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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是一部杂家学术著作吗
《淮南子》是汉代的淮南王刘安及其手下门客所作。刘安是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他召集天下才能出众之士，相聚讨论天下兴亡、学术方技，搜罗古史佚闻。这些讨论的结果，便汇成了《淮南子》一书。
战国时期社会纷乱，从而出现百家争鸣的思想活跃期，但西汉以来的统一局面却使这一活跃局面消失，政治观念和学术思想的大一统代之而起。但是战国诸子们留下的精神并未因此消失，反而随着社会的稳定、国家的统一融入当代学术之中，使其空前繁荣。刘安的功绩，就在于搜集、整理并发展了汉代的学术成果，而写成《淮南子》一书。该书对总结、保存汉代学术成果有重要作用。
《淮南子》的主要思想取自道家吗
现存的《淮南子》共20卷，包括《原道训》《淑真训》《天文训》《地形训》等。该书是汉代一次思想大一统的成果，为适应汉初一统的需要，以道家思想为主，兼采儒墨之长，名法之差。
本书的主要思想取自道家，引用《老子》共16条，其中提到“无为”，并进一步阐释，认为无为应当按照自然与社会发展之规律而行，从而为原有的道家思想充入新的现实内容与科学观念，适应了时代的需要。
在政治观念上，《淮南子》则吸收儒家的重民思想，认为百姓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国家的安定取决于君民关系的和谐与否。换言之，百姓是国家的基础和根本，只有这一基础稳定了，国家才能稳定。因此，他十分痛恨暴君的残酷统治，并在书中加以批判。
《淮南子》博采众家之长，融合百家，形成了庞大的理论体系，为汉初的一统提出一套治国的理论。
《淮南子》的思想哪些文字表现最精彩
《淮南子·原道训》：“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里天地，禀授无形。原流泉浡，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幎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约而能张，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
这段文字是对道家思想的继承。
《淮南子》产生之前，经过东周、秦汉之际数百年的战乱，人民深受战火的侵扰，因此渴望安定的生活。汉初统治者吸纳黄老无为之治的思想，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国家从战乱和凋敝中恢复过来，逐步走向繁荣。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淮南子》的作者们也受到黄老思想的影响，因而在作品中流露出而出。
《淮南子》虽然博采众家所长，但独以道家为主。《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是他对宇宙自然的看法。《淮南子》也继承这一观点，专门辟出《原道》《道应》两篇对此进行专章论述，另外在其它各篇中也有所阐述。
《淮南子》中道的思想继承自《老子》中道之神秘莫测、不可名状的特点。而这种顺乎自然，应乎时运的自然天道观也的确适应汉初休息养民的政策。《淮南子》所提出的治国之策是与历史潮流相一致的。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思想的汇集吗
韩非，战国末期的韩国贵族，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崛起，并逐步取代奴隶主阶级。为适应新的阶级统治，法家提出一系列治理国家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并有商鞅、申不害等人在各国实践理论。在此情况之下，韩非总结法家的思想，写就《韩非子》一书。
韩非在韩国时就曾多次上书韩王，要求变法，以求富国强兵，却一直未能得到采纳。后来韩非出使秦国，又游说秦王嬴政，他的才能得到了秦王赏识，但同窗李斯嫉妒他的才能，便向秦王诬陷他，韩非因此被捕入狱，又被迫服毒自杀，死时年仅40岁，只留一部光辉灿烂的《韩非子》。
《韩非子》对先秦法家思想有何贡献
今本《韩非子》存20卷55篇，是对先秦法家思想的一次大总结，阐述法家要求建立统一之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政治主张与理论，韩非最重要的观点是提出“法、术、势”理论。法指法令，术指策略、手段，势是权势，他主张结合三者以构成君主集权的根本措施。
韩非思想的核心，是以法治国。他总结历史上以法治国而强兵富国的经验，提出必须走上“法治”的道路。韩非提出在统治中应当赏罚并用，而赏罚依据是否遵守法，有功则赏，有罪则罚。君主在施行赏罚时不能以自己的好恶来论，必须循名责实，以减少赏罚的错误，由此可知法治观念在韩非政治思想中的重要性。
韩非政治策略的另一重要方法是奖励耕战。他认为重农尚武是富国强兵之本，因此主张让百姓积极发展生产，建立战功，以保障国家的物源、兵源，为国家统治打下坚实的基础。
韩非的理论由前法家学说来发展，而更彻底、更符合时代的要求。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将法家思想发展到极端，也产生了诸多片面性的偏激观点。
《吕氏春秋》综合了不同的思想流派吗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秦国宰相吕不韦召集手下门客编纂而成。由于众门客分属不同的思想流派而各有千秋，因此该书成为杂家代表之一，其综合战国各家之思想，如有抵触之处，也不足为奇。
战国末年，秦王嬴政灭掉六国统一天下已是大势所趋、指日可待。作为秦相的吕不韦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形势，并考虑到统一天下后秦国长治久安的问题。他认为必须从古代及当世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因此汇集门客及天下有才之士编成《吕氏春秋》，期望秦王能从中吸取统治之道。
《吕氏春秋》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吗
《吕氏春秋》共分为八览、六纪、十二纪，共二十余万言。其中八览包括有始览、孝行览、慎行览、先识览、申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此八览是书中主要思想所在，因此《吕氏春秋》又称《吕览》。
《吕览》内容十分广泛，几乎包括学术领域的各个方面，是名副其实的杂家。与所有先秦哲学著作一样，该书也提出宇宙发展的规律问题，例如“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这与后世“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思想是一致的。
同时，他也认识到宇宙、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在互补、相生相克的变化运动中保持着平衡，这种思想在先秦时代无疑是先进的，而将此应用于国家治理上，便产生了不泥古、求新、求变的思想。另外，儒家“民贵君轻”思想在此也得到进一步发挥，除此也涉及墨、道诸家的思想。此书杂融先秦各派，可谓包罗万象。
《吕氏春秋》反映的是法家法治思想吗
法家思想是《吕氏春秋》中最重要的思想内容之一，后来为秦始皇所采纳，成为秦的治国之方。此段文字反映法家的法治思想，认为对国人的奖惩不能按照统治者个人的好恶来决定，而应该取决于办事者所做事情的结果好还是不好。这充分体现了法家的法治思想，统治者不应该以亲疏来行赏罚，而应当看实际效果。
在战国时代，能提出法治思想并将其应用于政治实践中，的确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它让人民中有贤能的人能进入上层。同时，法治也有助于培养一视同仁的思想，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毫无特权可言。这也与我们今天提倡的法治思想一致，其对现代社会的政治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春秋繁露》是春秋一统思想的发挥吗
《春秋繁露》17卷82篇，哲学著作。作者董仲舒，河北广川人，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西汉哲学家，经学大师。此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并结合阴阳五行学说，旨在发挥春秋大一统思想。
在宇宙观上，董仲舒把天当作至高无上的神，建立“天人感应”论。在人性论上，董仲舒根据神学人性论，建立起“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在历史观上，董仲舒提出“三流”“三正”的历史循环思想，他将儒家哲学神学化，用以顺应巩固统一的封建制度。
董仲舒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对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武帝所采纳，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
《春秋繁露》的思想是形而上学的吗
《春秋繁露》全面论证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所谓道，是根据天意建立起来的统治制度和方法，《春秋繁露》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加以分析判断，认为这个道是永恒的、绝对的。
它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
这里，它承认对立面的普遍存在，具有一些辩证法的因素。但它认为这些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协调服从的关系，否定矛盾双方的斗争。虽然它承认矛盾的两个方面的性质、地位不同，但阳和阴双方，一主一从，一尊一卑的地位是永不可改变的，更不能转化，这是“天之常道”。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的，王朝更替时有发生，为了解释这一现象，董仲舒提出了三统、三正的历史发展观。我国农历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可以作为正月，每月初一日为朔日，朔日有从平旦、鸡鸣、夜半为开头的三种算法。
每一个新王朝上台后，都要改变前一个王朝的正、朔时间，这叫改正朔。如果新王朝选择农历正月为岁首，则尚黑色；如选择十二月为岁首，则尚白；如选择十一月为岁首，则尚赤色，这就是所谓正三统。
每个正朝都应按照自己的选择改换新的服色，这叫“易服色”。不管如何循环变化，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和天一样，是永远不变的。“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改道之实”。所以，三统、三正也是董仲舒借天意之名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武器，目的是长期维护封建统治。
董仲舒的神学体系包括什么思想内容
董仲舒的神学体系包括三纲、五常、三统、三正、性三品诸说。在《基义》篇里，谓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综合前论，即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并把“仁义礼智信”五种封建道德伦理规范，与金木水火土之五行相比附，则为五常。三统与三正实际上是仲舒的历史观。
《春秋繁露》大力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为封建等级制度和伦常关系的合法性制造舆论。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便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后来韩非发展了这一思想，并为三纲划出了一个明晰的轮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董仲舒对此加以继承和神化，第一次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他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
虽然尚未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正式条文，但其意思已很明确了，待西汉末成书的《礼纬》就把三纲的条文具体化了。三纲以君为臣纲为主，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从属于君为臣纲的，最根本的是要维护君权的统治。
董仲舒在本质上是否认历史发展的吗
秦汉以前古书记载有夏商周三代，董仲舒遂认为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改朝换代只不过是“三统”的依次循环，只是“改正朔，易服色”，在历法和礼仪上作形式上的改换。
夏以寅月为正月，商以丑月为正月，周以子月为正月，三代的正月在历法上规定不同，故被其称作三正。在董仲舒看来，一个新王朝出现，无非在历法上有所改变，衣服旗号有所变化，此即为“新王必改制”，表示一个新王朝重新享有天命。
从三统、三正论中不难看出，董仲舒否认历史的发展，王朝的更迭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实质上却是绝对不变的。
《春秋繁露》中所谓的性三品，即是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则可善可恶，性善圣人则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之性则可以教化，逐渐变善，至于小人则是“斗筲之性”，只能接受圣人的统治。
总之，此书内容反映了作者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这种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体系，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与影响。
董仲舒的神学蒙昧主义制约着皇权吗
《春秋繁露》以哲学上的神学蒙昧主义，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主义为基础，提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尽管以后各个王朝的哲学形态有所改变，但这一思想一直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书中将自然现象与社会问题进行无类比附，得出自己需要的结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影响恶劣。
当然，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这一观点认为，正是董仲舒的“神学蒙昧主义”在制约着皇权，在皇权具有绝对权威、社会又还没有出现可以与皇权抗衡的时代。
恰恰是董仲舒的系统的天人感应论在制约着皇权，使皇上不敢为所欲为，正是这一思想文化的因素在维系和制衡着社会力量，这对家天下时代有效防止天子滥用权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董仲舒说，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所以，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笑话古人的愚昧，其实在那个时代，他们看得比我们要深刻和长远得多。
《象山集》是关于心学的理论吗
陆九渊，字子静，号存斋。他曾在贵溪山书象院讲学，人称象山先生，是宋代心学的鼻祖。他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曾入仕，当过荆门的地方官，有颇佳的政绩。他生活在南宋偏安的时代，当时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不断，社会处于动荡之中。
陆九渊一方面想维护南宋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又面临社会的动荡与对治邦安民的渴望，于是在自己的哲学中开辟了心学这一块天地，既论及主观的“心”，并兼及客观的事。他的哲学著作被门人及其子结集成《象山集》。
《象山集》是陆九渊哲学的全部精华，是心学的开山之作，在我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首先提出“心即理”的命题，认为自然是发展变化的，因而反映自然的理论也是发展、变化的，其不依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人只能认识、把握它，这无疑是深刻而正确的见解。
陆九渊将心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主张“心即理”，从理学走到心学，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观点。依其学说，则吾心是人的主观世界，同时客观物质世界也为人心所固有，是人心的体现。
如果没有吾心，宇宙便会失去其本体，因此吾心就是世界的本体。陆九渊又提出自觉本心的认识论，认为人都有羞恶之心，这是与生俱来的，是永恒不变的，是人的本心。
只有具羞恶之感，心才是存在的，否则，心就已经死了。而保有这颗本心，能让人成为圣贤，能够为公而不为私。如何保有本心？陆九渊认为应当不自暴自弃，要安于命运，反对世俗的诱惑。他的主张为杨简、王阳明所发扬，成为我国哲学上颇有影响的一派，即心学。
《朱子语类》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吗
朱熹，一字仲晦，号晦庵，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是当时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他自幼聪明过人，19岁中进士。从当时名师学习，对经学、哲学、史学、文学、佛学乃至天文、地理均有深入研究，堪称全才，但他的主要致力于儒学经典的注释上。
宋代统治者重视文人，使众多文人从衣食之忧中解脱出来，专心学术研究。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儒学也得到空前发展。
在这种风气影响下，朱熹也对经学发生浓厚兴趣，他不仅注释古代经书，而且还著书立说宣扬儒学观念及封建伦理纲常。当时的学术十分活跃，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又会形成一些对异己观念的批判，而这成为《朱子语类》的主要内容。
《朱子语类》是朱熹门人对其语言、论说的记录。现存140卷，内容囊括四书、五经、哲学、历史等各个门类，主要是朱熹晚年思想的精华。他在晚年对自己的早期思想所做的修正，在书中也得到反映。《朱子语类》包括朱熹理学思想的精华，朱熹哲学的基本课题是理，他的理就是道、太极，是哲学的最高范畴。学识广博的朱熹还把自然科学知识融入理的研究中，提出了以地球为中心的天地生成说，这在当时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理学的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指的是三纲五常。朱熹当然也是三纲五常的坚决维护者，但他的三纲五常与明清人所提倡之压抑人性的哲学不同，而是把三纲五常当作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的武器，并以此批判昏君、奸臣，竖立自己的高尚节操。
他还认为抗金御侮就是天理，忠于国家、忠于君主、坚守君臣之义、夫妇之伦就是守礼。而针对当时佛教泛滥的情况，他提出“人之大伦，夫妇居一，三纲之首，理不可废”。朱熹的哲学思想对后世有相当大的影响。
三纲五常和气理之说是朱熹思想核心吗
《朱子语类》是朱熹思想之精华，他所提倡的三纲五常虽被后世统治者作为欺压人民的工具，但其思想本身及其爱国主义精神仍是值得后人研究学习的。阅读时要拋弃陈旧，从原著中吸吮其思想之精髓，当然也要注意其思想糟粕之处。
朱熹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气与理的问题。他认为理与气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但又密不可分。理是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但却不是玄妙不可捉摸的，它一方面是阴阳五行之极，另一方面又体现在日常行为之中。
而气则是有形的，气凝聚以成万物。他并提出“若气不结聚时，理亦无所附着”，意谓抽象的理若离开有形的物体，则无法依存。
在自然之中，理是太极，万物统一于太极，但太极的理又具体体现在万物之中。朱熹从佛教中吸取了一句话来比喻这种道理，这就是他常说的“月印万川”。
这是宋代理学思想的精华所在，是理学家对宇宙的解释。而理在社会生活中就是仁义礼智信，就是三纲五常。这是宋明理学宣讲的重要内容，也是朱熹的主要精华。他从自然之“理”的论证中得出理的永恒绝对性，也同时论证了三纲五常的永恒绝对性。而这一点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认同，将三纲五常作为他们统治的工具。
《论衡》与当时的主流思想抗衡吗
王充，字仲任，东汉会稽人，是东汉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也是与当时居统治地位的谶纬儒家思想相抗衡的哲学家。王充先祖曾因军功封爵，但在豪门仕族的逼迫之下，家道中落。
家族的历史，加上本人在政治中的不得志，使王充转而用笔来讨伐时代。王充生活的时代，社会相当稳定，但因西汉末年的政治危机与农民战争的沉重打击，使皇帝不得不依靠豪门贵族的支持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从而形成了豪门贵族对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把持。
他们在思想上的统治工具就是谶纬哲学，而迷信鬼神对国家统治及思想带来许多不健康影响，也使人民生活受到影响。
因此，王充勇敢地站出来反对它，写出《论衡》一书与之抗衡。他期望得到王朝的重视，把自己的思想作为国家指导思想，但在当时根本不可能成功。
《论衡》最初大约有一百篇左右，但在上千年的流传中几经遗落与补救，现存30卷85篇。该书主要是针对东汉流行之谶纬儒家而作，被当时统治者视为异端。天道观是我国古代哲学基本命题之一，王充也论及此问题，并在当时哲学上处于领先地位。
他认为天地是含气的自然体，此说从根本上否定了汉儒的天人感应说。王充在文章中对汉儒的理论进行无情批判，是汉代唯一与天人感应论相对立的思想体系。
此外，王充还论及对人的性命、生死的看法。他认为人性的善恶决定于所禀的元气，表示人之命有寿命、禄命两种。人和万物都有寿命，寿命的长短由所禀之气决定，而后天的积善行德并不能延长寿命。
禄命包括死亡与祸福，而诸多社会因素，例如朝政的失误等，都会对人的禄命产生作用。王充思想的另一个重点是无神论，他在文章中批判修道成仙与死而为鬼的谬论，从而否定世俗的鬼神论。他认为人是“精神以血气为主，血气常附形体”，精神与形体是相依而存的，这从哲学观点否定了鬼神论。
《论衡》反映的是唯物主义思想吗
天人感应是自建汉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一种思想，成为封建皇帝维护自身绝对权威的一种手段。作为天之子的皇帝，自能与天对话，知吉凶祸福，而王充则剥下其虚伪的外衣。
他认为天地是含气的自然体，“气凝而成体”。万物生成，四时寒暑，雷雨暑风电等，都各有其气，不是皇帝或其他人能决定的。而所谓靠人皇的言行感应上天，以使之感而降福、降祸的说法，是极荒谬的。
《论衡》的唯物主义思想与无神论，是我国封建社会里的一道异彩，同时对破除近年来某些人的迷信、算命、邪教等有神论看法，也是极有意义的。但本书也宣扬诸如自然天命说、适遇之数一类的错误看法，在阅读时应当摒弃此类说法，而取其精华。
二程理学是后来的官方哲学吗
二程是指程颢和程颐兄弟。程颢，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二程集》为程颢、程颐兄弟的主要学术著作，其反映了二程的理学思想。
二程生于世家，幼年受到周敦颐的影响，对道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创立二程理学。二程兄弟重视授徒讲学，弟子众多，程学因而得以广泛传播，终成官方哲学，影响了几个朝代。
北宋时期，一方面生产技术日益提高，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思想文化相对繁荣，学术和人才较受尊重。但另一方面，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也逐渐加深。二程兄弟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生气和危机的时代里。
二程理学是理论性和思辩性俱强的新儒学，它以复兴先秦孔孟之道为宗旨。此外并融会、综合了佛、道的不少观点，认为客观自然的天理是宇宙的唯一本体，而天理既是自然界的法则，也是人的先验的道德本性和社会的纲常伦理。
二程之术宗旨基本相同，都把理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源，以理为最高范畴。二程学说最显著的差异在于：程颢宣称“只心便是天”，而程颐则认为“吾儒本天，释氏本必”，将心与天对立起来。二程之学兼具人伦和物理，但人伦是重点，伦理思想处于主导地位，而天道观为从属。
他们主张“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要进行道德涵养和道德实践，以便恢复和保存心中固有的天理。同时主张通过学习成为圣贤，修复完善的人格。在伦理观上，他们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在政治观上，他们崇尚仁义道德而避谈功利。
《二程集》是讲公私关系的哲学吗
二程兄弟把人们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以及人与人关系和谐化、稳定化的行为准则称作天理；把破坏这种规范和准则的个人的过度欲望称为人欲、私欲。天理和人欲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而并非完全脱离人的感情欲望。
他们认为，人们正当而本然的感情欲望是天理的体现，只有那种过分的、损害他人正当利益的欲望才是人欲。正当的欲望，比如人们的饮食、居室等奉养要求以及国家的刑罚、征讨的欲望是符合天理的，是维持人们生命和国家生存发展所必需的。
这种正当的欲望是本，但由这种本而产生的末，就会远离先前正当欲望的界限，而产生峻宇雕墙、肉林酒池、淫酷残忍、穷兵黩武等各种欲望，这就是人欲。
应当减损这种不正当的人欲而复归本来的天理，这实际是讲如何处理公欲与私欲的关系。本然的、合理的私欲是允许的；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应当以公欲为先，减省私欲，不使私欲过度膨胀。
《二程集》是新儒学的重要著作，其所阐述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有些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但它也包含了一些陈腐的伦理纲常，空洞的道德说教，这些是应该舍弃的东西。
《传习录》是心学派重要代表作品吗
《传习录》是我国明代哲学家、宋明道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的问答语录和论学书信集。是一部儒家简明而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它不但全面阐述了王阳明的思想，也体现了他辩证的授课方法，以及生动活泼、善于用譬、常带机锋的语言艺术。传习辞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
王守仁（1472年~1529年），字伯安，别号阳明，汉族，浙江余姚人，因被贬贵州时曾于阳明洞学习，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二程、朱、陆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世界观与人生观均载于《大学问》一文中。
《传习录》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上卷经王阳明本人审阅，中卷里的书信出自王阳明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并记载了王阳明提出的“四句教”。
《传习录》是发挥心即理哲学命题吗
王阳明继承了程颢和陆九渊的心学传统，并在陆九渊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朱熹的理学。《传习录》中的思想明显地表现了这些立场和观点。
“心即理”本来是陆九渊的命题，《传习录》对此作了发挥。王阳明批评朱熹的修养方法是去心外求理、求外事外物之合天理与至善。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他这样说是强调社会上的伦理规范之基础在于人心之至善。
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对《大学》的解释与朱熹迥异。朱熹认为《大学》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学子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认识了外物才有的。这个知是良知。
他说：“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
在他看来，朱熹的格物穷理说恰恰是析心与理为二的。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命题主要是为其修养论服务的。致良知说是对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发展。王阳明的心即理的思想也有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本体论的含义。然而，如果偏重从本体论研究它，就会忽视它在王阳明修养论中的基础意义。
《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治国之策吗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浙江余姚人，是我国早期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生活在明王朝灭亡和清王朝入主中原这样一个巨大转型期。作为由明入清的遗民，保持着自己的风节和民族的尊严。
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认识到旧的君主专制政体的极端腐朽，已经不再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在这种种因素影响下，黄宗羲一面批判君主专制的黑暗，一面又构想新的制度，为未来描绘一幅蓝图，从而写成了《明夷待访录》。
《明夷待访录》带有浓厚的民主启蒙思想，是我国启蒙思想的早期著作之一。首先，他从明王朝的覆亡中看到了君主专制政体的黑暗、腐朽和不合时宜，因而在书中给予其无情的批判。同时，他也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未来社会的蓝图。
他在书中提到了“人各得其私”“人各得其利”的观点，这一观点的产生与市民阶层的崛起是分不开的。而他的这种私利愿望，也不排斥除公害、兴公利，这种思想明显地体现出新时代的烙印。黄宗羲还认为对国家法制不能仅仅局限于局部的变革，应进行大的变化，为国家立大法，这代表立宪思想的萌芽。
《明夷待访录》提出的反对独裁建立国家的民主、平等、自由等观念及经济、法律、政治的措施，对于今天从事国家建设也有相当借鉴作用。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史书吗
《尚书》，最早称《书》，汉代始称《尚书》，被奉为儒家经典后又称《书经》，其中《尚书》一名是现今通用的正式名称。
相传原来有关上古历史的简册很多，到了孔子删选为百篇，并按时代次序加以排列，编成了《尚书》的第一个选本。
秦末汉初，战乱频繁，《尚书》的先秦完本便彻底失传了。《尚书》版本有三种：今文《尚书》、古文《尚书》、伪古文《尚书》；前两种版本在唐朝时已失传，伪古文《尚书》至此成为唯一传本。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史书。它是部分上古历史文献和追述上古史之著作的汇编，其中保存了大量殷周时代的原始史料，是了解和研究上古历史的最重要的必读书。同时，作为儒家五经之一，《尚书》对我国古代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很大。
《山海经》是神话资料最多的奇书吗
《山海经》，大禹、伯益所著，但经后人多次增补之后，已看不出大禹、伯益所著的迹象。《山海经》是先秦古籍，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地理书。
《山海经》是我国现存古籍中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一部奇书。该书分《山经》《海经》两个部分。现存《山海经》共收18篇，分《山经》5卷，《海经》13卷。其中《山经》又称《五藏山经》，包括《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5部分；《海经》包括《海内经》4篇、《海外经》4篇、《大荒经》4篇、《海内经》一篇。书中记载了许多国家和民族离奇的故事，反映了远古时期人们的生活及思想状况。
全书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天文、地理、气象、历法、医学、动物、植物、矿产、水利、民俗、宗教、神话等。千百年来，它以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众多海内外的读者。
《山海经》是我国古籍珍藏之最吗
说起《山海经》，国人大都知道这是一本风格独特的奇书、怪书。就其叙述的内容而言，从天文、地理、神话、宗教，到民族、动物、植物、矿产等，天南海北，包罗万象，堪称我国古籍中蕴珍藏英之最者，实为研究上古时代绝好的宝贵资料。
然而，由于它所述多奇诡怪异，常被人斥为荒诞无经，所以，《山海经》的书名虽最早见之于《史记》，但司马迁观之却叹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因此，直到约百年后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校勘整理经传诸子诗赋，才将此书公之于众。
《山海经》涉猎之广，内容之奇杂，从古至今使人对其该归于何类多有分歧。《汉书·艺文志》将它列入形法家之首，《隋书·经籍志》以下则多将它归入地理书，但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却谓其为“小说之最古者尔”，鲁迅先生则将它视为“古之巫书”。
《春秋》是古代编年体史书吗
《春秋》古代编年体史书。原为先秦各国史书的通称，又是鲁国史书的专称。今传《春秋》相传为孔子在鲁国史书基础上修订而成，但唐宋以后的学者对此提出了怀疑。此书是大事记式的编年史，书中以鲁国的12位国君序，记载了春秋时期的重大史事，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间的政治、军事、外交、祭曲、灾异等事，均有所记载，其内容证实可信。
此书记事极为简略，但体例严谨，文字省净，被后人推崇为“简而有法”的典范。甚至有人认为它在遣词造句中都寓有褒贬，并大力宣扬这种所谓“春秋笔法”，对后人的写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春秋》三传是儒家解经之作吗
在历史上《春秋》是儒家五经之一，是孔子借由记载各诸侯国重大历史事件，宣扬王道思想的。
《春秋》最初原文在语言上极为精练，遣词井然有序。就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
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谷梁喜《春秋毂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现《春秋》原文一般合编入《左传》作为经，《左传》新增内容作为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春秋作传者共五家：《左氏传》30卷，《公羊传》11卷，《毂梁传》11篇，《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其中后两种已经不存。《公羊传》和《毂梁传》成书于西汉初年。
《左传》有两种，一种出于孔子旧居的墙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体写的，称为古文；一种是从战国时期的荀卿流传下来的。《公羊传》和《毂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
《公羊传》和《毂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但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一些纪录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认为左传的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毂梁传》。
《左传》是春秋时代鲁国的编年史吗
《春秋》一书以鲁国为记事中心，主要记载春秋时期出现的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而多方面地展示了春秋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春秋》一书产生后，相继出现了许多解释《春秋》的书，最著名的是“春秋三传”，即《左传》《公羊传》和《毂梁传》。
《左传》最为著名。《左传》全书共30卷，计二十多万字，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间之春秋列国史。全书取材广，内容详实，叙事生动，不但对当时的社会背景有较为深刻的描述，且对那个时代的几位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有着形象的刻画。
《左传》虽为史学著作，但其文学价值也不菲，曾有部分文艺理论家将其与《国语》《战国策》并称为先秦散文的三大典范。
《左传》比《春秋》记史详尽吗
与《春秋》相比，《左传》更君详细地记载了春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活跃在春秋历史舞台上的诸多重要人物，而较有系统地勾勒出周朝王室与诸侯列国兴亡盛衰的总体轮廓，同时还大量地载录了当时在我国所发生或观察到的重要的自然现象。
《左传》一书在内容安排上有主次分别，从记事篇幅来看，前期较为简略，后期较为详富。后期尤以襄、昭二公为最，其在位的时间跨度约为整个春秋的四分之一，但内容却占全书之半。从记事对象来看，则以晋、楚、鲁诸国撰述较多，齐、郑、宋、卫、周、吴等国较略。
《左传》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而且也是先秦散文的代表作。它以详实珍贵的史料、严谨有致的笔法和优美流畅的语言，奠定了其在我国古代学术领域的独特地位，为我们全方位地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脉络与蕴质，提供了根本性的依据。
《国语》是一部先秦历史的百科全书吗
左丘明，相传他是位盲人，曾出任过鲁国“太史”一职，是先秦时期最著名的史学家之一。《国语》出自左丘明之手的说法约始于司马迁，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动荡多变的时代。当时，齐、晋、楚、秦、吴、越等大国争霸，弱小诸侯受到欺凌与征伐，社会处于剧烈的变动和转型之中，留下许多值得人们深思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国语》的作者“因圣言以摅意，托王义以流藻”，采录自周穆王以来到智伯灭亡这一时期的各种重大事件，将各种历史人物的言辞、议论和对话汇集起来，其目的就在于警醒当世、启发后人。
《战国策》是战国时代的史料汇编吗
《战国策》不是某一个人的作品，它是战国至秦、汉间的纵横家游说之辞和权变故事的汇编。
战国时代，有人专门从事外交策略的研究，讲究如何揣摩人主心理，运用纵横捭阖的手腕，约结与国，孤立和打击敌国，史称纵横家。
他们对谈说之术非常重视，为了切磋说动人君的技艺，就不断地收集资料，储以备用，有时并自行拟作，以兹练习，《战国策》中的许多篇章就是这样产生的。到西汉末年，刘向进行全面校订和整理，因为全书主要记录“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了策谋”的活动，所以定名《战国策》。
《战国策》是一部文学价值相当高的重要史籍，它上承《左传》《国语》，下开汉代的《史记》，在史传文学的发展史上起了桥梁作用，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依据之一；作为文学作品，它标志着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后世散文和辞赋之创作产生重大影响，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汉书》是语录体儒学经典吗
《汉书》又名《前汉书》。作者是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他出生在一个充满学术气氛的家庭，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显示出多方面的才能。其父班彪一生从事续补《史记》的工作，共写出《后传》六十五篇。父亲死后，他着手整理《后传》，并在此基础上开始《汉书》的编写。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班固精思熟虑，专心写作。永元四年，窦宪图谋叛乱，事情败露而自杀。班固因受牵连，死在狱中。
班固的《汉书》原为100卷，今本依唐人颜师古注本，又折出若干子目，共计120卷，八十多万言。上起汉高祖元年，下终王莽地皇四年，记述西汉王朝230年历史。
《汉书》内容极其丰富，以类目计，可分四类：
第一类是“帝纪”共12卷。因为汉高祖刘邦是汉王朝开国之君，所以《高帝纪》置于诸“帝纪”之首。此外，分记惠帝、高后、文帝、景帝、武帝等各为“帝纪”一卷。
第二类是史“表”，共8卷。分记诸侯王、异姓诸侯王、外戚、各朝显臣及百官公卿大事。
第三类是“志”，共10卷，分记礼乐、刑法、社会经济、水利建设、重要文化以及天文、地理等情况。
第四类是人物传记，共70卷，反映西汉各种代表人物。他们之中有战功赫赫的将军，有威武不屈的使节，有极力维护皇权的大臣，有权术圆通的野心家，有草菅人命的酷吏，有重义轻生的游侠，有皓首穷经的学者，有腰缠万贯的巨商，还有争宠的后妃，厚颜的佞幸等。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活动，可以了解西汉社会各方面的情况。
《后汉书》是一部优秀的史学名著吗
《后汉书》也称《前汉书》，是我国古代继《史记》之后又一部史学名著，它详尽地记述了西汉王朝230年间的历史，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以至中西交通，文化交流等方面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西汉社会的一部主要著作。
《后汉书》是一部文采横溢的史书吗
《后汉书》是一部优秀的史学名著，在二十四史中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在史学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后汉书》叙东汉一代史事，精炼周密，颇有创新，文采横溢，议论横生。自《后汉书》问世，前此诸家关于后汉的史书便逐渐被淘汰，独范书历一千五百余年流传至今，成为研究东汉历史最宝贵、最主要的资料。
《后汉书》继承了《史记》《汉书》的体制，基本上按照已有的传目去述事和写人，但又不完全囿于旧有的模式，而是针对东汉一代特有的社会风尚和时代特点，适时制宜地创设一些新的传目去反映之，例如增加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等传。每个类传都集中反映一组性质相近的历史人物，都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东汉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历史现象。
《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国别史吗
陈寿（233年~297年），字承祚，生于三国末西晋初，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市）人。“少受学于散骑常待谯周，治《尚书》《三传》、锐精《史》《汉》，聪警敏识，属文富艳。”
陈寿能编撰出《三国志》这样一部史学名著，与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和具体的主客观条件是分不开的。从主观方面看，他从小对学习历史就有兴趣。从客观环境看，陈寿的历官行事，也有助于他研究历史，从事著述。在仕蜀期间，曾任东观秘书郎，入晋以后，历任著作佐郎、著作郎等职。
陈寿生活在三国后期和西晋前期，由他来写三国史，是有其便利条件的。由于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对不少史事，可以说是耳闻目睹，闻见真切，纪录下来自然是可信的。
由于陈寿所具备的各种条件，决定了《三国志》这部书能成传世之作。其书问世以后，即得到当时人的称赞。
《三国志》只有纪、传二体吗
《三国志》共65卷，其中《魏志》30卷、《蜀志》15卷、《吴志》20卷。
三国详略不同，《魏志》《吴志》记载较详，《蜀志》较简。魏国和吴国曾经有史书。
陈寿写《三国志》分魏、蜀、吴三志，并且用“三国”名书，表现出三国鼎立的历史实境。《三国志》无表无志，只有纪、传二体。关于帝纪，只有《魏志》数帝立纪，其他蜀帝、吴帝统统立传。陈寿不能不这样处理，因为他是晋朝的史官，“晋承魏统”，他也得尊魏为正统。然而，他处理得十分巧妙，他写蜀、吴的传、年经事纬、记事方法与本纪毫无区别。他实际上是把三国放在同等地位，由此足见其卓识和创见。
流行本《三国志》都附有南北朝时刘宋裴松之的注文，裴注征引了大量的史料，可以补《三国志》本文之不足，成为《三国志》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国志》是出色的传记文学作品吗
《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国别史，详尽地记述三国时代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情况，为我们了解和研究三国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全文文笔简洁。记人述事生动传神，在传记文学方面，亦有较大的贡献。
《晋书》是记载两晋历史的断代史书吗
《晋书》的修撰，是根据唐太宗李世民的诏令，于贞观二十年开始，至二十二年完成，历时不到三年，参加编写者如下：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三人为监修；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雀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等十四人负责分功撰录；令孤德、敬播、李安期、李怀严、赵弘智等五人负责考证类例。作者22人，若将唐太宗计入，则为23人。
唐太宗重视修史，目的是藉总结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来巩固唐代一统天下的政治局面。李世民亲自为《宣帝纪》、《武帝纪》以及《陆机传》《王羲之传》撰写了四篇史记，因此曾有《晋书》为太宗皇帝御撰之说。
《宋书》是记述刘宋兴亡的断代史吗
沈约（441年~513年）字休文，吴兴郡武康县人，是南朝著名的文坛领袖和历史学家。历仕宋、齐、梁三朝，官至尚书令，卒谥隐，后世称沈隐侯。
南齐永明五年春，沈约奉命撰《宋书》，他以何承天、徐爰等人陆续修撰的国史底稿为基础，略事修订，删去属于晋代的13人传记，续撰永光以后十余年的史事，第二年二月即将纪传部分撰成奏上。因为大部分是利用徐爰等人的旧稿，自撰不多，所以成书如此之快。志的部分是以后续撰的，何时完工，史无明文。但从它避齐明帝萧鸾和梁武帝衍以及父萧顺之的讳来分析，大约可以推定，是从齐末到梁天监初陆续完成的。
《宋书》记史是一帝一卷吗
《宋书》包括本纪10卷、列传60卷、志30卷，合计100卷。
晋安帝元兴二年荆州刺史桓玄代晋称帝，翌年刘裕推翻桓玄，随后北灭南燕、后秦，系威权于一身，终于夺取帝位，建立刘宋。刘宋永初元年是南朝的开始，也是南北朝对峙的起点。《宋书》记事始于宋武帝永初元年，迄于宋顺帝升明三年，主要记载刘宋政权六十年的史事。
本纪十卷记刘宋王朝的八个皇帝。武帝本纪占三卷，虽然刘裕在位三年，但记事从东晋隆安年间他参与镇压孙恩、卢循起义开始，到他逐步控制东晋朝政、登基称帝、改革朝政。所记史事时间跨度达20个春秋。其余皆一帝一卷。
宋志30卷，凡八目：《律历志》三卷、《礼志》五卷、《乐志》四卷、《天文志》四卷、《符瑞志》三卷、《五行志》五卷、《州郡志》四卷、《百官志》四卷。号称宋书八志是精华所在，份量几占全书一半，不但记述刘宋代的典章制度，还上溯三代，尤详于魏晋，明于典章制度的源流始方，足补前史之遗缺。
《宋书》列传传目标明传主姓名者，凡二百三十余人。《宋书》列传中，高门士族人物几占一半，仅凭血统，不问有无才德，王、谢世族立有专传的都在十人上下，空泛罗列其官衔美称，且必于其传首载明其祖辈官阶、履历，遂成定制。
《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魏征（580年~643年），字玄成，巨鹿曲城人。他是唐初一位杰出政治家，也是当时一位重要的史学家。
《隋书》是唐初设立史馆后成于官方的一部官修史书。唐太宗于贞观三年命魏征等修隋史，参加编撰的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李延寿、赵宏智等人。《隋书》由魏征负责主编。至贞观七年修成。《隋书》修成后，魏征加位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
《隋书》是唐初史馆编撰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其纪传和十志又是由史官分两次修成的。全书述事简练，文笔严谨。书中虽有隐讳之处，但从总体看，基本上能做到据事直书。特别是史论部分，还具有一定的特色和独到见解。
《资治通鉴》是我国首部编年体通史吗
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人。宋仁宗时中进士，英宗时做龙图阁直学士，神宗时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
他在晋呈《通鉴》的表文中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生有伦，精粗不杂，私家力薄，无由可成。”
可见，他编书的目的，是为给当时的帝王“周览”，以从中鉴戒得失。司马光的用心也为宋朝皇帝所欣赏，宋神宗便认为这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此赐书名为《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著作。在司马光领导的书局里，有主编，有协修，有书吏。主编就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刘颁和范祖禹，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则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
《资治通鉴》专详重大政治事件吗
《资治通鉴》根据丰富的历史资料，整理了1362年的史实，按照时代顺序，编成一部294卷的编年史。
《资治通鉴》专详治乱兴衰，着重记述各代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并突出记载历代战争的谋略及经过，也记载一些重要人物的事件和言行。不仅如此，更适当记载有关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状况，以及礼乐兵刑、民族关系、社会风俗等。可以这样说，《资治通鉴》是一部以政治为中心，比较全面反映历史内容的通史。
《资治通鉴》写战争是很有名的，不仅写得多而且写得好。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赤壁之战、肥水之战等，都写得很成功。拿赤壁之战来说，魏、蜀、吴三国包括曹操、刘备、孙权以及诸葛亮、周瑜、黄盖等文臣武将，先后有几十个人物登场。但《资治通鉴》不仅把战争的起因、过程和结局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而且把许多历史人物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
在我国文化的宝库中，司马光编着的《资治通鉴》是一部特别值得重视的古典历史名著，因为它是一部贯通古今、熔铸百家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问世，使编年体史书又重整旗鼓，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后代许多史书不仅沿用《资治通鉴》的体例，而且直接以《续通鉴》为名。
《明史纪事本末》是明朝的断代史吗
谷应泰（1620年~1690年，字庚虞，号霖仓，直隶顺天府丰润县人。顺治四年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员外郎，十三年五月，以户部郎中出任浙江提督学政。他雅好经史，博闻强记，“夙有网罗百代之志。”
即任之后，即设书舍于西湖畔，署称“谷霖仓著书处”，邀集江浙名士，着手编纂明代史书。对于我国古代史籍的三种主要编写形式，即《左传》所创之编年体，《史记》所创之纪传体和《通鉴纪事本末》所创之纪事本末体，谷应泰尤为推重纪事本末体。于是，他所主持编纂的这部明代史书，就继袁枢和明代史家冯琦等人之后，采用了纪事本末体的形式。
本书于顺治十三年开始编撰，顺治十五年冬，书成。参加编作者有陆圻、徐倬、张坛等人。
《明史纪事本末》以简明的文笔，概括了有明一代的史实，是一部自成一家的明朝断代史。80卷，一卷一个专题，提纲挈领，较完整地记述了明代从开国到灭亡的重大历史事件。
《明史纪事本末》是一部自成一家的明朝断代史。明代近三百余年间，史事千头万绪，然而作者却能提纲挈领，从中选取80个专题，对一代重大史事进行记载。因此，要研究明史，本书不失为一部入门史籍。
《廿二史札记》是清朝的著名史书吗
赵翼（1727年~1814年）字去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人。清代文学家、史学家。出身于书香门第之家，乾隆二十六年考进士，得探花，后涉足仕途。乾隆三十八年春，回到家中，以读书赋诗为乐，此后开始其著述生活。
《廿二史札记》是以纪传体编写的一套史书，记录我国五千年的历史事件，是了解我国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遗产的资料宝库。这一套史书包括子卷在内，共有3296卷，如果一天读一卷，要九年的时间才能读完。读这一套史书，好比深山探宝，其中蕴藏的宝物十分丰富，但是范围太大，头绪太多，需有引路说明。
《圣武记》是记述清代历史的专著吗
魏源（1794年~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29岁中举人，52岁中进士。他在政治上主张改革，不为掌权的保守派官僚所喜，故一生仕途不得志，大部分时间是做地方督抚的幕僚和从事学术著述。
魏源进行清史研究的准备工作，大约始于道光九年左右。这一年他应考清廷礼部考试未中，于是按惯例纳赀任内阁中书。内阁是清廷掌管政令草拟和颁布的机构，故对清政府历代政令、典章制度和文献资料收藏极为丰富。魏源遂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进行有关清史资料的搜集。
《圣武记》凡14卷，为纪事本末体裁。前十卷叙事，分别叙述清初建国、平定三藩、“绥服”蒙古、“戡定”回疆、“抚绥”西藏、“戡定”金川等，对一事之原因、结果及其中间进行之次序，都叙述得非常清楚。后四卷是作者的议论，对于练兵之方、整军之策、筹饷之法、应敌之略，以及掌故考证、事功杂述等，论述尤其详细。
《圣武记》是一部研究满族入关前和在全国建立封建统治政权后，所谓“盛清武功”的重要历史著作，是研究清史的开创性著作。
《文史通义》主张史学要经世致用吗
章学诚（1783年~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人。清代史学家。他一生中编修的方志很多，主要有《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等。一生著述丰富，《文史通义》是他的最主要的著作。
《文史通义》是作者研究文史著作的汇编，分内、外两篇，内篇六卷，外篇三卷，共九卷。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清干嘉时期，有许多不同流俗的杰出思想，是惊世骇俗的。他主张史学要经世致用，反对专务考察和空读义理两种倾向。提出“六经皆史说”，提高了史学的地位，扩大了史学的范围。
章学诚对两千年来的历史典籍作了纵横分析，而提出史书编撰的改革方向。他认为，史书可以分为记注和撰述两大类。记注要求体例明确恰当，可以包容很多材料和知识，撰述要求别出心裁，灵活运用，以显示历史发展的趋势。他认为代表史学发展水平的，是撰述而不是记注。他还力主通史，对于断代史则多所贬抑。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并结合自己的修志实践，创立了一整套修志的理论。他论证志属史体，提出方志分立三书，即志、掌故、文征。为积累修志的资料，他还建议州县应建立志料。章学诚提出较系统的方志理论，解决了方志的性质、任务、体例和内容等方面的理论原则问题，亦提高方志在史学领域的地位，使方志学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
我国传统文化中处世哲学的内涵是什么
处世哲学就是为人处世之道。
以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规范，指导人们认识和处理社会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我国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资本主义社会信奉金钱就是一切等。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正确的处世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以社会主义道德和规范作为行为的准则，并以此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国的传统处世哲学可概括为：儒家的仁义、忠恕、中庸思想；道家的清净无为、乐天知命思想和佛教的禅定、超脱思想的融合体。它有着巨大的生命力乃至穿越两千年的时空，在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我国人的做人态度和处事方式，是我国人修身养性、安身立命人生智慧。
处世哲学带着强烈的我国古文化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特性，对于世代在这种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我国人来说，它是调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人类间相互关系的一条千年颠覆不破的准则，其蕴意博大精深，哲理深邃，意味深长。
精于为人处世就能成就智慧人生吗
做人是需要智慧，人生有了智慧光芒的照耀，才会集采百家，融会贯通，才会丰富精彩。当然，还要努力去把握智慧和圆滑的界限，智慧令人神清气爽，智慧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圆滑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在做人处事上我们也要对这种传统哲学有所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真正成就智慧人生。
没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个人涵养素质，是很难把握这些的，在现实生活中，正因为许多人无法准确地把握这些，从而走向极端，有的人圆滑有余，自私虚伪，阳奉阴违，妄自尊大、傲慢偏执；有的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妄自菲薄、自卑委琐、奴颜媚骨，丧失了人格自尊。
历史上的确有人把我国传统的做人处世方式发挥到极致的，清朝的纪晓岚、曾国藩等皆可谓例证，人的确是需要有精神的，这不是故作姿态，也不是复古，一个人只有追求一种高尚的精神才会成为智慧的人、有人性光辉照耀的人才是具有强大内在魅力的人。其实对于经典文化的不屑只能证明自己的粗卑和无知。
儒家的处世哲学观是什么
儒家的处世哲学讲究仁义、忠恕、中庸，它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出自《论语·子路》。意思是说，父亲做了坏事，儿子要隐瞒；儿子做了坏事，父亲要隐瞒。
二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小不忍，则乱大谋”出自《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说，如果在小的问题上不忍受，就会破坏了大的计划。
三是无可无不可。“无可无不可”出自《论语·微子》。意思是说，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官。
四是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出自《论语·季氏》。意思是说不看脸色就冒然说话，叫作瞎子。
五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原话是“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出自《孟子·离娄》意思是说，大人物说的话不一定兑现，行动不一定做到。
六是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自《孟子·滕文公》。三个月没有机会侍奉君主，心中就惶恐不安。
七是待人接物。“待人接物”出自朱熹的《朱子语类》二十七卷。待人，与人打交道；接物，同事物相接触。
八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出自《论语·乡党》。意思是说，粮食要越精越好，肉要切得越细越好。
道家处世哲学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道家的处世哲学讲究的清净无为、乐天知命。
老子被誉为道家的宗师，道教的教主。老子处世哲学的基本思想集中表现为柔弱胜刚强。老子对柔弱胜刚强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他对“水”的阐释中。柔弱胜刚强是老子依据人生真实复杂的情况所提出的处世原则，极具现代价值。
柔弱胜刚强是《老子》第三十六章的观点，原文是：“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于人”。
对这句话的意思是：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前句视为后句的比喻，即以自然现象比喻社会现象，说明“国之利器”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不可炫耀于人；另一方面，结合具体的语义环境，我们可以视该例为一个整体，从自然和社会的角度出发阐述“柔弱胜刚强”的道理。鱼儿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动，一旦奋力跃出水面，“脱于渊”则看似“刚强”，却走向死亡，不如处于水中之柔弱；“国之利器”，深藏不露，一旦拿出来威吓人民，制裁人民，则貌似刚强，但暴政却不会持久。
怎样辩证理解老子的柔弱胜刚强
老子的《道德经》中有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是的，柔弱胜刚强。既然“强梁者不得其死”“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那么“柔弱”也就是最佳的处世姿态。
既然柔弱胜刚强，最好的制胜之道便是，守住柔弱，而不要追求极盛。月圆而亏，日中而倾，物方生方死。世界万物都处在一种循环之中，所以，守住弱，便是守住了发展的生机，而走向鼎盛，则是走向衰败的转捩。所以一旦强大，万不可轻傲，而更要谦恭自守，甚至自损，以保持持续的生机。
老子认为：将要压缩它，必要先扩张它；想要削弱它，一定要先强化它；想要废弃它，一定要先推行它；想要取消它，一定要先支持它。这是最普遍的道理。这样做了，就可以柔胜刚，弱胜强。
守柔、处弱是《老子》中的决胜之道。在老子看来，柔弱具有一种内在的生命力，不是虚弱，不是脆弱，而是柔韧，生命的底蕴深厚，坚忍不拔，对外力的作用有较大的弹性，适应环境的能力特强，正是这种柔弱之道却是天下事物生生不息之源，有一种不断发展、成长的生机，必定能战胜强大。
因为强大也就意味着已在走向死亡，即物壮则老。像水那样柔弱，那样趋下，那样平而后止；像水那样深沉平静，那样不求报答，那样洗涤污秽，正是为了“胜刚”“胜强”。要保持住刚强，不是立足于正面，而是立足于反面；不是运用刚强，而是保持阴、柔、弱、雌、厚。
佛家处世哲学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佛教道家的处世哲学讲究禅定和超脱。佛陀的处世态度集中体现在八正道和四圣谛中。
偈中说：“所有境界中不执著最殊胜，两足众生中佛陀最殊胜。”
“这是唯一的正道，除此之外，再没有证入清净知见的正道了，奉行此正道吧！魔波旬就无能为力。”
“奉行此正道，就可以灭尽诸苦，此一正道也是我灭尽诸苦，证悟圣果时所宣说的正道。”
“你们应该自己努力，如来只是指出正道而已，奉行此一正道并且禅修的人，可以解脱魔波旬的束缚。”
这是佛陀的修行哲学。也是佛陀的人生态度。对此，佛陀有如下的教诲：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诸佛说涅盘至上，忍辱是最高的苦行，伤害他人的人不是出家人，压抑他人的人也不是沙门。”
“不诽谤，不伤害他人，严守戒律，饮食知节量，僻静处独居，勤修增上定，是诸佛教。”
这是佛陀的处世态度。
怎样实际运用儒家处世哲学
一是在社会交往中“淡”字当头，“俭以养德”。为人处世，交朋待友，对势利纷华，似乎不必太过于苛求，当以“淡”字当头。看淡些，看开些，人生也就豁然开朗，有滋有味了。正如“平平淡淡才是真”。
二是踏踏实实做人，实实在在办事。做人要低调，不要光耍嘴皮子，不要好逸恶劳；做事要勤奋，勤字当头，苍天不负有心人，天道酬勤！
三是在自我提升中拯救命运。提升自我，就要有胆有识去超越自我。何谓超越？超越就是创新。同时创新就意味着冒险，所谓富贵险中求。想人家想不到的，做别人不敢做的，敢为天下先，在于思维的转换。
四是在互动中赢得朋友。人际互动，应着眼于未来，不念旧恶。有多少人信任你，你就拥有多少次成功的机会，信是一种人格的力量，是超越金钱的友情，是了解、是欣赏、是覆水，具有不可逆转性。所以，言必行，行必果，能帮的忙则帮，但不可轻易许诺！
五是调节心态，做到轻松快乐。凡遇大事需静气，平心静气是一种境界，一种气度，一种修养。冷静之中的决定往往是摆脱困境的最佳方案，同时冷静也是一种智慧，以静待变，乱中取胜！
世上没有绝对幸福的人，只有不肯快乐的心。记住，成功是从微笑开始的，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乐观点，自己营造快乐，学会轻松解决难题。
真的英雄，何必气短，善始善终，方为不败！忍能保身，忍能成事，忍是大智，大勇，更是大福！忍是厚，忍是黑，忍小人，忍豪强，忍天下难忍之事，不做性情中人，成常人难成之事。哲人说的好：“不要把痰吐在井里，哪天你口渴的时候，也要来井边喝水的。”
《朱子家训》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作者朱柏庐（1617年~1688年）作者朱用纯，字致一，自号柏庐，江苏省昆山县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
《朱子家训》是“经典诵读口袋书”的一种，又名《朱子治家格言》《朱柏庐治家格言》，是以家庭道德为主的启蒙教材。《朱子家训》仅五百多字，精辟地阐明了修身治家之道是一篇家教名著。
其中，许多内容继承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特点，比如尊敬师长，勤俭持家，邻里和睦等，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当然其中封建性的糟粕如对女性的某种偏见，我们是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朱子家训》通篇意在劝人要勤俭持家安分守己。讲我国几千年形成的道德教育思想，以名言警句的形式表达出来，可以口头传训，也可以写成对联条幅挂在大门、厅堂和居室，作为治理家庭和教育子女的座右铭，因此，很为官宦、士绅和书香门第乐道，自问世以来流传甚广，被历代士大夫尊为“治家之经”，清至民国年间一度成为童蒙必读课本之一。
《颜氏家训》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我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诗人、文学家，他是当时最博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大小学问，他几乎都钻研过，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
他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后人颇有影响，《颜氏家训》是他对自己一生有关立身、处世、为学经验的总结，被后人誉为家教典范，影响很大。
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颜氏家训》直接开后世“家训”的先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颜氏家训》是一部有着丰富文化内蕴的作品，不失为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一种，它不仅在家庭伦理、道德修养方面对我们今天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而且对研究古文献学，研究南北朝历史、文化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作者在特殊政治氛围中所表现出的明哲思辨，对后人有着宝贵的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