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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释】
孔子说：“中庸之道大概不能实行了吧！”
1.中庸不是用来研究的
中庸之道既是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又是一种现实的道德实践活动。中庸之道上达于天，下至于地。它发端于浅显的知识，推究到事物的深奥精妙之处，昭然于天地万物之间。
学《中庸》的人，常常会发生这样几种情况：第一，已认识中庸理论的精辟圆满，也常常赞叹随喜，但只当做学术来研究鉴赏，不肯毅然决然地用认真严肃的态度来躬行实践。第二，虽有所实践，却不明中庸的道理，在日常生活中，喜怒哀乐等习气发露的时候，却随它奔腾流浪，并不去回顾。第三，认真学中庸，知见很正，却又苦于摸不着一个下手处，虽能将《中庸》倒背如流，但终觉得左不是右不是，找不到一条出路来。
我们根据上述几种情况，来做一下分析，第一种人是由于不知实践的重要，第二种人是由于不明实践的宗旨，第三种人是由于不详实践的方法。因此，学中庸的很多，而实践的较少，至于从实践而明悟心性的就更少了。
学习中庸，原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有的诵读礼拜，有的广修供养，有的精守戒律，有的行脚参访。这样孜孜学习，究竟为了些什么？假使宗旨不明，必然会含糊笼统，劳而少益，日久或许自己也会不知其所以然了。这样，虽然在学《中庸》，却很难得到实益，如同在暗室之中，虽想打扫尘垢，清理积物，却苦于无从下手。
《中庸》三十三章，虽字数不多，却博大精深，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而能指导实践的。没有实践就是空洞的理论，没有理论只能盲目地实践。学《中庸》的目的，并不是教人只做纯理论的探讨，其着重点在于由对理论的领悟而贯彻到躬行实践中去。学《中庸》得益的大小，完全要看实践程度的深浅。只有真实履践，才能亲自证实《中庸》理论的正确、科学和教益；也只有脚踏实地，依中庸之道不断熏习，才能逐渐断除主观虚构的妄执，证到客观究竟的实性！因此，中庸实际上就是个实践问题。况且能行得一分，才真能解得一分，这样理论和实践互相资助，互相影响，便成为《中庸》行解相应、理事不二的统一观。
实践中庸，应该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由依道修习，要在一切时、一切处遵循中庸之道，行行重行行，深入又深入，不能时续时断，不能一曝十寒，也就是“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这样才能彻证真理。这是学中庸的具体内容，也是学中庸的根本宗旨！
2.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知
既然孔子提倡的是中庸之道，那么，孔子为什么说中庸之道大概不能实行了呢？
这是孔子再度发出的感叹，强调这不是个口号或理想，而在于实践。由于人们不明白中庸之道的意义，不从自己身边做起而使言行有失节度，孔子期望君子可以努力地去做。
圣人很明白地告诉我们，“中庸”这个道理是实用的，不是让你用来研究的。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知。
实际上，学习任何一门学问都是为了使用，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地领悟其中的道理。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尽快与实践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才能使学到的东西真正有用。
明代的大医学家、药物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很小就爱上了医学和药学。他读了《本草经》以及许多医药典籍。他总是那样刻苦认真，天刚蒙蒙亮就起床，夹着几本书，到房门外埋头苦读，白天帮着父亲给病人治病，晚上又苦读到深夜。
有一次，李时珍问他父亲：
“书上说，白花蛇肚皮下面有二十四块斜方形的花纹，是真的吗？”
他父亲回答道：“我们蕲州有的是白花蛇。你到凤凰山抓一条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他父亲李月池是个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医生。儿子的问话他本来张口就可以直接回答，但为了养成儿子躬身实践的习惯，并没有直接告诉他。
李时珍觉得父亲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就一个人爬到凤凰山上，捉到了一条白花蛇，翻过来一看，肚皮下面果然有二十四块斜方形花纹。从这件事上，李时珍受到很大启发。后来在编写《本草纲目》时，他一方面继续“博览群书”，一方面“拜访四方”，不仅民间医生、药农是他拜访的对象，就连老农、渔夫、樵夫、猎人，都成了他的好老师。凡能亲自验证的，他总是自己采标本，反复研究，和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一一验证，然后得出结论，写进他的书稿里。
为了获得真知，他踏遍了湖广一带的原野山谷，还到过江西的庐山和江苏的茅山、牛首山，以及安徽、河南、河北等许多盛产药材的地方。经过实地调查研究，从书本上看到的正确结论，他记得更加牢固了；书本上论述不完整的地方，在他的新著中论述得更加准确了；书本上错误的东西，在他的新著中都得到了纠正。例如在旧的医药典中，把葳蕤和女萎这两种不同的植物，当成了一个东西；而像南星草和虎掌，本来是一种植物，却又当成两种药物来介绍。诸如此类的错误，经过李时珍的实地考察，发现和纠正了不少。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为什么至今被我们视为最珍贵的医学遗产，并被翻译成日文、英文、德文、法文、俄文等许多译本，受到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就是因为，李时珍不仅刻苦地阅读了八百多种医药书籍，有了极为渊博的药物知识基础；更可贵的是，在他的著述中，绝不人云亦云，而是努力深入实际，从而将获得的真知写了进去。
由此可见，一个人要想在事业上有非凡的成就，不在实践中学习，是不可能的。
3.学以致用方显真智慧
孔子很重视学以致用，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中，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务却办不了；派他出使外国，却不能独立地去谈判交涉，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中庸之道不是用来研究的，也不是用来背诵的，如果读死书，盲目地把中庸的“仁”、“诚”在现实中生搬硬套，其结果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宋襄公本想当霸主，却没想到在诸侯大会上被楚国捉了去，亏得公子目夷设法营救，才把他迎回宋国重登君位。宋襄公回国后十分气愤，可又不敢去惹楚国，就想去攻打郑国，因为郑国在诸侯大会上曾首先倡议让楚国当盟主。虽然公子目夷以及一帮大臣不同意宋襄公攻打郑国，但他还是一意孤行，带兵出发了。
郑国立刻向楚国求救，楚王就取围魏救赵之法，派成得臣和门勃率兵直接攻打宋国，这样，宋襄公就不得不回师救宋。宋、楚两军在泓水相遇，隔河相望。公子目夷等人认为，楚军兵势强盛，宋军不必去硬碰，况且楚人无非是为了救郑，既然宋军已经撤回，这仗就更不必打了。宋襄公却认为楚人是蛮夷之族，兵力有余，仁义不足，蛮兵是敌不过仁义之师的。于是，他命人在大旗上绣出了“仁义”两个大字，妄图以“仁义”打倒武力。宋襄公生搬硬套，心里似乎有了降魔的法宝，但蛮夷之人不懂中原的文明，居然没被吓倒，反在大白天大摇大摆地渡过河来。
公子目夷对宋襄公说：“楚人白日渡河，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正好趁他们既骄傲又未渡完河的时候出击，一定能获得胜利。”宋襄公已迂腐到了家，他认为既是“仁义”之师，就不该投机取巧，击半渡之师，那会给“仁义”之师丢面子的。就这样，宋军失去了进击的绝佳机会。
等楚军渡完河，尚未完全列好队的时候，公子目夷又及时向宋襄公提出建议，要求趁楚军列队未完出击，亦可获胜。宋襄公却认为考验他的时候到了，如能坚持到底，就是真正的“仁义”之师。宋襄公骂公子目夷道：“你真是个不懂道义的人，别人尚未列好队，怎么能打他们呢？”
楚军列队完毕，立即发动进攻，宋军无法抵挡，只好败退。公子目夷等人拼死保护宋襄公，可他还是受了几处伤，腿上还中了一箭。公子目夷责备他大搞“仁义”之师，他还毫不悔悟地说：“打仗就要以德服人，比如说，看见受伤的人，就不要再去伤害他了；看见头发花白的人，就不要再去俘虏他了。”
爱护百姓，增加国力，加强军备，就可不战而胜，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真理，也是《中庸》所提倡的。但如果生搬硬套，不能很好地学以致用，那不仅不能有效解决问题，还会给自己增添麻烦。
西汉王朝最主要的社会积弊便是地主豪强势力发展，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广大农民破产流亡。早在宣帝末年，胶东、渤海等地的破产农民，不断举行暴动，连宣帝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当时“民多贫，盗贼不止”。
宣帝以后，元帝柔仁好儒。他所好之儒，基本上是孔子所提倡的以“宽柔仁厚”为主要特征的儒学。汉自武帝以来，虽然重儒，但实际上是王霸兼施。元帝即位后，“征用儒生，委之以政”，儒生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相继为相。元帝为政，动辄引证《诗经》等儒典，迂腐地推行“纯儒政治”。应该说元帝一朝确实是实行了不少爱民的“仁政”。但是他却生搬硬套，以“不与民争利”为名，放弃了对豪强地主进行打击、限制的政策，实行所谓的“宽政”。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兼并越发不可遏制，吏治腐败等社会积弊也随之恶性发展。
元帝认为宦官少骨肉之亲，无婚姻之家，最可信可靠，因而尤其信任宦官中书弘恭、仆射石显。当时辅政大臣前将军萧望之在政治、军事方面颇有见地。他认为，中书参与国家大政，应选用贤明，不宜任用刑余的宦官，所以奏请元帝使用士人。弘、石二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盗弄权柄，遂与外戚史高内外勾结，排挤、陷害萧望之等重臣。元帝迂腐昏昧，屡中弘恭、石显圈套，迫使萧望之自杀，与萧望之共同辅政的周堪、刘更生等加罪免为庶人。不久，弘恭病死，石显专权，国家陷入混乱之中。
【原典】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以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