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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者，谋也。任何权力，都可以谋图之，以谋御之，以谋固之。
权谋之计，集谋略之大成，是人类谋略的顶峰和最高境界。
纵观古今中外之权力场，大谋与小谋过招，奇谋与正谋较量，智谋与诡谋比拼，阳谋与阴谋角逐。权力在谋略的操纵摆布下，或易如反掌，或收放自如，或刀光剑影，或行之有道。权与谋成了不离不弃的孪生兄弟、难解难分的生死冤家。
有人将权力场比做谋略的课堂与考场，在这里无谋之人也会学有所成，日有长进。也有人把权力场喻为谋者的舞台和赛场，在这里多谋之士肯定如鱼得水，崭露头角：有计上心来者得宠于朝；有灵通百变者大权在握；有老谋深算者玩权术于股掌；有足智多谋者挟天子令诸侯……
权力场上汇天下之奇谋，集古今之韬略。谋权，过桥抽板、韬光养晦；掌权，恩威并施，宽猛相济；固权，见风使舵，左右逢源。无数个谋略典故演绎了腥风血雨、千古绝唱、权力场上的谋略传奇。
试看古今掌权者，尽是运筹谋略人。
谋权：潜机图谋
权力，是官场所有投身政治、踏入仕途的人毕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官场中的权力，无谋者不可能染指，少谋者会得而复失，惟有精通谋略之人方可牢牢把握。权力已成为谋略的化身、成功的标志。
成功始于奋斗，掌权先须谋权。如何谋取权力？尽管朝代不同，身份不同，但所有的人都知晓这个道理：权力绝不会主动降临到你的头上，不去谋，何来权！
1.百忍成金，谋权复国勾践尝粪便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为了报复越国的杀父之仇，遂兴兵伐越，梅山一战，吴军大获全胜，越国几乎是全军覆没。面临着国破家亡的绝境，越王勾践与大臣文种、范蠡经过一番谋划之后，决定亲自携了妻子到吴国为人质，臣事夫差。
夫差不顾大臣伍子胥的反对，接受了勾践的请求，就在死于越国之手的先父阖闾的墓旁，建了一所简陋的石头房子，将勾践夫妇贬居其中，并命他们去掉衣冠，蓬头垢面，衣着奴隶的服装，替他养马。每当夫差出游之时，勾践还得执着马鞭步行在一旁服侍，吴国百姓对他指指点点地议论道：“这个人便是原来的越国之君呵！”勾践只有忍辱含垢，低首无言。平时勾践还得砍柴汲水，夫人作饭洗衣，这一对国君夫妇，俨然奴隶一般。
为了不致引起夫差的猜忌以招来不测之祸，勾践还不得不想方设法谄颜媚态去巴结夫差。一次夫差病了，勾践请求入宫问疾探病。其时夫差正要腹泻，便令勾践暂避一下。勾践道：“贱臣过去曾从师学医，能观人粪便，便知病情的轻重。”
待夫差泻毕，侍从将便桶抬出室外，勾践跟了出来，揭开桶盖，伸手取了一块大便，跪下来放在口中细细品尝，在场的人无不掩鼻皱眉。勾践品尝之后却面有喜色，入室向夫差祝贺道：“贱臣拜贺大王，大王的病不日当可痊愈了！”
夫差问：“你怎么知道？”
勾践说：“贱臣曾听医师说，粪者，谷味也，体健其味重，体病其昧轻，贱臣尝大王之粪，其味既酸且苦，因此知之。”
夫差听后，大为感动，叹道：“我的大臣，我的太子都不能这样作，勾践才是真正爱我的呀！”
于是，他决定释放勾践夫妇回国。
勾践回国以后，发愤图强，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国力大振，公元前475年，便倾全国之力，进攻吴国。夫差大败，请求世世代代为越国附庸，勾践不允，迫使夫差自杀。
评析
一个有着传奇般政治经历的当权者，在谈到他在权力斗争中屡仆屡起的经验时，只说了简单的两个字：忍耐。
这不只是个人的经验之谈，也是一种极其宝贵的政治品格。权力斗争，变幻莫测，今日雄踞高位，号令天下，明日囚处陋室，听命于人，这样的事情，在权力场上是屡见不鲜的。那种达则意气凌人，穷则灰心绝望的人，十个有十个会在权力斗争的风波中被淘汰；只有那种处变不惊，善于忍耐的人，才有可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忍耐不是听天由命，逆来顺受，那是“忍受”，是弱者的人生哲学。忍耐是以坚强的意志，为实现既定的目标而等待时机。它与“忍受”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有所行动，有所作为。这种行动、作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暗中积蓄力量，一是伪装表面的行为，这后者，也即是所谓的“诈”。
勾践可以说是最了不起的善于忍耐者。从一国之君而沦为执役之奴，没有非凡的忍耐力，是承受不了这巨大的地位反差的；经羞辱而不怒，甚至自我作践，尝人粪便，没有巨大的忍耐力，是承受不了这么巨大的精神折磨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没有巨大的忍耐力，是经受不了这么漫长的岁月考验的。然而，勾践都忍耐下来了。正因为他有非凡的忍耐力，才最终成就了非凡的事业，复国雪耻，夺回了丧失的权力。
2.韬光养晦，司马懿装病夺权
司马懿装病夺权是一则有名的故事，目的在于迷惑对方，使其放松戒备，然后暗中图事，一俟机会成熟，便原形毕露。这一招很灵！
魏明帝时，曹爽和司马懿同执朝政。司马懿被升做太傅，其实是明升暗降，军政大权落入曹爽家族。司马懿见此情景，便假装生病，闲居家中等待时机。
曹爽骄横专权，不可一世，唯独担心司马氏。正值李胜升任青州刺史，曹爽便叫他去司马府辞行，实为探听虚实。司马懿明析实情，就摘掉帽子，散开头发，拥被坐在床上，假装重病，然后请李胜入见。
李胜拜见过后，说：“一向不见太傅，谁想病到这般。现在小子调做青州刺史，特来向太傅辞行。”
司马懿佯答：“并州靠近北方，务必要小心啊！”
李胜说：“我是往青州，不是并州！”
司马懿笑着说：“你从并州来的？”
李胜大声说：“是山东的青州！”
司马懿笑了起来：“是青州来的？”
李胜心想：这老头儿怎么病得这般厉害？都聋了。
“拿笔来！”李胜吩咐，并写了字给他看。
司马懿看了才明白，笑着说：“我不想耳都病聋了！”手指指口，侍女即给他喝汤，他用口去饮，又泻了满床，司马懿对李胜说：“我不行了，可我的两个孩子又不成才，望先生训导他们，如果见了曹大将军，千万请他照顾！”说完又倒在床上，喘息起来。
李胜拜辞回去，将情况报告给曹爽，曹爽大喜，说：“此老若死，我就可以放心了。”
从此对司马懿不加防范。
司马懿见李胜走了，就起身告诉两个儿子说：“从此曹爽对我真的放心了，只等他出城打猎的时候，再给点利害让他尝尝。”
不久，曹爽护驾，陪同明帝拜谒祖先。司马懿立即召集昔日的部下，率领家将，占领了武器库，威胁太后，削除曹爽羽翼，然后又骗曹爽，说只要交出兵权，并不加害他。等局势稳定了，就把曹爽及其党羽统统处斩，掌握了魏朝军政大权。
评析
谋权之术下者以力夺取，中者徐后图之，上者韬光养晦，匿壮显弱，一俟时机成熟，快速下手，水到渠成。韬光养晦，“匿壮显弱”，需要很大的忍耐力，争强好胜者是绝对做不到的。这要先丢脸、先失败，经过一番痛苦的忍耐，而达到最后谋权的成功。
3.择主而从，范睢茅厕逃生当相国
范睢，战国时期政治舞台上一位十分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而他的走上政治舞台却是历经坎坷。
他原事魏国人，早年有意效力于魏王，由于出身贫贱，无缘直达魏王，便投靠在中大夫须贾的门下。
有一年，他随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知范睢之贤，馈以重金及牛酒等物，范睢辞谢没有接受。须贾得知此事后，以为范睢一定向齐国泄露了魏国的秘密，非常生气，回国以后，便将此事报告了魏的相国魏齐。魏齐不问青红皂白，令人将范睢一阵毒打，直打得范睢肋断齿落，范睢装死，被用破席卷裹，丢弃在茅厕中。须贾目睹了这一幕，却不置一词，还随同那些醉酒的宾客一起至厕中，往范睢的身上撒尿。
范睢待众人走后，从破席中伸出头对看守茅厕的人说：“公公若能将我救出，我以后定当重谢公公。”守厕人便去请求魏齐允许将厕中的尸体运出。喝得醉熏熏的魏齐答应了。范睢算是逃出了条活命。
范睢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秦国都城咸阳，并改名换姓为张禄。此时的秦国正是秦昭王当政，而实际上控制大权的，却是秦昭王之母宣太后以及宣太后之弟穰侯、华阳君和她的另外两个儿子泾阳君、高陵君。这些人以国谋私，内政外交政策多有失误，秦昭王完全被蒙在鼓里，形同傀儡。
但范睢看出，在当时列国纷争的大舞台上，秦国是最具实力的国家，秦昭王也不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国君，他更相信，在这里，他的抱负一定能够得以施展，于是，他几经周折，终于见到了秦昭王。他以其出色的辩才，向昭王指出秦国政策的失误，他本人的孤立无权的地位，并提出了自己内政外交一系列主张。
秦昭王悚然而惊，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废太后，驱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四人于关外，将大权收归己有，并拜范睢为相。
范睢所提出的外交政策，便是闻名于后世的“远交近攻”，而他所要进攻的第一个目标，便是他的故国魏国。
魏国大恐，派出了使臣来向秦求和，这个使臣，便是范睢原来的主人须贾。不过，须贾只知道秦的相国叫张禄，而不知就是范睢，他还以为范睢早已死了哩。
范睢得知须贾之来，便换了一身破旧衣服，也不带随从，独自一人来到须贾的住处。须贾一见大惊，问道：“范叔别来还好吗？”范睢道：“勉强活着吧！”须贾又问：“范叔想游说于秦国吗？”范睢道：“没有。我自得罪魏的相国以后，逃亡至此，哪里还敢游说。”须贾问：“你现在干什么呢？”范睢道：“给别人帮工。”须贾不由起了一丝怜悯之情，便留下范睢吃饭，说道：“没想到范叔贫寒至此！”同时送给他一件丝袍。
席间，须贾问：“秦的相国张君，你认识吗？我听说如今天下之事，皆取决于这位张相国，我此行的成败也取决于他，你有什么朋友与这位相国认识吗？”范睢道：“我的主人同他很熟，我倒也见过他，我可以设法让你见到相国。”须贾说：“我的马病了，车轴也断了，没有大车驷马，我可是不能出门。”范睢说：“我可以向我家主人借一辆车。”
第二天，范睢赶来一辆驷马大车，并亲自当驭手，将须贾送往相国府。进入相府时，所有的人都避开，须贾觉得十分奇怪。到了相府大堂前，范睢说：“你等一下，我先进去替你通报一声。”
须贾在门外等了好久，也不见有人出来，便向守门人道：“这位范先生怎么这么半天也不出来？”守门人说：“没有什么范先生。”须贾说：“就是刚才拉我进来的那个人呀！”守门人说：“那是张相国。”
须贾大惊失色，明白自己上当了，于是脱衣袒背，一副罪人的打扮，请守门人带他进去请罪。范睢雄踞堂上，身旁侍从如云。须贾膝行至范睢座前，叩头道：“小人没能料到大人能致身于如此的高位，小人从此再也不敢称自己是读书有识之士，再也不敢与闻天下之事。小人有必死之罪，请将我放逐到荒远之地，是死是活都由大人安排！”范睢问：“你有几罪？”须贾说：“小人之罪多于小人之发。”范睢道：“你有三大罪：我生于魏，长于魏，至今祖先坟茔还在魏，我心向魏国，而你却诬我心向齐国，并诬告于魏齐，这是你的第一大罪。当魏齐在厕中羞辱我时，你不加阻止，这是你的第二大罪。不只如此，你还乘醉向我身上撒尿，这是你的第三大罪。我今天之所以不处死你，是因为你昨天送了我一件丝袍，看来你还没忘旧情，我可以放你回去，不过你替我转告魏王，赶快将魏齐的脑袋送来！要不然，我就要发兵血洗魏都大梁城！”
此时的秦国，威行天下，无人敢与争锋；此时的范睢，位高权重，言出令随。魏齐吓得仓惶出逃，可赵、楚等国，畏于秦国的兵威，谁也不敢收留他，魏齐终于被迫自杀。
评析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择主”之风最为盛行的时代，那时候，人们并没有什么爱国观念，“朝秦暮楚”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现象，当时的有才有识之士，没有一个不在择，而当时在政治舞台上风云一时的人物，如商鞅、苏秦、张仪、乐毅、李斯等人，无不是经过“择主”之后，才得以大展身手，显功业于当时，垂名声于身后。
择主方式，最为理想的即君臣之间志同道合。不过，就臣下一方而言，这种选择也带有很大的依附性，因为，你尽可以选择，而用与不用的主动权始终操纵在君王的手中；而且一旦你所择的那个主从权力的顶峰上消失（或死亡，或失势），你从他那里分得的那一杯权力之羹也即行枯竭，你自己也可能身败名灭。这说明在权力场上，真正的选择自由是从来也不存在的。
古人有一句话：“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从。”对作为臣下的人来说，谋取权力的学问，就在这一个“择”字上。
4.制造舆论，王莽篡权自诩“功德”
在中国历代夺权、谋权者中，王莽是一个最善于制造舆论的人，而其造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便是暗示，鼓励大臣上书，为他歌功颂德。
例如，分明是他花钱托请人买了一对白雉来献，便有群臣上书，称他有安定宗庙社稷之勋功，于是，他被封为安汉公。
例如，分明是他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皇帝为皇后，却先奏请广选历代圣贤公侯之女，等到众多女子名单都报了上来，他唯恐自己女儿德才貌均不如人，不能入选，会便宜了别人，便威胁要将自己女儿的名字撤下，口头上却说自己德望还不够高，自己女儿才德低下，不配与别人的女儿一同入宫。于是，引得一般庶民、书生、百姓纷纷伏阙上书，说安汉公的女儿不作皇后，还有哪个女子配作皇后。王莽这一番假推假让，不只把舆论造足了，还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增加了两万五千六百顷的封地，二万斤黄金、二万万钱的聘礼。
不过，在此以前所造的舆论，虽然高潮时起，声势不弱，但大都缘事而发，不免有点零敲碎打的性质，等到他准备篡汉自代时，便需要有一种更全面的、更系统的、更有理论深度的舆论了。于是，有一个叫陈崇的人，上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奏书，大肆称颂王莽的功德。奏书一开始，采用排比的段式将王莽的功德归纳为十二个方面，如“贫而乐、富而好礼”，刚正不阿、不畏强权，“深执谦退、推诚让位”，去奸除恶、功追周公……等等等等。总之，“此皆上世之所鲜，禹稷之所难，而公包其始终，一以贯之，可谓备英！”是古今第一完人。结论是，有非常之功，当有非常之报。于是，以莽代汉的结论也就呼之欲出了。王莽篡权成功，取代汉帝，国号为“新”。
如果纯粹从文章学的角度而言，这份奏书的确是一篇好文章。开头十二段，每一段列举王莽功德的一个方面，又都以“公之谓也”作结语，写得条贯分明，气势磅礴；但又不限于罗列事实，又以古人事迹作类比，以圣贤之言为依据。有了这样一个丰富、坚实而有力的铺垫，最后的结论自然水到渠成，极具逻辑说服力。
一个政治家，能将舆论造到这种程度，也可谓“上世之所鲜，禹稷之所难”了。
评析
“舆论”一词，原意是公众的言论。既然如此，舆论当在众人之口，在众人之心，舆论是“造”不出来的，凡是造出来的舆论，都不是真舆论，都是假舆论，是制造者个人或小集团的别有用心和心怀叵测。
但古往今来的谋权者、夺权者，又都那么热衷于制造舆论，并在制造之后，成功地谋权到手。可见，制造舆论是谋略的手段和表现，是成为其谋权、夺权整个过程中决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5.谄谀媚上，严嵩终于位及宰相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分宜（今江西分宜）人。生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年），卒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明代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正德（1506—1521年）末为南京翰林院国子祭酒。嘉靖（1522—1566年）时，受到世宗皇帝朱厚的宠信，在内阁二十年，专擅国事，贪鄙奸横，是明代有名的奸臣。
严嵩并无特殊才干，惟能谄谀媚上，以图高官厚禄。嘉靖七年（1528年），严嵩为礼部右侍郎，奉世宗命祭告显陵（世宗生父陵地，在今湖北钟祥附近）。事后，严嵩向世宗献媚说：“臣恭上宝册和奉安神床时，应时雨止。又产石地枣阳（今湖北枣阳），有许多鹳鸟绕集；碑运入汉江（今湖北汉水），河流突然水涨。这些都是上天眷爱之意，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予以记载”。世宗听后十分欢喜。不久，严嵩便改任吏部左侍郎，后又升南京礼部尚书，继改为吏部。世宗朱厚是武宗皇帝朱厚照的堂弟，封国在湖广安陆（今湖北安陆）。武宗朱厚照没有儿子，死后由皇太后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定策，以遗诏的名义由朱厚弟继兄嗣皇帝位。
世宗朱厚登上皇帝位后，即追尊生父兴献王朱杭为兴献帝。嘉靖十七年（1538年），世宗朱厚又准备将兴献帝庙号追尊为睿宗，并将神主入太庙，跻在武宗朱厚照之上。开始，严嵩与群臣一起表示反对，世宗朱厚很不高兴，著《明堂或问》给众廷臣们看，意在责问群臣。同时，将力言不可之吏部侍郎唐胄下狱。严嵩见此情势，惊恐不已，尽改前说，并精心筹划兴献帝朱杭神主入太庙礼仪。礼成后，深合世宗朱厚心意，得到了金帛等物的赏赐。从此，严嵩越加钻务巧言媚上，阿谀逢迎。世宗朱厚追尊太祖朱元璋高皇帝谥号时，大学士夏言、顾鼎臣等奏称见五色吉祥云，严嵩便奏请皇上受群臣贺拜，并仗着历年学问，撰著了《庆云赋》及《大礼告成颂》阿谀皇上。世宗朱厚读后大喜。次年，严嵩便晋升为太子太保，赏赐也与辅臣（内阁大臣）同等对待。明代冠制，皇帝与皇太子是用乌纱折上巾，即唐朝所称翼善冠。世宗朱厚崇尚道教，不戴翼善冠而戴香叶巾冠，并将五顶香叶巾冠赐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认为这种香叶巾不是大臣应戴之冠，有违祖制而不戴。但严嵩却不放过这一逢迎皇上的机会，他在世宗朱厚召见时不仅头戴香叶巾冠，而且还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郑重。世宗朱厚见状，越喜严嵩而渐嫌夏言。阴险的严嵩趁机在世宗朱厚面前谗言夏言傲慢犯上，世宗朱厚勃然大怒，当即罢了夏言的大学士职。而严嵩也就在这一年（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八月，补了夏言去职后的空缺，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予机务，开始掌握内阁重权。当时，严嵩已六十余岁，但精神溢发，不亚少壮，朝夕在西苑侍奉世宗朱厚，越发得到世宗朱厚的宠眷，不久，又晋升为太子太傅。
评析
中国封建社会皇帝独揽大权的体制，决定了大臣逢迎谄媚、取得皇帝欢心，对其晋升的重要性。严嵩并无特殊才能，唯谄媚有术，曲尽其情，以顺皇帝之意，结果赢得皇帝宠爱，受到重用，位及宰相，权倾一时。在谋权这方面，严嵩可谓登峰造极了。
6.谦恭礼让，韦玄成名利双收
韦玄成，字少翁，西汉鲁国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其父韦贤是当时大儒，宣帝时，曾任丞相。韦玄成因门荫为郎官，少好学，继承了父亲的学术。他为人谦虚，特别敬重读书人。行走路途，遇见有知识有学问的人步行，他就停下自己的车马，或与之一起步行，或用车来载送他们。这成了他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平素待人接物时，他特别敬重那些贫贱者，因此名闻遐迩，口碑甚好。因为好学，通经书，他先被朝廷任命为谏大夫，不久，又迁升大河（今山东东平县）都尉。
韦玄成兄弟四人，长兄韦方山，已经过世；二兄韦弘，三兄韦舜。父韦贤年老有病，想要立韦弘为爵位继承人。韦弘任太常丞，掌管宗庙及陵邑诸事，为政烦扰，有不少过失不当之处。韦贤早就担心他犯罪被责影响爵位的传承，所以，曾让他托病辞官。韦弘不听。等到韦贤病重，而韦弘正好因为宗庙陵邑之事而获罪，被关在狱中，案件尚未审理清楚。家人问韦贤立谁为爵位继承人，韦贤心中怀愤，竟不肯言。韦贤的门生博士义倩等与族人商议，假托韦贤之意，上书请求以韦玄成袭韦贤爵位。韦贤死时，韦玄成正居官在外。闻到丧讣的同时，也听到了袭爵位的消息。韦玄成一来深知以自己为继承人并非父亲的意愿，二来心怀礼让，暗思上有二兄，自己不该越次嗣封，决意拒之。于是假作痴颠，胡言乱语，哭笑无常，甚至在床上大小便。宣帝传召他入长安，葬父然后袭爵，他仍佯狂不理。大鸿胪以此奏明，朝廷令丞相御史查证。因为韦玄成素有声望，士大夫都怀疑他是佯作病狂，欲让爵位给兄长。具体办理此事的丞相御史写信给韦玄成，说：“古之辞让，并有文义可观，方能留名于后世。现在您故作狂痴，损坏形貌，蒙受耻辱，使自己的光彩暗淡掩抑，您所能期冀的名声太小了！我向来是愚昧浅陋的，备位于宰相执事官员，希望能得知真实情况。不然，我担心会损伤您的高洁而使我得小人之名呢！”玄成有一友人，也上书给皇帝说：“明王圣主贵以礼让为国，因此应该优待韦玄成，不要强迫他改变志节。应该使他这么有德之人，能自安于衡门之下。”接着，丞相御史上章弹劾韦玄成，指出他实未曾病。皇帝已知玄成之意，下诏令丞相御史不要追究，带领玄成入见就是。韦玄成无法，只好应诏诣阙。皇帝迫令袭爵，韦玄成见实在不能再推却，不得已受爵。宣帝因韦玄成风节可观，任命他为河南太守；并令其兄韦弘为太山都尉，后升任东海太守。结果，韦玄成既得袭爵，又得让位贤名，传为一段佳话。
评析
谦恭礼让之法，行之当出于真诚，方有打动人心的功效和力量。韦玄成因不想袭父爵位，佯狂礼让，虽行之粗俗，但出于真诚，自有为其真态谦让所感动者助之以得。结果，韦玄成之谦让，使自己既承袭爵位，又得让贤之名，同时也惠及其兄，使其兄官职也得以晋升。既显示了智谋，又得到了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