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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似乎成了湖北人的代称。但使用这句俚语的人，大多是抱着对湖北人的贬损之意而来，人们很少去细究这一句话的来历。其实，当我们拨开这层笼罩在这句俚语上的面纱之后，会发现我们对湖北人是有着诸多的误解。
1.湖北人的“神鸟”崇拜
湖北与“鸟”颇有渊源，而且这里的人还特别崇尚“神鸟”。从楚人崇拜凤，从黄鹤楼得名的传说故事，到“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说法，一个地区较为集中地把自己与“黄鹤”、“凤凰”、“九头鸟”这些实际不存在的鸟联系在一起，这在其他地区是比较少见的。
有人说，九头鸟源于楚人的“凤”崇拜，鹿、虎、龙这些在一般人看来高贵的形象，都成了凤的陪衬。先人凭藉高伟雄奇的想象力，塑造出这种身披五彩、鸣若箫笙、非梧桐不栖、非醴泉不饮、非琅玕不食的神鸟，以寄托高洁的抱负。在楚人眼里，凤是通天的神鸟，只有得到它的引导，人的灵魂才能飞登九天，周游八极。屈原《离骚》中写到神游天国部分时，第一句就咏道：“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最初的“凤”似乎只有一个头；《山海经》中称：“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这时“凤”就又多长了八个头。遗憾的是，迄今发现的楚文化中，还没有出现“九头凤”的形象，反是凤的形象十分之多。
又有人说，九头鸟是史载的一种怪鸟，它原有十个头，被狗咬掉一个，断首滴血，沾者遭殃。旧籍载，孔子和学生子夏见过它，“九首”、“九尾”、浑身“逆毛”云云。
有一位原籍武汉的台湾民俗学家朱介凡先生认为，九头鸟的传说，实际上源自于《楚辞》和《山海经》中的一些古老的神话。
凤凰、鹤和九头鸟，都是传说中的神鸟，尤其是凤凰，一直被视为是鸟中之王，吉祥的象征，其色彩斑斑斓的外形和空灵的气质，较为典型地体现出南方文化的空灵、浪漫、阴柔和轻巧等特点。从文化的角度来解读这些神鸟，正好能够比较形象客观地反映出湖北人的某些性格特点来。
九头鸟的出现，最早也是源于楚人的九凤神鸟。出自战国至汉初时楚人之手的《山海经》，是记载九头鸟形象的最早文献。《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天柜。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这“九头凤”就是九头鸟的最早说法。也可以说九头鸟就起源于《山海经》中的九凤。凤本是中国神话中的神鸟，九头凤就更加神奇了。《山海经》中不仅有九首之凤，还有九首或九尾之狐、羊、虎等等，而且在讲究阴阳和合的古代中国，九是阳数，寓吉祥神圣意味，所以九头鸟最初并不含妖气。
从魏晋南北朝到明代，从九凤神鸟到九头怪鸟，历史上的记载则或神或怪，或褒或贬，其中有复杂的历史背景。
《太平御览》卷九二七引《三国典略》：“齐后园有九头鸟见，色赤，似鸭，而九头皆鸣。”后演化为迷信故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九“鬼车鸟”：“鬼车，俗称九头鸟……世传此鸟，昔有九首，为犬噬其一，至今血滴人家，能为灾咎。故闻之者必叱犬灭灯，以速其过。”《清诗别裁》六吴嘉纪《我昔三首效袁景文》之三有语意双关的诗句：“夜寒鬼语聚稍稍，细雨久闻九头鸟。”后人说到“九头鸟”，常用的是它的比喻义。《辞源》注：“传说中有九个头的不吉祥的怪鸟。比喻奸佞狡猾的人。”可见，“九头鸟”是传说中的一种不吉祥的妖鸟，常用来比喻奸诈狡猾的人。
而九头鸟与湖北人联系在一起，则跟明朝宰相张居正有关。以九头鸟象征人事，台湾学者朱介凡先生从历史上举出两例。一是同明代湖北人张居正官居相位有关。这里又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说张居正为相时，大权在握，整顿吏治，声誉日增。因此引来了贪官污吏的愤恨，其中就被九大御史前后参奏，但张居正的地位并未动摇，九大御史反为张居正一一整肃，因此当日民间便生出“九个御史斗不过张居正这个湖北佬”，而九个御史又被认为是九头鸟，因此，九头鸟最初乃指九御史，并非湖北人。其二是说张居正在整顿朝政时，保荐了九位御史，这九人都是他的湖北老乡，对贪官污吏严厉制裁，革新政风大有成效，那些受到整顿的贪官污吏，心怀不满，因而咒骂“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由此可以看出，这九头鸟的谣传，原是当日政敌散布出来以攻击张居正的。
这一抨击本身对张居正的历史形象不要紧，居然让湖北人永远打上了“九头鸟”的烙印。
另一说是这句谚语出于清初满人对湖北人的诅恨。据有关史料记载，鄂之圻黄地区，曾据山岩拼死抗清。大局既定后，那些难忘故国的遗民，又拒绝同清廷合作，如有受清廷笼络所利用的，众所共弃；乃使满人为官湖北者，莫不恼恨交加。在无可奈何之下，因荆楚向有九头鸟传说，于是编造了这句谚语。后来武昌辛亥首义的成功，再次证实了这句谚语的活力。因而在台湾出版的《湖北文献》上刊出的诗作，高唱：“武昌一夕鸟飞鸣，满族政权难自保，九头徽号称鄂鸟，鄂人听了不烦恼。”至于在民间，这句九头鸟的俗谚还有另一层意味。介凡先生认为这同武汉作为一个南北水陆交通中心，所形成的外乡人同武汉本地人之间的隔阂有关。凡是交通便利的地方，民众的知识开发较早，在社会生活中竞争较多，在彼此交往中因经验丰富，而多圆滑世故。武汉三镇以外的各省人往往讨厌他们，见而生畏。本来是“天上九头鸟，地下武汉佬”，因武汉二字早期比较生疏，后来就变成湖北佬了。
从这位深谙湖北风土人情的台湾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九头鸟本是从楚人所崇拜的凤凰形象脱胎而来的，在中古时期才染上妖邪色彩进入民俗生活。明代以后，才把它和湖北人联系起来。但它并没有明确而稳定的含义，有时用以象征湖北人的丰富智慧和对邪恶强暴势力的强有力抗争，有时则用以嘲讽在人际交往中的狡诈。这些含义和用法都是历史形成的。既然如此，我们在今天也就没有必要就九头鸟本身确定一个或正或反的固定解释。随着湖北人地方性格及其历史地位的丰富发展，九头鸟这句俗谚自然也会具有新的含义。
2.被世人误读的“九头鸟”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句话不知在何时成了湖北人的代名词。但凡一提湖北人，就会想到“九头鸟”而这个九头鸟似乎也还不是什么“好鸟”，因此，湖北人与九头鸟的名声一块就带有贬意了起来。
除了“九头鸟”的名声欠佳外，加上之前所讲解的顺口溜：“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三个汉川佬，比不上一个沔阳佬。”意思是说黄陂人奸猾，孝感人狡诈，汉川人既奸猾又狡诈，沔阳（现为仙桃市）人比汉川人还要奸猾狡诈。这当然是其他省份的人对上述几个地方的人的蔑视。但说这话时，不管是黄陂人还是孝感人，也不管是汉川人还是仙桃人，都绝不会把这段顺口溜挂在嘴边并引以为荣的。可是，湖北人自己却似乎不那么介意别人说自己是“九头鸟”、称自己为“湖北佬”。有人会想这不是自己往自己头上扣屎盆、自己作践自己吗？在大力倡导诚信精神的文明社会里，你说你是“九头鸟”，人家还敢跟你这个“奸诈狡猾的人”打交道吗？你把你的企业冠名为“九头鸟”，人家还敢跟你这个“奸诈狡猾”的企业做生意吗？凤凰台上的“九头鸟”雕塑，你是要告诉世人--湖北人是“奸诈狡猾的人”吗？
其实不然。湖北人之所以能坦然地接受“九头鸟”这个称谓，无非是把它看作是一个“绰号”而已。就像东北人过去一向被国人称为“东北虎”，这绰号过于刚猛，多少影响了外商投资的果敢度，后来一首“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顺口溜，唱遍了全国，大概再过上一百年，东北人的绰号就要改为“活雷锋”了。
一个人有绰号，说明这个人有特点。一代名相刘墉人称“刘罗锅”，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号称“铁娘子”；法国是“高卢雄鸡”，英国自称“约翰牛”；什么北京“京油子”，天津“卫嘴子”，湖南“骡子”，江西“老表”，上海“阿拉”，四川“川耗子”……更是数不胜数。有绰号还可能是件好事--英国小说家狄更斯说过：“凡名人都有绰号。”最近，某绰号学专家甚至提出怪论，说绰号与某人、某地、某国受关注的程度成正比。有人看总比没人看好，用流行话来说，这叫比“回头率”，酷！更何况，天上飞的，大概总比地上爬的、水里钻的，泥里拱的要强吧。
前面已说到，“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是其它省份的人蔑视湖北人的一种说法，他们把湖北人比作是古代传说中的妖鸟“九头鸟”，也就是说湖北人是奸诈狡猾的人。
如果说其义是贬，为什么外地人却总想跟这绰号搭点边，脑壳挤破了也不怕呢？过去有过“九个湖北佬，抵不住一个安江佬”的说法，世人都当作笑谈；不久前网上又冒出来“九个湖北佬，比不上一个桐城佬”的说法，当即有桐城人站出来谦虚地表示“不敢比”。真所谓，“偷来的锣鼓打不得。”如果说“九头鸟”是褒，为什么有些湖北佬不能坦坦荡荡承受呢？
看来，“九头鸟”这个绰号不管是好是坏，总是摆不脱、赖不掉的。既然如此，还不如坦然正视，考究一下这绰号究竟有什么含义。
“九头鸟”一般是用来比喻湖北人的聪明、心计多，但这或许只是一个侧面，若再用“猴相”来说湖北人，可能会更完整一些。说也奇怪，湖北人的某些性格特征竟和东北人非常相像，比如豪爽大方、带点粗野、乐善好助。这好比孙猴子，状似处处不饶人，但同时也性直心善。跟湖北人打交道，一如跟东北人，必须有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直爽。湖北人--尤其是武汉人，脾气也大，容易毛躁。要是湖北佬突然变成“泼猴”一只时，你只要顺着他的毛摸，就什么事也没了。这不南不北不东不西的湖北人也像北方人那样，非常讲究面子和关系。只要你给足湖北人面子，他便对你好得不得了，甚至不惜为了你的事丧失原则。如果你不尊重他，他便处处跟你过不去，没事找碴。但一如猴子的品性，你只要再跟他喝上一杯，马上就尽释前嫌，所有的不愉快抛之九霄云外。
湖北人是非常看重“关系”的，常言道：“在北京谁的官大就听谁的，在广东是谁有钱就听谁的，在湖北常常是谁的关系好就听谁的。”所以说，和湖北人打交道、做生意，不只是一般人常说的提防九头鸟的权谋心机，还应顺着猴毛的方向捋。跟湖北人成为“梗朋友”（铁杆哥儿们），顺着湖北人的脾气，给足面子，表现出大方、豪爽、仗义的性情。只要给湖北佬这样的印象，建立友谊关系后，就容易得到有力地帮助了。
武汉人通常也都是能说的主，与北京人的“侃”有得一比。武汉方言说起来生动诙谐，富幽默感，但这种方言趣味，外地人较难体会。有句顺口溜说：“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上海人什么国都敢出，广东人什么钱都敢赚，东北人什么架都敢打，武汉人什么娘都敢骂”。武汉人骂人可是出了名的，最常用的一句是“婊子养的”。湖北人脾气坏，好骂人，形象差。但深究起来，湖北人是刀子嘴豆腐心，往往是不打不成交、不打不相识，这其实也是“猴相”的一个特征。对武汉人来说，拐弯抹角地损人，还不如痛痛快快地骂声“婊子养的”。或许是“九头鸟”的声名在外，许多人一开始就对湖北人怀有戒心，总觉得迟早会被他们骗了。当然，做生意谨慎为上，和湖北人打交道，还是需要提防他们“狡黠的机智”，但其实也不用望而却步，因为别忘了，湖北佬还是属猴的！
3.“九头鸟”的精神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写这样道：“中国向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之说，盖湖北人精明强悍，颇有胡椒之辣，犹不够刺激，尚须爆之以油，然后煞瘾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这段话概括了湖北人的性格，可谓十分形象。
头其实是生命与意志力的象征，鸟有九个头，意味着生命力的顽强和意志的坚韧。随着历史的发展，“九头鸟”逐渐演化成头脑灵活、聪明多智、敢于拼搏的代名词。
湖北人的祖先是楚人，楚人最初被中原地带的人视作“蛮夷之人”。然而，“蛮夷”并未使楚人茹毛饮血，反倒是激发了其强烈的独立意识和图强精神。荆楚先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断开拓进取；楚庄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充满了求变创新的精神；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则显示了楚人充满韧性的力量。湖北人作为楚人的后裔，继承了先祖的优良品性，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格。
湖北人既豪爽又谨慎，既热情又小心，既善于经营世俗人生，又崇尚精神生活。他们可以披肝沥胆，无私助人，也可以小处计较，谨慎处世；他们可以争强好胜，兼济天下，也可以超然物外，独善其身。这大概是码头文化、商业文化和江湖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长江沿线码头众多，在码头上求生活，要求人热情慷慨，不拘小节；汉口自古是商业重镇，在商场搏杀，却又必须小心谨慎，提防陷阱；湖北江湖广布，在水上耕耘，则得山水自然熏陶，性灵真挚。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形成了湖北人极特殊又极富魅力的独特性格。
不知何故，湖北人特别喜欢拿“九头鸟”作文章：“九头鸟”几乎成了江城媒体的一个高频词；武汉的一家服装企业竟以“九头鸟”冠名；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的凤凰台上，一座“九头鸟”雕塑昂然立于其间。“九头鸟”成了湖北人的一张名片。提起“九头鸟”，人们可能记起一个图书品牌，这就是长江文化出版社的“九头鸟”丛书。作为社长的周百义说，我们用“九头鸟”这个形象，不仅因为它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且具有特别强烈的现代感。正像我们现在欣赏荆楚一带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漆器、南阳汉画石刻一样，从那飘逸、夸张的表现技巧中，仿佛能找到现代艺术的源泉。
九头鸟的形象的确比较集中地代表湖北人，一只鸟有九个头，正好反映出湖北文化的多元性和湖北人性格的多面化。湖北本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省份，东西南北的货物和人物都在这里中转和集散。因此，这里素有广泛吸收、兼容并蓄的特点。
外地人都说湖北人精明，这里的“精明”其实是一种人生智慧，是历练人生后的自保哲学，所以，湖北人不太容易吃亏。他们善于经营自己的小日子，历来过得比较滋润。可是真要遇到什么变故，湖北人也并不胆小怯弱。楚人自古就有“尚武”的传统，虽然后来没有形成如燕赵慷慨悲壮之士般的豪放性格，但湖北人在骨子里还是深深浸染上了强悍与勇毅的性格特征。湖北人英勇善战，敢于抛头颅、洒热血，在当代，仅红安一个县就出了一百多位将军。1936年9月，当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会师时，毛泽东曾对从湖北大地走出的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敌人四次围剿砍了你们四个脑壳，还有五个脑壳，九头鸟要翻天呢！”在平常生活中，哪怕是与人斗嘴，那嗓门高八度的必是湖北人，他也一定不会轻易服输的。但是，这种强悍有时也会过头，就变成了霸道，难免为人所诟病。
湖北人精明，自然也就多思，精神生活丰富，崇尚真性情。楚地艺术发达，其色调瑰丽，形象奇诡，想象丰富，手法明快，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无不得缘于楚人的才思横溢。那精湛的编钟，精美的帛画，无不显示着楚人对美的孜孜追求；早在两千多年前，恢恢楚辞华章，开启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及至唐代著名田园诗人孟浩然、明代的“公安三袁”，皆是将世俗生活艺术化，崇尚心灵自由，追求洒脱处世。所以，湖北人于世俗的精明背后亦有脱俗的一面。
湖北人虽然精明，却并不圆滑，尤其在大是大非上有着坚定的信念。从以下这个流传甚广的故事中便可窥知一二。传说当年钟仪为楚共王时期（公元前601~前560年）郧邑的行政长官。他随军出征郑国，战败沦为俘虏。郑国把他转送给晋国当囚徒。两年后，晋景公见到钟仪，向随从问道：“兵器库里那个头戴楚国帽子的人是谁？”随从回答说：“那人是郑国转送来的楚囚”。景公对这个被关押了两年，还仍然带着自己国家帽子的人十分感佩。他下令把钟仪释放出来，并立即召见，以示抚慰。晋景公问起他的家世，钟仪回答：“我的先祖是职业乐师。”景公当即要他奏乐，钟仪拿起琴，演奏起楚国的乐曲。景公感到有些不高兴，于是问道：“你觉得楚共王这人怎样？”钟仪回答说：“这不是小人所能知道的。”晋国大夫文子知道后说：“这个楚囚，真是既有学问，又有修养，弹的是家乡调，爱的是楚君王，有诚有信，不忘根本。这样的人，应该放他回去，让他为晋楚两国修好起一些作用。”景公采纳了文子的意见，释放了钟仪。钟仪回到楚国后，如实向楚共王转达了晋国愿意与楚国交好的意愿，并建议两国罢战休兵。楚共王采纳了钟仪的意见，与晋国重归于好。钟仪那种大义凛然，不顾个人安危，深切怀念故国的爱国情操成为楚人的楷模，也深深地影响着湖北人，使他们充满了强烈的家国情怀。
湖北人素来还有着“后发优势”。有着两江三镇百城千湖的自然条件，有着“惟楚有材”的人才资源，有着“九省通衢”的开阔胸怀，再能有几个真正体面的、灵醒的、务实的当家人，湖北人还缺什么？湖北人还怕什么？
君不见，楚望台上一声枪响，给中国送来了民主主义革命；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拼着命托起了新中国的太阳；拥有照亮全国的电厂，自己却拉闸限电；拥有滋润中国的水库，有些地方却只能用矿泉水煮饭。他们是九头鸟，断首沥血以饲神州，虽九死而犹未悔。
从历史上九头鸟产生的渊源和其发展来看，似乎还找不到比“九头鸟”更能代表湖北人性格特征的代名词了。从本质上看，这个词应该是褒义的。解放前，蒋介石有次视察湖北，埋怨湖北地方实力派中的一些人不听他的话，就以“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来发泄对他们的不满。当时有一位饱学之士立马站起来，引经据典，说这句话本是赞扬湖北人能干的，弄得老蒋很尴尬。这当然是趣闻，但可以看出湖北人的自信。历史把“九头鸟”的标签牢牢地贴在湖北人的脸上。湖北人实在是该为“九头鸟”感到骄傲。
如今的湖北，正如庄子《逍遥游》中所歌咏的那只神鸟，扬起“沉重的翅膀”，“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正处在“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上升阶段，她有力的双翅拍打着尘世，激起“野马”般的滚滚尘埃……“龙飞凤舞”之日才是“龙凤呈祥”之时，九头鸟其勉乎。
4.“醒得早，起得晚”的九头鸟
用“九头鸟”来形容湖北人，无论是褒还是贬都是外人或是旁观者给湖北人的一个总体概括或评价。那么，言语是否中肯，评价是否到位，恐怕也只有湖北人自己心里清楚。
俗话说得好，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傍着港澳的先富了，挨着海路的也富了，吃政策的先富了，啃老本的也富了，一富遮百丑，麻子变金豆。湖北人素来“醒得早，起得晚”，满足于端着金碗吃热干面，荷包比较不暖和，人穷百事哀，讨饭狗也嫌，难道晚起的凤凰真的只能喝露水么？实话实说，这不能全怨湖北人。他们付出惯了，有时甚至以为付出比索取更有福气。他们从来不抱怨“惹了谁”，也从不申辩“谁也没有惹”，只晓得埋着头苦干。他们从来不自傲“凭了什么”，更不会“靠了什么”，只晓得默默地奉献。
俗话又说了“笨鸟先飞”，但“九头鸟”可不笨，而是太聪明了，聪明得让人有点担心。
有人用“狡黠的机智”来区分湖北人的“聪明”与其他省人的不同。比如说，广东人如果想要骗你钱，一开始就骗，中途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举例一个杯子原本是5块钱，但广东人一开始想骗你就卖10块钱，但湖北人是一开始用8块钱卖你，让你觉得比较便宜而与他成交，然后中途趁你不注意时搞点小动作，换一个只值4块钱的破杯子给你。或许就是这种小动作，让人觉得湖北人难缠、奸诈。而“九头鸟”的贬义自然是说其阴险，与这样的人打交道容易吃亏。
“醒得早，起得晚”也就算了，但大家都是同林鸟，相互帮助，关心是应该的吧！但湖北人给人的感觉却是喜欢窝里斗，好比九个头相互争食，打来打去才发现胃只有一个，其实哪个头吃都一样。1994年经营湖北菜的“九头鸟餐厅”打入北京，并发展成连锁品牌，享誉京城。不料，其中三位经营者却在去年另起炉灶，开起“九头凤”餐馆，和“九头鸟”打起了对台。“九头凤”不仅在名称上与“九头鸟”相近，在菜色口味、餐厅装饰、经营管理、相关宣传等方面都与“九头鸟”有着相似之处。最后，二者还引发了商业知识产权的纠纷。
历史兴衰练就权谋性格，九省通衢造就经商意识。若论个人，湖北人很聪明，但这种聪明更多是“心计多，心眼多”；若论整体，太精则容易互相扯皮，因小失大，干不成大事，聪明反被聪明误。湖北这个地方，历史上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众所周知的《三国演义》，主要的舞台就在湖北。或许正因如此，看尽历史兴衰、殊死搏斗的湖北人，练就了所谓“权谋”的性格。不这样，他们没法生存。
与同样是古时楚国封地的湖南人一样，湖北人也爱吃辣，都有必争拼搏的精神。但与湖南人不同的是，湖北人多少受了武当山道家思想的熏染，追求洒脱，强调顺势，发现走不通就不走了，较灵活，但同时也可能把一些好的东西一块丢了。这或许就是“九头鸟”与“驴子”（指湖南人）的差别，驴子是不管对错，反正干了就要干到底的倔强和韧性，但九头鸟的多心眼让湖北人懂得转个弯。
作为湖北代表的武汉，尽管其经济的发展在我国中部地区还是位居前茅，但从整个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代来看，湖北的发展自1985年以后，还是相对滞后了，现在人们经常用“醒得早、起得晚、走得慢”来形容湖北经济发展的现状。如今的湖北人在心态上也有些失落--南方发财、北方当官、西部大开发沾不上边、中国经济的第四增长极又落在东北，无论哪一桩都没自己什么事。
20世纪80年代，武汉可以说是走在最前面的，其创建的四大家电品牌更是闻名全国，当时什么莺歌牌彩电、南波希岛冰箱、鹦鹉牌录音机、荷花牌洗衣机在市场上都是叫得响的。武汉在那时就有这样的成绩，应该说是非常厉害的，但是，由于没有及时改进技术，不久就被淘汰了。现在说起家电，脱口而出是青岛的海尔、海信，那四大品牌又有几个人还记得？武汉人自己也将此称之为“莺歌哑了，希岛崩了，鹦鹉飞了，荷花谢了”。又比如同在上个世纪80年代闻名的武汉汉正街，凭借着武汉本来就是“九省通衢”交通之利这条长街形成了小商品批发市场，打响的汉正街的招牌，引发了各地同类市场的兴起。但如今更加专业化的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抛弃了假冒伪劣的丑名，走自创品牌的道路，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年交易额不仅超过汉正街，还上了市。而汉正街至今还不能完全摆脱盗版和水货的形象，其实这是九头鸟爱转脑筋的负面表现，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
湖北人虽“醒得早”，走在别人前面，但总是“善使短枪、难舞长矛”，像打游击战似的短线操作，虽然赢得小胜，但往往成不了最后的胜利者。“九头鸟”虽然聪明，但经常是小聪小慧，没有大目标，即便有天赋的创新意识和市场感，但企业总是做不大、做不强。除了把湖北人说成“九头鸟”之外，还有一种很少被提及的独到见解，认为湖北人是“属猴”的。为什么不说湖北人属龙、属虎，没那么厉害，但也不属猪，没那么老实。一个“猴相”，情绪好时，堪称“美猴王”，要是脾气一来，马上变成一只“泼猴”。但是，别看猴子一脸精明，大闹天宫，但终究还是飞不出如来佛祖的五指山。不像猪八戒天生一副憨相，即便荤素全来，也不招防、不招忌，憨人有憨福。
当然人们也不要忽略了还有一句用来形容鸟的话，那就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从历史上来看，湖北是“九省通衢”之地，汉口在明清时曾是全国物资的主要集散地，所以说湖北人的经商意识是有传统的。清道光年间的《汉口竹枝词》中就有一句：“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那么，为何自古以来就浸染在商业文化之中，且又有“九头鸟”聪明的湖北人，就是形成不了如明清时期享誉全国的“徽商”、“晋商”、“潮商”等大商帮呢？明清十大商帮没有“鄂商”的踪影，现在又是上海、浙江、广东的商人出尽风头。这其中蹊跷值得探寻。
湖北人脑子活，有创新意识，有人甚至认为武汉人的市场感不亚于温州人和犹太人。近五年间，新崛起的“湖北创业军团”给人的一大印象就是敢于把不易被人察觉的机会转化为一种创业商机。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收音机笔全国技术转让”项目，当时这个项目的技术转让费是人民币50万，很多投资者望而却步，湖北创业军团中的先行者把这个项目技术转让费分解成3000元，一下子便行销全国。但这种善于创新往往也意味着善变，不会守成，仅能小胜一如“九头鸟”的封号。创新经常变成流星。湖北商人经常是不断地转行，不断地换项目，什么都做，也什么都做不精、不长久。不像温州人，即便做打火机、鞋子，哪怕只赚一分钱，他们都会“从一而终”地干下去，然后把一个家庭工厂发展成一个大企业。
5.“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新解
人们用“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来形容湖北人，据考证是用来调侃和嘲讽湖北人的。而在民间传说中，这两句话有多种解释。有说是指湖北人象九头鸟一样有九个头那样聪明或者狡猾的，有说是指湖北人象九头鸟一样有九个头即九条生命，生命力强的；也有说是指湖北人象九头鸟一样九头各奔东西南北互斗互殴不同心同德窝里斗的。总之是把湖北人比作九头鸟。笔者粗浅地认为，先抛开那些引经据典的例证，抛开那些迷雾重重的传说，我们只需看看今天的湖北，便对这两句话有更深层的理解。
“九头鸟”是邪怪之物也好，是灵黠之物也好，单说湖北人聪明或者狡猾，大部分人应当还是赞成的。确实，湖北人并不笨。从历史和现实看，湖北人重视教育，家里再穷再苦，也要把孩子送到学校读书，在传统思想影响下，尤其重视男孩的教育，借债都要供孩子读书。从古至今，湖北人材辈出，秭归屈原，钟祥宋玉，公安“三袁”，竞陵陆羽，潜江曹禺，宜都杨守敬，黄冈李时珍、李四光、闻一多、董必武，郧阳杨献珍，襄阳米芾，等等。他们充分体现了湖北人的聪明。但是说湖北人狡猾，诸多人也是有同感的。
在人们的常识中，经常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以后碰到湖北人要特别小心，不能轻信。比如前几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的湖北某县一些人做笼子，在供货过程中做手脚骗外地人的钱，就是典型的小聪明或狡猾的例子。还有一些湖北人为了实现目的而不择手段，甚至很能吃苦，但一旦目标实现，便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最后又栽了跟头。
再说湖北人生命力特别强。湖北人，特别是生活在江湖边的湖北人，生存环境比较恶劣。尤其是在洪水泛滥的年月，不仅全年劳作被一扫而光，而且随时有覆巢灭顶之灾和生命危险。历史上湖北多次遭遇洪水灾害，有时一次洪灾，死亡几十万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视水利设施建设和防洪抗灾工作，人民的生命财产有了较好保障。1998年，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湖北战胜了多年不遇的大洪水，把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这种地理环境，造就了湖北人不怕死、不信命、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任何巨大的打击下也能恢复过来，重新站起来，仍然对生活充满信心。
湖北人是灵性的，湖北人的生命力是旺盛的。湖北人有点窝里斗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就好像我们到了国外，别人说中国人喜欢窝里斗一样。湖北人的窝里斗是中国人窝里斗的一个缩影。上个世纪90年代初，深圳开发热热火火，全国人民都到深圳参观学习。当时孔雀东南飞，从湖北到深圳的人不少。别人都说，湖北人很聪明，很能吃苦，所以在深圳混得不错。但是，湖北人不能扎在一堆。一个湖北人是条龙，一群湖北人是堆虫。
湖北人的互斗互殴是历史造成的，是落后造成的，而不能狭义地看成是湖北人的奸狡造成的。过去，生存的机会很少，不斗就没有生存下去的机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个地域文化性格的形成必定是多元化的，“九头鸟”不能仅作为湖北人负面形象的概括，我们也还应看到“九头鸟”积极奋发的一面。
“市井”是什么？有人认为，“市井”含有街市、市场以及粗俗鄙陋之意。其实，市井生活不过就是一种生活化、自然化、无序化的自然文化。它产生于街区小巷，带有商业倾向、通俗浅近、充满变幻而杂乱无章的一种文化生活，它反映着百姓真实的日常生活和心态，表现出浅近而表面化的喜怒哀乐。
1.湖北人离不开麻将
说起麻将，也许大部分中国人都不会陌生，有人曾戏言《水浒》中的人物就跟麻将中的128张牌存在着某些关联。无论是在中国的大街小巷，还是在山乡水泗都可以看到围着一张桌子筑方城的人，但究其实，他们的享受是不同的。其中，最享受的恐怕要算是湖北的麻将客，甚至还有麻将的看客。
在湖北，麻将可谓是上至八旬老妪，下到三岁孩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有些孩子的启蒙教育，就是从麻将开始的。麻将可以识字，麻将牌中的东、南、西、北风或是万字都是标准的中国字；麻将还可以教孩子学数数字，比如两根条子就是2，九根条子就是9……还是挺科学的形象教育。写个“发”（注：麻将中的发字是繁体）字问孩子：这是什么字啊？答曰：发财的发。孩子顺便连繁体字也一起学习了。过年了，孩子给长辈们拜年的祝福词中，一般都会说：祝爷爷奶奶、大伯大妈身体健康，抹（音ma，二声）牌赢钱。往往这时候，大人们都会喜笑颜开，给起压岁钱来也特别的爽快。因为，湖北人打牌是特别讲究兆头的。
提起兆头来，这其中的讲究可就多了。刚给小孩子擦完屁股不适合打牌，摔坏碗以后不适合打牌，喝水都被呛住了不适合打牌，刚遭了盗窃不适合打牌，反正是名目众多。当然也有适合打牌的时候：某人刚还过你钱了（意喻：送钱）、做梦梦到自己捉了好多鲫鱼了（鲫鱼在湖北被称之为喜头鱼）、有人给你送来打火机了（意喻：点火），等等。正因为如此，湖北男人打麻将喜欢把打火机压在钱上。湖北女人则忌讳在打牌过程中家里的孩子讨要零花钱，怕被要走了财气，因此，湖北的小孩见自家父母在打麻将，一般是不敢去骚扰的。话虽这么讲的，一旦麻将瘾犯了，犯了点忌讳也一样上场。
不仅如此，湖北人打麻将，是一定要带点赌注的，否则就提不起兴致。在湖北人看来，这不能算做是赌博的。他们一般都打得比较小，输赢都有限度，只为了平日联络亲朋好友间的感情罢了。
中国人是十分注重人情的，熟人见面大招呼都脱不了个“吃了吗？”难怪一度有人把中国文化戏称为“餐桌文化”。如果说餐桌文化从侧面反映出了中国人对于人情的重视，那么湖北人则把人情味从餐桌上进一步延伸到了牌桌上。几番推杯换盏之后，凑副牌班子，搓它两盘，方可完全尽兴。搓过来搓过去，感情也搓出来了，亲戚也攀上了。打完麻将，又回到饭桌上坐坐，你说还有比这更能拉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么？因此也可以说，湖北人更多的是把打麻将看成是一种交际的方式。
逢年过节时，打麻将更是湖北人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牌桌上在喧哗，孩子在嬉闹，炉子上煨的烫在热腾腾地冒着气，这节日的气氛也就上去了，一家人其乐融融，看起来是多么满足和幸福啊。其实这还不是最适合打牌的，既要兼顾孩子，又要耽搁做饭的时间。最适合打牌的，是某家乔迁新居，孩子考上大学，老人做寿请客的时候，有烟茶奉上，有空调房呆着，到了吃饭的时间，会有人来张罗吃饭。所以湖北人做大事喜欢前三后四，意思是从前三天一直玩到后四天。这种玩法以在家中摆酒宴较为多见，就算是在饭馆吃饭，起码也是两天，这都给客人留下了足够的时间打麻将。主人家也是挺乐意这样的，做大事嘛，自然是越热闹越好。他不怕花钱太多，就怕看起来冷冷清清的，没人捧场。没人捧场，说明人缘不好，这对于爱面子的湖北人来说，是一件十分没有面子的事。
办喜事如此，谁家办丧事，守灵的也是一桌麻将，要不然，谁可以呆坐整整一个晚上。也就因此，许多与打麻将守灵有关的故事被传得绘声绘色。最经典的堪称一桌子人正打得兴高采烈，突然边上的死人直直的坐起身来，吓得打牌的人魂飞魄散。原来死人并没有真死，还剩一口气悠着，听着麻将声，一时兴奋又活过来了。这恐怕只是一个编撰的故事，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打牌方式还是够恐怖的，带着浓浓的鬼魅色彩。而能在死亡的气氛里仍提得起兴致打麻将的，恐怕也只有湖北人了。想起以前调侃成都打麻将的段子：说是飞到了成都上空，麻将之声轰隆隆直上云霄，空姐笑眯眯地说，各位朋友，想来你们已经知道了，成都到了，请你们带好各自的骰子准备降落吧。比较而言，湖北人在这方面也是毫不逊色啊。
有关麻将的轶闻趣事还有不少，经常打牌的人可以随口给你说一堆：某老太太打麻将，做了一个大糊，一时激动，血压升高，因此就送了命。
有一教师酣战后进入教室，看黑板没有擦，便大发脾气问：“今天谁坐庄？”见底下学生皆茫然更为光火：“傻看我做么事！白板都没有擦我怎么上课？”胆大的学生明白了老师因麻将产生了口误便笑出声来，这位仁兄便把书本往讲台上一拍：“还好意思笑，老子不讲了，这堂课你们自摸！”
有关于母子的，说是一学生回家吃饭，其母正处在七小对单吊五条的关键时刻，没有时间去将锅里热着的饭菜端给孩子，便对小孩说：“好儿子，妈妈已经将五条热在锅里了，你自己去盛了吃啊。”
与这专心致志的母亲媲美的还有一个容易紧张的麻将客，七小对吊一饼，他打完第一张牌就听牌了，然后他就在焦急不安的等待中将那一饼扣在额头上摩娑，最后却没有和出来，忍不住推倒了别人的牌，却发现每人一张一饼，便又气又疑地问：“你们怎么这样高明，每家一张，扣着都不打出来！”另外三家大笑：“你都把一饼印在额头上了，我们怎么会打呢？”
湖北人打麻将的特色除了那些让人忍俊不禁的奇闻笑谈和花样百出的说法外，还在于对一百三十六张牌的叫法，那才真叫是蔚为大观。比如，东风一般叫做冬瓜；南风常被叫做难过，也有的因为其字形象古代道士的发式就直接把它叫做道士；西风则被趣称为（西装）短裤，端的是形象异常；北风左右结构被叫做两半；红中比较有政治色彩，被唤作中国，或中国心；发财的名字最吉利，全国的叫法都一致，为的是讨个口彩；白板的名字可能最多，有叫门板或者门框的，有叫电视机的，也有叫它黑板的。
万饼条里不少名字则可能让人叫起来生出无尽遐思。一条因为形似一只鸡，所以常被叫做幺鸡；三条则叫做鸡脚，七条被称为甲鱼头，八条被叫作饭架子或蛤蟆腿；九条则因为谐音称为口条，那密密麻麻的样子叫饿人听起来确实解馋。
饼字里名号就更丰富了，一饼可以叫一筒屎或烧饼或港饼（黄石港出产也算是当地的土特产），美味的或恶心的要看打牌人的心情而定；四饼叫板凳，五饼叫四菜一汤，七饼叫锄头，八饼叫黑鱼，九饼叫老饼或麻子。
湖北人打麻将，不仅打的人打得热闹，就连边上的看客，不论老少，也不论是文盲还是知识分子，那精神也毫不逊色，有的还能在玩客推倒麻将的瞬时帮忙将进出账算得明明白白。当然，许多享受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得到。
三缺一对于喜欢打麻将的人来说，是最扫兴的一件事。为了不至于扫兴，那就得想办法凑足第三个人。因此，劝人打麻将也是湖北人的一大特色。假如劝的这人只是边上的看客，并不会打，劝牌的人会说：不会打，输钱也不会啊？攒座金山银山生不能带来死又不能带走。这招叫激将法，对于湖北人来说，是很凑效的，因为爱面子的湖北人就怕别人说他吝啬。一般第一次打牌的人，都是这样被拉上场的，而且多半还会赢。倒也不是别人故意让着你，越是生手，别人越猜不到你打牌的套路，误打误撞，手气倒也上去了。还有一种情况，是旁边的看客帮着起哄，劝牌就又是另外一番情景了：没时间，要去接孩子放学吗？这不是问题，我帮你去接；天黑了不便回家吗？这也不是问题，负责给你打个出租，保准一直送你到家门口；碗放在水池里还没来得及洗吗？这也好办，我来帮你洗。想想看，替你考虑得这么周全，还有什么理由再可以推脱的呢？
与湖北人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湖北人精明，这精明同时也反映到牌桌上。湖北人打牌都有固定的伙伴，即牌友。三缺一时宁可不打，也不会跟不知根底的人打，即使是别人盛情邀请，一般也会拒绝得很干脆，怕入了陌生人做的“笼子”。夫妻二人同时上场时，必须要坐在对家的位置。而且，不同地方的打法也不一样，糊了牌，算钱的方法也千差万别。但不管是哪种打法，湖北人都可以适应，而且还喜欢不断的尝试最流行的打法。至于算钱，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太太打起麻将来，账也是算得飞快。人们茶余饭后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也是离不开麻将：某某糊了一个什么大牌啊，入账了多少钱啊；打错了哪张牌啊，应该打哪张的啊；自己哪天有把牌差点就大糊了，至今还耿耿于怀……在不断的复盘，分析，回忆，其中的滋味非局外人可以体会也。
湖北人打麻将，其实也是一种生活富余、闲适的表现，谁会连肚子都填不饱，还有精力去打牌呢。他们认为，没有挣得完的钱，生活是用来享受的，天知道明早起来，太阳还会不会挂在天边。而且，对于喜欢打麻将的来说，打牌还可以治百病。本来腰疼的，一坐上去，哪里都不疼了；本来头痛的，手里摸着牌，似乎也不痛了；脑子经常活动，患老年痴呆症的机率也就少了。精神疗法对于任何一种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麻将应该说也可以算作其中的一种吧。但未成家的年轻人成天打麻将，却会被人在背后说闲话：年纪轻轻的，怎么可以无所事事，不务正业呢。所以在湖北那些背街或巷尾打麻将的人，多为看店守生意的店家或是退了休的爷爷奶奶，他们纯粹是为了消磨时间。
看来，湖北人玩麻将，还是有一定的原则的，可以把握其中的轻重。娱乐而已，太过，对于工作和家庭生活都不利。至于沉迷到麻将赌博里，动不动拿家当出来拼的，那就在抓赌行列了，并不是湖北人打牌的主流。当然，许多享受只有亲身经历才能体会得到。麻将是湖北人生活的一部分，没有麻将的日子，对湖北人来说，就像是菜之少盐般淡而无味。
2.湖北斗地主风靡全国
斗地主是一种扑克游戏，这种游戏最初就是从湖北开始盛行的。
发明“斗地主”游戏的人，肯定对“地主”是深恶痛绝的，否则，游戏怎么不叫“斗鸡”、“斗猫”、“斗狗”，而偏偏就叫“斗地主”。这跟过去的打小人相似，过去人们对某人深恶痛绝时，就用纸剪一个人的模型，在身上标上这个人的名字，然后用针刺、用鞋打……是一个道理。但由于这种方式过于“刻薄”，没在现代社会流行开来。因此，在那万恶的旧社会里，对于地主横行乡里，无恶不做的恶行，人们是敢怒不敢言，为了发泄对地主的痛恨，常常在一天的劳作之后，一家人关起门来“斗地主”。
现在，在武汉的街头小巷，小商店前，公园里、地摊上，常能看到三五个武汉人会旁若无人地席地而坐“斗地主”。旁边还少不了围观的，而且还指指画画，评点一番，好不热闹。“斗地主”的多为中年人，消耗酷夏下午难过的时光。旁边有许多小孩玩耍，都是这些大人带来的。有人该想了，这武汉人都是不用工作的么？其实，玩牌的人大都是乘着生意的间隙，玩上一把。
现在不仅是湖北人斗地主，这股风也刮向全国各地。“斗地主”的游戏之所以能一下子就火了起来，并不表示发明“斗地主”游戏的人是天才。而是这种天才的游戏方式风行中国却蕴含了深刻的社会哲理。
首先，这种“斗地主”游戏玩法简单，娱乐性强，老少皆宜，加上人们对地主的痛恨，游戏便自然而然的风行中国。其次，这种游戏的快速风行，又深层次揭示出人们对地主的痛恨，进一步演绎，延伸出人们对贫富分化的痛恨与无奈，只能通过游戏的方式满足人们均贫富的期望，而这个期望，却沉淀了亘古不变的、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物质上的共同致富与精神上的平等相处。
湖北这个地方，可能是在全国属于日子过得相对比较好的。因此，全国其他地方的人都忙得很辛苦的时候，湖北人一个是打麻将，一个是斗地主。上海也斗地主，湖北斗地主是穷人斗富人，这个游戏才成长，上海是富人斗穷人，基本上抓牌的人都是穷人。
曾几何时，武侠小说风行中国，最终成为成年人的童话，就是为了满足人们劫富济贫、疾恶如仇的心理，而“斗地主”游戏的风行，同样成为成年人追求平等的童话，所不同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斗地主”游戏通过赌博的形式，部分满足了人们对物质追求的博采心理，这是应该被扬弃的。
3.看别人的故事，偷着乐
市井氛围与平民精神造就了湖北文化现象的一大特征--世俗文化的发达，省会武汉是花样百出的市井怪事的发祥地，而武汉媒体再将这些资源进行工业化加工、包装，向全国人民推出一道道活色生香的市井大餐。
湖北人的娱乐用简单一句话可以概括为：单纯并快乐着，即看看报打打牌。在湖北，发行量极大的通俗性刊物如《知音》、《今古传奇》早已冲出湖北走向全国了，凡有人烟处皆有人读《知音》，也不算夸张。这两个具有市井风情味道的刊物完全给武汉市民的阅读定了性。还有一份报纸《楚天都市报》，是大多湖北人上厕所需要读点什么东西时的必需品。这张报纸以全面报道武汉三镇及周边县市日常鸡毛蒜皮的事为己任。什么一妇女裸奔江汉路步行街被民警拘捕怀疑是一女疯子啦，什么汉正街一女老板雇佣杀手暗杀老公和情妇啦，什么武汉一男求爱不成从武汉长江大桥上跳江自杀民警奋勇扑救啦，湖北人看得津津有味。
湖北这地头上，南来北往，鱼龙混杂，绯闻逸事本来就多，而湖北人又有一种外地人所没有的猎奇心理，与《楚天都市报》可谓“趣味相投”。湖北的电视节目以大杂烩居多，缺少原创性不说，还品位不高。周末一打开电视，你要么看到没完没了的滥电视剧--湖北人还特别爱看，要么是乏味的综艺节目--什么青年男人扮成缺牙驼背的老太婆、黄陂话讲的笑话、应景的粗俗的对口相声。湖北某剧团有个很受湖北人欢迎的艺人，他以用湖北话讲些市井故事著称。那些略带粗俗、土气，上不得台面的“包袱”往往还能逗得观众哄堂大笑。湖北还有一个唱湖北大鼓的，抑扬顿挫地讲唱武汉市民自己的故事，格调都不怎么高。如果匆匆浏览一遍就会发现，活跃在武汉文艺表演界的，往往都是些武汉的大老爷们。湖北人能耍嘴皮子，会讲俏皮话，可他们的智慧都用在插科打诨、讨口彩、讲荤故事上了。
北方人说湖北人“闹腾”，总是三五成群、呼朋唤友、吆三喝四。湖北作家林清指出：“湖北人喜欢的就是大众文化，热闹场景，才不稀罕什么高雅清净呢。”
有民俗学家得出结论，武汉人当然也包括湖北省内其他地方的人虽处内陆，骨子里却与地中海沿岸城市人群的特点极为相似：喜欢大家族式群居生活，好热闹、新鲜、刺激的东西、热情奔放，自由散漫、知足常乐……
湖北的市井是出了名的。这首先当然取决于物质条件，湖北地处中国中部，自古就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富饶的物产使湖北人不用太费劲就可以活下去，而且可以活得滋润均匀。其次就是由于湖北人的个性使然，对于生活，用湖北人的话说就是：日子是水，自己是鱼，游着走就是了。
4.街头纳凉很舒坦
武汉流传着一首民谣：“武汉一大怪，竹床街上摆，晚上一条龙，清晨撤得快。”这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武汉老百姓夏夜纳凉生活的真实写照。
武汉是长江流域的三大火炉之一，地势如盆，四周多山，市区多水，天上有火辣辣的太阳光，地上有热腾腾的水蒸气，楼宇栉比，人烟稠密。团团热气像一个巨大的罩子将整个城市罩住，人置身这样的环境，如同身在蒸笼里一般难受，在无风的夜晚，更让人无法在室内安身，人们只好到室外去露宿。
露宿之处有在自家住房的屋顶或楼房平台的，而无此条件的市民则大多就近在街头巷尾寻找一席之地。这一席之地，往往有约定俗成的占有权，谁上年在哪里，谁下年仍在哪里。那时候，忙碌了一天的人们，下班回家后，两口子明确分工，一个做饭，一个就赶快背竹床、扛木板、拎躺椅等五花八门的露宿用具，沿街铺设起来。为了降低地面温度，还要打扫、洒水，蚊虫多的地方还挂起了蚊帐。
吃完晚饭、洗完澡，一家老小就夹着席子、卧单，各执一把芭蕉扇、鹅毛扇，穿上拖鞋，穿着汗衫、短裤，男同志还多数赤膊上阵，女同志则多件汗衫，谁也不觉得有失体统。然后晃悠悠走到自己的“领地”上，或坐或卧，聊天乘凉。这时候是人们最惬意、最休闲、最随便的时光了，老人们一般泡一壶香茶躺在竹靠椅上慢慢地品味。孩子们呢，洗过澡之后，穿着小裤衩冲出来，十多个小鬼头在一起追逐嬉戏，或互吹牛皮或躲帽帽（捉迷藏），而刚洗净的身子往往变得黑一道白一道，汗水涔涔。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娱乐就是下象棋，在床边放上一张小桌，楚河汉界杀它几盘。围观的人有时比下棋的还多，虽有看棋不语真君子的说法，但还是有些人在那里指手划脚地“干着急”；更多的人则是在那里天南地北、漫无边际地“摆龙门阵”。上议国家大事，下议柴米油盐，有时唉声叹气，有时哈哈大笑。总之，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消遣。空气里飘荡着掺杂了爽朗笑声的率性武汉话。这样，大家无形中也就联络了感情，增进了友谊，从而形成一种融洽、和谐的睦邻关系。这种吵闹、喧嚣的场面，一直持续到10点钟左右才渐渐平息下来。这时，不分男女，横躺直卧。外地人偶见此景，颇觉不雅。
最好笑的是有人晚上起夜以后，却找不着床或上错了床。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由于路灯昏暗，加之竹床也都是差不多的模样，起夜人方便完后，有的找不到自己睡觉的准确位置了，于是只好一个床一个床地“瞄”，就难免睡到别家的床上，于是引起一阵惊叫和恐慌，在连连“对不起”的道歉声中，四周爆发出一阵善意的哄笑。
但在室外露宿总是睡得不那么舒畅，一大早，来往的行人和车辆就会把人吵醒。人们只好将睡具搬回家去，开始新的一天的生活。一些不急于上班的人，也许还要在已经回凉的室内再补睡一会解乏。如果半夜下雨，人们从梦中惊醒，便会一哄而起，发出呼叫声、搬动睡具声和脚步声，在夜深人静的街头形成一股强大的声浪，犹如钱塘江的来潮。
春去夏来，酷热难当的气候迫使武汉人年复一年地因循古已有之的习俗露宿街头。
尽管现在的居住条件在不断改善，家里的空调也越装越多，但这种“习俗”，还是会一直延续下去。这就是独特的湖北人，不因时代改变而改变，真是：睡自己的觉，让别人去说吧！
5.“夜玩一族”的俗市生活
对于湖北人来说，独具特色的还包括他们那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在他们中有一群人，似乎一入夜，生活才刚刚开始，人们戏称他们为“夜玩一族”。“夜玩一族”是新兴的一个族群。“族民”都是些未婚的小青年，他们收入丰厚，衣着讲究，长得也不差，整个人身上洋溢着浓浓的“小资”味。对于“夜玩一族”来说，最普遍的莫过于泡吧。这种夜生活方式是从2001年年初开始，从湖南传到武汉的。武汉的酒吧就全国来讲，数量上虽然谈不上最多，但确是种类最齐全的，酒吧的兴起，成为青年人的天下，亚文化的发生地。
当然，“泡吧”是时尚人士和年轻人的玩法。更多的湖北人还是钟情于集卡拉OK、迪吧、酒吧等娱乐方式为一体的大歌厅。武汉的“KTV一条街”，可以说是蔚为壮观。
一位经营大歌厅的老板说，现代人生活得比较累，如果休闲的时候还要想着怎样去高雅就更累。大歌厅就是要提供一个让人们彻底放松的地方，在这里，大家都是凡夫俗子，谁都不比谁雅，你尽可以暴露你的“不雅形象”。
1997年以前，人们对歌厅的印象可以概括为两个词：高档+色情。但是，在江城武汉却变成：大众+娱乐。在江边，可以看到那些星罗棋布的花花绿绿的帐篷，简单的音响器材，2元唱一首歌，人们常常乐此不疲。而且这种娱乐方式还一改传统的带着“颜色”的世俗特色，一下子简洁明朗起来。例如在武汉的新中原歌厅，就有这样一个特色节目，“人体造型”表演。男女两位演员利用超人的柔韧性和力量，将自己的身体塑造成不同造型，完成了一系列高难度的动作，如仅以男子的脚为支撑，两人利用张力，将双方的身体达到了与地面成180度角的平衡。
除了这样的特技表演外，可以说，在大歌厅感受的就是一台综合的文艺晚会，全程有主持人串词。歌舞表演也是大歌厅的强项，有热情的桑巴舞、劲舞、民族舞蹈，气势较大。最后一个节目一般是小品，且多是用“湖普”（湖北话味极浓的普通话）表演的，这是歌厅的故意安排，好让顾客笑着离场。
碰上煽情的摇滚歌手和搞笑节目，歌厅里的桌椅就惨了：人们会边喊着“嗨嗨”，边用能找到的一切坚硬东西狂砸桌子。当然，歌厅也有准备：桌子包了层特殊材料，不怕砸，烟灰缸也从瓷的换成了塑料的。
对于湖北人来说，玩不是生活的奢侈品，在他们看来，玩不是炫耀，不是负担，不是挥霍，不是放纵。玩只是一种本我的状态，是他们用热情点缀的城市灯红酒绿。
6.市井文化火辣辣地“盛开”
在作家方方的眼中，看武汉的最佳视角是坐在长江的入水口，比如说在晴川阁来看武汉是最好不过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汉水带着它的明亮，缓缓汇入浑浊的长江。两水激荡着的状态，是又排斥又交融的。在你细细凝视时，心里会蓦然地生出感动。
而在池莉的文章中，汉正街里的小巷会让人眼前感到一亮。这里真是一个阅尽人间烟火的去处。三五块钱一件的衣服，五六块钱一份的炒菜，治性病的江湖术士，算命的老道，支起四脚凳绞五七线的家庭妇女，端着饭碗串百家的中年男人，攥着五毛钱一碗的土豆条跳皮筋的小孩……很多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市井图在这里全都“昨日重现”，市井生活气息让人亲切到几近窒息。
1998年8月的《新周刊》第14期上，点评了中国众多城市。大气的北京、奢华的上海、男性化的大连、女性化的杭州、伤感的南京、精致的苏州、浪漫的珠海……而武汉，则被界定为最市民化的城市。
武汉实，武汉人很实，实在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实在柴米油盐，也实在那种说话做事直爽，不拐弯抹角的态度。
由于这座城市九省通衢的地位和包容杂合的文化，就表现出它的精芜兼蓄和变化多端。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武汉位居中国中部，接待的是南来北往的客，吃的是天南地北的菜，什么衣服好看就穿什么衣服，喜欢谁就认谁。冲撞之后是包容和改造，拿来之后成为自己的主义。
对于外地文化和外来文化，武汉人的态度大体上比较开明。不排外，也不媚外，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海货、港货和汉货一样平等地摆在柜台上卖，京剧、豫剧、越剧和汉剧、楚剧一样拥有大批的观众，不像河南、陕西那样是豫剧、秦腔的一统天下。甚至武汉的作家们也不像湖南、四川、陕西那样高举“湘军”、“川军”、“西北军”的旗号在文坛上张扬。
夜色里的吉庆街，是最能感受到武汉人火辣辣的市井生活的地方：遍街的红灯笼，狭窄的街道上，摆满了简易的各式圆桌和凳子；客人刚走近，各家的迎宾小姐就火辣辣涌上来，争相往自家的台位“拉”；坐定的人们，很多光着膀子坐在那里，滋滋有味地吃着麻辣田螺，喝着扎啤和白酒聊天；满眼都是人，擦皮鞋的，卖唱的，敲湖北大鼓的，卖玫瑰花的，背着烟匣子卖烟的，给人画像的……形成一幅绝妙的市井图。
古往今来，正是这种特有的地域和气候，给这座内陆城市带来了独特的生活气息。灯红酒绿、流光溢彩、霓虹闪处不会是武汉引领的时尚潮流，飘在这座城市上空的或许还是街头烧烤的香气，安然沉醉于这一片亮丽风景里、乐呵呵行走在亲水平台和休闲广场上的，依旧是这座城市里的武汉人。
武汉的城市个性与风格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市民文化，又正是这种最具平民化的武汉恰好是体现现代性文化的代表--更具有真性情--个性更鲜明，是中国魂魄所在。时下，人们谈得最多的是国人素质的低下，还有道德的沦丧。而所谓“人文精神失落”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喊得震响，文人墨客全部集中注意力煞有介事地寻找失落的人文精神，这显然是找不到的。
在我们传统的士大夫和精英文化里，很少能有对下层社会的认同？有的只是轻蔑和诋毁。因此，说湖北人的市井文化，其实就是对湖北的最大诋毁。但事实上，我们发现在传统的士大夫和精英那里，平民化的社会形态是最好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回归--真性情！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形态--市民化！
7.市民生活新时尚
如今的武汉，生活已是今非昔比。炎热带给武汉的不仅是高温，更带来了融合传统汉味与现代时尚的风景。夏夜，老人们躲在空调房怀旧，中年人寻找着热闹轻松，年轻人却追逐着这个城市最新的消费趋势和文化偶像。
武汉的市民，绝大多数是近百年来陆续从附近的农村及外省迁入的。由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使得武汉人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原有的宗法关系在这个市井社会中生存下去。这一点形成了武汉市民独特的文化品格与社会规范。这种强大的力量甚至也渗透到了学府、机关、文教科研单位。基于武汉的地理格局和成员构成，市民们大多没有一个整体的城市感觉。至于那个概念意义上的大武汉，从前是皇上的，后来是政府的，似乎与自己没有太多关系。
随着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江城居民对服务性消费提出了新要求。
孩子们会选择去海洋世界冰雕展寻找夏日的快乐。东湖海洋世界的冰雕展厅，温度零下8度。从热风习习的室外走进寒气阵阵的展厅，嘴巴顿时呵出了白气。在这座独特的冰雪海洋殿堂里，冰雕玉砌、雪树琼花。儿童游乐冰场那条全长160米、高6米的冰雪急速大滑梯，孩子们坐上去后，发出欢快的尖叫。让人禁不住感叹：快乐竟是如此简单！
乘坐上豪华游船，携家带口，欣赏长江夜景，已经成为武汉市民的又一个避暑选择。
而在盛夏时节，游泳池内更是一番盛景，一群人稀里哗啦蹦入江中，水花翻腾，嬉笑叫闹，真如沸水中的饺子。上世纪50年代的武汉，长江、汉水上有不少天然游泳池，大致在汉阳板子桥、武昌平湖门大堤口、硚口河滩东风闸一带。到了90年代，滨江游泳池和北湖游泳池是比较出名的，前者主要是对中小学生包场开放，后者相对简易，池底甚至全是没脚的烂泥，但“煮饺子”的壮观年年依然。
而传统的消费观念，也正日益受到现代消费观念的冲击。“无病早防”、“花钱买健康”；节假日家人一起“打的”外出游山玩水；边工作边“充电”’不断提高文化知识水平等消费观念，已经被多数武汉人接受。专家据此分析，江城居民的消费观念已告别“温饱型”，逐步向“发展型”与“享受型”转化。
在汉口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陈先生，算了一笔上一年年消费账：一年来，平均每月的吃喝花不到300元钱，但每月的穿着和休闲类花销（含旅行）近600元钱，而且后者花钱的速度还逐年呈上涨趋势。据了解，像陈先生这样看重休闲时尚、看淡吃喝的武汉人，不在少数。
事实上，武汉市民稍作留心，也会感受到这一变化。在大街上随便看看就会发现，穿着入时的帅哥美女越来越多。而那些消闲类场所也是越开越多，生意也是越来越红火。
一份来自武汉市城调队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2003年武汉市城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7251元，比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平均水平低1634元，排名13位。在19个城市中，武汉人对食品、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类、居住的支出都排在13位左右，均低于平均水平。但文化娱乐的消费却高达757元，高出平均水平47.12元，在19个城市中位居第八位。特别是“五一”、“十一”黄金周的消费增长速度更是年年攀高，比2002年多出六分之一。
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湖北人开始热衷于刷卡消费。所谓“一卡在手，吃喝玩乐行不用愁”。因此，越来越多的武汉市民出门购物、吃饭不再带厚厚的现金，只用一张小小的银行卡，无论到哪儿都能解决问题，刷卡消费已成为江城市民生活的一种新时尚。时代在进步，生活也在发展，在温饱还未解决的年月里，人们看重的是生活的数量，但时下，人们则更侧重于生活的品质，从这一点看，湖北人哪里“俗”了？
8.武汉人不爱车
据最新统计，目前北京和成都，大约有1/4的家庭已经拥有私人汽车。但到2003年底，武汉市每500个家庭仅拥有3辆家用汽车。
如果说北京是经济最发达城市之一，不太具备可比性，但武汉人均收入与成都差不多，相对而言，私车拥有量就太少了。
武汉与成都不仅人均收入差不多，其文化也都是以世俗文化著称。具有这么多的相似点，但成都人和武汉人在购房和购车上意见却出现分歧，当然，这其中除了个人消费的偏好外，更多的还是两地潜在的文化差异。
一份关于成都人消费心理调查问卷显示，不少成都人认为，买商品房是一种静态投资；而买车是一种动态投资，虽然容易贬值，但它能自由地把人带往更远的地方和更大的圈子，使人与城市产生更活跃的交流。这表明成都人在享受静态生活的同时，还有一份追求动态的激情。
而武汉人似乎更耽于知足常乐，更喜欢固守在自己的一方天地，过着荣辱不惊的日子。
随着社会的发展，私车已从一种高档消费转向平民消费发展。稍微有些闲钱的人还是买得起车。但是买车容易，而一辆经济型轿车的后期保养费、汽油费、停车费、保险费、养路费、车船税、年检费、过路过桥费等却大得惊人，每月大概要支出1200元左右，相当于养一个孩子的费用，真是“买马便宜装鞍贵”。
有人这样衡量武汉人买车所必备的条件：月薪4000元以下，应列入“买不起车”行列；月薪4000元，可列入“买得起车，养不起车”行列；月薪跨入5000元，基本上“买得起车，也养得起车”，但限于10万元左右经济型车。因此，算不上大富大贵的武汉人对私车并不是投入那么多的兴趣。
私人汽车在北京和成都的普及率较高，在那里大约有1/4的家庭已经拥有私人汽车。而汽车进入上海家庭和武汉家庭的比率只有12%和10%。对于目前拥有的私人汽车的品牌方面，在武汉，神龙富康所占的份额大约是15%，尽管这两个品牌在武汉所有机动车统计中占有很大优势，但是在私人轿车中却优势不大，武汉私人轿车市场中没有主导品牌。
成都虽然拥有私人汽车的家庭较多，但其中以奥拓等微型汽车为主。而上海和广州分别有其主导品牌--桑塔纳和本田。
就城市家庭购买私人汽车的倾向整体而言，其中以成都的购买倾向性最高54%，北京其次49%；从家庭收入上看，家庭月收入在5000~10000元的家庭中，将购买轿车的比率超过2/3；月收入在2000~5000元的家庭考虑购买汽车比率也有将近一半；而由于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的家庭目前有一半以上拥有汽车，所以购买倾向不是最高的；私人汽车市场的增长空间巨大。
其实，武汉就是一个小市民气息为主的城市，并不需要多华丽的生活。几拾元吃一根哈根达斯，不如在街边随便吃碗热干面，每个月花去收入的1/3来养辆汽车，还不如坐公车，剩下的钱去多斗几把地主。武汉人的生活要的不是大风大雨，而是风平浪静下的闲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