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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
王充是中国东汉时期的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无神论者。他在批判当时的神学迷信中，捍卫和发展了先秦以来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建立了元气自然论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他的思想成就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他也被称为是中国最早的“通明博见”的无神论者。
王充自幼就很聪明，6岁开始读书识字，8岁到书馆读书，品学兼优。因此，后来被保送京师太学深造，跟大学者班彪（《汉书》作者班固的父亲）学习。他却不拘守一家之言和章句之末节，而是博览强记，通览百家之言。正是因为这种学习精神，加上自己的学术见解与班彪合不到一起，不久王充就离开了班彪，自己独立进行研究。他游学洛阳，时间长达十六七年之久。洛阳当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各种学说和思想争论和斗争的中心。他生活很贫困，无钱买书，只能到市上书肆去博览群书，其中包括自然科学的书籍。洛阳游学对王充思想的形成，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游学的过程中，王充不盲从当时的“世书俗说”，常“考论虚实”，独自研讨，终于成为一个学识超群、“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大学问家。有一天，王充路过街头，见围满了人，便挤了进去。只见一个道人盘腿而坐，面前放着一尊金佛，黄绫上写着“如来算命”四个字。那道人口里念念有词：“各人吉凶祸福，佛祖了如指掌。要说出事由，佛祖明示祥歹。祥者佛祖点头，歹者佛祖不动。”王充逢场作戏，问：“我想做生意，不知能否赚钱？”只见那老道对佛像深深一揖，微睁二目，自动两唇，然后拿起金戒尺，在佛像前后绕了几绕，佛像当即频频点头，老道双手合十，说：“恭喜，恭喜，后定发财！”并要了王充三两纹银。第二天，王充带了个泥塑金像又来到街上，对那老道佯笑曰：“请试试这个如来菩萨灵不灵。”老道一愣，急得半句话也说不出，慌忙拿起那尊小金佛溜了。就这样，王充在众人面前破了那道人的骗人机关。原来，佛像是铁制的，佛像的头可以动。那金戒尺则一头是铁，一头是磁石。那道人如要佛像点头，便握铁质的一端，使磁石的一端在佛像头部绕动，哪有不点头之理，反之则一动不动。王充生活的年代，正是东汉政治稳定、生产发展时期。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大肆宣传“君权神授”的“谶纬之说”，宣扬天人感应，用神学化的儒学进行思想统治。王充继承前辈唯物主义思想家的优良传统，吸收汉代自然科学成就，写成《论衡》一书，以元气自然论批判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他认为元气是构成天地万物最原始的物质基础，天是物质的、自然的天，没有情感，没有意义，从而动摇了天人感应的基础。他还论述水旱、雷电、日食、月食等都是自然现象，绝不是上天的谴责，明确得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的正确结论。在形与神的关系上，王充认为精神不能离开形体而单独存在。为了批判“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错误观点，王充在《论死》篇中除正面说明无鬼外，还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认为自开天辟地以来，死人以亿万计，大大超过活着的人数，如果人死为鬼，那就会“一步一鬼”，到处都是，为什么主张有鬼的人却说只见到一两个鬼呢？这种批判虽不深刻，却闪耀着机智的光芒。王充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生而知之的唯物主义先验论。他写下《实知》、《知实》两篇文章，专讲认识论，批驳圣人能“前知岁月，后知万世”的错误观点。他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感觉器官和外界的接触，“如无闻见，则无所状”，即使是圣人，同样“须任耳目以定情实”。王充壮年时代曾做过地方小官，但他性格耿直刚烈，不卖弄聪明去追求俸禄，不为个人利害去巴结长官。经常说别人的长处，从不炫耀自己。结交朋友着重品德和才能，非志同道合的，他终日不言。由于不肯同流合污，他曾遭到诬陷。因经常与长官意见不合，他主动辞去了官职。面对仕途的坎坷，人情的冷暖，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和伪书俗文的虚妄，他居贫苦而志不倦，幽居独处，闭门潜思，断绝一切礼节性的往来，专心致志地著述。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封建时代下层知识分子不幸遭遇的一个缩影，但是他不屈的战斗精神、求实的态度和发展哲学理论上的毅力，却是永远不能磨灭的。王充的晚年是非常凄苦的，孤独无靠，贫无供养，但他并未因此而消沉。公元90年至91年间，六十四五岁的王充，仍精力充沛地写了《养性》一书。因感到自己的生命不久，于是又着手将自己历年写下的一百多篇作品整理成一部“新书”。王充说，这部书所讨论的问题有上百个，上自传说中的黄帝、唐尧，下至秦朝、汉代，“幼老生死古今”全都涉及到了。王充认为，这部书用圣人的道理作为评论是非的准则，从博通古今的人那里找依据来剖析事理，就象用秤称物品那样公平，又如拿镜子照东西那样清楚。这大概就是他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论衡”的原因。这部书的序言，就是王充临死前写的《自纪篇》。
王充的无神论思想，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他死后，都一直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异端”，受到冷遇、攻击和禁锢。他的著作《衡》，“在中土，不得传”，后来因一知名学者蔡邕到了吴地（即今江浙一带），始得此书，带回西安，才没有使王充的思想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由于王充的思想直刺汉儒神学，所以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后代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无神论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诸葛亮
诸葛亮，字孔明，生于公元181年，卒于公元234年，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县南）人，是中国时期蜀汉政治家和军事家。著作有《诸葛亮集》。诸葛亮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父亲诸葛硅曾做过太山郡郡丞（郡守的助手）。诸葛亮幼小时，母亲章氏病故，7岁时父亲猝然离世。从此，诸葛亮兄弟成了孤儿，全靠叔父诸葛玄抚养长大。叔父去世后诸葛亮带着诸葛均迁居到襄阳附近的隆中隐居下来，过着边耕边读的生活。他爱读兵法和先秦法家著作，反复阅读《申子》、《韩非子》等著作，用心研究各种学派的观点和主张。在隆中时，诸葛亮已极有才干。他自比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和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乐毅，这反映了他的政治志向。诸葛亮经常和石广元、徐庶、孟公威、崔州平、庞统等有才华的年青人交往，切磋学问，议论国事，成了挚友。他还经常找当时颇有声望的大名士庞德公、司马徽、黄承彦等请教。庞德公称他为“卧龙”。诸葛亮在隆中度过了10个春秋（公元197年至公元207年）。这一时期，当时割据荆州的刘表，几次请他出来做官，他认为刘表是个庸碌之辈，便谢绝了。诸葛亮在隆中期间，东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地的割据势力连年征战，拥地称雄，经过十多年的混战，曹操先后削平董卓、袁术、袁绍、吕布之流，占据了北方；孙权继承父兄的基业占据了江东；刘表占据了荆州地区。当时刘备（汉景帝儿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涿都汲县人）势单力薄，先后投靠过曹操、袁绍、刘表，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但是，他并不甘心做别人的附庸，一心想独立发展自己的势力。为此，他到处礼贤下士，广揽人才。刘备在襄阳时，当地的名士司马徽向他举荐过诸葛亮。后来又从自己器重的谋士徐庶那里知道诸葛亮是个杰出的人才，决定到隆中拜访诸葛亮。207年冬天，刘备两次去隆中拜访诸葛亮，但都没遇上他。可是刘备为了找理想的助手，第三次去茅庐拜访诸葛亮。诸葛亮被刘备的真诚所感动，在自己的茅庐接待了他，并且把自己长期深思熟虑的统一天下的谋略说了出来。诸葛亮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向刘备提出占据荆、益两州，谋取西南各阵统治者的支持，后取孙权，对抗曹操，进而统一全国的隆中对策。刘备为有如此理想的助手而深感欣慰，他恳请诸葛亮出山，帮自己打天下。诸葛亮慨然应允。诸葛亮跟随刘备来到新野，帮助清理游户，扩充军队，他的各方面才能，很快在实践中显示了出来，刘备器重诸葛亮，对一切军国机密大事，都和他商量决断，两人“情好如密”公元208年7月，曹操统帅20万大军南征刘表。刘表病卒，刘琮抢先自立为荆州牧。刘琮被曹操的声势吓破了胆，惊惶之余，遣使投降。刘备慌忙南撤，曹军在当阳长坂追上刘军，刘备军队被打败。当此之时，诸葛亮出使东吴，促成孙、刘联盟，扭转了局势。公元208年11日，孙、刘联军（共5万多人）会师后，统归周瑜指挥，接着沿江而下，迎击敌人，与曹军在赤壁相遇。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以孙、刘联军的胜利和曹军的失败而告终。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这一战役为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赤壁之战胜利的基础是“孙刘联盟”。诸葛亮在成败的关键时刻，出使柴桑，正确分析形势，把握有利时机，说服孙权，促成孙刘联盟，为赤壁大战的胜利立下了头功。赤壁大战以后，刘备势力大增，领兵进击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今湖南境内）。江南四郡纷纷不战而降，刘备乘机占据了荆州南部的片土地。郡下诸臣推举刘备为荆州牧。刘备领兵屯驻油口（今湖北公安南），封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类似总参谋长），并委派他督理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诸葛亮注意安定三郡的社会秩序，“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公元214年，刘备占领益州。刘备自称益州牧，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协揽军政事务。诸葛亮全力以赴协助刘备治理巴蜀。诸葛亮充分发挥卓越的治国才能，发展经济，训练军队，使刘备的势力大增。公元217年，刘备占据汉中而结束战事，自立汉中王。公元221年4月，诸葛亮劝说刘备即位，建蜀汉国，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刘备在成都称帝，立刘禅为皇太子，以诸葛亮为丞相。称帝三个月后，即领兵伐吴，为襄樊之战中被吴军擒杀的关羽报仇，诸葛亮、赵云苦谏却无济于事。公元222年，吴蜀交战，吴军连破蜀军40余营，刘备大败，率残兵败将逃回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公元223年2月，刘备病危，便派人赴成都，诏诸葛亮到白帝城，“苦嗣子刘禅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表竭尽全力，忠心辅佐幼主。同年四月，刘备病死，刘禅即位，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兼任益州牧。从此，诸葛亮全面担负了治理蜀汉的重任。
诸葛亮纵观天下风云变化，根据蜀汉的国力与兵力，制定了正确的外交路线和治国方针，以确保主动，共御强敌。对外采取和东吴恢复吴蜀联盟的关系。根据当时的国力，诸葛亮暂时对南中叛乱采取抚而不讨的政策，发展生产，休养生息，恢复国力。公元225年3月，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平叛。诸葛亮采取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平定了南中之乱。诸葛亮恩威施，七擒孟获，使孟获心悦诚服地率众投降，同时也赢得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心。诸葛亮南征，不仅取得了平叛南夷的胜利，而且较好地解决了蜀汉中央与地方、统一与分裂势力之间的矛盾和蜀汉政权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此后，诸葛亮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巩固了南中的安定。平定南中叛乱后，诸葛亮加紧训练兵马，准备北伐。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病死，曹睿即位。诸葛亮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第二年春，亲自率兵，北驻汉中，乘机进击曹魏。北伐临行前，诸葛亮给刘禅上了《出师表》，阐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希蜀汉政权能够贯彻执行。公元228年，诸葛亮出兵北伐。街亭失守，箕谷失利，战局对蜀军不利。诸葛亮感到蜀军不宜再打下去，便率余部退回汉中。第一次北伐失败以后，诸葛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为了严肃法纪，做到赏罚分明，他忍痛处死了违犯军令、导致战争失败的马谡。公元228年冬诸葛亮进行第二次北伐，公元229年，公元231年二月，三、四次北伐相继失利。经过几年的战争，蜀汉的人力、物力损失很大，诸葛亮推行“休士劝农”“教兵讲武”整顿内政，准备条件。经过三年的准备，公元234年2月，诸葛亮率10万大军杀出斜谷口，占据武功，在五丈原扎营，进行第五次北伐。诸葛亮与司马懿在渭水南岸相持。诸葛亮派人给司马懿送一套女服，想激怒他迎战，但未能奏效。两军在渭水相峙了100多天。八月间，诸葛亮因积劳成疾，一病不起，病逝于五丈原军中。诸葛亮的五次北伐，把战争引向敌区，掌握战役的主动权，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取得了“以攻为守”的效果。诸葛亮病逝时年方54岁，根据其遗嘱，他的遗体被安葬在沔水定军山。安葬他时，后主派大臣吊唁赠他“忠武侯”的称号，后人又称他为“诸葛武侯”。诸葛亮在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中，辅佐刘备父子治蜀显示了非凡的治国才能。诸葛亮把选拔人才看作是国家兴亡的大事。他反复强调“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诸葛亮的“贤”的标准一是有才能，能治军治国；二是忠于蜀汉政权，能够贯彻蜀汉的方针政策诸葛亮“用人不限其方”，广揽人才，使蜀汉朝中官员来自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割据集团。诸葛亮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他劝张爽、尹默、谯周等人从事教育。蜀汉建立了国家最高学府太学，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培养封建阶级的各方面人才。诸葛亮执政过程中，深感民乱始于政乱，即始于豪强官僚的专横自恣。诸葛亮亲自主持制定了《法检》、《科令》、《军令》、《蜀科》等法令条例，并颁布执行。诸葛亮执法的特点是，不避权贵，不徇私情，而且刑罚有准，轻重适当。在执法过程中，诸葛亮还注意把“威之以法”和“服罪输情”结合起来，给人以出路和希望。诸葛亮还注意把行法和教化结合起来，三令五申各种法律条令，努力做到人人皆知。诸葛亮历行法治，科教严明，赏罚必信，使蜀汉政治清明，逐步稳定蜀汉秩序。为了维护蜀汉的统治，增强国力，诸葛亮推行“务农植谷，闭关息民”的政策，促进农业的发展。为了解决军粮，诸葛亮在汉中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诺葛亮重视水利建设。组织人力，在成都市西北郊的柏河上修了一条九里长堤，人们称它“诸葛堤”。诸葛亮实行盐铁官营政策，还鼓励种桑养蚕织锦，使蜀锦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诸葛亮反对奢侈浪费，提倡节俭，主张丰收之年不浪费，平时注意储备，以防灾荒。诸葛亮生活在割据势力争雄的年代，他十分重视军队建设。他认为，治理军队是保护国家，巩固政权的大计。诸葛亮重视士兵在战争中的作用。诸葛亮不仅严格训练和教化士卒，还注意对将领的教育。他写了《将苑》一文，人们称它是将之道。诸葛亮还十分重视军队训练。经过诸葛亮严格训练的军队，“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诸葛亮在治国、治军过程中提出的原则和方针，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纵观诸葛亮的一生，他的运筹帷幄的风采，宁静淡泊的气度，谦虚务实的作风，“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百折不挠的意志，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和品格。难怪历代“端推诸葛亮是全人”，说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忠贞的典型。
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伊斯兰教的奠基人。他根据阿拉伯人固有的宗教信仰，参照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经过15年的思考、探索创立了伊斯兰教。《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经典。穆罕默德约公元570年4日降生于阿拉伯半岛西部的古莱什部落。他的父名叫阿卜杜拉，他在儿子出世前就病逝了。母亲叫阿米娜。穆罕默德早期在麦加布施并传教（公元610—613）完全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当时，第一个响应他的号召加入伊斯兰教的是赫蒂彻，她承认他的先知地位。后来他的至亲好友也相入教。公元613年开始，穆罕默德的传教活动由地下转为公开。穆罕默德公开主张人们应该经济平均享有，以避免贫富悬殊，善待奴仆。
穆罕默德主张慈爱、同情、友好。穆罕默德号召人们归心安拉，归心他，才是真理，安拉是世上惟一的神。他还认为，人的命运由安拉安排，个人无法选择。他还要求人们信崇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和先知。公元621年和622年拉吉族人和奥斯族人两次派人拜访穆罕默德，并邀请他前往雅斯里布道去调解两个部落之间的纠纷。穆罕默德答应请求前往阿格白，解决两个氏族之间的矛盾，伊斯兰教上分别称之为“第一次阿格白誓约”和“第二次阿格白誓约”。在麦地那穆罕默德得到了当地赫子拉吉族和奥斯族的广泛支持，并建立了第一座清真寺，规定了宗教的信仰、教规和典礼制度，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和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穆罕默德由麦加迁至麦地那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以后，麦加的贵族对此深感忧虑，采取种种手段进行破坏活动。为了进一步巩固麦地那政教合一的政权，穆罕默德率领穆斯林武装，用武力与麦加贵族进行斗争，由此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圣战。公元623年，他亲自率领军队拦截经麦地那去叙利亚的麦加商队，袭击3次，均未成功。公元624年3月，穆罕默德带领315人的队伍，袭击由艾布·苏富扬率领的从叙利亚返回麦加的商队。穆斯林初战获胜，打击了敌人的锐气，大长了穆斯林威风。公元625年3月，艾布·苏富扬调动3千余人攻打麦地那。穆罕默德亲率1千人出城应战。但这次穆斯林军队的部分士兵临阵逃脱，因而战败，只好退回麦地那。公元627年3月，艾布·苏富扬率军再次进犯麦地那。穆罕默德率领穆斯林们顽强抗敌，最后征服他们，拔除了异教徒在麦地那的最后据点。接着，穆罕默德又征服了住在麦地那与麦加之间的白尼·利哈扬族、白尼·盖尔德族等各部落，将势力范围扩展到麦加附近。
拜的教规调整为改向麦加禁寺。穆斯林们礼拜时，都把头朝向易卜拉欣在麦加建立的天房。来，天房是阿拉伯人的崇拜之地，每年他们都到天房禁寺来朝觐。但是，穆斯林们迁到麦地那以后，古莱什人竟把他们拒之于禁寺之外。穆罕默德决定做一次朝觐尝试。他率领一千成了“候达比亚协议”。协议规定双方休战10年，麦地那人不许袭击麦加商队。古莱什人自第二年起离城三天，允许麦地那穆斯林前来朝觐“天房”等等。候达比亚协议以后，为确保麦地那的安全，穆罕默德集中力量打击麦地那周围的犹太人，肃清他们的残余势力。为了扩大穆斯林势力，穆罕默德率军继续向巴勒斯坦、叙利亚一带扩张。此次远征虽然失败，但在当地起了强烈的反响。叙利亚边境附近的各个阿拉伯部落相继加入伊斯兰教。穆塔城战役以后，穆斯林占领了从麦地那以北到叙利亚边的阔地区，从而加强了伊斯兰教的力量。穆罕默德在迁往麦地那后的10年传教和建设过程中，以“圣战”的名义，先后发动了65次战役，其中他亲自带兵出征达27次。穆罕默德巩固麦地那政权以后，准备集中力量攻克麦加城，但是因达成“候达比亚协议”而不好宣战。公元629年，穆罕默德找到了废除休战协议的借口，下令出征。公元630年1月，穆罕默德征服了麦加城，又征服了附近其他一些地区。公元631年，阿拉伯半岛上的各部落纷纷派使团到麦地那表示友好和归顺，改奉伊斯兰教。当时盛况空前，故史称“代表团之年”。基督教和犹太教居民，亦派代表团来签订和约，愿以纳贡形式来求得宽容。
同年夏天，穆罕默德又率3万军队，再次出征叙利亚，与那里的异教徒部落签订了和约，同意他们可以保持原有的信仰，但每年必须纳一次人丁税。这一先例在非伊斯兰教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此，穆罕默德用宗教和军事手段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自公元61年至632年，艰苦创教23年之久，他承受了一般人所不能担负的困苦，于公元632年6月8日（伊斯兰教历）病逝于麦地那。穆罕默德给人们留下了珍贵的宗教信仰，为伊斯兰教文明奠定了基础。他作为一名著名的宗教、政治、军事领袖将永远彪炳史册。
王安石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晚年号半山老人，宋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是中国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宋真宗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二日（1021年12月20日），王安石出生于临江军之新淦县（今江西新十县）。宝元二年（1039年）任江宁府通判的父亲王益卒于江宁。王安石在江宁守丧。庆历元年（1041年）王安石入京应礼部的考试，第二年三月终于以第四名进士及第。中士之后，王安石被任命为签书淮南判官，八月至扬州赴任。其间，他至南丰与久欲结识的曾巩相见，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王安石个性倔强，大至处理国事，小至与宾朋交往，都不屈服于威势。王安石个人品格正派，他不爱财，不好女色，生活不太讲排场，与地位低的人交往也不喜欢摆架子，是个封社会中能坚持儒家传统的操守，行为检点的人。扬州任满后，赴京听候调选。王安石不愿求京官职，而愿意继续在地方任官，以进一步了解民情和增长从政才干。于是他被调任为浙江鄞县县令。作为一县百姓的“父母官”，王安石在鄞县督促乡民兴修水利，构筑堤堰，疏浚渠川，开挖塘陂，以解除干旱的威胁。在农民青黄不接之际，王安石把政府存粮借贷给他们，秋收后让农民加少许利息归还。他这种措施在鄞县收到实效，使他更加自信，对他执政以后在全国推行青苗法大有影响。皇枯三年（1051年），王安石以殿中丞升任舒州通判，更丰富了他从政的经验。舒州通判任满后，王安石赴京听候调选，并乞外任。后被改任为群牧判官，群牧司是主管国家养马事务的机关。在群牧判官任上并不能施展王安石的政治抱负，他仍然请求外任。
于嘉枯二年（1057年）知常州。不久，他被调任江南东路提点刑狱。提点刑狱是掌管一路（宋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司法、刑狱，审问罪囚，复查案件，并监察地方官吏大员的官职。在任满回京后，他对国事必须实施改革的思考与建议，写进了著名的《上皇帝万言书》中。提点江东刑狱任上，王安石仍以兴利除弊为己任。江东路是北宋茶叶的主要产区之一，当时政府实行茶叶专卖制度，称为榷茶制。嘉枯三年（1058年）九月，废除了榷茶制，改为由政府收税而允许百姓贩卖茶叶。但一些官员要求恢复旧茶法，王安石著《茶商十二说》，坚决反对复旧，终于在江东路坚持了新茶法。王安石在地方任职十余年的作为，使他声誉日隆。朝廷于嘉枯五年（1060年）五月，任他为三司度支判官。同年十一月，朝廷又任命他兼任同修起居注，这是记录皇帝每天言行的工作，官居清要，但王安石对此不感兴趣。曾到厕所里去躲任命的敕书，但朝廷强行敕令，他只好就职。嘉枯六年，王安石改任为知制诰，并纠察在京刑狱。第二年冬天，王安石又被加上了同勾当三班的职务。英宗继位后不久，王安石母亲去世，他辞掉一切职务，回江宁守丧。王安石在地方和中央任职达20余年，长久的从政历练，使他对宋王朝的国势民情有具体的了解。他给仁宗上“万言书”，第二年又写了《上时政书》，集中地发表了他的政见。神宗即位后，常与左右大臣商议变法图强。他对王安石的才干早有所闻，即位后即委任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没几个月，又召为翰林学士。神宗向王安石询问治天下的办法，王安石指出“变风俗，立法度”是当务之急。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当时宰相是曾公亮与富弼，参知政事有唐介、王安石等。这五位宰执大臣乃“生、老、病、死、苦”。
王安石49岁，生气勃勃，精神焕发。但苦于初上任便碰上这样的局面，他逐渐意识到不设置新机构恐怕无法实行改革，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总机关。神宗让枢密院陈升之与王安石共同主持三司条例司的工作。又选吕惠卿、苏辙等人为属官。三司条例司为变法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并具体制定一些新法的条例，熙宁二年，这个机构并入中书。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在王安石主持下，自熙宁二年七月至七年九月，陆续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将兵法等变法的主措施，并改革学校和科举。王安石的变法的总目标是富国强兵，巩固封建国家的统治。虽然由于变法本身的局限及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产生许多弊端，实际执行情况与王安石原意也有不小的差距，效果自然是要大打折扣的，但某些新法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首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兼并之家。其次，新法的实施增加了国家收入。再次，新法对于社会生产的发展起过一定作用，但王安石的变法，以失败而告终。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由于新法的全部内容都是从统治者的利益出发而制定的，因而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此外，还有其他原因，如反对派的强大，用人不当，变法派内部的矛盾，变法进程过急等。王安石变革“祖宗田制”，在统治集团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一些元老重臣反对最为激烈，反对变法的首要人物是司马光。同时，韩琦、程颢、苏轼等人均一再上疏言新法不便。神宗为之动摇。十二月，王安石被任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变法在王安石主持下加快了进程。熙宁七年四月，天灾频频，反对派人物借此中伤王安石，于是他被第一次罢相，吕惠卿、韩绛当政，新法又恢复施行。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恢复相位，但变法停滞不前。第二年六月，其子逝去，王安石极为伤痛，十月，第二次罢相，再也没有回到京师。任人不当也是新法失败的重要原因，王安石仍用旧有的各级官僚执行法，于是新法都走了样。变法派内部的纷争使王安石逐渐灰心。王安石于熙宁九年（1070年）十月第二次罢相后，直到元枯元年（1086年）四月逝世，都居住在江宁。起先，他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的头衔判江宁府，后来，他干脆辞掉了这个职务，只以使相的资格任集禧观使，这是一个清贵的闲职。元丰元年（1078年），他被封为舒国公，三年，又改封荆国公。这些都是爵位，并无实职。在江宁的十年时间，他始终不再过问国家政事。王安石在江宁修筑了一个简单的居所，取名“半山园”，他自号“半山老人”。他经常携书卷往来于钟山各胜迹之间。王安石常骑驴外出，但似乎并无一定目的地，如果仆人牵驴在前走，则听凭仆人的意向，如果仆人走在驴后，则听凭驴自己奔走。王安石隐退期间，苏轼路过江宁，曾去拜访王安石。他们同游钟山，论诗谈禅，生活过得很惬意。
王安石闲居10年，除读书赋诗外，仍用功著述。他将过去完成的三经（《周礼》、《诗经》、《书经》）“新义”加以修订，纠正其中错误。他还花费许多功夫写成《字说》二十四卷。对文字的含义加以探究，以成一家之言。王安石的学术思想被概括为“荆公新学”。他的学术思想为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变法的实践又促使王安石进一步完善他的学术思想。新学的标志是《三经新义》的修定颁行。《三经新义》是根据王安石的经说立论的，最后又经过王安石修定。
王安石主撰《三经新义》，是要统一思想，其现实意义是反驳守旧派对新法的攻击，为变法服务。王安石的新学著作除《三经新义外，还有《字说》二十四卷、《易义》二十卷；《洪范传》一卷、《论语解》十卷、《备子解》十四卷、《老子注》二卷、《淮南杂说》十卷。以上著作，除《洪范传》今存于他的文集中之外，其余均已佚。北宋中叶的诗文革新运动中，王安石无论在诗歌或散文方面，都以自己超卓的见识和杰出的艺术成就，为诗文革新作了巨大的贡献。王安石强调文必须“有补于世”，即以实用为主。同时，他还强调文章要“言志”、“贯道”，不离开圣人之径。他反对西昆体的浮艳，也批评韩柳偏于辞。王安石的散文创作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特别他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也居于突出地位。他的政论文联系北宋的政治形势，为变法论战。在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中，他用三百字就把司马光引经据典，冗长不堪，最长一封有三千三百宇的三封信驳得支离破碎，显得劲悍凌厉。他的随笔、杂感式小品论证方法各异，最后都能持论公平、深中肯綮、精辟透彻地说明问题。他的游记散文往往夹叙夹议，多议论的成分。王石形成自己独特的豪悍峻迈、流转畅达的风格，成为蜚声文坛的散文能手，是继韩愈之后，以笔力雄健见长的散文名家。王安石的诗歌题材丰富，体裁多样，古体近体无所不工。他的诗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有较强的思想性的政治诗；另一部分诗是写景抒情的闲适诗。多用律体、绝句，玲珑工致，十分注意艺术上的锤炼，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陈师道说：“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工、新、奇这三个字正道出了这三位诗人的特色。王安石的小诗的确以工取胜。其绝句最受人推崇，最富有理趣。王安石在宋代诗坛上，是诗歌成就仅次于苏轼的诗人。是承前启后的诗人。
朱熹。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世称朱子。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朱熹是中国南宋时期最博学的哲学家、教育家和者程朱理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朱熹的父亲朱松是一个很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他因为不满于南宋王朝求和苟安的做法，把家搬到了福建。出生在书香门第的朱熹，从小就博览群书，广读词章，出入佛老，对各种学问有着极为广泛的兴趣。从24岁起，他受学于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开始真正走上理学的发展道路。朱熹18岁就中了进士，曾担任过秘阁修撰等职。他一生做官的时间不过十几年，但却教了四十多年的书。在教学的过程中，朱熹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朱熹的学问渊博，于学无所不窥，在先秦诸子、佛道思想、史学文学、天文地理、文字音韵、训诂孝据、典章乐律乃至自然科学等许多方面，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及不小的成就。朱熹哲学发展了程颐等人的思想，集理学之大成，构建起了一个规模庞杂而又不失缜密精致的思想体系。认为“理”、“气”不相离，但“理在先，气在后”，“理”是物质世界的基础和根源。朱熹的著作很多，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家学者之一，《宋史·艺文志》中著录的有四十余种，未著录的尚有二十余种，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编纂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诗集传》、《周易本义》、《西铭解》、《太极图说解》，以及后人编纂的《朱全书》、《朱子语类》等。朱熹生活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的时代。他出生那年，就爆发了钟相、杨幺起义。起义最后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各地的农民反抗活动仍然时有发生。由于偏安一隅，南宋王朝每年还要向金朝进贡，被勒索不少金银钱财。在刚走上仕途时，朱熹曾力主抗金，进行北伐，但后来就慢慢泄气了。他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认为搞好内政才是重要的，所以应该对农民起义进行镇压。所以，对当时普遍的农民反抗活动，他不仅感到担心，而且还亲自参加了镇压活动。与此同时，他建议朝廷和地方官要注意对农民进行赈灾，注意轻徭薄赋，从而减少阶级对抗，从根本上消灭人民的反抗意识。为此，朱熹曾设立过“社仓”，由政府借贷粮食给农民，让他们渡过生活中的难关。朱熹认为，这样可以杜绝祸乱之源。朱熹认为，人都是会感恩戴德、害怕威严的，这样做可以既让农民感念官员的恩德，又会畏于官员的威严而不敢反抗。朱熹的这一套想法和做法，都是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需要。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朱熹是我国封建社会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早在北宋时，程颢、程颐兄弟就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在这套体系中，他们提倡理学，说“理”就是世界的本源，万物皆由理出。朱熹接受了他们的学说，并且有不少发展，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伦理体系。他把三纲五常说成是永恒不变的天理，认为“君臣有君臣之礼，父子有父子之礼”。他认为，“天分即天理”，应当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之分，臣安其臣之分。他极力宣扬，人应该“存天理，灭人欲”，对一切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和学说，都应该扑灭。与二程兄弟一样，朱熹的思想也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因为朱熹的学说主要是从二程继承过来的，所以，在后世人们往往将程朱并称，他们奉行的一套哲学则被称为“程朱理学”。为了提倡理学，同时为统治阶级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朱熹花了自己一生的大部分精力来进行教育活动。即使是在做官时，他也不忘提倡理学。他做官每到一个地方，最重视的就是教育，就是整顿当地的学校。在他的主持下，创办了武夷精舍书院，并且使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得到了恢复。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明人伦，整顿封建伦理道德。在教育上，朱熹主张应该按人的年龄、心理及理解能力，设小学、大学等各类学校。他还主张教育应该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熟读深思。朱熹的教育思想对后产生了不少的影响。朱熹晚年卷入当时朝廷的政治斗争，被夺职罢祠，其学说被定为“伪学”，遭到禁止。其人也被定为“伪学首魁”，直到去世之时“罪名”尚未解除。但朱熹死后不久，“党禁”解弛，朱熹的地位开始日渐上升，最终成为配享孔庙的“孔门十哲”之一，而其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元代复科举后，朱学被定为科场程式。在明清两代朱学被列为儒学正宗，在思想界形成“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的局面。朱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如李朝时期的朝鲜、德川时代的日本，“朱子学”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托马斯·阿奎那
13世纪中叶，在著名的巴黎大学有一位年轻的神学教授，因沉默、温顺，人送外号“哑牛”。但他才华横溢，年纪轻轻已崭露头角，一些有名望的学者很赏识这位年轻人，阿尔伯特就曾断言：“哑牛”之声必将闻名于世。果然，“哑牛”后来成了中世纪最有名的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他就是意大利人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中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居想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出身于意大利的一个贵族家庭，青年时代就成了多明我修会会士，曾先后在那不勒斯大学和巴黎大学就学，跟随亚里士多德学者大阿尔伯特学习，深深为之折服。这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自1257年开始，他在巴黎大学教授神学，用10年时间专心从事教学和著作活动，并被罗马教廷任命为神学顾问与讲师。其时基督教会正统神学家们，如安瑟伦之类，惯于采用柏拉图的先验论哲学来阐述神学教义。面日益兴起的唯名论哲学和阿威罗依主义，这种思想体系已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托马斯的著作一改前人做法。他首先肯定神学是一门学问，这就是说，神不仅是信仰的对象，而且也可以成为理智把握的对象。接着，托马斯在肯定传统启示神观念的同时，又强调了自然神学的必要性，而他本人更注意对自然神学问题的研究。托马斯的著作广泛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范畴和逻辑方法，重新论证了基督教的信仰，使之成为一个全新的体系。托马斯对基督教思想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托马斯·阿奎那成功地将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合在一起，建立起了庞大的经院哲学体系。他一生著有18部巨著，其中包括集基督教思想之大成的《神学大全》和《哲学大全》、《论存在和本质》、《反异教大全》等。托马斯·阿奎那的全部理论都是为天主教信条服务的。他明确提出哲学必须为神学服务，之后，又为上帝存在这一神学最高信条作了哲学的论证，认为应通过上帝的创造物来认识上帝的存在，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目的论的唯心主义思想推论出万物创造者的上帝的存在。在所著《神学大全》一书中，他认为宇宙秩序是按等级的阶梯来安排的，从非生物体开始，逐级上升到人、圣徒、天使，最高是上帝，每一个较低的等级都有高一级的目的，并力图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整个体系都倾向于上帝，上帝是宇宙的最终目的。所有知识必须为神学服务，如果知识不以证明上帝为目的，任何知识都是罪恶。托马斯的神学直至现在还支配天主教会的思想体系。19世纪末，罗马教廷宣布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为天主教会的最高哲学权威。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还流行所谓新托马斯主义，竭力使科学从属于宗教，理性从属于信仰。托马斯·阿奎那还极力鼓吹教会的权力至高无上，认为如同神高于人，灵魂高于肉体一样，教会高于世俗的国家。教皇是基督的代理人，政权应由他掌握，国家必须服从教会，国王必须顺从教皇。他还极力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权力，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治形式，并说，没有一个统治者控制和指导民众，社会就会解体。托马斯·阿奎那从灵魂不死的观点出发，大力宣扬“来世幸福”，认为尘世生活的幸福并非最高幸福，最高幸福是对上帝的静观，从而使灵魂得救。这只有在来世，在彼岸世界才能做到，因而为争取现实生活的幸福而进行斗争就是恶就是犯罪，最大的犯罪行为是异端或异教行为。对一切异教徒均应活活烧死，“将他们从世界上消灭掉”。托马斯·阿奎那包罗万象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产生后，受到了一些正统神学家的攻击。他去世3年后，巴黎各神学大师曾谴责了219条命题，其中有12条是托马斯的观点。在中世纪，这是最严厉的谴责。但是，教会在他生前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和极高的声誉，称他为最光荣的“天使博士”。他的学说很快成为西欧中世纪思想领域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学说。1323年教皇追封他为“圣徒”，1567年他又被命名为“教义师”。1879年，罗马教皇利奥十三颁布教谕，规定以托马斯主义为天主教的官方神学和哲学。在20世纪中，新托马斯主义在西方思想界中十分活跃。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剧作家。它又是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奠基人，历史哲学的开拓者之一。马基雅维利1469年出生于意大利半岛的佛罗伦萨。他的家族曾长期是佛罗伦萨的望族，但他出生时已经没落了。依靠父母的家庭熏陶和指导，马基雅维利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少年时代就大量地阅读了西塞罗、贺拉斯、李维等人的著作，通过自学精通了深奥的拉丁文，培养了一种独立思考、崇尚自由的气质。受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参加了佛罗伦萨的共和革命。1498年，被任命为佛罗伦萨的第二国务秘书。此后多年的政治生涯，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并且在时势的起落中，为人类留下了一部政治学巨著——《君王论》。马基雅维利赞美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他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主张结束意大利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他认为，当时处于人性堕落、国家分裂、社会动乱状况的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惟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他痛感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君主来拯救意大利。于是，他极力称颂当时的阴谋家瓦伦丁诺公爵切萨雷·博贾的欺骗、阴谋、暗杀和其他暴力手段，希望君主效法他，以各种手段达到正确的目的。他的这些主张，比较全面地展现在《君王论》一书中。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类愚不可及，总有填不满的欲望、膨胀的野心；总是受利害关系的左右，趋利避害，自私自利。因此，利他主义和公道都是不存在的，人们偶尔行善只是一种伪装，是为了赢得名声和利益。他认为，人都是“忘恩负义、心怀二志、弄虚作假、伪装好人、见死不救和利欲熏心的”；即使最优秀的人也容易腐化堕落，因为作恶事更有利于自己，讲假话更能取悦于别人。人民有屈从权力的天性，君主需要的是残酷，而不是爱。人应当在野兽中选择狮子和狐狸，像狮子那样残忍，像狐狸那样狡诈。君主不妨对行恶习以为常，不要因为残酷的行为受人指责而烦恼；慈悲心是危险的，人类的爱足以灭国。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马基雅维利还指出，受人敬爱不如被人惧怕。一个君主被人惧怕比起被人爱来，更为安全些。但他有时又有必要让人民相信自己是“集美德于身的人”。也就是说，统治者在公开场合应表现出爱民如子和仁慈宽厚的样子。惩罚人的事应让其他人去干，最后还可嫁祸于人，找替罪羊，以避免自己受到国民的谴责。奖赏别人的事应当亲自出面，以免让下属行私惠。给人恩惠要一点点地来，让他有盼望。给人打击要一下致其于死地，不让他有报复的可能。君主平常应当不露声色，对凡事装作懵懂无知，避免让下属了解自己。但对下属自己心中要了如指掌，随时操纵他，并且动用杀罚大权。与此同时，马基雅维利本人也备受人们的身后攻击。没有几个政治哲学家受到像马基雅维利这样强烈的谴责。多年来，人们骂他是地地道道的魔鬼的化身，并把他的名字当作欺骗和狡猾的同义词来使用。其中最强烈的谴责常常出自于把他所倡导的学说付诸于实践的人们之口。人们厌恶马基雅维利，并贬称他为“恶魔的头子”。但伏泰说得有理，这只是因为他泄漏了他们的天机。本尼托·墨索里尼是曾经公开称赞马基雅维利的少数几个政治领袖之一。毫无疑问，许多杰出的政治人物都认真地读过《君王论》这本书。据说拿破仑睡觉时把一本《君王论》放在枕头下面，人们对希特勒和斯大林也有类似的传说。马基雅维利对政治理论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早期的作家如柏拉图和圣·奥古斯丁把政治学和道德学或神学密切结合起来。马基雅维利抛弃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教条式的推理方法，不再从《圣经》和上帝出发，而是从人性出发，以历史事实和个人经验为依据来研究社会政治问题。他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国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他暗示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人们应该怎样表现，而在于实际上他们怎样表现；不在于谁应该掌握政权，而在于实际上人们怎样取得政权。今天讨论政治学说的方式比从前现实得多，这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由于马基维利亚的影响。他是名符其实的现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恩格斯称赞马基雅维利为“巨人”，马克思推崇马基雅维利为近代政治学的先驱。马基雅维利在历史学、戏剧等方面也成绩卓著。除《君王论》外，他的代表作还有《论李维》、《战争的艺术》、《佛罗伦萨史》等。
托马斯·莫尔
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英国16世纪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奠基人。他出生在英国伦敦的一个法官家庭。莫尔曾进牛津大学学习，后被开除。1504年被选为下院议员，带头反对亨利七世增加新税的要求。1514年受封爵士。因莫尔与国王意见有分歧，于1532年辞官。1534年，亨利八世设法让国会通过“至权法案”，宣布他（而非教皇）是英国教会的首领。在这项法案之下规定必须作一次“承认至权宣誓”，莫尔拒绝宣誓。1535年莫尔以叛徒罪被处以死刑。
莫尔的主要著作是几乎全由他写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即《乌托邦》（1518）。
《乌托邦》是对空想社会主义所特有的某些原理加以明确表述的最早的一本书。在书中，莫尔对当时欧洲各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刚刚产生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莫尔把贵族、地主为了积累资本进行的圈地运动，斥之为“羊吃人”。他写道：“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成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城市要蹂躏完啦”。这种诙谐而辛辣的语言，深刻地说出了英国农民丧失土地的原因，指出了圈地运动的严重后果。莫尔指出，凡是出产羊毛的地方就有贵族和豪绅的罪恶。在英国这个奇怪的国家里，畜生的生活也比失去土地的农民的生活强。他们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前程渺茫，无处栖身。他们习惯于种地，可是现在无地可种。莫尔为深受圈地运动之害的农民大鸣不平。莫尔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见证人，对“羊吃人”的议论是直接针对残酷剥削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而发的。由此他认为只有完全废止私有制度，社会财富才能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最终幸福。
莫尔精心设计的乌托邦制度是社会主义史上第一个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空想社会主义方案。在乌托邦，私有制根本不存在，一切都公有，大家都热心于公事。乌托邦人痛恨私有制，他们知道这种制度意味着人剥削人压迫人，意味着少数人发财致富和大多数人贫困。所以他们不让私有制有任何存在和复活的余地。不仅生产资料公有，连消费品也公有。任何人都不占有财产，大家关心的是如何共同富裕。对外贸易是由国家经营的。生产的直接组织者不是整个国家，而是城市。所以，国家好像是城市联盟一样。莫尔的方案是社会主义史上第一个主张彻底消灭私有制的方案。
莫尔在社会主义史上首次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社会生产的问题。在乌托邦，劳动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由于劳动义务普遍化，劳动时间有可能大大缩短。在乌托邦，很注意人的全面发展。“一切公民在体力劳动之后，有充分的时间让心灵自由自在并且得到启发。他们认为这就是人生的幸福。”并且在乌托邦不存在城乡对立，也不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
乌托邦人的分配原则是按照需要分配。莫尔认为，只要实行普遍的劳动义务制，就可以生产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一切需要。莫尔提出了实行按照需要分配的两点依据：首先物质是充分的，其次个人都是按需领取需要的物资。他把产品丰富和人们高度自觉看做是实行按需分配的根据，这是莫尔的创见。但是，他不懂得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要在手工技术的基础上达到产品的极大丰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虽然莫尔的按需分配带有明显的禁欲主义色彩，这种禁欲主义的规定显然是同按需分配大相径庭的。但他首先意识到了在产品极其丰富的条件下才能实行按需分配。
莫尔认为在乌托邦中商品货币关系已经不存在。因为乌托邦人生产的不是商品，而是直接满足社会全体成员需要的产品。没有商品生产，也就没有商品交换。因此，货币也就随之废除。在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中，几乎都把商品货币关系当作是永恒的自然现象，这使莫尔大大高出于同时代的思想家。但是，莫尔并不懂得商品货币关系消亡所应具备的条件。他企图在小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下取消商品货币关系，这只能是一种十足的空想。
虽然《乌托邦》写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之初，但莫尔能用批判的态度对待这个社会的各项原则，同时提出社会平等和共有的思想。直到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为止，社会主义思想史上还找不出一部堪与《乌托邦》媲美的作品。虽然莫尔所制定的“最好的”社会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莫尔完全有资格被称作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之一。
王守仁
王守仁（公元1472~1528年），字伯安，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中国浙江余姚人，谥文成。出身于官宦人家，其父曾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他从小抱有“读书学圣贤”的志向，就读于名儒。他生活的时代，正值明王朝由稳定开始进入危机、衰败的转变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他忧虑现实，也希望能够改变现实。他认为社会危机的总根源是“良知之学不明”，是烦琐而僵化的程朱理学助长了人欲的滋生。因此，王守仁建立了完整的心学体系，主张从“格心”入手，倡导“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加强道德教化，唤起人们内在的天德良知，从而达到消除“祸乱根寻于无穷”的危险，实现“天下可得而治”。他创立的这套学说，不仅在当时风靡海内，名噪一时，而且在其身后，几乎左右思想界达百年之久；就是对近、现代思想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现实政治中，王守仁也是明代一位事功卓著、刚正严明的政治家，将“开导人心”的道德说教与剿抚并用的军事镇压结合起来，积极加强对劳动人民的控制。王守仁的主要哲学著作《大学问》、《传习录》等，其著作汇集是《王文成公全书》，共38卷。王守仁在贵州龙场悟出“心即理”的第二年，即正德四（1509年），受贵阳提学副使席元山之邀，主持贵阳书院，讲学授徒。在此期间，他提出了“知行合一”思想。这是王守仁心学哲学确立和发展时期的重要思想之一，也是王守仁哲学思想的“立言宗旨”和最值得重视的部分。“知行合一”的提法，为王守仁首创，是他在吸收和改造程颐知先行后，知而必行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知行合一”首先是针对朱熹而发的，他认为朱熹不懂“心即理”，把心和理分离开而当作两回事，离心而求理，因而造成知行割裂的弊病。他指出，所谓“知”，主要是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是人先天固有的“良知”的自我体认；所谓“行”，主要是指人的道德行为，是良知的实际表现。因此，知行关系主要是指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活动的关系。它们可以从几个不同方面说明：首先，“知行之体本来如是”，既然人心及心中的良知就是天理，是万事万物的主宰，那么知与行便都统一在心和良知的基础上，“知行本体”就是“心之本体”，也就是“不假外求”而先天固有的良知，因此有知就有行，知就是行，可以知代行；其次，“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相互包含，彼此融会贯通，行中有知，知中有行，行在知在，知在行在，“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以知代行；再次，“真知即所以为行”，由知到行是无矛盾、无过程的必然趋势，因为每个人天理具足的心是生生不息的，如果不被私欲隔断，必然要贯彻到事事物物中去，必然要表现为行，这是良知自然而然向外显现的结果；“不行不足谓之知”，只有行才可称之为知，因此王守仁也承认行而后知的情况，如人有出家旅行的要求，就应去“知路”，了解行程；而亲身“履历”走过了路之后，就可知“路岐之险夷”，路到底如何了，这个知就是真知。行而后知的观点虽然潜在地包含了行为知因、知源于行的思想，但却导致了王守仁“知行合一”说的自相矛盾，这是由于他夸大了行的范围，使之自由出入于主观的心动和客观的活动。最后，王守仁批评了知行脱节、知而不行的“空疏妄”，认为如果把知行分成两个，那是“私意隔断”失去了良知本体，不是陷入“冥行妄作”而胡来，就是溺于“揣摸影响”而不行；都有违圣人之教。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第一次明确地规定了知行这对范围，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为后来唯物主义和启蒙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料。王守仁还提出了“良知是学家的准则”命题。这种良知标准说为当政者随心所欲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革新的人们解除了思想束缚，对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王守仁建立了一套心学哲学体系，集我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学说之大成，它的理论对我国思想界影响深远。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1483年生于德国艾斯勒本，半年后全家搬到曼斯菲尔德。父亲汉斯·路德开始当矿工，以后成为小矿主、镇会议员。家庭宗教气氛浓厚。路德7岁进入当地一家拉丁文学校，以后在马格德堡、埃森纳赫读书。1501年进入埃尔富特大学，1505年拿到硕士学位后继续在校攻读法律。一次遭遇改变了路德的一生，那是1505年7月的一天，他在埃尔富特附近的斯托膝海姆旅行，遇到一场暴风雨，雷电交加，路德恐怖地大叫：“救救我，圣安娜！我将去做一个修道士。”这时天空中出现希伯来女神圣安娜（圣母玛丽亚之母），而不是法律保护神。路德平安回家后，不顾父亲的忧伤和同学们的劝阻，毅然决然地进入一家埃尔富特的奥古斯丁修道院，潜心修习神学。1512年路德获神学博士学位，被聘为维登堡（一译维滕贝格）大学圣经学教授。在教学过程中，他反复研读（罗马书），认为人的灵魂得救仅靠个人的虔诚信仰，而不在于遵行教会规条。这就是以后形成路德教义核心的“因信称义”神学理论。1517年教皇利奥十世借口修缮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派人到处兜售赎罪券，搜刮民财。其中一个叫特策尔的修士，特别卖力，他周游德国，在兜售中大叫：“只要购买赎罪券的钱一敲响钱柜，罪人的灵魂马上就可以从炼狱升入天堂。”他甚至要人们就是只剩一件衣服也应脱下来卖了买赎罪券。这种巧取豪夺、无耻欺骗的伎俩遭到各阶层群众的广泛谴责。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在维登堡教堂正门贴出用拉丁文写的《九十五条论纲》，反对兜售赎罪券，并要求在维登堡大学就他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辩论。马丁·路德的行动揭开了席卷西欧的宗教改革的帷幕。
《九十五条论纲》一贴出，有如火星落入火药桶，引起极大反响。论纲被译成德文，争相传抄，两个星期内传遍全国。一个当时的人说：“它四个星期内飞传整个基督教世界，好像天使在传送它们。”马丁·路德得到广泛的支持，萨克森选侯腓特烈也庇护着他。1518年8月，教皇命令路德到罗马受审，等待他的将是监禁或死刑。萨克森选侯利用自己的影响，使审判改在奥格斯堡。10月，审判由红衣主教、教皇特使卡杰旦主持。法庭上，路德引经据典，慷慨陈词，驳得卡杰旦无言以对。他在事后对同伴说：“红衣主教像驴子弹竖琴。”当时有谣传说红衣主教将下令逮捕路德，朋友们劝他赶快离开奥格斯堡。路德给教皇和红衣主教各写了一封信后，乘着夜色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回维登堡。卡杰旦要求萨克森选侯送路德到罗马或将他驱逐出萨克森。1519年，教皇派特使米尔蒂茨请求萨克森选侯支持，特使同意选侯在赎罪券收益中可获利更多作为条件。特使同时与路德周旋，企图把路德骗离萨克森以惩治他。路德一面表示对教皇屈从，但坚持自己是在拯救腐败的教会；一面拒绝离开维登堡。7月，路德与神学教授约翰·艾克在莱比锡就教皇权问题进行辩论。艾克是一位辩论老手。他将教会已定罪的案例如威克里夫、胡斯（两人为宗教改革的先驱）等案重新提出，把路德引入“异端罪”。路德毫不妥协，公开抨击教皇神权，肯定圣经权威，并为胡斯辩护。1520年，马丁·路德先后发表3篇文章：《致基督教贵族公开信》、《教会的巴比仑之囚》和《论基督徒的自由》，阐述了自己的神学观点及与此相适应的组织原则和礼仪规定，为路德宗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2月10日，许多学生和教师聚集在维登堡城外，高唱赞美上帝的歌，路德当众烧毁了教皇限他60天内低头认罪，否则开除教籍的通谕以及各种支持教皇权的著作和教会法令集。1521年，教廷正式开除路德教籍。1521年初，皇帝查理五世在沃姆斯主持帝国会议，召路德到会。会上，各地诸侯纷纷发泄对教廷的不满，提出上百条意见。路德有恃无恐，拒不认错，还在会上宣传自己的宗教主张。查理五世面对如此形势，只好让路德先逃离沃姆斯，然后再下逮捕令。萨克森选侯则暗中派人“绑架”路德到瓦特堡，大家心照不宣。路德在瓦特堡避居期间，把圣经译成德文，这对宗教改革、新教传播和德意志语言统一都有重大贡献。从1521年开始，群众性宗教改革运动风起云涌。在托马斯·闵采尔领导下发展为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1522年路德回到维堡，连续8次讲道，反对暴力，阐述了不愿靠暴力和流血来维持新教福音的观点，呼吁和平，甚至要诸侯无情地镇压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很快地被诸侯残酷地镇压在血泊之中，正当其领袖闵采尔等人头颅被示众之时，路德正新婚燕尔，以力行自己的教义。1525年6月，他与一位修女博拉结婚，夫妻俩感情弥笃，共生有6个子女。1529年，帝国会议在斯拜尔召开，会上天主教诸侯要求：天主教在新教地区享有全权，而新教在天主教地区将不受宽容；禁止教会财产进一步世俗化等。6个路德派诸侯和南德14个帝国城市提出抗议，以后路德宗和新教被称为“抗议派”。1530年，皇帝查理五世在奥格斯堡召开帝国会议，谋求天主教和路德派新教和解。会上，路德派提出信仰声明，天主教诸侯反对，路德的好友梅兰希顿答辩。皇帝支持天主教会，路德派以拉丁文、德文公布此声明，这就是梅兰希顿起草的《奥格斯堡信纲》、《路德仍受通缉，未能到会》。1531年2月，7个新教诸侯和11个帝国城市组成施马卡登同盟，与皇帝及天主教诸侯作战。1537年新教诸侯与神学家再次在施马尔卡登开会，由于路德因病缺席，大会由梅兰希顿与黑森的新教诸侯菲力普主持，会议采纳了梅兰希顿起草的《奥格斯堡信纲》及奥格斯堡帝国会议上的答辩，路德起草的《施马尔卡登信纲》未被采纳。后来路德将自己未被采纳的信纲加以修改，并于1538年出版。此文共21条，主要列出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区别，成为路德宗脱离罗马天主教的正式宣言。1538年施马尔卡登同盟由于丹麦参加力量增强。同年皇帝与天主教诸侯组成天主教同盟。双方时战时和持续了10多年，1555年达成妥协，在奥格斯堡帝国会议上确认：各邦诸侯有权决定其臣民的信仰（即“教随国定”），但教会诸侯一旦改变信仰就丧失其教会职位；帝国城市允许两种信仰等。路德本人未能看见路德宗的胜利，他于1546年2月18日卒于艾斯勒本（他的出生地），安葬在维登堡教堂。在德国宗教改革的推动下，路德宗逐渐传播到挪威、丹麦、瑞典各国并向世界各地发展。目前路德宗信徒总数近8000万人，约占新教总数1/4，是新教诸派中信徒最路德一生著作很多，后世陆续整理出版。包括论文、讲道词、圣经导论、注释、圣诗和笔记，以及圣经释文、桌上谈和书信等，内容涉及神学、灵修、伦理、教育、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各个方面。路德为路德宗奠定了基本神学理论，归纳如下：1、因信称义。信徒只要信仰基督就可得救。这也成为新教各宗的理论基础，2、圣经权威。圣经是信仰的最高准则，否认教皇的权威。3、廉俭教会。仅保留两项圣礼：洗礼与圣餐。4、平信徒皆祭司。反对教阶制，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5、“灭职”观。路德重视现世生活，反对修道、禁欲，提倡教士自由结婚。主张完成日常工作即可达到最高道德准则。6、建立民族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断绝组织联系，以德文传教与举行仪式。但路德把教会管理交给了新教诸侯。路德发动了德国宗教改革，并使宗教改革在德国取得成功，建立了民族教会——路德宗，打破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局面。路德翻译圣经成德文，不仅为宗教改革运动的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也为德国语言的统一作出重要贡献。诚然，由于农民战争的失败，建立统一德国和消灭封建制度的任务未能完成。但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席卷西欧，为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最终胜利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约翰·加尔文
约翰·加尔文（1509~1564年），是16世纪西欧宗教改革运动中最重要的领袖之一，加尔文宗教的创立者。加尔文出生于法国北部努营。父亲杰勒德·加尔文曾是当地一位有名望的主教秘书，兼主教区教堂律师。母亲珍妮·弗兰克是一位退休的旅馆业者的女儿，不幸早逝。加尔文遵父命12岁成为一名修士，14岁时到巴黎就读于那马奇学院和蒙太古学院。加尔文性情沉深、头脑敏捷、智力过人。1528年他大学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原计划攻读神学。可是他父亲在努瓦营与当地天主教会有了冲突，一怒之下命儿子专修法律，于是加尔文先后到奥尔良、布尔日两所大学潜修法律。1531年他父亲去世，加尔文就放弃了以法律为职业的意向，转回巴黎学习希腊文、希伯来文，研讨（七十子文本）圣经，攻读神学与文学名著。加尔文在就学期间深受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莫、勒费弗尔和瓦拉等人的影响。1532年4月，加尔文发表处女作（评塞涅卡仁慈论），文章被公认为“典型人文主义作品”，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渊博学识与独特风格，但未涉及宗教问题。1533年，加尔文经历了“忽然的归正”，从罗马公教（即天主教）改信基督新教，对此他解释说：“这种改变是上帝亲自造成的。”实际上，此前他的表兄新教徒阿立威坦对他有较大影响。在一段时期加尔文经过内心长期斗争，对伊拉斯莫、勒费弗尔等的妥协性的教会内部改革深感失望，终于说服了自己而作出重要的改宗决断。此后他彻底改变了信仰生活，开始集中精力研究神学，并积极参与巴黎改革教派组织活动，因而被控为异端，被迫流亡国外，先后到过昂古莱姆、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