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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似乎成了湖北人的代称。但使用这句俚语的人，大多是抱着对湖北人的贬损之意而来，人们很少去细究这一句话的来历。其实，当我们拨开这层笼罩在这句俚语上的面纱之后，会发现我们对湖北人是有着诸多的误解。
1.湖北人的“神鸟”崇拜
湖北与“鸟”颇有渊源，而且这里的人还特别崇尚“神鸟”。从楚人崇拜凤，从黄鹤楼得名的传说故事，到“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说法，一个地区较为集中地把自己与“黄鹤”、“凤凰”、“九头鸟”这些实际不存在的鸟联系在一起，这在其他地区是比较少见的。
有人说，九头鸟源于楚人的“凤”崇拜，鹿、虎、龙这些在一般人看来高贵的形象，都成了凤的陪衬。先人凭藉高伟雄奇的想象力，塑造出这种身披五彩、鸣若箫笙、非梧桐不栖、非醴泉不饮、非琅玕不食的神鸟，以寄托高洁的抱负。在楚人眼里，凤是通天的神鸟，只有得到它的引导，人的灵魂才能飞登九天，周游八极。屈原《离骚》中写到神游天国部分时，第一句就咏道：“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最初的“凤”似乎只有一个头；《山海经》中称：“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这时“凤”就又多长了八个头。遗憾的是，迄今发现的楚文化中，还没有出现“九头凤”的形象，反是凤的形象十分之多。
又有人说，九头鸟是史载的一种怪鸟，它原有十个头，被狗咬掉一个，断首滴血，沾者遭殃。旧籍载，孔子和学生子夏见过它，“九首”、“九尾”、浑身“逆毛”云云。
有一位原籍武汉的台湾民俗学家朱介凡先生认为，九头鸟的传说，实际上源自于《楚辞》和《山海经》中的一些古老的神话。
凤凰、鹤和九头鸟，都是传说中的神鸟，尤其是凤凰，一直被视为是鸟中之王，吉祥的象征，其色彩斑斑斓的外形和空灵的气质，较为典型地体现出南方文化的空灵、浪漫、阴柔和轻巧等特点。从文化的角度来解读这些神鸟，正好能够比较形象客观地反映出湖北人的某些性格特点来。
九头鸟的出现，最早也是源于楚人的九凤神鸟。出自战国至汉初时楚人之手的《山海经》，是记载九头鸟形象的最早文献。《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天柜。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这“九头凤”就是九头鸟的最早说法。也可以说九头鸟就起源于《山海经》中的九凤。凤本是中国神话中的神鸟，九头凤就更加神奇了。《山海经》中不仅有九首之凤，还有九首或九尾之狐、羊、虎等等，而且在讲究阴阳和合的古代中国，九是阳数，寓吉祥神圣意味，所以九头鸟最初并不含妖气。
从魏晋南北朝到明代，从九凤神鸟到九头怪鸟，历史上的记载则或神或怪，或褒或贬，其中有复杂的历史背景。
《太平御览》卷九二七引《三国典略》：“齐后园有九头鸟见，色赤，似鸭，而九头皆鸣。”后演化为迷信故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九“鬼车鸟”：“鬼车，俗称九头鸟……世传此鸟，昔有九首，为犬噬其一，至今血滴人家，能为灾咎。故闻之者必叱犬灭灯，以速其过。”《清诗别裁》六吴嘉纪《我昔三首效袁景文》之三有语意双关的诗句：“夜寒鬼语聚稍稍，细雨久闻九头鸟。”后人说到“九头鸟”，常用的是它的比喻义。《辞源》注：“传说中有九个头的不吉祥的怪鸟。比喻奸佞狡猾的人。”可见，“九头鸟”是传说中的一种不吉祥的妖鸟，常用来比喻奸诈狡猾的人。
而九头鸟与湖北人联系在一起，则跟明朝宰相张居正有关。以九头鸟象征人事，台湾学者朱介凡先生从历史上举出两例。一是同明代湖北人张居正官居相位有关。这里又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说张居正为相时，大权在握，整顿吏治，声誉日增。因此引来了贪官污吏的愤恨，其中就被九大御史前后参奏，但张居正的地位并未动摇，九大御史反为张居正一一整肃，因此当日民间便生出“九个御史斗不过张居正这个湖北佬”，而九个御史又被认为是九头鸟，因此，九头鸟最初乃指九御史，并非湖北人。其二是说张居正在整顿朝政时，保荐了九位御史，这九人都是他的湖北老乡，对贪官污吏严厉制裁，革新政风大有成效，那些受到整顿的贪官污吏，心怀不满，因而咒骂“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由此可以看出，这九头鸟的谣传，原是当日政敌散布出来以攻击张居正的。
这一抨击本身对张居正的历史形象不要紧，居然让湖北人永远打上了“九头鸟”的烙印。
另一说是这句谚语出于清初满人对湖北人的诅恨。据有关史料记载，鄂之圻黄地区，曾据山岩拼死抗清。大局既定后，那些难忘故国的遗民，又拒绝同清廷合作，如有受清廷笼络所利用的，众所共弃；乃使满人为官湖北者，莫不恼恨交加。在无可奈何之下，因荆楚向有九头鸟传说，于是编造了这句谚语。后来武昌辛亥首义的成功，再次证实了这句谚语的活力。因而在台湾出版的《湖北文献》上刊出的诗作，高唱：“武昌一夕鸟飞鸣，满族政权难自保，九头徽号称鄂鸟，鄂人听了不烦恼。”至于在民间，这句九头鸟的俗谚还有另一层意味。介凡先生认为这同武汉作为一个南北水陆交通中心，所形成的外乡人同武汉本地人之间的隔阂有关。凡是交通便利的地方，民众的知识开发较早，在社会生活中竞争较多，在彼此交往中因经验丰富，而多圆滑世故。武汉三镇以外的各省人往往讨厌他们，见而生畏。本来是“天上九头鸟，地下武汉佬”，因武汉二字早期比较生疏，后来就变成湖北佬了。
从这位深谙湖北风土人情的台湾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九头鸟本是从楚人所崇拜的凤凰形象脱胎而来的，在中古时期才染上妖邪色彩进入民俗生活。明代以后，才把它和湖北人联系起来。但它并没有明确而稳定的含义，有时用以象征湖北人的丰富智慧和对邪恶强暴势力的强有力抗争，有时则用以嘲讽在人际交往中的狡诈。这些含义和用法都是历史形成的。既然如此，我们在今天也就没有必要就九头鸟本身确定一个或正或反的固定解释。随着湖北人地方性格及其历史地位的丰富发展，九头鸟这句俗谚自然也会具有新的含义。
2.被世人误读的“九头鸟”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句话不知在何时成了湖北人的代名词。但凡一提湖北人，就会想到“九头鸟”而这个九头鸟似乎也还不是什么“好鸟”，因此，湖北人与九头鸟的名声一块就带有贬意了起来。
除了“九头鸟”的名声欠佳外，加上之前所讲解的顺口溜：“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三个汉川佬，比不上一个沔阳佬。”意思是说黄陂人奸猾，孝感人狡诈，汉川人既奸猾又狡诈，沔阳（现为仙桃市）人比汉川人还要奸猾狡诈。这当然是其他省份的人对上述几个地方的人的蔑视。但说这话时，不管是黄陂人还是孝感人，也不管是汉川人还是仙桃人，都绝不会把这段顺口溜挂在嘴边并引以为荣的。可是，湖北人自己却似乎不那么介意别人说自己是“九头鸟”、称自己为“湖北佬”。有人会想这不是自己往自己头上扣屎盆、自己作践自己吗？在大力倡导诚信精神的文明社会里，你说你是“九头鸟”，人家还敢跟你这个“奸诈狡猾的人”打交道吗？你把你的企业冠名为“九头鸟”，人家还敢跟你这个“奸诈狡猾”的企业做生意吗？凤凰台上的“九头鸟”雕塑，你是要告诉世人--湖北人是“奸诈狡猾的人”吗？
其实不然。湖北人之所以能坦然地接受“九头鸟”这个称谓，无非是把它看作是一个“绰号”而已。就像东北人过去一向被国人称为“东北虎”，这绰号过于刚猛，多少影响了外商投资的果敢度，后来一首“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顺口溜，唱遍了全国，大概再过上一百年，东北人的绰号就要改为“活雷锋”了。
一个人有绰号，说明这个人有特点。一代名相刘墉人称“刘罗锅”，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号称“铁娘子”；法国是“高卢雄鸡”，英国自称“约翰牛”；什么北京“京油子”，天津“卫嘴子”，湖南“骡子”，江西“老表”，上海“阿拉”，四川“川耗子”……更是数不胜数。有绰号还可能是件好事--英国小说家狄更斯说过：“凡名人都有绰号。”最近，某绰号学专家甚至提出怪论，说绰号与某人、某地、某国受关注的程度成正比。有人看总比没人看好，用流行话来说，这叫比“回头率”，酷！更何况，天上飞的，大概总比地上爬的、水里钻的，泥里拱的要强吧。
前面已说到，“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是其它省份的人蔑视湖北人的一种说法，他们把湖北人比作是古代传说中的妖鸟“九头鸟”，也就是说湖北人是奸诈狡猾的人。
如果说其义是贬，为什么外地人却总想跟这绰号搭点边，脑壳挤破了也不怕呢？过去有过“九个湖北佬，抵不住一个安江佬”的说法，世人都当作笑谈；不久前网上又冒出来“九个湖北佬，比不上一个桐城佬”的说法，当即有桐城人站出来谦虚地表示“不敢比”。真所谓，“偷来的锣鼓打不得。”如果说“九头鸟”是褒，为什么有些湖北佬不能坦坦荡荡承受呢？
看来，“九头鸟”这个绰号不管是好是坏，总是摆不脱、赖不掉的。既然如此，还不如坦然正视，考究一下这绰号究竟有什么含义。
“九头鸟”一般是用来比喻湖北人的聪明、心计多，但这或许只是一个侧面，若再用“猴相”来说湖北人，可能会更完整一些。说也奇怪，湖北人的某些性格特征竟和东北人非常相像，比如豪爽大方、带点粗野、乐善好助。这好比孙猴子，状似处处不饶人，但同时也性直心善。跟湖北人打交道，一如跟东北人，必须有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直爽。湖北人--尤其是武汉人，脾气也大，容易毛躁。要是湖北佬突然变成“泼猴”一只时，你只要顺着他的毛摸，就什么事也没了。这不南不北不东不西的湖北人也像北方人那样，非常讲究面子和关系。只要你给足湖北人面子，他便对你好得不得了，甚至不惜为了你的事丧失原则。如果你不尊重他，他便处处跟你过不去，没事找碴。但一如猴子的品性，你只要再跟他喝上一杯，马上就尽释前嫌，所有的不愉快抛之九霄云外。
湖北人是非常看重“关系”的，常言道：“在北京谁的官大就听谁的，在广东是谁有钱就听谁的，在湖北常常是谁的关系好就听谁的。”所以说，和湖北人打交道、做生意，不只是一般人常说的提防九头鸟的权谋心机，还应顺着猴毛的方向捋。跟湖北人成为“梗朋友”（铁杆哥儿们），顺着湖北人的脾气，给足面子，表现出大方、豪爽、仗义的性情。只要给湖北佬这样的印象，建立友谊关系后，就容易得到有力地帮助了。
武汉人通常也都是能说的主，与北京人的“侃”有得一比。武汉方言说起来生动诙谐，富幽默感，但这种方言趣味，外地人较难体会。有句顺口溜说：“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上海人什么国都敢出，广东人什么钱都敢赚，东北人什么架都敢打，武汉人什么娘都敢骂”。武汉人骂人可是出了名的，最常用的一句是“婊子养的”。湖北人脾气坏，好骂人，形象差。但深究起来，湖北人是刀子嘴豆腐心，往往是不打不成交、不打不相识，这其实也是“猴相”的一个特征。对武汉人来说，拐弯抹角地损人，还不如痛痛快快地骂声“婊子养的”。或许是“九头鸟”的声名在外，许多人一开始就对湖北人怀有戒心，总觉得迟早会被他们骗了。当然，做生意谨慎为上，和湖北人打交道，还是需要提防他们“狡黠的机智”，但其实也不用望而却步，因为别忘了，湖北佬还是属猴的！
3.“九头鸟”的精神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写这样道：“中国向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之说，盖湖北人精明强悍，颇有胡椒之辣，犹不够刺激，尚须爆之以油，然后煞瘾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这段话概括了湖北人的性格，可谓十分形象。
头其实是生命与意志力的象征，鸟有九个头，意味着生命力的顽强和意志的坚韧。随着历史的发展，“九头鸟”逐渐演化成头脑灵活、聪明多智、敢于拼搏的代名词。
湖北人的祖先是楚人，楚人最初被中原地带的人视作“蛮夷之人”。然而，“蛮夷”并未使楚人茹毛饮血，反倒是激发了其强烈的独立意识和图强精神。荆楚先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断开拓进取；楚庄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充满了求变创新的精神；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则显示了楚人充满韧性的力量。湖北人作为楚人的后裔，继承了先祖的优良品性，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格。
湖北人既豪爽又谨慎，既热情又小心，既善于经营世俗人生，又崇尚精神生活。他们可以披肝沥胆，无私助人，也可以小处计较，谨慎处世；他们可以争强好胜，兼济天下，也可以超然物外，独善其身。这大概是码头文化、商业文化和江湖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长江沿线码头众多，在码头上求生活，要求人热情慷慨，不拘小节；汉口自古是商业重镇，在商场搏杀，却又必须小心谨慎，提防陷阱；湖北江湖广布，在水上耕耘，则得山水自然熏陶，性灵真挚。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形成了湖北人极特殊又极富魅力的独特性格。
不知何故，湖北人特别喜欢拿“九头鸟”作文章：“九头鸟”几乎成了江城媒体的一个高频词；武汉的一家服装企业竟以“九头鸟”冠名；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的凤凰台上，一座“九头鸟”雕塑昂然立于其间。“九头鸟”成了湖北人的一张名片。提起“九头鸟”，人们可能记起一个图书品牌，这就是长江文化出版社的“九头鸟”丛书。作为社长的周百义说，我们用“九头鸟”这个形象，不仅因为它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且具有特别强烈的现代感。正像我们现在欣赏荆楚一带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漆器、南阳汉画石刻一样，从那飘逸、夸张的表现技巧中，仿佛能找到现代艺术的源泉。
九头鸟的形象的确比较集中地代表湖北人，一只鸟有九个头，正好反映出湖北文化的多元性和湖北人性格的多面化。湖北本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省份，东西南北的货物和人物都在这里中转和集散。因此，这里素有广泛吸收、兼容并蓄的特点。
外地人都说湖北人精明，这里的“精明”其实是一种人生智慧，是历练人生后的自保哲学，所以，湖北人不太容易吃亏。他们善于经营自己的小日子，历来过得比较滋润。可是真要遇到什么变故，湖北人也并不胆小怯弱。楚人自古就有“尚武”的传统，虽然后来没有形成如燕赵慷慨悲壮之士般的豪放性格，但湖北人在骨子里还是深深浸染上了强悍与勇毅的性格特征。湖北人英勇善战，敢于抛头颅、洒热血，在当代，仅红安一个县就出了一百多位将军。1936年9月，当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会师时，毛泽东曾对从湖北大地走出的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敌人四次围剿砍了你们四个脑壳，还有五个脑壳，九头鸟要翻天呢！”在平常生活中，哪怕是与人斗嘴，那嗓门高八度的必是湖北人，他也一定不会轻易服输的。但是，这种强悍有时也会过头，就变成了霸道，难免为人所诟病。
湖北人精明，自然也就多思，精神生活丰富，崇尚真性情。楚地艺术发达，其色调瑰丽，形象奇诡，想象丰富，手法明快，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无不得缘于楚人的才思横溢。那精湛的编钟，精美的帛画，无不显示着楚人对美的孜孜追求；早在两千多年前，恢恢楚辞华章，开启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及至唐代著名田园诗人孟浩然、明代的“公安三袁”，皆是将世俗生活艺术化，崇尚心灵自由，追求洒脱处世。所以，湖北人于世俗的精明背后亦有脱俗的一面。
湖北人虽然精明，却并不圆滑，尤其在大是大非上有着坚定的信念。从以下这个流传甚广的故事中便可窥知一二。传说当年钟仪为楚共王时期（公元前601~前560年）郧邑的行政长官。他随军出征郑国，战败沦为俘虏。郑国把他转送给晋国当囚徒。两年后，晋景公见到钟仪，向随从问道：“兵器库里那个头戴楚国帽子的人是谁？”随从回答说：“那人是郑国转送来的楚囚”。景公对这个被关押了两年，还仍然带着自己国家帽子的人十分感佩。他下令把钟仪释放出来，并立即召见，以示抚慰。晋景公问起他的家世，钟仪回答：“我的先祖是职业乐师。”景公当即要他奏乐，钟仪拿起琴，演奏起楚国的乐曲。景公感到有些不高兴，于是问道：“你觉得楚共王这人怎样？”钟仪回答说：“这不是小人所能知道的。”晋国大夫文子知道后说：“这个楚囚，真是既有学问，又有修养，弹的是家乡调，爱的是楚君王，有诚有信，不忘根本。这样的人，应该放他回去，让他为晋楚两国修好起一些作用。”景公采纳了文子的意见，释放了钟仪。钟仪回到楚国后，如实向楚共王转达了晋国愿意与楚国交好的意愿，并建议两国罢战休兵。楚共王采纳了钟仪的意见，与晋国重归于好。钟仪那种大义凛然，不顾个人安危，深切怀念故国的爱国情操成为楚人的楷模，也深深地影响着湖北人，使他们充满了强烈的家国情怀。
湖北人素来还有着“后发优势”。有着两江三镇百城千湖的自然条件，有着“惟楚有材”的人才资源，有着“九省通衢”的开阔胸怀，再能有几个真正体面的、灵醒的、务实的当家人，湖北人还缺什么？湖北人还怕什么？
君不见，楚望台上一声枪响，给中国送来了民主主义革命；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拼着命托起了新中国的太阳；拥有照亮全国的电厂，自己却拉闸限电；拥有滋润中国的水库，有些地方却只能用矿泉水煮饭。他们是九头鸟，断首沥血以饲神州，虽九死而犹未悔。
从历史上九头鸟产生的渊源和其发展来看，似乎还找不到比“九头鸟”更能代表湖北人性格特征的代名词了。从本质上看，这个词应该是褒义的。解放前，蒋介石有次视察湖北，埋怨湖北地方实力派中的一些人不听他的话，就以“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来发泄对他们的不满。当时有一位饱学之士立马站起来，引经据典，说这句话本是赞扬湖北人能干的，弄得老蒋很尴尬。这当然是趣闻，但可以看出湖北人的自信。历史把“九头鸟”的标签牢牢地贴在湖北人的脸上。湖北人实在是该为“九头鸟”感到骄傲。
如今的湖北，正如庄子《逍遥游》中所歌咏的那只神鸟，扬起“沉重的翅膀”，“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正处在“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上升阶段，她有力的双翅拍打着尘世，激起“野马”般的滚滚尘埃……“龙飞凤舞”之日才是“龙凤呈祥”之时，九头鸟其勉乎。
4.“醒得早，起得晚”的九头鸟
用“九头鸟”来形容湖北人，无论是褒还是贬都是外人或是旁观者给湖北人的一个总体概括或评价。那么，言语是否中肯，评价是否到位，恐怕也只有湖北人自己心里清楚。
俗话说得好，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傍着港澳的先富了，挨着海路的也富了，吃政策的先富了，啃老本的也富了，一富遮百丑，麻子变金豆。湖北人素来“醒得早，起得晚”，满足于端着金碗吃热干面，荷包比较不暖和，人穷百事哀，讨饭狗也嫌，难道晚起的凤凰真的只能喝露水么？实话实说，这不能全怨湖北人。他们付出惯了，有时甚至以为付出比索取更有福气。他们从来不抱怨“惹了谁”，也从不申辩“谁也没有惹”，只晓得埋着头苦干。他们从来不自傲“凭了什么”，更不会“靠了什么”，只晓得默默地奉献。
俗话又说了“笨鸟先飞”，但“九头鸟”可不笨，而是太聪明了，聪明得让人有点担心。
有人用“狡黠的机智”来区分湖北人的“聪明”与其他省人的不同。比如说，广东人如果想要骗你钱，一开始就骗，中途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举例一个杯子原本是5块钱，但广东人一开始想骗你就卖10块钱，但湖北人是一开始用8块钱卖你，让你觉得比较便宜而与他成交，然后中途趁你不注意时搞点小动作，换一个只值4块钱的破杯子给你。或许就是这种小动作，让人觉得湖北人难缠、奸诈。而“九头鸟”的贬义自然是说其阴险，与这样的人打交道容易吃亏。
“醒得早，起得晚”也就算了，但大家都是同林鸟，相互帮助，关心是应该的吧！但湖北人给人的感觉却是喜欢窝里斗，好比九个头相互争食，打来打去才发现胃只有一个，其实哪个头吃都一样。1994年经营湖北菜的“九头鸟餐厅”打入北京，并发展成连锁品牌，享誉京城。不料，其中三位经营者却在去年另起炉灶，开起“九头凤”餐馆，和“九头鸟”打起了对台。“九头凤”不仅在名称上与“九头鸟”相近，在菜色口味、餐厅装饰、经营管理、相关宣传等方面都与“九头鸟”有着相似之处。最后，二者还引发了商业知识产权的纠纷。
历史兴衰练就权谋性格，九省通衢造就经商意识。若论个人，湖北人很聪明，但这种聪明更多是“心计多，心眼多”；若论整体，太精则容易互相扯皮，因小失大，干不成大事，聪明反被聪明误。湖北这个地方，历史上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众所周知的《三国演义》，主要的舞台就在湖北。或许正因如此，看尽历史兴衰、殊死搏斗的湖北人，练就了所谓“权谋”的性格。不这样，他们没法生存。
与同样是古时楚国封地的湖南人一样，湖北人也爱吃辣，都有必争拼搏的精神。但与湖南人不同的是，湖北人多少受了武当山道家思想的熏染，追求洒脱，强调顺势，发现走不通就不走了，较灵活，但同时也可能把一些好的东西一块丢了。这或许就是“九头鸟”与“驴子”（指湖南人）的差别，驴子是不管对错，反正干了就要干到底的倔强和韧性，但九头鸟的多心眼让湖北人懂得转个弯。
作为湖北代表的武汉，尽管其经济的发展在我国中部地区还是位居前茅，但从整个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代来看，湖北的发展自1985年以后，还是相对滞后了，现在人们经常用“醒得早、起得晚、走得慢”来形容湖北经济发展的现状。如今的湖北人在心态上也有些失落--南方发财、北方当官、西部大开发沾不上边、中国经济的第四增长极又落在东北，无论哪一桩都没自己什么事。
20世纪80年代，武汉可以说是走在最前面的，其创建的四大家电品牌更是闻名全国，当时什么莺歌牌彩电、南波希岛冰箱、鹦鹉牌录音机、荷花牌洗衣机在市场上都是叫得响的。武汉在那时就有这样的成绩，应该说是非常厉害的，但是，由于没有及时改进技术，不久就被淘汰了。现在说起家电，脱口而出是青岛的海尔、海信，那四大品牌又有几个人还记得？武汉人自己也将此称之为“莺歌哑了，希岛崩了，鹦鹉飞了，荷花谢了”。又比如同在上个世纪80年代闻名的武汉汉正街，凭借着武汉本来就是“九省通衢”交通之利这条长街形成了小商品批发市场，打响的汉正街的招牌，引发了各地同类市场的兴起。但如今更加专业化的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抛弃了假冒伪劣的丑名，走自创品牌的道路，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年交易额不仅超过汉正街，还上了市。而汉正街至今还不能完全摆脱盗版和水货的形象，其实这是九头鸟爱转脑筋的负面表现，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
湖北人虽“醒得早”，走在别人前面，但总是“善使短枪、难舞长矛”，像打游击战似的短线操作，虽然赢得小胜，但往往成不了最后的胜利者。“九头鸟”虽然聪明，但经常是小聪小慧，没有大目标，即便有天赋的创新意识和市场感，但企业总是做不大、做不强。除了把湖北人说成“九头鸟”之外，还有一种很少被提及的独到见解，认为湖北人是“属猴”的。为什么不说湖北人属龙、属虎，没那么厉害，但也不属猪，没那么老实。一个“猴相”，情绪好时，堪称“美猴王”，要是脾气一来，马上变成一只“泼猴”。但是，别看猴子一脸精明，大闹天宫，但终究还是飞不出如来佛祖的五指山。不像猪八戒天生一副憨相，即便荤素全来，也不招防、不招忌，憨人有憨福。
当然人们也不要忽略了还有一句用来形容鸟的话，那就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从历史上来看，湖北是“九省通衢”之地，汉口在明清时曾是全国物资的主要集散地，所以说湖北人的经商意识是有传统的。清道光年间的《汉口竹枝词》中就有一句：“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那么，为何自古以来就浸染在商业文化之中，且又有“九头鸟”聪明的湖北人，就是形成不了如明清时期享誉全国的“徽商”、“晋商”、“潮商”等大商帮呢？明清十大商帮没有“鄂商”的踪影，现在又是上海、浙江、广东的商人出尽风头。这其中蹊跷值得探寻。
湖北人脑子活，有创新意识，有人甚至认为武汉人的市场感不亚于温州人和犹太人。近五年间，新崛起的“湖北创业军团”给人的一大印象就是敢于把不易被人察觉的机会转化为一种创业商机。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收音机笔全国技术转让”项目，当时这个项目的技术转让费是人民币50万，很多投资者望而却步，湖北创业军团中的先行者把这个项目技术转让费分解成3000元，一下子便行销全国。但这种善于创新往往也意味着善变，不会守成，仅能小胜一如“九头鸟”的封号。创新经常变成流星。湖北商人经常是不断地转行，不断地换项目，什么都做，也什么都做不精、不长久。不像温州人，即便做打火机、鞋子，哪怕只赚一分钱，他们都会“从一而终”地干下去，然后把一个家庭工厂发展成一个大企业。
5.“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新解
人们用“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来形容湖北人，据考证是用来调侃和嘲讽湖北人的。而在民间传说中，这两句话有多种解释。有说是指湖北人象九头鸟一样有九个头那样聪明或者狡猾的，有说是指湖北人象九头鸟一样有九个头即九条生命，生命力强的；也有说是指湖北人象九头鸟一样九头各奔东西南北互斗互殴不同心同德窝里斗的。总之是把湖北人比作九头鸟。笔者粗浅地认为，先抛开那些引经据典的例证，抛开那些迷雾重重的传说，我们只需看看今天的湖北，便对这两句话有更深层的理解。
“九头鸟”是邪怪之物也好，是灵黠之物也好，单说湖北人聪明或者狡猾，大部分人应当还是赞成的。确实，湖北人并不笨。从历史和现实看，湖北人重视教育，家里再穷再苦，也要把孩子送到学校读书，在传统思想影响下，尤其重视男孩的教育，借债都要供孩子读书。从古至今，湖北人材辈出，秭归屈原，钟祥宋玉，公安“三袁”，竞陵陆羽，潜江曹禺，宜都杨守敬，黄冈李时珍、李四光、闻一多、董必武，郧阳杨献珍，襄阳米芾，等等。他们充分体现了湖北人的聪明。但是说湖北人狡猾，诸多人也是有同感的。
在人们的常识中，经常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以后碰到湖北人要特别小心，不能轻信。比如前几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的湖北某县一些人做笼子，在供货过程中做手脚骗外地人的钱，就是典型的小聪明或狡猾的例子。还有一些湖北人为了实现目的而不择手段，甚至很能吃苦，但一旦目标实现，便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最后又栽了跟头。
再说湖北人生命力特别强。湖北人，特别是生活在江湖边的湖北人，生存环境比较恶劣。尤其是在洪水泛滥的年月，不仅全年劳作被一扫而光，而且随时有覆巢灭顶之灾和生命危险。历史上湖北多次遭遇洪水灾害，有时一次洪灾，死亡几十万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视水利设施建设和防洪抗灾工作，人民的生命财产有了较好保障。1998年，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湖北战胜了多年不遇的大洪水，把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这种地理环境，造就了湖北人不怕死、不信命、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任何巨大的打击下也能恢复过来，重新站起来，仍然对生活充满信心。
湖北人是灵性的，湖北人的生命力是旺盛的。湖北人有点窝里斗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就好像我们到了国外，别人说中国人喜欢窝里斗一样。湖北人的窝里斗是中国人窝里斗的一个缩影。上个世纪90年代初，深圳开发热热火火，全国人民都到深圳参观学习。当时孔雀东南飞，从湖北到深圳的人不少。别人都说，湖北人很聪明，很能吃苦，所以在深圳混得不错。但是，湖北人不能扎在一堆。一个湖北人是条龙，一群湖北人是堆虫。
湖北人的互斗互殴是历史造成的，是落后造成的，而不能狭义地看成是湖北人的奸狡造成的。过去，生存的机会很少，不斗就没有生存下去的机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个地域文化性格的形成必定是多元化的，“九头鸟”不能仅作为湖北人负面形象的概括，我们也还应看到“九头鸟”积极奋发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