何突破？聪明的香港人善于模仿，对急于打冷门、填空白的李嘉诚来说，等塑胶花在香港大量面市后模仿将会遇到众多的竞争对手。
情急之中，李嘉诚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这家公司的塑胶厂招聘工人，他去报了名，被派往车间做打杂的工人。李嘉诚只有旅游签证，按规定，持有这种签证的人是不能够打工的，老板给李嘉诚的工薪不及同类工人的一半，他知道这位“亚裔劳工”非法打工，不敢控告他。
李嘉诚负责清除废品废料，他能够推着小车在厂区各个工段来回走动，双眼却恨不得把生产流程吞下去。李嘉诚十分勤劳，工头夸他“好样的”，他们万万想不到这个“下等劳工”，竟会是“国际间谍”。李嘉诚收工后，急忙赶回旅店，把观察到的一切记录在笔记本上。
整个生产流程都熟悉了。可是，属于保密的技术环节还是不得而知。李嘉诚又心生一计。假日，李嘉诚邀请数位新结识的朋友，到城里的中国餐馆吃饭，这些朋友都是某一工序的技术工人。李嘉诚用英语向他们请教有关技术，佯称他打算到其他的厂应聘技术工人。
李嘉诚通过眼观耳听，大致悟出塑胶花制作配色的技术要领。
最后，李嘉诚到市场去调查塑胶花的行销情况，验证了塑胶花市场的广阔的前景。
平心而论，以今天的商业准则衡量李嘉诚当年的行为，值得商榷。但在那个时代，偷师和模仿是很普遍的现象，无可厚非。李嘉诚创大业的雄心勇气和他随机应变的精明，对我们不无启迪。
前苏联常常以“做一笔大生意”作为诱饵，要求美国有关公司提供技术方面的详尽材料，其方法是让苏联“专家”到工厂进行实地“考察”，美国有些公司也是为了能在苏联的大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也就不顾一切地满足苏联方面的要求。但苏联的“专家”一旦取得了足够的技术资料以后，就随便找个什么样的借口使交易告吹。结果美国人常常是白白地泄露了大量的宝贵技术资料，生意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1973年，前苏联故意在美国放风，说要在美国挑选一家飞机制造公司，为苏联建造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喷气式客机制造厂。苏联深怕美国的公司不上钩，还特地申明，如果美国的公司不行，就将这3亿美元的生意让给德国或者是英国。美国三大飞机制造公司闻讯后，纷纷私下与苏联方面接触，以积极的态度表示愿意同苏联鼎力合作，保证建设出一个世界一流的飞机制造厂。但苏联的态度则是不冷不热，你有千般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参加谈判的代表变戏法般地周旋于这三家公司之间。以挑起他们之间的竞争，竞相满足苏联方面提出的各种条件。其中，波音飞机制造公司甚至同意苏联20名专家到飞机制造厂参观考察。苏联人大摇大摆地到飞机制造厂随心所欲地转悠，满心欢喜地带走了上万张照片和技术资料，甚至获得了波音飞机制造公司制造巨型客机的详细计划。就在美国人焦急地等待着苏联方面鉴定合同时，苏联利用波音公司提供的技术资料，设计制造出了“伊柳辛”式巨型喷气运输机。虽然，美国人也留了一宁，波音飞机公司在提供资料时没有泄露有关制造飞机的合金材料的秘密，可苏联人却明白无误地用这些合金材料制造出这种宽机身飞机。原来，还是苏联“专家”在考察波音飞机时，穿的是一种粘着力极强的特制皮鞋，鞋底能吸住从飞机部件上切削下来的金属屑，从而获得了制造合金材料的绝密。
市场上的竞争，归根结蒂是以利益的获得为目的。而获得利益的基本途径就是要占有市场。苏联人正是利用了美国几家公司急于占领市场的心理，以“做一笔大买卖”为诱饵，“利而诱之”，无偿获得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技术资料，包括极其宝贵的绝密资料。这种利益用金钱是无法衡量的，而美国的几家公司因“食”占领市场的诱饵，非但没有达成任何交易，而且失去了本来可以获得的极大利益。这不能不说是贪“利”的恶果。
3.情报信息是决策成败的关键
孙子曰：“而爱爵碌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到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王也。”在战争，决策的对错关系到战争的成败，所以《孙子兵法》强调“知敌之情”，因为情报信息是决策的依据，作为一个企业决策者，其决策绝不能凭空臆断，而应广泛收集商业情报信息，作出正确决策，立竞争不败之地。
作为一个企业家，应该了解，情报的收信能力和选择能力对制定合理的企业战略，在商战中夺取胜利至关重要。从情报与企业经营的联系看，由于情报质量不同，经营者所作的决策有极大差别，即便是高智能的企业家，若依据不充分的、可信度低的情报所作的决策，也不可能是正确的。
作为经营资源的情报，应该说最主要的是同经营环境如何变化，主导产品的需求动向如何变化有关的情报。这种超前性的情报，有可能从现在的情报分析中取得。比如，经常与用户接触，就可以因获得非正式的情报而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如果能调动起经常活跃在用户周围的推销员的市场调研的担当者的情报意识，就有可能比其他企业更早地获取有价值的情报。比如，GM公司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的前一年，即1972年就从世界各地的情报网中获得了能源价格将在近期上升的可靠情报，并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们当年为此成立了能源问题的特别班子，并立即进行了半年的集中调查。
根据调查的结论，从1973年4月起，GM公司就实行了降低燃料费的适度计划，同时采取了将车身内铁制的一部分用塑料、铝合金取代，生产轻型汽车的计划。
另外，道化学公司最早了解到石油化学原料成本有上升的动向，从1965年到1970年初，在美国、荷兰、前西德建成了最先进的石油化学综合设施，实现了最彻底的节能化。该公司从1956年到1973年间，成功地将每生产一炉聚乙烯所需要的能源降低60%，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成倍增长。
正因为道化学公司从60年代后半期就迅速掌握了能源价格可能上升的情报，从而使其在距油价上涨的七八年时间里，从容而适时地进行了必要的设备投资。该公司从50年代就着眼于国际化经营，在欧洲的主要国家也建立了生产厂，所以也有可能尽早地掌握中东的有关情报。
可见，情报的收集能力和选择能力强的企业，能够比其他企业更早地预见未来，从而迅速而超前他采取对策，防患于未然。
大宇公司是近十来年发展起来的富有影响力的国际企业之一，他们最拿手的就是对情报信息的判断和分析。据说，每当大宇实业开发或推销一种新产品时，公司总裁金宇中总是预先搞好市场需要方面的调查，善于捕捉商品经济战场上的一闪而过的战机，凭借知识和机遇，抓住时机，果断决策，这是金宇中在商战中获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难怪有人说，金宇中的成功就在于具有惊人的前瞻力，在别人还举棋不定时，他就捷足先登了。
自印度尼西亚实行纺织品进口自由化以来，东南亚纺织品市场出现了过热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预防不测，金宇中组织了以韩国银行调查部职员崔英杰、金学洗、朴胜等人为核心的咨询顾问小组，由他们每周一次为大宇实业开展有关国际贸易市场和国际经济发展趋势等问题的咨询活动。
根据他们提供的信息，认为国际纺织品市场将会供过于求，最终导致国际纺织品市场不景气，因此，南朝鲜的纤维制品和纺织品的出口不久也将会同国外一样，转为附加价值高的服装出口。
这一信息使金宇中很受启发。他认为，商品市场一般是按一定的规律周期循环的，当市场景气时事先必须采取措施以防不测，当市场不景气时应该想方设法扩大领域，增加出口。为此，他当即决定增加对服装生产的投资。
不出所料，不久，南朝鲜纺织业便处于全面不景气状态之中，仅釜山就有80%的企业开工不足。但是，金宇中非常清楚，纺织业不景气只是南朝鲜出现的短暂的现象，这是因为企业经营不善所致，而技术水平与南朝鲜相似的台湾、香港等地区的服装行业却一直很景气。当时，南朝鲜绝大多数企业只顾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他们的经营目的不是为了扩大出口，而是为了所谓的技术所得。
何谓技术所得？当时南朝鲜当局为了振兴出口，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对经营者出口用原材料，给予27%的损失率，即在100米纤维原料中，只要能生产出73米成品，剩余的27米允许免除税收。
因此，各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采用先进技术，尽力减少27%的损失率。这种技术所得往往要比生产成品出口能获得更多的利益。
所以，各企业都想用技术所得来弥补出口赤字。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往往只追求眼前利益，即使产品质量高了也不愿提价出口，而是千方百计地提高技术所得，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产品粗制滥造。
当时，金宇中却不这样做，他积极促进纺织品出口，其目的是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同时为南朝鲜纺织业树立对外的形象。但是，他的这种做法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这样，反而使他不受任何制约，大胆地开创自己的事业。他通过积极改进技术不断扩大对外贸易，同时为了提高对外信誉，积极推行以廉价产品为主的批量出口。
进入七十年代，美国纺织行业面临着一场深重的危机，纺织行业的年增长率超过32%。其中南朝鲜向美国出口的纺织品只占美国纺织品市场的3.5%，而向美国出口的几种特定商品的市场占有率超过20%。
在这种情况下，金宇中便意识到美国对纺织品的大量涌进迟早要实行进口限制。而当时在美国市场已显露出限制纺织品进口的动向，为此，金宇中于1971年5月不惜重金雇用了熟悉美国商业部内部情况的美国人为顾问律师，不仅获得了花几十倍金钱也换不来的大量经济信息，而且得知美国将要对南朝鲜、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向美国出口纺织品实行限制的情报。
金宇中认为，美国实行纺织进口限制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日本纺织业赚钱，恰恰是从美国实行进口限制以后才开始的。美国实行纺织品限制以后，日本纺织企业为了跳越出口限制壁垒做了积极努力，不断采用新技术使产品更新换代，向高级方向发展，提高出口价格。结果，出口量虽然减少了，但出口绝对额却大幅度增加，在不到一年的时间，纺织品出口额就增加了近2倍。
金宇中获得情报后，便立刻向商工部通报，并要求尽快采取对策。可是，当时世界各国和南朝鲜经济人士普遍对美国实行纺织品进口限制半信半疑。特别是商工部有关人士认为，美国是南朝鲜的“友邦”，无条件地大力支援南朝鲜的经济发展，不可能会对南朝鲜实行进口限制，因而无动于衷。金宇中无奈，又通过韩国服装出口协会，把这一情况及时通知给有关企业，他们也都当成耳旁风，不予理睬。
但是金宇中凭借在贸易方面多年工作的经验，相信美国一定会实行进口限制，并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开始向美国市场展开积极的倾销战。他认为，确保美国市场的最好办法，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出口量。
为此，他不仅广泛地提前开始订货活动，而且还通过设在美国当地的法人，向美国商人大力推销大宇实业的纺织品，扩大出口额。在竞争中，一些贸易公司和企业惟恐出现赤字输出，都纷纷后退，而他却不管有无亏损一味地扩大对美出口。
正当金宇中向美国市场展开全面攻势之时，美国终于在1971年10月通过了关于限制纺织品进口规定，并正式宣布对南朝鲜纺织品进口实行限制。当时，南朝鲜商工部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感到惊慌失措，便急忙找金宇中共商对策。
根据美国和南朝鲜签订的纤维协定，南朝鲜每年可以逐渐向美国扩大出口量，但在美国实行进口限制第一年（1972）的配额，到8月30前不得超过美国海关掌握的年度进口量。在这种情况下，金宇中认为今后只能在两国签订新的纤维协定的业务会谈中寻求最佳方案。在业务会谈中必须争取扩大每年纺织品出口的幅度和比率。但这要取决于本国纺织品生产每年能增加多少。
“因此，从现在起到1972年8月底的期间，希望所有部门竭尽全力来支持和鼓励企业最大限度地向美国出口。与此同时，在同美国谈判之前，还必须事先准备好必要的数据，毫无准备地同美国谈判，就好比赤手空拳上战场。”
他还说：“对企业来说，各自都应该有一些顾客。但从现在起应该对没有信用证或出口合同手续的企业，事先发放出口许可证，然后再完善必要的手续。这样做的目的，是在限期内尽可能向美国多出口一些纺织品。”
金宇中的这些建议全部被商工部和企业家们接受。因此，南朝鲜当局开始实行对美国纺织品出口配额制即根据各贸易会社和企业对美国出口纺织品的数量，相应地分配对美国出口的份额。于是，金宇中便全力以赴地展开了增加对美出口纺织品的竞争。结果，在其它企业和出口商对美国进口限制仍抱着观望态度时，金字中已成竹在胸，使大宇的产品在美国有了固若金汤的市场。
4.重金收买，情报扭转乾坤
“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人。”《孙子兵法》认为要打乱敌方步骤就得应用敌方内间，同时又强调：“赏莫厚于间。”主张对间谍要重金收买。现代商战中的许多商谍案例都可以说与重金收买离不开。
著名的希腊船王曾垂涎于阿拉伯石油的巨大财富，与阿美石油公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在阿拉伯这片沙漠领地的四周，阿美石油公司已捷足先登筑起一道严密的高墙，取得了开采专用权，任何外人都很难寻到一丝缝隙。阿美石油公司是两家巨大的美国石油公司“埃索”和“德士古”的子公司，在沙特阿拉伯年产石油四千万吨，其雄厚的财力使任何企业不敢与之匹敌。阿美石油公司对沙特阿拉伯石油的开采权，以合同形式明确固定下来，每采一吨石油给王国相当数目的开采费，并由石油公司自己的油轮运往世界各地。面对这一强大的对手，船王准备迎敌。他熟读了所有关于石油开采的文件，对阿美石油公司和沙特之间的协议更是了如指掌，对每一条款都反复揣摩过。他巧用“瞒天过海”的伎俩，避开舆论注意，以度假的名.义，带着他的金发美妻和豪华游艇畅游地中海。然后，他将美丽的妻子留在海上，自己秘密访问阿拉伯，在手抓羊肉的盛宴中，他向沙特国王提示，王国与阿美石油公司的协议里没有排斥阿拉伯拥有自己的油船队来运输自己的石油，而这是一笔无法数清的财富。船王提出了美妙动人的建议：用阿拉伯的油船来运输阿拉柏的石油，而不是由挂着美国旗的阿美石油公司来运输，那样王国的利润将会再扩大一倍。终于，船王与沙特酋长达成了密约，这就是举世震惊的吉达协定。协定规定，双方共同组建“沙特阿拉伯海运有限公司”，公司拥有50万吨的油船队，挂沙特阿拉伯国旗，拥有沙特阿拉伯油田开采的石油运输垄断权。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转眼间，这巨大的成功又毁于一旦，一位希腊船东被重金收买，船东揭露船王以收买和伪造文件的方法骗取了“吉达协定”。还说他自己曾是船王的中间人，被委托周旋在阿拉伯王宫贵族之间，使用了许多欺诈手段，他自己也是受害者之一。
这些指控轰动了整个西方世界，沙特阿拉伯国王一下子完全陷入被动的境地，所有的新闻都指向都朝着被“愚弄欺骗”的阿拉伯王宫。沙特国王终于抵挡不住来自各方面的责难，在一个早晨，把已经签署的“吉达协定”撕得粉碎，并将它称为欺骗和狡诈的事件。阿美石油公司的收买策略一举获胜，希腊船王的所有努力，数十万金钱全都付诸东流。
船王沮丧告别阿拉伯之后，才如梦方醒，后悔不该把自己的秘密让他人知道得过多。
5.将计就计，反间更具杀伤力
“五间俱起，莫知其道。”而对谍海风去，《孙子兵法》强调对所有的情报都要冷静对待，分清真伪。“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同时指出误判情报的严重后果：“间事未发，而先闻乾，间与所告者皆死。”在商战中，用间不成，误判情报，被人反算的案例比之皆是，所以商家不得不要提高自己的情报判断力。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场“世纪工程”夺标大战中，韩国企业家郑周永便是运用“将计就计，以逸待劳”的谋略大获全胜的。
1975年，石油富国沙特阿拉伯对外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在本国东部杜拜兴建大型油港，预算总额为10亿至15亿美元，并向全世界各大承建公司公开招标。
这项工作十分庞大，堪称“本世纪最大的工程”。此消息真是风靡世界各国，立即引起世界建筑商们的关注，其中跃跃欲试者有之，望而却步者也有之。
1976年2月，中东弹丸小国，战云密布，大军压境。一场惊人的“世纪工程”夺标大战拉开帷幕。
这时，号称“欧洲五大建筑公司”的联邦德国“莫力浦·霍斯曼”、“朱柏林”、“包斯卡力斯”，英国的“塔马”，荷兰的“史蒂芬”，已早早踏上了这个海湾小国，企图打败竞争对手，夺标取胜。另外，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头号建筑公司也匆匆从远道赶来，决意参与这场大角逐。
最后一个到来的，是韩国郑周永率领的现代建设集团。尽管这是个姗姗来迟的插队者，但他却是竞争中的强者。
于是，有的公司表示愿意同他合作，一起承包工程；也有的干脆提出，只要他退出竞争，马上就支付一笔可观的现金作补偿。
这位郑周永到底何许人也，竟令这些赫赫有名的企业巨子如鼠见猫一样？
郑周永出生在韩国一个贫闲的农家，小学没毕业就远离家乡打工谋生。1940年，他凭自己的一点积蓄开办一家小修理，店。1947年，他又创办了现代土建社，不久便扩展为现代建设集团。在郑周永的领导下，现代建设集团的员工刻苦努力，一跃成为韩国建设业的霸主。他曾用10分钟时间，就击败了所有对手，中标承建了被称为韩国“檀君开国以来最大的工程”。自此，郑周永被同行攻击为“阿拉斯加来的土匪”。似乎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山村无名小辈是一位不讲规矩的粗野土匪，而土匪的野性又造就了他的冒险精神和置生死不顾的可怕行为。
正是这一点，才使欧美的建筑巨子心怵。
“世纪工程”的招标还未正式开始，许多英雄豪杰在暗暗地使用技巧，施展法术。
一天，郑周永的好友、大韩航空公司社长赵重勋突然来找郑周永。
好友重逢，显得十分热情。赵重勋盛情邀请郑周永去喝酒叙旧，郑周永再三推辞不过，只好应邀赴宴。
他们找到一间幽静的小单间，边喝边聊起来。酒过三杯，赵重勋突然对郑周永说：“郑兄，这桩工程可是块难啃的骨头呵！”“就是再难啃，我也有把握把它啃下来！”郑周永胸有成竹地说。
“唉，你何苦非要冒这个险呢！”接着，赵重勋压低嗓门说，“只要你肯退出来，你还可以不劳而获，得到一笔可观的意外之财，何乐而不为呢？”
郑周永暗吃一惊，这才知道老友的意思，却不动声色地问：“有这样的好事？”
赵重勋以为对方动心，便干脆把话挑明：“不瞒老兄，是法国斯比塔诺尔公司委托我来劝你的。他们说，只要不参加竞争，他们立刻付给你1000万美金。”
郑周永暗暗冷笑：“法国人也太小瞧我了，这点小钱就想打发我退出！他沉吟了一阵，想出了一条妙计。”
“赵兄的好意，小弟心领了。但这桩工程我还是争定了。”
“唉，两头都是朋友，我也是为你们着想。”赵重勋不免有点失望。
这时，郑周永举杯一饮而尽，抱歉地说：“赵兄，失陪了。我还有件紧急的事要办。”
“什么紧急的事？我能帮你吗？”
“唉，还不是为那1000万保证金……”郑周永故意把话“闸”住，于是他“满怀气愤”地告别老友。
法国人得知这一“情报”后，就开始在郑周永的投标报价上做文章，按照投标规定，中标者需要预交工程投标价格的2%的保证金。由此，他们便判定郑周永的现代建设集团的投标报价可能在20亿美元左右，最少也在16亿美元以上。
然而，这正是郑周永的良苦用心，他也想通过朋友的嘴给对方一个“回报”。
在此期间，郑周永频频利用“假情报”向其他竞争者施放烟幕弹，设置假象，来扰乱对手的阵式。
在郑周永的那间封闭保密的会议室，灯火通明，气氛紧张。郑周永正在为他的决战作最后准备。
在报价问题上，郑周永甚是煞费心机，他仗着自己旗下的现代重工业及造船厂等大企业能够提供前线大量廉价的装备和建材，仗着自己建立起来的“桥头堡”，决心使出杀手锏“倾销价格”，来力排群雄，在竞争中大获全胜。
起初，他经过分析和借鉴国外建设工程价目表，初步拟定了总体工程报价为12亿美元。
尔后，经过再三思虑后，郑周永对初始报价12亿美元先后进行了25%和5%的两次削减，最后定为8.7亿美元。
对此，他的高级助手田甲源持反对态度，认为削减到25%，即9.3114亿美元就可以了。但是郑周永却一意孤行，他认为在投标报价问题上，不同于比赛，它只有第一名，没有第二名，要想取胜，报价必须通过强烈的竞争，尤其是在大型项目上更要有十拿九稳的把握。
1976年2月16日，这是决定郑周永与他的现代建设集团走向世界的关键一刻。
现代建设集团的投标代表是田甲源，然而这位肩负重担的田甲源先生却在关键性的最后一刻钟里自行其事，在投标价格表上填上9.3114亿美元。填完报价数目后，田甲源怀着胜利的信心走进工程投标最高审决办公室。
那里的工作人员紧张地忙碌着，整个办公室里就像一张巨大的针毡，田甲源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当他听到主持人说美国布朗埃德鲁特公司报价9.044亿美元时，刹那间他脸色苍白，踉跄地走到郑周永面前，含含糊糊地说：
“郑董事长的决定是对的，我……我没有照你的办，结果比美国人多……多了300万美元。我们失败啦！”
郑周永看到田甲源难受的样子，感到中标已没希望啦，他真想给田甲源一记响亮的耳光，然而这里毕竟不是韩国，而是“世纪工程”的招标会议室。
正当他拔腿想要离开会议室的一瞬间，另一个助手郑文涛打着招呼，激动万分地从仲裁室跑到郑周永面前大声地喊道：
“董事长，我们胜利了！我们成功了！”
郑文涛的消息使现代建设集团的所有在场的人员都象木偶似的。他们不知所措，到底是田甲源错了，还是郑文涛对了？真让人大惑不解。
原来，美国布朗埃德鲁公司的报价是分两部分进行的，仅上部分就是9.0444亿美元。相比之下，田甲源填的9.3114亿美元的报价是最低报价。
当沙特阿拉伯杜拜海湾油港招标仲裁委员会最后宣布现代建设集团以9.3114亿美元的报价摘取这项本世纪最大工程的招标桂冠时，在场者都像中了什么法术似的，个个呈现一副惊呆之状，郑周永对自己也不敢相信，更何况田甲源呢？
对于这个报价，西方的所有强劲对手都惊愕不已，他们觉得受了郑周永的骗。尤其是那些法国佬，他们老羞成怒地骂他是“骗子”、“土匪。”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商战中，郑周永成功地使用“以逸待劳”之计，击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
6.巧用信息，先发制人
“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这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孙子兵法》强调作战前的情报收集，不打无准备的战。而在商战中，信息就意味着商机，抢得商机，就能先发制人。一个精明的商人是不会放过任何一点有用的信息的。
现在，我们身处信息时代，信息就是我们创业的基础。所以，捕捉信息，就是商战成功的韬略之一。香港假发业之父刘文汉先生，就是因为善于观察和思考，从而在生意场上大获成功。20世纪60年代中期，不满足于经营汽车零件的小商人刘文汉去美国旅行，考察美国的市场，同时也想学一学经商之道。有一天，他去克利富兰市的一家餐馆跟两位美国朋友共进午餐。美国人一边吃一边谈着各自的生意经，一位无意间提出“假发”两个字。刘文汉心中一动，脱口叫道：“假发？”美国商人又一次补充道：“假发，是的，我想购买13种不同颜色的假发。”
就是餐桌上这席普通的谈话使刘文汉开了窍。他充分利用自己敏捷的思维，很快就作出正确判断：假发中大有文章可做，这其中蕴含着无穷的商机。
回到香港，刘文汉立刻着手调查制造假发的原料来源。经过调查研究他发现，从印度和印尼输入人发到香港，制成各种发型的假发，其成本相当低廉，最贵的每个不超过11港元，而一个假发的售价却高达数十美元。刘文汉喜出望外，立即决定在香港创办假发工厂。制造假发需要技术专家，刘文汉听说有个专门为演员制造假发的师傅，便不辞辛劳地去请这位师傅出山。但是，这位内行高手说，制造一个假发需要用3个月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但刘文汉的思维并没有就此停下，他在头脑中飞快地将手工操作与机器操作联系起来，终于想出了办法。
刘文汉先是把那位内行师傅请来，又招来一批工价低廉的女工，精通机械之道的他立即着手改造出假发制造的操作机器，然后手把手地教那些工人们操作。就这样，世界上第一个制造假发的工厂诞生了，各种颜色、式样的假发大批量生产出来。消息在市场上不胫而走，订货单像雪片般地飞到了刘文汉的工厂里。到了1970年，刘文汉的假发工厂销售额已经达到了10亿港元。
从刘文汉先生成功的经验来分析，如果不是仔细观察和分析研究，他就不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当然，他的顽强意志、相机而断以及所具有的相关知识，也为他的成功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在刘文汉成功的事例中，敏锐的洞察力起了决定性的关键作用。如果是一般人，很可能很随意地放过这个看似微不足道却大有潜力的信息，而刘文汉先生不仅捕捉到了它，而且还进行了缜密的考虑，确定了自己经营的目标，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金娜娇，京都龙衣凤裙集团公司总经理，下辖9个实力雄厚的企业，总资产已超过亿元。她的传奇人生在于她由一名曾经遁入空门、卧于青灯古佛之旁、皈依释家的尼姑而涉足商界。
也许正是这种独特的经历，才使她能从中国传统古典中寻找到契机；又是她那种“打破沙锅”、孜孜追求的精神才使她抓住了一次又一次人生机遇。
1991年9月，金娜娇代表新街服装集团公司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新闻发布会，在返往南昌的回程列车上，她获得了一条不可多得的信息。
在和同车厢乘客的闲聊中，金娜娇无意得知清朝末年一位员外的夫人有一身衣裙，分别用白色和天蓝色真丝缝制，白色上衣绣了100条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金龙，长裙上绣了100只色彩绚烂、展翅欲飞的凤凰，被称为“龙衣凤裙”。金娜娇听后欣喜若狂，一打听，得知员外夫人依然健在，那套龙衣凤裙仍珍藏在身边。虚心求教一番后，金娜娇得到了“员外夫人”的详细住址。
这个意外的消息对一般人而言，顶多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有谁会想到那件旧衣服还有多大的价值呢？知道那件“龙衣凤裙”的人肯定很多很多，但究竟为什么只有金娜娇才与之有缘呢？用上帝偏爱金娜娇来解释显然没有道理。重要的在于她“懂行”，在于她对服装的潜心研究，在于她对服装新品种的渴求，在于她能够立刻付诸行动。
金娜娇得到这条信息后心更明眼更亮了，她马上改变返程的主意，马不停蹄地找到那位近百岁的员外夫人。作为时装专家，当金娜娇看到那套色泽艳丽、精工绣制的龙衣凤裙时，也被惊呆了。她敏锐地感觉到这种款式的服装大有潜力可挖。
于是，金娜娇来了个“海底捞月”，毫不犹豫地以5万元的高价买下这套稀世罕见的衣裙。机会抓到了一半，开端比较运气、比较顺利。
把机遇变为现实的关键在于开发出新式服装。回到厂里，她立即选取上等丝绸面料，聘请苏绣、湘绣工人，在那套龙衣凤裙的款式上融进现代时装的风韵。功夫不负有心人，历时一年，设计试制成当代的龙衣凤裙。
在广交会的时装展览会上，“龙衣凤裙”一炮打响，国内外客商潮水般涌来订货，订货额高达1亿元。
就这样，金娜娇从“海底”捞起一轮“月亮”，她成功了！从中国古典服装出发开发出现代型新式服装，最终把一个“道听途说”的消息变成一个广阔的市场。她的成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这也即是著名的成功学家拿破仑·希尔所说的“成功的神奇之钥”。
要培养敏锐的洞察力，就需要我们平日就要多加留心身边的各种事物。
光有信息还是不够的，还要对信息进行具体的分析，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作出正确的抉择。如果有了信息而不对它进行仔细地分析研究，那么信息始终只是一些粗略的表面现象，你也就永远无法触及实质。因此，在我们通过观察获得信息之后，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表面的现象进行深刻、仔细的研究分析，把握实质性的东西。
7.谍中谍，让人防不用防
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孙子兵法》指出，除了窃取敌方情报外，还要做好反间谍的工作，在商战者，建议每个企业都要建立自己的反间谍部门。“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商战中有一句名言：“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利益的争夺和分配。世界著名企业的发展证明，符合市场竞争规则和道德的竞争行为有助于企业发展，而违背商业竞争法则则只能自食恶果。
自80年代以来，生产电子计算机的企业，作为机型开发战略的一环，往往都十分重视计算机情报的搜集，而且几乎都是不遗余力，不择手段。IBM公司就有着第一流的情报搜集系统，该公司从事情报的编外人员10倍于在编情报人员。具体人数因为属保密范畴，无法统计。IBM公司的情报搜集和研究范围，几乎遍及与计算机有关的各种出版物及研究领域。参加各种学会、协会以及订阅机关杂志的数量，IBM公司恐怕也是首屈一指的，其实际数量约达2000余种。“聪明”的日本人为了尽快掌握高技术，早把这一切熟谙在心，同时在使用“产业间谍”方面更是有恃无恐。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为了与富士通、日立争夺日本市场，秘密研制了308X系列机型。它的第一炮就是3081，原计划在1981年10月诞生。日立通过非正常途径将IBM308系统的27册生产指导手册中的10册弄到手后，认为这一套书具有很高价值，于是千方百计地想把另外17册也搞到手。前10册是一份由40—200张活页纸加上封面装订起来的文件。这些文件于1980年11月由原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职员莱孟德·卡戴特偷拿出来的。卡戴特是电子计算机的研究人员，当时45岁，他原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设在纽约州帕基普西的研究所供职，辞职后转硅谷的国民半导体公司的子公司——先驱者公司。据说，他现在的上司是个叫做贝阿里·萨法伊的伊朗人，他知道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10册生产手册，于是复印一部分，并亲往日本将这些东西交给了日立。但日立的一个老资格技术人员林健治由于一时疏忽向一个名叫贝利的人透露了这件事。贝利原来也是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职员（工作了21年），贝利可能出于爱国和忠心的动机，立刻把日立窃取机密的事报告给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每年用于安全监视方面的费用都大大超过5000万美元。得知日立公司弄到了这份生产指导手册后，自然大为恼火，立刻命该公司第一号安全专家理查德·阿·卡拉罕立即着手进行调查工作。这位曾任美国联邦调查局毒品搜查官的彪形大汉认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必须证明日本是否真的弄走了那份资料。于是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为了接近日立公司的林健治请贝利给予协助，贝利同意充当双重间谍。
贝利给林健治拍了专线电报，称也许他能提供更多的关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那种资料，并约定10月份在东京见面。大喜过望的林欣然前往，并带去了一份日立特别希望“得到”的物品清单。这上面写着日本为了仿造美国商业机器公司电子计算机系统所需要的技术资料。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在确认了日立的丑恶行径之后，决心将此事弄个水落石出，并要彻底追究盗窃犯的责任。国际商业机器公司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请求美国联邦调查局参与此事，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开始了。
1981年11月，林健治从东京出发飞往拉斯维加斯。在那里，贝利将卡拉罕介绍给林。卡拉罕扮成一位高深莫测、聪明能干的退休律师。几个小时后，卡拉罕把弄到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机密资料的一个叫“阿尔·哈里逊”的人介绍与林见面。此人真名叫阿兰·盖勒逊，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
日立虽然在盗窃资料，可也没忘记做生意，而且日本人还具有侍弄盆景一样的耐心。日立不仅想弄到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秘密，还想以尽可能便宜的价格弄到它。林与这位自称哈里逊的人继续进行着无休止的讨价还价。他们甚至还对这位哈里逊许诺说，如果好好为我们干，将来可以给你介绍个职业。1981年12月7日，正好是日本偷袭珍珠港40周年那天，林写信给贝利说：“如果没有适合我们的情报，我们将不再支付阁下的差旅费。”
为了让游戏继续下去，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只好忍痛提供情报。联邦调查局为了把日立职员兜进网里，就继续要求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为日立提供机密。这样，从1981年11月到1982年6月为止，日立向这些间谍提供了约60万美元酬金，而他们也搞到了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花了几亿美元才研制成的硬件和软件，以及取得了专利权的情报。
这些机密情报，对于日立来说，全是一些时间一过就没有多大价值的东西。因为，许多日立想得到的东西，再过两三个月，就可以用合法的手段弄到手了。但自从第一份机密材料越过太平洋后，日立的胃口就越来越大了，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也越来越不安。
联邦调查局确信，日立的阴谋绝不是它的低级职员们自作主张的行动，日立的高级领导人肯定参与了这一计划。那么，究竟是哪位领导人在策划这一阴谋的呢？为了弄清这一情况，卡拉罕和盖勒逊准备好了引蛇出洞，他们谎称：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有两个领导干部即将离休。通过这两个人，什么绝密的硬件、软件、手册等等统统都能够弄到手。但条件是要得到相当于两三年工资的收入，而且“要现金”，卡拉罕要求日立公司支付退休金的所得税，希望自己这笔钱不要上税。同时他们放风说：“如果不是和日立方面与其地位相当的人物见面的话，恐怕他们不会答应这种交易，必须由这个人物亲自向他们保证能严守秘密才行……”，林最后表示同意。
林健治为了安排日立小田原电子计算机厂厂长中泽喜三郎博士同盖勒逊和卡拉罕接头，煞费心机，作了周密部署。同时，为了不引起其他不了解公司阴谋的职员怀疑，林安排中泽到“旧金山出差”，以此掩人耳目。林和中泽在旧金山饭店与卡拉罕会面。卡拉罕想了解一下参加这一阴谋的其他有关人员，就请中泽画了一张日立的组织结构图。他还装出十分担心盗窃来的资料会不会泄露给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样子。中泽保证说，盗来的文件（都是曾有IBM绝密字样的红色印记）的情报全部由他亲自抄写，不使用复印机。
人赃俱在，游戏就要收场了。1982年6月22日，林健治、中泽，还有其他日立公司的职员被逮捕。调查结果表明：日立方面暴露出来的直接参与者达11人之多。
开庭那天，法官说并不打算把所有人员都投入监狱。这是一起日立职员按照上司旨意行事的案件，重要的是证明日立公司有罪。结果，日立为所犯罪行而支付了一笔微不足道的罚金。1983年3月8日，在旧金山，斯本萨·威廉法官判处林健治罚款1万美元，判处大西（系日立软件工程师）罚款4000美元，另外对日立也课以1万美元罚款。全部罚金加起来只有24000美元。1983年初秋，由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发起的指控日立盗窃业务机密的民事诉讼最后和解。但余波未平，许多日本报纸把这件事视为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故意陷害日立公司，几乎所有的大报都表示了不满。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事件轰动全世界的4天之前，即1982年6月18日，富士通在《日本经济新闻》上刊登了两版广告，宣布已经完成了可与3081K互换的新型机种。《日经电子计算机》7月26号上引用原富士通公司职员的话说，IBM的秘密资料，富士通全部都有。富土通的小林大佑会长说：“许多小卫星围绕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这一伟大太阳旋转的时代即将结束。现在，国际商业的新时代已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自1983年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吃了大亏之后，从新产品设想、开发到商品化、批量生产都严格保密，并制定了旨在防止泄密的《业务行动指南》全体职员必须人手一册。但面对日本公司在IBM公司驻世界各地子公司竖起的林立天线，也常常防不胜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