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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以仁行事，方能得天下，保天下。”重点突出了“仁”，也说明了“得人心”的重要性。“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其中，“人和”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得人心”，没有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戴，又何来“得人心”之说呢？可见，“人心”决定一切。
1.流氓无赖也能得天下？
谈到“楚汉相争”的这段历史，人们都会为项羽的失败扼腕叹息。也许，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即刘邦是个流氓无赖，既然他是个流氓无赖，那又何以得天下呢？原来，得天下在“人心”而不仅仅在“仁德”，只要你用人得当，能够俘获民众之心，流氓无赖便是贵胄龙种。讲到此处，也许令无数读书人惟有一声长叹！
秦朝末年，由于秦二世的残暴统治，各地农民苦不堪言，怨声载道，纷纷揭竿而起，反抗秦朝的压迫和奴役。
在刘邦于沛城起兵的同时，原楚国贵族的后裔项梁、项羽叔侄也在吴中起兵（今江苏吴县）。他们杀了会稽郡守，很快组成了一支8000人的江东子弟兵。其他六国贵族也都纷纷起兵，自立为王。
公元前206年六月，各部将领经过商讨，立了楚怀王的孙子心为楚王，定都盱眙（今江苏盱眙）。并同时约定：谁要是先攻取了关中，就可以在关中做王。经过连番征战，八月，刘邦攻入武关，向咸阳逼近。
十月，刘邦进入咸阳。当时他以“关中王”自居，准备就住在宫中，好好享受一番。樊哙提醒他这样做将重蹈秦的覆辙，他却不以为然。因此张良又再次进谏说：“秦王朝的统治是残暴无道，所以才能使你进入关中。你想为天下除去残暴，自己首先就必须以朴素为资。现在刚刚入秦，却安于享乐，这是所谓‘助纣为虐’，况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樊哙讲的话虽有些难听，但为了夺取天下，我希望你还是听从他的劝告。”这样，刘邦才听从了他们的劝告，“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
十一月，刘邦召集各县一些有名望的人士，向他们宣布：“我们这次入关，目的是要推翻秦的暴政。我们不会侵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苦于秦的苛法已经很久，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怀王曾与诸侯约定，先入关者做关中王，我应该做关中王。所以我现在和你们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原来的秦法一律废除，所有官吏和行政也都保留。”刘邦派人和秦朝原来的官吏一齐到各县、乡邑去宣传。老百姓听说后非常高兴，都纷纷带着牛羊酒肉来慰问义军。刘邦辞让说：“仓库里的粮食很多，我不能让你们破费。”老百姓更加高兴，唯恐刘邦不做关中王。
这时，一个名叫鲰生的谋士向刘邦献计说：“秦的财富十倍于天下，地形也很险固。现在听说章邯已经投降项羽，被封为雍王，王关中。他们如果来了，你恐怕就不能再做关中王了。你应该赶快派兵守住函谷关，不要让他们入关。”刘邦认为他的意见很对，于是派兵驻守函谷关。
项羽在消灭秦军主力后，也率军向关中进发。汉王元年（前206）二月，他来到函谷关。一见关门紧闭，听说刘邦已平定关中，项羽大怒，当即命当阳君英布攻破函谷关，接着率40万大军开到戏下（今陕西临潼东北戏水西岸）。这时，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听说项羽正发怒，为了求封，就暗中派人向项羽告状说：“沛公欲王关中，让子婴做相国，把秦的珍宝都据为已有。”项羽一听，更是火上加油，加之谋士范增也劝项羽赶快除掉刘邦，因此他下令犒劳士兵，明天一早就向刘邦进攻。刘邦当时只有10万人，在兵力上完全处于劣势。在大难就要临头之际，刘邦却来了救星。这个救星就是项羽的叔叔项伯。项伯和刘邦的谋臣张良交往甚密，张良曾救过他的命。他听说马上就要向刘邦进攻，就连夜驰入刘邦军中，想把张良带走。张良却对他说：“沛公有大难，我作为谋臣不能一声不吭就走，要走也得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刘邦听了大惊，要张良赶快考虑对策。张良说：“你现在应亲自去对项伯说明，你不敢背叛项王。”刘邦对项伯以好酒招待，并约为儿女亲家，然后说：“我入关后，秋毫不敢有所取，登记吏民，封存府库，以等待将军（指项羽）。所以遣将守关，是为防备盗贼和其他意外。我日夜盼望将军到来，怎么敢反叛呢！希望您能替我向将军说明这个情况。”项伯答应，对刘邦说：“你明天拂晓定要亲自去对项王赔礼。”刘邦答应后，项伯即连夜返回，把刘邦的话全部告诉了项羽，并劝告项羽说：“沛公不先破关中，你能顺利入关吗？人家有大功，不该这样对待，还是好好相待才是。”项羽表示同意，取消了进攻计划。
第二天一早，高祖率张良、樊哙和100多个骑兵来到项羽的营帐鸿门，向项羽赔礼。项羽宴请刘邦，席上明争暗斗，剑拔弩张，演出了历史上的“鸿门宴”。鸿门宴后，项羽即率兵西屠咸阳，杀秦王子婴，烧秦宫室，掳掠财物妇女，然后东归。由于项羽的剽悍残酷，再加上他的这些所作所为，人们都对他感到恐惧和不安，因此，都对他没有好感。
四月，项羽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尊怀王为义帝，立诸将为王、侯，遣诸侯各自就国。刘邦没有办法，也只好前往南郑。项羽当时只给了他3万士兵，然而，由于刘邦的深得人心，此地的很多农民都自愿的跟随他迁移到南郑去，聚集起来也有十几万人。
高祖虽然来到南郑，但他并不甘于受封为汉王。只是考虑到自己势单力孤，当时才没有立即起来反对项羽，而到了南郑，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高祖所率士卒水土不服，讴歌思念东归，他必须立即决断；另一方面，项羽分封不均，齐国田荣起兵反叛，也为高祖提供了东进的机会。高祖决定出关与项羽决一雌雄。恰好丞相萧何又向他推荐将才韩信，认为“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高祖便任命韩信为大将。韩信向高祖建议：“我们的军吏和士卒都是山东（指函谷关以东）人，他们日夜企望东归，借助这股士气，可以建立大功。我们应立即决策，率军东进。”高祖非常高兴，就让他全权部署作战计划。汉王元年（前206）五月，高祖以萧何为丞相，留守巴蜀，安抚后方，自己则和韩信率领大军暗度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很快占领了整个关中，楚汉战争正式爆发。
汉王二年（前205）十一月，正当项羽与齐、赵激战时，高祖率兵出关向中原进军。汉军声势浩大，河南王申阳主动投降，高祖置其地为河南郡。郑昌顽抗，被韩信击破，也被迫投降。高祖回到关中，迁都栎阳（今陕西栎阳）。为瓦解敌方和巩固后方，他下令若敌方将领率万人以一郡降封为万户，开放秦朝原奉的苑囿园池，令民耕种，此策一出，大获民众欢心。
项羽知道高祖出关东进后，并没有立即回师迎战。他准备把齐国彻底击破后，再全力对付高祖。但是听说高祖已经占领彭城，便率领精兵3万，急返彭城。当时高祖还在彭城置酒和各路诸侯庆功，楚军在早晨向汉军发动进攻。一日之中，大破汉军。汉军沿谷、泗二水退逃，被杀死十几万人。又在灵壁（今安徽宿县西北）濉水上被项羽追上，又有十几万汉军被杀死，“濉水为之不流”。高祖仅与数十骑逃脱，路上恰遇女儿和儿子，而父亲和妻子却被楚军俘虏。
高祖退到荥阳，收集逃散士卒。这时，萧何从关中派来增援部队，连56岁以上的老人和不满20岁的青年都情愿被征入伍。同时韩信也收兵前来会合，汉军复振。
汉王三年（前204）四月，项羽包围了荥阳。高祖无奈，向项羽请和，以荥阳以西为汉。项羽准备答应，但范增认为：“现在要彻底消灭汉已很容易，如果放过这个机会，以后肯定要后悔。”于是，项羽不再同意讲和，猛攻荥阳。高祖就使用陈平之计离间项羽和范增。项羽派使者来劝降，高祖让人捧着丰盛的食物去招待。看见使者，假装惊愕说：“我以为是亚父（指范增）的使者，原来却是项王的使者。”然后把好菜好饭拿走，换上很差的饭菜。使者很生气，回去报告项羽。项羽从此怀疑范增与汉私通，范增提的一些主张不再被采纳。范增为此大怒，对项羽说：“天下事大局已基本定了，大王你好自为之吧。你让我还是做一个普通百姓安度天年吧。”项羽同意了。这样，范增就离开了项羽，还没有走到彭城，背上生疮气愤而死。
五月，楚军对荥阳的攻势更加猛烈。在这种情况下，将军纪信建议高祖：让自己代替高祖假装投降，以使高祖借机逃离。于是纪信坐着高祖的车子，从东门出降，吸引楚军四面包围，高祖带着几十个骑兵从西门突围而走。项羽没有捉住高祖，气得把纪信烧死了。
不久，项羽又向高祖单独挑战。高祖却笑着拒绝说：“我和你只斗智，不斗力。”然后指责项羽有十大罪状说：“你负约王我于蜀汉，是一罪；杀卿子冠军（宋义）以自尊，是二罪；救赵后本当还报，却率兵入关，是三罪；烧秦宫室，私收其财，是四罪；杀秦降王子婴，是五罪；坑秦降卒20万，是六罪；分封不均，是七罪；赶义帝出彭城，自己为郡，是八罪；暗杀义帝，是九罪；为人臣而杀主，为政不平，是十罪。我率领义兵和诸侯一齐来诛灭残贼，又何苦与你单独挑战呢？”项羽听后大怒，弯弓射中了高祖的胸部。
到十二月，双方在垓下会战，汉军30万人团团围住了项羽。
项羽当时已兵少粮尽。一天夜里，他突然听到汉军四面皆歌楚声，以为汉军已全部占领楚地。心中悲伤，便起来在帐中饮酒。他让美人虞姬陪饮，命人牵来心爱的坐骑“骓”，然后悲歌慷慨地唱着：“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则和唱说：“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二人唱了几遍，虞姬就饮泪自刎。项羽泪流数行，跨上骏马，率骑兵800人，连夜突围而出。
天亮以后，汉军才发觉项羽已经突围。高祖令骑将灌婴率骑兵5000追击。项羽渡过淮河，只剩下100多人随从。到阴陵（今安徽定远西北），由于迷路，又陷入大泽。项羽引兵向东，至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被灌婴追上。这时项羽身边只有28骑，奋力与汉军三次激战，杀死汉军几百人，最后拔剑自刎。楚汉战争终于以高祖的胜利而告终。
刘邦是王霸之才，但又是流氓。在传统社会，心怀仁德者往往能取得某些成功，却并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惟有得人心者，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与项羽有“六不如”：声望不如，势力不如，英雄不如，气概不如，信义不如，对士卒的亲爱不如。刘邦虽然在上面六个方面远远比不上项羽，但刘邦却有项羽比不上的一项优势，并且这项优势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刘邦使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俘获了大量的“民心”，就凭这一点，最后决定了刘邦的成功，也决定了项羽的失败是必然的。
点评：
人心左右一切，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项羽剽悍残酷，不善用人，既得不到“臣心”，更谈不上“民心”，最后只能落得个“霸王别姬”，自刎乌江的下场。
2.施“仁”政，柔道中兴旋“软骨法”
仁德与政治是一对孪生姊妹，又是一对天生的仇家，没有仁德的政治是没有合法性的政治，而没有政治保障的仁德往往又非常脆弱；政治往往摧残仁德，而仁德却又成为政治的基础。中国人历来重视文治与武功，并且将文治放在武功的前面，意思是文治在先，武功在后。那么，什么是文治呢？一般来说，文治就是以仁政治国。惟有施“仁”政，才能深受民众欢迎，才能令天下长治久安。在总结前朝失败的基础上，刘秀确立了一套新的治国方略，其核心是好儒任文、以柔治国。
早在征战的时候，刘秀就认识到儒学的重要。所谓“未及下车，先访儒雅。”他想方设法把一些著名儒学人物拉到自己的身边，或任以官职，或冠以衔号。这样他身边很快就集中了如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等一大批当时的著名学者。刘秀对他们以礼相待，或听取他们的策谋，或利用他们的名望和学识从心理上威服僚属，抑制他们居功自傲、似乎无所不能的情绪。
刘秀自己就是一个爱好儒学的人。当朝廷议事结束以后，经常与文武大臣一起讲论儒学经典里的道理，直到半夜才睡觉。太子刘庄劝他重视健康，保养精神，他说：“我喜欢这样，不觉得疲劳。”刘秀有时亲自主持和裁决当时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争论。自从平息隗嚣、公孙述以后，除非紧急时刻，刘秀从不讲军旅问题。皇太子曾向他问起有关攻战的事，他说：“这个问题不是你所涉及的。”有一次，有人上书建议趁匈奴内部分裂而又遭到严重灾荒的机会，用几年的时间一举消灭匈奴，为了民众的安居乐业着想，他坚决地否定了这个建议。
刘秀如此倡导儒学，不言兵事，为的是筹划着改造他的官吏队伍，以适应由取天下向守天下转变的这一根本需要。他本来的官吏队伍，多是在战争中凭军功提拔起来的。这批人善于斩将屠城，但也喜功放纵，对于治理地方、安集百姓均不相适宜。他们即使有些不顺手、不听使唤，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违背法纪，刘秀也不便对他们有过于严格的要求。随着战火的平息和儒学的活跃，刘秀逐渐改变了官吏队伍的素质和结构，用文吏取代功臣，功臣们交出手中的权力，离开官位，各自回到家中养尊处优。
刘秀少时生性温柔，缺少凌厉之气。即帝位以后，仍是如此。有一次刘秀回到家乡，同族的婶子大娘们见了他这个当了皇帝的侄子，接受着他的赏赐，喝着他设下的酒，异常喜悦。叫着他的名字相互议论说他小时候谨慎诚实，对人厚道，不计较小事，什么都好，只是太温柔了些。刘秀听了哈哈大笑，说：“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刘秀并非说笑，他的确是要以“柔”作为治国之道。
刘秀的“柔道”，首先表现在征伐占领之后，注重安抚，以民为重，不事屠戮。凡是投降的，只把他们的首领送到京城来，对小民百姓，遣散回家，让他们种地，拆掉他们的营垒，不让他们重新聚集。他主张征伐战争不一定要攻地屠城，要点是安定秩序，召集流散的人口。
刘秀柔道的第二个内容是：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奴婢的政令。建武十一年下诏书宣布：“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敢于用火烧烫奴婢的，按法律论罪；对被烧被烫的奴婢，恢复其平民身份；废除奴婢射伤人判死刑的法律。建武十二年诏书宣布：被卖的妻、子愿回到父母身边去的，听其自便；敢拘留者，按法律论罪。建武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一再下诏宣布：自建武八年以来被迫当了奴婢的，一律恢复平民身份；自卖的，不再交还赎金；敢拘留者，按《略人法》（针对当时青州、徐州一带豪强势力抢逼弱民为自己当奴婢的法律）从事。
刘秀柔道的第三个内容是：减刑轻税，并官省职。建武七年，下令京都地区及各郡、国释放囚犯，除犯死罪的一律不再追究，现有徒刑犯一律免罪恢复平民身份；应判两年徒刑而在逃的罪犯，由地方吏发布文告公布姓名，免治其罪，使其放心回家。建武六年诏书宣布：因军队屯田，储粮状况好转，停止征收十分之一的田税制度，恢复汉景帝二年（前155）实行的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田税制度。
汉朝的官府及吏员设置在汉武帝时曾大为膨胀，庞大的官僚机构是造成汉武帝及以后时期民用匮乏的重要原因。刘秀即位后大量合并官府，减少吏员。在这个问题上，刘秀也表现得很有气魄，仅建武六年对县及相当于县的封国进行调整，就“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这些措施使费用大为节省，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刘秀作为明君，从不恣意放纵，豪华奢侈。他不喜饮酒，不喜听音乐，手不持珠玉。他曾令太官（掌管膳食的官职）不要接受郡、国奉献的珍馐美味。远方异国进贡的名马宝剑，赐给骑士。汉朝自武帝以后，后宫掖庭人数达到3000之多，除皇后以外，有爵秩品级的就分婕妤、容华、充衣等14个等级。刘秀即位后，只有皇后、贵人有爵秩，贵人的待遇只有谷数十斛。此外有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均无爵秩和规定的待遇。刘秀在世时要预建陵墓，名曰寿陵，特意叮嘱地面不要太大，不要起高坟，低洼处只要做到不积水就可以了，将来要像汉文帝那样，不随葬金宝珠玉。
刘秀常常显示出一种恢廓大度、平易谦和的气貌。焚烧王郎文书以安人心，宽宥朱鲔以降洛阳，表示诚信以服铜马，都是常被称道的事例。
刘秀的老同学严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县）人，自年轻就有高名，刘秀对他很有好感。刘秀当皇帝后，他隐姓埋名不愿相见。刘秀令人画了他的像，天下张贴寻找。后来发现他在齐国一个湖边钓鱼，三次派人才把他请到。刘秀很高兴，当天就亲自去看他，他躺在铺上不起来，也不说话。刘秀就和他躺在一起，摸着他的肚皮说：“哎，哎，子陵，就不能帮帮我的忙？”严光还是不答应。过了好久，才睁开眼睛看着刘秀说：“人各有志，何必勉强我呢？”然后又闭上了眼睛，刘秀失望，只好离开，并叹息说：“子陵，决心不肯为我当臣下吗？”过后，刘秀又见他，只讲旧日的交往，不讲要他做官的事，叙谈了好几天。刘秀从容地问他：“我比以前怎么样？”他回答说：“陛下比以前有些长进。”刘秀和他同床共卧，他把脚压到刘秀的肚子上。刘秀坚持要他做谏议大夫，仍不干，后隐居富春山（在今浙江桐庐）。
刘秀对于臣下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常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有时甚至会产生厌恶的态度，但是他却时常表扬一些刚正不阿的官吏。在他的诏书中，经常说自己“德薄”，要上书者不要称赞他圣明。各郡县经常报告一些所谓“嘉瑞”事物，群臣要求史官将这些“嘉瑞”记载撰写成书，以传后世，刘秀一律不许。
点评：
刘秀柔以中兴，通过实施深得人心的政策，使广大民众安居乐业，幸福生活。从而，也巩固了汉朝的统治基础。可见，只有做一个“仁”者，才能获得世人的拥戴，才能成就一番伟业。
3.以卵击石，就是自不量力？
杰出人物在观大局、处大事上，都有不同寻常之处，其中之一是不畏强权，敢作敢为。自古以来，只知道以卵击石必是自不量力，卵破而石在，但如果能得人心，在对时局有透彻的把握下进行行动，以卵击石也能成就辉煌。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朝廷内部由于外戚和宦官势力的激烈斗争，导致皇权易位的变故常在旦夕之间。宫廷内部的斗争，终于导致手握重兵，残暴专横的并州牧董卓带兵进京，经过一番疯狂的残杀、掠夺，董卓已成为了一个控制着皇帝，横行于世，谁也奈何不得的霸主，其淫威如日中天。而在这时，曹操却毅然不受董卓之召任，逃出洛阳，在陈留招兵买马，建立起了一支由曹操的宗族家兵为基本力量的仅仅有5000人的武装，曹操依着这支武装为基础，开始走上讨伐董卓成就霸业的道路。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十二月，曹操在陈留郡正式起兵。当时各地州牧郡守有的还在积极筹备，有的甚至还在犹豫观望，只有陈留太守张邈与曹操互相呼应，共同筹划，与他同时起兵。曹操虽然兵少，主观上也不想多招兵，但他没有被动地等待机会，没有消极地保存自己的力量，而是首举义兵，为天下倡，表现了非凡的胆识、气魄和勇气，这对迅速掀起反董斗争的高潮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第二年正月，继曹操、张邈之后，函谷关以东各州郡才纷纷起兵讨伐董卓，主要有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伯、兖州刺史刘岱、河东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东郡太守桥瑁、广陵太守张超（张邈之弟）、山阳太守袁遗及骑都尉鲍信等人。荆州刺史刘表得知消息，也聚兵屯驻襄阳，与义兵遥相呼应。长沙太守孙坚则率兵北上，准备直接投身讨董运动。
由于曹操的首倡，才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天下共讨董卓的高潮迅速到来。关东诸军分驻各地，袁绍同王匡驻河内，韩馥驻邺城，孔伯驻颍川，袁术驻南阳，曹操与刘岱、张邈、张超、桥瑁、袁遗、鲍信等人驻酸枣，于是他们开始联合，共同讨“贼”。驻扎酸枣的诸军，设坛盟誓，由张超手下的功臣臧洪登坛宣读誓词。臧洪声讨董卓暴行，辞气慷慨，涕泪交流，在场的将士无不深受感动。由于袁绍是“四世三公”之后，在消灭宦官的行动中又出过大力，同董卓闹翻后又率先逃到冀州反对董卓，因此在盟会上大家公推袁绍为盟主。袁绍得知消息，欣然领受，自号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
但是，接下来关东诸侯虽陈兵前线，以讨董救国相号召，而实际上却同床异梦、各怀一心，只想保存实力，并没有同董卓真正交锋的打算。对此，曹操十分失望，他气愤地对各路将领说：“起义兵而诛暴乱，今大军会合已齐，现在还有什么疑虑的呢？如果我们刚开始举动，董卓扶持王室，占据长安、洛阳各地险阻，以皇上的声威号令天下，尽管他们残暴无道，但还是让人担心的。可现在董卓竟然劫持天子、焚烧宫室，举国震动，人心惶恐，天怒人愤，这正是他自投罗网，一战即可定天下，这时机万万不可错失啊！”
诸将对曹操振振之词无动于衷，曹操决定单独出兵，以此带动诸将，结果仅鲍信兄弟响应，连张邈也只派卫兹带了少量士兵随同作战，自己依然按兵不动。
曹操无奈，只有靠仅有的两路人马奋勇出击了。他准备先占成皋，再作良图。但在荥阳汴水岸边与董卓大将徐荣大军相遇，曹操部下皆为新兵，训练不足，董军却是久经战阵的凉州骑兵，终于激战一天败北。鲍信受伤，鲍韬、卫兹战死，曹操也中箭，坐骑也受了伤，只是靠了曹洪舍命相救，曹操才幸免于难。
汴水一战，是曹操军政生涯的一次惨败，也是他以血的代价换到的一次鼓舞：天下诸侯皆非救时之才，能成事者，操尔！只是他还必须从头做起。这一战虽然是失败了，但是曹操这种深明大义的举动却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欢迎，也让他获取了广大的民心，世人只认为曹操才是真心拯救乱世的英雄。这些因素都为他后来的招兵买马，扩充实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现代军事家朱德很赞赏曹操在力量十分弱小时，敢于举兵讨伐残暴骄横、不可一世的董卓的行为。他在读到《武帝纪》的如下内容时：“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又说：“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太祖曰：‘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遂引兵西进，将据成皋。”朱德批隧：“成大事者起兵以义”。尽管曹操出师不利，他还是批道：“敢战者成功，不敢战者不成功”。
点评：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实力不是决定成败的唯一因素，即使你拥有了实力，拥有了“天时”、“地利”，缺少“人和”，你终究会一败涂地。只要拥有“人和”，即拥有了“人心”，树苗终究会成长为参天大树的。
4.舟不想被水覆，就不要让水起漩涡
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中李世民是一位没有疑意的明君，明君之明，除了其它方面以外，最主要的一点能够以“仁治国”，深得民心，如果没有这一点，他恐怕就无法在战争中取胜，也无法在与兄弟的争夺中走向皇位。李世民以宽、信、仁、慈的策略笼络了大量的人才，也确保了国家的繁荣昌盛。
公元628年8月，李世民登上皇帝宝座，次年改元“贞观”，但他面临的政治形势却并不是那么妙。那时，农民战争刚刚结束，政府对各地区的统治还不稳固，加之连年灾荒，生产萧条，人口流动，许多农民军的头目还隐匿在民间，仍然是革命风暴的沃土。如何避免人民起来暴动，仍然是当务之急，这就牵涉到对人民的看法问题。
李世民即位后，一部隋朝的兴亡史向他提示出：人民好比是水，国君好比是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是一条千真万确的道理。
李世民君臣总结隋朝灭亡的原因是：隋朝对人民“动之也”。怎样避免人民起来造反呢？关键是静止。李世民君臣反复强调，“静之则安，动之则死”。
李世民目睹大规模的营造给人民带来的危害。于是他竭力避免过多的营造。为了减轻物资运输的压力，下令不在洛阳修造宫室。贞观四年他下令修乾阳殿。张玄素上奏说：“假如动工修乾阳殿，终究不过是大乱罢了。”于是李世民下令所有工程一律停止。
李世民执政的二十年中，为避免大规模巡视给人民造成更大的负担，他的活动大都在长安、洛阳一带。
李世民对隋炀帝好大喜功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即位以后，对外关系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贞观时代，周围有许多强大的敌手，处置不当，就会引起极严重后果。李世民君臣采取的总方针是“务静方内而不求辟土”，行动上就是能谈和就谈和，能和亲就和亲，但决不屈服和投降，而且以坚强的武备为后盾。
李世民君臣反复强调“清静”，务必使天下无事。当然，“清静”的目的和实质是自己长保富贵，但在封建时代，一个统治者能够竭力省事，使人民安心生产，对人民的剥削最大程度的控制在法制范围内，那就难能可贵了。
李世民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他选拔人才的总原则是“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计较人才来源于何种政治集团。他的手下有农民起义军官，也有隋朝旧臣。
二、不计较思想亲疏。长孙无忌建国后曾提出辞职，但李世民坚持任用他为宰相；魏征曾跟随建成设计谋害他，但也得到破格任用。
三、不计出身和经历。在唐大臣中有不少小官吏，还有不少少数民族的将领。
四、善于用人之长，不求全责备。他认为：用人如用工具一样，工具各有各的用处。古代的贤君都从当代选才，从不会从别代选才。
五、注意官员品德，防止佞臣得逞。他要求大臣们正派，他自己首先以身作则。
李世民身边最著名的谏臣是魏征，“居安思危”、“善始克终”是魏征要求李世民时刻不忘的座占铭。凡是影响居安思危、善始克终的言行，魏征总是尽力谏止。
唐制男女十八岁成丁，开始服徭役和兵役。李世民即位的当年，李世民听取封德彝的建议征乓从十六岁以上身体健壮的人中征集，但魏征坚决反对，他连举了一连串的例子说李世民说话不守信用。李世民听后不仅不恼反而奖赏金瓮一个送给魏征。
魏征针对李世民怕亡国的心理，时时用隋炀帝的失败教训来提醒李世民，使他从奢纵的道路上猛醒过来。
李世民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虽然他是一个封建皇帝，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看作是神秘的超人，也不把自己当作一个永不犯错误的圣贤。他深知，作为一国之君，一言之不当就会招致万众解体，人民造反。所以他愿意常常自我反省，唯恐上不合天意，下不符民心。把“纳谏”看作关系国衰人亡的大事。由于他虚心纳谏，收到了兼听则明的效果。
点评：
李世明反复强调“清静”，以民为重，务必使天下无事。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统治者，能够竭力省事，使人民安居乐业，那就难能可贵了，创建一番伟业也就不足为奇了。
5.失人心者失天下
中国人的统治经验在世界上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这是因为中国王国久远，且中国人又以“治人”为乐，别的野史杂传且不说，单单就官方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来说，就足够一个读书人读一辈子，举出其中的任何一方面，其治人精深独到之处都会令别的民族瞠目结合。不过，其中最精髓的部分还是那些关于人心所向的结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西周建立之后，经武王、尤其是周公的努力，为其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传至成王和康王，国势益强，天下安宁，史称“成康之治”。可是到了西周的第六代君王懿王之时，王室已经显露出了衰象。到了第九代君主厉王，形势就一发不可收拾，其原因直接与周厉王有关。
周厉王“好利”，把个人的利益置于阶级和国家的利益之上，由此而任用“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引起了朝野强烈的不满。所谓“专利”，就是利用国家的权力控制生产资料、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而从中获利。当时的大夫芮良夫，已经看出了这种丑恶的行为将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的危害，进谏厉王说：“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其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
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
话已说到了“周必败”的地步，可对已经利令智昏的厉王，完全没有作用。他进而“以荣夷公为卿土，用事。”对这种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做法，不容国人没有责难，“国人谤王”，是所必然。
面对这种朝野上下沸沸扬扬的局面，周厉王采取了错误的对策--禁止一切批评的言论。他从卫国找来了一个巫人，“使监谤者”。非议者如被发现，即“杀之”。这样一来，“国人莫敢言”，但仍“道路以目”。周厉王只看到表面现象，沾沾自喜地对召公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却很清醒，他看出在这表面平静的背后隐伏着严重危机。他告诉厉王说，这只是高压的结果，但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道理很浅显，接受起来竟如此困难。结果仍是“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这种状态好歹维持了三年，一场壅之于口而发之于心的大风暴终于发生了，国人“相与畔（叛），袭厉王”，把他抓住，流放到彘地（今山西霍县东北）。最后他就死在那里。这次事件，史称“国人暴动”或“流王于彘”。此后，西周王朝虽有“宣王中兴”，但王室因受到沉重打击，衰败的颓势已不可挽救了。
点评：
能对时局作出敏捷的反应，不可谓不“勤”。但他只是把国家的权力作为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奴役民众，大失民心，最终的下场当然就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