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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知道安德里欧教士物色的这位作为孟德斯鸠指导教师的律师的姓名，孟德斯鸠从1709到1713年就留在巴黎。初次在首都度过的这段日子，对于孟德斯鸠的司法职业培训和后来的法官生涯，肯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朱伊公学和波尔多大学法律系苦读多年之后，在巴黎的这些日子拓宽了他的视野，使他对生活的艺术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今后在法律方面取得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的性格，他那略带享乐主义色彩的爱好，促使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地享受巴黎社交生活提供的各种可能性。
何况，他才思敏捷，兴趣广泛，办事专注，善于思考，因而博得许多人的好感。孟德斯鸠留下了一部法律学习笔记，共6册，题名为《法律篇》。
这部笔记为我们提供了1709至1713年间孟德斯鸠在巴黎的一些情况。
从这部内容多样、册数很多的笔记中，我们看到了孟德斯鸠从青年时代起是怎样进行工作的。他向内行和专家请教，阅读他感兴趣的佳作，随手作些笔记，把听到的和读到的精彩内容都记下来。他总是不露声色地把与别人交谈中得到的有意义的内容记录下来，一生都这样，因而积累了许多笔记。
孟德斯鸠以青年人的激情，带着对西塞罗这位罗马大演说家和大政治家的敬仰，写就了《论西塞罗》，此后他从未修改或润色。这篇至今仍保持当年原貌的文章，语言规范、词句精炼，预示着《论法的精神》的风格。
1710年，弗朗索瓦一克萨维埃·邦·德·圣依莱尔出版了《论蜘蛛》，孟德斯鸠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37年后他在写给加斯科的信中说道：“请替我向邦院长致敬。他关于蛛蜘网的论述，是我读到的第一篇有关物理学的文章。我始终把他看作法国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当我想到他把本专业的丰富知识与其他专业知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时，总是极受鼓舞。”
然而，孟德斯鸠在此职业培训时期的写作活动还远不止这些。1711年写了一部书信体著作，旨在证明大多数不信教的人对偶像的崇拜不应受到永恒的惩罚。这部著作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充满着生动而富有启发性的想象。”其实，孟德斯鸠对异教徒的宗教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并力图对之作出解析。《随想录》保存了“我论述异教神父的一篇文章的若干段落”。为孟德斯鸠来到巴黎创造条件的那几位朱伊公学的神父，可能曾帮助他与朱伊公学的校友建立了联系。
1713年11月，孟德斯鸠参加科学院的一次会议，听取丰特纳尔对植物学家皮埃尔·布隆丹所作的颂词，他还在《随笔》中记下了耶稣会士托马斯·古叶就这篇颂词对丰特纳尔说的话：“先生，布隆丹院士留给我们的唯一珍品，就是你为悼念他而写的颂词，我们简直不知道，此刻最使我们受到触动的是什么，是失去这位院土的悲痛呢，还是为拥有你而感到的喜悦。”在1716年4月4日写给德穆莱神父的信中，孟德斯鸠说出了他与这位奥拉托利修会的神父以及与尼古拉·弗莱雷的友谊。在朱伊公学孟德斯鸠与比他大一岁的弗莱雷相识。孟德斯鸠到巴黎后不久，他们三人之间的往来日益密切。在弗莱雷的影响下，孟德斯鸠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中国的政制、中国人的习俗吸引着他去研究这个国家的文明的奥秘。
在弗莱雷眼里，从中国来法国求学的黄嘉略“温和而谦逊，显得颇有灵气，但对于科学和欧洲人的工作方法一窍不通”；他向孟德斯鸠引见了这位中国人。在盖内戈街的寓所黄嘉略接待了阵德斯鸠和德穆莱神父。《随笔》和《地理篇》记下了他们的谈话。《随笔》的开端记下了一则故事：“黄先生告诉我，他刚到法国时，曾有一次故意把帽子留在教堂里，因为以前有人对他说，欧洲的风气纯正优良，人人心地慈善，从未听说有偷窃和刑罚等事。所以，当他听说正在追捕一个杀人犯时，惊讶不已。”
为了尽可能多地把黄嘉略的谈话保存下来，1713年孟德斯鸠把与黄嘉略交谈中关于中国的一些看法向秘书进行了口述并记录了下来。向秘书口述了“黄先生谈话中有关中国的若干看法”。这份材料后面还附有他在阅读柏应理神父和基尔歇神父关于中国和印度的著作时所作的笔记。1734至1738年间，他将这些笔记略作修改后，抄入地理篇。在这份材料的1713年抄本上，他写道：“为了说明汉语的结构，我将黄先生教我的一首歌记录在册。曲调很熟悉，在家乡的收获季节和采摘葡萄时，我曾听农妇们唱过。令人惊奇的是，中国人也在收获时唱这首歌，那就是每年五月姑娘们采花的季节。”
“若干看法”的第一个抄本所标明的1713年准确日期，真实地表明了孟德斯鸠的工作方法，他很快地把同中国人的谈话加以誊清，交给了王家图书馆。这些笔记和附在后面的读书摘要证明孟德斯鸠从1713年起就已关注中国。但是，这个时期他为了解中国所作的努力，并不限于与黄先生交谈。1713年，根据黄先生的建议，他还读了柏应理神父所著的两部书，即1686年出版的《中国纪年表》和1687年出版的《中国贤哲孔子》，浏览了柏应理神父的《中国图说》并做了读书笔记。
在评论柏应理关于中国人的丧仪记述时，孟德斯鸠写道，“这类言词和这种礼仪来自一种自然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在我们的儿童身上可以看到。他们把死看作远游，某人死了，他们说某人走了。从这种礼仪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任何严肃的看法都不可能建立在这种稚气十足的礼仪上。”稍后一些，他对柏应理神父的一个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在这个体系中，柏应理神父不恰当地把世界的演变归因于偶然和巧合……”
况且，柏应理神父认为，肯定中国政制与世界的自然管理相似崎论点很有道理；所以他一再洋洋自得地加以重申。如果不是讨论问题，这种神气就不一定能得到原谅。然而；他的推理实在愚不可及，正如我将会使人们看到的那样……
在与黄嘉略的谈话中，盂德斯鸠向他提出了十余个方面的问题，诸如中国的各种宗教、汉语、中国人的性格、如何解释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政制作何想法、中国人是否真的懂得所有科学、中国的礼仪等等，谈话因而缺乏连贯性。每次谈话后，孟德斯鸠马上翻阅笔记，找出不清楚的问题，下次更深人地谈。在交谈的问题当中；关于汉语、中国历史和中国的政制的问题占中心地位，同时也谈到了中国的民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