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佩柏·克拉克

传播与教育是天生的颠覆性活动

个人简介

卡尔佩柏·克拉克（Culpepper clark）：20世纪60年代分别就读于爱莫利大学（Emory Univeristy）和北卡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并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71年进入阿拉巴马大学工作，自1979年开始担任行政工作。历任美国南方传播学会主席和多家学术期刊的编辑。1993年出版的专著《校舍之门：阿拉巴马大学种族隔离的最后一站》（The schoolhouse door:Segregation’s last stand at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广受赞誉，在权威的《纽约时报》书评中位置突出。

传播与教育是天生的颠覆性活动

——专访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传播与信息科学学院院长卡尔佩柏·克拉克教授

采访者：周树华徐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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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卡尔佩柏·克拉克教授的采访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他在回复邮件时表示，这是一场非常深入的访问，而他本人也乐在其中。克拉克院长从多个角度介绍了阿拉巴马大学传播与信息科学学院（以下简称阿大传播学院）的构建、特色以及他本人对新闻传播教育的看法，其中不乏洞见。窥一斑以见全豹，我们相信读者在阅后不仅会对阿大传播学院的办学特色有一个全面了解，同时，对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大背景也会有鸟瞰式的体察。新闻传播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渐入佳境，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如果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者能从克拉克教授的答案中获得些许裨益，那将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嘉许。

学院掌门：一样的喝彩给不一样的角色

问：您从1979年就开始担任行政职务，历任其他三所大学的系主任和阿拉巴马大学校长执行助理。自1996年开始，您担任传播与信息科学学院院长。在您看来，大学的行政官需要具备哪些重要素质？哪些事情最让您感到满足？哪些事情对您最富挑战性？

答：担任行政职务最吸引我的原因是，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可以为一个学术机构裁定和推进一幅战略图景。作为院长，为调动教员和学生的积极性去努力开发和规划各种资源，这最让我感到满足。最富挑战的就是，如何让教师的精力和才能充分释放出来。

问：您讲授过演讲和辩论方面的课程，并且作为辩论队的教练获得过全国大奖。阿拉巴马大学在地区和全国性的辩论赛中也屡屡获奖。是什么造就了这支成功的队伍？阿拉巴马大学又是如何开始和保持它在这方面的优势的？

答：1946年，阿拉巴马大学开始了它的现代辩论时期。成功的关键是训练水平和财政支持。高水平的指导发展了学生的才智，而充足的财政支持让这种才智获得了竞争的机会。

问：您有多年从教的经历。您说过作为行政管理者自己可以获得喝彩，而事实上您的远见和决策从来没有缺少过掌声。但是您表示，希望别人更多是因为您所著和所教而记住自己。这如何理解呢？

答：任何具备社交技能和兴趣的人都可以从事我现在的工作。一旦我离开办公室，这个机构对我曾经在这里服务过的记忆大概会保持3年。但我的作品却能长时间保持吸引力。即使我离开很久，读者还是会记得我。

问：您有多部著述，《校舍之门：阿拉巴马大学种族隔离的最后一站》是其中广受赞誉的一部，它为我们讲述了这所大学过去的种族问题。是什么促使您写这本书的？我们与阿拉巴马大学能从这一段历史中学到什么呢？

答：巧合的是，这部书也涵盖了我人生的第一个20年——1943年至1963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有自传的性质。民权运动是我们这代人的机会。在一个种族隔离的社会成长而且很早就应募到了这场运动中，这让我对这个主题有相当重的情结。我的确相信，真诚面对历史教会了我们谦卑而且鼓励那些希望做得更好的人们。跟我成长的那个年代相比，如今的美国南方成了居住的好地方。但这不是因为我写了这本书，而是激发我写这本书的精神。

问：请给我们描述一下您在工作和家中的一天。

答：我早上7点钟到达办公室，处理电子邮件和信件，然后就是不停的会见和会议。我会经常出差来寻求对学院的支持。在最近的鉴定报告中，5年内我们筹得1160万美元的经费。仅2004年一年，我们就有六七百万美元到账。我也会找时间读书、写作和发表作品。我在大多数学期有教学任务，但最近几年这项任务有所减轻。我还指导论文和担任论文答辩委员。同时，我是阿拉巴马州人文学理事会的成员，并且在州公民宪法改革和历史委员会供过职。我也服务于两家营利机构。通常，我在下午6点回到家，喜欢修剪后院，看棒球比赛和读书，晚上11点休息，第二天5点起床开始每天45分钟的步行晨练。这就是我的一天。

学科创新需要充足的资金投入

问：在您的领导下，传播与信息科学学院成为这所大学的第三大学院。这是如何达到的呢？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学在传统学科的包围下一直在寻求自身的定位。传播学院是如何确立自己在大学校园中的角色呢？

答：传播学科的招生规模到处都在不断扩大，而工程学科则在缩减。我觉得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生产力是由信息驱动的。我们的成功是基于过去对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的较早投入。举个例子，1955年我们组建了阿拉巴马州历史上第一个教育电视网络。这种主动性所造成的影响帮助我们铺平了现在的路。再者，我们的前任院长是比尔·梅森（Bill Melson）和爱德华·穆林斯（Ed Mullins），他们的工作让我们学院能有今天的光辉成绩。

问：自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系加入学院后，你们就从“传播学院”（College of Communication）更名为“传播与信息科学院”（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为何变更名称？您会向其他大学推荐这种做法吗？

答：我们大概是全国第八所进行类似更名的学校。从那以后又有很多后来者。是的，我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联合，也值得鼓励。

问：除图书馆系以外，学院的其他部分包括了4个系：广告与公共关系学系、传播学系、新闻学系和电视电影学系。从课程设置和教师资源上来说，它们是怎样在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上共同运作的？在其他的一些大学里，这些系科可能会设置在不同的学院里。把它们设置在一处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呢？

答：从历史上讲，新闻和大众传播系已经能很好地一起运作了。传播学系似乎还有些隔膜，但是我一直希望它与其他单元能很好地整合工作，共同发挥作用。

问：学院包括传播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这个研究机构在詹宁斯·布莱恩特（Jennings Bryant）教授有力的领导下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它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答：我想传播研究所在詹宁斯到来之前就已具备雏形了。我记得爱德华·穆林斯在担任副院长期间领导过这样的机构。不过，詹宁斯1987年到我院以后，研究所则有了现在的定位。

问：除了传播研究所以外，学院还设有公共电视和广播中心（Center for Public Television and Radio）。它们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答：学院拥有丰富的制作资源。我们对公共电视的主要贡献是为阿拉巴马公共电视台（Alabama Public Television）制作的纪录片，其中相当一部分被美国公共电视台采用。公共电视广播中心还提供原创纪录片和本州新闻服务。我不能想象一个学院缺失类似于公共电视广播电视中心这样的机构还能从事认真的媒介研究。

问：学院不久前刚刚收购了一个商业电视台（WVUA）。全国的州立大学中只有密苏里和巴黎圣母院大学设有同样的机构。收购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学院和你们的学生能从这家专业电视台获得哪些益处？

答：这主要得益于资金的支持，尤其是保罗·布来恩特（Paul Bryant，阿拉巴马历史上最成功的橄榄球教练之子——作者注）160万美元的资助使之得以实现。我深信从事职业运作是理解传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对于那些有志于从事电视节目制作的同学来说，这个机构能帮助他们进一步了解电视形象是如何创造和解构的。这也增加了他们对未来雇主的价值。

问：学院为创造性媒介研究中心斥资1300万美元购置设备。这种革新和有洞察力的概念是从何而来的，这个中心的使命是什么？

答：我们是想结合制作和研究的资源于一体。创造性是其中的焦点，因为媒体的关键是创新的内容，尤其在广播电视媒介中更是如此。

问：您对学科未来发展有什么规划？

答：我希望能够看到新闻与大众传播系建院。我们已经收到奈特基金会（Knight Foundation）和其他一些方面的资助，总额225万美元，用以兴建全国第一个以“教学报纸”（Teaching Newspaper）为基础的社区新闻学（Community Journalism）硕士学位。我们正在准备建立一个公共关系研究中心，对这个项目的资助有望达到150万美元，同时我们还有其他一些主要发展规划在进行中。不过，我们最重要的事情仍然是吸收优秀的教职员工和招录出色的学生，对这两项事务的规划也在进程中。

重实践的本科与多产的博士教育：杰出系友层出不穷的秘密

问：学院的本科生有很多机会把他们在课堂里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你们有电视台、广播站、学生自办的报纸《红白报》（Crimson Whit，红白是阿拉巴马的官方颜色——作者注）以及在线新闻网站“阿拉巴马日界线”（Dateline Alabama）。在这些机会的背后体现了何种教学哲学？学院如何在人文教育和实践训练中求得平衡？

答：我之前提到的制作和教育之间的关系不算新，约翰·杜威在20世纪早期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这正如一位老师解释形体印象是如何在自我意识中形成的那样显得多余了。

问：您对学院的本科毕业生有什么期望，他们理应达到何种境界？他们准备从事哪些类型的工作？校友们现在的工作情况如何，可以给我们介绍其中杰出的几位吗？

答：我希望看到学生毕业时很快乐，渴望去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其他的一切也会随之而来。我们杰出的校友包括供职于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部的约翰·可川（John Cochran）、ESPN体育报道的雷斯·戴维斯（Reece Davis）、赫斯特传播集团（Communication Hearst）高级经理戴伯·施弗（Deb Shriver），还有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之父盖伊·特尔斯（Gay Talese）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前执行主编郝威尔·雷纳斯（Howell Raines），等等。

问：学院在博士教育上十分多产。《新闻与大众传媒教育家》（The Journalism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在博士生毕业人数这个项目上一直把学院排在前十名。这对学院作为一个整体有何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答：唯一可能的负面影响就是我们被看做或者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条生产线。但是证据明显与这个结论相反。我们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是出色的，例如，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和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现在已分别吸收了我们4名和3名毕业生。此外，累积的事实不断表明我们的毕业生正在获得提升或者即将成为终身教授——这都是好的讯号，表明我们对他们教导有方。

问：学院提供三个博士研究方向，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信息科学（information studies）和文化、批判与修辞学（Cultural，Critical and Rhetorical Studies）。提供这三个方向是出于哪些考虑？

答：这样的设置代表了学院里的主要学术方向——新闻与大众传播、图书馆与信息科学以及传播学研究。

教师队伍构成应多元化

问：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学院教师队伍的大致情况，他们的最终学位获得情况、职称、年龄以及性别。您认为在哪些方面还需要改进？

答：我们有60位全职教员，其中45名拥有博士学位，而30%是女性。我们的终身教授所占比例略高一些，但是时间会改变这种状况。十分明显，我们需要更多的女老师。教师中少数族裔的代表性曾经获得奈特基金会的首肯。

问：您曾经说过，学院的成功建立在教师成就的基础上。您的教师队伍获得了哪些杰出的成就呢？

答：事实上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离不开教师的研究和创造力。在过去的3年里，我们的老师担任过图书馆与信息科学教育协会（Associ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Education）、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和美国广告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Advertising）的主席。在过去的4年中，我们的老师获得过大学教学研究和服务的各种最优奖项。我们的教师担任3本学术期刊的编辑。传播管理协会上次发表的一篇关于电子传播和媒介研究现状的调查文章中，我们排名第六。所以，我们学院的确是一个多产的机构。

寄语中国同行

问：您曾在2002年访问过中国，对这个国家有什么印象？如果有人问您对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何建议，您会对行政长官、教员和学生说些什么呢？

答：中国是个美丽的地方，它让我想起幸福是植根于文化和传统的。我希望中国能记住传播和教育是天生的颠覆性活动，我希望他们在政治和文化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拥抱它。惯用的说法就是，尽其所用。